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以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亦与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见也。癸丑之岁，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阴甲骨文字，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缺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多，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姑就此编所录，举其荦荦大者。
以官制言之，则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朝无异也。《汉书·诸侯王表》谓“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谓“诸侯王群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书》亦谓“天子之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衙同”。初疑其为充类之说，非尽实录。乃此编所载齐国属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则大匠当汉之将作大匠，长秋当汉之大长秋。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大祝、祠祀、园寝诸官为奉常之属，郎中为郎中令之属，中厩丞为太仆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大仓、大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水衡之属。属官既备，长史可知。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征。此其关于官制者一也。若夫扶风列《表》、司马《续志》，成书较后，颇有缺遗。此篇所录，则汉朝官如洛阳宫丞、官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汉书·张安世传》虽有“私官，然《百官表》有“私府”无“私官，，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莆川郎丞、载国大行，郡县属官如水丞、平丞、陶丞，余官如司空、祠官、橘监、发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马《志》所未载。余如“桐马五丞”中之有农丞、乐府之有钟官（此乐府铸钟馎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钟官也），钟官之有火丞，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
至于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莆、济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案《汉书·高帝纪》以胶东、胶西、临溜、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世家》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则汉初及全齐之时，有临溜、城阳、济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河间王。”是赵国有河间郡也。且济北建国，自兴居国除之后、安都侯未封之前，中为汉郡者十一年。城阳，则共王徙淮南后，中为汉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之前。则济北、城阳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临莆守一印，则齐国既建立后，当称“内史，国除之后，又当称“齐郡太守”。
此印云“临莆守”，必在高帝初叶，悼惠未封之时，且“临莆”二字，犹为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灭六国，所置诸郡，无即以其国名之者，东郡不云“卫郡”，颍川不云“韩郡”，邯郸不云“赵郡”，何独临溜乃称“齐郡”？然则汉之初，郡必袭秦名，则班固以齐郡为秦郡，而不云“故秦临溜郡”者，非也。河间、即墨二太守封泥，皆孝景中二年以后物。即墨乃胶东国属县，而河间、胶东二国，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绝世。光武中兴，乃并河间于信都，以胶东封贾复。然则此二郡太守之印，当在亡新之后、建武之初，与《封泥考略》之胶东太守、胶西太守二印，均足补《汉志》之缺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庐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
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除琅邪为鲁元公主所食邑外，余皆列侯食邑，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岐误。如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均作“管”，今封泥有“菅侯相印”。菅属济南，时为齐县王子所封，当在境内。则“管侯”乃“菅侯”之讹也。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帝纪》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封泥有“请郭邑丞”、“请郭丞”，则知前五名皆“请郭”之伪也。华毋害所封国，《史表》作“绛阳”，《汉表》作“终陵”。今有“绛陵邑丞”封泥，则《史记》“阳”字误，《汉书》“终”字误也。秘，彭祖之国，《史》、《汉》二《表》并作“戴”，《索隐》音再。今有“载国大行”封泥，则音不误而字误也。余如“临溜”之为“临莆”，“剧”之为“勵”，“莱芜”之为“来无”，“不其”之为“苐其”，“临辕”之为“临袁”，均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知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狡夷侯周舍”，《史表》“汶”作郊；“郁根侯骄”，《史表》“郁根”作“郁狼”。
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乡印”，《左传隐元年》注亦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与此封泥字异音同，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著县”，前后二《志》均为“著”字，韦昭读为“蓍龟”之“蓍”，师古非之。然后魏济南尚有蓍县，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则韦是而颜非也。“东莱掖县”，二《志》皆从手旁，《齐策》两云“夜邑”，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及“夜印”，则《齐策》是也。古地名有“历”字者，字均作“磨”。如《秦策》及《史记·春申君列传》之“濮磨”，《史记·侯表》之“磨侯”，《乐毅列传》之“磨室”，今本皆转讹作“磨”。
今封泥有“磨城丞印”，足证上三“磨”字皆“磨”之讹。此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事，而无待赘言者也。至封泥之由来与其运用，详余《简牍检署考》。其出土源流，则参事序中详之，并不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