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的无价值；这便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
印度那图夫人（Sarojini Naidu）的诗集《时鸟》（Bird of Time 1915）上，有一篇英国戈斯（Edmund Gosse）的序文。他说，那图夫人留学英国的时候，曾拿一卷诗稿给他看。诗也还好，只是其中夜莺呵，蔷薇呵，多是一派英国诗歌里的习见语，所以他老实的告诉她，叫她先将这诗稿放到废纸篓里，再开手去做真的她自己的诗。其结果便是《黄金的门》（The Golden Threshold）以下几部有名的诗集。这一节话，我觉得很有意味。
戈斯并不是说印度人不应该做英国式的诗，不过因为这些思想及句调实在是已经习见，不必再劳她来复述一遍；她要做诗，应该去做自己的诗才是。但她是印度人，所以她的生命所寄的诗里自然有一种印度的情调，为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者：这正是她的诗歌的真价值之所在，因为就是她的个性之所在。
正确的说来，她的个性，不但当然与非印度人不同，便是与他印度人也当然不同，倘若她的诗模仿泰戈尔（R.Tagore）也讲什么“生之实现”，那又是假的，没有价值了。或者她的确是做自己的诗，但所含的倘是崇拜撒提（Suttee）一类的人情以外的思想，在印度的“国粹派”——大约也是主张国虽亡而“经”不可不读的一流人——看来或者很有价值，不过为世界的“人”们所不能理解，也就不能承认他为人的文学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1）创作不宜完全没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一九二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