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纪后半至十六世纪,正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镰仓幕府与德川氏江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这武士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近于历史演义的战记,以及悲剧类的谣曲。战记种类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语”是讲平源两家争夺政权的殊死斗,结果是平氏全族的灭亡,沉没在九州的海里。谣曲则是歌咏英雄美人的事迹的。

与谣曲相并发生的,便是这里所译的喜剧类的狂言了。这戏剧发生的历史还未能详知,但是出于所谓“猿乐”,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据说猿乐这名字乃是散乐的传讹,原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杂剧,内容包括音乐歌舞,扮演杂耍各项花样,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这些歌舞杂耍音曲,在民间本来流行着。这时候大概又受着中国元曲若干的影响,便结合起来,造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最初叫作“猿乐之能”,能便是技能,后来改称为“能乐”,那脚本即是谣曲。谣曲是悲剧。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乐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原来还有些轻松诙谐的一部分收容不进去,这便分了出来,独自成功一种东西,就是狂言这种喜剧了。

狂言与谣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看得不单调。但是话虽如此,狂言的性质还是独立的,而且与谣曲相对,更显出它的特质来。谣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国日本和佛教文学上的词藻典故,灵活地安排成一种曲词,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则全是当时的口语,与四百年后的今日当然颇有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相通的,这在语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价值。至于内容上,两者的不同更是显著了。谣曲的脚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将,名士美人,都各有他们的本色,至于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说了。狂言里的角色正和这些相反。武士是时代的宠儿,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将军便是他们的头儿,其次是占有多数土地的“大名”(译文中称作侯爷),他手下还有许多武士,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如说平民对他们“不敬”,便可以斩杀勿论。他们实际上是人世间的虎狼,可是在狂言里出现时,却都显得有点像是猪狗了。太平享乐消磨了他们的凶悍气,武士变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爷出门没人跟随,强迫过路人给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吓坏了,蹲在地上学斗鸡和不倒翁的样子(《两位侯爷》)。或者出去赏花,学做吟诗模样,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两眼发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们都由名僧变成了贼秃,大抵因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发,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头陀在日本称“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炼法术的人,也是庸碌无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头陀》),有的还连看见一只蟹和一只猫头鹰,也都没有什么办法。鬼神本来是可怕的,这里也都成了喜剧的脚色,雷公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要庸医给他打针,而且打得啊啊地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蓬莱岛的鬼于过节时到人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连歌毗沙门》是一篇圆满结局的喜剧,主角毗沙门出台来也是小丑似的样儿,用矛来切开梨子,恐怕锈了,问信徒们要磨刀费,又说梨子流出许多汁水来,算作他的所得,这虽然都说是玩笑话,但却讽刺了主角毗沙门的市侩口气。此外如夫妇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户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着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如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会也有狡狯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克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日本的民间故事与笑话后来演变成为“落语”,发达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来便是从此取材的。本书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显得恶俗,特别很少色情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