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间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其中有这几句话：
“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至于英雄更是隔教，怎么谈得呢？其实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45]，却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随时可以遇见，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虽然不能说得明白，略为表示一点意见，也总是应当的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46]，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句话有点说得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预备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事件[47]。大前年夏天我往东京去玩，在日华俱乐部遇见好些实业家和军人。我提起藏本失踪的事来，一位中将答说：说起来实在惭愧。可惜当时的日本报纸和通讯社所发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编辑为一书，倒是很有意义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里雇来的老头儿坐了破汽车到官所请愿说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是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个人尽不以为然的，但事情总是那么实现着。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国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面事件。我曾说过，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这于贩毒可以得到证明。《管窥之一》中云：
“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家，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抗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于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名誉的缘故么？”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不错，日本民族是喜欢明净直的，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平日只看见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件事实当然要感到十分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说这是当然，盖因此不属文化分内事，虽贤哲亦无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这问题来了，无论对不对总得与以一种解释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经走不通，那么就来走反面的路看，贤哲没有办法，那么就去找愚不肖的来吧，我这里只好来提出反文化说作解释，大家请勿笑话，如有更好的说法，不佞愿伫候明教也。
我看日本现在情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国文化的，即是对于大化革新的反动，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对于明治维新的反动，是也。我们推重日本的文化谓其自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但其以中国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而汉文化的影响为尤大，盖年代久远，所入者深，所及者广也。日本开国相传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谨慎的学者则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为纪年，是时为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国用年号，次年即实行改革，于历史上开一新年代，一切文化于以建立，而为之模范者则隋唐时制度文物也。千余年来代远事繁，又学涉专门，不佞未敢妄谈，只就现代生活来说，汉文化迫压的痕迹也还是历历可睹，略举一例如文字，汉字至今还为中学生所必修，汉字到处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罗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有一时候最出风头的断然处置呀膺惩等等话还不得不用汉语，这真是一段大喜剧。用毛笔与筷子似乎成一系统，日本也套在这圈子里没法摆脱，于是艺术与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着走，虽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感，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个压迫，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民国前太炎先生[48]居东京，有人找他写字，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文云：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太炎先生的愤慨是难怪的，但是天下的负恩杀师其原因并不一定为的是愈己，实在有许多也因为是太不如己了，无意识的感着屈辱，想乱暴地反抗一下，才能轻松地吐一口气，这种行动显见得很不太雅，不过在世间也不是不可体谅的事情。在日本的汉文化的压迫实在太沉重了，明治维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后，甲午之役出手一试，打胜了中国，反汉文化的反动便逐渐进行，现在差不多到了绝顶，仿佛有的失了正气，便成了如上文所说的状态。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维新，从攘夷忽而转为借用西洋文化，这的确不愧为一大英断，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动也旋即抬头，近年中乃与反汉文化的反动一同爆发，这在脱离国际联盟时松冈洋右[49]的拂袖子，与主张焦土外交时内田康哉[50]的后步里可以看出来，——说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动看去却仿佛都是美国电影式，全不像我们想像中的东方豪杰。国内有甘心给军人做听差的右倾政客文人新闻家不张旗鼓，结果提到了日本宪法学的功劳者美浓部达吉，拿这老头儿来祭旗，也做个杀鸡惧猴的勾当，可见他们是将大有作为，要努力来建立起“昭和维新”。果然五一五后还有二二六[51]，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事虽未成，右派势力之不可侮总是很明白的。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当然是极端国粹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上述特色至少也总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无疑的，我想如真是国粹主义则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坚炮利的一部份或当除外吧。这是我所拟议的日本右派所应取的态度，觉得如此才合情理，虽然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决无佐幕的理由，兹不过借助代谋，应有尽有的说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爷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将军，不过根据数百年历史上的经过，数十年教育言论的灌输，加以目下强有力的指导与运动，或者日本人民觉得在皇室之下设一军人内阁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袭而为亲任，似未始不较代议政治为更是国粹的吧。我近来常在等候这种主张的发生，这也别无作用，只觉得这样才讲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没有人主张复兴幕府，明说要军人专政，大家都只嚷嚷说“法羞”，这令我听了始而固然失望，继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意大利语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党或其主义解，非日本语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倾的反动，却仍不得不借用欧语，吾于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压之深，殆不下于汉文化，其发生反抗的反动者宜也，惟其主动的国粹主义尚戴着西洋货的鬼面，此则颇可笑耳。据蔼理斯说，法西斯的发生须有三条件，即其一，国家昔曾有光荣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复兴的热意，其三，有人能担当此事业也。故德意土诸国合于此条件，英法则否，故蔼理斯以为此运动不能有为。日本情形正与英法同而德意土诸国异，国粹派有志右倾，无妨坦率直陈，苟所深信即主张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余，以为护符，徒见其无气力无诚意也。譬如雅片公卖虽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卖，直称曰雅片，土药云云已嫌多事，若讳之曰西北货，美之曰国货，不说别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穷汉偷鸡，不必隐语云般若汤，或曰踢球也。《系辞》云，失其守者其词屈。凡如上文所云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说明近来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自己知道不见得怎么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没有方法可以说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来谈，把大意告诉他，他不很以为然，说日本的这些手段并不专是对中国人用的，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有不同罢了。举出例来有三月初北平日文报《新支那》上所载有称支那一读者的投书，有云：
贵报说中国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记者诸君这样说，我想不妥当吧。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似乎也并不是怎么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时候，造出朝鲜人的谣言，把他们杀了许多，又因了官宪的命令，不但是大杉荣夫妇连无罪的小孩儿也都虐杀了，这些事不说也罢。因为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们大抵都已不记得了吧。那么现在且来谈那满洲事变之后的，犬养木堂翁的暗杀事件。不，那并不是暗杀，非说明杀不可也未可知。明暗虽有区别，断人家的生命总是一样吧。现役军官杀了现任的内阁总理，还有成千成万的人民出来请愿减刑，减了刑的陆海军士官们又都恬不知耻地活着，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么东西，但从戏文和说书上也听到过一点儿，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里什么地方还留存着少许武士道似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总是不懂。断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这或不是残忍亦说不定，但难免是卑怯。（据上海《立报》译文。）
在我的《管窥之一》也曾说及云：
“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是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记事却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这样看来，日本人对于自家人的行动也差不多，亦何尝明净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无从解说，只能正直地自白云不懂耳。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识地动着。柳田氏所著《祭礼与世间》第七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地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陋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颇有相似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输入的，而且在爱好希腊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亲近，虽然这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极是重要。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52]，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我想假如我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思了吧。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没有什么宗教情绪，对于这些事情简直张不开口来，别说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上边所说的也都是废话，只余这不懂的一句声明，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日本常以书画美术等中国系统的文化给西洋人去看，又以机器兵械等西洋系统的文化给中国人来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却并不提出来，人家并不大注意，其实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我们平日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现状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终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