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朋先生:

康有为为人好歹,我们不去论他。至于他跟着张勋复辟,正是他的好处,因为他相信孔教,便要实行孔教教义,孔教的政治思想,他这始终一贯的精神,到可佩服,你为何要骂他出乖露丑呢?倘若康、张的事业成了功,必定大下上谕要尊崇孔子圣人之道,那时颂扬圣君(傅仪)、贤相(康有为)的,恐不止足下一人。如今康有力失败了,跟着下井投石,以成败论人,大可不必!

足下颂扬了半天孔子好,而所以然的好处,却没有一字。鄙人说孔子不好,却确有证据,并非不虚心不看书轻易说话。前几号本志,鄙人曾有好几篇非难孔教的论文和答人的通信,请足下细细研究一遍,“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鄙人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足下之雅意”。若空说孔子好,孔子不好,都不足以服人。象足下此次空空的颂圣文,以后恕不答复。

陈秀独一九一八,十二,十五。

附张寿朋书

记者足下:

寿朋昨日到一位朋友家中,幸获与贵杂志《新青年》相遇。看未中篇,不忍释手,便一口气看下去,自四卷一号至五号,接连五本,整整看了一夜。《易卜生号》以下,敝友处尚未买到,故某亦以未获尽阅为憾。统观大著,“于菟三教,气吞全牛”询不愧乎《新青年》三个字矣。但是,窃有欲进而与诸君商榷之处,请先向诸君道个歉,然后再说。

寿朋今年三十岁了,早在十五六岁的时节,就不幸遭了极悲惨的境遇,不能再求学问,到廿多岁时候,也曾在新闻界混碗饭吃,又不幸因为主张太过激烈,遭了大大的危险;自从近来这几年,多在僻野山村中过日子,饱尝那“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风味,脑筋的陈腐不消说了。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的树起一块“文字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诸君须知道吾国的国民,和那惊风的小儿相似,越恐吓他,他越是不肯服药呢;所以寿朋想要劝诸君不要闹那“文字革命”,只说个“改良文学”就够了。

男女的问题,非待实行共产主义,“衣食足而知礼义”之后,断不能得圆满之解决。若现在便要打破贞操的防围,好有一比,比如劝那受了风寒的病人吃荤吃鱼一般。依寿朋愚见,对于男女之间的问题,现在所亟宜主持者三端:

(1)勉励男子的贞操,俾与女子均分那为时势所限的痛苦。(2)痛斥那男女间得新忘旧的行为,荒谬的恋爱。(3)改革男女吃醋的恶劣根性,嫉妒,要挟,怨讪之恶德。(按此三条,并行不悼。)贵杂志所译述各种小说、诗、歌,以及诸先生之诗,若《人力车夫》《宰羊》《落叶》《车毯》《相隔一重纸》《学徒若》(此诗音调,大类古诗中之孤儿行)诸篇,无一非仁人之言,恻隐之声。当兹人道不明,良心麻醉之时会,得此电气之力频频感射,亦当稍有苏醒,第“不忍毅触”一念,虽齐宣亦未尝不有,然究不足与为善者,不肯牺牲幸福,克制欲性,以尽救人之责故也。愚怠以为诸君以后所做的诗文,所译的小说,勿徒为悲天悯人,说消极方面的话;宜多从积极方面取材,庶足以“廉顽立懦”,惮豪杰之士闻风兴起也乎。(古诗中之东门行,新小说中之孤星泪,很有这种意思。)

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仁人之言也。所谓“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意也。然此等观念,实不可输入这般恶浊众生的脑筋中。佛氏有言,“未世众生,业力深重”。他们听了这宗话,他将来要无恶不作,以为这非我的本心便不妨去做了。

西洋哲学,寿朋无能为役。然窃观古代希腊Eleatic 派积静非动之学说,以较僧肇的《物不迁论》,法藏的《华严义》《海百门》,形相似而相差实远。何以故?情举一例,诸君就明白了。昔南北朝时有一法师讲色空义。他说,“一微尘析为众微体时,众微体空,故微尘亦空。”秦跋陀禅师笑其谬误,乃正云,“一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无中微,众微空中无一微”,(不暇查书,约记其意。)若积静非动之说,何以异于那位法师所说之色空义耶?诸君于本国学问每嫌其旧,而于西洋这种谬误的旧学,却又不嫌,抑又何耶?

柏格森“直觉”之说,果如贵杂志所谓者,则决不得与程正叔“德性之知”相附会。必欲勉强附会,只堪拟于佛氏之所谓“投胎舍”耳。鄙见如此,尚祈诸君有以审之。(程正叔“德性之知”是实有此知。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此觉否。)

近时德国Eucken 美国WtlliamJames 人之学说,看来未必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性质相同,似无援引之必要。且王阳明之“良知”,当下即是,不更求之格物穷理。其谬误所极,不可胜道。在今日智识蒙昧之吾国,尤当摈之。(如张勋之徒,其良知但知复辟为好而即行,知行合一者也。)

中同文字里面夹七夹八夹些外国字,这种体裁,寿朋绝对不赞成。即如前面写的那几个外国字,要把一幅纸移转来写,好不费神。读起来,又不能成诵。(中国文字的写法,发笔本从左而右,顾行列则从右而左,殊不可解。如今可以把行列改作从左而右,较为方便。或竟改作横列,则于夹西文为便。然读时毕竟困难。)鄙意以为必须用外国字的意义添造些中国字,由中央大学研究会订定一部字典出来,久则必能通行全国。非但名词可造,即疏状词也可以造。乃至本国普通俗活之所有而文字之所无者亦须要造,如是,方足以资新文学乏应用也。(鄙意如取六书会意之法,则经济可造个‘■’字:从手,从利。世界语可造个:‘■’字:从言从通,或‘■’字:从言,从共。论理学可造个‘■’字:从言,从理省;或‘詓’字:从言,从法省。如取谐声之法,则用西文之首音以为其声,而以‘贝’字‘言’字等偏旁配之。或一义一字,或一义两字随便。其音务明了,笔画不宜太多。盖所重者在字义,字义既详定于字典中,一并附西文原字一则虽村学究亦能知之矣。)

世界愈文明,则学术新理愈多。一个人的精力哪里能够尽读世界各国的书?又安能遍学各国的文字?若定要学外国文字,才能够研究外国的学问,则学英文者不能研究法、德、俄等国的学问,学法、德、俄文字者亦然。如是,则非遍学各国文字不可。此翻译一道所以为学问上一件极有利益的事也。文字若能添造,译学若臻完美,则求学之人将那些学外国文的日子省出来,别有用处,岂不好吗?若谓西籍浩繁,美不胜收,不能遍译,则先其重要者,精妙者,简易者,徐及其余。人之读书,贵在触类而长,因故知新,岂以享现成家业,徒多为务哉?

诸君读了外国的好诗歌,好小说,入了神,得了味,恨不得便将他全副精神肚脏都搬运到中国文字里头来,就不免有些弄巧反拙,弄得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何以故?外国有外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中国有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所以每有在外国极有精神极有趣味的话,拿来中国却没有精神趣味了。若谙习外国文言的自然全读外国诗,不用读得译本。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造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费大精神不能。如贵杂志上的《老洛伯》那几章诗,很可以读。至如那首《牧歌》,寿朋却要认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因此故寿朋请诸君在翻译上还要费点儿神。(责备贤者,休怪休怪。)

诸君不嫌老聃、庄、列,却要痛骂魏伯阳张伯端,岂知道教旁门虽有多歧,真诀初无二致。《参同》《悟真》,即道德经之枝苗也。论起来,道家金丹之术,本来没有多大的价值,但现在也没几个真正懂得的。那些打坐运气的人,早是发了昏,堕入五里云雾去了,诸君却又当他做御女摇战(邪道未尝无此)的工夫,口孽造得不小。这些小道,就不懂得,也不算事。但是既不懂得,便犯不着胡乱骂人。诸君若要问寿朋懂得么,寿朋只好答道:不懂。却愿意指引诸君去寻一位懂得的人问问。那人是谁?就是东洋最崇拜的明朝那位王阳明先生。

王莽学周公,曹孟德学文王。后来只有人骂王莽、曹孟德,并没有人连文王、周公也骂。诸君却因排康有为而诋及孔子,未免太猖狂得不成话了。就是康有为那老头儿他冒充尊孔也还不必与王莽、曹孟德同科。何以故?王莽、曹孟德是心术不正的小人,康有为却是太愚了。他少年时也抱了个很大的志愿,救国的热肠,只是没有学问阅历,干一回事干坏了,他还不悔悟,他还要目空一切,以为孔子的本领不过如此,我已经比得孔子了。狂来狂去,狂到今日,越变成个蠢物了。他跟着辫子大帅去干那复辟的事,出乖露丑,至死不变;现在还要说些什么“共和”“共乱”的谵活,真正可笑,亦复可怜。这就是狂人的殷鉴。大凡学者之责任,应该排伪以崇真,明真以消伪。诸君恶康而并且低及孔子,倘非感情之见,便是犯了心粗胆大的毛病。诸君要知道,人生不能出乎宇宙之外,决不能违天道的范围。孔子之道,便是天道。《易经》云,“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席》里头几句说得好,“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云云。诸君若要仰面唾天,也只得由诸君罢了。

孔子之道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偏的不是局的;是精微的;不是粗犷的;是眼中看见十万步,脚下只用一步一步行去的。孔子之道,非是自己做得尽,是叫我们后世的人去继续光大的的;是暴君挖破了的;是俗儒削坏了的;是现今一般妄人污蔑了的;却仍旧是日月一般的光明,我们睁开眼,就看得见的。寿朋无似,为求那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正道,救世的方法,绞脑筋,耗心血,翻来复去,几阅寒暑,才干孔子之道真信得过。诸君若还虚心,再将孔、孟的书研究一遍,程、朱的书参考一回,想聪明胜过寿朋十倍,不难一旦掉转头来。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寿朋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诸君之雅意。所谓“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仆”。若诸君不再看一看书,便轻易说话,寿朋就要请诸君恕他“一声勿响”。诸君现在胡乱诋■孔子之处,寿朋亦不暇一一置辩。

此候著安。

张寿朋鞠躬

附录一周作人答的信

寿朋先生:

来信中间:有关于我所绍介的文字者少许,略答如后:

贞操问题的比喻虽然极险,但这问题何以不是药饵,定是“荤鱼”,却尚有可商之处,所以不能鲁莽赞同。男女问题的圆满解决,固非共产时代不能成功;但局部的解决,却现在也可实现。那时“衣食足而知礼义”,现在社会未知礼义,如何能知贞操?所以成了问题,正可提出研究。如因预想将来总有结局,此时便不必开口,则也有一比:比如人为潦水所浸,倘汲出若干,或自己垫高若干,原可较现状略略见好;今却云,潦水退完,一切都自完全干燥,此时不如浸者万勿说起也。至于提出的三事,(2)(3)本系坏事,也极望有人纠正;(1)的男子贞操,不知是否男子也不续娶,与女子一样守着肉体上的贞操,抑系别的意思,无从悬揣,所以不能妄下是非。

以前选译的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Soiogud 与Kuprin 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Strindberg,实不觉“徒为悲天悯人,说消极方面的话”。至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本以为坏人中也有人性,可以教导改善;可见社会情状改良以后,恶事都将消灭,不必灰心。正是使“豪杰之士,闻风兴起”的话,来信却又以为听了“将来要无恶不作”。原来“末世众生,业力深重”,至于如此,我不解佛学,真是无从知道了。

《牧歌》原文本“高”,译的不成样子,已在Apologia中说明,现不再说。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他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正当。唯直行中夹入原文,实是不便的事;来信以为可“竟改作横列”,我却十分赞成。

周作人七年十一月八日

附录二刘叔雅答的信

寿朋先生:

仆素不想冒充“学贯中西”,所以绝不肯“勉强附会”,所以提及程正叔者,取其“不假见闻”四字而已。来教问“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此觉否”。柏氏方在巴黎CollegedeFrance当教授,请去问他自己可也。

刘叔雅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