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题解
一个民族历尽艰险仍能屹立不倒，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一种文明于跌宕起伏中仍传承不辍，也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钱穆先生在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就是“义气”，也就是因为这一股“义气”历史上有多少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如《正气歌》所唱“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章通过“义命之辨”和“义利之辨”号召国人摒除私欲，养“浩然之气”，共克艰危。
中国文化绵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因此其所经艰难困苦，亦特丰富，远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养成了中国民族特有的克难精神，常能把它从惊险艰难的环境中救出。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族，中兴夏业，可算是中国史上最先的一位克难英雄。此下如春秋时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复兴卫国，又绵延了它五百年的国运。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灭强吴。稍后到战国，如燕昭庄用乐毅，复兴燕国，卒报齐仇，而齐亦有田单，困守即墨孤城，终亦收复失地。如此之类的历史实例可称俯拾即是。但这些尚都在中国民族还未凝成一大统一的国家之前，比较是偏于地方性的小范围以内事。下到秦始皇创建统一政府，此后中国所经内忧外患，两千年来，种种惊涛骇浪，更属艰险，更属巨大，但中国民族终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历史中完整依然，屹立无恙，所以说到克难精神，中国民族之伟大表现，就今天而论，可说是举世无匹。
现在要问的，上文所谓“克难精神”，究竟是那样一种的精神？换言之，中国人惯常凭借着何种样的精神来克服诸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主要的是凭仗着一股气。气不壮，气不足，非难亦难；气壮气足，难亦非难。旧说称之为一股气，新说则称之为一股精神。我们要克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凭仗这一股气。人生也只凭仗一口气，没有那一口气，又如何克得难？宋末文天祥国亡被俘，在牢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中间列举许多历史人物，全是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发扬正气，虽然在当时只是大节不移，临危受命，但天地间只要有正气流行，自然邪不克正，一切艰难只是由邪恶之气所鼓荡，所激成，正气发扬了，邪气自然消散。这一种天地正气，在孟子书里则称之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由积义所生，至今在中国社会上还流行着“义气”二字，我们可以说，义气便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难精神。
何以说义气便是克难精神呢？这里便应该先明白“义”字的界说与内涵。要明白义字的界说和内涵，先该明白得“义、利”之辨和“义、命”之辨。本来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趋利、舍失趋得、舍危趋安、舍死趋生的。但有时却外面环境不许我们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满限满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这一种局面，正是我们之所谓难。最难的在于只见害不见利，只见失不见得，只见危不见安，只见死不见生，使人无可趋避无可抉择。在此环境下，叫你转身不得，无路可走。我们一旦过此环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与打算，全用不上，那时则只有另作计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择上用心，因为在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费，于是我们只有另辟一道起，另作别一种的打算，只问我对这事该不该如此做，却再不去问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这该不该如此做，便是一个“义”的问题。我该如何做即如何做，至于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环境的力量，现在则此种力量压迫得太紧缩太严重了，使我无从努力，无可用心，则只有诿之于命，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虑，这里便是所谓义、命之辨。义只是尽其在我，只是反身内求，我究竟该如何做，至于做了后的外面影响，我只有置之不问，说这是命，非人力所预。列子书中曾有一篇题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时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问这番力该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国传统教训，特别看重“知命”。《论语》二十篇的最后一句，便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愿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计较，搁置一旁，专问此事该不该，义不义，如此心归一线，更没有多打算，多计较，自然气壮气足，外面一切困难，也不觉是困难了。困难的在于谋利而不得利，转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转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转反得危；贪生而不见生，转反见死，那才是为难的局面。若我能把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边，不去多理会，专一反身来问这刻的我究该如何，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内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见有我不见有外面，只有我没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无困难可以阻挡，那外面尽多困难，也自然克服了。
但这是说到极端的话。外面环境很少遭遇到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只见有死不见有生的境界。惟其有利害可别，有得失可较，有安危可商，有生死可择，人人遂一意在此上用心打算计较，却忽忘了该不该，义不义。然而外面环境究竟是复杂的，变动的，我见为利而转成为害，我见为得而转成为失，我见为安而转反是危，我见可生而转反得死，随时随处有之。人的聪明有限，外面变化，哪里能全部预见，全部肯定？如是则转增惶惑，转多顾忌，本来并不难，却见荆棘丛生，寸步难行。何如你在并不十分困难的处境下，早当做十分困难的环境看。你早就不要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那些并无十分确切把握的计较上计较，那些并无十分确切凭据的打算上打算。你早就心归一线，只问我此事该不该，义不义，更不要计较外面那些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岂不更单纯、更直捷、更简单、更痛快。如此你气自壮自足，外面真实有难也不见难，何况外面真实并不甚难，你自多计较，多打算，心乱气馁，反而不难也见其难。现在则心定气足，义无再虑，义不反顾，那样则转而不谋利而自得利，不求安而自得安，不欲得而自无失，不惜死而自有生。这是所谓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并不叫人舍利求害，只是指点人一条真正可靠的利害别择的正道与常规。
人若明白得义利之辨，义命之辨，一切事都问个该不该，义不义，更不问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如此积而久之，自然心定气壮，便见有所谓浩然之气。孟子又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于天地之间。”何以说浩然之气是“至大”呢？因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打算，是人人而殊的，你见为利，别人或许是害。你见为得，别人或许是失。这些打算全是小打算，这些计较全是小计较。只有义不义，该不该，你如此，我亦如此，任何人都如此，这是大计较大打算。你一人在计较，不啻是为大众计较；你一人在打算，不啻是为大众打算。任何人处此环境，遇此事变，也只该如此计较，如此打算。心胸大气魄大，面前的道路亦大，所以说是至大。何以又说是“至刚”呢？因为你若专为得失利害安危死生打算，本来如此打算见有利，若觉无利有害，你岂不要再作计较，再有打算？你若专为该不该义不义着想，不论前面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种种反复，种种变化，你早打算定了，该做即做，不该做即不做，勇往直前，再也不摇惑，不游移，岂不是刚吗？何以又说是“至直”呢？惟其心归一线，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义，四围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全不顾，那条路自然直的，不是曲的邪的了。
利如此，害来也如此。得如此，失来也如此。安如此，遇危也如此。生如此，临死还是如此。你如此，我如此，任何人到此境界，遇此事变全该如此，所以说塞于天地之间，正见其无往而不如此。若为私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打算，即一人一打算，一时一打算，你的打算与我不相关，此刻的打算与前一刻后一刻不相关，那真是渺小短暂之极，又何能塞于天地之间呢？试问那渺小短暂的打算处处隔阂，时时摇动，岂不要不难亦难。那种至大至刚以直而塞乎天地之间的大打算，岂不可以难亦非难，克服一切困难而浩然流行呢？
这种义气，亦可说是公道，这是一条人人都该如此走的路道。照着这一条公道走路的人，便是有义气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克服一切困难。换句话说，正因人不肯照这一条公道走，没有义气，所以才有种种困难发生。可见只要人人照此公道走，人人知重义气，一切困难也就自然消散，自然克服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风尚，正因为一向就看重这一种公道与义气，所以遂养成了举世无匹的一种克难精神。
但这一种气，却贵能“养而无害”，个人如是，全社会更如是。此刻我们的国家社会正遇到空前大难，这一种大难之来临，正为人人先失掉了正义感，人人不照公道走，人人都从自己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计较打算，社会没有公道，没有正义，各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哪能一致？人人为自己打算，不为公正道义打算，人人在目前环境上计较，人人认为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前途，结果则前途愈窄，命运愈惨，大难当前，莫之奈何。那些全是邪气，非正气；全是私道，非公道。此刻要回头克难，只有大家觉悟，大家莫再在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打小算盘，作私计较。大家崇奉公道，奖励正义。历史上那些守死善道激扬正气的人物，像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皆当衷心崇拜，刻意推敬。社会上朋辈中只要是守公道奉正义的人，吾们都该竭力敬重，加意阐扬。只有大的刚的直的可以发生力量，打破难关。一切小计较，阴柔气，歪曲相，都该扫除。如是由一人推到十人百人，由一团体推到十百团体，社会正气日张，公道日宏，一切难关，无不可以打破，无不可以克服。人心感召，极快速，极坚强。舍此之外，更无其他妙法奇计。命运永远将摆布人、捉弄人，人人只得面对着害的、失的、危的、死的路上一步步的挨近。这是当前事实，明白告人，还不值得我们的警觉吗？
这不是一人两人的责任，却是大家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提倡克难精神，只有发扬民族正气。
阅读延伸
钱穆《人生十论》、《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