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游离与独在
俞平伯
环君曾诉说她胸中有许多微细的感触，不能以言词达之为恨。依她的解释，是将归咎于她的不谙习文章上的技工。这或者也是一般人所感到的缺憾吧。但我却引起另一种且又类似的惆怅来。我觉得我常受这种苦闷的压迫、正与她同病啊。再推而广之，恐怕古往今来的“文章巨子”也同在这网罗中挣扎着罢。“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终古恨事。
再作深一层的观察，这种缺憾的形成殆非出于偶然的凑泊，乃以文学的法相为它的基本因。不然，决不会有普遍永久性的。这不是很自然的设想吗？创作时的心灵，依我的体验，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构”的角逐，一方面是追捕、一方面是逃逸，结果总是跑了的多。这就是惆怅的因由了。永远是拼命的追。这是文学的游离；永远是追不着，这是文学的独在。
所以说文学是描画外物的，或者是抒写内心的。或者是表现内心所映现出的外物的，都不免有“吹”的嫌疑。他们不曾体会到伴着创作的成功有这种缺憾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看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奇迹。他们看不起刹那间的灵感。他们不相信会有超盲文的微妙感觉。依他们的解释，艺术之宫诚哉是何等的伟大而光荣；可是，我们的宇宙人间世，又何其狭小、粗糙而无聊呢？他们不曾细想啊，这种夸扬正是一种尖刻的侮蔑。最先被侮蔑的是他们自己。
既知道“美景良辰”只可以全心去领略。不能尽量描画的，何以“赏心乐事”就这样轻轻容易的一把抓住呢？又何以在“赏心乐事”里的“良辰美景”更加容易寻找呢？我希望有人给一个圆满的解答。在未得到解答以前，我总信文学的力是有限制的。很有限制的，不论说它是描画外物、或抒写内心，或者在那边表现内心映现中的外物，它这三种机能都不圆满，故它非内心之影，非外物之影，亦非心物交错之影。所仅有的只是薄薄的残影。影的来源虽不外乎“心”“物”诸因子的酝酿；只是影子既这么淡薄，差不多可以说影子是它自己的了。文学所投射的影子如此的朦胧。这是所谓游离；影子淡薄到了不类任何原形而几自成一物，这是所谓独在。不朽的杰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飞来、未曾写完的残稿，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
我的话也说得太迷离了，不易得一般的了解。所成就的作品，既与创作时的心境关连得如此的不定而疏远。它又凭什么而存在呢？换句话说，它已是游离着且独在了，岂不是无根之花，无源之水。精华已竭的糟粕呢？若说是的，则文艺之在人间，非但没有伟大的功能，简直是无用的赘疣了。我遭遇这么一个有力的反驳。
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文艺在人间真等于赘疣，我也十分欣然。文艺既非我的私亲，且赘疣为物亦复不恶，算得什么侮辱。若以无用为病，更将令我大笑三日。我将反问他，吃饭睡觉等等又何用呢？可怜人类进步了几千年，而吃饭睡觉等的正当用途至今没有发明。我们的祖宗以及我们，都不因此灰心短气而不吃不睡，又何必对于文艺独发呆气呢。文艺或者有它的该杀该剐之处，但仅仅无用决不能充罪状之一，无论你们如何的深文周内。
闲话少说。真喽嗦啊！我已说了两遍，文学是独在的，但你们还要寻根究底。它是凭什么存在的，大家试来评一评，若凭了什么而存在，还算得独在吗？真不像句话！若你们要我解释那游离和独在的光景，那倒可以，我愿意详详细细地说。
“游离”不是绝缘的代词；“独在”也只是比况的词饰。如有人说是我说的，文学的创作超乎心物的诸因；我在此声明，我从未说过这类屁活。这正是那人自己说的，我不能替他顶缸。我只说创作的直接因是作者当时的欲念、情绪和技巧；间接因是心物错综着的、启发创作欲的诱惑性外缘。仿佛那么一回事，我为你们作一譬喻。
一个小孩用筷子夹着一块肉骨头远远的逗引着。一条小哈叭狗凭着它固有的食欲，被这欲念压迫后所唤起的热情，和天赋兼习得觅食的技巧，一瞥见那块带诱惑性的肉，直扑过去。这小儿偏偏会耍，把肉拎得高高的，一抖一抖的动着。狗渐人立了，做出种种抓扑跳跃的姿态。结果狗没吃着肉，而大家白看狗耍把戏，笑了一场。故事就此收场。
我们是狗化定了，那小儿正是造化，嬉笑的众宾便是当时的读者社会和我们的后人。你说这把戏有什么用？可是大家的确为着这个开了笑口。替座上的贵客想，好好的吃饭罢，何必去逗引那条狗，那是小儿的好事；但这小儿至少不失为趣人。至于狗呢，不在话下了。它是个被牺牲者，被玩弄者而已。它应当咒诅它的生日，至少亦曳尾不顾而走，才算是条聪明特达的狗。若老是恋恋于那块肉骨头，而串演把戏一套一套的不穷，那真是狗中之下流子了；虽然人们爱它的乖巧，赞它为一条伟大的狗。您想想。狗如有知，要这种荣誉吗？我不信它会要。
所谓文学的游离和独在，也因这譬喻而显明了。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固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了，狗是得意极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爱看狗戏的群公岂不依然有失呢。换言之，若文学与其实感的竞赛万一告毕，（自然，即万一也是不会有的。）变为合掌的两股，不复有几微不足之感，那就无所谓文学了。我故认游离与独在是文学的真实且主要的法相。
还有一问题，这种光景算不算缺憾呢？我说是。又说不是。读者不要怪我油滑，仍用前例说罢。从狗的立场看。把戏白串了不算，而肉骨头也者终落于渺茫，这是何等的可惜。非缺憾而何？若从观众和小儿的立场看，则正因狗要吃肉而偏吃不着，方始有把戏。狗老吃不着，老有把戏可看、那是何等的有趣。又何用其叹惜呢。我将从您的叹惋与否，而决定您的自待。
以下再让我说几句狗化的话罢，正是自己解嘲的话。所谓文学的游离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由于落后——实感太微妙了，把捉不住。这正如以上所说的。（二）由于超前——实感太平凡粗笨了，不值得去把捉。前一个是高攀不上，后一个是不肯俯就。虽有时因文学技工的庸劣，而创作物与实感游离了；却也有时因它的高妙，使创作物超越那实感。在第二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有相当的自喜，虽然这种高兴在实际上免不了“狗化”。
春花秋月，……是诗吗？不是！悲欢离合，是诗吗？不是！诗中所有诚不出那些范围、但是仅仅有那些破铜烂铁决不成为一件宝器。它们只是诗料。诗料非诗，明文学的料绝非文学。
我们看了眉月，这么一沉吟，回溯旧踪，那么一颦蹙。是诗吗？不是！见宿树的寒鸦，有寂寞之思，听打窗的夜雨，有凄清之感。是诗吗？不是！这种意境不失为诗魂，但飘渺的游丝，单靠它们却织不成一件“云裳”的。它们只是诗意。诗意非诗，明文学的意境绝非文学。
实在的事例，实在的感触都必经过文学的手腕运用了之后，方可为艺术品。文学的技工何等的重要。实感的美化，在对面着想，恰是文学的游离。我试举三个例。
譬如回忆从前的踪迹，真是重重叠叠，有如辛稼轩所谓“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似的；但等到写入文章，却就不能包罗万象了、必有取舍。其实所取的未必定可取，所舍的未必必须舍，只是出于没奈何的权宜之计。选择乃文学技工之一，有了它，实感留在文学作品里的，真真寥寥可数。所召集的是代表会议，不是普通选举了。
又如写一桩琐碎或笨重的事，不能无减省或修削之处；若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就成了一本流水账簿，不成为文章。奏了几刀之后、文章是深亮多了，可是原来的样子已若存若亡了。剪裁又是重要的技工。
平平常常的一个人，一桩事据实写来不易动人听闻，必要在它们身上加了些大青大绿方才快心。如宋玉之赋东家子，必要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依拙劣的我们想，宋先生贵东邻小姐的身个儿，即使加减了一二分的高矮，似乎亦决不会损害她的标致。然而文章必这么写，方才淋漓尽致，使后人不敢轻易菲薄他的理想美人。这是何等有力的描写。夸饰比如一面显微镜，把肉眼所感都给打发走了；但它也是文章的重要技工。
不必再举别的例证了，您在修辞学上去看，那些用古古怪怪的名词标着的秘诀，哪一个不是在那边无中生有，将小作大的颠倒着。再作一个比方：吃饭的正当形式，只是一口一口的咬嚼而已；然而敝中国的古人有“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的繁文缛节，即贵西洋的今人到餐室里去，亦必端端正正穿起礼服来。我们细想，这是干吗？“丑人多作怪！”但同时就不免有人赞叹着。说它们所表现的是文明，是艺术哩。
各人的地位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因而所见不同；这是不能，且不必强同的。我也不必尽申诉自己的牢骚，惹他人的厌烦。单就文艺而论文艺，技工在创作时之重要初不亚于灵感。文艺和非文艺之区别间，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属性。我们因此可以明白真的啼笑何以不成为艺术；而啼着笑着的ｍｏｄｅｌ，反可以形成真正的艺术品。这并非颠倒而是当然的真实。
我们可以说，一切事情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ｎａｔｕｒａｌ算不了什么，人间所需要的是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我们觉得被实感拉下了，不免惆怅；若觉得把实感给拉下了，那便骄矜；实在都沾点滑稽的幻觉，说不出什么正当缘由来。万古常新，千秋不朽的杰作，论它的究竟，亦不过狗抓肉骨头而不得（不足）。人想交合而先相对鞠躬（有余）、这一类把戏而已。我们对于它们，固然不屑赞扬，却也不可咒诅。（赞扬和咒诅都是把戏之流，我们何敢尤而效之。）沉默是顶好的道路，我说。——安于被玩弄也是顶好的道路，我又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作于北京。
【点评】
俞平伯（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浙江省视学、浙江师范国文教员，上海大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一度赴英、美，均不久即返。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院校教授。曾加入过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提倡过“诗的平民化”。１９２２年１月，曾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１９２３年初版，５０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逝世，终年９１岁。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从古到今，人们都为文学创作中的词不达意而感到苦恼。把心中所想形诸于笔端是一个思想外化和物化的过程，这就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甚至歪曲。作者用狗与骨头的关系将文学的游离与独在形象的加以说明，把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创作过程中的感悟以及读者的感受都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