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九月十五日晚十点钟离莫斯科，九月十六日上午十点钟回到列宁格拉，在该处耽搁了三天。第一天参观冬宫，该宫前的大广场，就是一九〇五年农民列队向沙皇请愿，被沙皇军队开枪残杀的所在。从此俄国人民益恍然于沙皇政府的冥顽不灵，革命是要用殷血抗争得来，不是请愿所能希冀的。现在冬宫已改为革命博物馆，因列宁格拉为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重要革命的策源地，所以这个博物馆所陈列的更为逼真。在这里，我所深深感触的，是十月革命的前后，沙皇的残暴军队和各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实力，都比革命所仅有的武力优越，但最后胜利终属革命方面，这是因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大众在一个英勇斗争的领导力量之下作殊死战，也就是因为有一个英勇斗争的与大众立在一条战线的党领导着大众作殊死战，所以沙皇和各帝国主义终于莫奈他们何！出冬宫后，参观圣爱塞克教堂（St. Issac Cathedral），备极华丽，是世界第二最伟大的教堂，据说从一八一八年造到一八五八年，同时工作者达一万二千奴隶，造四十年之久，才完工。这也可算是宗教的作孽史！教堂内的神像暗射沙皇尼古拉第二的面貌，还有几个神像暗射他的妻子和皇子等的面貌，藉以麻醉迷信宗教的愚夫愚妇，这又是宗教和恶势力狼狈为奸的罪恶史！
第二天上午参观列宁格拉最著名的一个托儿所，一个工厂，其内容和在莫斯科所见的大同小异，我不想再报告了。这天下午看了两个地方都是俄国的革命史上很有趣味的遗迹。一个是托立达宫（Taurida Palace），即杜马（Duma国会）开会的所在，会场非常宏伟。当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时期，和同时并存的苏维埃，同在这宫里办公，直到一九一七年八月，它们才分裂。临时政府移至冬宫，苏维埃则移至斯莫尼（Smalny），由列宁和他的党人在此领导斗争，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机。这斯莫尼原是一所很寻常的建筑，在帝俄时代原来是作为“贵族小姐学院”（“Institute for Noble Maidens”），十月革命时却从“贵族小姐”一变而为社会革命发动的中心机关！这屋里三层楼第九十五号房间，便是列宁在当时于万难中苦心焦虑指挥革命进行的所在，现在仍照当时原样保存着，所以是游客最感到兴趣的遗迹。这第九十五号房里的设备异常简单：一个大房间隔成两个小房间，前面的一间大些，一无所有，后面的一间很小，又用板木矮墙隔而为二：前一小间是办公室，有破旧的办公桌一张，上面放着一个电话听筒，桌后一张圆椅，此外有一张小圆桌，两张破旧的沙发，小圆桌上放着当时留下的几张已经变为焦黄色的新闻纸，有一张上的大标题是“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瓦解”，我想这在当时一定是列宁所最注目的新闻了；后一小间只有两张小铁床，各就着对面两边墙放着，中间就只够一人走路的地位，床上铺着很简单的白布被单，排着一个白布枕头，听说当时列宁和他的夫人即住宿在这里。在常人看来，这是很简单的房间，但在当时聚精会神于革命工作的列宁，他睡的房间是什么样的，也许是全不觉得！而这个很简单的房间，却是“震惊全世界十日”的大本营！（John Reed作有一本名著，描写当时的情形，名“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第三天参观彼得保罗堡垒（Peter and Paul Fortress），给我的印象也很深。这是一个摧残革命人物的最惨酷的牢狱。这牢狱四面都是厚墙围着，里面有十六七个囚室，每个囚室也是用很厚的墙壁围着，室里高处有一个几寸宽的小窗，门是用厚铁板造的。所以在这小囚室里，一丝一毫的声音都听不见。无事可做的犯人囚居在里面，天天呆坐着，结果只有两条路，不是死，便是发狂！房里只有一张小桌，一架小床。有一次全体犯人忍不住这样的惨酷待遇，把床桌打碎，此后便改用铁造的床桌，连床板都是铁的？房里点的是油灯。在一九〇八年，有一个革命的女子替列宁印刷小册子，被拘入这个牢狱，她用油灯上的玻璃罩打破自杀，以后便改用铁灯，装在墙上高处一个洞里。这些铁桌铁床和铁灯，以及粗劣不堪的洗脸盆和便桶，现在仍赫然存在，使人想象到当时的惨酷情形！有几个囚室里，现在有特造的男女囚犯的模型，穿着污秽破烂不堪的衣服，有的坐着发怔，有的伏在案上痛哭，有的侧卧在床上待毙，伤心惨目，不忍卒视！除各囚室之外，还看见一个暗室，囚犯每七日拖进这里关一日，使过黑暗的生活。当时的秘密警察随时用绑票手段抓人，有许多死在狱里，家人还蒙在鼓里！妻子还盼望着丈夫，父母还盼望着子女！有的到临刑时，得与家人诀别，在狱里另有一个地方专备此用，中间隔着两层的铁栏杆，仅能略远的望见，还不能接近。列宁的为革命而死的阿兄，就曾在这种惨景中和他的慈母诀别。在压迫革命的统治阶级，可谓尽惨酷的能事，但是革命的怒潮终于不能抑制，大众的潜力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解除他们的锁链，这是历史给与我们以无量勇气的铁一般的事实！
在列宁格拉的旅馆里，遇着最近到过日本和东三省的两位美国大学生，据说日本当局曾在那暑假里，用特别廉价的办法，招待五百个美国大学生游历东三省（先到日本），看他们的“王道”成绩。我问这两位美国大学生的感想，他们表示佩服日本“干”的精神，说日本是“可惊的民族”（“wonderful people”），同时谈到他们在沈阳街上看见日兵检查中国的平民，略为回答得慢一些，即被打嘴巴，任意用脚乱踢，中国平民战栗恐惧，低头侧目，唯命是听，一点不敢作声！我听了心如刀割，东北同胞的惨痛，可以想见！
记者于九月十八日晚十点钟离列宁格拉，乘俄轮甲经斯基（Djar―jinsky）回伦敦，途中在北海遇着两天的大风浪，晕了两天的船，又加上机器出了毛病，在德国的奇尔船坞修理了一天，原来五天的路程，走了九天才到。在船上虽有几位谈得来的英国青年，但多数的乘客多是比较冷静的英国“绅士”，所以和前次去时的船上热烈同情的空气，完全不同，我大半的时间用在看了几本书。九月廿七日下午六点到伦敦，这次苏联之游告一结束，但在下次通讯，还想谈谈《关于苏联的一般的概念》。
一九三五，四，廿四，下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