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参观红伟橡皮厂所附设的托儿所、工人住宅,及该厂所在的一区的诊治院。关于这个托儿所的情形——是记者在苏联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托儿所——曾经在第八十篇通讯《托儿所》里面叙述过。关于诊治院的情形,在第九十四篇通讯《工人城》里面,也曾经叙述过一个大概。这天所看的诊治院,在规模及设备方面,和在《工人城》所见的大同小异。该院除为红伟厂的八千工人的卫生和健康任卫护的责任外,并为该厂所在的全区五万居民负起同样的责任。所谓诊治院,专为设计预防及临时诊治之用,病人并不住院的;遇有病症须住院医治的,即另送到医院里去;遇有病症须经较长时间疗养的,即另送到相当的疗养院里去。

这个诊治院各科都有,另设有儿童科,专诊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医生一百个,看护妇百余人。医生每日到院工作四小时,研究一小时。每个医生的月薪自二百五十罗布至四百罗布。看护妇每日工作六小时,轮班服务。每个看护妇每月薪金自一百二十罗布至一百五十罗布。关于粮食及日常的需用品,医生和看护妇都可得到合作商店的优待。(医生五年毕业,看护妇则三年毕业。)

我们对该院院长又提出私人行医的问题,即医生自己挂招牌行医,不参加公共的机关。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几点:一是病人对于私人的医生是否觉得比公共机关的医生来得可靠,来得仔细,于是仍喜欢就医于私人的医生;一是就医生方面说,是否在实际也是私人的医生对于诊察来得仔细,责任心来得重。据该院院长的答复,依他们的实际情形,一般人都愿到公共的机关就医,因为良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工作,而且免费;在医生方面,因社会的环境和以前不同,做医生的在物质供给上既有相当的满足,并不斤斤较量商业性质的方面,特重于医术上的研究和努力增高一般人的卫生和健康,同时因为公共机关在设备上——研究方面以及疗治方面——都为私人的医生自己力量所不及,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加入公共机关来发展他们的天才或专门的能力,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

这天看了诊治院和托儿所之后,又参观了几处工人的住宅。关于工人住宅的情形,记者在以前的通讯里,曾经零星地谈到。这天看到的一处是在一个簇新的大公寓式的屋子里一个工人家庭。这公寓的内部,和在德国所见的差不多,也是每家有个小门,小门内几个房间,和他家分开——不同之点是:在德国至少为小布尔乔亚的住宅,而在苏联则为工人的住宅。这个工人家庭有一夫,一妻,和两个小孩,占卧室两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男的在一个皮革厂里做工,每月工资三百罗布,每月出租金三十四个罗布。女的原来也是做女工的,六年来因身体内部有病,不能再作工,每月领到赡养金六十罗布,在家里料理家务。这小家庭里布置得很整洁,有地毡,还有一架钢琴。

又到一个工人居住的公寓,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我们走进一个小家庭,一夫一妻和三个小孩,占两个卧室,一大一小,大的是三个小孩住的(每个小孩有一个小铁床,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排着厚软的枕头),小的是夫妇住的;一个厨房,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小餐室;卧室里装有无线电播音,布置也很清洁,有地毡,有沙发,排有好几盆的鲜花。男的在红伟橡皮厂里做工,每月工资四百罗布,每月付租金五十三罗布。女的在家料理家务。

在别国旅行不能随便跑进人家家里去视察;在苏联旅行,却是个例外。你跑进他们的住宅里去视察,他们很欢迎,指示你看这里,看那里,这在他们是好像由幽谷而迁至乔木,所以很欣然地公开给你看看。

讲到这类工人的住宅,在西欧当资本主义正在昌盛的时候,工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像住宿这类的住宅,有地毡,有钢琴,有无线电播音,并非没有;但这是资本家大获利润的时候,分出一些些给他们,到了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现在,失业的工人领得一些救济金,全家挤在贫民窟的暗室里,情形便大不同了。记者写此文时,伦敦报上正记载着一个贫民窟里的失业工人的家庭,父母子女共六人睡在一个暗室里的一个铁床上;一个女儿十七岁了,但也不得不夹在父母的床上睡觉;床上只有薄的被单,没有绒毯(在西方不用棉被,冷天就只用被单包着绒毯遮盖),一个六岁的孩子竟在最近一夜里冻死!检验官在验尸的时候,说这真是可骇的情形,说这算是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在这位检验官是愤慨的讥讽,但这却是贫民窟里的不足骇的情形。他提起“基督教的国家”,说来凑巧,据《每日快报》的记者所调查,这不幸的家庭所住的房间所以暗无天日,正因为所有的光都被一个大教堂的高墙遮没了,而且这个房屋也是这个大教堂的财产。

苏联的工人住宅是一天一天地在那里讲究起来,而西欧的劳动者的住宅虽有一个时期并非没有过这类的享受,但就目前的趋势看去,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剧着“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我觉得由西欧往苏联去视察的人们,应该不要忘却这两方面趋势的比较。

一九三五,三,二〇,上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