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舱的搭客在船上可“通行无阻”，记者在上次通讯里已说过，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一百多个三等客除每天三次聚餐，一次茶点，以及在夜里不得不上床睡觉以外，便整天地聚在音乐室或吸烟室里，或是在甲板上，看书的看书，谈话的谈话；就是睡觉，也非挨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大都不愿就往卧室里钻。大家睡得虽迟，起来都还算早，至迟早晨七点钟就从床铺上滚起来，匆匆盥洗后，就往甲板上跑，因为狭隘闭塞的三等舱卧室，实在没有使人留恋的余地。
头二等舱的搭客里有好几位“死硬派”大概看不惯我们这班“孩子们”在他们的区域内钻进跑出，“来得个写意”，有一天在头二等舱的总门处贴出一张很大的字条，上面写着“Onlyfor 1st and 2nd Classes”（“专备头二等之用”），我们这班“孩子们”看了大笑，置之不理，“死硬派”大丢其脸！徒唤奈何！
青年好动，西洋的青年尤其好动，这次船上有了这一大班美国男女青年，仅仅看书谈话，当然还不够消耗他们的活动力，所以不久之后，在甲板上便有运动游戏的出现。除“推球”游戏外（在甲板上用长棒推动扁圆的木球，同时可由两人或四人参加），最热闹的要算“船上网球”，规则和陆上网球一样，不过设备很简单，用粗绳在两根小柱扎成像足球比赛时的球门模样，当作球网，一个粗绳造成像一个大圆镯似的东西，便算是球，由立在这个球网的两边的人掷来接去。在这“船上网球”场上的女子，往往只穿着短裤，一件小衬衫，乳峰高耸，白腿纷飞，大表演其健康美。
还有些男女表演拳击，手上各戴着大的皮手套，大击而特击，有一位近视眼仁兄也不自量地脱下眼镜参加，两个脸上被打得发肿，难能的是还欣欣然觉得十分有趣似的！此外还有许多男女喜欢实行日光浴，凑巧这几天都是晴天，太阳光天天光临，这些男女便穿得越少越好，男的就只穿着一条短裤，老实赤膊；女的有的穿着游泳衣，曲线毕露，有的也穿着短裤，不过上半身还加上一件衬衫，有的除短裤外，上半身只挂着一个乳罩，背腹手臂全露，这在我国的道学先生——或是假道学——看见了，我想大概要摇头慨叹不置的，但在他们却很自然地七横八竖地睡在或俯伏着一大块被日光所笼罩着的甲板上，尽量使皮肤和日光接触。同时有的看书，有的唱歌，有的谈笑。
我对这班男女所最歆羡的是他们的活泼的精神，和歌唱的兴趣。
我在船上带了几本关于苏联的英文书，还带了一本用英文解释的俄文自修书，上船后的第二天请教了一个俄妇指示了一些，引不起学习的兴趣。我到法国时便被引起读些法文的兴趣，到德国时便被引起读些德文的兴趣；因为它们的字母和英文相同，相类似的字也不少。俄文的字母原有三十五个，最近虽省去了三个，还有三十二个，而且特别得很，字音又多特别的长，真是佶屈聱牙，够麻烦！在我所带的书里面，有一本叫做：《你将到俄国去吗？》说得颇有趣，它说要把俄语学得好，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法是和一个俄国人发生恋爱，这样一来，便使你不得不努力研究；第二法是常和许多俄国的小孩子混在一起玩，因为他们有许多简单的生字给你学，并且不管你听得懂不懂，总肯继续不断地和你瞎谈。据说这两种方法之中，以第一法为最好，可惜这类事情不能随你的意思预先接洽布置！
我上船后很想探询关于船上在管理方面的组织情形，因为我们所在的是Soviet的船，所以引起这样的注意。七月十五日（上船后的第二日）下午四点钟，便跑到最高的那层甲板上去访问船长，承他在船长室里晤谈。他听得懂英语，但只会讲德语，我幸而懂一点“洋泾浜”德语，彼此还算勉强谈得来。他似有四十岁左右，穿着制服，戴着军帽，态度镇定而和蔼，尤其是他的诚恳的态度，给我以很好的印象。
我所首先询问的是船长的权限，和全船职工和他的关系。和他谈后，知道他是由船局委任的，全船事权由船长负全责。在航行期中，全船职工对船长命令须绝对服从；倘职工对船长有不合的意见，得于船到列宁格拉后，向船局提出，该局另有委员会任考察裁判之责。船上除船长外，有一委员会，由全体职工选举组织，主持水手们的教育事宜，每晚上课一小时，由船长和船员担任演讲；课程内容分政治经济，技术，和其他基本科目如算学等。彼此在职务上界限分明，此外则大家亲热如朋友，并无上下之分。
我和船长约谈了十分钟的时候，船上的“一群孩子们”里面也来了五六十人要求和他谈话，他以房间太小，便同到室外的甲板上，五六十人围着他，最前的便七零八落地坐在甲板上，由一个懂俄语的搭客任翻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审判似的，由船长逐一回答。在谈话里，有一点更值得记述的，便是大家对于水手的待遇情形特别注意。这船上原有水手五十六人，因有四人在例假中，故现有五十二人。每人每日工作八小时，遇有特别情形须加工时，工资照加。在苏联区域内的时候，每一水手得工资百分之一二·五作保险费；在苏区以外，得百分之一五作保险费。这所谓百分之几的保险费，不是由工资中扣下的，是于工资以外加付的。每一水手每年得十六日的休养例假，船长船员及工作较繁重的水手则每年有四星期的休养例假。
有人问生病时怎样？船长答：工资照付，医药费和休养费全给。大家听了都点头称善。
有人很直率地请问船长每月工资多少？答：六百五十罗布。又问水手每月工资多少？答：一百罗布。
还有人问：为什么在Soviet的船上，舱位还有几等的分别？答：因Soviet的船要往各国口岸来往，各国轮船都还分等，所以目前也不得不略有迁就。
还有人问：船上允许夫妇一同工作而同时又在船上同居吗？答：设备未周，故在目前尚有所未便。一般男女青年听这问句提出时，都眼巴巴地微笑着倾听下文，听了答语，都表现着失望的神情。
船长被盘问了一点多钟，都很诚恳地作尽可能的解释，最后这“一群孩子们”围着又大唱国际歌，那位和蔼诚恳的船长则肃然立正举手行军礼致敬，等大家唱完，他才把手放下。
散会后大家纷纷议论，有好多人对于船长和水手每月所得工资的差异，尤其注意，因为我们觉得这还是不免不平等。其实这也是苏联在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确用过“平等”制的，后来又用“差等”制，依工作性质的差异而有多寡之分；史太林对此事曾有长篇演说，把此点列入“新工作六条件”之一。记者到苏联后对此点也特加研究，关于较详的分析，后面再谈。此时所能说的是在过渡期中，工资的差异虽在逐步减少，还是不能避免的。
这天夜里我约了由加拿大回俄的那位俄女，同到船尾上的“红角”（“Red Corner”）去和水手们谈话。所谓“红角”者，即水手们的休息室，里面有书报，有乐器等等。这位俄女能俄语，又能英语，所以很适宜于替我任翻译。随后还有其他搭客也来谈话，水手们都笑容可掬地和我们周旋。和我谈的有十几个水手，年龄大概都在二十几岁，围着一个长方形的桌旁坐着。问话要点如下：
（一）对于现在所做的工作都觉得喜欢吗？答：都喜欢。
（二）一面工作，一面关于学识上有无增进的机会？关于职务上有无擢升的机会？答：都有；并说在列宁格拉设有养成水手人材的学校，他们擢升后，即有新人材来接替。
（三）对于工资有差异的态度怎样？答：各人本领有高下，所负责任有重轻，而且既有擢升机会，也不在乎。
（四）倘对船主不满意，如何办法？答：从未有过这类的事情发生。
（五）船上党细胞的组织对干全体职工的关系怎样？答：只关党务的事情，开会时非党员不参加；有关全体福利问题时，党组织开会时，非党员亦参加，议案须经全体通过才生效力。
（六）已结婚的家眷在列宁格拉，生活不感到寂寞吗？答：每两星期得相聚一次，倒还过得去。
做我临时翻译的这位俄女到底年青娇嫩，译述最后一个问答时，含羞答答，玫瑰红的双颊上一阵一阵地开展着无法躲避的红晕。我原是随口发问，无所存心，到此却怕她“吃勿消”，赶紧乱以他语，她才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很自然的态度。
廿三，十二，十，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