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一九三三)七月十四日由上海动身出国,说来凑巧,恰在今年七月十四日又由伦敦动身赴俄。由上海赴欧,比较地是个长期旅行,乘意轮算是最快的了,也要二十三天;在欧洲由这国到那国,只须几小时的火车路程,原很简便,但由伦敦乘俄轮渡北海而到列宁格拉,却须整整五天的海程,所以在欧洲看来,也可算是较长的旅行了。而我在这两次的动身日期,无意中都恰在“七月十四日”。

往欧洲其他各国旅行,在准备行装方面,心理上大概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旅客生活总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打算到俄国去,便多少不免引起新奇的心理,所以在动身以前,遇着曾经去过俄国的朋友,总喜欢探问准备行装方面有什么特须注意的事情。当时有一位中国朋友刚在几个月前由俄国回到伦敦,据说在俄国对于穿衣服是很不讲究的,穿好的反而被人看作布尔乔亚,反而被人看不起;我听后便只带了几套西装里面最“蹩脚”的两套。还有一位英国朋友是在大学里当讲师的,两年前也到过俄国旅行,听说我将往俄国去,很仔细地开了一张单子给我,列举着许多要提防的事项,例如开了好几样药品,有的是治疟疾的,有的是治虎列拉的,有的是治胃病的等等,并叮嘱在动身前须打好防疫针,尤其是防虎列拉的针,据说俄国水多不清洁,非开水不可喝,“沙拉得”(Salad即西菜中常有的生的青菜)以少吃为妙,此外要带的是草纸(即上厕所用的)和“却可立”糖,据说这两样东西在俄国都是不易得到的,还有是胰皂,也很重要,不可不带。

这位朋友是很诚意地这样地下警告,我却觉得这样简直好像准备到南菲洲去旅行似的!我因为行期已迫,来不及打什么防疫针,只带了一两样药品,两小捆草纸(外国草纸是雪白洁净的);我自己虽不是像西洋人——尤其是妇女们——那样喜欢却可立糖,但是听说在俄国这东西看得很重,也带了三盒,准备送给俄国朋友。可是依后来的实际经验,除所带的却可立糖确为俄国朋友所啧啧称羡外(其实俄国也已有,不过还不及西欧的好吃),其余都是出于过虑的;但这却不是朋友们撒谎,只足以表见苏联的情形是日新月异,时时在进步的路上向前奔跑着。关于这一点,以后还有机会谈到。

且说在今年七月十四日那天的下午一点钟,友人孟云峤君陪我上船,船名西比尔(Sibir)。我们上船的时候,已看见三五成群的男女搭客在船上闲谈着(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记者一个),孟君笑着说:“这些都是‘Comrade’(‘同志’)啊!”(其实后来知道这些旅客里面很少是党员,而且有几个还是十足道地的反动分子,虽则大多数是同情者,详情见后。)我看见这次旅客里面有许多男女青年——活泼愉快的男女青年——我们虽还不相识,但彼此相遇,多微笑点头,他们或她们的和蔼亲热的态度似乎常溢于眉宇间。我想这无他故,我们同道去的目的地是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国家,这班男女青年跑到那里去,至少都具有观察研究的好奇心理,就这一点说,同情心当然要比较地丰富了。依我看去,不但在这些旅客间有这样的“空气”,就是船上那些穿着蓝布制服的水手,和穿着黑丝罩衫的女侍者们,帮我们拿衣箱的拿衣箱(水手),引导我们看舱位的引导者(女侍者),都欣欣然满面笑容,好像有了什么喜事似的。

我们大多数坐的是三等舱,在船身前半的下一层,当中是餐室,餐室的周围都是房间,房间里大多数有四个铺位,少数有六个或八个铺位(房间较大),还有更少的房间只有两个铺位,专备搭客用的。各床铺上有软垫,有白色被单及绒毯,餐室内有白色桌布,有鲜花,收拾得很清洁,但是因为在下一层,空气究竟差些,尤其是在卧室里面,因为只有船旁的一个圆窗洞。可是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在别国的轮船上所未见的,那便是三等舱的搭客都可用船上的任何层的甲板,都可在头二等舱的音乐室,吸烟室等处看书,谈话,舒散。换句话说,这几个好地方虽靠近头二等舱,却是各等搭客所共用的;坐三等舱的搭客在船上一样地通行无阻,不像在别国的轮船上,三等搭客不许到头二等舱里去。

也许还未能做到真正理想的平等吧,这里究竟还分成什么头等二等三等,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把二等称为“旅客舱”(“Tourist Class”),把三等称为“特别舱”(“Special Class”),所以我将箱子放在自己卧室里之后,和孟君一同回到甲板上,不谋而合地同声脱口而出地说道:“我们去看看布尔乔亚的舱位怎样!”不但我们俩,随着我们同走,嘴上也在那里说要看看布尔乔亚舱位的,还有两三个女青年搭客。我们相视而笑,一同登上楼梯,踏上更高一层的甲板,向“布尔乔亚”的舱里跑。

所谓“布尔乔亚”的舱位,指的当然是头二等。它们都在船身的中部。头等在这中部的两旁,每房里有两个铺位(不是像三等那样叠起来的),二等在这两排的中间,和两旁头等舱隔开的是两个甬道,二等每房虽也是两个叠起的四个铺位,设备却比三等舱来得讲究些。头等最大的优点是有靠近船旁的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外便是船旁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在空气方面当然是舒畅得多了。较近船头而接连这头二等舱的一方,便是一个大餐室,设备也比三等餐室讲究些,例如有地毯,地位没有三等的那样挤,桌子是分开排的长方小桌,不像三等的是用开会式的长桌子。在这头二等舱的另一头,便是一个很讲究的音乐室,里面铺着讲究的地毯,有钢琴,有留声机,有舒服的沙发,有写字台等等。吸烟室则在更上一层的甲板,在音乐室前有楼梯直达,里面有很舒适的厚而且大的沙发,围着丝呢面的桌子。和这个吸烟室在同层甲板上的后面房间,便是船长室。吸烟室和船长室都靠近船旁,两旁都有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层上的吸烟室,两旁行人道的甲板,以及下一层的头二等舱两旁人行道甲板,音乐室:这些都是在这船上比较最好的地方,也就是全体搭客——不论何等——都可通行无阻,随意走动坐息的处所。

这船本说下午两点半开,直等到四点一刻才开。在苏联有个由革命以前遗留下来而尚未除尽的缺点,那便是有些地方要你忍耐着等,等,等!这种“慢吞吞”的习惯,据说在革命后已积极改善,但在苏联做旅客的人,仍感觉到这个缺点仍有不少的遗迹存留着。在这里算是我此行第一次尝着“等”的味道。孟君因四点钟还有他约,不能多“等”,便先和我握别。

在和我们一同参观“布尔乔亚舱”的几个女青年里面,有个俄女才十六七岁,一对碧眼,两颗笑涡,活泼轻盈,那种天真快乐的性格和态度,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地间有什么可以忧愁的事情;但是我无意中和她谈谈,才知道她原是孑然一身,父母都早已去世了,只有一个姑母在加拿大,从小跟着姑母,后来在加拿大一个衣庄里做工自给,苦过日子,现在知道苏联是劳动者的世界,便独自一人由加拿大经英国而回到苏联去寻工作做。她的身世,如用中国的形容词来说,也可说是“零仃孤苦”,但是她虽没有了家属的凭藉,却有个充满着希望和热情的新社会等候着她回去参加努力,这在她却也很有“快乐”的理由。

廿三,十一,十四,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