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重要报纸,就大概说,本来是操纵于几个托辣斯,其中就其鼎鼎大名的有三个,而这三个之中,犹太人包办了两个。这两个原来都是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名叫乌斯太音(Ullstein),资本一万万马克,可想见其规模的宏伟;所办的几种日报和定期刊物,都是风行一时,名闻世界的。例如最近(本年三月)因受种种压迫而停刊的《获惜协日报》(“Vossische Zeitung”)就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各国老资格的报纸中有“获惜姑母”(“Auntie Voss”)的著名绰号。现在这个“姑母”不幸因环境的压迫,而送了一条老命,西欧提倡自由思想的报纸多表示悼惜;这个不久寿终正寝的“姑母”,她就出身于乌斯太音。该公司所办的《柏林午报》(“B. Z. am Mittag”)是德国午报中的大王;所办的《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te”,是周报),每期销数在百万份以上,所享盛名仅次于《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News Illustrated”)。

还有一个犹太人办的大规模的报业托辣斯,名叫卢笃福摩塞(Rudoff Mosse),资本五千万马克。该公司所出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在国外尤为流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所印的字体是用英文字体的写法,不是用德文字体的写法,外国人便于阅看;听说这报在德国本国的销数仅三分之一,售到国外的反占三分之二。此外该公司还出有两种有名的晚报。

第三个著名的报业托辣斯名叫协尔(Scherl),是德国大资本家许根堡所办的(Dr. Hügenberg,演摄侮辱中国人电影的乌发公司也是他办的)。该公司资本约自一千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马克。所出的《本埠日报》(“Lokal: Anzeiger”)和卢笃福摩塞所出的《柏林日报》并驾齐驱,此外也办了两种有名的晚报。

除这三个大托辣斯所办的报外,还有个日报叫做《德国普报》(“Deutsche All gemeine Zeitung”),算是能比较立于超然的地位说话,于德国舆论界原有相当的地位,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地最好(这报记者也去参观过,并和该报政治部主笔晤谈过,但没有什么特点可记)。但实际也并非真是超然的,因为它的后台老板是德国实业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该会会长便是大资本家克虏伯(克虏伯钢铁厂是我们所常听见的)。大概要和中国做生意的团体,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地好些,英国的《孟却斯特导报》也是一例。在我们当然只有自己争气奋斗,不愿存有苛求于别人的意思,而且也不应存有苛求于别人的意思——再进一步说,自己如不努力,苛求于人也是无用的。

最后还要附带提到的是纳粹的两个比较最著名的党报:一个是德国现任宣传部长炙手可热的人物葛伯尔斯博士(Dr.Göbbels)所办的《进攻晚报》(Angriff);一个是《人民观察日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

这当然是很简单的大概。据德国新闻学研究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Zeitungskunde)的调查,在一九三二年(即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全德国的日报有四千七百零三家之多,其中党报(各党的)约近千家,凡党报而对某党特别接近与同情的约有一千二百余家,超然的报约有二千零数十家(这里有一点也很可注意,就是各听任自然的发展,超然的报特别多),可见情形很复杂;不过我觉得这类材料的叙述如果过多,读者也许要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只很简要地说了一些,现在让我谈谈参观乌斯太音所得的印象。

乌斯太音算是在德国规模最宏大的出版及印刷机关,该公司的房子分两处:一处在柏林的柯易街(Kochstrasse),是编辑部,各事务部,及所办的各种日报的出版处所在,可称老屋;一处在柏林附近的腾迫荷福(Tempelhof),是较新的大印刷所,专印定期刊物和丛书,所印的都是该公司自出的刊物,没有工夫接受外面的生意。记者偕同友人张博士也分两次去参观。于三月卅一日先去看该公司的老屋,屋分四层,虽非印刷所,因为有印报的关系,也有四五十架轮转印刷机,每小时都可印两万份的通常日报。此外有一架最新式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三万份,而且印时一点没有机声隆隆的声音,装在印机房的中央部分,看上去巍巍然好像南面王似的。但是因为生意清淡,四年来竟没有开用的机会,那样好的一部印机,就只得让它那样赋闲着!各报的编辑处和发行部的办事处,都依类聚在一处;例如有个全层的楼房都用作发行部,各报的发行部虽同在一层,彼此用玻璃墙隔开,柜台和行人甬道则联成一长条。大量生产经济,这样“大量”办公也有它的经济处。该公司全部职工最盛时代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只有七千人,这里面就替德国留下了失业者五千人。职员中女子过半数,包裹间的工人,女子亦过半数。职工出入上下者既多,所用的电梯也很特别。两个电梯在贴隔壁,电梯上立人的那个小房间不止一个,是几个叠着同时上上下下的。这两个隔壁成邻的电梯,一边继续不断地向上升,一边继续不断地向下降,两个电梯的门是一直开着的,两边一升一降地循环动着不停,所以没有人开梯,也没有人关梯;你要上楼或下楼,一钻进去就是!

各报的新闻照片贮藏处也聚在一处,所以非常经济。走进这个贮藏处,只看见四方八面的墙上都是许多小橱,好像中国的大规模的药材店似的(因药材店满壁都装着放药的小抽屉),不过这些小橱不是用木做的,是用铝做的,大概是要防潮湿的用意。该处共藏有新闻照片七八十万张,所用的管理员都是女的。我和张博士进去参观的时候,引导参观者问我们要不要试取什么中国的名人照片看看,我们就问他们取看“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有个女职员在索引卡片上一翻,不到一两分钟,即拿到一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海外摄的,大概还是在同盟会时代;有一张是和夫人宋女士同摄者,大概是在日本时候摄的;有一张是辛亥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代摄的;有一张是在南京国葬时的照片,孙夫人也在内;还有一张是两个穿着黑色男子学生装而不失女子态的青年,据说是孙博士的两个女儿,这在国内却是从未见过的。看完了“孙逸仙博士”之后,引导者询问还有什么人要看没有。

我们都踌躇了一下,因为替我们丢脸的中国军阀官僚的照片,在他们贮藏室的,想也不少,这在他们也未尝不可认为有新闻的价值,但我们却不愿看他们的那副不要脸的脸!既而张博士忽想起李鸿章来,她们一听见,好像就很熟悉似的,说这是较老的照片,跑到楼上去查,也不过一两分钟就拿了来,我们都惊叹其敏速。一看这位老李的照片有两张,都是一九〇一年的,是三十几年前的老古董了。在一张里这位老李在中央堂而皇之的坐着,穿的似乎是钦差大臣的官服(这名词似乎很生,但中国大人老爷们穿的蟒袍补褂,又不好竟叫礼服),左右有几个穿官服的随员恭而且敬的立着,在这几个随员里还有两三个似乎是“洋鬼子”,怪好看!在还有一张里,老李穿着宽袍大袖的便服,似乎是和他的家里的人同拍的(都是男子),他老人家也是老气横秋地坐着。其余的都是立着。

看了这老头儿当时的气概,使人怃然感到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国势每况愈下的不堪回首!看后出来,我问张博士何以忽然想起李鸿章来了,他说德国人把李鸿章比俾斯麦,至今还有人想起他(按俾斯麦对中国人物最佩服的是李鸿章),甚至有人弄错了,以为李鸿章是姓章,每遇着中国学生里有姓章或姓张的,以为这便是李鸿章的后代,往往问起李鸿章如何如何!

该公司有自备的电话接线处,内部相通的电话线有九百根,与外面相通的电话线有一百四十根,电话接线处用的是女接线生,有二十余人,耳朵上挂着两个听机,手上把机钮拨来插去,工作异常紧张。我看见这里面有个女子年纪似乎很老了,头发已斑白,嘴已瘪,皮已皱,也在那里很紧张地当接线生,不得一秒钟的休息,心为恻然!

校对室里很有趣,校对者两人一桌,一排一排坐着,看上去总有百人左右,好像上课似的,真可叫做“大量”的校对!

最初在该公司的总办公室里接洽的时候,出来周旋的是两个三四十岁及四五十岁的女子,看他们办公桌上排着的名牌,还写着Frl. 某某(Fraülein之缩写,即密斯某某),我对张博士说这又是“老小姐”了,到欧洲以来,看见“老小姐”遍地皆是,怪可怜!但是想到中国的“老小姐”更可怜,因为欧洲的“老小姐”虽做了“老小姐”,却未尝没有和她们的“男朋友”享过性的生活,中国的“老小姐”才真是“老小姐”,我认为这是人生很不幸的悲剧!

话又忽然说得离题太远了,下面再略述关于该公司的大印刷所的情形。

记者和张博士于四月三日到腾迫荷福去参观乌斯太音的大印刷所。上次去参观该公司的老屋,整整费了两小时的时间;这次去参观该公司的大印刷所,整整费去了四个小时半的时间。

进门后,有个很大很厚的签字簿,是预备参观者签字的,上面已签字的以日本人和美国人为最多,中国人来过的很少,只有一两个,而且是学生。

这印刷所有九层,两层在地下,七层在地上。中央的钟楼有十六层,二百三十五尺高,在这钟楼的第十四层和第十五层,装设有自备自来水的高度压力管。这楼上大钟的钟面直径有二十三尺半阔,是在全德国最大的。许多电梯的电梯间,每间同时可乘二十四人。

印刷所的工作不仅是印刷而已,在一本书或一册杂志未达到印刷机以前,还须经过不少的手续:例如要排字(外国排字是用打字机式的机器,便利得很,通讯里已谈及),要制图,照相,制版等等;印后还须经过折叠,装订,裁平等等。彩色的印刷物所经过的手续更烦。这种种方面都分部的办,即印刷本身,也分成三部:一是阳文印刷部,一是阴文印刷部,一是影写版印刷部。此外还有各种试验室,所用的材料都须先经过试验室的试验。各部详细的叙述,非篇幅所许,我只得撮举几点来谈谈。

照相部的暗室,用不着关门而仍是黑暗的,因为里面的构造曲曲折折,由工程师特为设计建造的,所以光线经了相当曲折,你虽开着门工作,它无从进来。

进图书室去,看见几十个画师在斜靠着的画版上绘画,好像跨进了什么美术学校。

有二十二架轮转机,专印《柏林画报》,每星期所印数量,在一百八十万册以上。

专印定期刊的印机,每月所印在九百万册以上。

最有趣的是在第二层楼装订部里所见的自动装订机,机长八十九尺,一本原书或一册厚杂志在未装订前的各部分,如插图封面各页等等,各放在机上相当的地方,它能自动地把各物搜集起来,按序拼好叠好运送到机上一处装好订好,最后又会自动地把这些装订好的册子运送到裁机(Cutting machine)上去裁平,这裁机每小时能裁完原书(例如该公司所出的每册一百四十四页的“Uhu”杂志)一万二千本。

彩色的印刷机,有三色有四色的,该厂里还有一架六色轮转机,在印刷间里昂然独霸一方,数年来也因为生意萧条,成为废物,和上面所说的每小时可印三万份报纸的最新轮转机,陷于同样的命运!

我看完了这样大规模的出版机关,心里暗作妄想,如中国有一天真实行了社会主义,或至少真向着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走,由大众化的国家办理这类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区区小子,得在这样的一个机关里竭其微力,尽我全部的生命在这里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这样大众化的事业,比之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以牟利为前提的事业,又大大地不同了。

因为乌斯太音一向在德国出版界和报界都很占势力,也许可视为一种代表典型,所以谈了一大堆,现在转回来再稍稍谈到德国一般新闻业的现状。

这大概是诸君所可以猜想得到的,现在德国的报纸,已全成了纳粹政府宣传部的附属机关。德国原有新闻业协会,由各报公举主席,希特勒上台后,即“收为国有”,废除原有主席,由宣传部新闻科派人充主席,每晚开会,由各报派代表出席,静听政府中人演说!要从事新闻业的须经政府认为“无碍”后,加入该会,略一不如其意,即被开除出会,即等于永远打破饭碗,从此不许在新闻业上做事。新闻记者——无论是主笔或访员——都变成了道地十足的应声虫留声机!遇有国际上或本国里有何重大事件发生,只要是稍稍不合于统治阶级的口味的,报上一些不许泄漏,评论更不必说,德国人便如蒙在鼓里,莫名其妙。结果有许多人觉得本国报没有什么看头,要找些真消息的,只有向外国报上去看看。但是一般人民不是都懂得外国文的,一般人民不是都有能力看外国报的,于是便等于愚民政策——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不管是非,只顾一致,新闻既是“一鼻孔出气”,言论也须“一鼻孔出气”,结果当然不免单调,这不仅是一般读者的感觉,就是等于德国报界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葛伯尔斯博士,最近对于德国报纸的单调也表示不满意。有个星期日报名叫“Grüne Post”(德国著名的报纸之一,亦为乌斯太音所有)的主笔在社论里,对这位宣传部长的不满意,略为报界辩护了几句,被罚停刊三个月(此为本年五月初的事情),罪名是“不负责的曲解”,这在我们中国话说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记者曾到德国新闻学研究院去参观,和该院院长兼教授徒费法特博士(Dr. Emil Dovifat)谈过两次。我曾提出新闻学上几个问题和他讨论,其中有一个是言论自由问题,他认为言论自由,在原则上他是赞成的,不过在革命过程时期,此自由不得不有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后,再可开放。我说这就要看所谓“革命”是否真正革命,倘若自己在口头上叫着“革命”,在实际上是反革命,反而要压迫真正革命的言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言论——那便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了(纳粹不但自命“革命”,其宣传部长并宣言纳粹所行的是“实际的社会主义”)。

这位老教授不敢再说下去,我也不愿使他为难,便转着语锋到别的讨论上面去。

一九三四,六,七,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