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教育的不平等乃自然的状况，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坐头把交椅的英国，她的教育制度当然也逃不出这个范围。英国人的特性是注重事实而不很讲原理的，她的教育制度便十足地表现着这个特性。全国的教育制度不是由什么中央政府定好系统颁布执行的，却是由几百年来，各地因实际上的需要，由教会机关，或公共团体，乃至个人，各自为政的办理学校，逐渐杂凑而成现在的情形。就是现在中央政府设有教育部（“Board of Education”，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都称Ministry，部长称Minister，独有教育部称“Board”，部长称“President”，这大概也是他们尊重已成的事实），仍然仅立于“友谊地批评的顾问和协助者”的地位（“A friendly critic adviser and helper”），在经济上对各校仅有酌量津贴的行为，关于五岁至十五岁的义务教育（即强迫教育）的强迫执行，也由各地方（所谓“区”“borough”）所选举的“区参事会”（“Council of County”）兼理。至于大学教育，全由私人机关主持，教育部简直无权过问。
这可算是各国教育行政上所没有的特殊的现象。但教育行政上的现象虽有特殊，而依事实上所演成的所谓“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部分是有钱的人受的教育，一部分是穷人受的教育——也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两样。当然，在他们还有很好听的名词，一种说是“为领袖而设的学校”（“School for the leaders”）；还有一种说是“为大众而设的学校”（“School for the masses”）。前一种是由婴儿学校（Nursery school）而幼稚学校（Infant school），由幼稚学校而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由预备学校而私立或受公家津贴的中学校，由这类中学校而升入老资格的大学校（如剑桥、牛津之类）。后一种便是从幼稚学校完毕后和第一种的分途，入所谓初级学校（Elementary school），夹有职业训练；区立中学，也设有职业科；以及提早就业后可入的种种职业补习学校。这两大类学校的分道扬镳，不是以智能为标准，全以家世及财力为标准。所谓“领袖”教育，是养成维持现制度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工具；所谓“大众”教育，是养成供剥削的被统治阶级。
从五岁到十四岁的强迫教育，是区立的，不取费的，如不入学，父母要被警察局请去依法受罚的，这应当是平等的了，其实也不然，因为有钱的人家仍要把子弟送入收费的私立学校，不和穷人一起的。这两方面的教育仍有优劣之分。至于贵族式中学校，最著名的如所谓“Eton College”，每人每年要缴费四百镑，每月每人合到华币六百圆！非贵族或大财主的子弟，谁能进去？而这种学校的毕业生，将来不是Sir（爵士），便是Lord（勋爵）。尤其可笑的是这校里的学生平日在校，一天到晚，无论上课吃饭，都要穿大礼服，戴高礼帽，虽十几岁的学生，都要这样，以便养成贵族化的特性！记者曾亲往该校参观，一到该校门口，就看见校内外一群一群的具体而微的“大人物”，自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的孩子，个个穿着大礼服，顶着高礼帽，臂下夹着一两本书，跑来跑去，真是奇观！有许多孩子长得实在美丽，红润柔滑细腻的皮肤，清秀焕发聪明的面貌。这不足怪！那样养尊处优的小贵族，这一些模样还养不出来吗？
普及教育原是一件好事，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普及教育却有她的目的，第一是要得到工业上的效率，机器日益进步，运用机器的人，必须有相当的教育程度，才能得到好的效率，做资本家的良好工具；第二是国防，毫无教育其蠢如豕的国民，不知爱国，不能替资本家向国外去抢市场，或替资本家保守已抢得的市场，必须有相当的教育程度，才能了解“爱国”（此处所谓爱国，当然不是指爱劳动者的国，是指爱资本家的国，换句话说，做资本家的工具而已）。这所谓“相当”，是恰到可以受资产阶级利用为限度，过此则非所许，所以在教育制度上也自然地表现着不平等的现象。固然，这种“一相情愿”的限制仍有危险，因为知识程度原是很难随意限制的，很难有绝对界限的，一般人民的知识程度略高起来，你也许压不住，革命情绪也许随着知识的渐高而俱高，这却是出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们的苦心孤诣范围之外的了。
英国学校每有若干奖金学额（scholarship）之设，这办法诚然可给与少数下层子弟的升学机会，但是这种不彻底的办法，于劳动阶级也许害多于利，因为把他们里面比较优秀的分子被吸入于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高等教育里面去，反而加入了他们的战线！
最后请略谈英国的大学教育，关于他们所养成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现状下所不免者之外，他们所培养成的研究学术的风气，却很有可取，这也许是英国和美国大学最大的一个异点，美国大学的Assignment（由教授指定要看的书）很多，小考大考频繁，记书本还来不及，常弄得你头昏脑胀，很少自由研究和思考的时间（这是好多赴美留学的朋友的感想），英国大学每学科每星期上学不过一二小时，使学生有充分自己研究和从容自由思考的时间。当然，这种充分研究的时间也要用得好，否则撒烂污朋友也可大撒其烂污。剑桥和牛津等大学都设有导师制（Tutor system），也许就出于防备撒烂污的办法，因为既有导师时常督促询问，撒烂污便容易被发觉的。
说起英国大学里所行的导师制，记者曾特为此事到牛津（Oxford）去了一个整天。除参观牛津大学的几个学院外，并和几个担任导师的教授或讲师作详细的谈话。其要点也没有什么大巧妙，每个导师指定照顾学生几个或十几个，常常定期和学生作单独或几个聚会的谈话，常用茶点的方式，每学期大概都请学生吃一顿饭。学生关于选择科目，研究材料等等问题，都从这种种谈话的机会和导师接触，得到种种指导。这种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于教室听讲之外，师生间多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机会。有的话在教室里不便公开讲的，在茶话会中便可揭开天窗说亮话。例如讨论到某本著作，教授在课堂上也许不便过于暴露其中的劣点，在私人谈话间便可随意批评，把它大骂一顿。
这种导师制的办法当然有几个条件，第一是教师的教书的钟点很少，才能分出时间来和所指导的学生作从容不迫的谈话；第二是教师要专任一校的教务，勿兼职他校，才有时间和精神来尽导师的职责。此外我所注意的是学生和导师所讨论的问题，有否关于学生个人的私事提出询问，据牛津大学几个导师的经验，大概都属于学识上的研究，关于个人私事的提出是绝无仅有的。这在中国便有些不同，例如有学生对导师提出经济困难问题，说学费缴不出来，我就感觉到导师无法可“导”了。
英国大学生除和导师时有谈话接触的机会外，同学间还有时常彼此轮流请吃茶点谈话的风气。有的在自己房间里请，有的在咖啡馆里请，有的还请教授或导师参加。在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有一个说他是最不善于交际的，但是每星期至少也收到一次吃茶的请帖。交际广的学生，差不多天天有茶点吃。这种吃茶，注重的当然不在茶而在谈话。中国俗语有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和有学识经验的人谈话，确能获得不少益处，不过常常请若干同学吃茶点，在穷学生也许受不了。他们大学里男女同学，这请吃茶的风气，也许是男女社交的一种好办法。伦敦大学没有导师制，但如该校名教授拉斯基系牛津大学出身，也不脱牛大风气，每逢星期日下午，总请若干学生（多的时候有一二十个）到他的家里吃茶。他坐在一张大沙发的中间，他的夫人坐在一边，他的女儿坐在另一边，其余学生有坐的，有立的，有靠的，围成一堆，大谈而特谈，一谈就是一下午，他的话常是滔滔不绝，你在那里可常听到在他处所听不到的许多关于政治舞台上，社会上，或学术界的遗闻轶事，笑话珍闻。
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虽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约有四百人左右。虽不敢说没有冒牌的留学生，（有某省官费生某君领着官费不入学校，天天在房间里坐着悲观！）但大概而论，因英国大学很富于研究的风气，所以都很有研究学术的精神；而且在英国各著名大学，每学科都有相当国际闻名的权威学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引起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热诚于不知不觉之中。
廿三，二，四，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