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棉织业大本营的兰开夏有两个最著名的城市,一个是孟却斯特,记者在上次通讯里已略述梗概了;还有一个是利物浦(Liverpool),在兰开夏西南沿海的一个船业中心,有英国的“西方门户”(“The Gateway of the West”)之称。该埠沿岸接连着的船埠达六英里半之远,港内水面积有四百七十五亩(acre)之广,无论怎样大的轮船,都能靠岸。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货的五分之二,都经过利物浦。该埠除在运输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业是造船,故大规模的船坞,连绵数里,坐着架空的电气火车,沿船埠兜了好半天,还看不完。但是英国的出口贸易,既跟着世界经济恐慌而踏上了倒霉之路,运输业当然随着一同倒霉。孟却斯特到了倒霉时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霉时代。繁荣时代,规模越大越煊赫;倒霉时代,规模越大越糟糕,越难收拾。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年中,造船业工人有一半以上失业;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形势严重,可以想见。

记者于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由孟却斯特乘火车动身,下午两点十分钟到利物浦。市面萧条,较孟却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肄业的朋友涂长望君(《生活》的读者)到车站来照拂,并承他陪伴了两天,诚挚可感。记者此次出国最感愉快的是藉着《生活》的媒介,遇着许多有志的青年朋友,涂君也是其一。我们虽未曾谋面过,但却是一见如故,快慰平生,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涂君说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卢斯佩(Prof. Percy M.Roxby)对中国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谈谈,当天下午四时左右便同往,将近该校和进了该校的时候,陆陆续续看见男女同学迎笑着对涂君打招呼,态度都很亲热,据涂君告我,该校因卢斯佩教授对中国异常表同情,每讨论到远东问题,总是帮中国,所以造成风气,他所主持的地理学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对中国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于许多男女生对中国人的亲热态度。

卢斯佩教授十年来曾三次到过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及地理问题的著作颇多,对于中国学生的事情,非常肯热心帮忙,遇着有演说机会的时候,总是替中国说话。中国的好坏,自有本身的事实存在,我们原不必听见有人说好话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却也值得我们的介绍。

英国人把下午四五点钟的那顿茶点,看得很重,有人说他们晚饭不吃还不打紧,下午那顿茶点是万不可少的。我们到了地理学院里的时候,正遇着卢斯佩和几个同事在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吃茶点,便邀涂君和我一同加入。卢斯佩教授说他刚接到一位伦敦朋友的信,知道我来,正盼望着晤谈。他今年五十三岁了,还是一个独身,住在学生寄宿舍里,和学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随便,大有一个书呆子的模样,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学上去了。在这天的茶点席上,却有他的一位妙龄秀美的女秘书奥德恒女士(Miss Oldham)担任“女主人”的职务,很殷勤和蔼地招呼客人的茶点。此外还有该学院的讲师史密斯君(W. Smith)。

我们五个人围桌而坐,我们当然很容易谈到中国问题,我忽见他(卢斯佩)瑟瑟缩缩从衣袋里一个日记簿上,取出几张刚从报上剪裁下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有一张是一个英国“死硬派”素有“中国通”之名的某甲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大意说日本占据满洲,虽经国联认为不合理,但现在已成事实,时势不同,如仍根据国联意见,不注意事实,徒然妨碍世界和平云云。这几位英国的男女朋友——卢斯佩,史密斯和奥德恒——都愤愤不平,我暗中觉得我们自己不长进,旁人反代为不平,徒然增加我们自己的惭愧而已!我们约谈半小时后告辞握别。

卢斯佩教授有个习惯颇好笑,他谈话时,仰着头,眼睛好像总是望着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诚恳,简直有人疑他旁若无人。我出来后对涂君说句笑话,说卢斯佩的眼睛总是好像望着天花板,他大概从未知道同事里面有个那样秀美的密丝奥德恒罢!

记者在利物浦除参观了利物浦大学(建筑学最著名),大规模的船坞(有许多轮船都闲空着),利物浦的贫民窟(所谓Slump,该处是在英国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衣服褴褛,房屋破烂,触目皆是)。此外在建筑上比较特别的是利物浦的“浮码头”,他们称为"Landing Stage",因为在那海岸旁的潮水上落的很厉害,最高时涨到三十四呎,低时十一呎,所以为搬货及搭客上下的便利,不得不有浮着的活码头,该码头长二千五百三十四呎,平均阔八十呎,高出水面六呎到八呎,用铁链系在岸旁,价值二三十万镑,工程殊为宏大,走上去简直是陆地,不觉得是在什么码头上。不愧为帝国主义对外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的规模!

还有个尚在继续建造中的大建筑物是利物浦大教堂(Liverpool Cathedral)。世界第一宏伟的大教堂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高四百十八呎,利物浦这个才造好一部的大教堂也有三百零八呎高,欲抢得第二把交椅。自一九〇四年开始建筑以来,建筑了近三十年,尚未完工,其工程浩大可想。记者去瞻仰时,不得不惊叹该处大贫民窟里的许多贫民集合起来,那比得上这个上帝的福命啊!听说对此事捐款最踊跃的是该处的资本家。帝国主义最欢迎的是《圣经》(见《海上零拾》),资本家所欢迎的又是大教堂!

在英国的华侨,最多的是在伦敦(当另文记之),其次要算利物浦了,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约有一百八十人做轮船上的水手,火夫,及极少数的管事人(Steward,类于茶房头的职务),现此中失业者已有六十八人,此外者几家小菜馆及小商店,大概只专做本国人的生意,其余的大多是洗衣业,也仅靠老主顾勉强维持着(孟却斯特也有二十几个华侨,全是洗衣业,几全有了英籍的妻子),他们大多娶了英国女子,冒着险到英国谋食的华侨,教育程度原很低,有许多中西文字都不识,而英国妻子至少受过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辖,惧内者居多,因为写信记帐以及许多事都需要仰仗她们。

利物浦也有华人麇集的中国街(其实叫Peet Street),记者也去“巡阅”一番,当然都是小店,有好几家关了门,“寄人篱下”,免不得随人倒霉了!并到该处一家中国菜馆里去吃过两次饭,看见几个中英合种的男女小孩,真长得健美可爱,和他们瞎谈一阵,觉得他们天真烂漫,性情都很和蔼。有个三岁的孩子,只头发是黑的,其余就全似个洋囡囡,可爱极了,我简直想把他抱回中国来;这家老板是个广东人,老板娘是个大胖子的英妇,他们有个合种的女儿已十八九岁,具着一副婀娜的美态,一对妩媚的慧眼,说着一嘴的莺声软语,婉转动听,听说已和一个英国人订了婚,准备明年出嫁,怎样的英国人却不知道。

涂君谈起他有个好友赵云鹏君,在利物浦大学专攻桥梁工程,也是《生活》的读者,最近因肺病进了医院,听见记者来的消息,以不得一见为憾,我说我应该到医院里去慰问他,便于十二月一日下午买了一些水果,约同涂君和特由伦敦赶来利物浦陪我同赴爱尔兰的张似旅君,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住在一个大病室里,有几十个病人一排一排的沿着四面的墙旁榻上躺着,布置得很整洁,他也穿着睡衣躺着,我们三个在病室门口伸着脖子看清了他的榻位,便蹑手轻脚地偷移到他的榻旁。经涂君介绍后,我和他很诚恳地握着手,并把水果捧给他,他看见我们来了,欢喜得什么似的。我们听见他说医生说已可无碍,身重加了两磅,不过还须疗养,也非常替他欢喜。我们除竭诚慰问外,不敢多谈,于郑重道别后,又偷偷蹑蹑地跑出了病室,已是万家灯火了。

当夜我便和张君乘轮赴爱尔兰的首都。

廿三,一,四,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