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滨诗社开会中，除诗人们念了几首《夜莺》《毒药》之诗外，还讨论到发展社务的问题。他们的议决案中有这样一条：
“在座社员，限于最近一星期中，至少要发展两个以上的社员。”
而对于金莺小姐，则以女权的旁落啦，女诗人之缺乏啦、女子革命之重要啦、种种正大光明的名义，责令她必须发展到五个以上的社员。直等到金莺小姐恳切地说明自己的孤独，交游的稀少和班次的低下以及其他种种理由后，也就退了一步，要她共守以上这一条决议。
金莺小姐回到校里后，便和同学们时时谈起些政治运动和文艺运动的问题，最初一二次，同学们都兴奋地听，好象大家巴不得怎么的来干一下。但接着，可有些习惯了，发生不出兴味。最后，简直以金莺小姐那样的絮聒为多事了，为可厌了。但，实际上，也有一二个同情金莺小姐那种单纯的热情的。尤其金莺小姐说起关于穷人生活的话——什么他们并不是生来没有饭吃的；什么富人们的一飨，可以使穷人们过一年啦；什么警察用黑漆棍打人力车夫多么不公平啦！什么什么啦的时候，更引起同情。这一二个人，便是徐有梅和李辅之。
徐有梅矮矮的，胖胖的，戴着一副近视镜，全校人都叫她乡下大姐。平常和李辅之最要好。李辅之长得一副好脸儿，两眼角尖尖的，低压着淡淡的修眉，笑时，白嫩的颊上长了两个酒涡儿，小嘴儿象初发的桃花。连自称为“腾落大伯”的江先生，也曾为了她隐名地做了一篇《新洛神赋》，登在浙江日报报屁股上。他又偷偷地剪下来寄给她。然而不幸的，却因江先生还不曾接到金莺小姐最后的“绝交书”，而李辅之也已经被全校公认为乡下大姐的朋友了。近来她们俩听了金莺小姐的话，渐渐由同情而兴奋，成为三角联盟了。最后她们俩，终于被金莺小姐拉入湖滨诗社，每礼拜去开一次讨论会。
在这讨论中，常常会从文艺涉及到政治上去，使他们俩有点难以明了。但金莺小姐却在唐洁如的来信中，和党支部会的报告里，已经对于政治方面得到了相当的了解，常常对她们加以指导；她们俩因之越发佩服了金莺小姐的学识了。
一个月以后，她们三人经自发起一个校内的团体，定名白浪社。江先生听到这消息，觉得这是向他示威，既是研究文艺性质的团体，理应向他请示或相商一下。但现在竟这样自由行动起来，把他撇在一边。几个月来对金莺小姐的痛惜，落得如此收场，不免悲从中来，效黛玉葬花词，赋了一首葬莺诗，寄给金莺小姐。最后几句便是：“今日葬莺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有谁，试听春尽莺歌歇，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莺匿人亡两不知。”自己还加上密圈，注明是和韵，不是抄袭。金莺小姐接到，又看也不看的扔在一边。
从白浪社组织起还不到一个月，日本纱厂打杀顾正红的事件发生了。金莺小姐最初看到这报纸记载，感到十分气愤。她觉得中国人简直连狗还不如；虽然公园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把华人与狗并列。但实际上中国人打死外国人一只狗，便会引起国际上大的交涉。而外国人即使打死十个中国人，还不过一笑置之罢了。这是说明什么，这便是说明中国人“生命的价值”。然而不要脸的政府中人，还唯恐做不到走狗似的，闹出那种金佛郎案子来。这又可以看到高等华人的人格。一方面是生命的被蹂躏，一方面是人格的出卖；全中国简直没有象人样的一个人了。黑漆一团的拥挤着的，全不过是粪蛆样的无骨头的动物罢了！……金莺小姐这么一想，从她父亲处听来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话，也就冲口说出来了。
就是那一晚上，唐洁如匆匆跑来找她，说党里今晚要开紧急支部会，请她出席。同时，还说明，是为了日本枪杀顾正红事件，讨论学生会方面，应有些什么表示。金莺小姐对于这次开会，自然是非常愿意的，不到预定时刻，便到了预定地点了。直到开会过后，金莺小姐回到自己家中，仔细回想一下唐洁如的报告，觉得自己日里的愤激的想头是错误的。第一自己根本不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是个次殖民地的国家。生命的贱价，人格的出卖，都是为这个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第二，枪杀顾正红事实的反面，倒不是表示生命的贱价，而是指出中国工人已走上了为自己利益，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路。……从这两点上看来，可见自己对于时事的认识，是如何浅薄，而唐洁如，又是如何深刻。
“唉！洁如！”金莺小姐终于对着灯下自己的影子这么喊出。她在种种方面看来，觉得有爱洁如的必要，虽然在他们通信中，还没有谈到过爱情问题。但“心向往之”的感佩之情，觉得有使她今晚必须即刻写封表示爱他的信去。
提起了笔，在信纸上写上了不少句“洁如：我爱你，”读了一遍，觉得每一句“我爱你”，有每一句不同的意义。这句，是爱他的才，那一句是爱他干练；这一句是爱他活泼，那一句是爱他漂亮……眼睛，面颊、嘴巴、鼻子……。最后，她觉得“我爱你”这三个字，也是字典中最漂亮的字了。……
她站了起来，在室中回旋。父亲还在楼下大声说话，她被这话声所袭击，好象自己清醒过来了，立刻将那信纸撕去，哈哈地自笑了一声，便解衣上床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