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莺小姐是秉承了她父亲的好强性格的。
金莺小姐的父亲是宁海县里的一个绅士，在先他也曾经进过洋学堂。
宁海的邻县奉化，早在中山先生革命运动和康梁宪政运动下，从革新中过来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奉化绅士们的子弟，首先在县里创立了一所龙津中学。聘请碧眼儿当科学教员，每天对学生们讲究富国强兵的要义。同时还宣传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一时远近来学的子弟非常多。金莺小姐的父亲沈大钊，便是那龙津中学堂负笈来游的一个。
他在学堂最注意的便是有关洋务的学科。透映在这些有关洋务的学科里的自由思想，也深深地透过了他的个性。同时，那时的奉化，新旧的斗争，非常激烈。一般非笑讲洋务的洋学生的本地士绅，又旗鼓相当地开办了一个凤麓中学。他们却采取了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政策，在讲解经史之中，杂以蟹行文学、洋琴、洋号、洋操诸科。他们指点龙津中学堂是革命党，是大逆不道。金莺小姐的父亲沈大钊，便是在这样的一个革命党大逆不道的洋学堂里训练出来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他跑到上海去，加入了敢死队。因为他的勇敢，不怕死，做了第一大队第二支队的队长。他一手拿着炸弹，一手指挥着队员，首先冲入了高昌庙兵工厂，而且给他占领了。
革命成功，南京政府成立了，他回到杭州，在革命军里面当了一个连长。
他因时局的转变，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在北洋军阀势力压迫之下，将大总统的职权交给了袁世凯，他便感到一种幻灭，回到家乡来。那时，我们的金莺小姐已经四岁了。
金莺小姐是他正在革命行动中受胎的。幻灭归来的父亲，对此出落得讨人爱怜的女儿，当然是非常疼爱的。
他于抱弄女儿外，便开始注意地方上的事情。乡间无知的农民，知道他是个革命党人，一种古代英雄崇拜的心理促使他们来听从他的指挥。他虽然家里没有什么巨大的产业，但他一家的生活却很宽裕的。在年尽岁暮，乡民们有不能过日的，他向来支借，三元五元，他一定是尽力救济的。他对于借出去的钱，从不知道索还。他有时向乡间地主富翁们借来的钱，也从没有打算偿还过。
“他妈的，有钱，藏在家里，能生钱子不成？钱是人用的，别把人当钱用呀！谁是该有钱的，谁又是不该有呢？有钱大家用，那有什么大了不得的。”
他总是这样地发挥他的“用钱哲学”。
然而自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军阀还没有打倒，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却正乘这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各自造成各自的势力范围。都市的民族工业无从兴起；农村因只是供给原料而精疲力尽，一个个都宣告了经济崩溃。这时，围绕在身旁的乡村，同样是年复一年地不如过去了。而一般乡村里的富人、地主，又趁火打劫，竭力抬高米价。乡民们，个个有米珠薪贵之叹，怯弱的，便拖着两条沉重的大腿，蹩到都市里去；强悍的，却身怀着利器，出入绿林之中，向豪绅们进攻。而他呢，还是闲住在乡村里，食祖宗之余荫。他对于这种情势的转变是明白的，所以并不想禁止这一变动。而且还允许他们在他家里出入。他有时也对他们说起孙中山先生伟大的人格；但他只当作海上谈瀛似的说，并没有想把这号人感化过来。然而那些绿林豪客，却很欢喜信任这三次革命的名义，以作为他们集聚的信号。
“三次来了呢？三次？”
“还不是吗？××庄又给焚去了。”
“还架去了财神呢？”
“听说，这钱是接济三次革命去的。”
这差不多是一般未离土地的农民，日夜恐怖地传说着的。至于那般豪绅们却都针对着金莺小姐的父亲，以为这是他捣的鬼。他们常常愤愤地说：
“此贼不除，我乡无瞧类矣！”
“坐地分赃，真玩得一手好把戏！”
然而在他却并未介意到这些。他是不怕别人陷害的。因为在他眼里，是否定了那些匪徒们的行动，还未曾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