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可是不像信。
他用铅笔在一张破碎草纸上歪歪斜斜的写道：“我被捉进保安司令部。被控诈欺取财。犹太人作原告。事情是冤枉的。但为避免吃眼前亏起见，望速找窦设法。”又在纸角加上一句：“给来人送力十万元。”
旁边还画着密圈儿。我依言给了来人十万元。那老兵倒很和气，说是：“史先生还叫我带口信给你，明天上午九时起犯人可以接见家属，你就说是他的表姊，替他送些东西去吧，”我答应了。又问他关在里面苦吗？那个老兵笑道：“还好。史先生是读书人，我们弟兄都很照顾他的。这事情大概没有什么，只要你替他运动运动好了。我是下了班就来给你送信的，”他说着便站起身来预备告辞：“此刻我要回家去睡了。你要写几句话在字条上交给我带进去吗？明天上午八时我去上班的时候会交给他的。”我沉吟半晌问：“你们去上班去是不是也要被搜查的呢？”
他说：“搜是要给他们搜摸一下的。不过大家都是好兄弟，马马虎虎。你若有字条要带，我把它塞在袜底里好了。”我想了一想毕竟有害怕，而且仓促间也想不出什么话来，便叫他口头通知史亚伦，我准于明天上午九时来送东西便了。
当夜我再也睡不着。亲手替他拣了一条棉被包好。又把自己的一件绒线衫借给他。至于吃食方面呢？烧煮起来是不及了，预备明天一清早就去买些面包水果与罐头小菜算数了。
次日，我把东西都准备齐全，叫娘姨拎了被包及网袋，坐着三轮车跟我同去。到了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门口，还不到八点三刻，只见铁门紧闭着，但门口早已一字长蛇阵似的排着送菜的人了。我们想挤上去问，听见旁边的人在喝阻：“快站到后面去，大家排队，不许抢先。”我们只好站在队尾。
好容易等到九点多钟，铁门呀的开了，几个武装兵士恶狠狠地把守住门口，叫送菜的人站定不许动，原来进去的次序不是按照排队前后的，乃是按照犯人所编的囚室号码，先喊第一号，第一号里的犯人共有二十几个，每一个犯人只许接见一个家属，先进去六个人，等这六个人出来了，再进去六个人。我对女佣说：“这可怎么办呢？你不能跟我进去，这许多东西，我怎么拎得动。”又想起史亚伦是新进去的，不知道关在第几号监房，要问又不敢问。
这样直站到十二点多钟，快要接见完了，有一个圆脸的兵上见我们只管站着不动，便问：“你是来找那一个的呢？”我连忙陪笑说：“史亚伦——我的表弟——是新抓过去的，不知道住在那一号？”
他倒很客气的应了一声“哦……”又答应替我查看，叫我另外站在一旁，不必排队了，我只觉得腰酸脚痛，就叫女佣把被包放在地上，权当临时的软凳。
看看别人都送过食物，把空篮带回去了，门口只稀稀落落的剩下三五个人，那个圆脸的兵士叫我走进铁门去，门里有一人据案而坐，他问我：“现那一个犯人？”
圆脸的兵士代答：“找史亚伦。”于是据案而坐的那个把簿子翻开找看，半晌，似乎找不到这个名字，便说：“你不要弄错了吧？这里可没有这个人。”我说：“不会错的，他是昨天新进来的。”
他又问：“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呢？”
我这可给问住了，又不好说出来道是昨夜有一个老兵到我家来私送过信的话，急得我瞠目不知所对。还是他自己忽然想着了，又另外翻开一本簿子：“哦”了一声说：“是有的。关在第八号。但是不准接见。”
我听见他说有，心中一宽；又听到不许接见，便着急地问：“为什么呢？”
他指着簿子里的“史亚伦”名字道：“你瞧，他的名字上面加着圈，就是不许接见的符号。”
我急得哭了，问他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接见，偏他史亚伦不许接见呢。是因为他所犯的罪特别重吗？那个人不耐烦地挥手道：“不许接见就是不许接见，你快出去！”说着，便有一个瘦长的兵上跑过来像要推我的样子。
圆脸的兵立这时候就提醒我说：“你不是带着被包及吃食来吗？这个是可以进去的，你放在这儿便了。”我就叫女佣快把东西拿过来，之后他们便把女佣往外一推，叫我也快出去，我只得出去了，铁门拍得关上。
我站在铁门外不知所措。有几个礁闲的人跑上来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说我表弟关在里面，他们不肯让我去接见，却叫我把东西留下了。一个猴子脸的青年在旁冷笑道：“东西怎么可以任意留下？他们还会真的交给犯人去吗？唉，你真是外行汉……”
我听着着急起来，便问这样又如何是好呢。他说：“快向他们讨回来呀，等下次可以送的时候再送。”
我给他说得没主意起来，只得又上前去叩铁门，这次铁门可不开了，只在门上露出个小方洞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兵士喝问：“什么事情？”
我低嚅地才说出要拿回被包及网袋的话，他便出口骂人道：“放屁！东西早给你送进去了，还来找麻烦？”拍得又把洞口闭上了。
我们只得快快回家。
但是当晚史亚伦又着人送信出来说，东西都收到了，叫我赶快找窦设法。
我只好依言打电话到窦先生的办公处，说出自己姓名，真凑巧，窦先生倒居然在那里，并且亲自来听电话了。他问我近来好吗？我说谢谢你，房子已找到了，住着很静的。他笑问：“在那儿呢？怎么不早通知我一声。几时请我吃饭？”
我也无心同他说空话，便说有一件事情想找他帮忙，他就约我当天下午到他的办事处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只没有说出金条还藏在我处的话。窦先生默然半晌说：“我早对你讲过，那个史亚伦是靠不住的。一定是他骗了犹太人的钱。但是他既不是军人，为什么要抓进保安司令部去呢？”
我说：“就是说呀，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形。假使能够当面问他，就明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肯让我去接见呢？别的犯人都可以接见的。”
窦先生想了一想说：“大概是因为他还在侦查期间，不许接见外人吧。等军事法庭审问过后，便可以接见的了。”
我求他可否想想办法，他似乎很为难似的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怎么可以替他说话呢？且等他们开审过后，假使真是冤枉的话，我就看你面上替他讨个情也罢。我看你现在也最好不要管这事，否则人家说起来，还当你也与他同谋，分到多少条子的哩。”
因此我不能再说下去。
回家以后，我又恐怖起来了。心想把保管箱里的金条取出来，但是，他既关在里面了，我又把这东西交还给谁呢？但尽管让它放自己的保管箱里也不妥，几次开了保管箱，想把这东西另放到别处，想想却又不敢捧着这累人的东西在路上走。假使恰巧碰着奉命调查的暗探呢？唉，窦先生说得不错，那时候人家咬定说我是同谋的，人赃俱获，我不是百日莫辩了吗？
我将如何是好？
史亚伦的信像雪片似的送出来，要我快快设法。说他在里面如何受苦，再不出来就要瘦死狱中了。每次送信都要付力钱，又常叫我把大量钞票交来人带给他，说在狱中买什么东西都贯，而同室的犯人又常要他请客，不答应他们是要吃拳头的。他叫我把他的“货物”卖出一部份。
但是我终于没有方法救他出来。他在信里大怨恨了，问我是否在借刀杀人，以他之死为幸。他的东西在我处哩，“以他之死为幸”，岂不是他死了，东西就归我所有了，他白白得了恶名声，又吃尽了苦头，结果却便宜了我吗？唉，史亚伦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万一他恨极了，宁可与我同归于尽，咬定我是他的同谋者，我将何以自明呢？窦先生虽劝我不要管事，但我看这事是不能不管的了，最后只好去找一个张律师。
张律师对我说：“军事法庭是不能请辩护人的，不过可以代撰状，还有……再者我替你另外想想法子吧。”
我说：“撰状也得先知道了被控什么罪，才好自己声辩呀。史亚伦送去好多天了，而他们迟迟不提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张律师笑道：“这缘故你真的不知道吗？迟迟不提审，就是等你去同他讲条件呀。现在史先生自己既关在里面，不得自由，一切就靠你蒋小姐决定了。假使等到正式开审后，则公事公办，想法子起来恐怕多麻烦哩。”
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法子应该怎么想呢？张律师说道：“司令部里的情形我比较生疏些。若说是法院呀，他们有的是跑街……”
说到这里，他见我的眼睛睁大起来了，知道我不明白其中情形，便解释说：“这跑街是专替法官拉生意的，因为一个做法官的即使想受贿也得有人家肯纳贿呀，这种事情不便直接谈判，使得仰仗中间人了。老实说一句话，我在上海当律师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些法院的跑街我都认识。不过我嫌他们的帽子太大，譬如说法官要一千万吧，他们非向你开口要三四千万不可，当事人出了钱都落到横里去了，太不合算。我是直接同里面有交情的，史先生的事情只要能够移解法院，我便有办法。”
但是这事情究竟叫我怎么决定呢？史亚伦在狱里，我在狱外，有许多话都不好在信里讨论的。只要我能够当面同他谈谈，那就比较容易解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