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怪人，”谁都那么说。说他怪，只是因为他的言谈行径与我们不一样。一样，只是因为我们跟着社会的习惯走，习惯造成类型，所以我们与人一样。一样，所以社会上多了几个吃饭的数目，却未多几个人。不一样，也只是因为他遇到的事情肯想想，想想后再作，便有点与习惯不同。不同便难免为社会增加了一点不安，也就难免受社会几分歧视。说他怪，是一种摒弃的意思，也就是社会的预防针，免得大家受传染。
我认为奇怪的却不是他的怪，而是他那追求理想的方法。那并用不着科学的原理或逻辑的演绎，他只在我们那一堆习惯的背后去寻求，翻过就是他的理想，往往也就是真理。
比如，我们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已经提着一支手杖出门去了。他说他出去拜访朋友。哪有朋友起得那样早！如此有人猜他有什么暧昧的行为。赶热被窝，好比说。其实，哪里是？你若不信，你就尾随他看个究竟。他在一株老柳树底下站住了。那树是横卧在一道清浅的溪流上面。他揪着树枝溜到水边，又把前身探伏在一块河边的大石上。在那里对着水点头，说笑，真像对朋友寒暄似的。你以为他发疯了。原来不过是那里有一群小鱼——金眼子，穿梭般的在从柳枝间斜射进水中一道道的金色阳光中游戏。他加入了它们。
或许，他一直走入一座颓圮的古庙，那里，落然无人，只有古木与荒草，却正是鸟的乐园。他坐在石缝长满了青草的台阶上，听那晨曦中群鸟的竞奏，还指手划脚的批评着。若是鸟声渐息，一时沉默，他就仿效百灵子或红脖儿叫一阵，于是那些鸟又接着竞赛起来，直至大家尽欢而后已。
更或许，他在土坡前或墙角下看见了一棵寂寞的小花，他便觔斗流星的跄过去。蹲下来，左瞧右看，又歪了头闭上一只眼睛调戏它。直至一阵微风吹得那小花羞怯似的点头，好像默认了他的友谊，他才笑吟吟地站起来，伸个懒腰，又晃到别处荒唐去了。
我并不敢说谎，他几乎认识公园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花，对于它们的荣枯冷暖，花开花落，都像一个朋友那般的关心。他并没有觉到人与物的界限，他认为宇宙间一切生命都脉息相关。他说在旭日晨风中，大地一片清新，我们从万物中可以领取生命的充沛与欢欣。
怪的是：他时常访问草木虫鱼，却并不时常访亲问友。他说只有在几个朋友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情形下才能访问。至于送往迎来，吊丧贺喜，拜节拜寿，他认为那只增加社会的消耗与人生的无聊。任你说他怪他也不理。
谁都认为他这份癖性是不适宜于结婚的。好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在姨母家认识了一位少女。说认识也还有点过分；只在表姐替他介绍的时节，那少女向他笑着点点头，又在他离开的时候，那少女向他深深的望了一眼。他自此便爱上了她。爱上她，他却并不去找她。他只此后对星星，对流水，对花儿叶儿的都感觉不同，感觉到处都看见她。可是几年后听说那少女死了。他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终身不娶。
至于对一般的华贵妇女们，他似乎很客气，客气到彼此无法接近。可是对于寒贱的女子，他倒不缺少敬意与同情，他认为只有吃过苦的人，才能领略到人生之尊严。
有一次，夜深了，他一个人在街上走。听着自己的足音在静夜里节拍着一条长街的寂寞。看着自己的影子走入路旁疏疏的树影里，人影树影合而为一；又走出，悄然独移。他感到寂静的悦怡，又感到寂静的凄凉，于是在不自觉察中他转入另一条街。此一条街的尽头便是一个不夜的商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走回那热闹场所——那个城市罪恶的深密之区！有些人爱地狱过于天堂，正为在地狱中他碰见的人更近乎人情与自然罢？总之，他并非完全不觉的走向那深夜的荒唐。正好，他一转墙角，一个瘦弱的人影踱向他：“先生，你能换我几张零票吗？”一个怯怯的女子声音。她说着把手插入腰间装作掏钱。他虽不是此中熟手，却早已了解她的用意。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送给她，她伸出空手来接钱的时候，他觉察出这是一只纤长灵巧的手，虽然过分黄瘦。为了这手的不平凡，他的眼不自禁地碰上对面的一双满含愁怨的大眼睛。他本能的觉得对方也是一个生手，顿然改变了他轻忽的态度；且明白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有各色各样不同的人。看着她瘦弱的身体在深秋寒夜里发抖，他不经深思的便说道：“我们去吃点消夜罢？”他的行动每每是这般突然的。
她却并不惊奇的点点头，又不大自然的跟他走进一家不甚尴尬的饭馆。他们走进了一个单间。他点下两人的酒菜，自己却并无胃口，只吃点酒看着她贪馋的吞嚼食肴，他得到一种喜慰，他知道这顿饭在她是如何的需要。他并不用话去打搅她，让她好好吃一顿。吃完了她叹口气道：“我几年没有吃这样一顿好饭了！”她停一会像碰到什么困难问题。好似忸怩又带点机械性的眼瞧着墙说：“我家中很脏，您愿意带我到哪里去都成。”
“我不想带你到哪里去。”
她有点不解似的说：“那么，您要怎的？”
“我不要怎的，只请你吃顿饭。”
她想一想，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皱着眉头道：
“那么，我还得出去兜揽生意！您不像那样人，我不敢缠你。谢谢你哪！”她说着站起来。
“刚吃完饭，外面很冷，坐一回罢。”他移身到墙边一张旧沙发椅上。
她犹豫一回，才过来挨着他坐下。可是她不知道说什么。
“生手罢？”他找句话打通两人间的墙壁。
她红了脸点点头。
“生意可好？”
她摇摇头。
“很不习惯罢？”
她低头流下泪来。“没法子，养活三口人。”
他不自觉地伸手去抚她那瘦弱的肩。感觉到身边是一个尊贵的人格，比起她来，他自己很渺小，如在圣者面前。
对方却只知道自己的卑贱，她的自觉反映着一般世人的眼光。可是她直觉的知道身边是一个不同的男子，不是专从女子身上讨便宜的。她的头信任的靠上他的肩，眼中不禁淌下泪来。他不再问她什么，怕再勾起她的心事来。她安静地哭了一会，就睡在他的肩膀上。他且不去惊动她，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她该是很疲倦了。
他悄悄地掏出钱包，里面有他刚从学校领到的薪水。他预备出交付饭账的钱外，通通放在她怀里。他又把枕在他肩上的头，轻轻移放在沙发背上。她睡得那般安静，竟不曾醒来。他站起身来，望着那泪痕未干，清瘦的脸庞点点头，叹了一口气，悄悄地走出，付了饭账并告诉账房那个房间里的女子是他的亲戚。他包了那房间，不许有人去扰乱她。然后他出了饭馆，此时已是后半夜，月色更清，街头更静，他仍旧寂寞地踏着自己的影子走回家去。
诸如此类的事，人家不能不说他怪。可是他怪的还不止此。
他说我们的教育全错了。错在我们至今未改孟老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上。他说劳心劳力本来分不开，而教育只能从劳力着手，养成一般人的生产能力。等到劳力的技术高了，就同劳心分不开。所以，劳心只应在劳力上着工夫。永远没有工夫离开自己的劳力去治人。因为不会劳力，才要劳心去治人，才养成社会的游惰，才培育出一般寄生虫，寄生在“治于人”的阶级上面，播弄是非，天下大乱。必定人能自治而不想治人，天下才有办法。
所以，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现出特别的蹩扭。人家讨论政治问题，他在那里端详窗前那张书桌应该怎样作才合适。人家去开会演讲，他在自己房后一方小院子里挖土。他常说，作一篇文章不如作一张桌子有用处，讲一篇空话，不如送人一棵白菜——自己种的——能够养人。
这议论已够怪，更怪的是他的生活忽然变了。他从来不在钱上打算盘，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储蓄，一旦变了，节俭得不近人情，所以大家都不解。
他本是一个单身人，他有一个佣人兼着厨子。因为他把家中的一切都交给用人，那位佣人也就变成了他的主人。用人有太太，住在他那儿，有孩子，自然也住在他那儿。还有丈母娘，也就住在他那儿。他常笑着说他是在他用人家中作客，一切得看主人的意思行事，给主人以方便。如此，也就难怪他当了几年教授，没有剩下一文钱，虽然那是在战前的好时候。
突然——他又是那么突然——他下了决心：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给他的用人一笔钱，让他去作个小生意养活家口。他自己呢，整天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吃饭在学校附近最便宜的一个小馆子里。晚上，回到他那家徒四壁的空房子里。为节省，他只开书桌上的一盏灯。那冷清，像座古庙。只有饥鼠啃着桌子腿与他做伴。尤其是冬天到了——想想，北方零下十几度的冬天，他连火也不生，只靠他身上的暖气来温暖这所空房子。他有办法，他坐在被筒里看书，带着手套写东西，真蹩扭，字写来也有点儿像冻蟹爬沙。
如此的他整整过了三年。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般俭省，行动又那般古里古怪的。
一日，一个靠近城厢的中学接到如下的一封信：
“在你们学校的隔壁有十亩荒地，索价一万五千元。我在某某银行替你们学校存下如上之数目，请将该地买下作为校园。或许地可还价，那剩下的钱可买农具。
请不必问捐钱的是谁，彻底一点说，该是一些贫苦的农民。我并无旁的要求，只请求你们能让学生少学一些无用的课程，使每一个人都有工夫学着种田，养成他们生产的习惯。若经营得好，不但大家有新鲜的菜蔬吃——这样每年可省不少的钱；更重要的是养成生产的习惯后，将来不论他们到哪里，自己总会想法子种点这样那样的。生产多少不拘，这习惯很重要。
我希望你们能答应我这个请求，为一般的学校作个提倡。严格地说，每一个学校都应当养成学生的生产能力，一切学校都是职业的，仅只职业不同罢了。更严格的说，你我都是教育界的罪人，因为我们只为社会养成游惰，增加消耗而不能增加生产。”
好事的人算算这笔捐款，正是一位大学教授三年的薪水，加上利息。但是有人问他，他压根儿不承认他曾捐过钱给任何学校。
以上的虽不过仅只几个例，已够使人们认他为怪人了。我以为怪的，是他追求理想的方向，恰恰都在社会习惯所指定的正道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