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友人的帮助,我有了一间比较舒适而清洁的住室。淡薄的夕阳的光在屋顶上徘徊的时候,我和一个挑着沉重的行李的挑夫穿过了几条热闹的街道,到了一个清静的小巷。我数了几家门牌,不久便听见我的朋友的叫声。

“在这里!”他说,一手指着白色围墙中间的大门。

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座半旧的三层洋楼:映在夕阳中的枯黄的屋顶露着衰疲的神情;白的墙壁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颇带几分忧郁;第三层的楼窗全关着,好几个百叶窗的格子斜支着;二层楼的走廊上,晾晒着几件白色的衣服。

我带着几分莫名的怅惘,跟着我的朋友走进了大门。这里有很清鲜的空气,小小的院子中栽着几株花木。楼下的房子比较新了一点,似乎曾经加过粉饰的工夫。厅堂中满挂着字画,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在那里和我的朋友招呼。经过他的身边,我们走上了一条楼梯。楼上有几个妇人和孩子在楼梯口观望着我们。楼上的厅堂中供着神主的牌位,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副面貌和善的老人的坐像,从香炉中盘绕出几缕残烟,带着沉幽的气息。供桌外面摆着两张方桌,最外面的一张桌上放着几双碗筷,预备晚餐了。我的新的住室就在厅堂东边第一间,两个门:一个通厅堂,一个朝南通走廊的两扇玻璃门。从朝东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邻家园子里的极大的榕树。床铺和桌椅已由我的朋友代我布置好,我打发挑夫走了,便开始整理我的行李。

妇人和孩子们走到我的房里来了,眼中露着好奇的光。

“请坐,请坐,”我招待她们说。

她们嘻嘻笑着,点了点头,似乎会了意。

“这是二房东孙先生的夫人,”我的朋友指着一位面色黝黑的三十余岁的妇人,对我介绍说。

“这位老太太是住在厅堂那边,李先生的母亲,”他又指着一个和善的白头发的老妇人,说。

“这两位女人是他们的亲戚……”

“啊!啊,请她们坐罢,”我说。

她们仍嘻嘻的笑着,好奇的眼光不息的在我的身上和我的行李上流动。

最后我的朋友操着流利的本地话和她们说了。他是在介绍我,说我姓王,在某一个学校当教员,现在放了假,到某一家报馆来做编辑了。

“上海郎?”那位老太太这样的问。

“上海郎,”我的朋友回答说。

我不觉笑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见不少的次数,只要是说普通话,或者是说类似普通话的人,在这里是常被本地人看做上海人的。“上海”,这两个字在许多本地人的脑中好像是福建以外的一个版图很大的国名,它包含着: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一句话,这就等于中国的别名了。我的朋友并非不知道我不是上海人,只因这地方的习惯,他就顺口的承认了。

“上海郎!红阿!”忽然一个孩子在我的身边低声的试叫起来。

黄昏已在房内撒下了朦胧的网,我不十分能够辨别出这孩子的相貌。他约莫有四五岁年纪,很觉瘦小,一身肮脏的灰色衣服,左眼角下有一个很长的深的疤痕,好像被谁挖了一条沟。

“顽皮的孩子!”我想,心里颇有几分不高兴。虽然是孩子,我觉得他第一次这样叫我是有点轻视的意味的。

“阿品!”果然那老太太有点生气了,她很严厉的对这孩子说了一些本地话,“——红先生!”

“红先生……”孩子很小心的学着叫了一句,声音比前更低了。

“红先生!”另外在那里呆望着的三个小孩也跟着叫了起来。

我立刻走过去,牵住了他的小手,蹲在他的面前。我看见他的眼睛有点润湿了。我抚摩着他的脸,转过头来向着老太太说:“好孩子哪!”

“好孩寄?——peh!”她笑着说。

“里姓西米?”我操着不纯粹的本地话问这孩子说。

“姓……谭!”他沉着眼睛,好像想了一想,说。

“他姓陈,”我的朋友立刻插入说,“在这里,陈字是念做谭字的。”

我点了一点头。

“他是这位老太太的外孙——喔,时候不早了,我们出去吃饭吧!”我的朋友对我说。

我站起来,又望了望孩子,跟着我的朋友走了。

阿品,这瘦小的孩子,他有一对使人感动的眼睛。他的微黄的眼珠,好像蒙着一层薄的雾,透过这薄雾,闪闪的发着光。两个圆的孔仿佛生得太大了,显得眼皮不易合拢的模样,不常看见它的眨动,它好像永久是睁开着的。眼珠往上泛着,下面露出了一大块鲜洁的眼白,像在沉思什么,像被什么所感动。在他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忧郁,悲哀。

“住在外婆家里,应该是极得老人家的抚爱的——他的父母可在这里?”在路上,我这样的问我的朋友。

“没有,他的父亲是工程师,全家住在泉州。”

“那么,为什么愿意孩子离开他们呢?”我好像一个侦探似的,极想知道他的一切。“大概是因为外婆太寂寞了吧?”

“不,外婆这里有三个孙子,不会寂寞的。听说是因为那边孩子太多了,才把他送到这里来的哩!”

“喔——”

我沉默了,孩子的两个忧郁的眼睛立刻又显露在我的眼前,像在沉思,像在凝视着我。在他的眼光里,我听见了微弱的忧郁的失了母爱的诉苦;看见了一颗小小的悲哀的心……

第二天早晨,阿品独自到了我的房里。“红先生!”他显出高兴的样子叫着,同时睁着他的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叫着他的名字,走过去牵住了他的小手。这房子,在他好像是一个神异的所在,他凝视着桌子,床铺,又抬起头凝望着壁上的画片。他的眼光的流动是这样的迟缓,每见着一样东西,就好像触动了他的幻想,呆住了许久。

“红先生!”他忽然指着壁上的一张相片,笑着叫了起来。

我也笑了,他并不是叫那站在他的身边的王先生,他是在和那站在亭子边,挟着一包东西的王先生招呼,我把这相片取下来,放在椅子上。他凝视了许久,随后伸出一只小指头,指着那一包东西说了起来。我不懂得他说些什么,只猜想他是在问我,拿着什么东西。“几本书,”我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口里咕噜着。“书!”我更简单的说,希望他能够听出来。但他依然凝视着我,显然他不懂得。我便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指着说,“这个,这个,”他明白了,指着那包东西,叫着“兹!兹!”“读兹?”我问他说。“读兹,里读兹!”他笑着回答。“这个叫西米?”我指着茶壶。“队阁。”“这叫西米?”我指着茶杯。“队杯,”“队阁,队杯!队阁,队杯!”我重覆的念着。想立刻记住了本地音。“队阁,队杯!队阁,队杯!”他笑着,缓慢的张着小嘴,泛着沉思的眼睛,故意反学我了。薄的红嫩的两唇,配着黄黑残缺的牙齿,张开来时很像一个破烂了的小石榴。

从这一天起,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教师了,他不懂得我的话,我也不懂得他的话,但大家叽哩咕噜的说着,经过了一番推测,做姿势以后,我们都能够了解几分。就在这种情形中,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几句本地话。清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已经轻轻地敲我的门。得到了我的允许,他进来了。爬上凳子,他常常抽开屉子找东西玩耍。一张纸,一枝铅笔,在他都是好玩的东西。他乱涂了一番,把纸搓成团,随后又展开来,又搓成了团。我曾经买了一些玩具给他,但他所最爱的却是晚上的蜡烛。一到我房里点起蜡烛,他就跑进来凝视着蜡烛的溶化,随后挖着凝结在烛旁的余滴,用一只洋铁盒子装了起来。我把它在火上烧溶了,等到将要凝结时,取出来捻成了鱼或鸭。他喜欢这蜡做的东西,但过了几分钟,他便故意把它们打碎,要我重做。于是我把蜡烛捻成了麻雀,猴子,随后又把破烂的麻雀捻成了碗,把猴子捻成了筷子和汤匙,最后这些东西又变成了人,免于,牛,羊……他笑着叫着,外婆家里一个十二三岁的丫头几次叫他去吃晚饭,只是不理她。“吃了饭再来玩吧,”我推着他去,也不肯走。最后外婆亲自来了,她严厉地说了几句,好像在说:如果不回去,今晚就关上门,不准他回去睡觉,他才走了,走时还把蜡烛带了去。吃完饭,他又来继续玩耍,有几次疲倦了就躺在我身上,问他睡在这里吧,他并不固执的要回去,但随后外婆来时,也便去了。

阿品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拿动了什么东西必定把它归还原处。有一天,他在我抽屉里发现了一只空的美丽的信封盒子。他显然很喜欢这东西,从家里搬来了一些旧的玩具,装进在盒子里。摇着,反覆着,来回走了几次,到晚上又把玩具取出来搬回了家,把空的盒子放在我的抽屉里。盒子上面本来堆集着几本书,他照样地放好了。日子久了,我们愈加要好起来,像一家人一样,但他拿动了我的房子里的东西,还是要把它放在原处。此外,他要进来时,必定先在门外敲门或喊我,进了门或出了门就竖着脚尖,握着门键的把手,把门关上。

阿品的舅舅是一个画家,他有许多很好看的画片,但阿品绝不去拿动他什么,也不跟他玩耍。他的舅舅是一个严肃寡言的人,不大理睬他,阿品也只远远地凝望着他。他有三个孩子都穿得很漂亮,阿品也不常和他们在一块玩耍。他只跟着他的公正慈和的外婆。自从我搬到那里,他才有了一个老大的伴侣。虽然我们彼此的语言都听不懂,但我们总是叽哩咕噜的说着,也互相了解着,好像我完全懂得本地话,他也完全懂得普通话一样。有时,他高兴起来,也跟我学普通话,代替了游戏。

“茶壶!”我指着桌上的茶壶说。

“茶涡!”他学着说。

“茶杯!”

“茶杯!”

“茶瓶!”

“茶饼!”

“这个叫西米?”我指着茶壶,问他。

“茶饼!”他睁着眼睛,想了一会,说。

“不,茶壶!”

“茶涡!”

“这个?”我指着茶杯。

“茶杯!”

“这个?”我指着茶壶。

“茶涡!”他笑着回答。

待他完全学会了,我倒了两杯茶,说。“请,请!喝茶,喝茶!”

于是他大笑起来,学着说:“请,请,喝茶!喝茶!里夹,里夹!”

“你喝,你喝!”我改正了他的话。

他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又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却又故意说:“你喝,你喝!里夹,里夹。”

“夹里,夹里!”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吻着他的面颊。

他把头贴着我的头,静默地睁着眼睛,像有所感动似的。我也静默了,一样地有所感动。他,这可爱的阿品,这样幼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父母,失掉了慈爱的亲热的抚慰,寂寞伶什地寄居在外婆家里,该是有着莫名的怅惘吧?外婆虽然是够慈和了,但她还有三个孙子,一个儿子,又没有媳妇,须独自管理家务,显然是没有多大的闲空可以尽量的抚养外孙,把整个的心安排在阿品身上的。阿品是不是懂得这个,有所感动呢?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是这样地感动了。一样的,我也离开了我的老年的父母,伶什地寂寞地在这异乡。虽说是也有着不少的朋友,但世间有什么样的爱情能和生身父母的爱相比呢?……他愿意占有我吗?是的,我愿意占有他,永不离开他;……让他做我的孩子,让我们永久在一起,让胶一般的把我们粘在一起……

“但是,你是谁的孩子呢?你姓什么呢?”我含着眼泪这样地问他。

他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

“里姓西米?”

“姓谭!”

“不,”我摇着头,“里姓王!”

“里姓红,瓦姓谭!”

“我姓王,里也姓王!”

“瓦也姓红,里也姓红!”他笑了,在他,这是很有趣味的。

于是我再重复的问了他几句,他都答应姓王了。

外婆从外面走了进来,听见我们的问答,对他说:“姓谭!”但是他摇了一摇头,说:“红。”外婆笑着走了。外婆的这种态度,在他好像一种准许,从此无论谁问他,他都说姓王了,有些人对他取笑说,你就叫王先生做爸爸吧,他就笑着叫我一声爸爸。

这原是徒然的事,不会使我们满足,不会把我们中间的缺陷消除,不会改变我们的命运的。但阿品喜欢我,爱我,却是足够使我暂时自慰了。

一次,我们附近做起马戏来了。我们可以在楼顶上望见那搭在空地上的极大的帐篷,帐篷上满缀着红绿的电灯,晚上照耀得异常的光明,军乐声日夜奏个不休。满街贴着极大的广告,列着一些惊人的节目:狮子,熊,西班牙女人,法国儿童,非洲男子……登场奏技,说是五国人合办的,叫做世界马戏团。承朋友相邀,我去看了一次,觉得儿童的走索,打秋千,女人的跳舞,矮子翻跟斗,阿品一定喜欢看,特选了和这节目相同,而没有狮子,熊奏技的一天,得到了他的外婆的同意,带他到马戏场去。场内三等的座位已经满了,只有头二等的票子,二等每人二元,儿童半价,我只带了两块钱。我要回家取钱,阿品却不肯,拉着我的手定要走进去,他听不懂我的话,以为我不看了,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直到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朋友,阿品才高兴的跳跃着跑了进去。

几分钟后,幕开了。一个美国人出来说了几句恭敬的英语,接着就是矮子的滑稽的跟斗。阿品很高兴的叫着,摇着手,像表示他也会翻跟斗似的。随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出来了。她攀着一根索子一直揉到帐篷顶下,在那里,她纵身一跳,攀住了一个秋千,即刻踏住木板,摇荡几下翻了几个转身,又突然一翻身,落下来,两脚勾住了木板。这个秋千架措得非常高,底下又无遮拦,倘使技术不娴熟,落到地上,粉身碎骨是无疑的。在悠扬的军乐中,四面的观众都齐声鼓起掌来,惊羡这小小女孩子的绝技。我转过脸去看阿品,他只是睁着眼睛,惊讶的望着,不做一声。他的额角上流着许多汗。这时正是暑天的午后,阳光照在篷布上,场内坐满了人,外婆又给阿品罩上了一件干净的蓝衣,他一定太热了,我便给他脱了外面的罩衣,又给他抹去头上的汗。但是他一手牵着我的手,一手指着地,站了起来。我不懂得他的意思,猜他想买东西吃,便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糖来,递给了他,扯他再坐下来。他接了糖没有吃,望了一望秋千架上的女孩子,重又站起来要走。

这样的扯住他几次,我看见他的眼中包满了眼泪。我想,他该是要小便了,所以这样的急,便领他出了马戏场。牵着他的手,我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但他只是东张西望,却不肯小便。我知道他平常是什么事情都不肯随便的,又把他带到一处更僻静,看不见一个人的所在。但他仍不肯小便。许是要大便了,我想,从袋里拿出一张纸来,扯扯他的裤子,叫他蹲下。他依然不肯。他只叽哩咕噜的说着,扯着我的手要走。难道是要吃什么吗?我想。带他在许多摊旁走过去,指着各种食品问他,但他摇着头,一样也不要,扯他再进马戏场又不肯。这样,他着急,我也着急了。十几分钟之后,我只好把他送回了家,我想,大概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吧?倒给他担心起来。一见着外婆,他就跑了过去,流着眼泪,指手划脚的说了许多话。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的舅舅说,“为什么就要离开马戏场呢?”

“真是蠢东西,说是翻秋干的女孩子这样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不要看了哩!”他的舅舅埋怨着他,这样的告诉我。

咳,我才是蠢东西呢!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上面来,我完全忘记了阿品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有着洁白的纸一样的心的孩子,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孩子!我完全忘记了这个,我把他当做大人,当做了一个有着蛮心的大人看待,当做了和我一样残忍的人看待了……

从这一天起,我不敢再带阿品到外面去玩耍了。我只很小心的和他在屋子里玩耍。没有必要的事,我便不大出门。附近有海,对面有岛,在沙滩上够我闲步散问,但我宁愿守在房里等待着阿品,和阿品作伴。阿品也并不喜欢怎样的到外面去,他的兴趣完全和大人的不同。房内的日常的用具,如桌子,椅子,床铺,火柴,手巾,面盆,报纸,书籍,甚至于一粒沙,一根草,在他都可以发生兴味出来。

一天,他在地上拾东西,忽然发见了我的床铺底下放着一双已经破烂了的旧皮鞋。他爬进去拿了出来,不管它罩满了多少的灰尘,便两脚踏了进去。他的脚是这样的小,旧皮鞋好像成了一只大的船。他摇摆着,拐着,走了起来,发着铁妥铁妥的沉重声音。走到桌边,把我的帽子放在头上,一直罩住了眼皮,向我走来,口里叫着:“红先生来了,红先生来了!”

“王先生!”我对他叫着说:“请坐!请坐!喝茶,喝茶!”

“喔!多谢,多谢!”他便大笑起来,倒在我的身边。

他喜欢音乐,我买了一只小小的口琴给他,时常来往吹着。他说他会跳舞,喊着一二三,突然坐倒在地下,翻转身,打起滚来,又爬着,站起来,冲撞了几步——跳舞就完了。

两个月后,阿品的父亲带着全家的人来了。两个约莫八九岁的女孩,一个才会跑路的男孩,阿品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六七个月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善于应酬。阿品的母亲正和她的兄弟一样,有着一副严肃的面孔,不大露出笑容来,也不大和别人讲话。女孩的面貌像她的父亲,有两颗很大的眼睛;男孩像母亲,显得很沉默,日夜要一个丫头背着。从外形看来,几乎使人疑心到阿品和他的姊弟是异母生的,因为他们都比阿品长得丰满,穿得美丽。

“阿品现在姓王了!”我笑着对他的父亲说。

“你姓西米,阿品?”

“姓红!”阿品回答说。

他的父亲哈哈笑了,他说,就送给王先生吧!阿品的母亲不做声,只是低着头。

全家的人都来了,我倒很高兴,我想,阿品一定会快乐起来。但阿品却对他们很冷淡,尤其是对他的母亲,生疏得几乎和他的舅舅一样。他只比较的欢喜他的父亲,但暗中带着几分畏惧。阿品对我并不因他们的来到稍为冷淡,我仍是他的唯一的伴侣,他宁愿静坐在我的房里。这情形使我非常的苦恼,我愿意阿品至少有一个亲爱的父亲或母亲,我愿意因为他们的来到,阿品对我比较的冷淡。为着什么,他的父母竟是这样的冷淡,这样的歧视阿品,而阿品为什么也是这样的疏远他们呢?呵,正需要阳光一般热烈的小小的心……

从我的故乡来了一位同学,他从小就和我在一起,后来也时常和我一同在外面。为了生活的压迫,他现在也来厦门了。我很快乐,日夜和他用宁波话谈说着关于故乡的情形。我对于故乡,历来有深的厌恶,但同时却也十分关心,详细的询问着一切。阿品露着很惊讶的眼光倾听着,他好像在竭力地想听出我们说的什么,总是呆睁着眼睛像沉思着什么似的。

但三四天后,他的眼睛忽然活泼了。他对于我们所说的宁波话,好像有所领会,眼睛不时转动着,不复像先前那般的呆着,凝视着,同时他像在寻找什么,要唤回他的某一种幻影。我们很觉奇怪,我们的宁波话会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和注意。

“报纸阿旁滑姆未送来,”我的朋友要看报纸,我回答他说,报纸大约还没有送来,送报的人近来特别忙碌,因为政局有点变动,订阅报纸的人突然增加了许多……

阿品这时正在翻抽屉,他忽然转过头来望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像要说话而一时说不出来的样子。随后他摇着头,用手指着楼板。我们不懂得他的意思,问他要什么,他又把嘴唇翕动了几下,仍没有发出声音来。他呆了一会,不久就跑下楼去了。回来时,他手中拿着一份报纸。

“好聪明的孩子,听了几天宁波话就懂得了吗?”我惊异地说。

“怕是无意的吧,”我的朋友这样说。

一样的,我也不相信,但好奇心驱使着我,我要试验阿品的听觉了。

“阿品,口琴起驼来吹吹好勿?”

他呆住了,仿佛没有听懂。

“口琴起驼来!”

“口琴起驼来!”我的朋友也重覆地说。

他先睁着沉思的眼睛,随后眼珠又活泼起来。翕动了几下嘴唇,出去了。

拿进来的正是一个口琴!

“滑有一只angwa!”我恐怕本地话的报纸,口琴和宁波话有点大同小异,特别想出了宁波小孩叫牛的别名。

但这一次,他的眼睛立刻发光了,他高兴得叫着:angwa!angwa!立刻出去把一匹泥涂的小牛拿来了。

我和我的朋友都呆住了。为着什么缘故,他懂得宁波话呢?怎样懂得的呢?难道他曾经跟着他的父亲,到过宁波吗?不然,怎能学得这样快?怎能领会得出呢?决不是猜想出来,猜想是不可能的。他曾经懂得宁波话,是一定的。他的嘴唇翕动,要说而说不出来的表情,很可以证明他曾经知道宁波话,现在是因为在别一个环境中,隔了若干时日生疏了,忘却了。

充满着好奇的兴趣,我和我的朋友走到阿品父亲那里。我们很想知道他们和宁波人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你先生,曾经到过宁波吗?”我很和气的问他,觉得我将得到一个与我故乡相熟的朋友了。

“莫!莫!我没有到过!”他很惊讶的望着我,用夹杂着本地话的普通话回答说。

“阿品不是懂得宁波话吗?”

他突然呆住了,惊愕地沉默了一会,便严重的否认说:“不,他不会懂得!”

我们便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说,我们确信他懂得宁波话。

“两位先生是宁波人吗?”他惊愕地问。

“是的,”我们点了点头。

“那末一定是两位先生误会了,他不会懂得,他是在厦门生长的!”他仍严重的说。

我们不能再固执的追问了。不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关系,阿品的父亲颇像失了常态。

第二天早晨,我在房里等待着阿品,但八九点过去了,没有来敲门,也不听见外面厅堂里有他的声音。

“跟他母亲到姨妈家里去了,”我四处寻找不着阿品,便去询问他的父亲,他就是这样的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天渐渐昏暗了,阿品没有回来。一天没有看见他,我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只是不安的等待着。我真寂寞,我的朋友又离开厦门了。

长的日子!两天三天过去了,阿品依然没有回来!自然,和他母亲在一起,阿品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但我却不自主的忧虑着:生病了吗?跌伤了吗?……

在焦急和苦闷的包围中,我一连等待了一个星期。第八天下午,阿品终于回来了。他消瘦了许多,眼睛的周围起了青的色圈,好像哭过一般。

“阿品!”我叫着跑了过去。

他没有回答,畏缩地倒退了一步,呆睁着沉思的眼睛。我抱住他,吻着他的面颊,心里充满了喜悦。我所失去的,现在又回来了。他很感动,眼睛里满是喜悦与悲伤的眼泪。但几分钟后,他若有所惊惧似的,突然溜出我的手臂,跑到他母亲那里去了。

这一天下午,他只到过我房里一次。没有走近我,只远远的站着,睁着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走过去牵他时,他立刻走出去了。

几天不见,就忘记了吗?我苦恼起来。显然的,他对我生疏了。他像有意的在躲避着我。我们中间有了什么隔膜吗?

但一两天后,阿品到我房子里的次数又渐渐加多了。虽然比不上从前那般的亲热,虽然他现在来了不久就去,可是我相信他对我的感情并未冷淡下来。他现在不很做声了,他只是凝望着我,或者默然靠在我的身边。

有一种事实,不久被我看出了。每当阿品走进我的房里,我的门外就现出一个人影。几分钟后,就有人来叫他出去。外婆,舅舅,父亲,母亲,两个丫头,一共六个人,好像在轮流的监视他,不许他和我接近。从前,阿品有点顽强,常常不听他外婆和丫头的话,现在却不同了,无论哪一个丫头,只要一叫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走了。他现在已不复姓王,他坚决地说他姓谭了。

为着什么,他一家人要把我们隔离,我猜想不出来。我曾经对他家里的人有过什么恶感吗?没有。曾经有什么事情有害于阿品吗?没有……这原因,只有阿品知道吧。但他的话,我不懂;即使懂得,阿品怕也不会说出来,他显然有所恐怖的。

几天以后,家人对于阿品的监视愈严了。每当阿品踱到我的门前,就有人来把他扯回去。他只哼着,不敢抵抗。但一遇到机会,他又来了,轻轻的竖着脚尖,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一听见门外有人叫阿品,他就从另一个门走出去,做出并未到过我房里的模样。有一次,他竟这样的绕了三个圈子:丫头从朝南的门走进来时,他已从朝西的门走了出去;丫头从朝西的门出去时,他又从朝南的门走了进来。过了不久,我听见他在母亲房里号叫着,夹杂着好几种严厉的詈声,似有人在虐待他的皮肤。这对待显然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怎样,阿品还是要来。进了我的房子,他不敢和我接近,只是躲在屋隅里,默然望着我,好像心里就满足,就安慰了。偶然和我说起话来,也只是低低的,不敢大声。

可怜的孩子!我不能够知道他的被压迫的心有着什么样的痛楚!两颗凝滞的眼珠,像在望着,像没有望着,该是他的忧郁,痛苦与悲哀的表示吧……

到底为着什么呢?我反覆地问着自己。阿品爱我,我爱阿品,为什么做父母的不愿意,定要使我们离开呢?……

我不幸,阿品不幸!命运注定着,我们还须受到更严酷的处分:我必须离开厦门,与阿品分别了。我们的报纸停了版,为着生活,我得到泉州的一家学校去教书了。我不愿意阿品知道这消息。头一天下午,我紧张地抱着他,流着眼泪,热烈地吻他的面颊,吻他的额角。他惊骇地凝视着我,也感动得眼眶里包满了眼泪。但他不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随后我锁上了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开始收拾我的行李。第二天,东方微明,我就凄凉地离开了那所忧郁的屋子。

呵,枯黄的屋顶,灰色的墙壁……

到泉州不久,我终于打听出了阿品的不幸的消息。这里正是阿品的父亲先前工作的城市,不少知道他的人。阿品是我的同乡。他是在十个月以前,被人家骗来卖给这个工程师的……这是这里最流行的事:用一二百元钱买一个小女孩做丫头,或一个男孩做儿子,从小当奴隶使用着……这就是人家不许阿品和我接近的原因了。可怜的阿品!……

几个月后,直到我再回厦门,阿品已跟着他的父亲往南洋去。

我不能再见到阿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