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一个不曾去过的地方不免有种种的揣测,有时甚至害怕。我们不很敢到死的境界去旅行也就如此。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本来不容易使人发生荒凉的联想,何况现在又变了有色彩的去处,再加谣传,附会,外国存心诬蔑苏俄的报告,结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条平坦的通道竟变了不测的畏途。其实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西伯利亚的交通照我这次的经验看并不怎样比旁的地方麻烦,实际上那边每星期五从赤塔开到莫斯科(每星期三自莫至赤)的特快虽则是七八天的长途车,竟不会耽误时刻,那在中国就是很难得的了,你们从北京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到赤塔,尽可以坐二等车,但从赤塔到俄京那一星期的路程我劝你们不必省这几十块钱(不到五十),因为那国际车真是舒服,听说战前连洗澡都有设备的,比普通车位差太远了,坐长途火车是顶累人不过的,像我自己就有些晕车,所以有可以节省精力的地方还是多破费些钱来得上算,固然坐上了国际车你的同道只是体面的英、美、德、法人;你如其要参预俄国人的生活时不妨去坐普通车,那就热闹了,男女不分的,小孩是常有的,车间里四张床位,除了各人的行李以外,有的是你意想不到的布置。我说给你们听听:洋瓷面盆,小木坐凳,小孩坐车,各式药瓶,洋油锅子,煎咖啡铁罐,牛奶瓶,酒瓶,小儿玩具,晒湿衣服绳子,满地的报纸,乱纸,花生壳,向日葵子壳,痰唾,果子皮,鸡子壳,面包屑……房间里的味道也就不消细说。你们自己可以想象,老实说我有点受不住,但是俄国人自会作他们的乐,往往在一团氤氲(当然大家都吸烟)的中间,说笑的自说笑,唱歌的自唱歌,看书的看书,瞌睡的瞌睡,同时玻璃上的蒸气全结成了冰屑,车外只是白茫茫的一片,静悄悄的没有声息,偶尔在树林的边沿看得见几处木板造成的小屋,屋顶透露着一缕青灰色的烟痕,报告这荒凉境地里的人迹。
吃饭一路上都有餐车,但不见佳而且贵,愿意省钱的可以到站时下去随便卖些食物充饥,这一每路站上都有一两间小木屋(要不然就是几位老太太站在露天提着篮端着瓶子做生意)卖杂物的:面包,牛奶,生鸡蛋,熏鱼,苹果都是平常买得到的(记着我过路的时候是三月,满地还是冰雪,解冻的时候东西一定更多)。
我动身前有人警告我说:“苏俄的忌讳多的很,你得留神;上次有几个美国人在餐车里大声叫仆欧(应得叫Comrade康姆拉特,意思是朋友、同志或伙计),叫他们一脚踢下车去死活不知下落,你这回可小心!”那是不是神话我不曾有工夫去考虑;但为叫一声仆欧就得受死刑(苏州人说的“路倒尸”)我看来有些不像,实际上出门莫谈政治,倒是真的。尤其在革命未定的国家,关于苏俄我下面再讲。我们餐车的几位康姆赖特都是顶年轻的,中有一位实在不很讲究礼节,他每回来招呼吃饭,就像是上官发命令,斜瞟着一双眼,使动着一个不耐烦的指头,舌尖上滚出几个铁质的字音,嘭的阖上你的房门,他又到间壁去发命令了!他是中等身材,胸背是顶宽的,穿一身水色的制服,肩上放一块擦桌白布,走路像疾风似的有劲;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脑袋,椭圆的脸盘,扁平的前额上斜撩着一两鬈短发,眼睛不大但显示异常的决断力,颧骨也长得高,像一个有威权的人;他每回来伺候你的神情简直要你发抖;他不是来伺候他是来试你的胆量(我想胆子小些的客人见了他真会哭的)!他手里有杯盘,刀,叉就像是半空里下冰雪一片片直削到你的面前,叫你如何不心寒;他也不知怎的有那么大气,绷紧着一张脸我始终不曾见他露过些微的笑容;我也曾故意比着可笑的手势想博他一个和善些的顾盼,谁知不行,他的脸上笼罩着西伯利一冬的严霜,轻易如何消得;真的,他那肃杀的气概不仅是为威吓外来的过客,因为他对他的同僚我留神观察也并没有更温和的嘴脸;顶叫人不舒服的是他那口角边总是紧紧的咬着一枝半焦的俄国纸烟,端菜时也在那里,说话时也在那里,仿佛他一腔的愤慨只有永远咬紧着牙关方可以勉强的耐着!后来看惯了倒也不觉得什么,我可是替他题上一个确切不过的徽号,叫他做“饭车里的拿破仑”,我那意大利朋友十二分的称赞我,因为他那体魄,他那神气,他的简决,尤其是他前额上斜着的几根小发,有时他悻悻的独自在餐车那一头站着,紧攒着眉头,一只手贴着前胸,谁说这不是拿翁再世的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