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满洲里买票的。普通车到莫斯科价共一百二十几卢布,国际车到赤塔才有,我打算到了赤塔再补票,到赤塔时耿济之君到车站来接我,一问国际车,票房说要外加一百卢布,同时别人分两段(即自满州里至赤塔,再由赤塔买至莫斯科)买票的只花了一百七十多卢布。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多花我二三十卢布,一时也说不清,我就上了普通车,那是四个人一间的。但是上车一看情形有些不妥,因为房间里已经有波兰人一家住着,一个秃顶的爸爸,一个搽胭脂的妈妈,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一个几个月的乳孩;我想这可要不得,回头拉呀哭呀闹呀叫我这外客怎么办,我就立刻搬家,管他要我添多少搬上了华丽舒服的国际车再说。运气也正好,恰巧还有一间三人住的大房空着,我就住下了;顶奇怪是等到补票时我满想挨花冤钱,谁知他只要我四十三元,合算起来倒比别人便宜了十个左右的卢布,这里面的玄妙我始终不曾想出来。

车上伺候的是一位忠实而且有趣的老先生。他来替我铺床笑着说:“呀,你好福气,一个人占上这一大间屋子;我想你不应得这样舒服,车到了前面大站我替人放进两位老太太陪你,省得你寂寞好不好?”我说多谢多谢,但是老太太应得陪像你自己这样老头子的,我是年轻的,所以你应得寻一两个一样年轻的与我作伴才对。

我居然过了三天舒服的日子,第四天看了车上消息说今晚有两个客人上来,占我房里的两个空位,我就有点慌,跑去问那位老先生这消息真不真,他说,“怎么会得假呢?你赶快想法子欢迎那两位老太太吧!”(俄国车上男女是不分的)回头车到了站,天已经晚了,我回房去看时果然见有几件行李放着:一只提箱,两个铺盖,一只装食物的篾箱。间壁一位德国太太过来看了对我说:“你舒服了几天这回要受罪了,方才来的两位样子顶古怪的,不像是西方人,也不像是东方人,你留心点吧。”正说着话他们来了,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肥的,一个瘦的;一个黑脸,一个青脸——(他们两位的尊容真得请教施耐庵先生才对得住他们,我想胖的那位可以借用黑旋风的雅号,瘦的那位得叨光杨志与王英两位“矮脚、青面兽”)——两位头上全是黑松松的乱发,身上都穿着青辽辽的布衣,衣襟上都针着红色的列宁像。我是不曾见过杀人的凶手;但如其那两位朋友告诉我们方才从大牢里逃出来的,我一定无条件的相信!我们交谈了。不成;黑旋风先生很显出愿意谈天的样子,虽则青面兽先生绝对取缄默态度;黑先生只会三两句英国话,再来就是俄国话,再来更不知是什么鸟话。他们是土耳其斯坦来的。“你中国!”他似乎惊喜的回话。阿孙逸仙……死?你……国民党?哈哈哈哈,你共产党?哈哈,你什么党?哈哈……到莫斯科?哈哈?

一回见他们上饭车去了,那位老车役进房来铺房,见我一个人坐着发愣他就笑说你新来的朋友好不好?我说算了,劳驾,我还是欢迎你的老太太们!“你看年轻人总是这样三心两意的,老的不要,年轻的也不……”喔!枕垫底下可不是放着一对满装子弹的白郎林手枪?他捡了起来往上边床上一放,慢慢的接着说:“年轻的也确太危险了,怪不得你不喜欢。”我平常也自夸多少有些“幽默”的,但那晚与那两位形迹可疑的生客睡在一房,心里着实有些放不平,上床时偷偷把钱包塞在枕头底下,还是过了半夜才落〈目忽〉,黑旋风先生的鼾声真是雷响一般,你说我那晚苦不苦?明早上醒过来我还有些不相信,伸手去摸自己的脑袋,还好,没有搬家,侥幸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