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看到本期的《生活》时，最惨痛的“九一八”的国耻纪念日已到了目前，大家必都在痛心疾首悲愤痛慨的空气中，尤其是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劳苦大众。
记者沈思默念，以为国耻可痛，仅仅做阴寿式的国耻纪念尤可痛。我国风俗有所谓做阴寿，想诸君都知道。替祖宗做阴寿的人家，并不希望死人复活，且于“寿”字的解释也不求甚解，不过做给亲戚朋友看看，在形式上表示对已死的祖宗并未淡漠，究竟淡漠与否，还是另一问题！关于我国和日本有关系的国耻纪念日，就其尤著名而较近的说，“五九”不够有“五卅”，“五卅”不够有“五三”，“五三”不够有“九一八”，“九一八”不够有“一二八”。除“九一八”的纪念是第一次遇着，其他的几个五几五几，都成了老相知，到了日期照例纪念，纪念之后，政治依然，社会依然，什么都依然！和做阴寿的人家，阴寿尽管做，死人还是死人，有什么两样！
但是做阴寿似乎还没有人干涉，国耻纪念能否容我们从容不迫的永续纪念下去，还成问题。我们看到《大公报》本月七日的“本市（天津）新闻”，最大标题是“市府奉令制止爱国运动”。小标题两个：一个是“奉行政院令免贻口实”，还有一个是“公安、社会两局派员查拿”。在当局也许是出于避免暴敌的苦心，但避免暴敌是否“免贻口实”所能奏效，固已成问题，而在平津已无自由纪念国耻之形势，尤为铁一般的事实。做阴寿式的国耻纪念已可悲，一直这样依样画葫芦的做下去，做了一个再来一个，来了一个再做一个，做到后来“国耻”不断而甚至“纪念”亦有所不敢．其为可悲更何如？
记者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国耻不该纪念，如把国耻忘却，更无雪耻的时候。不过认为徒做阴寿式的国耻纪念，实伏有莫大的危机。不徒做阴寿式的国耻纪念则又奈何，请参看社友伏生先生在本刊七卷三十七期一文中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