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的因果报应的说法，在今日科学昌明时代，诚不足道，但效果必与努力成正比例，有一分努力，必多一分效果，这种自然的因果律，实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试冷眼静观，在在可以寻得事实上的佐证。最近如十九路军忠勇抗敌一个月零四日，不幸因援绝力尽而有总退却之举，但其所下的努力仍有其相当的效果，实有彰明较著的事实为铁证，而足以引起我们深长思者在。记者觉得这一点最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对这一点诚有彻底的明瞭与坚决的信仰，便不至发生侥幸的心理，也不至发生失望的心理，只知道向努力的一条路上走——除了这一条，没有别的生路。（当然，努力的方向也有种种，向着绝路努力的，由因果律的作用，多努力一分，也多走近死路一分，例如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无恶不作，变本加厉，在他们也算在那儿努力，结果是为他们自己掘坟墓！我们这里所谓努力，是指为民族求解放而从事的努力。）
试就最近在上海举行的停战会议而言，我国最初因日方打算由最高级司令长官白川担任出席此次会议之军事代表，所以也拟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氏为我方出席之军事代表，不料日方于开会前一日忽而变卦，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充任，蒋总指挥乃回京不出席此项会议。这虽与实际问题无出入，但能争得这一口气，还是十九路军奋勇抗敌所建立的余威。
此次停战会议讨论到第二条日军撤退程序一节，日方首席代表植田忽然不顾预备会双方所定的原则，主张以东自狮子林经杨行、大场西至真茹为日军退驻防线，我方代表以日方如此无理取闹，当即表示退席之意，会场空气，一时陡告紧张，据西报所载，当时我国军事代表与日方军事代表舌剑唇枪，殊为激昂，后经在座之友邦公使竭力劝解，日方表示重行考虑，空气始渐和缓。我国外交代表在会议席上有这样硬的气概，似不多见，我国军人对外之义勇磅礴，亦非易得。这种硬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十九路军奋勇抗敌所建立的余威。
至于十九路军在国际上替我们民族增高人格与声誉的地方，处处使我们发生兴奋与铭感。我们每读西文报纸及杂志，讲到中国，只有热讽冷嘲，令人呕血，但是自经十九路军忠勇抗敌之后，他们说到这件事，没有不一致赞扬的，最近出版的在美国销数最广的周刊“The Literary Digest”（March 5， 1932），里面有一文，题为《中国对侵略者的可惊的抵抗》（“China's Amazing Repulse of the Invader”），所述尤详，这一篇文里面所撮举的各报言论，一致承认中国在道德上精神上已获得胜利。像华盛顿的“Herald”报，说得尤其郑重，它说“中国经过许多年的屈服与不抵抗，最后如真能学习与敌抗战，东方的全局便要基本上改变过来。”又谓“这一战对于东方未来趋势的影响，是难于预见，是不能预料的”。总而言之，各国素把我们视为卑劣的民族，一见我们有相当的努力，便不能自禁的流露其相当的敬畏。
十九路军的努力还是不幸因援绝力尽而未能始终不退的，但是所得的效果已如此；倘当时能有实援而坚持——至少至三月十四国联调查团到沪之日——其效果又何若？能御侮的军队至少须打时不怕死，败后不抢劫，我国够此资格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再有多少？号称模范军的某私人的军队，其已给我们民众的印象为何如？这都是当前无可为讳的事实。我们能抗外侮的军队只有这些，所以所能获得的效果也只有这些。我们不能说满意，也不能说不满意，因为我们要想到效果与努力是成正比例的；几分努力，只有几分效果。
十九路军努力的经过与所获的效果，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铁一般的事实。我们诚能不忽视这种事实而加以深切的推阐，便觉外患并非国家的致命伤，内部政治之黑暗与社会之萎靡，实握民族前途的命运。事至今日，几于人人的心理上都隐然有“悲观”两个字。这种悲观之所由来，其原因有二：一为侥幸的心理，即欲于未曾努力中求效果；一为失望的心理，即不知道或不注意效果必随努力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