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困守山海关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氏最近对新闻记者大发牢骚，他说：“余近来精神上苦痛已极。语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余近日所受极其类是。余军人也，职在服从上官命令，效死于疆场之上，今乃不然，既不能战，复不能和，亦不能走，国家既无外交方针，亦无和战方略之指示，置余于万里长城之上，大演其空城计！余之部下爱国之心甚热，士气旺盛，余不敢擅自用之，乃压抑之，消乏之，以求保地方一日之安，马占山易作，余之地位实大不易为也。”何旅长所说大演空城计数语，可谓伤心已极。其实马将军所得于“上官命令”者亦始终为不抵抗（详见本刊七卷一期《记马将军》一文），他尚能为全民族争些光荣者，仍在不“服从上官命令”。军人应“服从上官命令”，固为天经地义，但顶着一个误国的“长官”，便是不幸的变态，不能以常例论。
国势危殆至此，最可危者尤在直接应负卫国御侮的责任，而实际却均在大演空城计！据号称统一后的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氏对首都报界谈话中所说：依现今制度，行政院对中执会负责，而中执会以关于政治方针的最后决定权付诸中政会，故实际上等于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然中政会的常务委员为蒋、汪、胡，今蒋、汪、胡不在京，中政会不能组织，故行政院无所秉承，因而外交方针不能决定云云。这岂不是当此国难危迫千钧一发的当儿，整个的中央政府正在那儿大演空城计吗？
报载外长陈友仁以东北情势益趋险恶，已拟具一种应付中日间问题之特殊计划，这当然是我国焦思哀痛中，民众所愿洗耳恭听的，据替他负责发表的外交常次甘介侯氏所数的一二三，一是用外交方式将暴日最近侵华情形诉诸各国代表，二是用消极的武力抵抗，三是唤起民众为外交后盾。第二点恰与政府所表现的“特殊”事实绝对相反，第一和第三点是“特殊”的空调儿，试问事至今日，国联反应如何，国际态度如何，岂犹毫无闻见，还待我们“诉诸”吗？政府颟顸无能，无异行尸走肉，民众天天在这里做后盾，其如前面不动，后盾无所用其力量何？说句老实话，外交当局也在那儿大演空城计罢了。
从前诸葛亮大演空城计可以吓退司马懿，现在军政诸公继续不断的大演空城计足以亡国灭种，如除演空城计外，无力演他种戏，便应该老实下台，因为这个舞台是和全国全民族有生死关系，不能供少数人尽作儿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