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某君谈起他有亲戚某甲最近乘沪宁车到沪，所乘的是三等车，上车时乘客拥挤，座位上都坐得满满的，他只得立着，后来立得腿酸腰痛，东张西望，无意中瞥见有乘客某乙自己坐着了一个座位，身边又放着一件行李，也占去了一个人的座位。某甲便请他把那件行李拿下来，让他坐坐。不料某乙竟不肯让，某甲和他大办交涉：“你买了一张票，我也买了一张票的……”某乙很顽强的怒斥他：“谁来管你买票不买票！”某甲更冒起了火，愈严厉的提出抗议，某乙却妙得很，把本来挂在胸前衣服里面的一个徽章，特为抽出来拖露于衣外，表示他是机关里的职员，也许还是一个什么官儿。可是某甲仍“弗识相”，反大讲其理由，说什么“现在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铁路既是国家的，便是国民所得共享的……”某乙听了说得更妙，他正而经之的愤然驳他道：“我就是国家的，我的行李就是国家的。”理由多么充足！法国的专制皇帝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的话，不能专美于前矣！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他既做了公务人员，国家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国家的，所以他可以随意享用，乃至于他的行李也有享用火车上座位的特别权利！我却笑语某君：“他的行李既然是国家的，即不是私人的，公物公用，便不应给他私有，应该充公才是！”
这位用徽章来吓人的仁兄诚然憨态可掬，憨语可哂，但也未尝不是有人—比他显赫的—拿机关或官吏的威权来“侵略”我们老百姓，这种好榜样给了他暗示，他不过是做得憨些说得憨些而已。当时全车的其他乘客都作壁上观，某甲虽继续的抗议，只好像中国人在租界里的抗议，都是白说的，竟一路叽哩咕噜的立到上海。
我记得《西滢闲话》的著者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有一次我立在伦敦一条街上，候着看新市长就职的行列。大约立了一点钟，我身后的人已有数重，忽然一个中年妇人突来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声不响的退让了。我两旁的不认识的女子却抱了不平。她们说我站了一点多钟，那妇人不应当抢我的地位。中年妇人听了她们的批评，面红耳热的逡巡自去，她去后我两旁的人还愤愤的说她无礼。这种在中国会有吗？谁肯这样无故的开罪他人，何况为了不认识的外国人？然而这样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国遇见就不止一次。”
老实说，我国敢于凌轹法律而专姿横行肆无忌惮者之所以多，就是一般国民中“傻子”太少而社会制裁力太薄弱的缘故。我国的那个“某乙”所以敢于无理“顽强”，英国的那个“中年妇人”所以不得不“面红耳热的逡巡自去”，并不是她比他特别好，是因为她的国里“傻子”多而社会制裁力强；他的国里“傻子”少而几至于无，社会制裁力弱而几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