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足下：吾今欲以至简单至纯洁事实，求至丰富至明确之解答，足下其许我乎？吾至敬爱之妻不幸于数月前逝世，我年将半百，上有老母，年高八旬；下有子女，皆未成年，失此中坚，几不成家。幸有妻妹，服务近处，吾妻病时，伊即请假来居吾家，看护病人，助理家政，吾妻故后，伊更辞职，代我侍奉老母，教育子女，任劳任怨，有条有理，就家政方面言，仿佛与吾妻未死一样……伊二十而寡，未有子女，守节已逾二十年。我本只有敬佩，不敢言爱。但我之子女自其母病时，即视伊如母。其母临绝不瞑，彼等躄踊号哭，大呼‘有小阿姨在，母可放心’，亲族共闻。数阅月来，受其鞠育，不啻亲生之母，更觉难分难舍。彼等恐伊出外就事，竟公然向伊要求，更进一步，做他们法定的永久的母，吾母亦力赞其议，用十二分诚意，向伊要求，而伊之答词，则为‘人家要笑的’。谈判了一两个月，说来说去，终是如此……我因为吾母吾儿之议果能实现，则在事实及感情上，均不啻吾妻复活，幸福之大，无逾于此，而拙于言辞，无法战胜此‘人家要笑的’一语，所以要求足下……”
这是友人江君最近给我看的一封信。作者不愿宣布姓名，但托江君请本刊代为“解答”。他附致江言，并说“如蒙解答，不啻再造吾家也”。作者是本刊的一位热心读者，此事与社会也很有关系，我并鉴于他的诚意，很想尽我思考所及，给他一个“至丰富至明确之解答”，不料过了两天正在握管待写的时候，江君匆匆来说此事已经“谈判决裂”，某君刚有信来，请将前信作罢。我觉得这件事实含很有意味的社会问题，在某君个人方面似可不成问题，而从社会的立场看去，尚有讨论的价值。
（一）此事之应玉成其美，我想不但略有一些脑子不是全无心肝的人不至“要笑”，就是该死的顽固派，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读至信中子女呼声，为之惨然，）也不至“要笑”。就是有的，可决定是极少极少。如某君和“妻妹”这一点点义勇都没有，也应在“该死的顽固派”之列！
（二）此事如能玉成，在某君不但救了陷入吃人礼教的黑暗境界二十年的“她”，她自己不但救了陷入吃人礼教的黑暗境界二十年的“自己”，而且替中国数千年被压迫而过惨苦生活的女同胞开一线光明，对中国社会实有一种很大的贡献。以某君为留欧前辈，做过某省实业行政机关的领袖，学识经验，俱负时望，“她”又是上海很有历史的一个著名女校毕业生，乃竟对自己对社会失此好机会，尤令人深深的失望。
（三）爱是富有牺牲性的，某君的毛病在“不敢言爱”，他倘能亲自用一番爱的工夫感动她的心，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这是我作此文时候还在希望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