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1788年出版。本书是康德批判哲学三部著作中的第二部,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伦理学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以“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为基础的道德理论,是动机伦理学的典型代表。 这部著作沿袭了传统的章节安排方法,分为极不平衡的两部分:“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原理论”对其伦理学观点进行理论论证,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包括两卷:“第一卷半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和“第二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方法论”则论述了个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问题。 康德认为,以追求快乐或幸福为目标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不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的道德原则。道德法则与行为的效果无关,而只涉及主体的行为动机。因此,从行为的对象方面得不到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只能从理性的和形式的方面得出。一切道德行为的源泉都在于听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在康德看来,在人的尘世生活中,德行与幸福是矛盾的。有德行者未必幸福,享受幸福者多是恶棍。二者只有在“至善”概念中才能统一起来。但至善决非现实的人所能达到的,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能达到至善。对于有生有死的人来说,唯一的可能是从不完善不断走向完善。人可以追求至善,但永远不能实现至善。所以,为了有效地说明道德行为这个事实,“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著。1911年首次发表在《逻各斯》上。作者在这篇论文里坚持和论证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要求一种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的发展;因此,我们时代的哲学革命必须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设置基础。这种科学性哲学是建立在纯粹而且绝对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现象学才可能提供出这种知识。因此,尽管哲学一直要求成为最高尚、最严格的科学,这种自觉的意愿甚至支配着整个欧洲哲学史中的革命而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但直到现在它仍未能实现。哲学根本还不是科学。这并不表明哲学在本质上非科学。相反,任何领域中严格科学的可能性要求以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可能性为前提;只有后者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具体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基于这一信念,作者批判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因为恰恰是它们动摇了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来追求的信心。自然主义只承认物理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客观的,它要么否认理念的实在性,要么将其自然化。但是这种客观性、实在性的预设本身是理念的。历史主义同样地存在内在的矛盾。当它在证明绝对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时,在表明这种证明的基础的可能性时,它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这篇论文写于胡塞尔从《逻辑研究》(1900年)向《观念》第一卷(1913年)的现象学方法过渡期间,可以被看作胡塞尔的前先验思考方式与先验思考方式之间的连结带。

黑格尔的《逻辑学》，通称“大逻辑”，以别于《哲学全书》中的第一部分“逻辑学”，即通称的“小逻辑”。《逻辑学》共分“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编，前两编合称客观逻辑，分别出版于1812年和1813年，第三编称主观逻辑，出版于1816年。全书三编出版后，黑格尔又着手修订，仅完成了第一编“有论”部分。论述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第一个基本阶段,在此阶段,自然界尚未出现,只有纯粹思维的存在、运动和发展。作者以神秘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方式,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作为思维的规律加以阐述。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著。写于1797年。全书分三卷:怀疑、知识和信仰。他考察了自然体系与自由体系的对立,指出前者以获得知识为宗旨,可称为知识体系或知识学;后者以达到人类之爱为宗旨,可称为爱的体系或道德学。按前一体系,人作为感性存在,受自然界规定,没有意志自由,是自然的奴隶,其行为是自然联系的必然结果,善恶取决于自然,无所谓善恶功过。但按后一体系,人作为理性存在物,依据理性的目的概念自我决定,自我统一,其意志是自由的,受纯粹理性的支配,是人把自己造就成为他将成为的人,人的行为就是要达到至善。这两种体系,曾使费希特感到困惑。但后来他摆脱了这种虚假的对立。他强调自我的实践活动与道德活动,提出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知的自我,需要以知的对象为条件,它不是绝对的;而行的自我,不仅可以扬弃对象,而且可以创造对象,它是绝对的。道德的本质是自由行为者实践理性的自我决定。人的意志决定人的行动,依据意志决定的行动,就是“人的使命”,它决定了人的价值。这种意志决定,是通过良心来实现的。他将良心称之为“灵魂深处的那个呼声”。服从良心的命令,就是真实,就是目的,就是义务,就是存在的价值。行动的命令使人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变得越来越可知,人与人互相承担义务,互爱互敬。但是,人的最高目标还不是这种尘世目标,而是进入一种超凡世界,即进入信仰的王国。在信仰中使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混为一体。而这要诉诸意志。其伦理思想最后从主观意志论走向客观意志论,从理性主义导致信仰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重要著作。书前有一个“前言”,正文中的五讲是作者于1794年上学期在耶拿大学所作的五篇公开演讲的汇集。它最初使用的名称是《学者的道德》,在1794年秋正式出版时,改为《关于学者使命的若干演讲》。第一讲《论自在的人的使命》,提出人作为理性的生物是自由的,与外物无关;但人又是感性的生物,必然要与外物相联系,是不可能自由的。人的这种既具有理性自由、又受感性限制的情况,决定人只能无限地接近“至善”,而不能达到“至善”。这也就是自在的人的使命;第二讲《论社会的人的使命》,提出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所有社会成员完全一致和同心同德,达到个人的自由与相互间的和谐一致。这个目标也只能无限地接近它;第三讲《论社会各阶层的差异》,提出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一职业,加入某一社会阶层。但谁也不应该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各阶层应该人人平等,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第四讲《论学者的使命》,提出学者是他的时代的道德方面最好的人,应该为社会服务,为真理献身,为提高社会道德风俗和整体社会进步而努力;第五讲《试论卢梭关于艺术与科学影响人类幸福的主张》,批判了卢梭的科学进步带来罪恶的观点,认为科学进步和整个文明进步不仅不是罪恶的根源,相反却是促进道德进步的必要手段。学者要积极推动科学进步。该书的中译本由梁志学、沈真翻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对人的微观研究的专著,根据纽约诺顿图书有限公司1966年诺顿文库版译出,共14.4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编入《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霍妮作为新佛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佛氏的学说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与批判。佛氏认为,人内心的冲突根源在于人的生物和生理的因素。霍妮则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发自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的发自于人们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与佛氏悲观主义决定论不同,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重点不应总是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的人认识并改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精神分析文献明显地表现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同时,较之作者早期的论著也更具实践的意义。霍妮以她初期少有的透视力精辟而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各种内心活动,更详细具体地列举了各种特定的矛盾现象,分析了在人的内心冲突中的类型和各种表现形式,研究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种冲突所困扰的人为了摆脱困扰所作的努力如何归于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

英国达尔文著。中译本由潘光旦、胡寿文据伦敦1887年第2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人类的由来》又译《人类起源及性选择》,是达尔文把自然选择理论推广到人类起源领域,通过人与动物的比较研究,揭示人类起源奥秘的学术经典名著。初版于1871年。全书3篇21章。第1篇,人类的由来或起源。附录赫胥黎《论人与猿猴的脑在结构与发育上的异同》。第2篇,性选择。第3篇,性选择与人类的关系、并结论。补论,《性选择与猿猴的关系》。全书第一次以科学的证据论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指出不仅人的生物体是从某些结构上比较低级的形态演进来的,而且人类的智力、人类社会道德和感情的心理基础等精神文明特性也是像人体结构的起源那样,可追溯到较低等动物的阶段,为把人类归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达尔文通过系统缜密的比较论证,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科学结论。但是,他简单地把人只看作是一种动物,强调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人类起源中的主导作用;而看不出人类的意识作用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的心理活动。5年后,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人”这一光辉的论断,最终科学地解决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而达尔文完全应用动物进化规律套用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和做法,后来被错误地推向极端,逐渐演变为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古希腊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早期著作。该书以对话体形式叙述了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后囚禁在狱中,老友龙克力同前去劝说他越狱逃跑,他婉言谢绝并阐述其道德思想等内容。首先,他主张用理智深思熟虑,反对凭感情“以错对错,以恶报恶”。诬告、错判固然是错,越狱潜逃也是错,正是以错对错,是违反理智原则的。其次,越狱潜逃,是不服法,最后必将破坏法律的崇高威望;一个尊重德性者,绝不会有损国家和法律的尊严。再则,祖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法律,依照法律的契约生活。若越狱逃跑便犯下不孝父母、不服教养、不遵命守约三大罪,较之于诬告与错判更为有罪。最后,他认为越狱潜逃是苟且偷生、害人害己。若越狱必牵连朋友,小则流放、大则家破人亡;逃亡后隐姓埋名乔装打扮、贪生怕死丧失廉耻,也就无颜再谈正义与法治、人生道德和人生价值。该书表现了苏格拉底为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以身伏法,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是研究苏格拉底生平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该书见严群的中译本《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古希腊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著。该书记叙苏格拉底被美勒多等人指控不信国神、败坏青年等罪,在法庭受审并判处死刑的经过以及他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该书由自我申辩、定罪后的态度和定罪后的遗言3部分组成。在自我申辩中,苏格拉底首先简述其一生的业绩:为祖国而战,有功于国,充当民族的“牛虻”,随时披露弊端以激励祖国前进;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判处十将军死刑;不屈服于三十僭主的权势与淫威,拒绝参与残害民主人士。其次,他列出理由以反驳诬告者:首先,原告肯定其不信神是无神论者,又说另立新神,前后自相矛盾;他宣称信奉神灵,而且是神派往雅典的“牛虻”。其次,原告诬陷其败坏青年,他辩护道:若我教人为坏,为何还受被害者及其家人之感谢和帮助?从逻辑上推论,同坏人接近将会危害于自身,若我引诱和败坏青年,岂不贻害自身?该书对于研究苏格拉底生平及其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见严群的中译本《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古希腊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早期著作。该书记叙了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指控不信国神、败坏青年,在待审过程中,巧遇宗教家游叙弗伦,切磋有关对神的虔敬与轻慢的问题,从而揭示出宗教敬神的秘密在于迎合、贿赂神,人神作交易。在论及对神虔敬与轻慢的性质时,苏格拉底认为,虔敬即做自己此刻所做之事,不虔敬即不做此刻自己所做之事;虔敬是神喜好之事,不虔敬则是相反。然而,神与神之好恶并非一致,因此,应该是凡神一致所好者为虔性,一致不悦者则为轻慢。但是,神之好恶仅是虔敬的属性,就本质而言,虔敬即是祈祷和献祭;祈祷是人向神索取物品,献祭则是把物品奉献给神以取悦于它,实际上是神与人之间的交易。神珍视的是赞美、崇拜、感谢的献祭。在这里,对虔敬的规定,由做正当之事、神所喜爱之事,进而转为祈祷和献祭,以此作交易,再转为神所珍爱的赞美、崇拜。如此层层分析,深入事物本质的方法,展示了最初的辩证分析法。是研究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该书见严群的中译本《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世纪奥卡姆的威廉著。1408年出版。从极端唯名论立场论述逻辑学。认为科学起源于个别物,但它却说明一般事物,即以一般概念来说明个别事物。把科学分为实在科学和唯理科学两类。实在科学以一般概念代替个别事物,而唯理科学则以一般概念代替别的一般概念和术语。认为逻辑学是一门唯理科学,它研究概念组合的方式方法,逻辑不是指示和代替某一事物,而是一种语言科学和记号系统,词项可以非意指地用为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名称,或者用为它们作为实例的口头或书面词语的名称。当词语非意指地用为词语名称时,它们具有实质指代;当非意指地用以称谓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时,它们是作为简单指代而使用。在推论方面,对析取命题与合取命题的对偶关系作了论述,还提出一些其他命题逻辑的原理和模态命题及其推理的理论。认为归纳法是指具有相似性质的个体以相似方式作用或反作用于相似的情况。着重说明逻辑是概念的概念,记号的记号,它制定一些规则,以确定记号之间的关系,使记号从知识的工具变成知识的客体,从而陷于逻辑形式的推演。

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12世纪初编纂。记载了至1110年的历史,收录了在当时能够找到的大部分资料。作为一部独立的编年史书没能被保存下来,其中最古老和最基本的部分被收入《拉夫连季编年史》(14世纪)和《伊帕季耶夫编年史》(编于13世纪,现只存有15世纪的抄本)中。这部编年史的一些章节,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僧侣涅斯托尔编撰的(约1111年后曾两次改写)。第一版(即1111年版),收录了基辅洞窟修道院的文件汇编、王公的年代记,10世纪罗斯和拜占庭帝国签订的条约、圣徒列传、斯洛温人的传说,关于基伊(Кий,传说中的基辅王公)的传说和奥丽加(基辅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对德列夫利安人的复仇等。1116年,米哈伊洛夫斯基·维杜别茨基修道院(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家庙)院长西尔韦斯特(Сильвестр),为扩大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声誉和影响,对第一版做了修订和补充(补入11—12世纪一些事件),成为第二版。1118年对第二版又做了一些删改和补充,形成第三版。第三版的中心内容是与莫诺马赫家族,特别是与大公之子姆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相联系的一些事件。补入了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他父亲弗谢沃洛德相关的一些事件,进一步细致考证了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同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的亲属关系。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3—1954）是德国历史主义的大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德国的浩劫》是迈内克晚年的压卷之作，也是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被看作“二战”后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代表作。迈内克从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简要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至纳粹覆亡的德国思想文化，为德国历史文化辩护，认为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导致了纳粹专政，并对战后德国的重建给出了建议。迈内克是少数见证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史学家之一，这本书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迈内克在历经浩劫后对德国历史文化所作的深刻反思和再评价。

又名《里见八犬传》、《八犬传》等。日本“读本”。作者曲亭马琴(1767—1848)倾28年(1814—1842)心血才得以完成的一部长篇巨著。计98卷106册。写室町时代末期安房国泷田城主里见义实于安西景连率大军围城之际,与他所饲养的猛犬八房相约:若咬死敌将安西,则许以爱女伏姬为妻。后八房果然取得敌将首级,伏姬只得遵约随八房住进富山的洞穴,后因“物类相感”而怀孕。当八房和伏姬正欲自尽时,伏姬突然误中一弹,其胸前的珠玉顿时四散,变为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德化身的八犬士(即犬冢信乃戍孝、犬川庄介义任、犬山道节忠与等八人)。他们各自历尽无数艰险和苦难,后协力奋战终于恢复了里见的家业。本书主要模仿中国小说《水浒传》,并参考《里见记》等历史故事编写而成。尽管书中贯穿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浓厚的儒、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但其构思宏伟,情节跌宕曲折;描写精细,文体优美,是日本“读本”中最著名的一部长篇传奇大作。此作品由李树果翻译成汉语，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4册。

撒路斯提乌斯是古罗马著名史学家，这是一部描述古罗马历史的名著，极有史料价值。 罗马的史学到了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 Crispus, B.C.86～35年)的手里跃进了一大步。撒路斯提乌斯也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显赫人物，曾当选为保民官。在当时罗马党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因追随恺撒而与西塞罗积怨很深。恺撒与庞培进行大决战时，他随恺撒前往北非，直接参加了消灭庞培余党的战斗。之后，他被恺撒任命为努米底亚总督。在总督任内，他大肆搜刮钱财，回罗马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恺撒被刺以后，他归隐林园、潜心著述。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本书收入了魁奈在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作品，如《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赋税论》《经济表》《经济表的说明》《经济表第二版》《经济表的分析》《农业哲学》《自然权利》《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等。本书是参照日文《魁奈全集》、俄文《魁奈选集》等书选译的。

又名《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当代史》。阐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侵略扩张的历史专著。普洛可比著。全书共8卷,用希腊文撰写,1607年由豪斯彻留斯按希腊文出版。1663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普洛可比,拜占廷历史学家。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担任拜占廷军统帅贝利撒留的随军书记共15年。熟悉古典史学著作,继承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传统,用希腊文撰写成本书。著作还有《论建筑》、《秘史》等。本书记述查士丁尼皇帝对外扩张的经过,包括与萨珊波斯帝国交兵,攻灭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消灭东哥特王国,攻占意大利等。所记事件大部分为他亲身所经历。大约写于543至554年,内容也记到554年止。第1、2卷为《波斯战记》,主要记述拜占廷帝国东征波斯的历史。贝利撒留奉查士丁尼之命率兵与波斯王科斯罗埃斯战于美索不达米亚,530年在达拉斯大败波斯军,翌年被波斯战败。后来查士丁尼认识到与波斯交战国无宁日,遂以重金与波斯媾和。第3、4卷为《汪达尔战记》。534年,贝利撒留率5000精兵渡海出征,在北非登陆,由于汪达尔王国军队主力出征,国内空虚,所以贝利撒留连战皆胜,几个月内就消灭了汪达尔王国,俘其王盖利麦。第5、6卷为《哥特战记》。535年,贝利撒留侵占西西里岛,旋袭取那不勒斯,536年占领罗马,540年攻陷东哥特王国首都拉温那,东哥特不久投降。第7、8卷是全书的概括、总结和一些补充。政治视野宽阔,内容丰富,严格按照编年顺序阐述历史事件,完整清晰。具体内容以写查士丁尼的政治活动和上述战事为主,同时对所到各地的物质生产、精神文明、风土民情、科学及军事技术等,亦有涉及。所记史实基本可靠,但有时失于轻信,有闻必录,缺乏考证。宣扬所有的人都应服从查士丁尼的统治权力和法律,轻视人民运动,渲染广大人民粗野愚昧,表现出了错误立场。但从全书来看,仍属优秀的史学著作。

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塔西佗著。有多种文字版本。中译本由王以铸、崔妙因据穆尔的英文本译出,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塔西佗(Tacitus 约55—120),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出身骑士等级,早期受过良好教育。先后任财务官、大法官、执政官、行省总督等职。著作还有《演说家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编年史》等。本书原有12卷(一说14卷),今存前4卷及第5卷的一部分,记载公元69—70年的罗马史,中译本约29万字。第1卷写公元69年的内战。暴君尼禄死后,先后有伽尔巴、奥托、维提里乌斯称帝。为争帝位,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生灵涂炭。第2卷写69年内战的高潮。奥托兵败自杀,维提里乌斯成了罗马唯一的皇帝,无恶不作,上行下效,民不聊生。地方长官维斯帕西亚努斯又起兵称帝,进军意大利。第3卷写69年内战的结束。维斯帕西亚努斯攻陷罗马城,维提里乌斯被杀,68—69年的内战结束。第4卷写70年的日耳曼战争。第5卷继续写犹太战争和日耳曼战争:罗马军队长期围困耶路撒冷,日耳曼人屡败罗马人。这两次战争均未写完。书中向往共和制,憎恶君主制,对罗马皇帝的罪行作了无情揭露,对各族人民反罗马奴役的斗争则予以某种同情。但寄希望于英雄人物,夸大其历史作用,反对帝制和暴君,却称赞好皇帝。相信天意、预兆和灾异。总的说,书中史料可靠,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蒙古帝国史》是法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所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首次出版于1941年。 《蒙古帝国史》，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最后，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 《蒙古帝国史》一书的主旨：将几种主要的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寻究蒙古汗国的历史。该书对蒙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

缅甸标准编年史书。因在缅王宫廷琉璃宫内编纂,故名。1829年，缅王孟既（缅名巴基道）诏令由孟越萨耶道等全国各地13位著名僧俗学者组成《琉璃宫史》编纂委员会，由缅王亲自主持整个编纂工作。学者们博采各家史书,汇集历代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雅都"、"雅甘"、"埃钦"、"茂贡"等诗史，进行整理考订，按年代顺序编纂，至1832年，历时4年完成。全书分3大卷，21分卷，约百万字。此史书记述了从远古时代原始公社起，经骠国等早期王国以及历代封建王朝直至贡榜王朝的创建者雍籍牙即位后的第二年(1754)为止的全部兴衰过程。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无所不包，内容丰富。该书因系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封建士大夫编纂，其观点难免有唯心主义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但它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和历史资料，仍不失为东西方治缅甸史学者的重要参考书。目前各国出版的有关缅甸史的著作，无不引用其史料。其中一部分已译成英、法、日等文本。现有的英译本为其第 1卷中的第3～5部分,由佩貌丁和G.H.鲁斯合译,1923年由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由缅甸学会在仰光大学再版。1909年由法国学者E.于贝将其中《蒲甘末叶史》部分译成法文,载《法国河内远东学校校刊》第9卷；日译本由日本鹿儿岛大学荻原弘明教授译出1～2卷。已在《史学》杂志上连续刊出。

《荣格自传》是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于83岁高龄时回顾自己一生的作品。荣格打开自己的心灵，和读者一起探讨他丰富的人生和精神世界，揭开无意识的神秘面纱。这本书汇集了荣格各个时期的特殊经历和对人的心灵的思考，虽以“自传”为题，却是荣格毕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全面地认识荣格，还能一窥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分歧、走向，以及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诸多重大命题，是读者了解心理学，尤其是分析心理学的敲门之作。

本书是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重要的中世纪城市史著作。1925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作者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在城市起源问题上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很大的注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马尔克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著名史学家马基雅弗利著。马基雅弗利出身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1498—1512年间,任佛罗伦萨“十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共和国的防务和外交事宜。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马基雅弗利一度遭到监禁,逐出政界。获释后,寓居乡村,专心著述。1520年重被起用,任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编纂,编修官史。同年,该校校长红衣主教裘里奥·美第奇为给其家族树碑立传,聘请马基雅弗利撰写一部佛罗伦萨史。 《佛罗伦萨史》完成于1525年。全书共8卷,所叙史事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止于1492年劳伦左·美第奇之死。第1卷,追述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概况。第2—4卷,记述1434年以前佛罗伦萨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最后4卷,记述1434年以后佛罗伦萨的发展变化。1982年,李活根据纽约科洛尼尔出版社1901年英译本修订版译成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佛罗伦萨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角度,通过历史叙述阐明作者的政治主张。作者把古罗马和14、15世纪时的佛罗伦萨作对比,指出:佛罗伦萨当时不能统一意大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争持不下,贵族与贵族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国力为之虚耗。若能把消耗在内讧中的力量集中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佛罗伦萨早就成为泱泱大国了。此外,作者还借历史事实宣扬改革之道,主张贤人政治,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由于该书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比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筹,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本书是《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三个中译本的合编本。其中《赋税论》部分，配第就田租、口赋、房产税、关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乃至货币利息、货币改变价值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政治算术》则是配第独创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典型著作。他列举数据，论证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力量，试图探讨存在于当时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现象中的共同规律。

又译《政治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代表著作之一。全书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探讨各种政治和道德的原则,是一部实现美德的学术著作。它第一次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意在寻求理想国家和最好政治的基本形式,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在亚里士多德整个社会思想体系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并把道德放在一定社会政治生活中加以考察。在他看来,伦理学只是研究和解决个人的善的问题,而政治学则要研究和解决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善这样更为深广的问题,个人的美德只有在良好的政体中才能实现。他首先发现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善恶、正义等观念,在于人具有政治品质。从发生的次序来说,个人、家庭先于城邦国家,但从本质上说,全体大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和家庭。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交往,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公民过一种符合德性和最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制观点出发,为了调和阶级矛盾,批判了柏拉图的 “理想城邦” (即共产社会),提出了“理想政体” 和由 “中等阶级” 执政的理论。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较其他阶级稳定。只有这个阶级执政,才能实现公正,使全体城邦公民过至善的幸福生活。同时他又提出用法律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详细地研究了城邦整体的伦理和幸福。他探讨了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其中包括主奴关系中的伦理,个人和城邦关系中的伦理,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以及职业伦理等,并力图在各种伦理关系中,确立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原则。这既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又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它和《尼可马克伦理学》一起,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