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高城堡里的人》是由菲利普·迪克著创造的一部美国小说。在1963年获得了雨果奖。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的穿插描述，讲述了一个反转过来的“历史”——同盟国在二战中战败，美国被德国和日本分割霸占，探讨了正义与非正义、文化自卑和身份认同，以及法西斯独裁和种族歧视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后果。

全书论述了基督教的爱为研究对象，对基督教的“爱的隐秘生活以及它在它的果实之上的可辨性”、我们的“去爱我们所见到的人们”的义务、爱是律法之圆满、爱是良心的事情、我们的“去驻留在相互所亏欠的爱之债务中”的义务等。本书写作体现了作者作为基督教神学信仰者对基督教的批判。也体现了基督教学者对基督教的反思精神。

这部非虚构小说源于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他们代表着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一个故事是杜撰的。这里既没有由一小群手握大权的无赖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没有由一小群有理想的德国优秀人物做出的英雄壮举。因为无论罪行和自我牺牲都不构成主流，而只是特例——这些特例在希特勒先生的第三帝国里并不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罕见。于是，本书只讲述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力，也不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气概；既没有特殊悲惨的境遇，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他们是农民、医生、老师、牧师、作家、杂货店老板，甚至盖世太保，这些普通人的际遇代表着最真实的纳粹德国……

丹麦克尔恺郭尔著。184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致死的疾病”是指人的绝望心态。该书运用一种以严格的内在考察为特征的自我分析方法,描述了各种形式的绝望情绪,并把绝望解释为存在于自我之中的一种现象。指出人类的绝望只在预示自我丧失时才开始。当人们把自我交给人世间的事务,比如为积敛钱财或追求名利时,这种绝望就已经开始。当他终日忙于这一切时,他的自我就丧失殆尽。还从宗教立场上探讨了绝望,认为绝望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疾病。精神是人的象征,但它只有藉助宗教这一更高媒介的调停,才能成为人的主人。如果这一切关系被搅乱,其结果就是绝望。

丹麦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郭尔著。哥本哈根1844年第一版(丹麦文)。在这本哲学一神学著作中,克尔凯郭尔通过罪恶这一问题,分析了恐惧这种实存现象。他从《圣经》中人的原罪出发,讨论了人由无罪变为有罪的堕落过程。人从存在之日起即深受灵魂与肉体、时间与永恒、必然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对立矛盾的影响,这些矛盾应通过精神得到统一。人在无罪状态时,肉体与灵魂是直接地、自然地统一在一起,这时由于还未出现对立,精神只作为梦幻出现,它对善和恶还全然无知。这种梦幻的精神的具体化就是恐惧(恐惧与害怕不同,害怕与特定的事件、与内心活动有关),因为精神希望成为现实,成为自由的可能性。而自由在其初始状态只是虚无,只有当精神开始活动时,它才真正产生。自由的这种虚无是令人恐惧的东西,恐惧就是为了可能性的、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现实性”。在自由决断的无限可能性之前,作为梦幻的精神突然感到眩晕,然后在感到罪孽的状态中从眩晕中清醒过来。每个人都像亚当一样,通过自己的罪孽丧失了自己的清白无辜。在此,恐惧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被意识到,被反思、恐惧的虚无一直还在作为什么东西表现出来,因为善恶的对立现在出现了,所以恐惧表现为对恶的恐惧或对善的恐惧。最后,恐惧揭穿了可能的罪孽的无限性,人就离开一切有限的东西并在信仰中得知上帝赎罪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对恐惧的分析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是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日兰·克尔凯郭尔的代表作品之一。1843年出版。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人个人来说,自我疏远主要是一个发生在个人自己的自我之中的过程,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以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为基础。克尔凯郭尔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或是作为分析自我疏远的精神病理学家,把异化状态(自我疏远)描绘为焦虑(恐惧)而宣告焦虑时代的到来。焦虑(恐惧)这个词的丹麦原文是Angest,在德语和现代丹麦语中,这个词是Angst。英文把这个词译成dread,即恐惧、害怕和不安。这个词译成焦虑要确切些。焦虑是对某些即将来临的灾难或痛苦的神秘恐惧,是对某些并没有出现,而是未来会出现的东西的神秘的恐惧,是对某些并不在我们心中的东西的神秘恐惧,是对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神秘恐惧。克尔凯郭尔这样描述恐惧,它是一种“带有同情感的厌恶和带有厌恶感的同情”,也是一种“对一种甜蜜的恐惧的渴望”。克尔凯郭尔比较了恐惧和失去自由的眩晕。他认为,恐惧就是一种以死亡威胁我们的异化力量使我们的存在为一种恐惧状态所统治。他说,如果我们要问,构成恐惧的对象是什么,那么答案是:它是虚无。恐惧和虚无是不可分的。因此,恐惧是关于虚无的经验的必然结果。任何没有领悟到恐惧的人,无疑终将不能成为信仰义士;进而每一个感悟到恐惧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没有勇气去理解恐惧。

本书收录内藤湖南写作的七种中国游记，其中《绪言》《禹域鸿爪》《鸿爪记余》三部分曾收入《燕山楚水》一书翻译引进，此次是新译；《己亥鸿爪纪略》《禹域鸿爪后记》《游清杂信》《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中国观察记》等则之前未收入中译本的游记集中；此外，书末还附录了著名日本汉学家桑原武夫的《湖南先生所嫌厌的》，从侧面反映内藤湖南的个人爱好和文化取向。这些文字为了解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日交往情况、日本对华策略等，提供了更多可供研究和探讨的材料。

村松梢风是日本大正时代“中国通”,以《魔都》一书著名并因而为上海命名“魔都”的作家。《中国色彩》是他于1923年到1933年间多次来到中国游历后写作的游记合集。村松梢风在华期间，足迹北至东北、热河，南到台湾、广东、香港；在作品中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区的风俗、社会面貌，进行了广泛的描绘。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等作家学者不同，村松梢风来华前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多，这使得他的记录较少主观影响，而更多简单白描；此外，也不同于文人学者对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关心，村松对吃喝嫖赌、拉车卖唱的市井生活兴趣更大，因此本书有较多篇幅记录了当时一般市民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一般社会实情提供宝贵的材料。

《南方纪行》是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游记，既是一本妙趣横生、动情动人的散文集，也是展现20世纪初中国南方风貌和研究中日交流的重要材料。《南方纪行》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后的“初次印象”，书中详细描写了民国初期厦门等地区的市井生活，南洋巨商的豪宅花园，爱国青年建造的新式学校，乃至陈炯明叛变前驻军漳州的详细情形，中日关系的日渐恶化等等。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多体裁游记。书中语言可读性强，又富于变化，口语和文言夹杂，变幻多姿；体裁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文体，虚实掺杂，叫人读来颇觉新鲜。芥川龙之介这种别出机杼、不肯落他人窠臼的写作风格，使这本游记较少呆板的平铺直叙、风物描摹，而更多以文艺的、甚至漫画的笔法，表现中国见闻在他敏感的心中所引发的情绪和思考。著名译者施小炜经过长时间精心而传神的翻译，充分再现了原著风格，将芥川龙之介语言、体材上的变化，完美展现在译文之中。除了文学价值外，本书还保留了芥川龙之介拜访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名人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与太宰治齐名的日本战后文学中“无赖派”的旗手坂口安吾的中短篇精选集。收录《退步主义者》等8个反思输家哲学的珠玉小品。作品多呈戏谑及反叛色彩，有着颓废而又浪漫的输家哲学之美。收录的代表作《退步主义者》正是当年坂口安吾在课桌上刻下的“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上”的完美诠释。

俗世的一切，无论灰败还是生机，落入樋口一叶眼中皆成风景。 头顶“古日本最后的女性”“明治紫式部”“清少纳言再世”等光环的日本近代文坛昙花一现的天才作家樋口一叶短篇精选集，收录余华盛赞的《青梅竹马》。 情窦初开的名妓之妹美登利和和尚之子信如之间萌发了微妙的爱恋，故事在双方心照不宣时戛然而止，但残酷的命运已昭然若揭。

日本文豪太宰治中短篇精选集，内含太宰治一生写照的十个中短篇，收录太宰治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的成名作《逆行》。收录太宰治写作生涯中难得一见的温馨之作——《浪漫灯笼》。此文一改太宰治往日的丧气风格，将入江家兄弟姐妹连作新版《莴苣姑娘》这一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本书于1846年出版。该书的全名是《对〈哲学片断〉所做的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这一书名包含着几层意思：“最后的”一词表明他已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因此在哲学方面不再有写别的什么的需要了；“非科学”是克尔凯郭尔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当时所谓“科学的”思想体系相对，表明了克尔凯郭尔反传统的勇气； “附言”指的是《哲学片段》的附言，标明此书是前一部分的补充说明和有关论题的继续讨论。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郭尔(SФ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关于人生哲学的最重要的著作,1844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克尔凯郭尔对建立在历史知识基础之上的理论思维体系提出了质疑。书中展现了这位使用间接方法、不设哲学体系的思想家的思想。克尔凯郭尔在书中强调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有任何证明的,人必须对此进行信仰。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是荒谬,同时也是真理。此书标志着存在主义学说的开端。这种学说要求把哲学家从纯粹思维的思辨中召唤回来,使他们去注意与自身有关的问题,去研究一个孤独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按其所了解的方式去生活,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及种种问题。本书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有重要影响,它对存在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1843年出版,共两卷。书中叙述了编辑爱尔密特偶然发现了两部手稿。一部是某个被称为“美学家”的人的手稿,一部是地方法官威廉的手稿。两部手稿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本书第一卷包括了“美学家”的手稿,第二卷收入了威廉的手稿。在两卷之间插入了一篇《诱惑者日记》。 作者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美学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在美学的生活方式中,人不作任何真正的选择,只追求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人的活动没有任何目的。人只是情感和自然力的玩偶。在伦理的生活方式中,人却必须作出选择。在这里,禁欲主义和道德责任心占据了支配地位,人追求伦理上的完美。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恪守道德规范,严格区别善恶,并且可能为此献出生命。 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显然存在着冲突。作者认为,伦理的生活方式高于美学的生活方式。因为只要作出了选择,就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不管这种选择是否正确。 《非此即彼》是克尔恺郭尔匿名发表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本书奠定了作者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先驱的地位。

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共分两卷，上卷：苏格拉底的立场，理解为反讽以及下卷：论反讽概念等两部分。内容涉及这种理解的可能化、这种理解的现实化、定位性的思考、费希特之后的反讽等。

尼扎姆·莫尔克（1019—1092）以曾任塞尔柱帝国宰相近三十年之资，写下《治国策》一书，以为苏丹们所镜鉴。书中探讨社会中的正义、有效统治、政府角色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等问题，提出对塞尔柱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的看法和建议。该书反映了9—11世纪西亚、中亚和北非的经济、政治、司法、宗教、文化和意识诸多方面的情况，是十一世纪末留下来的著名文学作品和珍贵的史学著作，也是研究这些地区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让·雅克·皮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黎公社积极的战士。本选集收录了皮佑的《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既无宫廷，又无茅屋》《公有制不再是空想！》等三部著作。在书中，皮佑认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而社会却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老爷和奴隶、大人物和小人物等等，这是违反自然的规律的。因此他主张废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代之以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绝对平等的新社会。皮佑曾经数度入狱，遭到审讯和放逐，巴黎公社失败后死于狱中。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写成的。本书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霍尔巴赫著。作者在《自然政治论》中从所谓的“自然法”的理论出发，对当时的国家制度、政府、社会、司法行政、外交政策和伦理道德诸方面，都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同时也根据唯理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的原则，企图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

英国雪莱（Shelley.P.B.）著，杨熙龄编译，1981年4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雪莱政治论文选》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主要内容包括：论无神论的必然性、告爱尔兰人民书、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人权宣言、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驳自然神论（对话录）、关于道德观念的思辨（断片）、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

德国施蒂纳著。写于1843—1844年,1844年出版。原文为德文。先后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俄文和英文出版。中文有节译本。该书一直被认为是唯我论哲学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1844年出版时曾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引起轰动,展开了一场论战。该书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独树一帜,标榜彻底的无神论,批判费尔巴哈的“人”和B.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仍是对抽象物的崇拜。提出“我”是唯一现实的存在物。认为国家、财产、道德、宗教以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所有物”,“我的财产”。该书把人的历史分为唯实主义的儿童时期,唯心主义的青年时期和利己主义的成年时期。说明以往所有的学说都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抽象物来奴役个人和“否定你自己”,都应当抛弃。提出自由不等于“自有”,自由是基督教空洞的说教,“自有”则是我的整个存在。从这种个人权力和占有的原则出发,反对一切束缚和权威,甚至反对一切道德准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书作了批判。

《山中来信》是201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卢梭，译者是李平沤。本书是一部论战类文章，《山中来信》共九封信，信中讲述的，不是山中景色，而是“设计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是18世纪论战类文章的一部杰作。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之后，受到法国政府的迫害和查禁，日内瓦的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对是否通缉卢梭产生了争议，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对法国政府亦步亦趋，坚持对卢梭进行迫害。为此，小议会的检察长写了一篇《乡间来信》为议会辩护，卢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山中来信》，作为答辩。此书篇幅不大，也被认为是卢梭的经典著作之一。

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沃拉斯(Graham Wallas)著,成书于1908年。这是一部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在政治学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从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构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沃拉斯则是最早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在这部著作中,沃拉斯揭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病,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沃拉斯在实际政治中发现,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他认为人性由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因素组成。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作者提倡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对后来的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德国费希特著。1808年发表。该书是费希特在法国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公开发表的讲演,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振作起来抗击法国的侵略,但在法军压境之际,只能用一种委婉的措词表述。作者认为德国民族精神是建设新国家的重要因素,德国民众应该在这种自由活泼的民族精神之下团结起来,为一个统一的祖国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复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教育人民认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自由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表现深刻的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的充分证据。宗教改革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要是没有自由的民族的感情就不可能提出宗教改革这样伟大的思想事业,也不可能完成这个思想事业。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是深刻思考的哲学,别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哲学。该书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情,反映出人道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