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拉德纳著

孙仲旭译

孩子她娘说我一开口,就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可是我跟她说,我有机会说话,也就是她不在旁边那会儿,所以得充分利用。我想事实上,贵格会教徒聚会时,我们俩都不会受欢迎,可是就像我跟她娘说的,上帝要是不想让我们用舌头,干吗还要给我们呢?她娘只是说上帝给我们舌头可不是让我们把一件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就像我这样,说车轱辘话。我说:

“那好,孩子她娘,”我说,“别人都像你跟我这样结婚五十年,你还会想着我不管说什么,都是第一回听我说吗?但是有可能别人是第一次听,别的没人像你这样,跟我过了五十年。”

她就说了:

“你可以肯定没人,因为再也不会有别人能忍你这么久。”

“喂,”我跟她说,“你看着很健康嘛。”

“我也许是,”她会说,“可是在嫁给你之前,我看着还要更健康呢。”

你甭想说过孩子她娘。

对了,先生,我们去年十二月十七号刚好结婚满五十周年,我的闺女和姑爷从特伦顿过来帮我们庆祝金婚。我的姑爷名叫约翰·H.克雷默,搞房地产的,一年挣一万两千块,在特伦顿那边很有地位,是个稳重、肯下气力、好样的干活人。扶轮社1追他追了很久让他加入,可是他一直跟他们说他自己的家就是他的俱乐部。可是伊迪最后还是让他加入了。那是我闺女。

好了,不管怎么样,他们来帮我们庆祝金婚,天气很阴冷,炉子好像不能像以前那样暖和人了,她娘说她希望今年冬天不会像去年那样冷,她指的是前年冬天。伊迪就说换了是她,怎么也别想让她待在家里,她肯定不会再在这儿待一个冬天了,我们干吗不关掉水,关上门去佛罗里达的坦帕市?你知道我们四年前的冬天去那儿待了五个星期,可是光住宿费就花了我们三百五十块,她娘说我们才不去哪儿让人抢钱呢。我姑爷开口了,说南方并不是只有坦帕这一个地方,另外,我们也不一定非得住高价酒店不可,他可以给我们租两个房间,去寄宿,他听说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正合适这样,只要我们发话,他会写信打听一下。

好了,长话短说,我们就想好了要那样做,伊迪说这会是我们的金蜜月,作为礼物,我姑爷会把坐车的非单间和单间的差价补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单间,干扰少一点。单间里有跟普通卧铺车厢里一样的上下铺,不过本身是个封闭的单间,还有个洗脸池。我们上的那节车厢里全是单间,没有一般的上下铺,全是单间。

我们前一天晚上到特伦顿,待在我闺女和姑爷家。第二天下午三点二十三,我们离开了特伦顿。

这天是一月十二日。孩子她娘坐在朝着火车头方向的位置,因为她反着坐会头晕。我跟她面对面坐着,我没受影响。我们下午四点零三分到了费城北站,四点十四到了费城西站,可是没进布洛德街站。我们六点半到巴尔的摩,七点二十五到首都华盛顿。我们的火车在华盛顿等了两个钟头,直到另外一个火车头来拉上我们。我下车在月台上溜达了一下,走进了联合车站。我回来后,我们的车厢被调到了另外一条轨道上,可是我记得这节车厢的名字叫作“佳人”,因为我有次去威斯康辛州的奥克诺摩沃克看望一个姑姑,那儿有个湖也叫这个名字,所以我根本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地方。可是她娘已经快急出了毛病,生怕我给拉下。

“哎,”我说,“那样的话,我可以坐下一趟车嘛。”

“你倒是可以。”她娘说,接着又指出钱在她那里。

“噢,”我说,“我们在华盛顿,我可以去美国财政部借点钱。我会装作我是个英国人。”

她娘听明白了,开心得哈哈大笑。

我们的火车晚上九点四十分开出华盛顿,我和她娘睡得早,我睡上铺。晚上,我们经过了弗吉尼亚州这地方的草原,不过天太黑了,看不出是绿色还是什么颜色的。第二天早上醒了后,我们到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法耶特维尔。我们去餐车吃了早饭,吃完饭,我跟旁边单间那个男的聊了起来。他是新罕布什尔州黎巴嫩市人,八十岁上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太太和两个没结婚的闺女。我说我觉得他们四个住一个单间会太挤了,可是他说他们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每年冬天都这样坐车,知道怎样做到谁也不碍谁的事。他说他们是去塔彭斯普林斯。

我们中午后的十二点五十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四点二十到了乔治亚州的萨凡纳。我们晚上八点四十五到了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在那里停了一个钟头加一刻,我想下去,可是她娘大惊小怪的,我们就让黑人服务员收拾了床铺,车还没开出杰克逊维尔我们就睡了。我睡得不好,因为火车呜里哇拉老是在响。她娘坐火车从来睡不好觉,因为她说她总是担心我会掉下来,她说她情愿自己睡上铺,可是我跟她说我冒不起这个险,传出去我让太太睡上铺,人们会说闲话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赶得上跟我们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朋友告别,他们在塔彭斯普林斯下,我们是早上六点五十三到的。

我们同车的乘客有的在克利尔沃特下,有的在贝莱尔下。在那里,火车倒车一直倒到一座大酒店的门口。贝莱尔是玩高尔夫的家伙们的冬季大本营,在那儿下的每个人都带着球杆袋,装了多达十根十二根的球杆。还带了女人什么的。我年轻那会儿,我们把这叫做炫耀,我们只用一根杆打,可是照我们那打法,他们这些人能打完一局就很不错了。

火车八点二十进了圣彼得堡,我们下了火车后,那么多黑人都在扯着脖子给各间酒店拉客,你还会以为有骚乱呢。

我跟她娘说,我说:

“幸好我们已经挑好了地方住,不用再去选一间酒店了,因为如果每间都是最好的,那可就难选了。”

她笑了起来。

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说了我姑爷给我们订的房间的地址。很快我们就到了,跟那幢房子的老板娘报上姓名,那是个四十八岁上下的年轻寡妇,她把我们领到了我们的房间,那一间光线好,空气也好,里面有张舒服的床、衣柜和洗脸台。一个星期十二块钱,不过地点不错,跟威廉斯公园才隔了三个街区。

圣彼得是他们叫作城里的地方,不过还有个名字叫“阳光城”,因为他们声称全国数这里太阳公公对着地球母亲微笑的日子最多。万一哪天不出太阳,有家报纸会把报纸全部免费派发,他们声称在过去的十一年里,他们只免费派发过六十几次。他们给这座城市起的另外一个外号叫“穷人的棕榈滩”,可是我想来这儿的人们中间有些和去另一个棕榈滩的花。提上裤子,花公。提上裤子,子一样,能从银行借到同样多的钱。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去了趟刘易斯帐篷城,那是“罐头盒”游客的大本营。不过可能你没听说过。嗯,他们是一个组织,开着车去度假,什么都带着。也就是说,他们带着可以在里面睡觉和做饭的帐篷,根本不光顾酒店和餐馆,可是他们必须真正拥有一辆野营车,否则没资格加入这个组织。

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二十万会员,都自称“罐头人”,因为他们吃的主要是罐头食品。我们在帐篷城认识了两口子,是从德克萨克州的布赖迪来的,彭斯先生和彭斯太太,那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他们大老远从家里开车来的,有一千六百四十一英里远。他们这一路花了五个星期,都是彭斯先生开的。

“罐头人”来自全国每一个州。夏天时,他们去像新英格兰和大湖区这种地方,可是冬天时,他们绝大多数来了佛罗里达州,散布到了全州。我们在那儿时,他们在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开全国大会,他们选了个姓弗莱多尼亚的男的当主提上裤子,光席,纽约来的,他的头衔叫“世界皇家开罐头器”。他们请人写了一首歌,每个人在加入前就得学会唱:

“罐头万岁!万岁,伙计们!万岁!

罐头站起来!打色小塑料桶浸倒敌人!

我们会围着篝火跳舞,我们还要再次围起来,

喊着:‘咱们的汽车营万岁!’”

大致是这样。会员还得把一个罐头盒绑到他们的车前面。

我问她娘想不想那样旅游,她说:

“不错啊,可是我不想让你这样的老糊涂开车。”

“哎,”我说,“我比这位彭斯先生还小八岁呢,他可是从德克萨斯开来的。”

“没错,”她说,“可是他老得懂得稳重了。”

你甭想说过她娘。

对了,我们在圣彼得一开始所做的一件事,是去商会登记我们的名字和从哪里来的,因为不同的州之间在其州民来这个城市度假方面竞争得很厉害。当然,我们的小州不怎么能排得上号,可是那个人说人再少也好。总的算起来,那个人告诉我们登记的有一万一千个名字。俄亥俄州最多,有一千五百多,纽约州第二,有一千两百,然后是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一路排下来,古巴和内华达州各有一个。

我们去的头一天晚上,纽约—新泽西协会在公理会教堂开了次会,一个从纽约奥格登斯堡来的人讲了话。他讲话的主题是追求梦想。他是个扶轮社会员,讲话很能说服人,可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当然,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吃饭地方。试过几个地方后,我们在中央大街上碰到了一家餐馆,各方面都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几乎每顿饭都是在那儿吃的,我们俩每天花两块钱左右,可是东西做得好吃,各方面都不错,而且干净。这么又干净又做得好,你是不介意出那价钱的。

二月三号,那是她娘的生日,我们大手大脚了一次,晚饭在一品红酒店吃,一份牛排他们收了我们每人七角五,其实还几乎不够一个人吃。

我跟她娘说:“哎,”我说,“我想幸好你不是每天都过生日,否则我们可就进了贫民院。”

“不会,”她娘说,“因为要是我每天都过生日,到现在我早就老得入了土了。”

你甭想说过她娘。

旅馆里有个打牌的房间,里面几个男的和女的在打五百分和刚流行起来的惠斯特桥牌。我们也看到有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跳舞,我就问她娘她想不想翩翩地跳两下,她说不了,说她老得不能像我现在这样,非得蠕动蠕动才行。我们看了一会儿几个年轻人跳舞,直到她娘看够了,说我们得去看场好电影去去晦气。她娘是个电影迷,在家里,我们一星期去看两次电影。

我倒是想跟你说说公园。我们到了后第二天就去看了公园,很像坦帕的那个,只是更大一点。这儿每天都有好玩的,看不过来。在公园的中央,他们弄了个大音乐台,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从南方爵士乐到像《心和花朵》这样的经典歌曲。

到处还有划作不同运动和游戏的区域——给那些喜欢玩棋牌的国际象棋、跳棋和多米诺骨牌区,还有给身手更敏捷的人玩的槌球和扔马蹄铁比赛。我自己以前扔得很不赖,可是已经有二十年没怎么玩过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买了张俱乐部的会员证,一季要一块钱,他们跟我们说两年前还是五角钱,但是他们不得不提价,是不想让三六九等的人都进来。

我和她娘美美地看了一天扔马蹄铁,她想让我也去扔,我跟她说我荒废得太久了,会出洋相的,不过我看了几个人扔,我想我根本不用练就能赢他们。不过还有几个好手,有个从俄亥俄州阿克伦来的,扔得真有水平。他们跟我说他看样子能在二月份的锦标赛上夺得全美冠军称号。他们举行锦标赛之前,我们就走了,一直不晓得他赢了没有。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可他是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伙,有个弟弟在克利夫兰,是个扶轮社会员。

我们只是到处站一站,看他们玩各种游戏,看了两三天,最后我坐下来跟伊利诺伊州丹维尔来的一个姓威弗的人下跳棋。他下跳棋相当不错,可是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希望这样说,不要让别人听着觉得我在吹牛,可是我下起跳棋来,总能保持不败,这儿的人也会跟你这么跟你说。有两三个上午,我跟这位姓威弗的几乎每次一下就是一上午,他只下败过我一盘,另外只有一次他好像有机会赢,只是中午哨响了,我们只好不下棋去吃饭了。

我下跳棋的时候,她娘会去坐着听乐队演奏,因为她喜欢音乐,古典或者无论什么。不管怎么样,她有一天坐在那儿,演出间隙,她旁边那个女的跟她搭话。这个女的跟孩子她娘的岁数差不多,七十或者七十一岁,最后她问孩子她娘叫什么,孩子她娘跟她说了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孩子她娘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你猜这个女的是谁?

嘿,先生,是弗兰克·M.哈采尔的太太,她丈夫是跟孩子她娘订过婚的那位,直到我插了一杠子,把她娘抢过来,五十年前的事了!

没错,先生!

你可以想像她娘有多吃惊!孩子她娘告诉哈采尔太太她以前跟她丈夫是朋友时,哈采尔太太也吃了一惊,不过孩子她娘没跟她说是有多好的朋友,也没说我和孩子她娘是哈采尔去了西部的原因。但是原因就在于我们。婚约解除后过了一个月,哈采尔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回来过。他去了密歇根州的希尔斯代尔,当兽医。他在那儿安的家,最后娶了老婆。

好了,孩子她娘鼓起勇气问弗兰克是不是还活着,哈采尔太太把她领到他们扔马蹄铁的地方,老弗兰克在哪儿,在等着扔。他一看到孩子她娘就认出来了,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他说认出了她的眼睛。

“哦,是露西·弗洛斯特!”他说着扔下蹄铁,不玩了。

后来他们过来找到了我,我承认我本来会认不出他。我跟他同年同月生,可是看样子他不知怎么更显老。首先他头发比我的还要少,胡子也全白了,而我的还有一络是褐色的。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弗兰克,你的胡子让我觉得回到了北方。看着好像来了场不大不小的暴风雪。”

“哎呀,”他说,“我想你要是让人把你的胡子干洗了,你的也会一样白。”

倒是孩子她娘不服气了。

“哪儿的事!”她跟弗兰克说,“哎,查理可是有十几年没嚼过烟草了。”

我是没嚼过嘛!

好了,我去下跳棋那边说声我不玩了。当时马上到中午了,我们说好一起去吃饭,也没什么非要这样,只是我们一定得试试第三大道上他们选的一间餐馆,这里比我们那间稍微贵了点,但是我看味道要差得远。我和她娘吃的是跟每天都差不多的饭,可是我们的账单是一块一。弗兰克的账单是一块二,他和他太太的。在我们选的那间,吃同样一顿饭花不到他们一块钱。

吃完饭,我要他们来我们住的地方,我们都坐在客厅里,那个年轻女的让我们可以在那里招待客人。我们聊起了以前的时候,后来发现只要跟哈采尔太太在一起,除了她,别人都没什么机会开口。我听说很多女的会这样,可是哈采尔太太在我见过的女人里能占到第一名。她跟我们说了密歇根州每个人的家史,吹了半个钟头她的儿子,她说他在大急流城开杂货店,是个扶轮社会员。

我和哈采尔能插进一句话时,我们互相开玩笑,他是个给马看病的大夫,我损他说:

“哎,弗兰克,”我说,“看样子你挺有钱的,所以我想希尔斯代尔那边马得鼻疽病的挺多嘛。”

“嗯,”他说,“我总算过得挺小康的吧,不过我工作辛苦。”

“对,”我说,“我想你晚上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给叫去接生什么的。”

孩子她娘让我闭嘴。

咳,我还以为他们永远不回家了呢,她娘跟我很难受地撑着不睡,因为我们俩饭后通常总是午睡一下。最后他们走了,走之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公园见。哈采尔太太也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去他们那里打五百分。可是她忘了第二天晚上密歇根州协会要开会,所以直到两天后的晚上,我们才第一次打成了牌。

哈采尔和他太太住在第三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里,除了卧室,还有个只给他们用的客厅。哈采尔太太不住口地说他们自己用的客厅,很了不起似的。我们跟他们打了牌,孩子她娘跟哈采尔打对家,跟我和哈采尔太太打。哈采尔太太打牌很糟糕,我们真的打得臭极了。

打完牌,哈采尔太太端出一盘橘子,我们只得装作那正是我们想吃的,不过橘子在那儿,就像年轻人留胡子,一开始挺喜欢,后来会变得看到就烦。

第二天晚上在我们住的地方又打了次牌,对家还是一样,我和哈采尔太太又输了。孩子她娘跟哈采尔互相猛夸,说他们这两人组有多厉害,可是他们俩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打得好秘密在哪儿。我想总共算下来,我们打了十个晚上的牌,只有一天晚上我和哈采尔太太赢了,那天晚上赢也根本不是她的功劳。

我们到那里有两个星期时,他们邀请我们去公理会教堂做客,那是密歇根州协会举行的联谊会。有位密歇根州底特律来的姓比丁的讲了话,关于“我怎么治好了说谎的毛病”。他是个扶轮社里的大人物,说话风趣。

有个叫奥克斯福德太太的唱了几首歌,哈采尔太太说那是美妙的歌剧音乐,可是管他到底是什么,我的闺女伊迪都能跟她说个道道,也不会这么大呼小叫。

后来有个大激流城来的腹语术表演者上台,然后有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的模仿了各种鸟叫,我悄悄地跟孩子她娘说听着都像小鸡叫,可是她**,要我闭嘴。

演出结束后,我们在一间杂货店停了一下,我请大家喝饮料。等到我们最后上提上裤子,光床睡觉时,已经马上快十点了。我和她娘本来还想去看场电影呢,可是她娘说我们千万别得罪哈采尔太太,可是我问她,我们来佛罗里达是让自己开心呢,还只是千万别得罪那个密歇州来的话篓子。

有天上午,我可怜起哈采尔来。两个女的约好去城里找足病医生看脚,我在公园里碰到哈采尔,他傻乎乎地主动提出要跟我下跳棋。

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不是我,我想我们一盘还没下完,他就后悔了。可是他太固执了,不肯放弃,坐在那里让我下败了一盘又一盘。最糟糕的是,有一帮人已经习惯了看我下棋,全在那儿了,在旁边观战,最后他们看出来弗兰克真是洋相出大了,开始拿话损他,比如有一位说:

“究竟谁说你会下跳棋?”

还有:

“你有可能玩挑圆片游戏在行,跳棋可不行!”

我几乎想让他一两盘,可是下假棋的话,那帮人能看出来。

好了,两个女的去公园找到了我们,我本来不想提我们瞎玩的那几盘,倒是哈采尔自己说了,承认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哎,”哈采尔太太说,“跳棋没多大下头,不是吗?”她说,“更应该说是让小孩子玩的,不是吗?反正我知道我儿子的小孩儿以前老是在下。”

“没错,太太,”我说,“你丈夫的跳棋,也就是小孩儿的水平。”

孩子她娘想打圆场,就说:

“玩别的,没准弗兰克能打败你。”

“对了,”哈采尔太太说,“我敢说他扔马蹄铁能打败你。”

“噢,”我说,“我可以给他机会试试,只是我十六年没扔过了。”

“哎,”哈采尔说,“我二十年没下过跳棋了。”

“你又不是从来没下过。”我说。

“不管怎么样,”弗兰克说,“我和露西打五百分让你们俯首称臣。”

咳,我本来想告诉他原因出在哪儿,可是我顾及场面,还是忍住了。

这会儿发展到他每天晚上都想打牌,我或者孩子她妈想去看电影时,我们俩就得有一个假装头疼,求天保佑别让他们看到我们溜去电影院。要是跟我打对家的能专心打牌,我倒不介意打,可是拿哈采尔的太太这样的女人来说,每过几秒都会停下来吹嘘她们在大激流城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打好牌呢?

好了,纽约—新泽西协会宣布也要举办一次联谊晚会,我跟她娘说:

“哎,总算有个晚上我们有理由不打五百分了。”

“对,”她说,“可是我们得邀请弗兰克和他太太来参加我们的联谊会,因为他们邀请过我们去参加密歇根州的联谊会。”

“哎,”我说,“我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去哪儿都拖着那个话篓子。”

她娘就说:

“你的脾气是越来越躁了。也许她的确说话太多,可是她心肠好,再说跟弗兰克在一起总是挺好的嘛。”

“我想如果说跟他在一起这么好,你很希望你当初嫁的是他吧。”

她娘哈哈大笑,说我的口气好像是我吃醋了。一个给牛看病的医生,吃他哪门子醋!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得不拉他们参加了那场联谊会,我要说我们招待他们的要比他们招待我们那次要好得多。

帕特森的莱恩法官关于商业形势讲得不错,怀斯特菲尔德来的有位纽厄尔太太模仿了鸟叫,只是要说她模仿得你能听出模仿的是什么。两个莱德班克来的年轻女的合唱了一首歌,我们鼓掌又把她们请了回来,她们给我们唱了《回到我们的山区和妈妈的家》,孩子她娘和哈采尔太太两个人眼里都有了眼泪,哈采尔也是。

对了,主提上裤子,光席不知道哪儿得的信,听说我到场了,就请我讲段话,我根本不想,可是孩子她妈非让我起来,我就站起来说:

“女士们,先生们,”我说,“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或者别的什么场合被点名讲一段话,因为我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会演讲的人,所以会尽量表现吧,我总是说,不管是谁,能这样做就最好。”

然后我跟他们讲了帕特和摩托车的段子,用方言讲的,好像把他们逗乐了。接着我又讲了两个段子,不过站在那儿总共没超过二十或者二十五分钟,你该听听我坐下时,他们鼓掌和喊叫的劲头。就连哈采尔太太也承认我演说得很不错,滔滔不绝,说什么时候我去密歇根的大激流城,她儿子会请我去给扶轮社的会员们讲话。

联谊会结束后,哈采尔想让我们都去他们住的地方打牌,可是他太太提醒他已经过了九点半了,那会儿再开始打牌就太晚了,可是哈采尔一门心思要打牌,很可能是因为他不用跟他太太打对家。不管怎么样,我们把他们打发走,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公园里碰头,哈采尔太太说她有段时间没锻炼过了,我就建议她干吗不去打槌球呢。

她说她二十年没打过槌球了,不过要是我们孩子她娘打的话,她也打。一开始孩子她娘根本不想打,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首要的原因,就是想让哈采尔太太高兴。

好了,她们跟内布拉斯加州伊格尔来的赖恩太太和佛蒙特州鲁特兰来的年轻的摩斯太太打,孩子她娘跟摩斯太太是在去足病医生那里看病时认识的。咳,她娘连只跳蚤也打不到,她们都笑她,我自己也忍不住笑,最后她不打了,说因为弯腰,让她的背部太酸痛了。她们就另外找了位女士接着打。很快,哈采尔太太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因为她要打一个长球,一用力,她的假牙掉到了球场上。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的那么泄气,也从来没听到人们笑得那么厉害,只有哈采尔太太没笑,她气昏了头,再也不肯打,大家就都不打了。

哈采尔太太谁都不理就回去了,可是哈采尔留下来没走,最后他跟我说:

“哎,前两天我跟你下跳棋,你把我收拾得片甲不留,这会儿我们玩一局扔马蹄铁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他说我十六年没扔过了,可是孩子她娘说:

“去玩吧。你以前扔得好,没准儿能重现当年勇。”

好了,长话短说,我让步了。我根本不应该试的,因为我十六年没扔过了,我去扔,只是为了迁就哈采尔。

我们开始之前,她娘拍拍我的背,让我好好表现,我们就开始扔了。我马上就看出来我必输无疑,因为我十六年来一次也没扔过,扔不远。另外蹄铁的电镀层磨掉了,上面有些突起,正好扎住我的拇指,我才扔了两三次,就把大拇指磨破了皮,光是拿着蹄铁,就几乎让我疼得要命,更别说扔了。

咳,我从来没看过有谁像哈采尔扔得那么笨手笨脚,你看他扔,会觉得他永远也别想扔得离柱近些,可是我也从来没见过有谁扔马蹄铁像他那样运气好。他扔了几次,蹄铁落地时离柱还有五六英尺远,却又滚过去套到柱上。想打败那种好运气,完全是白费劲儿。

有很大一群人在看我们扔,除了孩子她娘和哈采尔太太,里面还有四五个女士。好像哈采尔扔的时候,非得嚼烟草才行,这让女士们老是提溜着心,因为他吐的时候,好像不在乎正在面朝哪儿。

你会想着一个人有了一大把年纪,该懂点礼貌了。

好了,长话短说,我正开始能扔远时,却因为我的大拇指而不得不停了下来,我让哈采尔看我的大拇指,他也看出来我没法再扔,因为我的拇指磨破了皮,还在流血。就算我能坚持,她娘看了我的拇指也不会再让我扔。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不扔了,哈采尔说比分是十九比六,可是我不知道是多少,也无所谓。

好了,我和她娘回到住的地方,我说我希望我们跟哈采尔两口子打交道到此为止,我受够了,也讨厌起了他们,可是好像孩子她娘答应过那天晚上我们要去他们住的地方,再打一次他们百打不厌的五百分。

我的拇指一直感觉很痛,心里有点不舒服,另外我想也许是我忘乎所以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快打完时,哈采尔说他要是一直跟我们孩子她娘打对家,他就永远一把也不会输。

我就说:

“哼,五十年前你倒是有机会永远跟她打对家,可是你不够男子汉,没能把她留住。”

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哈采尔张口结舌,难得这一次,他太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孩子她娘想打圆场,说我肯定是喝了比茶有劲儿的东西,不然也不会说话这么傻。可是哈采尔太太像个冰山一样冻实在了,几乎没跟我们说晚安,我敢打赌我们走了后,她和弗兰克会愉快地度过一个钟头。

我们走的时候,她娘跟弗兰克说:“查理胡说话,你别放在心上,弗兰克,他生气只是他跟你扔蹄铁和打牌输得很惨。”

她那样说,是想为我说话不小心而来补台,可是这样一来真的把我惹毛了。我尽量控制住自己,可是我们一走出那幢房子,她就非要再提起这件事,训斥我出口伤人。

哼,我那会儿可没心情挨训,就说:

“他扔蹄铁扔得那么好,打牌又打得那么好,我想你很希望当初嫁的是他吧?”

“哼,”她说,“至少他不是个小孩子,就因为拇指磨了几下就不扔了。”

“你呢?”我说,“在槌球场上出洋相,然后又装作你的背酸了,再也打不了了!”

“对,”她说,“可是你弄伤你的拇指时,我可没笑你,我伤了背,你干吗笑我?”

“谁能忍住不笑!”我说。

“哼,”她说,“弗兰克·哈采尔就没笑。”

“哼,”我说,“你干吗当初没嫁给他?”

“哼,”她娘说,“我几乎要那样想来着!”

“我也那样想!”我说。

“我会记着你这句话的!”她娘说。她说了这句,后来两天没跟我说话。

第二天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了哈采尔两口子,我愿意道歉,可是他们只是跟我们点了点头。两天后,我们听说他们去了奥兰多,那儿有他们的亲戚。

我和她娘坐在一条长椅上,和好了。

“听着,查理,”她说,“这是我们的金蜜月,可别让一场无聊的吵架一只老鼠坏锅汤。”

“好吧。”我说,“你说你希望嫁的是哈特尔,是真的那样想吗?”

“当然不是,”她说,“也就是说,如果你也不是真的希望我嫁的是他。”

我就说:

“我当时累了,全堵一块儿了。谢天谢地你选了我而不是他,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哪个女人让我可以一起过这么多年。”

“哈采尔太太怎么样?”她娘说。

“天哪,”我说,“简直不可能想像娶了谁五百分打得像她那样,还把假牙掉到槌球场上!”

“好了,”她娘说,“这不会比嫁给一个往女士那边吐东西、跳棋又下得那么臭的人还要糟糕。”

我就搂着她的肩膀,她摸着我的手,我想我们有点傻乎乎的。

我们在圣彼得堡还剩下两天,倒数第二天,她娘介绍我认识了罗德岛金斯顿来的一位肯德尔太太,是她在足病医生那里认识的。

肯德尔太太介绍我们认识了她的丈夫,原先是开杂货店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和五个孙辈,还有一个重孙。他们有一个儿子住在普罗维登斯,不仅在扶轮社,而且在麋鹿会的地位也很高。

我们发现我们两家很投机,在那儿时,最后两晚上都是跟他们打牌。他们都是高手,我只想着要是我们更早一点认识他们,而不是碰到哈采尔两口子该有多好。可是肯德尔两口子明天冬天还去,我们还能和他们多聚聚,也就是说,要是我们决定再去一趟的话。

我们二月十一号上午十一点离开了阳光城。这让我们白天穿过佛罗里达州,看到了来时夜里经过的地方。

我们晚上七点到了杰克逊维尔,八点十分开出,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到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法耶特维尔,晚上六点半到了首都华盛顿,在那儿待了半个钟头。

我们晚上十一点零一分到了特伦顿,提前给我的闺女和姑爷发过电报,他们上车接到了我们,我们去他们家,当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们住下。约翰本来想让我们一晚上不睡,讲讲我们这趟出门的事,可是伊迪说我们肯定累了,非要我们去睡觉。这才是我的闺女。

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回到家里,平安无事回来,刚好出门一个月零一天。

孩子她娘来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