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几天，我们彼此已经很信任；一则因为是邻居，二则伯爵夫人看准我对女性完全无动于衷。我一瞥一视之间就可能把奥太佛的计划断送掉的，所以我的眼神对她从来没有什么表情。奥诺丽纳只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态度举动都出于同情心。她的目光，声音，措辞，一切都证明她毫无卖弄风情的意思，——那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连最严肃的女人也免不了的。不久她便允许我踏进那个精雅的制花工场，一间摆满图书和小古董的静室，布置得和上房差不多，富丽堂皇的气派把手艺的俗气洗净了。
时间一久，伯爵夫人把最无诗意的东西，工场，也变成有诗意的了。妇女所能作的活儿，也许假花在制造的细节方面最能表现女性的妩媚。著色的时候，她必须俯在桌上，相当用心的对付这种近于绘画的工作。旁的事，比如做地毯罢，假使要靠此谋生的话，往往会造成肺病或者脊骨变形。至于镌刻乐谱，以需要细致、小心与了解而论，又是最辛苦的工作。裁缝与刺绣一天还挣不了三十个铜子。可是制花和做妇女的装饰用品需要很多动作，很多手艺，甚至也要很多思想，使一个美女始终在她的天地之内：她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谈话，可以笑，可以唱歌，可以思索。摆在黄松木长桌上、预备制作她所挑定的假花用的、成千累万的著色花瓣，不消说都安排得很有艺术。画碟是白瓷的，擦得非常干净，排列的方式使人一目了然，要用什么颜色立刻能找到。所以那位高贵的艺术家很能节省时间。一口精巧的镶嵌象牙的紫檀柜子，有无数的小抽屉盛放钢制的模型，给她作叶子或花瓣之用。
她和我说：“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我作了一些枯萎的花，暗黄的叶子，像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不是很有诗意吗？有什么意境，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饰物来表现的？醉醺醺的酒神，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的女子，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可以代表吗？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连最微妙的在内。”
一只极漂亮的日本碗盛着糨糊，从来不让发霉，碗上安放一个有铰链的盖子，轻巧玲珑，只要指尖一拨就能揭开。铅丝，紫铜丝，都藏在面前工作台的小抽屉内。供在眼前的有一只威尼斯瓶，插着一支含苞欲放的鲜花，这生动的模型便是她预备争奇斗胜的对象。她醉心于杰作，挑的总是最难的活儿，例如葡萄，野草，最小的花冠，色调最不容易捉摸的蜜槽。和头脑一样敏捷的手在桌子与活计之间来来往往，好比钢琴家的手在键盘上活动。用班洛的说法，手指像一群仙女，在妩媚动人的姿势之下，为了搓捏，粘贴，重压，使出种种不同的力量，凭着心明眼亮的直觉，把每个动作的效果计算得很准。她面前摆好了材料，着手粘贴棉花，修整枝条，胶上叶子的时候，我简直百看不厌。在取材的大胆上面，她施展出画家的天才，模仿枯叶，黄叶，和田里的野花争胜，那是一切花中最富于天趣，最简单，所以是最复杂的。
她派我敲打叶子，帮着剪裁，打点铅丝，预备她用作枝干。我假装极愿意借此消遣，很快就把手艺学得很熟练。我们一边做活一边谈天。无事可做的时候，我给她念些新出版的书，因为我不能忘了自己所扮的角色，老是装作忧郁，怀疑，悲苦，厌倦人生，伤心到极点。我的长相，除了不是跷脚以外，很像拜仑勋爵；因此，她常常用些可爱的笑话跟我打趣。她以为她自己那种讳莫如深的痛苦，毫无问题是使我的痛苦相形失色的，虽然我厌恶人生的原因连扬格与约伯听了也会首肯。我像街头行乞的穷人一般在心上放些假疮疤，赚取这位可敬可爱的女子的怜悯：我因此而感到的惭愧也不用细说了。懂得了间谍的卑鄙，我才懂得我对伯爵忠诚到什么程度。我那时受到的同情尽够安慰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婉娈可喜的女子，与世隔绝，幽居独处了多少年，在爱情以外有极丰富的友谊可以施舍；而她给我友谊的时候一方面像儿童一般尽情流露，一方面又带着一种怜悯的意味，——大可使一个爱她的浪子啼笑皆非的怜悯；因为她整个儿只是慈悲，只是同情。她摒弃爱情，对于所谓女子的幸福只觉得害怕；这两种心理表现得又坚决又天真。我过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可以证明女性的友谊比她们的爱情可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