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到这里，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这时已是另一个主人召唤我的时刻，我们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来为这个主人效劳。他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是闭着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们交还给我们另一个主人，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当我们的灵魂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极想知道我们在主人那儿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让自己的奴隶们躺下，然后吩咐他们迅速干活，那些最机灵的奴隶刚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观看。但是，睡意赶在他们的前头，使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痕迹全无。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龚古尔兄弟日记》合上。文学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见到戈达尔夫妇，向他们询问关于埃尔斯蒂尔的许多细节，去观看小敦刻尔克商店，如果这家商店还在的话，请求获准参观我曾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公馆。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烦意乱。当然，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这点，就是我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观察。一位老妇人没有把任何珍珠项链展现在我的眼前，别人谈论项链的话也没有钻进我的双耳。然而，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人就是维尔迪兰夫妇、盖尔芒特公爵、戈达尔夫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这个巴赞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样，她并不知道巴赞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是令人快乐的青年英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觉得乏味；我不觉回忆起他们每个人都充满无数的俗气……
但愿这一切变成夜空中的一个星宿！
我在离开当松维尔前夕所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异议，但我决定把这些异议暂时搁在一边。这个回忆录作者作为个人所显示的天真迹象是明显的，即使把这一迹象搁置不顾，从各种观点来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上面引述的日记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对观察和倾听的无能，但这种无能并非整体性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物，但这是个间歇性的人物，只有当好几种物共有的某种普遍本质表现出来时，这个人物才恢复生命，因为这种本质是他的食粮和快乐。于是，这个人物就观察和倾听，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观察不到任何东西。几何学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质，就只看到它们的线性基质，同样，人们叙述的事被我遗忘，因为使我感到兴趣的不是他们想说的事，而是他们叙述这些事的方式，因为它能显示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可笑之处；或者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体，一直是我寻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共同点，赋予我一种特有的乐趣。只有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灵魂——在此以前，灵魂在沉睡，即使是处于我谈话的表面活动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气勃勃的谈话使其他人无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开始进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东西，例如维尔迪兰沙龙在各个地点和时间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层的地方，在一个稍许凹进去一点的地带。因此，人们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遗忘，是因为我无权注意它，犹如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妇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体内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费功夫，我看不见那些宾客，因为当我自以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拍X光照片。由此可见，当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对宾客们的看法汇集起来的时候，我用线条画出的图表现了一组心理学的规律，而宾客说话时所引起的兴趣，在这些规律中几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认为那些肖像是这样的，这是否会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价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某些与体积、光线、运动有关的真相，这是否会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逊色？这幅肖像画的是同一个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无相同之处，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无数细节，在第二幅肖像里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看了这幅肖像人们会得出结论，说模特儿是迷人的，而人们却会认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儿是丑陋的，这点可能具有文献上的乃至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一定是艺术真谛。另外，一旦我不再独自一人时，我因轻浮而产生取悦别人的愿望，希望在闲谈时逗乐别人，而不是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学到东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为了询问某个艺术问题或是曾在我脑中萦绕的某个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无法看到某种阅读未在我身上唤起对其欲望的东西，无法看到我事先没有画出其草图、事后又想使其与实物进行对照的东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即使龚古尔的那段日记没有把这点告诉我，我仍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们上，而在事后，一位艺术家在我独自一人时一旦把事物或人们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事物或人们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发了，并且开始描绘。在前一年我看到后会打呵欠的东西，我现在却事先欣赏，希望得到它，并焦虑地想道：“将来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读到描写人们的文章时，即使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个不再存在任何见证的社会的最后代表”，读者也一定会大声说道：“真想不到对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会谈得这么多，会如此颂扬！如果我只看报刊杂志，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本人，我也会对没有经历此事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时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找到希尔贝特或阿尔贝蒂娜，所以没有对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在社交界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普通的配角，可他却是一个人物！”我读的那几页龚古尔日记，使我对这种倾向感到遗憾。因为我或许能从这几页日记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活教导我们要降低阅读的价值，认为生活向我们表明，作家对我们吹嘘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与此相反，阅读教导我们要提高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过去未能予以重视，现在只是通过书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在必要时，我们就不会对自己不大喜欢一个凡德伊、一个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难过。凡德伊过于腼腆的布尔乔亚主义，贝戈特无法忍受的缺点，乃至初期的埃尔斯蒂尔①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是由他们的作品来显示的。当他们还是我们弄错，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回忆录的作者弄错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产生这种天才的生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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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发现，他就是那位曾在维尔迪兰夫妇家中对斯万说出令人如此生气的话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个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就象埃尔斯蒂尔过去经历的那样，但这种事现在十分罕见），没有采用过他那帮艺术家惹人生气的说话方式呢？例如，在巴尔扎克的书信里，不是充满了那种斯万情愿死去一千遍也不愿使用的粗俗词语？然而，象斯万那样的高雅之士，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笑柄，却可能写不出《贝姨》和《都尔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这些希奇古怪的趣闻，是龚古尔日记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读者独自一人度过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这些趣闻是龚古尔的宾客们讲给他听的，作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真想透过日记的书页去和他们结识，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这并非完全无法解释。龚古尔因这些趣闻引人注意而得出结论，认为趣闻的叙述者可能十分高雅，这种看法未免幼稚，因为平庸的人们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别人叙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们来讲述。龚古尔善于倾听，就象他善于观察一样，而我却不善于这样做。另外，所有这些也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鉴定。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然没有给我留下青春优雅的典范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当时向我推荐这种典范，并说德·博泽让夫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无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须看到，巴赞当时才七岁，回忆录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妈，而那些将在几个月后离婚的丈夫，也会在你的面前对自己的妻子大为夸奖。圣伯夫最美的诗篇之一，是描写一座喷泉前出现了才气横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当时还不满十岁①。尽管天才的诗人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对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诺阿耶公爵夫人怀有温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来描写公爵夫人，她的描写可能会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写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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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尚普拉特勒小姐于1897年当上安娜·德·诺阿耶的婆婆。她曾启示圣伯夫写过一首诗，题为《布瓦洛的喷泉，致莫莱伯爵夫人的书简》，载《八月思想录》。
更令人不安的，也许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对他们的传说同对一则趣闻的记忆相比，含义更为丰富，另外人们也不会象对凡德伊、贝戈特这类人一样，用他们的作品来评论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他们只是——使我们这些以为他们碌碌无为的人们非常惊讶的是——给了作品以启示。博物馆里的大厅能因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绘画而使人对优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资产阶级，也许还会在绘画前对它进行想象，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接近现实，并指望从它那儿了解到画家的艺术中最珍贵的奥秘，这点他的画没有告诉我，但他笔下华丽而长得拖在地上的丝绒和花边，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画媲美的绘画局部。如果我过去就意识到他不是才智横溢、知识渊博、交际广泛的人，而是善于象镜子那样来反映自己那种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为贝戈特那样的人（即使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万，博学不如布雷奥代），人们就更可以对艺术家的那些模特儿作出同样的评价。能描绘一切的艺术家在展示美的时候，模特儿是由一些比他稍为富裕的人们充当的，而画家的才能尚被埋没，他的画以五十法郎一张的价格出售，他在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画室里看不到的东西：一个用家具陈设的客厅，家具上盖有古老的丝织品，客厅里装有许多灯，还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这些人比较低微，或者说在真正高贵的人们看来显得低微（高贵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比那些贵族更能了解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赏识他，邀请他，购买他的画，而贵族们则让那些学院派画家来为他们画像，例如教皇和国家元首们就是这样。对于后世来说，我们时代的一个优美的家庭和优美的服饰的诗意，与其说是在戈特为萨冈亲王夫人或夏普兰为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画的肖像之中，不如说是在雷诺所画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厅之中，向我们展示了优美的伟大图像的艺术家们，在一些人那儿收集到素材，这些人往往不是他们时代中最为风雅的人，而最为风雅的人也往往不请一个陌生的画家来画肖像，原因是他们无法在他的画上看出他展示的美，这种美被掩盖起来是由于一种具有过时的优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间，这种作品在公众眼中浮动，犹如病人以为眼前确实存在的那种主观幻觉。但是，我过去认识的这些平庸的模特儿还对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过启示，提过建议，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画中存在，不光是一个模特儿的存在，而且是人们愿意使他在自己画中出现的一个朋友的存在，这就使我们自忖，我们是否对没能结识所有这些人而感到遗憾，因为巴尔扎克在书中描绘了他们，或因欣赏他们而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们，而圣伯夫或波德莱尔则用最美的诗来歌颂他们，特别是所有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尔在我看来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或者是因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对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这些我过去不大重视的人们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为她们只是依靠文学的虚幻魔法才享有盛誉，这就迫使人们有阅读时更换辞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时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取消旅行和参观博物馆，以便去疗养院进行治疗。
这些想法有的会减少有的则增加我对自己没有文学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从未在我的脑中出现，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弃了写作的计划，一心在远离巴黎的一所疗养院里治疗，直至一九一六年初这所疗养院无法找到医务人员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这时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来时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样，这点读者马上就会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来巴黎是为了检查病情，然后返回疗养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头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想听别人谈论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战争，就在晚饭后出去看望维尔迪兰夫人，因为她和邦当夫人一样，是战争时期巴黎的王后之一，这战争时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时期。就象接种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发生那样，一些年轻的妇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圆柱形的头巾，就象和达利安夫人①同时代的女人那样，她们出于公民的爱国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战争”的深色直统长袍；她们脚穿用皮带系的靴子，使人想起达尔马所说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演员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护腿套，使人想起我们亲爱的战士们的护腿套；她们说，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忘记自己应该使这些战士一饱眼福，她们不但穿着宽松的衣裙，而且戴着首饰，用它们的装饰题材使人想起军队，虽说它们的材料不是来自军队，也并非在军队里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装饰品，而是用炮弹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弹导带制成的戒指或手镯，用两个英国铜板制成的打火机，一个军人呆在防空壕里使铜板上生了漂亮的铜绿，上面的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仿佛是皮萨内罗雕刻的；她们说，因为她们不断想到这些，当一个军人倒下了，她们就为他戴轻孝，说他“带有豪气”，这样她们就戴上白色的英国纱帽（白纱帽给人留下极为优雅的印象，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希望”，对最后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用缎子和平纹丝绸来代替过去的开司米，甚至保留她们的珍珠项链，“同时保持无须提请法国妇女注意的分寸和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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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利安夫人（1773—1835），督政府时期巴黎最著名的妇女之一，曾提倡复古的时装。
卢浮宫和所有的博物馆都已关闭，所以当人们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展览会”时，人们就可以确信这不是一个绘画展览会，而是一个裙子展览会，而且展览的裙子是为了满足“那些高尚的艺术情趣，即巴黎妇女过早失去的艺术情趣”。这样，优雅和情趣重新复兴，优雅没有艺术，就竭力为自己辩护，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艺术那样，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龙参展的艺术家们宣布，“当同盟国的欧洲包围自由的国土时，我们却在搞艺术，一些严肃的共和主义者”将会错误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妇女时装店老板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还以自豪的艺术家的良心承认，“寻找新鲜的东西，排斥平庸的东西，显示一种个性，为胜利作好准备，根据战争的要求为世世代代指出一种美的新格式，这就是使他们感到苦恼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美妙地设立在……街的沙龙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点，用鲜艳的色彩来消除当时沉闷的忧郁，看来是那些沙龙的口号，不过带有当时的形势所强加的审慎。”确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劳的高尚榜样，当时的忧郁就可能战胜妇女的毅力。我们的战士在战壕里希望留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适、更加妖艳，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些战士时，我们不就是在设计符合当时要求的裙子这项工作中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时髦的式样主要由英国的商店创造，即协约国的商店创造，人们在今年酷爱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们妇女都具有罕见优雅的有趣的小小特点。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专栏作者补充道（人们以为他会说：是夺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觉醒），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将是在时装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这种时装上不乱加质次的装饰物，显得十分简洁，就是用极少的东西创造出妩媚的风采。人们现在所喜欢的，不是大服装店制作成一式几件的那种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为这些裙子能显示每个人的个人思想、嗜好和倾向，”至于说到慈善，当她们想到因入侵而产生的一切苦难，想到这么多的残废者时，它自然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使她们不得不坐在桥牌桌旁，在“茶会”里度过黄昏的时光，一面评论“前线”的新闻，在大门口则停着她们的汽车，汽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军人，在和贵族的跟班以及戴高头巾的女士们闲聊。另外，新鲜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圆柱形使脸部变长的头巾，而且还有脸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青年妇女，她们成为优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两年，有的已有四年。这些差别对于她们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时，盖尔芒特和拉罗什富科这两个家族对证实家族的历史有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的重要性一样。从一九一四年起就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绍给这个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发户，向她问好时活象一个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用单柄眼镜盯着她看，并撅嘴表示，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位女士是否已经结婚。“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恶心，”一九一四年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总结道，她真希望盖尔芒特家族结识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这些新友在年轻人看来已十分陈旧，而对某些不仅仅出入上流社会的老人来说，这些人似曾相识，并非新友；这些人不仅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间进行政治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谈话这种社交界所允许的消遣，而且还必须由这些人来提供这种消遣，因为如果这些人是旧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样——，要使事物显得新奇，就必须要有新的名称，在艺术上是如此，在医学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称确实是新的。例如，维尔迪兰夫人在战争时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犹如那些想对忧愁和感情避而不谈的人们一样，当她说这好极了的时候，她赞赏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宫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欢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顾，她赞赏的是探照灯在空中产生的效果，她对这些探照灯提供了以数字为依据的情况。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在对至今仍被欣赏的艺术作出反对的反应时，重新产生了一种现实主义。）圣德费尔特的沙龙是一个变得陈旧的标签，使用这个标签，即使有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有势力的部长在场，也不会吸引任何人。相反，人们为了倾听这些艺术家的秘书或这些部长的办公室副主任说一句话，却会跑到戴头巾的新女士们的家里，她们叽叽喳喳，蜂拥般飞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轻、美貌的王后，名叫达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两位年老、丑陋的王后，名叫维尔迪兰夫人和邦当夫人。邦当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声报》激烈批评的作用，谁还会对她毫不宽容呢？由于整个议会在一个时期中都主张修改宪法，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容许宗教活动和进行军事准备的党派，就必定要在过去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们和过去的社会党人中间发展自己的成员。要是在过去，人们会憎恨邦当先生，因为在那时，不爱国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这个名字很快被人遗忘，并被“三年服役法①的反对派”这个名字所取代。相反，邦当先生却是这个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个爱国者。在社交界（这个社会现象也只是对一个更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实施），新鲜事物不管是否应受谴责，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时才会引起恐惧，德雷福斯主义是如此，圣卢和奥黛特的女儿的婚姻也是如此，这个婚姻在起初曾使人们发出惊叫。现在，人们在圣卢夫妇的家里可以见到“人们认识的”所有人，希尔贝特即使有奥黛特那样的生活作风，人们也会到那儿“去”，并赞成她象老太太那样来指责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义现在已被纳入一系列体面而又习惯的事物。至于它本身的价值，是没有人会去考虑的，现在赞成它时是这样，过去指责它时也是这样。它已不再shocking②。这就是必须做的一切。人们几乎想不起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人，就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知道一个姑娘的父亲是否当过小偷。在必要时，人们可以说：“不，您说的是连襟，或者是一个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对他这个人，别人从未说过任何坏话。”同样，过去一定有两种不同的德雷福斯主义，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并使三年服役法获得通过的人也不可能是坏人。不管怎样，对任何罪孽都要宽恕。既然对德雷福斯主义已经忘却，对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却。另外，政治已荡然无存，因为人们想要站在政府一边，一时间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对过德雷福斯主义这种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当时（那时圣卢走上歧途）认为德雷福斯主义代表的是不爱国、不信教、无政府主义等等。因此，邦当先生的德雷福斯主义隐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义一样，犹如皮下的骨头隐而不见。任何人都不会记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为社交界人士漫不经心、十分健忘，还因为现在离此事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人还假装把这段时间看得比实际上更长，认为把战前和战争时期相隔的时间说成是一段同地质时期一样深、一样长的时期，是最为时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里肖这个民族主义者每当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时就说：“在这些史前时期”。（说实在的，战争引起的这种深刻变化，是同触及的思想的价值成反比的，至少从某种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层，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寻欢作乐的人们对战争并不关心。但在上层，内心十分丰富的人们也很少考虑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深刻改变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种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中，从而颠倒了他们的时间次序。人们可以从受到它启示的优美篇章中切实理解这点：蒙布瓦西埃公园中的鸟鸣，或是带有木犀草气味的微风，显然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影响大，但它们却启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外回忆录》中写下价值要大无数倍的篇章。）同样一些人说，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意义，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在更短的时间里，德国佬这个词可能会象无套裤汉、朱安党人或蓝制服③这些词一样，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价值，他们就会感到惊讶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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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年服役法由普安卡雷内阁提出，于1913年4月7日获得通过。
②英语，意思是：令人震惊。
③蓝制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士兵所穿的制服。
邦当先生希望看到德国四分五裂，就象中世纪时霍亨索伦王朝①宣布绝嗣后那样，也希望看到威廉②被军法处决身中十二颗子弹，在此之前，他不愿听到别人谈论和平。总之，他被布里肖称之为“打到底主义者”，他可以获得公民责任感的最佳证书。在前三天，邦当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维尔迪兰夫人把她介绍给他们的人中间也许有点不自在，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说：“这正是您刚才给我介绍的奥松维尔公爵”，维尔迪兰夫人则用有点刺耳的语调回答道：“是伯爵，亲爱的”，这也许是因为她对奥松维尔这个姓和某个爵位之间的组合一无所知，也许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精于此道，善于和“公爵党”③进行观念联想，有人曾对她说德·奥松维尔先生在法兰西学院里是这个党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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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亨索伦王朝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王朝，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王朝的始祖是布尔夏德一世，他的后裔自第三、四代开始形成两个家系，一为索伦—霍亨贝格，于1486年前后绝嗣。
②即威廉二世（1859—1941），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
③公爵党当时包括法兰西学统的贵族院士，以斯达尔夫人的曾孙奥松维尔伯爵的沙龙为中心。
从第四天起，她开始在圣日耳曼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时，人们可以在她周围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们不认识这些人，也不对他们感到惊讶，就象看到小鸡周围的蛋壳碎片一样，因为人们知道邦当夫人是从哪个蛋里孵出来的。但是，从第十五天起，她使他们感到震惊，在第一个月的月底之前，当她说：“我要到莱维家去”时，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确指出她说的是莱维一米尔布瓦，每一位公爵夫人临睡前都要从邦当夫人或维尔迪兰夫人那儿获悉，至少是从电话里获悉，晚上的战报有什么内容，省略了什么消息，和希腊的战况如何，在准备发动什么进攻，总之，是公众将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后才知道的新闻，这样，她仿佛是在进行彩排前的最后一次排演。在谈话中，维尔迪兰夫人为了传播新闻，在谈到法国时称“我们”。“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希腊国王撤出伯罗奔尼撒，等等，我们向他发出，等等。”在她的所有叙述中总是要提到总司令部（“我曾打电话给总司令部”），她说这个缩写词①的乐趣，就象过去那些并不认识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妇女那样，她们听到别人说起亲王时，为了表明她们对亲王并不陌生，就微笑地问道：“是格里格里？”在比较太平的时期，这种乐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现在这种大动乱的时期，连老百姓也有这种乐趣。例如，当人们谈论希腊国王时，我们的管家由于经常看报，会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说：“是丁诺②？”，而在此以前，他和国王们亲热得更为随便，这种亲热是他臆造的，当他谈到西班牙国王时，他说：“方方斯③。”另外，人们可以发现，随着主动接近维尔迪兰夫人的杰出人物的数目增加，她称之为“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就减少。通过一种魔法，前来拜访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请的所有“令人厌倦的人”，突然变成某种令人愉快的聪明人。总之，一年之后，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大大减少，以致过去在谈话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在维尔迪兰夫人的生活中起过极大作用的“对感到厌倦的害怕和无能为力”，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晚年，这种对感到厌倦的无能为力（她过去曾肯定地说，她在少年时代未曾有过这种感觉），使她受到的痛苦减少，就象某些偏头痛、某些神经性哮喘那样，在人们年老时就不再发作。如果维尔迪兰夫人没有从过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数人来取代不再令人厌倦的人们，在无人可厌倦的情况下，对感到厌倦的害怕也许已完全和维尔迪兰夫人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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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总司令部的缩写词G．Q．G．。
②即希腊国际康斯坦丁一世（1868—1923）。
③即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
此外，我们再来谈谈那些现在常去维尔迪兰夫人家作客的公爵夫人，她们在不知不觉中到那里去寻求的东西，正是德雷福斯派过去寻求的东西，即社交界的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的形成方式是，对它的品尝可以满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满足在她们之间评论从报上读到的各种事件的需要。维尔迪兰夫人说：“请你们到五点钟来谈论战争”，就象过去说“谈论德雷福斯案件”一样，同时还说：“请你们来听听莫雷尔谈话。”
然而，莫雷尔是不应该在这里的，原因是他还没有退役。
只是他没有返回部队，开了小差，但无人知道此事。
这个沙龙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虽说爱好体育，却设法退了役。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成为一部我经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当我在两组回忆之间建立一种横向联系时，我在偶然间想到他就是使阿尔贝蒂娜离开我家出走的那个人。在这些涉及阿尔贝蒂娜的珍贵回忆方面，这种横向联系引向一条道路，道路通到好几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绝迹，因为我从此不再想念她了。这是我从此不再走的一条回忆的道路，一条路线。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问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这条回忆的路线。
我应该说，认识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们对他怀有友情，但得到的却是许多失望。在这时，他确实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劳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来也许能给他带来乐趣的劳累，然而，他认为只有和他不认识的人们见面才会给他带来乐趣，他那热情奔放的想象也许使他把这种见面看作一次机会，认为这些陌生人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对于他已经认识的人们，他极为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的人，将来会是怎样的人，他觉得不值得为他们作一次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劳累。总之，他是一位很坏的朋友。他对新朋友的偏爱，也许再现了他过去某种狂热的大胆，在巴尔贝克时，他对体育运动、赌博和无节制的饮食就是如此。
至于维尔迪兰夫人，她每次都想让我和安德烈认识，因为她对我已认识安德烈这件事感到无法接受。不过，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来。她对我来说是一位令人赞赏的挚友，她忠于自己那位批评俄国芭蕾舞的丈夫的审美观，在谈到波利尼亚克侯爵时说：“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①装饰的，这种房子怎么能睡呢！我更喜欢迪比夫②。”此外，由于唯美主义的必然进步，维尔迪兰夫妇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无法忍受现代风格（再说这是慕尼黑的风格）和白色的套间，只喜欢法国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内环境。③在这个时期，维尔迪兰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请的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所以人们看到她用间接的方式去主动接近一个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奥黛特——时，感到十分惊讶。人们认为，此人不会给这个过去只有一小群人、现在变得耀眼夺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长期的分离会平息宿怨，有时也会同时唤起友情。另外，这种现象不但会使垂死的人嘴里只说过去熟悉的名字，而且会使老人耽于童年回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有其相同的东西。为了使奥黛特重新来她家作客这件事获得成功，维尔迪兰夫人当然没有使用“极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实程度较差的常客，这些人仍到其他沙龙去作客。她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许在怄气，我可没有；总之，我哪点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里认识她的两个丈夫的。如果她愿意再来玩，就请告诉她，我的大门对她是敞开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让她说出来的，一定会使骄傲的女主人难以启口。这些话给传了过去，但没有成功。维尔迪兰夫人等待着奥黛特，但没有看到她来。直至后面将要谈到的一些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导致无情无义的人们组成的热情使团无法完成的事得以实现。轻而易举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败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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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克斯特（1866—1924），俄国艺术家，主要从事舞台布景和戏装的设计。
②迪比夫祖孙三代均从事绘画，祖父名叫克洛德（1790—1864），父亲是爱德华（1820—1883），孙子为纪尧姆（1853—1909）。这里是指室内装饰家纪尧姆·德比夫。
③在这段时期我经常见到安德烈。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一次我想到絮利埃特这个名字，是在对阿尔贝蒂娜的遥远回忆中想到的，犹如一朵神秘的花。在当时是神秘的，但现在却不能再激发起任何东西：我谈论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题。但对这个话题却默无一言，这不是因为比另一个话题更加无关紧要，而是因为过去对这些事物考虑过多，所以现在产生一种厌倦的感觉。我过去一个时期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神秘，这个时期也许是真正有意思的时期。但是，由于这些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财富，去探索有朝一日将不会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秘密。——作者注。
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人们自然会想起过去的一句话：“不是思想正统，就是思想不正统”。但当事情显得并不相同时，由于过去的巴黎公社社员曾经反对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坚决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统统枪毙，并且得到将军们的支持，就象将军们在德雷福斯案件审理期间反对加利费①那样。在这些聚会中，维尔迪兰夫人邀请了几位认识不久的女士，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们在前几次来的时候打扮得光彩夺目，戴着豪华的珍珠项链，奥黛特也有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她以前曾过份炫耀这条项链，现在她模仿圣日尔曼区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战争服”，就对时髦的服饰持严厉态度。但是，女士们善于适应环境。三、四次之后她们就看到，她们认为时髦的服饰，正是那些时髦的人所废弃的，她们就把绣金的衣裙搁置一边，心甘情愿地穿上朴实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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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利费（1830—1909），法国将军，曾残酷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一八九九年出任陆军部长，由于极不适合搞政治，不到一年便被迫辞职。
维尔迪兰先生说：“真扫兴，我要给邦当打电话，让邦当为明天作必要的准备，人们还删去了诺布瓦文章的全部结尾部分，只是因为他在文中暗示贝森被免职了。”因为司空见惯的愚昧使每个人通过使用常用的表达法来炫耀自己，并自以为可以表明现在时兴这种说法，犹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妇女在听到别人谈起德·布雷奥代先生、德·阿格里让特先生或德·夏吕斯先生时说：“谁？布雷奥代家的拔拔尔格里格里、夏吕斯家的梅梅？”不过，公爵夫人们也照此办理，她们在说“免职”时有同样的乐趣，因为对于公爵夫人们来说——对于有点诗意的平民来说也是如此——显示区别的是名称，但她们按照自己所属的思想等级来表达思想，在这个等级里也有许多资产者。思想上的阶级划分不考虑出身。
维尔迪兰夫人的所有这些电话也并非没有弊病。我们忘了提及，维尔迪兰“沙龙”如果说在思想上和现实中继续存在的话，已经暂时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馆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节们过去的住宅十分潮湿，加上缺煤和缺电，使维尔迪兰夫妇在那里会客更为困难。另外，新客厅也不是没有可爱之处。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积有限的广场规定了各个宫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内的一个小花园比外省的一座公园更能使人心旷神怡，维尔迪兰夫人在这座公馆里的狭窄餐室，构成一个四壁白得发亮的菱形：犹如一个银幕，每逢星期三，几乎是每天，这幅银幕上就会出现巴黎各种各样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时髦的女人，他们都乐意分享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因为在这个时期，最富裕的人们由于无法得到收入而紧缩开支，可是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却因他们的财产而与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变，但布里肖却仍然感到十分快乐，随看维尔迪兰夫妇的交往不断扩大，他也从中找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积累起来的新乐趣，犹如圣诞节时在一只鞋中发现意想不到的礼物。有几天，来赴晚宴的客人特别多，使这个私人住宅的餐室显得过于狭窄，于是就在楼下的大餐厅里设下晚宴，那些常客虚伪地装出在楼上时的那种亲密无间，而在心里却暗暗高兴——他们几个人离开众人呆在一边，就象过去乘小火车时一样——，希望自己成为邻座观看和羡慕的对象。在平常的和平时期，悄悄地寄给《费加罗报》或《高卢人报》的一则社交消息，会使没能去雄伟旅馆的餐厅赴宴的人们获悉，布里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社交新闻的专栏记者取消了这类消息（他们用刊登葬礼、嘉奖和法美宴会的消息来进行弥补），要做广告就只能用一种影响有限的幼稚的办法，这种办法出现于古腾堡①的发明之前，只适用于史前时代，这就是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饭后，客人们来到楼上女主人的客厅，接着就开始打电话。然而，在这个时期，许多大公馆的客人里都混杂着间谍，他们记下了邦当在电话里传达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并不确切，总是被事态所否定，因此他的泄密才没有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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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腾堡（约1400前—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
在下午的茶会结束之前，即在日暮之时，天空还很亮，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棕色小斑点，要是在蓝色的夜空中，人们会以为是小飞虫或小鸟。就象人们看到远处的一座山时，会以为是一朵云。但是，人们内心激动，因为知道这朵云很大，是固体，而且很结实。因此，我内心也十分激动，因为天上的棕色斑点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鸟，而是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由几个在对巴黎进行监视的人驾驶（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凡尔赛附近作最后一次散步时，曾见到过这种飞机，但这个回忆与我现在的激动毫无关系，因为对这次散步的回忆在我看来已无关紧要）。
吃晚饭的时候，饭店全部客满；如果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可怜的休假军人在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把目光停留片刻，我就会感到难过，因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脱随时会死亡的危险，并准备重返战壕，这种难过我过去在巴尔贝克旅馆也曾有过，就是在渔夫们看着我们吃饭的时候，但我现在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相比之下，士兵的不幸要比穷人的不幸来得大，而且更加感人，因为这种不幸更加顺从、更加高尚，他在准备重返前线时看到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在预定餐桌时挤来挤去，只是达观地、毫不厌恶地摇了一下头说：“这儿看不出是在打仗。”然后，到九点半，还没有一个人吃完晚饭，但根据警察局的命令，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熄灭了，九点三十五分，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又开始挤来挤去，从饭店的服务员手里夺过他们的大衣，我曾在圣卢休假的一个晚上和他一起在这家饭店里吃晚饭，这时饭店里半明半暗，显得神秘莫测，就象放映幻灯的暗室，又象电影院里放映电影的大厅，那些吃完晚饭的男男女女急忙赶到电影院去。
但在这个时间之后，对于那些在我所说的那天晚上象我那样在家里吃完晚饭，然后去看望朋友的人们来说，巴黎的夜晚要比我童年时代的贡布雷更为黑暗，至少在某些街区是如此；人们进行的互访，犹如乡下邻居间的互访。啊！要是阿尔贝蒂娜还活着，我晚上到城里去吃晚饭时约她在拱廊下幽会，将会多么甜蜜！开始时，我什么也不会看到，我会内心激动，以为她未能赴会，但突然间，我会看到黑墙上显现出她喜欢的一条灰色裙子，以及已经看到我的那双微笑的眼睛，于是我们就可以搂在一起散步，而不会被别人发现，我们走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唉，我现在却是孤身一人，我仿佛是在拜访乡下的邻居，就象过去斯万在晚饭后来拜访我们一样，他在当松维尔的黑夜中不会再遇到行人，走的是拉纤的小道，一直走到圣灵街，我现在从圣克洛蒂尔德走到波拿马特街，走在那些已变成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的街上，也没有遇到行人。另外，由于现在这个时间使我游历的这些景色片断，不再受一个变得无法看到的环境的制约，在那些刮风后冰冷的暴雨随即停止的夜晚，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过去曾朝思暮想的骇浪滔天的海边，而没有以前在巴尔贝克时的感觉；其他一些巴黎过去并不存在的自然环境，甚至会使我感到我刚下火车，来到乡村度假，例如晚上月光下在身旁的地上的明暗对比就是如此。月光所产生的现象，是城里看不到的，即使在隆冬也是如此；奥斯曼大街上的积雪已无人会去扫除，月光洒在大街的雪上，就象洒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冰川之上。树木的侧影映照在这个有点发蓝的金色雪地上，显得清晰、洁净，同时又十分柔和，犹如某些日本画中或拉斐尔某些画的背景中的树木侧影；这些侧影展现在树木根部的地面上，在大自然中太阳落山时往往可以看到这种景色，这时，太阳沐浴着草原，把草原照得如镜子一般反光，草原上的树木一棵棵距离相等。但是，美妙的柔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展现这些轻如灵魂的树影的草地，犹如天堂里的草地一般，那颜色不是绿的，而是被洒在玉石般雪上的月光照成晶莹的白色，草地仿佛全都由梨花的花瓣织成。在广场上，公共水池的那些神衹，手持冰柱，仿佛是用双重材料制成的雕像，为了制作这些雕像，艺术家特意把青铜和晶体融合在一起。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但到了春天却与此相反，有时会有违反警察局规定的现象，一座公馆，或者只是公馆的一层楼，或者一层楼中只有一个房间，由于没有关上百叶窗，看上去有如在投射光线，有如忽隐忽现的幻影，独自浮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上。人们高高地抬起眼睛在这半明半暗的金光中见到的女人，在这个人们消失其中、她也仿佛与世隔绝的黑夜之中，呈现出东方景色神秘而含蓄的魅力。然后我走了过去，在黑暗中只听到有益于健康而又单调的粗俗脚步声。
我心里在想，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而且一个也没有看到。只有在一九一四年，我在巴黎度过的两个月中，我见到过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布洛克和圣卢，而圣卢我只见到过两次。第二次见到他时，一定是他表现最出色的时候；他已经消除了他在当松维尔逗留期间给我留下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不真挚的印象，这种印象我已在上文中说过，我在他身上重又发现他过去的一切美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宣战之后，即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之初，当时布洛克表达了沙文主义十足的感情，圣卢等布洛克离开我们以后，立刻责备自己没有再次入伍，我对他语气的粗暴几乎觉得反感。①“不，”他愉快而有力地大声说道，“所有那些不去打仗的人，不管提出什么理由，都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杀死，都是出于害怕。”他用同样肯定的手势，但比强调指出其他人的害怕时的手势更为有力，补充道：“而我，如果说我没有再次入伍，老实说就是因为害怕！”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发现，装出值得称赞的感情并不是坏人们的唯一掩护，而且还发现，一种更新的掩护是这些坏人炫耀自己，以便使别人至少不显出避开他们的样子。另外，在圣卢的身上，这种倾向因他的习惯而得到加强，就是当他泄露了秘密，干了一件蠢事，别人可能会来责备他时，他就把这种事公开披露出来，并说是故意干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习惯想必来自军校的某个教师，他过去和这个教师过从甚密，并公开表示对此人十分欣赏。因此，我毫不困难地把这种心血来潮解释为对一种感情的口头认可，由于这种感情支配了圣卢的行为，使他对刚爆发的战争持不介入的态度，所以他更喜欢表露这种感情。他在离开我时问我：“你是否听说我的舅妈奥丽阿娜要离婚？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件事不时有人说起，我经常听到别人说，就信以为真。我补充一点，这件事将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我的舅舅和蔼可亲，不仅在社交界是如此，而且对他的朋友、对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心肠甚至要比我舅妈好得多，我舅妈是个圣人，但她使他可怕地感到这点。不过他是个可怕的丈夫，一直欺骗自己的妻子，侮辱她，粗暴地对待她，不给她钱。她要离开他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此事不假的一个原因，但也是此事不真的一个原因，所以人们会想到并说出这件事。另外，她已经对他容忍了这么久！现在我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事情人们说错了又否定，但后来却弄假成真。”听到这里，我就想到问他，过去传说他要娶德·盖尔芒特小姐，是否有这么回事。他听了大吃一惊，对我肯定地说没有这么回事，说这只是社交界流传的一个谣言，这种谣言不时产生，也不知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就不戳自穿，但谣言的不可靠不会使那些相信过谣言的人们变得更加谨慎，一旦产生一个结婚、离婚的谣言或一个政治谣言，他们就会立刻信以为真，并且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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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是从巴尔贝克回来的。我后来才间接地获悉，他曾徒劳地勾引饭店经理。饭店经理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继承了尼西姆·贝尔纳先生的遗产。实际上，他就是布洛克的伯父过去“保护”的那个青年侍者。但是，富裕给他带来了美德。因此，圣卢勾引他是白费力气。这样，当那些有道德的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沉湎于他们终于意识到的情感，作为补偿，轻浮的少年变成了有道德的男人，夏吕斯那样的人因相信过去的故事而来找他们，但已为时过晚，只会自讨没趣，碰一鼻子的灰。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作者注。
四十八个小时还没有过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实就已向我证明，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罗贝尔的话：“这些人不上前线，都是因为他们害怕。”圣卢说这句话是为了在谈话中出风头，是为了显示他心里想的与众不同，因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场会被别人接受。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立场被别人接受，他这样做倒没有与众不同，就是从他觉得应该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看没有与众不同，但从本质上看更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更加符合当时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的一切优良品质，这些法国人是领主、自由民和农奴，农奴对领主或是毕恭毕敬，或是起来造反反对领主，这两类都是法国的，它们同属一个科，分为弗朗索瓦丝亚门和莫雷尔亚门，然后两个箭头重又合而为一，指向同一个方面，即边境。布洛克曾十分高兴地听到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此人的民族主义十分罕见）吐露自己的怯懦，当圣卢问他是否将亲赴前线时，他就显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视。”但是几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来看我时十分慌乱。他虽然“眼睛近视，但被认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时遇到了圣卢，圣卢为托人把自己引见给陆军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过去的军官有约会，据他对我说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啊！不错，我对你说的是一位老相识，你和我一样熟悉冈冈。”我对他回答说，我确实认识此人，也认识此人的妻子，我对他们并不十分赞赏。但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之后，我总是认为那个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她对叔本华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无法进入的知识界，所以我听到圣卢对我的回答立刻感到惊识，圣卢说：“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给你了。但他是个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欢。”圣卢说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对此上流社会持极为严厉的态度；至于说她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也许是他侄女认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时所看到的他那些优点中的某个部分。他至少不去关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说实在的，这是一种“聪明”，这种聪明同思想家们特有的聪明的区别，就象公众认为某个富翁“善于发财”的聪明同思想家们的聪明的区别一样大。但是，圣卢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他的话提请人们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无几，而朴实的情趣虽说并不明显，却能讨人喜欢。不错，我不曾有机会欣赏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朴实。但是，正是这点才使一个人变成许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许多人在评论他，此外在评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对于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风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证实，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门口离开了我们，严厉地抨击了圣卢，并对他说，他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女婿”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他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威廉”让自己的“皮肉穿孔”。“看来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卢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关系密切的人们一样，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补充道：“许多传说甚至说他已经死了。”交易所里认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廉二世，都已经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围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隐瞒这件事，”他补充道，“只是为了不使德国佬那儿的舆论沮丧。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亲是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视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他依靠“上层的关系”，有幸和这些消息来源取得联系，并从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说对外银行的股票即将上涨，或是比尔的股票即将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个时候比尔的股票上涨或“抛出”对外银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种股票的市场“坚挺”、“积极”，后一种股票的市场“犹豫”、“疲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因为如此，布洛克在对我们宣布德国皇帝去世时，样子深奥莫测、神气活现，同时又怒气冲天。他特别气愤的是听到罗贝尔说“威廉皇帝”。我认为，即使在断头机的铡刀之下，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也是会这样说的。社交界的两位先生如果单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显示高雅的举止，也会从这些教养的痕迹中看出对方的身分，就象两位拉丁语学者会正确地引述维吉尔的语录一样。圣卢即使被德国人严刑拷打，也只会说“威廉皇帝”。不管怎样，这种礼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约束的标志。不能抛弃这种约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种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这种风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带有与此相连的一切隐蔽的宽厚和没有表露的英雄主义。布洛克对圣卢喊道：“你难道不能对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这里已经对他卑躬屈膝！这样，我们的边境上就会出现勇敢的士兵，他们会去拍德国佬的马屁。你们的军装上有杠杠，你们只会在旋转木马上显威风。就是这样。”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种智力水平相结合，使他不仅欣赏勇敢，而且把厌恶女人发展到陶醉于同男子进行接触的程度。他有一种也许是纯洁无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尔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对那些“洒过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们”的蔑视，这种快感同他在当松维尔时大量使用可卡因给他带来的快感相比，虽然使他感到南辕北辙，但两者的区别却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种药可以作为另一种药的补充一样——使他克服了这种恶习。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礼貌的双重习惯，这种习惯一方面使他过分赞扬别人，而自己却做了好事闭口不谈——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们时对他说：“您自然会给椅子装上藤座的”，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献给别人。总之，这说明他本性确实高贵。
“我们会不会长期打下去？”我对圣卢说。“不会，我认为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对我回答道。但对这个问题，就象跟往常一样，他的论据是以本本为根据。“你在考虑毛奇的预言时，要重新读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颁布的关于指挥大部队的法令，”他对我说，仿佛我已经读过这个法令，“这样你就会看到，更换和平时期预备队的工作没有进行，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如果战争要长期打下去，这一工作是不会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战争打不长的证明，而应把战争打不长看作是缺乏先见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们没有预料到战争的长短，这些人既没有考虑到一场持续的战争中各种物资的惊人消耗，也没有想到各个战区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恋之外，在那些生来就最为反对同性恋的人们之中，还存在着某种传统的阳刚理想，即使同性恋者并不是一个高超的人，这种理想也由他来支配，以便让他将其变性。这种理想——某些军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气。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现时，只是一颗善良的心所表现的粗鲁，它不想露出激动的样子，但在同一位也许会即将被杀死的朋友分离时，心里就有一种无人会发觉的哭泣的愿望，因为它在离别时掩盖这种愿望，使用的是一种越来越大的愤怒，并最终爆发出来：“喂，天杀的！你这头蠢驴，来和我拥抱一下。这钱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军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伟大事业重要，但他仍然曾经喜爱过这个在公使团工作或在军队里当兵，后来死于疟疾或枪弹的“小子”，他同样爱好阳刚之气，不过表现的形式更为灵活、更为巧妙，但其实也同样令人憎恶。他不愿哀悼这“小子”，他知道人们很快就会忘掉此人，就象心肠好的外科医生那样，在一个患传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伤，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外交官只要变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决不会说他曾悲伤过；不会说的，首先是因为“男子的羞耻心”，其次是因为艺术的机灵，这种机灵在掩盖激情的同时产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会整夜守护垂死者。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心里悲伤。他们将会谈论公使团或军队里的公务，甚至谈得比平时还要确切。
“B对我说：‘请您别忘记，明天将军来视察，您让手下的士兵尽量搞好军容。’他平时十分温和，这时说话的声音却比平时生硬，我发现他尽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烦躁。”读者可以理解，这生硬的声音，就是那些不愿显出悲伤样子的人们的悲伤，这样做简直可笑，但也同样使人难受和讨厌，因为这是一些人悲伤的方式，这些人认为悲伤无足轻重，认为生活比离别更为重要等等，所以他们使人对死亡产生一种虚幻、虚无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时一位先生使人产生的印象，这位先生给你送来冰糖栗子时说：“我祝您新年快乐”，一面说一面冷笑，不过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
我们来结束这个守夜的军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头上戴着帽子，因为人们曾在户外运送过这个伤员，到某一时刻，一切都完了：“我当时想：必须回去准备东西来擦武器；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当大夫松开病人的脉时，站在床前的B和我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脱下我们的军帽，那时烈日当空，也许是我们热了。”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两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脱下帽子，并不是因为炎热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严面前感到激动，可他们从未说过温柔或悲伤这样的词。
象圣卢那样的同性恋者的阳刚理想并不相同，但却同样是约定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虚假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愿了解肉体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础，他们认为感情起源于别的东西。过去，德·夏吕斯先生厌恶女子的阴柔。现在，圣卢欣赏小伙子的勇敢，骑兵部队冲锋时的陶醉，男人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爆发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这就使同性恋者感到绝望，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使同性恋者经历充满激情的奇遇，只要他们生性聪明，善于异想天开，而不是把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们的根源，并对自己作出评价。因此，当某些青年只是本着在体育运动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来玩“扯铃”那样，在圣卢看来，战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体得多，但夹杂着意识形态，这种理想是和他喜欢的人们一起提出来的，是在一种纯男性的骑士会中，在远离妇女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唤起士兵们狂热的爱。这样，在他的勇敢中虽说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贵族这一事实却在其中显现出来，同时又以一种难以辨认、理想化的形式显示出德·夏吕斯先生的想法，即一个男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阴柔的女子气。此外，就象在哲学上或艺术上那样，两种类似的想法只会因其阐述的方式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并会因它们由色诺芬①或柏拉图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我虽然知道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在做这件事时十分相似，但我极为欣赏的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圣卢，而不是不愿戴浅色领带的德·夏吕斯先生。
我和圣卢谈起我那位任巴尔贝克大旅社经理的朋友，据这位朋友说，在战争初期，法国的某些团里有背叛行为，他称之为“缺陷”，他指责唆使背叛行为的人，称他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他在某一时刻甚至认为日本人、德国人和哥萨克人会在里夫贝尔登陆，威胁巴尔贝克，并说只有“溜之大吉”②。这个敌视德国的人在谈论自己兄弟时笑着说：“他在战壕里，在离德国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说得那么起劲，别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这样，准会把他送到集中营去。“说到巴尔贝克，你是否记得旅社里过去的电梯司机！”圣卢在和我分手时对我说，说话的声调好象不大知道说的人是谁，并指望我来弄清此人的情况。“他参了军，并写信给我，以便让他回到空车。”电梯司机也许不愿在禁锢别人的电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楼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将“晋升”，但和看门人不同，因为我们的命运并非总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一定支持他的要求，”圣卢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还对希尔贝特说过，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飞机。知道了这点，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作什么准备。这将会使对方丧失一次进攻的最大优点，即出其不意的优点，最好的军队也许就是眼睛最好的军队。那么，可怜的弗朗索瓦丝，她让侄子复员的事是否办成了？”不过，弗朗索瓦丝早就竭尽全力使侄子复员，但当有人建议她通过盖尔芒特家族去找德·圣约瑟夫将军帮忙时，她以绝望的声音回答道：“哦！不，这不会有任何用处，找这位老先生不会有任何办法，最糟糕的只有一点，就是他爱国。”只要谈到战争，不管弗朗索瓦丝对此感到多么痛苦，她仍认为人们不应抛弃“可怜的俄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协约国”③。管家深信战争只会持续十天，并将以法国的辉煌胜利告终，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会被发生的事件否定，就没有胆量，甚至没有足够的想象去预言一场长期的、胜负难分的战争。但是，这种完全而又迅速的胜利，他至少竭力预先从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丝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会很糟，因为看来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岁的小伙子在哭。”他这样对她说，是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恼火”，他称之为“给她找麻烦，训她一顿，同她玩文字游戏”。“十六岁的，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说，过一会儿她又不大相信：“他们不是说过了二十岁才要吗？那些可还是孩子。”——“当然喽，报纸都接到命令不准提这件事。另外，往前冲的都是年轻人，可回来的却不多。一方面，就会有好处，死了许多人，有时也有用，可以使生意兴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软，犹豫不决，就会立即被枪毙，身中十二颗子弹，乒！另一方面，也必须这样。另外，那些军官，这对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拿他们的钱，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个。”每次进行这样的谈话，弗朗索瓦丝就脸色发白，让人看了真担心管家会使她心脏病发作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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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色诺芬（前431—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由于对苏格拉底的崇拜和对诡辩哲学家的憎恶，他写了三部著作为苏格拉底申辩，他的看法与同时代人柏拉图迥然不同。
②他认为当局迁往波尔多有点仓促，并说当局这样快“溜之大吉”是错误的。——作者注。
③原文为alliance，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
她并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点。当一位姑娘来看我时，这个年老的女佣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时走出自己的房间时，我就会在楼梯上看到她，只见她在挂衣服的小间里，据她说，是在寻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虫，但实际上，她是在听我们谈话。虽然我老是批评她，她还是在提问题时使用自己狡诈的方法，她提问用间接的方式，从某个时间起开始使用“因为也许”这样的话。她不敢问我：“这位夫人是不是有个公馆？”就象一条好狗那样，腼腆地抬起眼睛，并对我说：“因为也许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馆……”，这样就避免了露骨的询问，不是为了彬彬有礼，而是为了不显得好奇，最后，由于我们最喜爱的佣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几乎不再为我们效劳，失去了使用价值——仍然是佣人，当他们自以为深入到我们社会等级的核心时，他们却更为明显地划出了（我们想要消除的）他们社会等级的界线，所以弗朗索瓦丝常常对我说些（管家会说是“为了刺激我”）奇怪的话，这种话社交界人士是不会说的：怀着一种隐匿而又深沉的喜悦，犹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热，额头上——我可没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浑身是汗”，她惊讶地对我说，犹如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还略带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种有失体统的事而产生的蔑视（“您现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领带”），但她说话的声音忧心忡忡，可以使别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担心。她这样说，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浑身是汗。总之，她说话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因为她谦卑，她对那些远不及她的人们怀有温情的赞赏，所以她采用了他们粗俗的言语。她的女儿在我面前埋怨她，并对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从谁那儿学到这种言语的）：“她总是有话要说，说我没有把门关好，唠唠叨叨，罗罗唆唆。”弗朗索瓦丝也许认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确使用语言。在她的嘴唇上，我过去曾看到最纯洁的法语如鲜花盛开，现在却一天要听到好几次这样的话：“唠唠叨叨，罗罗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不仅词语的变化很少，而且思想的变化也很少。管家养成了习惯，总是说普恩加来先生意图不良，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一定要打仗，这话他一天要说上七、八遍，总是对同样的听众说，这些听众又总是那样感兴趣。一个词也没有改变，一个手势、一个语调也没变。虽然只持续两分钟，但总是一成不变，就象演出一样。他的法语错误使弗朗索瓦丝的言语变质，她女儿的法语错误也是如此。他认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听到盖尔芒特公爵把一种建筑物称为“朗比托公共厕所”感到生气，这种建筑物应该叫做小便池①。也许他在童年时代没有听到过这个音，他就保持了这个习惯。因此，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不正确，而且老是这样。弗朗索瓦丝开始时听了不舒服，后来也跟着这样说了，还抱怨说，女人不象男人，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她的谦卑和她对管家的赞赏，使她从来不说pissotières，而是对习惯作出微小的让步，说pisset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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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pistières管家因不会发o这个音，把pissotières（小便池）错念成pistières。
她从此不睡也不吃，让管家给她念那些公报，她对那些公报一窍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愿望，往往被一种爱国主义的喜悦所支配；他在谈论德国人时，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说：“情况严重，我们的老霞飞在彗星上订计划——无法实现。”弗朗索瓦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彗星，但却更加感到这句话是一种讨人喜欢、别出心裁的荒唐话，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礼貌，应该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耸耸肩，似乎是在说：“他老是那样”，她用微笑来抑制自己的眼泪。她至少感到高兴，肉店新来的那个小伙子，虽说干这一行，却相当胆小（他最初在屠宰场工作），现在还没有到达去打仗的年龄。不然的话，她准会去找陆军部长，让那个小伙子复员。
管家决不会想到，这些公报并不出色，我军并未接近柏林，因为他读到：“我们击退了敌军，敌人损失惨重，等等”，他把这些行动当作新的胜利来庆贺。但是，我感到害怕的是，这些胜利的地点迅速接近巴黎，我甚至感到惊讶，管家在一份公报里看到有一次行动是在朗斯附近发生的，他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次行动的后果已在周围地区牢牢掌握在我军手里的舒子爵市转为对我方有利，但并不感到不安。然而，管家对舒子爵市这个地名十分熟悉，该市离贡布雷不是十分遥远。但是，人们阅读报纸就象在谈恋爱一样，眼睛上蒙着布条，对事情就看不清楚。人们不想去理解那些事实。人们倾听总编辑温柔的话语，就象倾听情妇的话语那样。人们吃了败仗却感到满意，因为人们认为自己不是吃了败仗，而是打了胜仗。
再说，我没有在巴黎久留，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疗养院。虽说医生基本上采用隔离的方法进行治疗，那儿的人还是在两个不同的时候把希尔贝特的一封信和罗贝尔的一封信交给了我。希尔贝特给我写道（大约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本想留在巴黎，为的是更容易得到罗贝尔的消息，但鸽子号飞机总是空袭巴黎，使她感到十分恐惧，对她的小女儿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她就乘上开往贡布雷的最后一班火车逃离巴黎，火车甚至没有开到贡布雷，她只好乘上农民的大车，经过十个小时难以忍受的路程，才到达当松维尔！“在那儿，请您想一想，等待着您的老朋友的是什么，”希尔贝特最后对我写道。
“我离开巴黎是为了逃避德国飞机，我想在当松维尔就可以免受任何袭击，安然无恙。两天来我却并非如此，您也决不会想到这儿发生的事情：德国人在拉费尔附近击败我军之后，侵占了这一地区，一个德军参谋部，然后是一个团，驻扎在当松维尔的大门口，我就只好接待他们，又无法逃跑，因为再也没有一列火车，什么也没有。”德军参谋部是否真的表现良好，还是应该在希尔贝特的信中看到盖尔芒特家族精神感染的效力，这个家族起源于巴伐利亚，同德国最高级的贵族有亲缘关系，但希尔贝特不断叙说参谋部的人员受过完美的教育，甚至连士兵也是如此，他们只是请求她“准许采摘长在池塘边的勿忘草”，她把这种良好的教育，同法国逃兵无纪律的暴力行为进行对照，在德国将军们来到之前，这些逃兵经过花园住宅，就抢劫一空。不管怎样，如果说希尔贝特的信在某些方面充满了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有些人会说是犹太国际主义，这也许并不正确，就象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那么我在好几个月之后收到的罗贝尔的来信，圣卢的味道要比盖尔芒特的味道重得多，另外也反映了他所具有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教养，总之，这种教养完全能讨人喜欢。可惜他没有对我谈起战略问题，就象他在东锡埃尔的谈话那样，也没有对我说他认为战争在何种程度上证实了或否定了他当时对我叙述的那些原则。他最多只是对我说，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实际上连续发生了好几次战争，每次战争的教训都影响到下一次战争的指挥。例如，突破”的理论已被这种论点所充实，即在突破之前，必须用炮火轰遍敌人占领的阵地。但后来人们又看到，这种炮轰反过来又使步兵和炮兵无法前进，因为阵地上打出了几千个炮弹坑，构成了几千个障碍。他对我说：“战争没有违反我们的老黑格尔的规律。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同我希望知道的事相比，真是少得可怜。但是，更使我感到生气的，是他无权对我列举将军们的名字。另外，报纸告诉我的少量消息说明，这些并不是我在东锡埃尔时想到的将军，当时我非常想知道，他们中的哪些人将在一次战争中埃已经去世。博离开现役几乎是在战争初期。霞飞、福煦、卡斯特尔诺和贝当，我们从未谈到过。“我亲爱的。”罗贝尔对我写道，“我承认，‘他们决不会通过’或者‘他们会被打败’这样的话不会令人高兴；这些话曾长期使我感到牙痛，就象‘长毛的兵’①和其他话那样，当然，使用比语法错误或风格错误更糟的词语来创作史诗会使人厌烦，这些词语就是自相矛盾、难以忍受的东西，是一种装模作样，一种我们极为厌恶的庸俗奢望，犹如那些认为把‘可卡因’说或‘可可’是风趣的表现的人们一样。但是，如果你看到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老百性、工人、小商人，看到他们没有察觉自己身上蕴藏的英雄主义，他们将在自己床上死去却又没有想过这点，看到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奔跑，为的是抢救一个战友，为的是运走一个受伤的长官，当他们自己被子弹击中之后，他们在弥留之际露出了微笑，因为主任医生告诉他们，战壕已从德国人手里夺了回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亲爱的，这使人对法国人产生一种良好的看法，使人能理解我们在课堂上曾感到有点离奇的那些历史时期。史诗是那样美，你会和我一样，感到词语已无法表达。罗丹和马约尔②可以用一种人们无法辨认的丑陋材料创造出杰作。在接触这样伟大的东西时，‘长毛的兵’在我看来就变成某种东西，如果它首先能包含一种暗示或玩笑，我从它那儿得到的感觉，并不比我们在读到‘朱安党人’时来得多。但是，我感到‘长毛的兵’已经为大诗人作好准备，就象洪水、基督或蛮族这些词在被雨果、维尼或其他人使用之前已经充满了伟大。我说人民、工人是最好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很好。可怜的小福古贝，即大使的儿子，在被打死之前曾七次负伤，他每次打仗回来没有遭殃，就显出来参加葬礼，条件是不戴孝，又因轰炸只能呆五分钟。他母亲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你可能认识她，她想必非常悲伤，可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他父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最终变得完全无动于衷，原因是我对这种景象已习以为常，如看到正在和我说话的战友的脑袋突然被炸弹擦伤，甚至和躯干分家，但当我看到可怜的福古贝神情颓丧，看到他象瘫痪一般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将军对他说，这是为了法国，说他儿子表现得象个英雄，但这是白费力气，只能使可怜的父亲哭得更加厉害，他无法松开儿子的遗体。总之，正是为了这点，才必须习惯于‘他们决不会通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人，如我可怜的随身男仆，如福古贝，他们阻止了德国人通过。你也许认为，我们前进得不多，但这种事不应该用推理的方法来思考，一支军队感到自己胜利是通过一种内心的感受，犹如一个垂死的人感到自己无法医治一样。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想取得胜利是为了使大家接受一种公正的和平，我想说不仅对我们来说是公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公正，对法国人来说是公正的，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公正的。”当然，“灾祸”并未使圣卢的智慧提高到超越自身的地步。那些才智一般和平庸的英雄，在病后康复期间写诗，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来描写战争，不是从本身毫无意义的那些事件的高度来写，而是从平庸的美学的高度来写，他们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着这种美学原则，就象他们在十年前会说的那样来谈论“血红色的晨曦”、“胜利的颤动飞跃”等等；同样，圣卢要聪明得多，艺术鉴赏力要高得多，他现在仍然是聪明和有艺术鉴赏力的，当他停留在一个沼泽森林的边缘时，他饶有趣味地为我记下了一些景色，但仿佛是去打野鸭那样。为了使我理解明暗的某些对照，即“他的早晨的魅力”，他对我列举了我们过去都喜欢的某些画事，也不怕暗示罗曼·罗兰作品的片段，甚至尼采作品的片段，他具有前方将士的那种无拘无束，他们不象后方的人们那样害怕说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字，他甚至还有点卖弄风情，列举一个敌人的名字，例如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置于左拉案件的证人室中的敌人，他在他并不认识的、最激烈的德雷福斯派诗人比埃尔·吉亚西面前走过时，朗诵他象征性的正剧的诗句：《断手女郎》。圣卢对我谈起舒曼的一个旋律时，只是用德语说出它的标题。他丝毫也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当他在黎明时分在这个森林的边缘首次听到鸟儿啁啾鸣叫，他感到非常兴奋，仿佛鸟儿在对他谈论这“雄伟壮丽的《西格弗里德》”，他真希望能在战后听到这部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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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poilu，是第次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兵的绰号。
②马约尔（1861—1944），法国画家、版画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雕刻家之一，其作品为现代抽象雕刻各流派的实验铺平了道路。
现在，当我第二次回到巴黎时，我在到达的第二天，又收到希尔贝特的一封信，她大概已经忘了我带回来的那封信，至少是对那封信已经没有印象，因为她对一九一四年年底离开巴黎这件事又在信中作了回顾，不过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您也许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她对我说，“我到当松维尔快两年了。我是和德国人同时到达这儿的。当时大家都想阻止我离开。人们把我当作疯子。人们对我说：‘怎么，您在巴黎十分安全，可您却要到占领区去，而且正是在大家都想逃离这些地区的时候。’我并不否认这种推理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一个长处，我不胆怯，或者说我很忠诚，如果您更喜欢这样说的话，当我知道我亲爱的当松维尔受到威胁时，我不愿意让我们年老的财产代管人一个人呆在那儿保护它。我感到我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另外，正是因为我作了这个决定，我才基本上拯救了城堡——当时附近的其他所有城堡都被它们慌乱的主人所抛弃，几乎全都被彻底摧毁——，拯救的不仅是城堡，而且还有我亲爱的爸爸十分珍惜的珍贵收藏品。”总之，希尔贝特现在确信，她去当松维尔，就象她在一九一四年时对我写的那样，不是为了躲避德国人，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地方，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遇到德国人，使自己的城堡不受德国人骚扰。另外，德国人并没有留在当松维尔，但她的家里不断有军人来往，这种来往大大超过在贡布雷的街上使弗朗索瓦丝流泪的那种来往，她象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次可是千真万确，过着前线的生活。因此，人们在报上竭力颂扬她那值得钦佩的表现，还谈到要给她授勋。她来信的结尾部分完全正确。“您对这场战争的情况没有概念，对一条公路、一座桥、一个高地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没有概念。有多少次我想到了您，想到了那些散步，散步由于您而变得美妙，当时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到处散步，可现在这地方已变成废墟，同时，大规模的战斗正在进行，为的是占领您过去喜爱的某条小道、某个小丘，我们曾多少次一起到那儿去！也许您和我一样，您也不能想象默默无闻的鲁森维尔和令人厌倦的梅塞格利丝将成为著名的地方。过去，人们曾从那儿把我们的信件带给我们，当您身体不舒服时，又曾派人去那儿请医生。嗳，我亲爱的朋友，它们从此载入荣誉之册，如同奥斯特利茨或瓦尔米一样。梅塞格利丝战役持续了八个多月，德军在那儿损失了六十多万人，他们摧毁了梅塞格利丝，但没能占领它。您过去十分喜欢的那条小道，就是我们称之为山楂花斜坡小路的这条，您在小道上说您在童年时代曾爱上了我，而我却对您肯定地说是我爱上了您，我无法对您说，这条小道是多么重要。广阔的麦田是小道的终点，也就是著名的三○七高地，您想必在公报中经常看到它的名字。法国人炸掉了维福纳河上的小桥，您当时说，它并不象您原来希望的那样，使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德国人则建造了另一些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占领了半个贡布雷，法国人则占领了另外半个。”
我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在那天的前两天——在那天，我在黑暗中慢慢行走时，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同时又在反复回想所有这些往事——圣卢从前线回来，即将回去，就来对我进行只有几秒钟的拜访，我一听到他来访的通报，就感到极其激动。弗朗索瓦丝想朝他奔过去，希望他能够让那个当屠夫的腼腆小伙子复员，一年以后，和他同年应征入伍的士兵将要去打仗。但是，她自己也感到这种尝试毫无用处，所以就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腼腆的牲畜屠夫早已换了肉店。也许是我们的肉店担心失去我们的顾客，也许是它出于诚意，店里对弗朗索瓦丝说，不知道这个永远当不了好屠夫的小伙子被哪里雇佣了，弗朗索瓦丝则到处进行仔细的寻找。但是，巴黎地方很大，肉店又很多，她徒劳无益地走进大量肉店，但没能找到这个身上带血迹的腼腆青年。
当圣卢进入我的房间时，我走到他的身旁，怀着腼腆的感情，带着超自然的感觉，其实所有休假的军人都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当你被带到一个得了致命的病却还能起身、穿衣和散步的人身边时，也会产生这种感觉。看来（特别在开始时是这样，因为对于一个象我这样没有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过的人来说，习惯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使我们看到过好几次的事物失去了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使人产生想法的根子，而这种根子能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看来几乎是这样，即在给予战士们的这些休假中，存在着某种冷酷的东西。在首批休假时，人们心里在想：“他们不愿再回去，他们要开小差。”确实，他们不仅仅来自那些使我们感到不现实的地方，因为我们只是从报上听到别人谈论这些地方，无法想象人们参加了这些异乎寻常的战斗之后，带回来的只有肩上的挫伤；这些地方是死亡之岸，他们即将回到那儿去，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只有片刻的时间，难以为我们所理解，使我们充满了温柔、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感情，犹如我们追念的那些死者，在我们眼前显现的时间只有一秒钟，我们又不能去询问他们，另外他们最多只会对我们回答道：“你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奇怪的是，在那些在前线死里逃生的休假军人身上，在那些被一个通灵者催眠或召回亡灵的生者或死者身上，同奥义进行接触的唯一结果，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话语更加微不足道。我这时接触到的罗贝尔就是如此，他在前线还得了个伤疤，对我来说，这个伤疤比一个巨人在地上留下的脚印更令人敬畏，更加神秘。我不敢对他提出问题，他也只对我说些一般的话。这些话同战前可能说的话区别极小，仿佛虽然发生了战争，人们还是同过去一样；谈话的语调仍然相同，不同的只有谈话的内容，说不定连这点不同也没有！
我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他在军队里找到了一些办法，使他逐渐忘掉莫雷尔过去对他和他舅舅态度不好。可是，他对此人保持着一种深厚的友谊，并突然希望再次见到此人，不过他不断推迟见面的时间。我认为要体贴希尔贝特，就不能对罗贝尔说，他只要去维尔迪兰夫人家，就能找到莫雷尔。
我谦恭地对罗贝尔说，人们在巴黎不大感到是在打仗。他对我说，即使在巴黎，有时也“相当奇特”。他指的是前一天齐柏林飞艇进行的一次空袭，他问我当时是否看清楚了，不过就象他过去和我谈起某一次从美学角度来看十分精彩的演出一样。因此，在前线的人们知道，说“真妙，多好的玫瑰！还有这淡绿色！”是一种卖弄风情，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们随时会被打死，但这点在圣卢的身上并不存在，是他在巴黎谈论一次微不足道的空袭的时候，这次空袭可以从我们的阳台上看到，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夜晚，这个夜晚突然变成真正的节日，放射出有效的、起保护作用的火箭，吹响了集合的号角，这一切并非只是为了检阅，等等。我同他谈起夜空中升起的飞机的美。“也许降落的，机更美，”他对我说。“我承认，飞机升起的时刻，即它们将要成为星斗的时刻，是非常美的，在这方面，它们遵循的规律同支配星体的规律一样准确，因为你感到精彩的场面，是空军中队的集合，指挥部对它们下达命令，它们去进行出击，等等。但是，在最终变得象星星一样之后，它们又分离开来，以便去进行出击，或是在军号吹响之后返回，这就是它们制造世界末日的时刻，连星星也不再保留自己的位置；相比之下，你是否不喜欢这样的时刻？还有那些警报声；瓦格纳的味道不是相当足吗，不过为了迎接德国人的光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和王妃们坐在皇家包厢里，WachtamRhein①就成为国歌味十足的曲调；这就会使人思忖，那些升到天空的是否真是飞行员，而不是女武神瓦尔屈里。”他仿佛乐于把飞行员和瓦尔屈里相提并论，还用纯音乐的理由来作出解释：“当然喽，这是因为警报的音乐是一种骑行②！一定要德国人来了以后，才能在巴黎听到瓦格纳的乐曲。”用某些观点来看，这个比喻并没有错。城市仿佛是一个黑洞，突然走出深处和黑暗，来到光明和天空之中，在那里，飞行员在凄厉的警报声召唤下，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过去，不过速度比较缓慢，但更为狡诈，更令人不安，因为这种目光使人想起它正在寻找的目标，这目标还看不见，但也许已近在眼前，探照灯不断转动，探察着敌机，将它擒获。一个空军中队接着另一个空军中队，每个飞行员就这样从现在被搬到天上的城市中冲出去，犹如一位女武神。然后，地上的一些角落，在贴近房屋的地方被照亮了，我就对圣卢说，前一天他如果在家里，就能在欣赏天上的世界末日的同时，看到地上（如同在格列柯的《奥尔加斯伯爵下葬》③中那样，画中两个景是平行的）有一出真正的滑稽舞剧，由一些穿着长睡衣的人物演出，这些人因自己出了名，完全可以被派到这位费拉里的某个接班人那里去，费拉里写的那些关于社交生活的短文，曾经常使圣卢和我感到高兴，我们为了取乐，也来创作这样的短文。那天我们又在做这样的事，仿佛战争并不存在，虽说题材的“战争”味很浓，即对齐柏林飞艇的惧怕：“不容置辩，美妙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穿着长睡衣，滑稽可笑的盖尔芒特公爵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浴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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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意思是“守卫在莱茵河畔”，指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三女神守卫着莱茵河底的黄金。
②指瓦格纳的歌剧中女武神们的骑行。
③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他的代表作《奥尔加斯伯爵下葬》（1586—1588）明确分为天国和人间两部分，传说中的圣徒奥古斯丁和斯提反显灵出现在伯爵葬礼上，送死者入墓穴，作为他为建造教堂慷慨捐助的报答。
他对我说：“我可以肯定，在所有的大旅馆里，人们应该看到那些穿衬衫的美国犹太女人，珍珠项链紧贴在她们衰老的胸脯上，使她们能嫁给一位破产的公爵。在这些夜晚，里茨饭店应该同自由贸易大厦相仿。”
我对他说：“你记得我们在东锡埃尔的那些谈话。”——“啊！那时可是大好时光。一条鸿沟把我们和那个时候分隔开来。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否将会重现？
它们从我们无法探测的深渊中显现，
犹如天上升起的那些太阳恢复青春，
是在深深的海洋中洗涤以后。”
我对他说：“咱们去想那些谈话，只是为了回忆其中的甘甜。我过去想从中找到某种真理。现在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特别是象你对我说的那样，打乱了对战争的看法；你当时对我说的有关那些战役的话，譬如说有关拿破仑的那些战役，说它们会在将来的战争中被模仿，现在的战争是否已使这些话变得无效？”——“一点也不！”他对我说。“拿破仑的战役总会再现，特别是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兴登堡充满了拿破仑的精神。他迅速调动部队，他声东击西，他或是在一支敌军之前只留下一小股部队，以便把所有其他部队集合起来攻击另一支敌军（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仑），或是完全钳制住敌人，迫使敌人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并非是主要的战线上（兴登堡在华沙城下就是这样声东击西的，受骗上当的俄国人在那里进行抵抗，并在马祖里湖吃了败仗），他的撤退同奥斯特利茨、阿尔科和埃克米尔战役开始时的撤退相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拿破仑式的，可这些还不是全貌。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在远离我的地方，陆陆续续地解释这次战争中的那些事件，不是单单相信兴登堡的这种特殊方式，以便从中找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他即将做的事情的关键。一位将军就象一位作家，想写一部剧本、一本书，而这本书本身，由于在这里显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在那里展示了绝境，使作者大大偏离了预定的计划。譬如说，牵制攻击只应在一个本身相当重要的据点上进行，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牵制攻击的成功超出了任何期望，而主要的战役却以失败告终，这时，牵制攻击就可能成为主要的战役。我预料兴登堡会采取拿破仑战役的一种类型，即把英国人和我们这两个敌人分而击之。”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说战争并没有提高圣卢的智力，那末这种智力受到一种遗传起很大作用的演变的支配，已具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到的光辉。过去是被时髦女人追求或希望被时髦女人追求的金发青年，现在是不断玩弄词句、喜欢高谈阔论的空谈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处于另一代之中，长在另一个茎上，就象一位演员，重演过去由布雷桑或德洛内扮演的角色，犹如德·夏吕斯先生的一个接班人，脸色红润，头发金黄和金色，而另一位的头发一半漆黑一半雪白。他徒然和自己的舅舅在战争上意见不合，站在把法国放在首位的那部分贵族一边，而德·夏吕斯先生实际上是失败主义者；他可以向那位没有看到“角色的第一个扮演者”的先生表明，人们如何能在争辩者这个角色中出类拔萃。
“看来，兴登堡是一种启示，”我对他说。——“一种旧启示，”他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或者是一种未来的革命。未来应该做的事不是宽容敌人，而是让芒香自由行动，是打败奥地利和德国，使土耳其欧洲化，而不是让法国门的内哥罗①化。”——“但是，我们将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我对他说。——“目前，我在这里只看到美利坚分众国的景象。为什么因害怕法国抛弃基督教信仰而不对意大利作出更大的让步？”——“要是你舅舅夏吕斯听到你的话才好呢！”我对他说。“实际上，要是人们再触犯一点教皇，你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而他却绝望地想到人们可能会有损于弗兰茨－约瑟夫的帝位。另外，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维也纳会议的传统。”——“维也纳会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对我回答道。“对于秘密外交，必须用具体外交来加以抗衡。我舅舅其实是个不知悔改的君主主义者，人们可以让他吞下鲤鱼，就象莫莱太太那样，或是吞下内壕墙，就象阿蒂尔·梅耶那样，只要鲤鱼和内壕墙是用尚博尔的方法烧的。我认为，他由于憎恨三色旗，宁愿站在红色无沿帽②的破布之下，并会诚心诚意地把它当作白旗。”当然，这不过是空口说白话，圣卢远没有他舅舅有时具有的独特的深邃。但是，他性格和蔼可亲，而他舅舅则疑神疑鬼。他仍然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可爱、红润，还有一头金发。他舅舅无法超越他的，只有圣日耳曼区的精神状态，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们认为自己同圣日耳曼区的关系最为疏远，而这种精神状态既赋予他们对天生并不聪明的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确实只盛行于贵族之中，并使那些革命显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搀杂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满。通过谦卑和骄傲的混杂，后天获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严的混杂，德·夏吕斯先生和圣卢经历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观点，又相隔一代人的时间，却成为任何新思想都会使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又都是那样健谈，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们刹车。因此，一个有点平庸的人，会根据自己当时的情绪，认为他们俩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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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门的内哥罗是南斯拉夫南部的联邦共和国，也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共和国。
②红色无沿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分子的服饰。
我一面这样回忆圣卢的来访，一面走着，绕了个过于长的弯路，几乎走到残老军人院桥边。灯光（因哥达式轰炸机）相当稀少，点亮的时间也有点过早，因为“时间的改变”进行得有点过早，而当时天还黑得相当快，这种改变在整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都保持不变（犹如暖气设备从某个日期起开启和关闭一样）；在夜晚灯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这个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时间和冬令时间的区别，也不愿知道八点半已经变成九点半，在这近于蓝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还仍然有点亮光。在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俯视的那部分城区中，天空都呈现为青绿色的辽阔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经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条淡淡的线条，也许只是渔夫撒下的张张渔网，排列成一条直线，实际上这些是小片云彩。此刻是青绿色的云海，在不知不觉中席卷了参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们，人们在地上相当疯狂，继续进行着他们那些革命和他们那些徒劳无益的战争，就象目前这场使法国流血的战争。此外，天空觉得不值得改变自己的时间差，就在灯火点点的城市上空，以这些近于蓝色的色调，无精打采地延长着迟迟不走的白昼；不断望着死气沉沉和过于美的天空，就感到头晕目眩：这不再是广阔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颜色由浓变淡的冰川。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看起来同青绿色的台阶如此接近，实际上却极为遥远，犹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两座塔楼，人们以为是在远处，实际上就在山顶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刚离开残老军人院桥，天上就不再发亮，城里也几乎没有灯光，我的脚到处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条小路错当成另一条小路，我机械地在阴暗的街通构成的迷宫里行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环城路。在那儿，我刚才产生的东方的感觉又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在回忆了督政府时期的巴黎之后，又回忆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样，协约国部队的军装以极不协调的色彩鱼贯而行，其中有穿着红色短裙裤的非洲人，有头裹白缠巾的印度人，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当作一个想象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不但服饰和脸色同东方一模一样，而且连周围的环境也同随意想象出来的相仿，犹如卡帕契奥①把自己生活的城市变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这群人穿着奇妙的玉颜六色的衣服，但颜色并不比现在这群人更为鲜艳。我走在两个朱阿夫兵②的后面，看到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两个兵好象并没有注意这个男人，只见他头戴软毡帽，身穿宽袖长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脸，我感到犹豫，不知是否应该给他加上一个演员或一个画家的名字，这个演员或画家都因无数次鸡奸的丑闻而出名。不管怎样，我确信自己不认识这个散步者。因此，当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脚步，朝我走来，犹如一个男人想要表明，你决不会发现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声张的事情。瞬间我心里在想，是谁在向我问好：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他疾病的发展或他恶习的剧变处于极端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个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质，完全被随之而来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盖。德·夏吕斯先生来源于自我中尽可能远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说，他本人已被他目前变成的这种形象完全掩盖起来，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一个人，而属于其他许多性欲倒错者，因此，当他在环城路上行走，走在这些朱阿夫兵的后面时，我一开始把他当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员，当作另一个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吕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贵族，不是看作一个想象力丰富、风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处，只有这种众人共有的神态，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神态掩盖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贯注地对他进行观察之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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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帕契奥（约1460—1525F1526），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派最伟大的叙事体画家。
②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这样，我本想去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却遇上了德·夏吕斯先生。当然，我并非象过去那样在她家里遇到他；他们的不和越发加深，维尔迪兰夫人甚至利用目前发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扫地。她早就说过，她觉得他已经衰退、完蛋，认为他那些所谓的勇敢，比最为因袭守旧的作家还要陈腐，她现在对这种抨击进行概括，并厌恶他的一切想象，说他是“战前的”货色。在她的小圈子看来，战争用一条鸿沟把他和现在分割开来，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过去之中。此外——这主要是对消息不太灵通的政界说的，她把他描述成“不伦不类”、“旁门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她对邦当先生说，并轻而易举地使邦当先生相信她的话。不过，在这些话中也有真实的成分。德·夏吕斯先生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他对社交界的关心越来越少，又因性格桀驁不驯，同作为社会精华的大部分人闹翻，并因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愿同这些人重归于好，因此，他过着相当孤独的生活，这种孤独并不是因为贵族阶级的排斥，就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去世时的孤独，但在公众的眼中却显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两个。德·夏吕斯先生的坏名声现已众所周知，这就使那些不明情况的人认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经常来往的，他也就自动拒绝和大家来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产生的印象，是他对人们发怒而蔑视他们。另外，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吕斯先生却在家庭和他之间增添了许多不和。再说，家庭好象并未使他感到兴趣，特别是在老区那边，即古弗瓦西埃那边。他与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对艺术作过十分大胆的嘲讽，但他没有觉察，一位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是他同所有这个老区的亲戚关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从骑子街到波旁宫广场和茜草田街所过的几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维尔迪兰夫人持有一种并非居高临下，即更讲求实际的观点，她假装认为他不是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国籍，他是不是奥地利人？”维尔迪兰夫人并无恶意地问道。——“不，完全不是，”莫莱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应服从于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鲁士人，”女主人说。
“不过我只是对您说说，我知道这事，他对我们说过好几次，他曾是普鲁士上议院的世袭议员，被称为Durch－
laucht①。”——“然而，那不勒斯王后曾对我说……”——“您知道，她是个可怕的女间谍，”维尔迪兰夫人大声说道，她没有忘记这位退位的王后一天晚上在她家里所持的态度。“我知道这事，而且十分确切，她就是靠这个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些家伙都应该关到一个集中营去。就得这样！不管怎样，您最好还是别去接待这群漂亮的人，因为我知道内政部长在监视他们，您的公馆会受到监视。任何事都不会使我消除这种想法，即夏吕斯在两年之中不断在我家进行间谍活动。”维尔迪兰夫人也许在想，人们可能会产生怀疑，极为详细地报告这个小圈子的组织，是否会引起德国政府的兴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门，她说话的价值只会显得更高，所以她带着温柔而敏锐的神色说：“我从第一天起就会对您说，我和丈夫说过：这个人被带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满意。这有点鬼鬼崇崇。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里面，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曾拥有一座花园住宅。德国人一定使那个地方变了样，在那里建造一个潜艇基地。有些事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惊讶，可现在我都明白了。开始时，他不愿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车来。我很客气地请他住在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可他不要，情愿住在东锡埃尔，那里有许多部队。所有这些都使人清楚地闻到间谍活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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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意思是“殿下”。
对于针对夏吕斯男爵的第一个指责，即指责他已经过时，社交界人士会轻而易举地认为维尔迪兰夫人说得对。其实，这些人是忘恩负义之徒，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说是他们的诗人，曾从周围的社交活动中提取一种诗意，其中有历史、美、秀丽、诙谐和浅薄的优雅。但是，社交界人士无法理解这种诗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诗意，就在别处寻找，并把那些比德·夏吕斯先生差无数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视万物，却鼓吹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德·夏吕斯先生十分乐意讲述一些在无意中变成典型的词语，并描写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优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饰，把她看成美妙的妇女，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妇女把他当作傻瓜，因为这些女人认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个无人注意的蠢女人，认为那些裙子做出来可以穿，但别人一点不会显出注意它们的样子，她们认为自己更加聪明，会跑到巴黎大学去听课，或是到众议院去听德沙涅尔①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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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治家，曾两次出任众议院议长（1898—1902，1912—1920），1920年当选共和国总统。
总之，社交界的人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感到厌烦，并非因为对他罕见的智力才能了解过深，而是因为从未对此进行了解。人们认为他是“战前的”货色，是过时货，因为这些最不善于评论长处的人，正是在给长处进行分类时最会采取时兴的等级的那些人；他们未曾骚扰，甚至没有触动过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们，现在却要抨击所有这些人，因为这是新一代的标记，人们不会对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于第二个指责，即指责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会使他们拒绝这种指责，但这种指责找到了莫雷尔这位坚持不懈并特别残酷的代言人，莫雷尔善于在报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却是德·夏吕斯先生两次费了同样大的力气才使他得到的，后来也没有使他失去这种地位，但莫雷尔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过何种关系，由于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却又向许多人加以隐瞒，他的憎恨就更应受到遣责。德·夏吕斯先生对小提琴师非常慷慨，十分体贴，对他显示出从不食言的认真态度，所以夏尔莉同他分手时对他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有恶习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恶习看作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个极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种圣人的风度。莫雷尔对此很少否认，即使在同他闹翻之后，还由衷地对亲戚说：“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他只会对你们的儿子产生最好的影响。”因此，当他竭力用文章来折磨男爵时，他在思想上对男爵嘲讽的对象并不是恶习，而是美德。战前不久，报上的专栏短文对熟悉内情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短文开始对德·夏吕斯先生进行最严厉的中伤。有篇短文的标题为：《名字以us结尾、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过去的时日》，维尔迪兰夫人买了五十份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把文章借给熟悉的人们看，而维尔迪兰先生则表示，连伏尔泰也没有写得这样好，并大声朗读这篇文章。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调子发生了变化。抨击的并非只是男爵的性欲倒错，而且还有他所谓的德国国籍：“FrauBosch”，“FrauvondenBosch”①是德·夏吕斯先生通常的绰号。一篇具有诗意的文章从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这个标题：《一个德国女人》。最后是两条消息：《美洲叔叔和法兰克福姑妈》和《后方男子汉》，其校样在小圈子内阅读时曾使布里肖本人感到高兴，他大声说道：“但愿十分高超、权势很大的阿纳斯达齐女士别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删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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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意思是：“德国佬太太”，“冯·德国佬太太”。
②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题目更加微妙。它们的风格来自贝戈特但是以一种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感觉到的方式来写的，原因如下。贝戈特的作品根本没有对莫雷尔产生过影响。多产现象是以一种十分特殊而又罕见的方式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提及此事。我曾在恰当的时候提出，贝戈特说话时选择和说出词语的方式十分特别。莫雷尔曾长期在圣卢家里遇到他，对他进行了“模仿”，莫雷尔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使用他也会使用的词语。然而现在，莫雷尔为了写作，把贝戈特式的谈话记录下来，但并未对谈话进行修改，就象贝戈特会做的那样。同贝戈特谈过话的人不多，所以人们无法辨认谈话的调子，这种调子与风格不同。这种口头多产的现象十分罕见，所以我想在此指出这点。这种现象只会产生不结果实的花朵。——作者注。
莫雷尔的法国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犹如贡布雷的葡萄汁发酵起泡一样，他身在报社的办公室，却认为战争时期呆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息，所以最终投笔从戎，虽然维尔迪兰夫人竭尽全力说服他留在巴黎。当然，她感到气愤的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在他这样年纪仍留在参谋部里，她在谈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时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想出办法躲起来的？”要是有人断言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线，她会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撒谎，或者也许是她没有弄错的习惯：“完全不是，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几乎和陪一位部长散步一样危险，这话是我对您说的，我对您打包票，我是通过一个看到他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对待那些常客却并非如此，她不愿让他们上前线，认为战争非常“使人烦恼”，会使他们疏远。因此，她进行一切活动使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样她将会得到双重的乐趣，一是同他们共进晚餐，二是当他们尚未到达或已经出发之时，使他们对无所事事感到沮丧。不过必须使她的常客同意这种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尔硬要这样做感到遗憾，同他谈了很久，但白费力气：“不，您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线用处更大。需要的是有用处，真正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并参加进去。有些人参加了进去，另一些人则是远离火线工作的军人。而您呢，您参加了进去，请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谴责您。”她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不过男人并非如此罕见，她也不必象现在那样以女客为主，如果有一个男人失去了母亲，她就会毫不犹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继续出席她的招待会而不会有任何不便。“悲伤要放在心里。您如果想去参加舞会（她是不举办舞会的），我会第一个劝您不要去，但在这里，在我星期三的小聚会中或者在一个楼下包厢里，无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人们十分清楚，您感到悲伤……”现在，男人更加罕见，丧事更加频繁，甚至无须阻止他们出入社交界，战争就足以说明问题。维尔迪兰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留在巴黎对法国更有用处，就象过去她会对他们肯定地说，死者要是看到他们在娱乐会感到更加高兴。不管怎样，她的男客很少；也许她有时后悔自己同德·夏吕斯先生关系破裂，而且已无法重归于好。
但是，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人不再进行互访，维尔迪兰夫人却继续接待客人，而德·夏吕斯先生则继续寻欢作乐，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区别。例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戈达尔现在参加招待会时身穿《梦幻岛》中的上校军装，相当象一位海地海军上将的军装，呢料上有一条天蓝色的宽绶带，使人想起“玛利亚的子女们”的绶带；德·夏吕斯先生过去喜爱成年男子，由于他现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销声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国人一样，那些人喜欢在法国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养成了玩男孩的习惯，后来开始喜欢男孩。
不过，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相当迅速地消失了，因为据报上说，戈达尔不久便“面对敌人”而死，虽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实际上是因年老过于劳累，不久以后维尔迪兰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个人感到悲伤，据说此人就是埃尔斯蒂尔。我曾以一种可以说完美无缺的观点研究过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经为他提供模特儿的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印象的炼金术，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艺术作品，为他提供了公众和观众。他越来越象唯物主义者那样相信，美的显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尔斯蒂尔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过、喜欢过的有点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会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为该背景组成部分的时装式样的过时一样迅速——的最后一批残余中的一种随之消失，这种残余可以扶植一种艺术，证明其可靠性，犹如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十八世纪的优雅时，可以使一位游乐图的画家感到难过，或是蒙玛特尔高地和烘饼磨坊的消失，会使雷诺阿感到伤心；但是，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双眼睛和一个头脑的消失，它们曾对他的绘画作过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以令人喜欢的回忆这种状态存在于它们之中。也许已经出现一些同样喜爱绘画的年轻人，但他们喜爱的是另一种绘画，他们不象斯万那样，不象维尔迪兰先生那样，得到过惠斯勒有关情趣的忠告，得到过莫奈有关真实的建议，这些忠告和建议能使他们正确评价埃尔斯蒂尔。因此，听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噩耗，埃尔斯蒂尔感到更加孤独，虽说多年来他和维尔迪兰先生并不和睦，对他来说，这犹如他作品中的一点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点对这种美的意识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在寻欢作乐方面的变化，则仍然是断断续续的：他同“前线”保持着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当成熟的休假军人。
我过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当听到德国、保加利亚和希腊依次声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时，我真想相信这些话。但是，自从同阿尔贝蒂娜和弗朗索瓦丝一起生活以来，我已习惯于猜测她们没有明言的想法和计划，所以我不让威廉二世、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和希腊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们中任何一个策划的阴谋。我同弗朗索瓦丝和阿尔贝蒂娜的争吵，当然只是私人间的争吵，只会涉及一个人这样的小小精神细胞的生活。但是，存在着动物的躯体和人类的躯体，即细胞的组合，每个组合对于一个细胞来说犹如勃朗峰那样高大；同样，也存在着个人的有组织的巨大集合体，称之为民族；集合体的生活只是在扩大作为组合成分的细胞的同时重复细胞的生活；谁不能理解细胞生活的秘密、反应和规律，谁在谈论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就只能空话连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这些个人的心理状态，那末，这些由个人聚集起来的巨大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就会在他的眼里呈现出一种美，这种美要比只是由两个性格刚强的人进行冲突而产生的斗争更为强烈；他将以这样的比例看到它们，如同一群纤毛虫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躯干，而装满一个放在旁边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纤毛虫多达一万多条。这就是近来法国的伟大形象和德国的形象，法国的形象连四周都充满几百万个各式各样的小多边形，德国的形象则充满更多的多边形，这两个形象之间具有这些争吵中的两种。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的躯干和法国的躯干、协约国的躯干和敌人的躯干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个人一般。但是，它们相互进行的打击，是受一种不可胜数的拳击的支配，圣卢曾对我阐述这种拳击的原则；因为即使把它们看作人，它们仍然是个人的巨大集合体，所以争吵就具有广泛而壮丽的形式，犹如波涛万千的海洋在翻腾，试图冲垮一排百年的悬崖峭壁，犹如巨大的冰川，企图以毁灭性的缓慢移动，摧毁与它们邻接的山坡。尽管如此，对于在这个故事中出现过的许多人来说，生活仍以几乎相同的面貌继续，对于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妇来说尤其如此，仿佛德国人并没有离他们这样近，正如一直威胁着的危险，虽说现在未被消除，但我们如果不去想它，就会完全对此无动于衷。通常，人们去寻欢作乐时决不会想到，如果使其孱弱、减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纤毛虫的繁殖就会达到顶点，即在几天之内激增到几百万，从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个比太阳大一百万倍的体积，同时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氧气和物质，这样就不再有人类，不再有动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没有想到，一种无法弥补、十分可能发生的灾难，在太空中将由不断进行的激烈活动来决定，这种活动被太阳表面的不变性所掩盖：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考虑这两种世界，一种世界太小，另一种世界又太大，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因他们而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宇宙危险。
就这样，维尔迪兰夫妇举办晚宴（不久之后由维尔迪兰夫人一人举办，因为维尔迪兰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吕斯先生则寻欢作乐，并没有想到德国人——德国人确实因一道不断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离巴黎只有一小时汽车的路程。然而，后来有人说，维尔迪兰夫妇想到了这点，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沙龙，每天晚上在沙龙讨论形势，不仅讨论陆军的形势，而且讨论海军的形势。他们确实想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被歼、旅客随之遭殃的大屠杀；但是，一个相反的运算大量增加与我们福利有关的事物，又用一个极大的数字来除以与我们福利无关的事物，以致几百万无名氏的死亡几乎没有使我们受到触动，即使有所触动，也不象穿堂风那样令人不快。维尔迪兰夫人患偏头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难受，她终于让戈达尔开了处方，使她能在我们曾谈到过的某家饭店里买到羊角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①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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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又属于德国躯干。如果我缺乏爱国主义，不感到自己是法国躯干的一个细胞，我评价争端的方式看来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要是在当时听到德国政府表明自己的诚意，一定会不加怀疑；但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和我们所说的话一致；有一天，我在楼梯的窗口里发现夏吕斯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正义事业的法国傻瓜们却使他生气。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务于凛然大义，对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也决非无可辩驳。德·夏吕斯先生灵敏地指出爱国者们每一个错误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对成功确信无疑，使一个傻瓜感到满意，却会使你特别恼火。德·夏吕斯先生恼火是因为人们对胜利抱乐观主义，这些人不象他那样了解德国及其力量，每个月都认为德国会在下个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们仍然相信新的预测，仿佛他们未曾以同样的自信作出同样错误的预测，不过他们已经忘掉那些预测，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起此事，他们就说情况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吕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战败者就感到难受，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不看报上的司法专栏，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无法杀死法官、刽子手以及高兴地看到“正义已经伸张”的人群而感到难受。不管怎样，他确信法国不可能再被打败，然而，他也知道德国人正受饥荒之苦，总有一天会被迫俯首投降。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难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国。他对德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已经遥远，而那些以一种使他感到不快的高兴谈论德国被打垮的法国人，是一些缺点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厌的人们。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同情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们，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们，而不是在我们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们，除非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连；爱国主义创造了这一奇迹，人们拥护自己的国家，犹如人们在爱情纠葛中拥护自己一样。因此，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战争是一种特别能产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产生，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出各种粗暴的事情。他在读报时看到了专栏作者的胜利神色，他们每天报道德国已被打败，是“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野兽，”，而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这种愉快而又残酷的胡说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当时，报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写的，他们在报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种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诺布瓦这样的人，还有莫雷尔和勒格朗丹。德·夏吕斯先生渴望见到这些人，并对他们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对性方面的恶习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这种恶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这种恶习不为人知，就热衷于揭露“肉食帝国”的君主们和瓦格纳等人有这种恶习。他渴望当面见到他们，当众揭出他们的丑事，让那些侮辱一个战败者的人名声扫地、气急败坏。
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②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国色彩的印记又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众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中德·夏吕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细节，这种印象还会深刻得多），因为生活使我们非常失望，使我们最终认为，文学同生活毫无关系，并使我们极其惊讶地看到，书藉向我们指出的那些珍贵思想，无偿而又自然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损坏的危险，例如一顿夜宵、一次谋杀这类俄国事件，有着某种俄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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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迪阿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象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的创始人。
②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闻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苏波夫亲王家吃子夜茶时被毒死。
战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几年前根据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谈判业已开始，并列举了和约的条款，现在这些人同你交谈时，不会耗费精神请你原谅他们不确实的消息。他们已经忘掉那些消息，并准备真心实意地传播另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他们将会同样迅速地忘掉。在这个时代，哥达式轰炸机经常来进行轰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国飞机警惕而响亮的嗡嗡声。但有时会听到警报声，犹如女武神①——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唯一能听到的德国音乐——的刺耳呼唤，直至消防队员宣布警报解除为止，而在他们身边，军号声犹如一个看不见的调皮男孩，定时评论好的消息，并高兴地叫得震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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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武神》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之一。
德·夏吕斯先生惊奇地看到，象布里肖这样的人在战前是军国主义者，主要指责法国不够军国主义，这时不满足于指责德国过于军国主义，甚至指责它过于欣赏军队。只要是涉及减慢反德战争的步伐，他们一定会改变看法，并用正当的理由谴责和平主义者。但是，譬如说布里肖，虽然视力不佳，还是答应去作讲座，对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他赞扬一位瑞典作家的长篇小说，小说嘲笑两个孩子看到一条龙后作了象征性的赞赏而倒下，并把他们看作军国主义的种子。这种嘲笑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到不快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认为龙可能是某种十分美的东西。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里肖的赞扬，如果说赞扬不是针对这本男爵没有读过的书，至少是针对它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布里肖战前的思想大相径庭。当时，一个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的不法行为，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装和阴谋诡计，亨利中校的伪造文书也不例外。这是何种异乎寻常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只是军国主义者同一种十分高尚的热情的另一侧面，在反对德雷福斯时，它必须是爱国主义热情，因为德雷福斯主义的倾向是反军国主义，现在它反对的是超军国主义的日耳曼，所以就几乎变成反军国主义的了）？只见布里肖大声说道：“哦，这场面令人赞叹不已，值得引起这一充满暴行的世纪中的青年注意，因为他们只知道崇拜暴力：龙！我们可以认为，这将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这代人是在对这些暴力表现的崇拜中培养出来的。”因此，斯比特莱①想用这种大转变来和军刀高于一切的丑恶思想进行对照，就象征性地把这个人物独自一人放逐到树林深处，对这个被他称之为疯狂的大学生的爱幻想的人物进行嘲笑和中伤，而作者却用动人的方式使这个人物成为温柔的化身，但可惜的是温柔已经过时，我们可以说，如果老神灵的残酷统治不被推翻，和平时期的美妙温柔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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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比特莱（1845—1924），瑞士德语诗人、小说家，赞成英法协约，龙和疯狂的大学生引自他的中篇小说《少女的仇敌》（1907）。
“瞧，”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您是了解戈达尔和康布尔梅的。我每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对我说德国特别缺乏直觉。我们之间说说，您是否认为他们过去对直觉十分关心，他们现在又是否能表现出这种关心？不过您要相信，我不会夸大其词。当谈到最伟大的德国人，谈到尼采、哥德时，您将会听到戈达尔说：‘带有条顿民族的典型特点，即通常缺乏直觉’。当然，在战争中有些事使我更为难过，但您得承认，这叫人难以忍受。诺布瓦比较敏锐，这点我承认，虽说他从战争开始起就不断出错。但是，那些文章煽动全世界的狂热，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先生，对布里肖的才能，您同我一样清楚，但我很喜欢他这个人，即使在教会分裂之后也是如此，教会分裂使我同他所属的小教派分离，我见到他的次数也因此而大大减少。尽管如此，我对这位中学教师有某种敬意，他能说会道，受过很好的教育，另外在他这样年纪，工资又这样低，因为几年以来他的工资降低得十分明显，他象自己所说的那样，重新开始‘服役’，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但话要说回来，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才能是另一回事，而布里肖从未有过才能。我承认自己同他一样，对目前战争的某些伟大之处表示赞赏。但一个象布里肖那样盲目崇拜古代文化的人，不去讽刺挖苦认为工人家庭和煤矿比历史上的一切宫殿更有诗意的左拉，或是把犹德罗捧得高于荷马、把华托捧得高于拉斐尔的龚古尔，而是不断对我们重复说，温泉关①乃至奥斯特利茨都不能和沃夸②相提并论，这至少有点奇怪。再说这一次，曾抵制过文艺现代主义者的公众，现在却追随战争现代主义者，因为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时髦，另外还因为缺乏才智的人们不是被美所压倒，而是被行动的巨大规模所压倒。人们从此把clolssal（巨大的）中的c写成k，而实际上，人们膜拜的东西也确实巨大。说到布里肖③您是否见到过莫雷尔？有人对我说他想见我。只要他跨出第一步就行了，我年纪最大，这一步不应该由我来走。”
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天——我们先说这件事——德·夏吕斯先生在街上面对面地碰到莫雷尔。莫雷尔为了让他挽留自己，就挽着他的手，对他讲述多少有点真实的故事。德·夏吕斯先生果然听得十分高兴，想让莫雷尔当天晚上留在自己身边，不要离开，但在这时，莫雷尔看到一位朋友，就向德·夏吕斯先生告辞，而德·夏吕斯先生想用威胁来留住莫雷尔，当然这种威胁是不会付诸实施的，他对莫雷尔说：“你要当心，我会报复的”，莫雷尔则笑着走了，一面拍拍那位感到惊奇的朋友的脖子，并搂住他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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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温泉关是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8月，希腊人和波斯人在此进行激战。希腊军队在关口狙击南下的波斯军达三天之久，但波斯人绕过山间的另一个关口，从侧面进攻，结果取得胜利。
②沃夸是法国默兹省的市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多次发生激战。
③布里肖是夏吕斯和莫雷尔决裂的见证。
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的那些关于莫雷尔的话，也许可以证明，爱情——男爵的爱情必须经久不变——会使人（在变得极其富有想象力、极为敏感的同时）变得极其轻信、毫无自尊。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这个小伙子迷上了女人，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他说的这句话比他心里想的还要实际。他说这话是出于自尊，出于爱情，以便使别人都能认为，莫雷尔对他爱恋之后，从未有过其他同类的爱恋。当然，我对他的话全然不信，因为我曾看到莫雷尔为了五十法郎而同盖尔芒特亲王过夜，德·夏吕斯先生一直不知道这件事。看到德·夏吕斯先生走过时，如果说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的莫雷尔（除了在有些日子，他出于忏悔的需要，故意遇到男爵，以便有机会对男爵伤心地说：“唔！对不起！我承认我过去对您态度恶劣”）同那帮朋友一起低声叫喊，对男爵指指点点，并发出那种用来嘲笑老同性恋的格格笑声，我确信这是为了掩盖他的把戏；这些公开的揭发者要是被男爵单独找去谈，都会去做男爵要求他们做的一切。我弄错了。如果说一种独特的感情曾使象圣卢那样最厌恶此行的人们性欲倒错——这在一切阶级中都是如此——一种相反的感情则促使惯于此行的人们不去做这种事。某些人的转变是由于后来对信仰的宗教有所顾忌，在发生某些丑闻时思想上受到震动，或是害怕染上那些并不存在的疾病，一些往往是门房或随身男仆的亲戚真心实意地使他们相信有这些疾病，而一些嫉妒的男情人则假心假意地使他们相信这点，并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独占一个小伙子，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使这个小伙子脱离自己和他人。因此，巴尔贝克过去的电梯司机再也不会为金银财物而接受这种建议，现在他们认为，这种建议如同敌人提出来的一样严重。至于莫雷尔，他毫无例外地拒绝所有人——德·夏吕斯先生曾背着他说出这种拒绝的真相，这既为他的幻想辩解，又将他们的希望摧毁——是由于他在离开德·夏吕斯先生两年之后，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同他住在一起又比他厉害，把他管得百依百顺。过去，德·夏吕斯先生给了莫雷尔很多钱，莫雷尔可以为五十法郎同盖尔芒特亲王过夜，现在莫雷尔决不会接受同一个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即使给他五十法郎也不会接受。他的“女人”给他灌输的如果不是荣誉和无私，就是人的某种自重，这种自重并不排斥假充好汉和炫耀自己，如果有人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只要附加某些条件，他就会不屑一顾。这样，各种不同的心理规律的作用得到了协调，以便调整人类繁荣的一切因素，这些因素能从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即用过剩或不足的方法，导致人类毁灭。花卉也是如此，达尔文阐明的同一种适度调整着授粉的方式，同时又使其依次互相对照。
“再说，这是件奇怪的事情，”德·夏吕斯先生用他有时使用的刺耳尖嗓音低声说道。“有些人喝着美妙的鸡尾酒，样子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我听到这些人说，他们无法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心脏将会受不了，说他们现在不能去想其他事情，他们将会突然死去。最奇怪的是这种事确实在发生。这真有意思！这是不是饮食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吃烹调粗糙的食物，或是因为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热情，去从事那些徒劳无益、但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饮食制度的工作？不管怎样，我记下了数目惊人的奇特早夭，这种早夭至少是符合死者意愿的。我记不得我对您说了什么，是说诺布瓦欣赏这场战争，而且又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来谈论这场战争。首先，您是否发现新的表达方式充斥其中？这些表达方式因每天使用——因为诺布瓦确实不知疲倦，我看是我婶母维尔巴里西斯的去世使他恢复了青春——而最终变成陈词滥调，并立即被其他陈词滥调所代替。过去，我记得您把记载那些出现、保存、然后消失的言语表达法作为消遣：‘玩火者必自焚’；‘任凭群犬乱吠，商队依然前进’；‘路易男爵①说：你出好的政策，我就能搞好财政’；‘这里有些迹象，虽不能看得过于严重，但也要认真对待’；‘为普鲁士国王而工作’（这种说法倒是死而复生，这点十分可靠）。唉，可惜的是从此之后，我看到多少说法销声匿迹！我们曾说过‘破纸片’，‘食肉帝国’，‘旨在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出色文化’，‘正如日本人所说，胜利属于能比别人多忍受一刻钟痛苦的人’，‘日耳曼－土兰人’，‘科学的野蛮’，‘用劳埃德·乔治先生有力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想赢得战争’，这种话不知其数，还有‘部队的锐气’，‘部队的胆量’。出色的诺布瓦连句法也因战争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就象面包的生产或运输的速度一样。这位出色的人物一心想把自己的愿望说成即将实现的事实，却又不敢使用纯粹的将来时，怕这种将来时会同发生的事件互相矛盾，就采用动词savoir来作为这种时态的标志②，这点您是否发现？”我对德·夏吕斯先生承认，我不大清楚他这番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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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易男爵（1755—1837）曾任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浦的财政大臣。他的这个名句也许并不可靠，由基佐在《回忆录》（1858）中援引。
②指使用动词savoir（会，可能）的条件式来代替简单将来时。
我必须在此指出，盖尔芒特公爵完全不同意他弟弟的悲观主义。其次，他亲英的程度和德·夏吕斯先生反英的程度相同。最后，他把加约先生①枪毙一千次才能解恨。当他弟弟要他拿出加约先生叛国的证据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回答说，如果只能给那些在一张声称“我叛国”的纸上签名画押的人定罪，叛国罪就永远得不到惩罚。但是，我在没有机会重提此事的情况下也将会指出，两年以后，具有最纯粹的反加约主义的盖尔芒特公爵遇到了一位英国军事专员及其妻子，并同这对学问渊博的夫妇交了朋友，就象在德雷福斯案件时期同三位可爱的夫人交上朋友一样。从第一天起，在谈到加约时，他就感到极为惊讶，因为他认为加约肯定会被判罪，其罪行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有学问而又可爱的夫妇则说：“但是他也许会被宣告无罪，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给他定罪。”德·盖尔芝特先生试图援引别人的话，指出德·诺布瓦先生在证人陈述时曾看着吓得发呆的加约说：“您是法国的乔利蒂②，对，加约先生，您是法国的乔利蒂。”但这对有学问而又可爱的夫妇只是微微一笑，把德·诺布瓦先生当作笑柄，并列举他年老糊涂的证据，最后说他“在吓得发呆的加约先生面前”说这番话是在《费加罗报》上登的，实际上加约先生也许只是在冷嘲热讽。德·盖尔芒特先生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把这个变化归功于一个英国女人的影响，也并非异乎寻常，这就象在一九一九年，当英国人把德国人称为匈奴并要求严惩战犯的时候，就已预卜先知这一变化一样。这时，英国人的看法也已发生变化，他们赞成的任何决定，都会使法国感到伤心，都会助德国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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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瑟夫·加约（1863—1944）由于首创征收直接税（1906—1909），所以在富裕的阶层中树敌甚多。他曾同德国谈判摩洛哥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怀疑通敌。
②乔凡尼·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其命运同约瑟夫·加约相仿。
我们再来谈德·夏吕斯先生。“应该懂，”他听到我承认听不懂他的话，就回答道，“应该懂：在诺布瓦的文章里，动词savoir是将来的标志，即诺布瓦愿望的标志，另外也是我们愿望的标志，”他补充道。他的话也许并非完全出于真心。
“您十分清楚，如果savoir没有成为将来的唯一标志，人们在必要时就能认为，这个动词的主语可以是一个国家。例如，每当诺布瓦说：‘美国不会对这种不断违反法律的行为熟视无睹’，‘双头君主国不会不悔过自新’的时候，这种话明显地表达了诺布瓦的愿望（就象我的愿望，就象您的愿望那样），但不管怎样，这个动词ir，‘双头’君主国本身也会savoir（尽管总是‘缺乏直觉’）。但是，当诺布瓦写出：‘这些系统性的破坏不会使中立国相信’，‘湖泊地区不会不在短期内落到协约国手中’，‘中立国的这些选举结果不会反映国内的大部分舆论’的时候，就不再有提出疑问的可能了。只这些破坏，这些地区和这些选举结果，肯定是不会savoir（知道）的无生命的东西。通过这个用语，诺布瓦只是对中立国发出命令（我遗憾地看到，中立国似乎并不听从这一命令），命令它们脱离中立，或是命令湖泊地区不再从属于‘德国佬’（德·夏吕斯先生在说‘德国佬’这个词时十分大胆，就象过去在巴尔贝克的有轨电车上谈论兴趣不在女人身上的男人一样）。另外，您是否发现，从一九一四年起，诺布瓦总是以何等的计谋来开始他对中立国写的文章？他在文章的开头声明，法国当然无须干涉意大利（或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的政策。这些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它们是否应该脱离中立。但是，如果说文章开头的这些声明（这在过去称之为开场白）是非常公正的话，那么文章的接续部分就远非如此了。‘尽管如此’，诺布瓦接着写时大体上是这样说的，‘十分明显，从这场斗争中取得物质利益的，只能是那些站在公正和正义一边的民族。人们只能期待协约国来报答那些因执行以逸待劳政策而没有用自己的剑效力协约国的民族，并把几世纪以来它们受压迫的兄弟一直在上面呻吟的土地给予它们。’这建议干涉的第一步跨出以后，诺布瓦就无所顾忌，不仅谈到干涉的原则。而且还谈干涉的时间，所提的建议也越来越不加掩饰。‘当然’，他说，并自诩为‘正人君子’，‘这要由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自己来决定干涉的适当时间和适当形式。但它们不会不知道，犹豫的时间过长，它们就有失去良机的危险。俄国骑兵的铁蹄已经使日耳曼颤抖，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十分明显，那些只会在胜利——胜利的灿烂曙光已经可以看见——时跑去援助的民族，将无权得到这种报答，但要是它们现在能迅速行动，还为时未晚，等等。’这就象有人在剧院里说：‘迟到者注意：最后剩下的那些座位将会很快被人搬走。’这种说教诺布瓦每隔半年作一次，所以就显得更加荒谬。他定期对罗马尼亚说：‘罗马尼亚是否愿意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如果还想等待，就可能为时过晚。’然而，他这话说了三年，不仅这‘为时过晚’的时刻并未来到，而且对罗马尼亚的开价不断提高。同样，他请法国等国作为保护国在希腊进行干涉，因为希腊和塞尔维亚签订的条约没有得到履行。但是，说真心话，如果法国没有参战，不希望希腊的援助或善意的中立，它是否会想到以保护国的身份进行干涉，是否会因希腊没有对塞尔维亚履约而在道义上感到愤慨？当谈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明目张胆地违约，即象希腊那样——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没有履行德国盟国的义务——这些义务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必须履行，范围也没有这么广泛——时，他不是立刻闭口不谈了吗？事实上，人们通过自己看的报纸来了解一切，他们本人并不了解报上谈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怎么可能有其他看法呢？说来也怪，德雷福斯案件曾使您很感兴趣，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如同相隔几个世纪一般，因为战争的哲学家们使人相信，同过去的任何联系都已断绝，我当时看不惯我家里的一些人对当过公社社员的反教权主义者十分尊重，因为他们的报纸把这些人说成是反德雷福斯主义者，同时又使一位将军蒙受耻辱，这位将军出身名门，又是天主教徒，但赞成修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决。我现在同样看不惯过去曾尊敬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所有法国人憎恨陛下，我可以对您说，他们过去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对陛下很了解，他也很想把我当作堂兄弟。啊！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他补充道，犹如在大胆承认一个他知道不会受人责备的过错。“不，在第一年写过，但只写过一次。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丝毫不会改变我对他的敬意，不过我在这里有许多年轻的亲戚，他们在我们的前线打仗，我知道，要是我和一个同我们交战的国家的元首保持不间断的通信往来，他们会觉得非常不好。我有什么办法呢？不管是谁想来批判我，”他补充道，犹如勇敢地让我来进行指责，“我也不愿让一封署名为夏吕斯的信件在此刻寄到维也纳。我要对这位老皇帝所作的最大批评，就是象他这样地位的贵族，欧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的首领，竟听任一个土豪的摆布，威廉·德·霍亨索伦这个土豪确实十分聪明，但说到底只是个暴发户而已。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令人反感的反常现象之一。”在德·夏吕斯先生心中，贵族的观点主宰一切，当他用贵族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时，他立即会显出奇特的稚气，他说话的语气，就象他对我谈起马恩河战役或凡尔登战役那样，他对我说，有些事情重要而又十分有趣，如果有人要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不应该把这些事遗漏。“例如，”他对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了解情况，以致无人指出这件十分突出的事：马耳他骑士团大爷是个纯粹的德国佬，却仍然生活在罗马，并以我们骑士团大爷的身分在那里享受治外法特权。真有意思，”他补充道，那样子象是对我说：“您看，您遇到了我，这个晚上没有白白浪费。”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则显出谦虚的样子，就象不要报酬的人那样。“我刚才在对您说什么？噢，对了，是说人们看了他们的报纸，在恨弗兰茨－约瑟夫。对于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保加利亚沙皇，公众曾多次在反感和同情之间徘徊，因为报上一会儿说他们站在协约国一边，一会儿又象布里肖那样称他们为中央帝国。这犹如布里肖老是对我们说的那样：‘韦尼泽洛斯①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不怀疑韦尼泽洛斯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谁对我们说希腊人如此渴望韦尼泽洛斯当权呢？有人对我们说，他曾希望希腊对塞尔维亚履约。但是必须知道这是些怎样的协定，它们是否超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认为可以违反的范围。我们对希腊执行条约和遵守宪法的方式表示担心，但要是这事不涉及我们的利益，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种担心。如果战争没有爆发，您是否认为那些担保国会去注意议会的解散？我只是看到，有人在一个一个地收回对希腊国王的支持，以便在国王没有军队能保护自己之时，把他驱逐出境或禁闭起来。我刚才对您说，公众只是根据报纸来评论希腊国王和保加利亚国王。公众既然不了解这两位国王，对他们的看法怎么会和报纸不同呢？我曾多次看到他们，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当王太子时，我同他非常熟悉，他简直是个奇才。我一直认为，尼古拉皇帝对他有过深厚的感情。当然喽，我这话是诚心诚意的。克利斯蒂昂公主曾公开谈论这点，不过她现在恶言伤人。至于保加利亚沙皇，简直象淫妇一样，是一张活广告，但十分聪明，是个出色的人。他很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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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尼泽洛斯（1864—1936），希腊首相，因扩大了希腊的版图，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德·夏吕斯先生可以十分讨人喜欢，但一涉及这些话题，就变得令人讨厌。他对此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犹如一个病人老是对你吹嘘自己的身体如何之好一样，已经使人感到厌烦。我经常在想，在巴尔贝克的小火车里，那些曾非常希望听他用吐露真情来掩饰自己的常客，现在也许无法忍受他的炫耀，这种炫耀是一种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犹如在病房里一样沉闷，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样难受，因为得让他们把他们认为动听的知心话讲完。此外，听到别人指责所有的人也感到厌烦，况且这种指责往往毫无根据，指责者又把自己排除在这种特殊的类型之外，但听者知道他自己就属于这类人，而他却非常乐意把其他所有人都归入此类。最后，他这个极其聪明的人就为此创造了一种狭隘的小哲学（其基础也许是斯万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这些特殊的原因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哲学，犹如每当人们完全赞同他的缺点时那样，不仅使他贬低自己，而且使他对自己特别满意。这样，他这个如此严肃、如此高贵的人，却用最傻的傻笑来结束下面这句话：“由于存在着象费迪南·德·科布格对威廉皇帝那样的妄自尊大，这就可能是沙皇费迪南站到‘食肉帝国’一边的原因。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们对妹妹宽宏大量，什么东西都会给她。我认为，用这点来解释保加利亚和德国结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对这种愚蠢的解释，德·夏吕斯先生笑了很长时间，仿佛他真的认为解释得十分巧妙：这种解释即使有确实的事实作为依据，也显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吕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的身分来谈对战争的看法那样。他在结束时的看法倒比较正确。“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说，“公众只根据报纸来评论战争中的人和事，却确信是用自己的头脑在进行评论。”
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倒是说对了。有人对我说，必须看到德·福什维尔夫人沉默和犹豫的时刻，这些时刻不仅对个人看法的陈述是必要的，而且对个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后才用一种亲密无间的语调说：“不，我不认为他们会占领华沙”；“我不感到再会过第二个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诉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议会”；“不，我还是认为我们能够突破。”说这些话时，奥黛特显出娇滴滴的神态，这种神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在她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候：“这不是说德军打不好仗，而是说他们缺少人们所说的胆量。”为了说出“胆量”这个词（使只是为了说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势，而眼睛呢，用一个画室的术语来说，就象rapin（拙劣的画师）那样眯着。她的言语中对英国人欣赏的痕迹，比过去更为明显，她不必再象过去那样，把英国人称之为“外芒什的邻居”，或者最多是“我们的英国朋友”，而是把他们称为“我们忠实的盟友”。不用说，她不管谈论什么，都不会错过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赛）的机会，以便指出英国人把德国人看作不按规则进行比赛的对手，所以“必须做的事是赢得战争，就象我们正直的盟友所说的那样”。她最多相当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国士兵的一切联系起来，说他同澳大利亚人以及苏格兰人、新西兰人和加拿大人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现在，我女婿圣卢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国兵）的切口，他能和来自最遥远的dominCions（英联邦自治领）的英国兵友好相处，和他亲如兄弟的既有统帅基层的将军，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这里附带说了些关于德·福什维尔夫人的离题话，当我同德·夏吕斯先生肩并肩地顺着环城路往下走的时候，我再来说一段谈论维尔迪兰夫人和布里肖的关系的离题话，这段话更长，但对描写那个时代不无裨益。确实，可怜的布里肖被德·夏吕斯先生毫不宽容地进行评论（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更加敏锐，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在无意中亲德），但他受到维尔迪兰夫妇的冷遇还要厉害得多。维尔迪兰夫妇当然是沙文主义者，这点本应使他们喜欢布里肖的文章，再说他的文章也不比维尔迪兰夫人喜欢的许多文章写得差。但是，首先，人们也许记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时候布里肖在维尔迪兰夫妇眼中，已经不是过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说还没有象萨尼埃特那样成为测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脑袋，那么至少已是他们不加掩饰地冷嘲热讽的对象。当时，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处，这些好处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认的方式赋予所有创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或是由于一种如此长期推迟的优雅迅速结晶，这种优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见的成份早已充满了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这时沙龙已对新的人物开放，沙龙的常客在开始时作为新人物的诱饵，到后来受到的邀请越来越少，布里肖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尽管他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研究院任职，他在战前的名望没有超越维尔迪兰沙龙的范围。但是，自从他几乎每天写那些华而不实——人们常常看到他为那些有钱的常客不吝啬地使用华而不实的词藻——的文章时起，“上流社会”简直感到光彩夺目。另外，他有时也确实学识渊博，作为货真价实的巴黎大学教授，他不想掩盖这种渊博，尽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宠爱一个远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产的智慧和丰富的记忆引人注目。当三位公爵夫人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度过夜晚时，另外三位公爵夫人争着要请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请，感到无拘无束，因为维尔迪兰夫人对他的文章在圣日耳曼区受到欢迎感到恼火，所以每当她请一位他还不认识、急于同他交结的名流来家里作客时，就决不同时邀请布里肖。要是没有维尔迪兰夫人的话，新闻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布里肖只是到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可观的收入，并体面地献出他整个一生毫无报酬、隐姓埋名地在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里浪费的才能，因为他健谈而又博学，所以他在写文章时消耗的精力并不比在谈话时多）可能会而且仿佛已经给布里肖带来无可争辩的荣誉……当然，布里肖的文章还远不如社交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为人的庸俗不时以文人的学究气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除了毫无意义的形象（“德国人不能再正视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坟墓中颤抖；在比利时的中立上画押的墨迹未干；列宁在说话，但全都让大草原的风吹走了”）之外，则是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如“两万俘虏，是一个数目，我们的指挥部将会睁大眼睛；我们想取得胜利，就是这样”。不过，跟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识，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确的推理！但是，维尔迪兰夫人在开始看布里肖的一篇文章之前，总是预先带有满意的感觉，因为她认为将能从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确信它们不会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里确实有几个。人们甚至不会想到它们已被找到。最幸运的引语属于一位知名度确实不高的作者，至少布里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这条引语被指责为最难以忍受的学究气的证明，维尔迪兰夫人则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时刻来到，以便让她的客人们哈哈大笑。“嗳，你们对今晚的布里肖谈了些什么？我在读到居维埃①的引语时想到了你们。我发誓，我觉得他疯了。”——“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戈达尔说。——“怎么，您还没有看过？那您就不知道您错过的是什么乐趣。就是说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里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没有看过布里肖的文章，这样她就可以乘此机会亲自阐明其中的笑料。维尔迪兰夫人吩咐管家，把《时代报》拿来，亲自大声朗读那篇文章，并夸张地读出那些最为简单的句子。晚饭之后的整个晚上，这个反布里肖运动继续开展，但带有虚假的克制。“这事我不想说得声音太响，因为我怕那边，”她说着指了指莫莱伯爵夫人，“怕有人不大欣赏。”她说话的声音相当高，竭力想让莫莱夫人听到，但同时又压低声音，企图向莫莱夫人表示她不想让夫人听到自己的话。莫莱夫人胆小怕事，背叛了布里肖，说她实际上把布里肖和米什莱一视同仁。她认为维尔迪兰夫人说得有理，为了用维尔迪兰夫人感到无可辩驳的话作为结尾，她就说：“无法使他收回的是白纸上的黑字。”——“您认为这文章写得好？”维尔迪兰夫人说，“而我认为这象是一头猪写的，”这种大胆的说法使社交界人士哈哈大笑，特别是因为维尔迪兰夫人仿佛自己也害怕说出猪这个字，就说得很轻，说时用手捂住嘴唇。她对布里肖猛烈攻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布里肖幼稚地炫耀自己受到欢迎，并对此感到满意，虽说书报检查使他恼火，每当他象在说话时那样习惯地使用新词，以便表明他的学究气不是太足时，书报检查官就“用墨水涂去”文章中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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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建了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
在他的面前，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写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兴的时候，但灵敏度高一点的男人会从她的脸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评他的文章中“我”字写得太多。而他也确实有不断写这个字的习惯，这首先是出于教授的习惯，他经常使用一些习惯用语，诸如“我承认”，甚至把“jeveuxbienque”（“我同意”）说成“jeveuxque”（“我希望”）：“我希望，战线的大大扩展必然导致，等等”，但尤其是因为过去是反德雷福斯主义的战士，在战争爆发前早已预感到德国在进行备战，所以就经常写道：“我在一八九十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见的小册子中提请注意（habentsuafatalibelli①）”；然后他保留了这种习惯。他听到维尔迪兰夫人批评后满面通红，因为批评的调子十分尖锐。“您说得对，夫人。法朗士是我们美妙的怀疑论的温和大师，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在洪水泛滥之前……他曾是我们的敌人。有的人尽管没有读过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前言，却既不喜欢耶稣会会士，也不喜欢孔布②先生，此人曾说，自我总是可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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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思是：“书籍有自己的命运。”
②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青年时代曾学神学，但在任圣职前离开教会。出任总理期间（1902—1905）同意通过法律，把几乎一切教团逐出法国，并取消教会在某些重要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公共职能。
从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们来代替我，但人们并不能防止读者看出作者在谈自己，却能使作者不断地谈论自己，评论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来论述一个否定，并且一直在人们的掩护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经说过，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德军已失去自己的一些价值，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人们不想在此掩盖真相。人们曾说过，德军已失去自己的一些价值。人们并没有说德军已不再有很大的价值。人们更不会写，德军已不再有任何价值。人们也不会说，优势取得以后，如果它不是，等等。”总之，只要写出他不会说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几年前说过的一切，以及克劳茨维兹①、若米尼②、奥维德③和蒂阿纳的阿波隆纽斯④等人在或多或少个世纪以前说的话，布里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它们发表出来。因为这些内容如此丰富的文章至今已无法找到。圣日耳曼区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叱责下，先是在她家里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这个小圈子的范围，就开始赞赏布里肖。后来，嘲笑他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就象过去欣赏他一样，即使是那些在读他的文章时继续在暗中对他感到兴趣的女人，也不再赞赏他，她们只要和别人在一起，就进行嘲笑，以便显得和别人一样机灵。在小圈子内，人们对布里肖的议论从未象那个时候这样多，不过是用嘲笑的口气议论。任何新来的客人是否聪明的标准，就是他对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们就一定会教他，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些人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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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劳茨维兹（1783—1810），普鲁士将领、军事战略理论家。他在《战争论》中提出总体战概念，对现代战略思想具有深刻影响。
②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领、军事评论家、军事史学家，由于系统阐述战争原理而被尊为现代军事思想奠基人之一。
③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杰作《变形记》达到史诗的高度。
④蒂阿纳的阿波隆纽斯（活动时期1世纪），属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罗马帝国时期成为神话式英雄。
“最后，我可怜的朋友，这一切都骇人听闻，我们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厌倦的文章。人们在谈论破坏文物，谈论被毁坏的塑像。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轻人就是无与伦比的彩色塑像，他们的毁灭不也是破坏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毁灭的城市？当我去饭店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来接待我的不是头戴圆锥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进迪瓦尔饮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东神父①那样仿佛浑身长满青苔的小丑，我会有什么乐趣呢？很好，我亲爱的，我认为我有权说这样的话，因为美在活的物质中毕竟还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偻病患者，戴着夹鼻眼镜，从脸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那真是巨大的乐趣！同过去一直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一个漂亮的人，就不应该在接待顾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饭的顾客中去找。不过，人们会再次见到一个堂倌，虽说他们常常调动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英国中尉是谁，什么时候会再来，他也许是第一次来这儿，也许明天就会被打死！正如《圣克莱尔修会修女》②的美妙作者、可爱的莫朗所叙述的那样，波兰的奥古斯都用一个团的军队去换取一套中国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笔亏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两米、站在我们最漂亮的女友们的楼梯边作为装饰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因为人们反复对他们说，战争将持续两个月。啊！他们和我不一样，不知道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说道。后来，他发觉他过多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就说：“我为法国担心的不光是德国，还有战争本身。在后方的人们的想象之中，战争只是一场巨大的拳击赛，他们通过报纸在远处观看这场比赛。这可是毫不相干的。这是一场疾病，在一点上仿佛已经治好，在另一点上却再次恶化。今天努瓦荣③将要解放；明天，人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巧克力；后天，认为自己十分安宁，在必要时可以被一颗他意想不到的子弹打中的那个人，将会惊恐万分，因为他将从报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应征服役的那批人将被重新征召入伍。至于那些古建筑，一座象兰斯④那样在质量上独一无二的杰作，遭到毁灭也不会使我感到惊恐异常，使我感到惊恐的倒是看到这么多活的群体毁灭，因为他们能使法国最小的村庄变成优美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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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东神父，即亨利·迪东（1840—1900），多明我会传教士，以其在玛德莱娜教堂的讲道而著称。
②《圣克莱尔修会修女》是法国作家保罗·莫朗的《温柔的储备》（1922）中的一个中篇小说，普鲁斯特曾为该书作序。
③努瓦荣是瓦兹省区的首府，1914年9月至1917年3月和1918年3月至8月曾被德军占领。
④指兰斯大教堂，1914年9月曾发生火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遭到轰炸。
我立刻想到了贡布雷，但我在过去认为，承认我的家庭在贡布雷地位低下，就会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中贬低自己。我心里在想，勒格朗丹、斯万、圣卢或莫雷尔是否没有把我家的情况告诉盖尔芒特夫妇和德·夏吕斯先生，但是，对我来说，过去的事不说出来要比说出来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吕斯先生不要谈论贡布雷。
“我不想说美国人的坏话，先生，”他继续说道，“看来他们的慷慨是取之不尽的，由于这场战争中没有总指挥，每个国家都在另一个国家之后很久才进入舞池，而美国人又是在我们几乎完蛋的时候才开始参战，所以他们士气旺盛，而我们打了四年的仗，已经没有这样的士气。即使在战前，他们也喜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艺术，他们出高价买进我们的杰作，现在有许多在他们那儿。但是，这种背井离乡的艺术，如同巴雷斯先生会说的那样，却正是法国不讨人喜欢的原因。古堡可以说明教堂，由于教堂曾经是朝圣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说明武功歌。我无须对我家族和姻亲的名声作过高的评价，另外这里涉及的也不是这点。但在最近，虽说家里和我的关系有点冷淡，我为了解决一个股权问题，还是去看望我那个住在贡布雷的外甥女圣卢。贡布雷在过去只是个小域，就象现在的许多小城一样。但是，那里教堂的有些彩绘玻璃窗上，我们的祖先被画成捐赠者，在另一彩绘玻璃窗上，则画有我们的纹章。我们在那儿有我们的教堂，有我们的坟墓。这座教堂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摧毁了，因为它被德国人用作了望台。残存的历史和艺术的这种混合体代表着法国，现在却被摧毁，而这种事还没有结束。当然，我不会出于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贡布雷教堂被毁和兰斯大教堂被毁相提并论，因为兰斯大教堂犹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个奇迹，它自然地再现了古代雕塑艺术或亚眠雕塑艺术的纯真。我不知道圣菲尔曼①高举的手臂如今是否断裂。如果是的话，那么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证明就已从这个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对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样，非常喜欢某些象征。但是，为了象征而牺牲它所象征的现实是荒谬的。教堂应该受人喜爱，直至为了保护它们不得不放弃它们所教导的真理的那天。圣菲尔曼高举手臂，样子活象指挥官发号施令，仿佛在说：‘为了荣誉，我们可以粉身碎骨。’不要为那些石雕而牺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为在片刻中把人类的真实固定下来。”——“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虽说让我们对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鲁莱德先生②之墓进行过多的朝拜，但他写出了兰斯大教堂本身对我们来说不如我们步兵的生命宝贵这句话，却令人感动而又亲切。在那儿指挥的德国将军曾说，兰斯大教堂对他来说不如一个德国兵的生命宝贵，因此巴雷斯的话使我们那些对德国将军大发雷霆的报纸显得可笑。再说，令人恼火而又痛心的是，每个国家都说出同样的话。德国的工业联合会宣布必须占有贝尔福地区，以免使他们的国家受到我们复仇思想的侵袭，其理由同巴雷斯为使我们不受德寇入侵愿望的影响而要求得到美因兹的理由一模一样。为什么在法国看来，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是进行战争的一条充分理由，不是继续进行战争、每年宣战一次的一条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认为，胜利从此属于法国，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对此毫不怀疑。但是，自从协约国不管是否有理，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从我来说，我当然对这样的结局感到高兴，但我主要看到许多胜利停留在纸上，还有许多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③，付出的代价没有告诉我们），而德寇则不再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以来，人们看到德国试图尽快媾和，法国则试图延长战争；法国是正义的法国，有权使人听到正义的声音，但法国也是温和的法国，应该听到可怜的声音，即使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子女，为了每当春天来临之际，开放的鲜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说实话，我亲爱的朋友，您曾经对我讲过一种理论，说万物的存在全靠一种不断重新开始的创造。您对我说，世界的创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进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诚意的话，您就不能把这场战争排除在这种理论之外。我们出色的诺布瓦废话连篇地写道（同时拿出一件修辞道具，对他来说，这件道具同‘胜利的曙光’和‘严冬将军’一样珍贵）：‘现在德国要打仗，骰子掷出，大局已定’，而事实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战。因此，想继续进行战争的人同发动战争的人同样应受遣贵，也许，更加应受遣责，因为后者可能没有预见到战争中的一切惨状。然而，毫无迹象表明，一场如此持久的战争，即使会有胜利的结局，也并非毫无危险。很难谈论尚无先例的事情，以及对于人们首次尝试的行动的机制的影响。确实，一般来说，人们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进展得十分顺利。那些最聪明的共和政体拥护者曾认为政教分离是荒谬的行为。但政教分离却象把信扔进邮局的信筒里那样轻而易举。德雷福斯恢复了名誉，比卡尔当上陆军部长，也没有人喊一声‘喔唷’。然而，对于一场连续几年的战争所带来的那种劳累过度，令人担心的事却多的是！士兵们回去后将干什么？疲劳是否会使他们浑身无力或神魂颠倒？所有这些都可能朝坏的方向转化，如果说不涉及法国，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让我看莫拉斯④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从共和国进行的战争的进展中期待她在1812年从帝国进行的战争中期待到的东西，我将会感到十分惊讶。如果现在埃梅还活着，她的期望是否将会实现？我不希望如此。我们再回过来谈战争，那首先发动战争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对此十分怀疑。如果是他的话，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仑一样的事吗？这种事我认为十分可恶，但我惊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却会给拿破仑的阿谀奉承之徒带来灵感，这种人在战争爆发之日象博将军那样大声说道：‘我等待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当社会上把不相称的地位赋予民族主义者和军人时，当任何艺术之友都被指责为从事给祖国带来严重损害的事时，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晓得有谁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议！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将军相提并论。一个狂热的女人差点把我介绍给西夫东先生。您一定会对我说，我当时竭力维护的只是社交界的准则。但是，从表面上看它们虽然毫无价值，它们却也许可以阻止许多过火的事情发生。我一贯尊重捍卫语法或逻辑的人们。人们在五十年之后会知道，他们曾消除巨大的灾祸。然而，我们那些民族主义者对德国最为敌视，是最顽固的打到底主义者。但在十五年之后，他们的哲学已经完全改变。实际上，他们大力促使战争继续下去，不过只是为了消灭一个尚武的民族，只是出于对和平的热爱。因为尚武的文明，即他们在十五年前认为很美的东西，现在却使他们感到厌恶；他们不仅指责普鲁士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放在主导地位，而且始终认为军事文明曾摧毁他们现在珍视的一切，不仅是艺术，而且甚至是献殷勤。他们的批评者中的一个只要改信民族主义，就可以同时成为和平之友。他确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妇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们不敢对他回答说，中世纪骑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贝雅特里齐，也许曾坐在同贝克先生⑤的女主人公们一样高的宝座上。我预计这几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国革命者之后坐到餐桌旁边。或者只是在我们的一位将军之后，他们进行战争是出于对战争的厌恶，是为了惩罚一个民族培养一种理想，他们在十五年前认为这种理想是唯一的强壮剂。可怜的沙皇在几个月前还受到尊重，因为他召开了海牙会议。但是，现在人们向自由的俄国致敬，就忘记了曾使他受到颂扬的称号。世界的车轮就是这样转的。然而，德国使用同法国一样的词句是那么多，以致使人认为德国在引用法国的话，德国不厌其烦地说，它‘在为生存而斗争’。当我读到：‘我们为反对残忍的死敌而斗争，直至我们取得保障我们将来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们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威廉皇帝说的还是普恩加来先生说的，因为他们曾以几乎相同的说法，把这句话说了二十遍，虽然说实在话，我应该公开承认，这一次皇帝是共和国总统的仿效者。如果法国依然弱小，它也许就不会这样希望延长战争，但特别是如果德国依然强大，它也许就不会如此急于结束战争。就是说依然如此强大，因为说到强大，您会看到，它现在仍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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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传说，菲尔曼是亚眠的第一位主教。
②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政治家。普法战争时入伍参军。他的爱国诗歌《士兵之歌》（1872）曾流行一时。1882年创立爱国者同盟，旨在为法国败于普鲁士报仇雪耻。
③皮洛士（前319－前272），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牺牲而取得对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胜利。“皮洛士的胜利”一语由此而来。
④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拥护君主政体，曾在《法兰西报》上评述埃梅·德·瓜尼的回忆录（发表于1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仑。
⑤贝克（1837—1899），法国剧作家，他剧中描写的妇女格调不高，如《巴黎女人》（1885）描写一个有夫之妇同时有两个情人。
他已经养成在说话时大声叫嚷的习惯，原因是感到烦躁，需要——由于从未研究过说话的技巧——为摆脱自己的印象而寻找出路，犹如飞行员摆脱自己的炸弹一样，即使是在田野上空，在他的话语不会触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开河，别人则因故作风雅而倾听他的谈话，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而他对听众们却极为专制，听他说话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出于敬畏。在环城路上，这种高谈阔论也是对行人蔑视的一种标志，他对行人既不压低嗓门，也不让出道路。但是，他的声音在路上走了调，使行人感到惊讶，特别是使转过头来的人们听清一些话，这些话可以使人们把我们误认为失败主义者。我向德·夏吕斯先生指出了这点，但只是引得他发笑。“您得承认，这可能十分可笑，”他说。“总之，”他补充道，“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为第二天的社会新闻。再说，我为什么不会在万森树林的沟渠里被人枪杀呢？我的舅公当甘公爵①就出了这种事，对贵族的血如饥似渴，会使某些群氓发狂，他们在这方面显得比狮子还要精明。您知道，对这些野兽来说，只要维尔迪兰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点皮，它们就会朝她扑去。这种情况，在我年轻时人们称之为大鼻子！”他说完就放声大笑，仿佛我们俩单独在一个大厅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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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法国大革命后逃亡国外。1804年，第一执政官拿破仑获悉当甘公爵阴谋推翻他，就将公爵关入万森监狱，并就地处决。
有时，在德·夏吕斯先生经过时，一些形迹相当可疑的人从阴暗处出来，并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想，我是离开他好还是不离开他好。就象一个人遇到一位癫痫经常发作的老人，并从步履蹒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将发病，心里就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还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发病时不让人看到，也许只要有人在身边就会加速癫痫的发作，而一个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会发病。但是，在病人身上，人们不知道是否应避开的发病的可能性，通过病人象喝醉的人那样所走的弯弯曲曲的路线显露出来；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发生一个意外事件的征兆，我不知道德·夏吕斯先生希望还是不希望我的在场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这些位置仿佛经过巧妙的导演，不是由笔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来占据，而是由一批群众演员来占据。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是认为，他当时不想遇到熟人，因为他把我带到一条抄近道的街，这条街比环城路阴暗，在街上他不断使各兵种和各国的士兵让路，在他们向他涌来时当然例外，年轻人的这种冲动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是一种补偿和安慰，使他不再对所有的军人重返前线感到难过，而在动员入伍的初期，前线曾使巴黎象抽出气的轮胎那样显得空荡荡的。德·夏吕斯先生不时赞赏从我们面前掠过的华丽军装，这些军装使巴黎成为一座同港口一样具有国际性、同画家笔下的背景一样实在的城市，画家画上几座建筑物只是一种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样、绚丽多彩的服装汇集在一起。他对被指责为失败主义者的贵妇们仍然十份敬爱，犹如过去对被指责为德雷福斯派的贵妇们那样。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她们降低身份来谈论政治，却引起“记者们的论战”。他对她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因为他的轻浮始终不变，所以贵族出身同美和其他魅力结合在一起，也是持久的东西，而战争就象德雷福斯案件那样，是平凡而短暂的时髦。即使人们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枪决，以便同奥地利单独媾和，他也会一如既往地把她看作高贵的女人，而不会把她看得象被判处斩首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样卑微。德·夏吕斯先生犹如圣法利埃或圣梅格兰①那样高贵，他说话时身体笔挺、一本正经，说话严肃，在片刻间丝毫没有显出他那种人的举止。然而，在这些人中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具有完全合调的声音呢？即使在此刻，即声音最接近严肃之时，它也仍然不合调，需要调音师来调整。另外，德·夏吕斯先生简直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常常抬起头来，对没带望远镜感到遗憾，但即使有望远镜也不管用，原因是齐柏林飞艇曾在前天晚上进行空袭，引起了当局的警惕，所以同平时相比，军人的数目增加到最大的程度，连天上都有军人。几小时前我看到的飞机就象昆虫那样，在晚上的蓝天中呈现棕色的斑点，现在这些飞机已进入黑夜，犹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灯部分熄灭，使黑夜更加深沉。这些人造流星使我们感受到的最大的美的印象，也许是使人凝视平时很少注目的天空。1914年，我看到巴黎的美几乎是毫无防御地等待着敌人的威胁临近，在这样的巴黎，现在和当时一样，当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种不变的古老光华，在尚未受到破坏的古建筑物上投下其无用的优美；何是，如同1914年那样，甚至胜过1914年，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光线，有断断续续的灯光，它们或者来自这些飞机，或者来自埃菲尔铁塔上的探照灯，人们知道控制这些光线的是一种聪明的意志，是一种友好的警惕，这种警惕能产生我曾在圣卢的房间里，在军队内院的单人房间里感受到的激动，能激起我曾在这种环境里体会到的感激和宁静，有多少颗热情而遵守纪律的心曾在那里经受锻炼，然后，他们正当年轻力壮之时，毫不犹豫地在某一天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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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法利埃是亨利二世的情妇迪安娜·德·普瓦提埃的父亲，出现在维克多·雨果的历史剧《国王寻乐》（1832）中；圣梅格兰是大仲马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中的人物，在剧中诱奸吉斯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