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痛苦以及伴随它的一切其他感情消失以后，我整个人似乎缩小了，就象在我们生活中原本占很大位置的疾病突然痊愈后我们常有的感觉。爱情之所以不可能永恒，大约正因为回忆不可能始终真实，因为生命就是细胞的不断更新。不过对于回忆来说，这种更新被我们的注意力所推迟，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把应该变化的事物截住、固定住了。忧伤就象对女人的欲望，愈去想它愈会把它夸大，而忙个不停和清心寡欲能使忘却变得容易些。
时间的流逝逐渐导致忘却（虽然在我身上是注意力的分散——指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相思——使忘却突然变得真实而明显），而由于反作用的缘故，忘却也不会不使我们的时间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空间上存在视觉误差，时间上也存在视觉误差。比如我心中久已有一个愿望，想工作，想弥补失去的时间，想改变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想开始生活，这个微弱的愿望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以致使我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始终还那么年轻；但另一方面，回忆阿尔贝蒂娜逝去前的几个月我生活中陆续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心灵中陆续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起了很大变化便会以为自己度过了很长时间——曾经使我觉得这几个月比一年还要长得多，而现在那么多东西被遗忘，仿佛若干空白把我和新近发生的事隔开，以至这些事就象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既然我已有人们称为的“时间”去忘记它们。我的记忆中插入了片断的、不规则的遗忘——犹如海洋上笼罩的浓雾隐没了周围事物的标识——它搅乱、破坏了我对时间距离的感觉，有些地方缩短了，有些地方又拉长了，使我与事物之间的时间距离在感觉上要比实际上时而近得多，时而远得多。由于在我尚未经历、尚未认识的未来时间里将不再会有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痕迹，正如在我刚刚度过的、业已逝去的时间里，看不到我对外祖母的爱的痕迹，这就形成一个个连续的阶段，相隔一定的时间以后，前一阶段赖以存在的东西在后一阶段竟荡然无存，因此，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是那么缺少一个能作为支柱的统一而连续的自我，它的过去是那么漫长，它的未来是那么多余，死亡可以在此时或彼时将它了结而不对它作结论，犹如修辞班的法国历史课，可以随便在某一阶段结束，可以到1830年革命为止，也可到1848年革命或第二帝国灭亡为止，全根据教学大纲或教授的心血来潮而定。
也许，当时我感到疲倦和忧伤并不完全因为我徒然爱过我已在忘却的人，而是因为我开始乐于和新交、和十足的社交界人士以及和盖尔芒特家的一般朋友厮混，而这些人本身是那么乏味。我发现曾几何时我热爱过的姑娘已仅仅成为一个苍白的回忆，我还发现自己重又泡在无谓的社交活动中虚度时光，让一群生命力顽强的寄生虫占据了我的生活，这些人死后也会化为乌有，他们现在就已经与我们的经历和体验毫不相干，而我们由于衰老期的唠叨、忧郁和好献殷情却竭力去取悦于他们，相比之下也许前一个发现倒更能使我聊以自慰。那个能并不费难地过一种没有阿尔贝蒂娜的生活的新人已在我身上出现，既然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谈到她时言辞悲切而内心深处并不十分痛苦。这些新我应该和前一个我有不同的姓名，它们对我之所爱无动于衷，因此我一直害怕它们的到来：从前在谈到希尔贝特时害怕过，那时她父亲说如果我去大洋洲我会不愿再回来；最近又害怕过，那是在读了一部回忆录以后，我感到揪心地难过，作者其实很平庸，他写自己年轻时热恋过一个女人，但生活把他们分开了，待到他老了又与这个女人邂逅时，竟未感到重逢的喜悦，也没有再见她的欲望。然而这个新人在带给我忘却的同时，反而消除了我几乎全部的痛苦，使我有可能得到安乐，这位如此可怕又如此乐善好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命运为我们准备供替换用的许多个“我”中的一个，命运象一位英明而果断的医生——唯其英明才更果断——它不听我们的恳求，不顾我们的反对，将伤得实在太厉害的“我”通过手术适时地换下来，换上一个新“我”。这一替换工作，命运之神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好象将用旧的织物翻新，只不过我们不注意，除非旧“我”原有一颗痛苦的心，一个陌生而且粗暴的躯体，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旧“我”已经不存在，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个人眼里，其前身的痛苦就象是别人的痛苦，可以怀着怜悯之情来谈论，因为自己感受不到。甚至我们过去的苦难历程也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只依稀记得受过那些苦。同样，我们夜里做的恶梦可能极其恐怖，但早晨醒来时我们是另一个人，我们几乎不再理会前一夜的我们曾在刺客面前吓得狂奔。
新我无疑和旧我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犹如一个丧妻者的朋友，他对这一不幸并不感到悲痛，可是和在场的人谈论这一不幸时还是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悲哀，并且不时回到托他代为接待亲朋的鳏夫房间里，后者继续在那里呜咽抽泣。当我自己暂时又变成阿尔贝蒂娜的生前好友时，我还这么哭过。不过我正逐渐地整个儿进入一个新的角色。我们对别人的感情逐渐淡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死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逐渐死亡。阿尔贝蒂娜对她的朋友没什么可责怪的。窃取了她朋友的名字的人只不过是她朋友的继承人。人们只能对自己记得的人保持忠实，而人们又只能对自己了解的人保留着回忆。新我在旧我的荫庇下逐渐成长时，常常听到旧我谈起阿尔贝蒂娜；通过旧我，通过从他那儿搜集到的叙述，新我自以为了解了阿尔贝蒂娜，对她有了好感，爱上了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温情。
那个时期关于阿尔贝蒂娜，忘却还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更迅速地进行着它的工作，而且，由于连锁反应，也使我不久后意识到忘却的作用在我身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就是我回忆中的第二阶段，亦即最终忘却前的那个阶段），这个人便是安德烈。在我转述过的她和我的那次谈话后约摸半年，我们俩有过另一次谈话，确实我不能不把对阿尔贝蒂娜的忘却看作这次谈话的原因，即便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至少也是决定性的、必要的原因，这次谈话中她对我说的话与第一次迥然不同。记得那是在我房间里，那时我喜欢和她发生半肉体关系，因为我对这群少女的爱情开始曾带有集体性，这时又恢复了这种特性，在很长时间里她们一直共享我的爱，只在很短时间，就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前和死后的几个月里，它才仅仅和阿尔贝蒂娜一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我房间里谈话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另一个原因使我能极其准确地确定这次谈话的时间。这原因就是除了我的房间我不可能呆在公寓的其他地方，因为那天是妈妈的会客日。妈妈先是对去不去萨士拉夫人家有些犹豫不决。不过，由于这位夫人惯会在邀请您的同时还邀请一些索然无味的客人，即使在贡布雷也不例外，妈妈肯定自己在那儿不会玩得痛快，所以她盘算可以早点回家而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事。她果然准时回来了，而且毫不后悔，她在萨士拉夫人家遇到的尽是些讨厌得要命的人，加上萨士拉夫人的声音本已令她拘束发怵，这位夫人每有客人便用这种特别的声音讲话，妈妈称之为“星期三之声”。除此之外，妈妈倒挺喜欢她，并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她的不幸是她那被某公爵夫人弄得倾家荡产的父亲一系列荒唐行径造成的，家境衰败迫使她几乎长年蛰居贡布雷，有时去巴黎她表妹处住几个星期，每10年才作一次“娱乐性旅行”。
我记得前一天母亲去拜访帕尔马公主了，一则禁不住我几个月来的一再请求，再则公主一直要她去，公主她是从不访亲走友的，通常是人家预约去拜访她。既然碍于社交礼仪她尊驾不便光临舍下，她便执意要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回家后满脸不高兴。“我依了你的话真是失策，”她对我说，“帕尔马公主只勉强跟我打了个招呼，随即又继续和那些夫人聊天去了，全然不理会我，过了10分钟，我见她不和我说话便起身走了，她竟没和我握手。我心里很不痛快；不过我出来时在门口倒遇见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很和蔼可亲，对我谈了你很久。你怎么想得出在她面前说起阿尔贝蒂娜呢！她告诉我，你对她说这姑娘的死叫你悲痛欲绝（我确实对公爵夫人说过这话，不过简直不记得了，而且我说此话时并未十分在意。然而最漫不经心的人往往特别留心我们无意中说出的话，这些话于我们很自然，却激起他们极大的好奇）。我可再也不去帕尔马公主家了，你叫我干了件蠢事。”
第二天，也就是妈妈的会客日，安德烈来看我。她时间不多，因为还要去约希塞尔，她很想跟希塞尔一道吃晚饭。
“我知道她有不少缺点，不过她毕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喜欢的人。”她对我说。她甚至好象有点惶惶不安，唯恐我提出要跟她们俩共进晚餐。她总是贪婪地想把朋友占为已有，象我这样一个过分了解她的第三者在场会妨碍她推心置腹，从而妨碍她体味与朋友在一起时的完美乐趣。
她来时我确实不在房间里；她等着我，我正要穿过小客厅去会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知道还有别的来客。我因急于去见我房间里的安德烈，又不知道另一位来访者是谁（此人显然不认识安德烈，因为仆人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便在小客厅门外听了一会儿；我的客人在说话，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在对一个女人讲话：“呵！我亲爱的，那是在我心田里！”他低吟道，引的是阿尔芒·西尔费斯特的诗句。“是的，你永远是我的亲爱的，尽管你曾那样对待我：
如同死者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眠，
熄灭的感情该深深埋葬在心田，
心儿珍藏的纪念也有它的骨灰，
别用手去触摸那些神圣的遗骸。
这有点老一套，可是写得多好！还有下面这首，本来第一天见到你就该念给你听的：
你会让他们哭泣，美丽可爱的孩子……
怎么，你没读过这首诗？
……所有的顽皮小伙子，未来的堂堂男子汉，
已将自己青春的幻想，
挂在你那明眸娇媚的睫毛上。
啊，我一度曾经以为可以这样说：
他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
我将傲气抛到九霄云外，
我对他说：‘你会爱我，
爱我直到地久天长。’
在他怀抱里我才睡得香。”
我十分好奇，想知道这滔滔不绝的诗句是奉献给哪位女子的，于是顾不得与安德烈的紧急会面可能给推迟片刻，我推开了门。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一位军人朗诵这些诗句，我一眼便认出那位军人是莫雷尔，他正要去接受服役前的13天训练。其时他与德·夏吕斯先生已不似过去那样打得火热，但间或还因有事相求来看看他。德·夏吕斯先生在爱情上一向表现得颇富阳刚气概，可也有缠缠绵绵的时候。况且早在童年时，为了真正理解和体味诗人的作品，他必须假想那些诗句不是写给一个朝三暮四的美人而是写给一个青年男子的。我尽快走开了，虽然我感觉到对德·夏吕斯来说与莫雷尔相会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能暂时给他再度结婚的错觉。而且在他身上皇后们的附庸风雅与下人们的赶时髦兼而有之。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它再也不会引起我伤感，只能成为我过渡到新的欲念的桥梁，如同为乐章的变换作准备的一声和弦。而且因为我仍然忠实于阿尔贝蒂娜，一切逢场作戏的肉欲之念已被排除在外，因为我甚至认为即使奇迹降临，阿尔贝蒂娜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也不会象现在与安德烈在一起这么幸福。安德烈能对我讲很多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比过去她本人对我讲的还要多，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虽已消逝，她这个人在我脑中却仍然是个谜。想了解她的一生与想要她呆在身旁这两个愿望相比，现在是前者比后者强烈。因为前者从未有过稍减。另一方面，她可能曾和一个女人有过爱情关系这一想法现在只能使我也想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我一面抚摸着安德烈，一面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她。她似笑非笑地说：“哦！是吗？但您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可能做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此时她一点也没考虑如何把这番话和她几个月之前说的话一致起来。接着，也许她是想刺激我的情欲（以前，为了套出她的心里话我曾对她说过，我很想和一个与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或增加我的悲伤，也许是以为这样能打消我在她面前的优越感，她可能以为我有这种优越感，因为我自认为是唯一和阿尔贝蒂娜有这种关系的人，她又说：“啊！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她是那么温存，又那么富于激情。再说她也不是只喜欢跟我一个人取乐。她曾在维尔迪兰家遇到一个名叫莫雷尔的漂亮小伙子，两个人立即互相心领神会。他负责——当然，在她的允许下，他自己也可从中取乐，他专喜欢找那种不通世事的年轻姑娘，而且一旦把她们引入歧途，就丢下她们不管了——他负责勾引远处海滩上的渔家姑娘，还有年轻的洗衣女工，因为这些姑娘可以迷上一个小伙子，却不会答应一个姑娘主动亲近她们。等上钩的姑娘完全受他控制后，他就把她带到一个非常稳妥的地方，交给阿尔贝蒂娜。因为怕失去莫雷尔，再说莫雷尔也参与好事，姑娘总是听凭摆布，不过她终究还是失掉他，因为他一则害怕事情引起的后果，二则觉得玩一两次就够了，往往留下个假地址就溜之大吉。我相信，住在您家的那段时期她抑制了这种情欲，把这类寻欢作乐的事一天天往后推。再说她对您一往情深，不能不有所顾忌。毫无疑问，一旦离开了您，她会故态复萌。不过我想她离开您以后虽然重又恢复了这种疯狂的情欲，事后却百倍地悔恨。她指望您拯救她、娶她。其实她也感到这是一身罪恶的疯狂行为，我常常想，她是不是因为她的行为导致了一个家庭的一起自杀事件，自己才寻死的。应当坦白告诉您。她刚住到您家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我的玩乐。有些日子这简直成了她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那么强烈，有一次，就在您家里，她竟然要我先在她身边睡一会儿然后才肯和我分手。那次我们的运气不佳，差点被逮住。她趁弗朗索瓦丝下楼买东西，而您也不在家的机会。她把所有的灯全灭了，这样您回来用钥匙开门时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电灯按钮，她没关自己的房门。我们听见您上楼来着，我刚来得及理好衣服下楼。其实完全不用着急，因为想不到事有凑巧，您忘了带钥匙，不得不按门铃。不过我们仍然吓昏了头。为了掩饰窘态，两人不约而同地装着害怕山梅花的气味，其实正相反，我们非常喜欢这种花的香味。您当时带回长长的一枝山梅，我乘机扭过头去，不让您看到我的慌乱，可我还是笨拙而又荒唐地对您说，弗朗索瓦丝可能已经回楼上去了，她本可以给您开门，而一秒种前我还谎称我们刚刚散步回来，并说我们到家时弗朗索瓦丝还没下楼（这倒是真的）。倒霉的是我们熄了灯——我们原以为您有钥匙——又怕您上楼时看见我们开灯，至少，我们迟疑得太久了。为这事阿尔贝蒂娜三夜没能合眼，时时刻刻怕您起疑心，怕您问弗朗索瓦丝为什么走前不开灯。应当承认，阿尔贝蒂娜非常惧怕您，有时她认为您狡猾，凶狠，骨子里恨她。三天后她见您始终很平静，知道您并没问弗朗索瓦丝任何话，这才睡得着觉。但从此她再也没跟我发生过关系，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是出于悔恨，因为她自认为深深地爱着您，要不就是她爱着别的什么人。不管怎样，自那以后只要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山梅花她就会面红耳赤，并且用手摸摸脸，设法不让人看到她脸红。”
有些不幸也和某些幸福一样降临得太晚，因而在我们心中失去了它们原来可能有的重要性。安德烈吐露的可怕实情给我带来的不幸就属于此类情况。即使坏消息本来会使我们伤心，但在有问有答的谈话消遣中，这些消息会在我们面前一掠而过毫不停留，而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一心忙于应答，或是因为我们想取悦于在场的人而改变了原来的自我，成了另一个人，或是在新的循环中我们短时间内不受温情和痛苦的折磨，然而这短暂的魔力一旦被打破，我们为进入这一新循环而摆脱掉的爱情和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情感的力量压倒了一切，那么我们只能是心不在焉地进入那个长久不了的新天地，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于是谈话会立即与我们并未置身事外的心灵相沟通。不过，近来牵涉到阿尔贝蒂娜的话语就象挥发了的毒药，不再具有毒性了。我与她的距离已经太遥远；如同一个散步者午后看见天空挂着一弯朦胧的月牙时对自己说，其大无比的月亮就是这样的吗？我也对自己说：“怎么！我如此孜孜以求而又如此害怕知晓的事情真相，就是在一次谈话中说出来的这么几句话吗！我甚至无法加以全面思考，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再说，我对此实在没有精神准备，我和安德烈在一起已身心交瘁。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本希望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它；现在它对于我仍然是外在的，因为我还没为它在我心中找到一个位置。人们总希望真相通过新的信号披露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通过一句话，一句类似我们对自己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思维习惯有时会妨碍我们体验现实，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免疫力”，使这现实显得仍然是思想。没有一种想法不包含着对自身的驳斥，没有一个词不包含着自身的反义词。
不管怎样，如果安德烈说的是实话，那么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妇的全部毫无用处的真相，她已不在人世，此刻却从神秘莫测的冥冥中浮升起来，在我们不再需要真相的时候却真相大白。于是（兴许想到自己现在爱着的人，想到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那个已被忘却的人，我们是不会再把她放在心上的），我们感到悲凉。我们对自己说：“但愿活着的这一位能理解这一切。但愿她能明白，一旦她死了我会弄清楚所有她瞒着我的事！”然而这不是成了循环论证吗！如果我能让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那么同时我就是让安德烈什么也不对我透露。这与那句千古不变的话“当我不再爱您的时候您会明白的！”几乎是同一回事，这句话是那么中肯又那么荒谬，因为确实，当人们不再爱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不过那时得到多少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这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回事。当您与一个您已不爱的女人重逢时，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您，那是因为她其实已不是原来的她，或者您已不是往日的您：恋爱着的人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死亡也留下了痕迹，它使一切变得容易，使一切变得多余。我的这番思考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假设安德烈是诚实的——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她对我以诚相见是因为她现在和我保持着关系（即阿尔贝蒂娜早期和我在圣安德烈教堂有过的那种关系）。她对我说真话还由于她现在不用惧怕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死后不久其真实性也随之消逝，几年后，他们就象被废黜的宗教的神灵，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触犯这些神灵，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它们的存在。然而安德烈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性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谎言污蔑自己过去的所谓同谋（一如她毫无顾忌地泄露她曾答应保守秘密的事实真相）。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她以为我现在生活得心满意足，趾高气扬，便有心让我难受，那么这种畏惧的消失究竟是促使她向我说出实情呢还是促使她对我撒谎呢？或许她对我心怀恼怒（这种恼怒在她看到我遭到不幸、得不到安慰时曾暂时消除），因为我和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因为她可能羡妒我——以为我以此而自诩比她得宠——享有一种她未曾得到、甚至未敢企望的优待。出于同样的忌妒心，她对气色很好并且自知气色好的人总是感到恼怒，我常见她对这些人说他们看上去象得了重病，并且为了气他们，她还说自己身体很好，即使在她病得极其厉害时也始终这样宣称，直到临死前她变得超然物外，才不再因幸福的人们身体好自己却不久于人世而心烦了。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也许她是莫名其妙地恼我，就象从前她恨过一位年轻人，此人在体育方面无事不懂，对其他事则一窍不通，我们是在巴尔贝克遇到他的，后来他和拉谢尔同居，安德烈对他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甚至巴不得自己被指控犯了诬告罪，那样她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口咬定他父亲于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却无法证明这是捏造。也许她对我的恼恨在她看到我那么忧伤时曾一度平息，现在只是重新抬头罢了。的确，即使是她恨之入骨的人——她两眼喷着怒火发誓要让他们名誉扫地，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下大狱，哪怕提供假证词也在所不顾——只要她得知这些人心情悲伤，受到侮辱，她就不再对他们存丝毫恶意，反而准备为他们排忧解难。因为她本质上并不坏，如果说她深一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性格与人们起初根据她的体贴入微而作的判断相反，并不是殷勤和善，而是忌妒、骄傲，那么她的第三重也是更深一层的性格则倾向于善良和对他人的爱，这是她真正的本性，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已。人们处于某一种状况时都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新的状况还只是一种意愿，他们不明白首要的条件是与前一种状况决裂——就象神经衰弱症患者或嗜吗啡者很想治好病，却又不愿除掉嗜好或戒掉吗啡；又象那些留恋社交生活的笃信宗教者或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希望清静，却又以为清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同样，安德烈愿意爱所有的人，但条件是先要能做到不把人们想象成得意扬扬的样子，为此她就必须先轻侮他们。她不懂得，即使对自高自大的人也应该去爱，要用仁爱之心去克服他们的傲气，而不是用更厉害的傲气。这是因为她象有些病人，这些人想用来治好疾病的办法其实正是拖长疾病的办法。他们喜欢这些办法，但一旦抛弃了这些办法，便立即不再喜欢了。人就是这样，想学游泳，却又想留一只脚在岸上。
关于我在巴尔贝克两度小住时遇到的那个喜爱体育的年轻人，维尔迪兰夫妇的侄子，这里必须提前附带谈一谈。在安德烈来访后不久（过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次来访），发生了几件给人印象颇深的事。首先是这位年轻人与安德烈订了婚并娶了她（也许是出于对阿尔贝蒂娜的怀念，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爱过阿尔贝蒂娜），拉谢尔为此悲痛欲绝，他却毫不理会。其时（亦即在我前面谈到的那次造访后几个月）安德烈已不再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后来我发觉她以前之所以称他无耻之徒正是因为她发疯似地爱上了他，但又以为他不愿意要她。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位青年推出了几个独幕喜剧，布景和服装都是他设计的，这些短剧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引起的一场革命至少可以与俄罗斯芭蕾完成的革命相提并论。简而言之，最有权威的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了不起，堪称天才之作，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就证实了拉谢尔从前对他的看法，着实令我吃惊。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注意与他交往的人衣服剪裁是否高雅，以为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玩纸牌、看赛马、打高尔夫球或马球，他们还知道他在班上一直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甚至读中学时还被校方开除过（为了给父母找麻烦，他去一家大妓院住了两个月，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以为在那儿见到过莫雷尔的那家妓院），他们想他的作品也许出自安德烈之手，是安德烈出于对他的爱把荣誉让给了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出钱让某个有才华而又贫困潦倒的职业作家替他写作，反正他腰缠万贯，以往的大肆挥霍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这群阔人——他们并未因为和贵族交往而变得文雅些，对何谓艺术家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在小姐的订婚仪式上被叫来背几段独白，演完后立即在隔壁客厅里悄悄得几个赏钱的那种演员，或是一名画师，他们把刚结婚还没生孩子的女儿带到这种画师家里摆姿势，让他画像，因为这时她还显得很好看——往往以为上流社会那些写书、作曲或绘画的人都花钱让别人为他们代劳，为的是得一个作者的名声，就象有些人花钱为自己谋一个议员的席位）。但是所有这些估计都错了；那个年轻人确实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剧作的作者。我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在各种猜想之间犹豫不定。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是个迟笨的粗鲁之人，尔后某个生理上的突变唤醒了他身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天才，就象林中的睡美人突然苏醒了一样；要么当他还在修辞班捣蛋闹事，当他中学会考屡屡受挫，当他在巴尔贝克赌博损失惨重，当他害怕和维尔迪兰姑妈那个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一道上“有轨”因为他们的衣著太难看时，他已经是个天资不凡的人，只不过他漫不经心把天才消耗在沸腾的青春激情里，或者甚至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而他之所以是班上最后一名，是因为当老师重复着关于西塞罗的陈词滥调时，他却在读兰波或歌德的作品。诚然，我在巴尔贝克遇见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想到后一种假设，当时在我看来他唯一关心的是套车的马是否象样，以及鸡尾酒会准备得如何。但这一不同看法并不是不可驳斥的。他可能很爱虚荣，这与天才并非不能相容，他力图用他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最能令人倾倒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才智，而这最好的方式决不是向人们证明他对《亲和力》①有精辟的了解，而恰恰是会驾驭四匹马套的车。再说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成了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精品的作者以后，他会很愿意在他扬名的剧院以外的场所与那些未着无尾常礼服的人，比如早先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们打招呼，这并不说明他愚蠢，而是说明他有虚荣心，甚至有一定的务实头脑，一定的洞察力，善于使自己的虚荣心适应蠢人的思想方法，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敬重，而在这些人眼里，一套常礼服要比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更有光彩。谁知道，从外表看，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一个并无才华却喜爱精神产品的人，比如我，给某个在里夫贝尔，在巴尔贝克旅馆，或是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碰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会不会也象个十足的狂妄自大的笨蛋呢？何况对奥克达夫来说，艺术大概是某种内在的、存在于他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因此他大概根本没想到和别人谈论它，不象圣卢，艺术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套车的马在奥克达夫心目中的地位。奥克达夫是有可能热衷于赌博，而且据说一直保留着这个嗜好。不过，尽管对凡德伊那部不知名的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生——来自蒙舒凡一个十分暧昧的阶层，但想到那些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超凡脱俗的作品不是出自中学优等生会考的参加者之手，也不是出自受过典范的、经院式的、布洛依②家族式的教育的人之手，而是一个出入赛马骑师过磅处和大酒吧的人所著，我仍然感到震惊。不管怎样，那时在巴尔贝克，驱使我想认识那个年轻人的原因和驱使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阻止我结识他的原因都与这个年轻人本人的价值无关，这原因只能揭示“知识界人士”（以我为代表）与社交界人物（以那群少女为代表）之间在对一个交际场人物（那个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的评价问题上永存的误解。我丝毫未预感到他有才华，他在我眼里的地位——类似过去布拉当夫人所具有的地位——在于他是我的女友们的朋友，不管她们嘴上怎么说，而且他比我更属于他们那一伙。另一方面，从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身上可以看出社交界没有能力对精神产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她们在这方面素来喜欢注重假象，因此她们俩不仅有可能认为我愚蠢，竟对这么个笨蛋感兴趣，而且尤其会惊奇地想，高尔夫球手就高尔夫球手吧，我怎么偏偏选中这个最最不可取的人。要是我愿意结交希尔贝，德·贝勒弗尔倒也情有可原，这个小伙子除了会打高尔夫球还很健谈，而且得过一张中学优等生会考奖状，诗也写得不坏（其实他比谁都蠢）。如果我的目的是为“写一本书”而“练习人物描写”，那么居伊·索穆瓦（此人完全是个疯子，曾诱拐两名少女）至少是个古怪的人，可以引起我的“兴趣”。这两位，人家可能“允许”我与之交朋友，可那一位，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是“粗鲁之辈”、“愚笨之辈”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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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亲和力》，歌德的长篇小说。
②布洛依，法国一古老的名门望族。
再回到安德烈的那次来访。她向我披露了她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后又说，阿尔贝蒂娜离开我的主要原因是顾忌她那一伙女友们以及别的姑娘看见她住在一个未和她结婚的青年男子家里会怎么想：“我很清楚她是住在您母亲家里。不过这也一样。您不了解姑娘们的天地里是怎么回事，她们互相隐瞒些什么，她们多么害怕别人的议论。有些姑娘和青年男子在一起时不苟言笑，就因为这些男人认识她们的女友，她们深怕有些事情被传出去，可就是这些姑娘，我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她们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她们很不情愿人家看到这一点。”安德烈对这伙姑娘们的一言一行的动机似乎了如指掌，若是在几个月前她的这套学问对于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她的话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后来在巴黎委身于我，而在巴尔贝克却执意不从，就因为在巴尔贝克我常见到她的女友们，当时我还荒唐地以为这是我和她亲近的有利条件。也许她见我对安德烈有过某些信任的表示，或是我失之鲁莽，把阿尔贝蒂娜去大旅社过夜的事告诉了安德烈，使得一小时之前还准备让我求欢，并把我的求欢看得再自然不过的阿尔贝蒂娜一下子改变了态度，扬言要拉铃喊人来。然而她跟别的很多人大概很随便。这个想法又燃起了我的妒火，于是我对安德烈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她。“你们是在您祖母那幢不住人的房子里干这种事的吗？”“噢！不是，从来没有，在那儿我们会被打扰的。”“是吗，可我还以为，似乎……”“再说，阿尔贝蒂娜特别喜欢在野外干这种事。”“在哪里？”“早先，她没时间去很远的地方时，我们常去朔蒙高地，她知道那儿有一座小屋，有时在树底下，反正没人；有时在小特里亚农①的石洞里。”“您瞧，叫人怎么相信您呢？不到一年以前，您对我发誓说在朔蒙高地什么也没干。”“那时我怕您难过。”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不过是很久以后），倒是第二次，也就是她对我坦白的那天，安德烈才是有心让我难受。假如我还象从前那么爱阿尔贝蒂娜，那么在安德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会有这种需要。然而当时安德烈的话引起我痛苦的程度还不足以使我感到必须立刻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言。说到底，如果安德烈说的是真话（起先我对此也不怀疑），那么在见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阿尔贝蒂娜的表象以后，我所发现的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与第一天出现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的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我就看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姑娘，后来她让我陆续看到了她的多种侧面，正如当我们逐渐走近一座城市时，它的建筑物的布局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以至后来在远处唯一能看到的宏伟的主建筑反显得矮小、逊色了，待到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并能正确评价它时，就会发现，它的真正比例正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远景所呈现的比例，至于我们走过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一切存在物为抵御我们的视觉而建造的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必须忍着极大的痛苦，越过这一道道防线才能到达核心。再说，如果我不需要绝对相信阿尔贝蒂娜的清白是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减弱，那么反之亦然，我不为安德烈透露的真情过分痛苦，是因为近来，我原先苦心树立起来的认为阿尔贝蒂娜白璧无瑕的信念已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的、认为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信念所代替。我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纯洁清白，是因为我不再有这个需要，也不再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然而正是愿望产生信念，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部分产生信念的愿望都与我们自身共存，只有到我们生命终止时才结束，——但促使我相信阿尔贝蒂娜清白无瑕的愿望要作别论。那么多证据证实了我的最初看法，我却不信，宁愿傻里傻气地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几句话。为什么相信她了呢？因为谎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它起的作用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所起的作用也许同等重要，而且前者受后者支配。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享乐，或自己的荣誉，如果享乐被张扬出去会损害荣誉的话。人们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对爱自己的人，尤其对爱自己的人，也许仅仅对爱自己的人撒谎。因为唯有这些人让我们为自己的享乐担惊受怕，而且我们也只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敬重。我起先认为阿尔贝蒂娜有罪过，后来只因我的愿望调动了我的智力去怀疑这一信念，才把我引入了歧途。我们生活在电和地震的征象中间，也许必须竭诚尽力加以解释才能了解那些符号的真实意义。毋用讳言，不管安德烈的话多么使我悲伤，我仍然觉得，现实最终与我的本能最初的感觉相吻合，要比现实与后来因我的怯懦而在我身上占上风的盲目乐观相吻合更好些。我宁愿生活跟上我的直觉。何况，我在海滩上的第一天就凭直觉认为那群少女是狂乱的肉欲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还有，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女教师把这个狂热的姑娘带回小别墅，如同人们把一头野兽推进笼子，而这头野兽，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日后将谁也不能驯服，那天晚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也有一些直觉，我的这些直觉与布洛克向我指出大地上欲望普遍存在（这使大地在我眼前显得无比绚丽，使我在每次散步、每次邂逅时都禁不住心灵震颤）时所说的话不正相一致吗？这些最初的直觉，我现在才再度与它们相逢，并发现它们已得到证实，不管如何，这样也许对我更为有利，而在我爱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它们却会引起我过分的凄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觉只留存下一点痕迹，那就是我对一些我看不见但却不断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恒久揣测，也许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先于前一种，也比前一种更博大，那就是我的爱情本身。事实上，我不顾理智的否定，选择了阿尔贝蒂娜，爱她，难道这不意味着了解她，连同她的所有丑恶之处吗？而且即便在猜疑心偃旗息鼓的时刻，难道爱情不是猜疑的持续和它的一种转换形式吗？既然欲望总是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最为对立的东西，迫使我们去爱那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么爱情难道不是恋人的洞察力的一种证明，连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一种证明吗？一个人的魅力里，他（她）的眼睛、嘴巴、身段里必然含有令我们感到陌生、并能使我们极其不幸的一些成份，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种种过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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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亚农，造在凡尔赛公园内的两座花园，大特里亚农建于1670年，小特里亚农建于1762—1768年。
就这样，为了吸引我，某个人身上有害的、危险的、置人于死地的成份体现为魅力，也许，这魅力与隐秘的毒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毒花的繁茂诱人与它的毒性汁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我常对自己说，也许正是阿尔贝蒂娜的同性恋行为——我日后痛苦的根源——使她具有那种和善而直率的举止，这举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和她可以象和男人一样保持忠实而无拘无束的同伴关系，同样，类似的毛病使德·夏吕斯先生变得象女性那样敏感和聪颖。恋人在最盲目的时候仍有洞察力，其表现形式正是偏爱和柔情，所以在爱情上无所谓选择不当，因为一旦进行了选择，选择总是不当的。“您到我家来约她的那个时期，你们去朔蒙高地散步吗？”我问安德烈。“噢！不，自打她跟您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除了我告诉您的那一回，她再没和我干过任何那种事。她甚至不准我再对她谈起这种事。”“可是，我的小农德烈，干吗还要撒谎呢？我通过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从不想去打听什么），知道而且极其详细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又干过这类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是在河边，跟一个洗衣女工，就在她出事之前几天。”“哦！也许是在离开您以后，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能、也永远不可能重新得到您的信任。”最后这句话使我心情沉重。接着我重又想到山梅花那晚的事，我记得大约半个月后，由于我妒忌的对象不断改变，我曾问阿尔贝蒂娜她和安德烈是否发生过关系，她回答说：“噢！从来没有，不错，我很喜欢安德烈；我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就象对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即使我有您怀疑的那种癖好，我可能找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找她。我可以指任何东西向您发誓，指我姨妈，指我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向您发誓。”我相信了她。她过去吞吞吐吐对我供认过一些事，后来见我对这些事并非无所谓便又矢口否认，然而即使这种前后矛盾没有引起我的疑心，那么我也该记得斯万曾坚信德·夏吕斯先生的友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就在我看到男爵和裁缝在院子里的那一幕的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肯定这一点；我本该想到人间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则隐藏在后面，前面那个世界由最正派、最诚实的人们所说的话构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则由这些人所做的事构成，因此，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情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山梅花的事使我伤心得要命，而且正如阿尔贝蒂娜所认为、所说的那样，我变得阴险了，开始恨她了；尤其是她那些出人意料的、令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的谎言。一天她告诉我说她去过一个航空兵营，她是飞行员的朋友（大概是为了转移我对女人的怀疑，她以为我对男人会妒忌得轻些），她还说那位飞行员以及他对她表现的那份毕恭毕敬使安德烈如此心驰神往，以至安德烈希望飞行员带她乘飞机兜兜风，当时的情景真有趣。然而这完全是七拼八凑编出来的故事，安德烈从来没去过那个航空兵营。这类谎话，不胜枚举。
安德烈走后，已是晚饭时分。“你无论如何猜不到谁在这里呆了至少三小时，”母亲向我说，“我估计三小时，其实也许更长些，她和第一位客人戈达尔太太差不多同时到，她看着我的客人——今天有30多位——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她却安坐不动，直到一刻钟前才告辞。要不是你的朋友安德烈在这儿，我就会让人叫你了。”“到底是谁来了？”“一个从来不访亲拜友的人。”“帕尔马公主？”“没说的，我的儿子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叫你猜人名真没意思，你一猜就准。”“她没为昨天怠慢了你向你表示歉意吗？”“没有，那样做就愚蠢了，她的来访本身就是道歉；你去世的外婆会认为这样做很得体。据说帕尔马公主大约在两点钟时派了一名跟班的来打听我有没有接待日，下人回答说就是今天，她就上楼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没敢告诉母亲，我想前一天帕尔马公主周围准是一群很出色的人，她和他们交情很深，喜欢跟他们谈天说地，见我母亲去了她感到有点不快，而且并不想掩饰她的不快。这种目无下尘的傲慢态度，她以为能用细心周到的殷勤来补偿，这完全是德国贵妇人的作风，盖尔芒特家族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取了这种作风。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后来也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是帕尔马公主没认出她来，因而没想到应该对她表示关注，待到母亲走后帕尔马公主才得知她是谁，也许是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知道的，因为公爵夫人在楼下遇见我母亲了，也许是从来拜访的夫人小姐的名单上看到的，门房在她们进府前都要询问姓名，以便登记入册。她觉得由别人或者她本人对我母亲说“我没认出您”这不太客气，而且认为作一次拜访——这在公主殿下是一次破例，尤其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拜访——无异于间接而又同样有说服力地对我母亲作了解释，她果然这样做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和我的第一种解释一样，是符合德国朝廷的礼节与盖尔芒特家族的家风的。
但我并没有长时间呆在那儿让母亲对我讲帕尔马公主来访的经过，因为我适才想起好几件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本想问安德烈，却忘了问她。再说，阿尔贝蒂娜的身世我现在知道得多么少啊！将来也不会知道得更多！然而这是唯一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时候它又开始使我感兴趣了。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他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内，并在其间漂浮，如同漂浮在一只水池里，池里的水位会不断变化，一会儿把他托到这个时代，一会儿又把他托到另一个时代。我写信请安德烈再来。她过了一星期才又来访。我几乎是一见她就问：“既然您声称阿尔贝蒂娜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没干那种事，那么，按您的意思，她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干那种事才离开我的？她去找哪个女朋友了呢？”“当然不是，她绝不是为这事离开您的。”“那么是因为我太让她讨厌罗？”
“不，我想不是。我想是她姨妈逼着她离开您的，她姨妈替她物色了那个坏蛋，您知道的，就是您称之为‘我的情况很糟先生’的那个年轻人，他爱阿尔贝蒂娜，向她求过婚。她姨父母见您不准备娶阿尔贝蒂娜，担心她要是继续在您家里住下去而引起大家的反感，那个年轻人会不肯娶她。而且年轻人不断让人对邦当夫人施加影响，因此邦当夫人就把阿尔贝蒂娜叫回去了。事实上阿尔贝蒂娜也需要她的姨父母，当他们要她作出抉择时，她就离开了您。”我被妒忌心所苦，过去从来没想到阿尔贝蒂娜离开我还有这层理由，我只想到她对女人的欲念以及我对她的监视，却忘记了还有邦当太太，对我母亲一开始就看不惯的事她不久以后可能也觉得有点离经叛道了。至少她担心这会得罪那位有可能成为阿尔贝蒂娜的未婚夫的年轻人，她留着这人好在我不娶阿尔贝蒂娜的情况下给她作后路。确实，与安德烈的母亲过去的想法相反，阿尔贝蒂娜总算找到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好对象。当她想去看维尔迪兰太太，当她和她秘密谈话，当她因我事先不通知她便去赴维尔迪兰家的晚会而对我大发脾气时，那时她和维尔迪兰太太之间策划的内容并非是安排她会见凡德伊小姐，而是会见维尔迪兰太太的侄子，此人爱阿尔贝蒂娜，而维尔迪兰太太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她并不十分希望他能结一门阔亲。某些家庭决定的某些婚姻确实令人诧异，我们无法完全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可我后来就再没想过这位侄子了，他可能当了阿尔贝蒂娜的开导者，多亏他我才得到阿尔贝蒂娜的第一个吻。这样看来，我过去对阿尔贝蒂娜的心事的整套设想应该为另一套设想所代替，或与它重合。因为后者不一定排斥前者，因为喜欢女人这一癖好并不妨碍她结婚。这桩婚事真是阿尔贝蒂娜离去的原因吗？而她是出于自尊心，不愿让人以为她依赖她姨妈，或者以为她要迫使我娶她，所以没有肯把这事说出来吗？我开始懂得，一个单一行为的多种原因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行为时它所呈现的各个方面的一种人为的、主观的体现，阿尔贝蒂娜在和女友的交往中就是搞这一套手法的行家，她有本领让她们每一个人都以为她是为她而来。阿尔贝蒂娜在我家的暧昧处境会使她姨妈不快，我以前竟从未想到这点，我为此感到吃惊和某种羞愧，这种吃惊，我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决体会到。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危机，却突然听到第三者按自己的观点跟我谈起他俩的事，原来这第三者与他俩中的一个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就（她）的观点可能就是引起这一危机的根源！既然人的行为是如此靠不住，那么人本身怎能靠得住呢？有些人说阿尔贝蒂娜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设法叫某人娶她，听到这些话就不难推测说此话的人会如何评判她在我家的生活。然而我却认为她是个牺牲品，一个可能不太纯洁的牺牲品，即使如此，她也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有过错，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人们对此却只字不提。
但下面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考虑：一方面，撒谎往往是个性格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并非天性爱撒谎的女人，谎言是一种本能的防卫手段，起先是应急的办法，后来编排得越来越严密，用来抵御那突然降临的、可能毁掉她们一生的危险：爱情。另外，有知识而又生性敏感的人总是把自己交给冷漠的下等女人，而且哪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并不为她所爱，也丝毫不能打消他们为把那个女人留在身边而牺牲一切的念头，他们仍然舍不得离开她，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我说上述这些人有一种受苦的需要，这话道出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说此话时排除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其他事实，因为它们使这种受苦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自觉的——成了这些事实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再说，十全十美的性格是不多见的，大凡十分有知识而又十分敏感的人都缺乏意志力，容易被习惯力量和对即将来临的痛苦的恐惧所控制，而这种恐惧使你注定要终身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肯放弃那个不爱他的女人。人们会奇怪，他怎么满足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爱，其实最好想象一下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我们不必过分为这种痛苦怜悯他，因为爱情的挫折、情人的出走或去世在我们精神上引起的可怕震动亦如瘫痪病的突然发作，一开始把我们击垮，但是渐渐地我们的肌肉又会恢复弹性和生命力。何况，这种痛苦并非没有补偿。有知识而敏感的人一般生性不大爱撒谎。谎言使他们措手不及，尤其因为他们即使很聪明也是生活在由可能性构成的世界里，他们很少反抗，应该说他们总是生活在某个女人刚刚给他造成的痛苦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对这个女人想要什么，她在做什么，她爱什么的清醒认识之中，这种认识是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所特有的，他们需要这种认识，为的是防备将来而不是哀叹过去。所以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受了骗，却又不太清楚怎么受的骗。由此而论，一个平庸的女人（人们奇怪他们竟会爱上这种女人）远比一个聪颖的女人更能丰富他们的世界。在她的每句话后面，他们觉察到一个谎言；在她自称去过的每幢房子后面，他们看到另一幢房子；在她的每个行为，她结交的每个人后面，他们看到另一个行为，另一个人。他们可能说不清楚在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有精力，甚至也许没有可能去查个水落石出。一个爱说谎的女人只需要弄一个极其简单的伎俩，而且用不着费心加以变换，便能蒙骗众多的人，甚至更可悲的是蒙骗同一个人，而此人本应将它识破。这一切在敏感的知识分子面前创造了一个深邃幽秘的世界，她的妒忌心想去探测这个世界，他的智慧也不得不对它发生兴趣。我虽然不一定就是这类敏感的知识分子，但是，阿尔贝蒂娜既已去世，我大概即将弄清她生活的秘密了。然而只在一个人的尘世生活告终后才发生的泄露其隐私的行为，归根结底不是证明谁也不相信有所谓来世吗？否则，如果泄露的情况属实，那么泄露者会害怕被揭露者的怨恨，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害怕，因为那时人们自认为应该替她保守秘密，而且为有朝一日将在天国与她见面而害怕。如果泄露的情况纯属捏造和虚构，以为她反正已不在人世不能加以澄清，那么泄露者该会加倍害怕死者的愤怒，如果他相信真有在天之灵的话。
然而谁也不信。
这样看来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在去还是留的问题上可能进行过一段长时间的痛苦斗争，而最终离开我大概是由于她的姨妈或那个青年，而不是由于某些女人，她也许从未想到过这些女人。对于我，最严重的事是安德烈（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作风她再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了）向我发誓说阿尔贝蒂娜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之间没发生过任何这一类的事（阿尔贝蒂娜在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本人还不清楚自己有这种趣味，而这两位害怕弄错别人的意向，不料害怕与欲念能导致同样多的错误，这就使她们把她看成是反对干这种事的人。很可能后来她们得知她和她俩有着同样的趣味，然而那时她们已经太了解阿尔贝蒂娜，阿尔贝蒂娜也太了解她们，所以双方连想也不会去想在一起干这种勾当了）。
总之我始终没有能进一步弄清阿尔贝蒂娜为什么离开我。如果说女人的面孔对于不能适应这一活动着的平面的眼睛、对于嘴唇、尤其对于记忆是难以捕捉的，如果说女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置身的高度如同一层云雾，它的变幻改变着女人的面孔，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女人的行动和她的动机之间又隔着一层比云雾更要厚多少的帷幕啊！动机藏在我们看不到的更深的层面上，它还产生着我们了解的行为以外的其它行为，而且两者往往绝对地互相矛盾。哪个时代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活动家，他们被朋友们奉若圣人，尔后又被揭露伪造过文书，盗窃过国家资财，出卖过祖国？一个领主每年有多少次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管事骗取钱财，而他还发誓说总管是个正派人，也许后者确实也是个正派人！而遮住他人行为动机的那层帷幕，当这个“他人”是我们所爱的人时，这层帷幕又会变得多么厚不可透啊！因为爱情不仅模糊了我们的判断，还遮掩了我们所爱者的行为，她因深知自己被爱，便突然不再珍视那原先对她可能是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财产。也许爱情也多少促使她佯装藐视财产，以图通过使对方痛苦而得到更多。这种讨价还价的行径也可能掺杂在其它事情里；甚至掺杂在她生活中无庸置疑的事实里，比如她与某人的爱情关系，她没告诉过任何人，唯恐人家透露给我们，其实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可能知晓，只要他们有和我们同样强烈的了解那件事的愿望，而他们却保留着更多的任思想驰骋的余地，他们能避免引起当事人太大的怀疑，那桩爱情关系，某些人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而且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当一个人对我们采取一种难以解释的态度时，在种种原因里我们应当考虑到性格上的古怪，诸如对自身利益的忽视，仇恨，对自由的酷爱，一时愤怒的冲动，对某些人说三道四的恐惧，凡此种种都能促使他做出与我们的估计相悖的事。此外还有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等差异，人们不愿相信这些差异的存在，因为两人在交谈时，它们消失在言语中，可是当我们独处时，它们重又出现，并从截然相反的出发点引导每个人的行为，以至心灵的真正会合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的小安德烈，您还在撒谎。您记得吗（您自己也承认，前一天我给您打过电话，您记得吗）？阿尔贝蒂娜那么想去凡德伊小姐也会去的维尔迪兰家的午后聚会，可是又瞒着我，好象这是件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是的，可是阿尔贝蒂娜绝对不知道凡德伊小姐会去。”“什么？您自己跟我说过，她几天前和维尔迪兰太太会过面。再说，安德烈，我们不必再互相欺骗了。一天早晨，在阿尔贝蒂娜的卧室里，我发现一张纸，是维尔迪兰太太给她的一个字条，力劝她去赴午后聚会。”说着我把那字条拿出来给她看，事实是阿尔贝蒂娜走的前几天，弗朗索瓦丝设法把这张字条放在阿尔贝蒂娜的衣物上面好让我一眼便看到，而且我担心，是她故意丢在那儿，让阿尔贝蒂娜误以为我翻过她的东西，总之让她知道我看见字条了。此后我常思忖：弗朗索瓦丝耍的这一诡计是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阿尔贝蒂娜的出走，因为她明白她再也无法对我隐瞒任何事了，她感到心灰意冷，一蹶不振。我给安德烈看字条，上面写的是：我毫不愧疚，因为我已得到亲人般感情的谅解……“您很清楚，安德烈，阿尔贝蒂娜总说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对她确实有如母亲、姐妹。”“但您把这张字条理解错了。维尔迪兰太太要让她在自己家会见的人根本不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而是那个未婚夫，那位‘我的情况很糟’先生，亲人的感情是指维尔迪兰太太对这个无耻之徒的感情，他是她的侄子。不过我想阿尔贝蒂娜后来是知道凡德伊小姐会来的，维尔迪兰太太可能顺便告诉过她。毫无疑问，她想到又将看到自己的朋友心里当然高兴，这使她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愉快时光，假如您要去一个地方，并知道埃尔斯蒂尔正在那儿，仅此一点，甚至无需这么完美，您也会很高兴的。阿尔贝蒂娜不愿对您说她为什么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是因为那里举行了一场排练，维尔迪兰太太只召集了很少几个人参加，其中有她的侄子，您在巴尔贝克遇到过他，邦当太太想叫阿尔贝蒂娜嫁给他，那天阿尔贝蒂娜想跟他谈谈。这个坏小子长得挺俊……再说也用不着找这么多理由，”安德烈补充道，“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阿尔贝蒂娜，她是个多好的姑娘，可是特别在她得过伤寒以后（在您认识我们这一伙的前一年得的病），她成了个十足的头脑发热、顾前不顾后的人。她会突然对自己手头的事感到厌恶，于是就得变换，而且刻不容缓，她自己大概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您记得您来巴尔贝克的第一年，就是认识我们的那一年吗？一天她突然让人给她发了份电报，叫她回巴黎，我们几乎来不及给她收拾行装。而她没有任何理由走。所有的借口都不能成立，那个季节巴黎会叫她受不了。我们大家都还在巴尔贝克，高尔夫球场还没关闭，甚至锦标赛还没结束，而她是那么想得冠军！而且冠军确实也非她莫属。离比赛结束只剩一周了，可她倒快马加鞭地走了。后来我还常跟她提这事。她说她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的，说是犯了思乡病（家乡，是指巴黎，您想这怎么可能），说她不喜欢呆在巴尔贝克，还说她觉得那儿有人嘲笑她。”安德烈的话里有一点是真的：如果说人们精神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果说感情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您不能说服一个不爱您的人，那么同样，人们的性格也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也是行为的动机。但我随后便不再考虑这一解释，我对自己说，要了解生活中的真情委实太难了！
我早就注意到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但又掩饰这种愿望，我没看错。然而这么一来，当我们如此这般地掌握了一桩事实，我们只了解其表面现象的其它事实却逃过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只看见闪过一些平面侧影便对自己说：是这个，是那个；是因为她，或因为另一个女人。凡德伊小姐也将赴午后聚会的事被揭穿后，我以为一切都已昭然，何况阿尔贝蒂娜为了先发制人自己也曾对我说起过。后来她不是无论如何不肯向我发誓说凡德伊小姐在场丝毫不使她感到高兴吗？提起那个年轻人，我倒想起一件被忘掉的事。不久前，那时阿尔贝蒂娜还住在我这里，我遇见过他，他一反在巴尔贝克时的态度，对我十分客气，甚至很亲热，恳求我让他常来看我，由于多种原因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我明白了，很简单，他知道阿尔贝蒂娜住在我家，就想跟我套近乎，以便于和阿尔贝蒂娜相会，并从我这儿把她夺走，我因此断定他是个卑鄙小人。然而事隔不久，这个年轻人的头几部剧作上演了，当然我仍旧认为他是为了阿尔贝蒂娜才那么想来我家的，我一方面觉得他这样做很不道德，可同时我也不禁回想起从前我去东锡埃尔看望圣卢，其实是因为我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固然情况不完全相同：圣卢不爱德·盖尔芒特夫人，因此我的感情虽然也许有点表里不一，却无半点背信弃义之嫌。尔后我又想，我们对拥有我们所希冀的财宝的人怀有温情，但如果我们喜欢这个财宝的拥有者本人，我们也会怀有同样的温情的。当然那时就必须抵御那种必然会直接导致背信弃义行为的友谊。我想我始终是这样做的。但有些人没有力量抵御它，我们不能说他们对财宝拥有者的友情纯粹是一种手段，不，他们的友情是真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表现得特别热烈，以至一旦铸成背叛行为，那个受骗的丈夫或情人就有理由气得目瞪口呆地说：“您要是听见这个无耻之徒曾经多少次对我作友谊的保证就好了！一个人偷别人的财宝，我尚能理解。可是在偷之前还狠毒地必定要先向他表示友谊，卑鄙、奸诈至于此真令人难以想象。”然而，非也，这不是以奸诈为乐事，甚至也不是完全有意识的欺骗。
阿尔贝蒂娜的假未婚夫那天对我表示的这类情谊远不只是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衍生物，它还有另一个更复杂的理由。原来他只是近来才知道，才承认，并愿意宣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世上除了体育和吃喝玩乐还存在其它有价值的事。由于我得到埃尔斯蒂尔和贝戈特的敬重，由于阿尔贝蒂娜可能跟他谈起过我如何评论作家，以及她想象我本人如何写作，于是我在他（终于发现了自我的新的他）心目中陡然成了一个有趣的人，一个他乐意与之交往的人，他愿意和他倾谈自己的计划，也许还要请他把自己介绍给贝戈特，因此他提出要来我家并对我表示好感是出自真心，他对我的好感中既有理智的原因也有阿尔贝蒂娜的影响，故而有真挚的成份。当然他并不是为此才那么想来我家，也不为此而放弃其它一切。这最后一个理由只不过加强了前两个理由，使它们达到某种狂热的顶峰，而且也许并未被他本人所认识，而其它两个理由则确实存在，正如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家看下午的排练时，她预想的乐趣也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那是十分光明正大的乐趣，因为她将与童年的女友重逢，她们在她眼里亦如她在她们眼里都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她将与她们畅谈，并以自己出现在维尔迪兰家这一事实向她们表明，她们往昔认识的那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了一个显要沙龙的座上客，此外她可能还将体味到听凡德伊乐曲的乐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在我提到凡德伊小姐时她脸上泛起红晕是因为我是在谈起那次午后的聚会时提到凡德伊小姐的，而她正想对我隐瞒那次午后聚会因为我不便知道那个婚姻计划。阿尔贝蒂娜拒绝向我发誓说她对在聚会上能与凡德伊小姐重逢不感到任何乐趣，这在当时增添了我的苦恼，加重了我的疑心，然而事后回想起来，这说明阿尔贝蒂娜一心要对我以诚相见，哪怕在无可指责的事情上，也许正因为这是件无可指责的事，可是还剩下安德烈所讲的有关她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虽然我不一定要心宽到认为这完全是安德烈为了不让我称心如意，为了打消我的优越感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我不是可以揣猜她有点夸大了她和阿尔贝蒂娜干的事，而阿尔贝蒂娜出于思想上的保留则缩小了她和安德烈之间的事，她狡狯地利用了我在这方面所下的某些愚蠢的定义，认为她和安德烈的关系不属于应向我交待的范围，因此她可以否认而不担欺骗之名。然而为什么偏偏认为是她在撒谎而不是安德烈在撒谎呢？事实和生活真是太艰深了，说到底我对它们还不了解，但在它们留给我的印象里厌倦也许仍然超过忧伤。
我记得我第三次意识到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已接近彻底的冷漠（这一次我甚至感到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冷漠），那是在安德烈最近一次来访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在威尼斯。
母亲带我去威尼斯过了几星期。由于稀世珍宝和平凡之物都各有其美妙之处，我在威尼斯得到的印象与我过去在贡布雷常有的感受颇为相似，不过如以乐曲相比，前者是后者在完全不同的调式上的搬移，同时也比后者更为丰富。当早晨10点钟侍者为我打开窗户遮板时，在我眼前熠熠发光的不是圣依莱尔的亮得象黑大理石似的石板瓦，而是圣马可教堂钟楼上的金色天使。它在太阳照耀下流光溢彩使人无法定睛注视，它张开的双臂仿佛在向我许诺，半小时后我在小广场上将领略到无上快乐，这一许诺比它从前向虔诚的人们所作的许诺更为切实可靠。我躺在床上能看到的只有这尊天使，然而世界不过是一面硕大无朋的日晷盘，我们能从盘上的一个日射刻度来测定时间，同样，在威尼斯的第一个早晨便使我想起贡布雷教堂前面广场的店铺，每个礼拜天我去望弥撒时这些店铺已在准备打烊，而集市的稻草在热烘烘的太阳下正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便想到的事，那催我起床的事（因为在我的记忆和愿望中，它已代替了我对贡布雷的回忆），则是我在威尼斯的第一次出游留给我的印象，这里的日常生活对于我就象贡布雷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象在贡布雷一样星期天早晨人们喜欢走到节日般热闹的街市上，不过这里的街是蓝宝石似的水道，阵阵和风吹来，河水分外清凉，水色蓝湛湛的，蓝得仿佛具有了一定的强度，我可以将目光倚于其上以放松我疲倦的双眼而不必担心水面会弯曲。象贡布雷鸟儿街的人们一样。我刚到的这座城市的居民也从一间紧挨一间排列整齐的房子里来到大街上；不过在墙根处投下一抹阴影的房子在这里被一座座用碧玉岩和花斑岩建成的宫殿所代替，宫殿物的拱门上方都雕有一尊美髯天神的头像（稍稍超出建筑物的边线，和贡布雷房屋大门上的门环一样），头像不是在地上投下影子使地面变成深棕色，而是在水中反射出倒影使水的湛蓝色更加幽深。在贡布雷的教堂广场上，时新服饰用品店的布篷和理发店的招牌会展开它们放大的影子，而在圣马可广场上，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正面的浮雕在沐浴着阳光的空旷的石板地上撒下蓝色碎花图形，这并不是说烈日当空时在威尼斯和在贡布雷都不必放下篷帘，即使水道边也不例外。不过篷帘都撑在哥特式窗户的四叶形饰物和涡形饰物之间。我们下榻的旅馆的窗户也是如此，母亲就站在窗户的栏杆前，她一面凝望着水道，一面耐心等着我，过去在贡布雷她也许不会表现出这份耐心，那时，她在我身上寄托了种种希望，后来都未实现，所以她不愿让我看出她是多么疼爱我。现在她深深感到故作冷漠已无济于事，便对我不再吝惜她的慈爱，好似人们对被确认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开禁，准许他们吃原来被禁止的食物。诚然，使得莱奥妮姨妈那幢坐落在鸟儿街的房子的窗户与众不同的那些细微特点，诸如与左右两扇邻窗的距离不等而产生的不对称感，过分高的木窗台，便于开百叶窗板的弯曲形栏杆，用束带分系于两边的蓝色轧光缎子窗帘，这一切也都能在威尼斯这家旅馆看到，在这里我听到那种十分独特、十分动人的话语，根据这话语我们远远便能认出那就是我们要回到那里用午餐的住所，而且日后它们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好象一种见证，证明在某一段时间这儿曾是我们的住所；不过在贡布雷，正象在差不多所有其它地方，向我们说这些话语的是最平常、乃至最丑陋的东西，而在威尼斯这一任务却由旅馆半阿拉伯式的尖形拱肋来承担，这尖拱被作为中世纪家用住房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陈列在所有的造型博物馆里，印在所有带插图的艺术书刊上；我从老远的地方，甚至刚过圣乔治大教堂便能看到早先见过我的尖拱，它象一个表示欢迎的微笑，而那一条条高耸的尖拱折线却象高傲的、近乎孤芳自赏的目光，给它增添了一种尊贵气派。妈妈坐在彩色斑斓的大理石栏杆后边，一面看书一面等我，她的整个脸庞笼在白色绢网的短面纱里，面纱的白色和她头发的白色都同样使我心碎，因为我深知母亲暗自留着眼泪在草帽上加上了这副白纱，并不是为了在旅馆的侍者们面前显得“穿着讲究”，而是为了让我觉得她不是那么身戴重孝，也不是那么悲哀，她心头的创伤几乎已经平复；母亲没有立即认出我，所以一听到我从轻舟上唤她，便向我送来发自心底的爱，这份爱不需要任何物质来载托，只由母亲那富于情感的目光载着它，母亲将它的目光尽量与我靠近，并微微撮起嘴唇，把她的目光升华为一个仿佛在亲吻我的微笑，母亲就坐在那尖拱形窗框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的尖拱宛若一个更为含蓄的微笑，成了上面这幅画面的背景——正因为这样，这扇窗户在我的记忆里便具有某些事物的温馨，这些事物与我们同时而且就在我们近旁在某个时刻中占据一席位置，这个时刻既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因此不管这扇窗有多少多彩多姿的中挺，不管它多么闻名遐迩，对我来说它却象某位和我同在一个度假胜地呆过一个月并跟我结下一段友情的天才人物那么知己，而自那以后，每当我在博物馆看到这扇窗的铸型就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原因就在于它在对我说一句最能打动我心弦的话：“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您母亲呢。”
我去找已经不在窗下的母亲，一离开户外的炎热，便立即感到一阵清凉，这是过去在贡布雷我回楼上自己的房间时感到的那种清凉；不过在威尼斯这股凉气是由海风吹表面每时每刻都迸射出一线海蓝色阳光，台阶的建筑艺术既吸收夏尔丹①的有益教导，又揉进了维罗内塞②的风格特点。在威尼斯给我们留下生活的亲切印象的是艺术作品，是那些华美的东西，因此，借口威尼斯城举世闻名的部分在某些画家笔下只有一种冷漠的美（马克西母·德托马斯的精美习作除外），便反其道而行之一味表现威尼斯的贫困面貌，即表现见不到它的辉煌壮美的那些地方，或者借口要使威尼斯显得更亲切、更真实，便把它画得有点象奥贝维里埃③，这样做实在是抹煞了这座城市的特点。不少名画家，出于对蹩脚画师笔下那个人工造就的威尼斯的一种自然的逆反心理，专门致力于描绘威尼斯平凡的郊野和被废弃的小水道，认为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威尼斯，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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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注重构图的和谐，及对象的色调和质感。风格朴实简练。
②维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其装饰风格与明朗的银色调子为意大利18世纪装饰壁画所取法。
③奥贝维里埃：巴黎北边的一座小城。
下午倘若我不和母亲外出，我也常去探索这个威尼斯，因为在这里更容易见到下层社会的女人，比如做火柴的，穿珍珠的，制作玻璃器皿或编织花边的女人，还有围着带流苏的黑色大披肩的年轻女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去爱她们，因为我已基本上忘掉了阿尔贝蒂娜，同时她们又比别的女人更能激起我的情欲，因为我对阿尔贝蒂娜还留有一点回忆。况且谁说得清，在我对威尼斯姑娘如饥似渴的追求中，她们本人占多少成份，阿尔贝蒂娜占多少成份，我对昔日威尼斯之行的留恋又占多少成份呢？他们的任何欲念虽然象一个和弦似的单一，但却包含了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音符，有时假如我们取消其中的一个音符。虽然我们听不到，意识不到，而且它与我们追求的对象没有任何关联，然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欲念也随之化为乌有。我在追逐威尼斯姑娘时感到的兴奋与激动，这种心态里包含的许多东西我并没试图去剖析。
我乘坐的轻舟顺着小运河行驶；仿佛有一只神秘的精灵之手指引着我在这座东方城市的曲曲弯弯的水道中前行。随着小船向前行驶，水道好象为我在城区中心开出一条路，城区被这些水道分割成若干小块，一座座带着摩尔式窗户的高大房屋之间有一条任意开凿出来的细小水路把它们隔开；船儿所经之处，前方水面上总闪耀着一线阳光，顺着河道为它开的路向前移动，好象是那位神奇的向导手执一支蜡烛在为我照明。可以想象，那些被小水道隔开的贫寒房舍本来可能连成密集的一片，房屋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空余的地方。这样，教堂的钟楼或花园的葡萄架便垂直地突出在河上，宛如被水淹没后的城市景象。但是由于小运河起着和大运河一样的替带作用，所以不管是对教堂还是对花园来说，海水都极为合适地负担了大街小巷等各种交通线的职能，小运河两岸一座座教堂耸立于水上，水面成了人口稠密的贫困老城区，就象那些微贱而热闹的教区，身上带着贫穷和与众多下层人接触留下的印记；水道穿过的花园里，树叶或裂开的果实一直拖到水中，在房屋突起的边缘上（这些边缘上的沙岩劈得很粗糙，至少依然凸凹不平，象是刚才被匆忙锯下来似的），坐着一群神情惊讶的野孩子，他们让双腿笔直下垂，稳稳地保持着平衡，如同端坐在活动甲板上的水手，甲板刚刚分成两半，好让海水从中间通过。有时一座颇为精美的古迹映入眼帘，它出现在这里令人感到意外，好象我们在刚打开的盒子里发现的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比如一座带考林辛式柱子，正面饰有寓意雕像的小象牙寺庙，它象散落在日常用品中的一件艺术精品，显得有点迷惘落寞的样子，因为尽管人们给它留出了一席之地，它那露在水面外的列柱廊还是有点象为菜农建造的登岸码头。我有一种感觉，而我的欲念则加强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屋外，而是在渐渐深入到某个秘密的处所，我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左边或右边发现一点新东西，一座小型纪念性建筑物啦，或是一座意想不到的广场啦，它们都带着人们第一次见到的美丽事物的新奇意味，但它们存在的目的和用途尚不为人所知。我穿街走巷步行回旅馆，有时拦住一些平民女子，阿尔贝蒂娜可能也这样做过，我真希望此刻她能和我在一起。然而她们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些姑娘；阿尔贝蒂娜在威尼斯的时候，她们可能还是些孩子。然而既然我追求的是相似的对象，而不是同一个对象，因为我不指望能重新找到它，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我出于懦弱过去已经背弃了我的每一个被视为独一无二的愿望，现在我则执拗地专门寻找阿尔贝蒂娜不曾认识她们本人的那些女人，我甚至不再追求我从前渴望得到的女人。不错，我常常会怀着前所未有的强烈欲念想起梅塞格里丝或巴黎的某位小姑娘，想起在第一次去巴尔贝克的旅途中，一个清晨，我在一个小山丘脚下看到的那个卖牛奶的姑娘，然而可叹的是，我回记中的她们是当时的模样，也就是说她们现在必定不再是的那个模样。因而如果说从前当我找一个相似的女寄宿生来代替一个我再也见不着的女寄宿生时，我已被迫在欲念的唯一性上作了让步，那么现在，为了重新找到曾经扰乱过我或阿尔贝蒂娜少年时期的那些姑娘们，我就必须进而违背欲念的个体性原则：我应该寻找的不是当时才16岁的姑娘，而是现在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因为既然个人身上最特别的东西已寻觅不到，它已经从我身边消失，那么现在我所爱的应该是青春。我知道从前认识的那些姑娘们的青春如今只留在我火热的回忆里，我也知道不管她们在我的记忆里再现时我是多么想得到她们，但如果我真想收获当年的青春和鲜花，我应该采摘的就不是她们。
我去小广场找母亲时太阳还高悬在天上。我们叫了一只小船。“您那过世的外祖母会多么喜欢这如此朴实的雄伟气派呵！”母亲指着公爵府说，公爵府怀着建筑师寄托给它的思想注视着大海，它忠实地守着这种思想默默地等待着逝去的总督们。“她甚至会喜欢这柔和的粉红色，因为这颜色不做作。唉，你外祖母会多么喜欢威尼斯呵！她会觉得所有这些美好的建筑是多么亲切，亲切得可以和大自然的风光媲美，而它们的内涵又那么丰富，以至不需作任何布置，只需以它们的本色出现，这圆锥形的公爵府，这些圆柱，你说是希律王府的圆柱，就这么随便竖在小广场的中间，还有圣约翰－达克尔教堂的柱石，更是没有刻意安排的痕迹，好象没有其它地方可搁才造在那儿似的，还有圣马可教堂楼厅的群马雕塑。你外祖母会带着观看山上日落的那份兴致来欣赏总督府的日落的。”母亲的话确实有点道理，当小船沿着大运河逆流而上把我们载回住所时，我们的小船在排列成行的宫殿之间穿行，只见这些宫殿的粉红色侧壁反射出日光和时光，并随着光线的变化和时光的推移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但并不象私人府邸或著名的古迹，倒象吸引人们傍晚荡着轻舟去它脚下观看日落的连绵起伏的大理石峭壁。这样，航道两边的屋宇使人想起大自然的景点，不过这个大自然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它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因为威尼斯仍然给人一座都市的印象，尽管它几乎就建造在海上，建造在波涛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波涛每日两度涨落，涨潮时那些宫殿的华美的露天楼梯被淹没，退潮时又显露出来），正象在巴黎的马路上，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在布洛涅树林里，或在任何时髦的林荫大道上可能发生的那样，我们在照出浮尘的落日余辉中与一些雍荣华贵的夫人小姐交臂而过，她们几乎都是外国人，慵懒地倚在“漂浮的马车”靠垫上，她们的船排成一队，有时在一座住着她们要拜访的女友的宫殿前面停下来，她们派人打听女友是否在家，然后一面等回音一面准备万一女友不在家时要留的名片，就好象她们是在盖尔芒特府门前似的，同时她们还在自己的导游指南上查找这座宫殿建于哪个时代，属于何种风格，这时晶莹的海水被夹挤在跳荡的小船和发出巨响的宫殿大理石之间，象受惊的马儿一个劲往上窜，她们的小船被漩流激烈地颠摇着，仿佛被抛在蓝色波浪的浪尖上。这样，在威尼斯的外出散步，哪怕只是为了访亲会友和递交名片，也是独具一格的，它有三重意义，既是一般的社交往来，又具有参观一座博物馆和在海上溜达的形式和情趣。
大运河两岸的宫殿有好几座改成了旅馆，不知是因为我们喜欢变换口味还是为了对萨士拉夫人表示热情——人们每次出外旅行都可能遇见预想不到的、来得不合时宜的熟人，我们与萨士拉夫人不期而遇，母亲邀请了她——一天晚上，我们想尝试一下不在我们自己的旅馆而到另一家旅馆吃晚饭的滋味，据称那家的饭菜做得更好些。在母亲付钱给船夫尔后和萨士拉夫人走进她预订的小餐室的当儿，我想看一看旅馆的大餐厅，这个餐厅有着漂亮的大理石柱子，过去四面墙上绘有大幅壁画，至今这些壁画还未好好修复。两名侍者在用意大利语交谈，我翻译如下：
“老头老太是不是在他们房间里吃饭？他们从来不通知一声。真伤脑筋，monsosebesognaconservalorolatavola①。管他呢，要是他们下楼来发现桌子被人占了那就算他们倒霉！我不明白这么气派的旅馆怎么接待这种外地人，他们根本不配做我们这地方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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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即：我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要为他们保留餐桌。
尽管侍者对这种人不屑一顾，他还是需要知道有关餐桌的事怎么决定，他正要让人差电梯司机去楼上询问，但还没来得及，答案却已摆在他面前：他看见老妇正走进餐厅。我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位头戴无边软帽，身穿一件W裁缝制作的、但在不识货者眼里与老看门女人的衣服毫无二致的黑色上衣的老太太是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虽然在岁月的重压下她显得又忧郁又疲乏，虽然她脸上布满了象湿疹或麻风似的红色斑点。事有凑巧，我站在那儿审视一幅壁画残迹的地方，恰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刚刚就座的那张桌子后面，靠着漂亮的大理石墙壁。
“看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很快就会下楼来了。他们住在这儿一个月了，只有一次不在一起吃饭。”侍者说。
我正在思忖，跟她一起旅行，被侍者称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的人究竟是她的哪位亲戚呢？不一会儿只见她的老相好德·诺布瓦先生朝她的桌子走来，并在她身旁坐下。
他年事已高，声音已不及以前洪亮，但过去他言谈十分含蓄，现在却锋芒毕露。究其原因也许是他感到满怀抱负已没有时间去实现，故而把全部激越的火热之情都倾注在言辞中；也许他急于重返政治舞台却被排斥在政事之外，因此他天真地想通过对政敌进行辛辣的批评逼他们下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我们常听到一些政客断言他们不在其中任职的内阁维持不了三天。不过，倘若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已完全丢掉了他惯用的一套外交辞令那也未免失之夸张。只要一谈起“重大事件”，他便重新成为我们了解的那个德·诺布瓦，这一点大家以后会看到，而在其余时候他则以老年人的狂暴不是对这个人就是对那个人发泄怒气，某些八旬老人便是以这种狂暴扑向女人，但他们对女人已不可能有多大的伤害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保持了几分钟的沉默，当衰老和疲惫使一个老妇人难以从往昔的回忆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时就会有这种沉默。随后他们谈起那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至今继续相爱的痕迹。
“您去过萨菲阿蒂家了吗？”
“去过了。”
“他们明天寄出吗？”
“我亲自把杯子带回来了。晚饭后我拿给您看。我们看看菜单吧。”
“您把我的苏伊士运河证券委托书拿出来没有？”
“没有，目前交易所的注意力放在石油证券上。但是不用着急，股票市场形势很好。菜单来了。头道菜有鲂濛。我们要一点好吗？”
“我要一点，可您，医生不让您吃的。还是要点意大利煨饭吧。不过他们做不好。”
“没关系。喂，伙计，先给夫人来点鲂濛，再给我来一份煨饭。”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瞧，我给您拿来几份报纸，corrieredellasera①，laGazzettadelpopolo②，等等。您知道吗，现在报上正在大谈特谈一场外交活动，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可能是巴莱奥洛格，他在塞尔维亚不称职是众所周知的。洛塞可能替代他，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空缺职位就得派人去顶。不过，”德·诺布瓦先生忙又尖刻地说，“这可是个重要的使馆，很明显在那里任何情况下都是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首席位置，因此为谨慎起见，最好是找有经验、有办法的人去任职，才能对付得了我们英国盟友的敌人设下的圈套，而不能派一些初出茅庐的外交人员，他们会一下子就上当受骗的。”最后这几句话，德·诺布瓦先生说得又快又急，怒气冲冲，因为各报纸没有按他的嘱托提他的大名，而把一位年轻的全权公使提出来作为“一号种子选手”。“天晓得，如今老年人都被人通过不知什么拐弯抹角的阴谋撇在了一边，不让他们代替那些程度不同的无能新手！我见过不少凭经验办事的所谓外交家，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试探性气球上，但气球往往很快就被我戳穿。如果政府不明智地把国家的领导权交到一些毛毛糙糙的人手里，毫无疑问，只要一声召唤，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会回答：到。不过谁知道（然而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知道他指的是谁），倘若派一个学识渊博、机智灵活的老将，情况是否也会一样？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君士坦丁堡的职位只有在我们和德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纠纷解决后才能接受。我们不欠谁什么，不能容许人家每半年就用欺诈手段要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交出莫名其妙的什么清帐单，而且总是由御用的新闻界提出来。这种情况应当结束了，当然一个有本领、经受过考验的人，一个，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个能让皇上听得进他的话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威了结这一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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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意即：晚邮报。
②意大利文，意即：民众报。
一位正要吃完晚饭的先生向德·诺布瓦先生打招呼。
“噢！这不是福格希亲王吗？”侯爵说。
“噢！我可不太清楚您指的是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叹息说。
“可不是他吗。是奥东亲王，是您的表姐杜多维尔公爵夫人的亲妹夫。您还记得我跟他一起在博内塔布尔打过猎吗？”
“哦！奥东，就是以前绘画的那个？”
“不，不是，是娶了N大公爵的妹妹的那个……”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些话时语气颇为不快，好象一个不满意自己的学生的老师，而且他那双蓝眼睛死死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一俟亲王喝完咖啡离开餐桌，德·诺布瓦先生便站起身，殷勤地向他走去，然后以庄严的动作自己站到一边，侧转身体，把亲王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亲王站在他们旁边的那几分钟里，德·诺布瓦先生用他的蓝眼珠始终紧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刻也不离开，这是出于老情人的讨好或严厉，尤其是因为担心她运用那种他曾经很欣赏而眼下却害怕的不正规的语言，每当她对亲王说了什么不准确的话，他立刻加以纠正，并且盯住疲惫而温顺的侯爵夫人的眼睛，他那种持续的高度紧张的样子很象一个正在施行动物磁疗法的催眠师。
一名侍者过来对我说我母亲在等我，我回到母亲那儿，向萨士拉夫人表示了歉意，并说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了，很有意思。听到这个名字，萨士拉夫人顿时脸色发白，似乎快要晕倒了。她一面竭力控制自己一面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是德·布永小姐？”
“是的。”
“我能不能远远望她一眼？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那就别太耽误时间了，夫人，她就要吃完晚饭了。可是她怎么会引起您这么大的兴趣呢？”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第一次结婚后成了德·阿芙雷伯爵夫人，她美得象天使，坏得象魔鬼，她使我父亲为她发疯，弄得他倾家荡产，随后又抛弃了他。是啊，虽然她的行为象一个最最为人不齿的窑姐儿，虽然是她害得我和我的亲人们在贡布雷过着拮据的生活，可是现在父亲既已去世，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他爱过当时最美丽的女人，而我却从未见过她，不管怎样，我会好受些，如果……”
我把激动得直打颤的萨士拉夫人一直领到餐厅，并且指给她看谁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但萨士拉夫人就象那些盲人，总不把眼睛转向应该看的地方，她的视线不是停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用餐的那张桌子上，而是往餐厅的另一个地方搜寻：
“她大概已经走了，在您说的地方我看不到她。”
她一直在搜寻、追捕着她既憎恨又爱慕而且那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占据着她的想象的那个幻影。
“怎么不在，在第二张桌子。”
“可能我们不是从同一张桌子数起的。按我的数法，第二张桌子那里，在一位老先生旁边，只坐着一个矮个儿驼背女人，脸红红的，丑得吓人。”
“正是她！”
与此同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让德·诺布瓦先生请福格希亲王坐下后，三人之间开始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他们谈论政治，亲王宣称他对内阁的命运问题并不关心，并说他在威尼斯还要待一个多星期。他希望等他回去时内阁危机已经避免。福格希亲王起初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对这些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这位在此之前曾如此激烈地表明自己的政见的先生，突然沉默得几乎象天使，倘若他重新发出声音，那沉默似乎只可能化为门德尔松①或塞扎尔·弗朗克②的纯洁而忧伤的乐曲。亲王还以为这种沉默是出于一个法国人不愿在意大利人面前谈论意大利的事的审慎态度。亲王的猜想完全错了。在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沉默和冷漠的神情不是审慎的标志而通常是他对重大事件进行干预的前奏。我们已经看到，侯爵觊觎的正是君士坦丁堡的职位，条件是德国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为此他打算对罗马内阁施加压力。侯爵认为，只有一个出自于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行动才不愧为他的外交生涯的圆满结束，甚至可能是新的荣誉和他从不想放弃的艰难职务的开始。因为衰老首先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是行动的能力而不是欲望。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那些活到很老的人才不得不象放弃了行动一样放弃了欲望。他们甚至不再参加无聊的竞选，比如竞选共和国总统，而早先他们却曾不止一次地力图取胜。如今他们只满足于外出、吃饭、看报，他们人还活着，但原来的自我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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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②塞扎尔·弗朗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
为了让侯爵不感到拘束，并表明自己把他视为同胞，亲王跟他谈起现时内阁会议主席的几个可能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的任务将是艰巨的。福格希亲王举了20多个在他看来可以当部长的人名，而那位往日的大使则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皮半耷拉在蓝色的眼珠上，最后他突然打破沉默说出一句话，这句话将成为20年里所有大使馆的谈资，乃至后来当人们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还被某个署名为“一个知情人”或“见证人”或“马基雅维里”①的人物在某个报纸上旧事重提，而且正因为原来已被遗忘，才有重新引起轰动的效果。话说福格希亲王刚刚在这位象聋子一般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的大使面前提了20多个名字，突然德·诺布瓦先生微微抬起头，用他以往那些最有影响的外交谈话的形式，只是这次更大胆，也不象以往那么简短，他狡黠地问：“难道没有一个人提乔利蒂②的名吗？”一听这话福格希亲王顿时明白自己原来的判断错了；他听见了来自天堂的低语。随后德·诺布瓦先生便天南海北地谈起来，也不怕吵了别人，正象当巴赫的一首美妙绝伦的咏叹调最后一个音符一奏完，听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高声说话，或去存衣间取出自己的衣服。使他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他还请求亲王如有机会谒见国王和王后陛下，一定要代他恭致敬意，这是人们动身前说的一句话，相当于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有人大声喊“贝卢瓦路的马车夫奥古斯特”。我们不清楚福格希亲王当时的确切感想是什么。他听到“乔利蒂呢，没有一个人提他的名吗？”这句名言后一定无比高兴。因为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最闪光的优点虽然因年迈而变得黯淡和紊乱，但他的“大无畏气概”却随着年龄而日臻完美，一如某些老年音乐家，其他方面都走下坡路，但到生命结束时却在室内音乐的演奏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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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后泛指一切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
②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1908—1914年曾连续担任内阁会议主席。
总之，本来打算在威尼斯呆半个月的福格希亲王当天就回了罗马，并且几天后为产业的事受到国王的接见，我想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亲王在西西里拥有的产业。内阁苟延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长些。内阁倒台后，皇上就为给新内阁物色一个合适的首脑多方征求了国务活动家们的意见。然后他召来乔利蒂先生，后者同意出任内阁总理。三个月后，一家报纸记叙了福格希亲王和德·诺布瓦先生的会晤。报上转述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我们转述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报上写的是“他带着人们熟悉的那种狡黠而优雅的微笑说”，而不是“德·诺布瓦先生狡黠地问”。德·诺布瓦先生认为对一个外交家来说“狡黠地”这个词已经够有爆炸力的了，而这种添油加醋的做法起码是不合时宜。他曾请求法国外交部予以正式否认，然而外交部也穷于应付。因为自从那次会晤被披露报端以后，巴雷尔先生每小时向巴黎打好几次电报，抱怨在奎里纳莱①有一个非官方的法国大使，并报告此事在整个欧洲引起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其实并不存在，但各国大使出于礼貌不便在巴雷尔先生声称大家对此事反感时否定他的说法。一向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巴雷尔先生把这种礼节性的缄默当成了同意。于是他立即打电报给巴黎：“本人与维斯孔蒂一韦诺斯塔晤谈了一小时，云云。”他的秘书们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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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奎里纳莱：最早是罗马教皇夏天的居所，1870年开始成为意大利国王的王宫。
不过德·诺布瓦先生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报纸为他效忠，早在，1870年，当他在某个德语国家任法国公使时，这家报纸就曾为他帮过大忙。该报的文章（尤其是头版头篇不署名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可是当这头版头篇文章（在遥远的过去被称为“巴黎开篇”，现在不知为什么称为“社论”）写得拙劣了，老是没完没了重复同一些字眼时，人们对它的兴趣反倒比以前增强了百倍。当时每个人都激动地感到那篇文章是“受启发”而写的，也许是受德·诺布瓦先生的启发，也许是另一位当代伟人。为了使读者对意大利发生的事件预先有个概念，让我们看看德·诺布瓦先生在1870年是如何利用这家报纸来为他服务的吧，大家也许会觉得他此举徒劳无益，因为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德·诺布瓦先生自己却认为此举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万事首先要作好舆论准备乃是一条公理。他那些字斟句酌的文章颇象对一个病人的乐观的估计，而紧接着病人却一命呜呼了。举例说吧，1870年宣战前夕，当战争总动员已接近完成时，德·诺布瓦先生（自然是躲在暗处）认为有必要给那家有名的报纸寄去下面这篇社论：
“在权威人士中间，占上风的意见似乎认为，自昨天下午三四点钟以来，局势可以被看作是严重的，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危急的，当然，还未到令人惊慌的程度。德·诺布瓦侯爵先生可能已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多次晤谈，以便本着坚定而和解的精神，极其具体地研究现存摩擦——倘若可以这么讲——的种种原因。遗憾的是在本文付印时，我们尚未得到两位公使就寻求一个可作为外交文本基础的形式达成协议的消息。”
最新消息：“消息灵通人士满意地获悉，普法关系似乎稍有缓和，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在‘菩提树下’①会见了英国公使，并与之晤谈了20分钟左右，人们对此事会予以特别重视，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消息。”（在“令人满意的”一词后面加了个括号，括号中是相应的德语词：befriedigend。）然而次日社论写道：“尽管德·诺布瓦先生行事灵活，而且公众一致赞誉他善于巧妙而有力地维护法国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但两国关系的破裂可以说已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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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柏林市区的一条林荫大道。
在这样一篇社论后面报纸不能不附几则评论，不用说，这些评论也是德·诺布瓦先生寄去的。大家可能已经从前面几页里注意到，“条件式”①是这位大使在外交文字里特别喜欢使用的语法形式。（不写“据说人们特别重视”而写“人们可能特别重视”。）但他也同样喜欢用直陈式现在时，但不是用这一语法形式通常的意义，而是用它在古法语中的祈愿式意义。社论下面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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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动词的一种语式，表达不肯定或婉转语气。
“公众从未表现出如此令人感佩的镇静。（德·诺布瓦先生很希望这是真的，但又怕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公众厌倦了徒劳无益的骚动，而且满意地得知皇上的政府将根据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公众别无他求（祈愿式）。这种崇高的镇静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的征象。除此以外，我们还想补充一条消息，它可以，如果有此必要的话，进一步安定人心。此间肯定，由于健康原因早已准备回巴黎接受一次短期治疗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已离开柏林，他认为自己留在那里已失去意义。
最新消息，“皇帝陛下今晨离开贡比涅回巴黎，以便与德·诺布瓦侯爵、国防部长以及深得公众信任的巴泽纳元帅共商国家大事，皇帝陛下取消了为款待其嫂德·阿尔贝公爵夫人而准备举行的晚宴。这一措施一经为公众获悉立即普遍产生极为良好的反响。皇上检阅了部队，部队热情之高笔墨难以形容。皇上到巴黎后即发出动员令，有几支部队接到动负令后准备一有情况便向莱茵河方向开拔。”有几次黄昏时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我感到过去的阿尔贝蒂娜，虽然我自己看不见，却给关在我心灵的深处，就象关在威尼斯内城的“污水槽”里，有时一件小事使水槽的变得牢固的盖子滑开，给我打开一个通向过去的洞口。
比如一天晚上，我的场外证券经纪人的一封来信在一瞬间重新为我打开了关着阿尔贝蒂娜的牢笼的大门，在我心中的这个牢笼里她是活生生的，然而离我又是那么远，那么深，因此还是无法接近。早先为了能有更多的钱花在她身上我曾经做过金融投机，她死后我就不再管那些事了。然而时代变了；上几个世纪的一些至理名言被这个世纪否定了，梯也尔先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曾说铁路永远不会成功；德·诺布瓦先生谈到公债时曾对我们说：“公债的收益也许不很高，但至少本金永远不会贬值。”但这些公债往往正是跌价跌得最惨的。这样，仅仅在英国长期公债和塞依①制糖厂这两项上，我就必须付给场外证券经纪人几笔数目极为可观的差额，同时还要付利息和延期交割贴费，以至我一气之下决定把这些债券全卖了，这一来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顿时就只剩下不到1F5，而阿尔贝蒂娜活看时这笔遗产还全数在我手中呢。我们家留在贡布雷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件事，由于他们还知道我和圣卢侯爵及盖尔芒特一家交往甚密，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结果。”如果贡布雷的人们得知我搞投机是为阿尔贝蒂娜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姑娘，一个可以说是受我外祖母以往的钢琴教师保护的姑娘，他们一定会惊奇得非同小可。在贡布雷，人们按他们了解的各个人的收入情况把他永远地归入一个等级，就象归入一个印度的种姓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无法想象盖尔芒特们的天地里的充分自由，这里，人们对财产毫不重视，人们可能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但却认为它并不能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正象胃病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样。贡布雷的人兴许反而以为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些破落贵族，他们的庄园被抵押，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其实，如果我真的破产了，他们会是首先主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过我不会接受罢了。至于我的相对破产，这事确实使我烦恼，因为我对威尼斯女人的兴趣近来集中在一个年轻的卖玻璃制品的姑娘身上，这姑娘花朵般鲜艳娇嫩的皮肤透出由浅入深韵致万千的橙色，令人看了心往神迷，我每天都想再见到她，但我知道母亲和我不久即将离开威尼斯，因此我下决心设法在巴黎为她谋个事儿，好让我们俩不分离。她妙龄17的青春美色是那么高雅脱俗，光彩照人，不啻是一幅提香的真迹，我在走之前无论如何要弄到手。然而，我仅存的那点财产对她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她离乡背井为我一个人来巴黎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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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依（1774—1840），法国经济学家，在南特领导一家制糖厂，著有《各国财富研究》等。
我正要读完场外债券经纪人的信，信中有句话：“我将照管您的延期交割贴费”突然使我忆起另一句同样虚伪的职业性套语，就是巴尔贝克的海滨浴场女侍对埃梅谈起阿尔贝蒂娜时用的那句话：“当时是我照管她的，”她说。以前从未在我脑海中再现的这几个字此时有如“芝麻开门”，突然令囚室的门开启了。但不一会儿牢门重又在被囚禁者面前关上——我不想去和她团聚，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她，再也想不起她的样子了，而对我们来说，人们是通过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才存在的——但她的被遗弃一时却使我觉得她分外楚楚动人，只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已被遗弃：我在一闪念之间竟羡慕起那段已经很遥远的时光来，那时我日日夜夜被对她的回忆所萦绕而痛苦。还有一次，那是在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教堂，12使徒之一的旁边有一只用单线勾勒的鹰，使我蓦地想起了那两只戒指，并且几乎重新勾起了它们给我带来的痛苦，弗朗索瓦丝曾发现这两只戒指一模一样，而我一直没弄清这两只戒指是谁送给阿尔贝蒂娜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它似乎本应该使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死灰复燃。当我们的游船在旅馆门前的石级下停住时，看门人交给我一封电报，为了这封电报，电报局职员已经来过三回了，因为收报人的姓名写得不准确（我还是能从意大利报务员译走了样的名字上认出是我的名字），要我给一个收据，证明这份电报确是拍给我的。一回到房间，我立即拆开电报，扫了一眼电文，电文有很多传送错误，不过我还是能读出如下的话：“我的朋友，您以为我死了，请原谅我，我好端端地活着，我想见您，跟您谈结婚的事，您何时返回？温柔地爱着您。阿尔贝蒂娜。”于是发生了与外祖母相同的情况，只是过程相反：我得知外祖母去世时，起初未感到丝毫的悲伤。只是在对她的不自觉的回忆使她变得栩栩如生后我才真正为她的死而难过。现在阿尔贝蒂娜在我思想中已经死去。因此她还活着的消息并没给我带来预想的快乐。对于我，阿尔贝蒂娜只是一束思念，只要这些思念还活在我心中，她便能肉体虽死精神犹生；但是现在这些思念已经消逝，因而她不能随着肉体的复活而在我心中复活。当我发现，她还活着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快乐，当我发现我已不再爱她，我本应为此感到震惊，而且震惊的程度应该甚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外出旅行几个月或病了几个月以后，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了不少白头发，和一副成年人或老年人的陌生面容。这确实使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过去的“我”，那个金发青年已不存在，“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与白发下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代替了原来的脸孔相比，我的变化不是同样深刻，旧我不是消逝得同样无影无踪，同样彻底地被新我替代了吗？但是人们既不因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按照日月更替的次序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苦恼，也不因自己在同一时期竟会是每天性格互相矛盾的人——今天凶狠明天心软，今天体贴明天粗野，今天公正无私明天野心勃勃——而苦恼。不苦恼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旧我已经消隐——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暂时的、性格方面的消隐，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永久的、情欲方面的消隐——不可能悲叹另一个我，而这另一个我在当时当刻，或从此以后，则是整个儿我；粗野者为其粗野而得意因为他是粗野者，健忘者不为其缺乏记忆力而伤心正因为他已经遗忘。
我是没有能力使阿尔贝蒂娜复活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复活我自己，复活当年的我。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它通过极其细微而又从不间断的工程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按照这一规律，生活并没有在阿尔贝蒂娜死去的第二天对我说：“变成另一个人吧。”然而，通过无数微小得使我难以觉察的变化，生活几乎把我整个儿更新了，因此当我的思想发现它的主人变了时，它已经适应这个新主人——我的新“我”；它依附的是这个新主人。大家已经看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我的妒忌，来自于某些甜蜜的或痛苦的核心印象通过联想向四面八方的辐射，来自于对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回忆，来自于阿尔贝蒂娜晚间在我颈脖上印下的温柔的吻。但是随着这些印象的逐渐淡化，被它们染上令人忧虑的或令人愉快的色调的广阔印象场便恢复了中性色彩。一旦遗忘占领了痛苦或欢乐的几个主要据点，我的爱情的抗争便被击败了，我便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试图想起她。早在她出走后两天，我就曾经为自己居然能离开她生活48小时而惊恐万分，那时我就有个预感，看来这个预感是正确的。正象从前我给希尔贝特的信中所说以及我对自己所说的：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两年，我就不再爱她了。当斯万要我再去看希尔贝特时，我觉得这就象要我接待一个死去的人一样不合适。死亡——或者我以为的死亡——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所做的工作与长期的关系破裂在希尔贝特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死亡只不过起了分离的作用罢了。我的爱情一想到它的出现便不寒而栗的那个恶魔——遗忘，终于真如我所料把我的爱情吞食了。阿尔贝蒂娜还活着的消息不仅没有唤起我的爱情，不仅使我看到我返回到漠然状态的旅程已即将走完，而且还在一瞬间促使这种返回加快速度，加快得如此之猛以至我事后不禁自问，过去那个相反的消息，即阿尔贝蒂娜死亡的消息，是否在完成她的出走所做的工作的同时，反过来激励了我的爱情，推迟了爱情的衰退。是的，现在知道她还活着，知道我可以和她重新聚首，反倒顿然使她在我心中失去了价值，我因此不禁自问是否是弗朗索瓦丝的暗示，是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本身，乃至她的死（假想的，却信以为真）延长了我的爱情，因为当第三者甚至命运力图把我们和一个女人分开时，他们的阻挠只能使我们更依恋那个女人。眼下发生的事恰恰相反。我试着回想阿尔贝蒂娜的音容笑貌，然而也许因为我只需对她作出表示便能得到她，在我回忆中出现的是一个已经相当肥胖、有点男性化的姑娘，她那张憔悴的脸上，如同种子就要破土发芽一样，已经凸现出邦当太太的侧影。她与安德烈或其他姑娘可能干的事已不再使我感兴趣。我在很长时期里以为无法治愈的苦恼已不再使我痛苦，而这一切说到底我本来应该能预见到。诚然，对情妇的怀恋，尚未熄灭的炉火也和结核或白血病一样是肉体的疾病。不过，在肉体的痛苦中间，有必要区别由纯粹肉体上的因素引起的痛苦和以心智为媒介作用于肉体的痛苦。尤其当作为传送纽带的这一部分心智是记忆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引起痛苦的原因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很遥远——，那么不管痛苦有多么残酷，不管给机体带来的混乱有多么深广，由于思想有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缺乏机体组织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因而预后不好的情况是极少的。一个患癌症的病人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死，而一个遭到无法慰藉的不幸的鳏夫或父亲，经过同样长的时间以后，却很少有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愈合的。我的创伤也已愈合。此刻我在想象中看到的阿尔贝蒂娜是那么虚胖，她必定象她爱过的那些姑娘一样已经人老珠黄，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那个明丽照人的威尼斯少女，我昨日的回忆，明日的希望吗（如果我娶阿尔贝蒂娜，我将再也不可能给那位姑娘以及其他任何姑娘一文钱了）？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这位“新的阿尔贝蒂娜”，“不是那个到过乌七八糟的地方的阿尔贝蒂娜，而是忠贞的、高傲的、甚至有点野性的阿尔贝蒂娜？”现在这位威尼斯少女就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不过是我崇慕青春的一种短暂的形式。我们以为自己爱一个姑娘，其实，唉，我们爱的是曙光，因为她们的脸庞昙花一现地映出曙光的绯色。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份电报还给看门人，说是搞错了，电报不是发给我的。看门人说电报已经拆开，他很难处理，还是由我保存为好；我把电报放回口袋但决定不去管它就象没收到过似的。我已经彻底地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此这段爱情在远远背离了我以与希尔贝特的爱情史为依据对它所作的预测以后，在让我绕了一个又长又痛苦的大圈子以后，最终（虽然一度曾是例外）也象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一样，归入了被遗忘这一普遍规律。
于是我想：过去我依恋阿尔贝蒂娜甚于依恋我自己；我现在不再依恋她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已没有看到她。我不想让死亡把我和自己分开，我希望死后能复生，这一愿望和我想与阿尔贝蒂娜永不分离的愿望不一样，它还在延续。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比她更珍贵吗？是因为我在爱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更深地爱着自己吗？不是，而是因为我看不见她了也就不再爱她了，而我一直还爱着自己因为我与自己的日常联系没有中断过，我与阿尔贝蒂娜的联系却已经断了。那么如果我和我的躯体，和我自己的联系也断了呢？情况肯定是同样的。我们对生命的眷恋只不过象一种年深日久的摆脱不掉的爱情关系。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一旦死亡来割断这种关系，我们想长生不死的愿望也将消除。
午饭后，倘若我不独自在威尼斯城里游荡，我便准备和母亲一道外出，为了做点我正在进行的有关拉斯金①的研究札记，我到楼上房间去拿本子。墙壁突兀的拐弯使房间的墙角凹进去，从这里我感到海给威尼斯带来的限制和人们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细算。我下楼和等着我的母亲会合时，正是在贡布雷人们关上百叶窗在幽暗中惬意地享受身边的阳光的时刻，而在这里，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时（这楼梯就象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里一样，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宫殿里还是建在一条双桨战船上），人们可以领略到同样的清凉和户外的灿烂阳光，这得归功于那些顶篷，它们在永远开着的窗户前面晃动着，通过这些窗户，暖烘烘的阴影和蓝绿色的阳光随着源源不断的气流流动，就象流动在一个飘浮的平面上，使人联想到邻近动荡不息的波涛和那闪烁着变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圣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兴趣盎然，因为要去那儿先得乘游艇，因为对我来说这座教堂不只是一处古迹，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终点，教堂与海水在我眼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气勃勃的整体。母亲和我走进圣洗堂，我们脚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镶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宽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红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弯倾，这样，在没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鲜艳色泽的地方，教堂看上去象是用类似巨大蜂房里的蜂蜡那样一种柔软而有韧性的物质造成的；相反，在岁月的侵蚀使材料发硬的地方，以及被艺术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象用科尔都②出产的皮革制作的精装本封面，而威尼斯则象一本其大无比的圣经。母亲见我要在几幅表现耶稣浸礼的镶嵌画前呆很久，而且她感到了圣洗堂沁人肌肤的凉气，便将一条披肩搭在我肩上。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时，她对我谈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观赏某幅画会有怎样的乐趣——在我看来她想象的这种乐趣毫无根据——当时我认为她的话揭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乱的人头脑里往往装满了这类幻想。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观赏或至少一起看过一件美丽的东西的乐趣是确实存在的。我有过这样的时刻，即当我回想起圣洗堂，回想起我面对着圣约翰将耶稣浸入其中的约旦河的波涛，而游艇正在小广场前等候我们，这时我便不能不动情地想到，在凉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着孝服的妇人，她脸上带着卡帕契奥的《圣于絮尔》中那位老妇人的毕恭毕敬而又热情洋溢的虔诚表情，而这位脸颊红润、眼神忧伤、罩着黑面网的妇人就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和圣马可教堂那光线柔和的殿堂分开，我确信总能在殿堂里再找到她，因为她在那儿就象在一幅拼花图案中一样占有一个专门的、固定不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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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斯金（183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学家。著有六卷全集阐述其美学观点，认为艺术与人类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是互相依存的，普鲁斯特深受其思想影响。
②科尔都，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以出产皮革著称。
我刚刚提到卡帕契奥，在我不去圣马可教堂进行我的研究时，他便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画家，有一天他几乎重新燃起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火。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慈悲族长为中魔者驱邪》那幅画。我欣赏着那美妙的肉红色和淡紫色天空，天幕上衬托出高高的镶嵌式烟囱，烟囱的喇叭口形状和它的红色象朵朵盛开的都金香，使人想到惠斯勒①笔下千姿百态的威尼斯。接着我的目光从古老的里亚托木桥移向15世纪的维契奥桥，移向那一座座装饰着镀金柱头的大理石宫殿，随后又回到大运河，在河上划船的是一些身穿粉红色上衣，头戴饰有羽毛的窄边软帽的少年，他们酷似塞尔、凯斯勒和斯特劳斯那幅光彩夺目的《约瑟夫的传说》中那个使人想起卡帕契奥的人。最后，在离开那幅画之前，我的目光又回到河岸，这里密密麻麻地呈现出当时威尼斯的生活场景。我看到理发师在擦拭剃须刀，黑人扛着木桶，伊斯兰教徒在聊天，还有身穿锦缎和花缎宽大长袍，头戴樱桃红丝绒窄边软帽的威尼斯贵族老爷。突然我的心好象被蜇了一下。我认出，一个编织行会会员（这可以从他们的领口和袖口上用珍珠和金线绣成的他们所属的这个快乐行会的会徽识别出来，）身上披的斗篷就是阿尔贝蒂娜和我乘敞篷车去凡尔赛那天穿的那种斗篷，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仅仅15个小时以后阿尔贝蒂娜将离开我家。那个凄凉的日子，她在最后一封信里把它称为“格外晦暗的日子，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当我叫她出发时，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的她，披上了一件福迪尼设计的斗篷，第二天就带着这件斗篷走了，自那以后我在回忆中再也没看到过这件斗篷。然而福迪尼，威尼斯的天才儿子，正是从卡帕契奥的这幅画里吸取了斗篷的式样，把它从编织行会会员的肩上取下来披到了众多巴黎女子的肩上，当然她们象我在此以前一样不知道这种斗篷的式样古已有之，人们能在威尼斯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厅里，在那幅题为《慈悲族长》的画上，在处于画的近景的一群贵族老爷们身上看到它的原型。我认出了所有这一切，而且那件被忘却的斗篷为了让我更好地审视它，把那晚和阿尔贝蒂娜出发去凡尔赛的人的眼睛和心灵还给了我，于是在片刻间，我感到一种无法表述的欲望和忧伤涌上心头，但很快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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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
还有些日子我和母亲不满足于参观威尼斯博物馆和教堂，于是趁有一次天气特别晴朗，我们一直推进到帕多瓦①，为的是再一次欣赏那几幅《善》《恶》图，斯万先生曾送给我这些画的复制品，至今可能仍挂在贡布雷老宅的自修室里；我在骄阳下穿过阿雷娜花园，走进由乔托的画装饰的小教堂，只见教堂的整个拱弯以及巨幅壁画的底色一片碧蓝，仿佛灿烂的白日也同游客一起跨进了门槛，把它那万里无云的蓝天带到荫凉处小憩，纯净的蓝天卸去了金灿灿的阳光的服饰，那蓝色只稍微加深了一点，就象最晴朗的天也会有短暂的间断，这时天空并无一丝云，但太阳似乎把它的明眸转向别处一小会儿，于是天空的湛蓝就变暗了一些，但也更加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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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有名的圣安东尼方形大教堂内有圣安东尼之墓，市内阿雷娜广场上的小教堂饰有13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绘的巨幅壁画。
现在蓝幽幽的青石壁象移进来的蓝天，天空飞着几个小天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天使，因为斯万先生送我的仅是《善》《恶》图的复制品，而不是描绘圣母和圣子的故事的整幅壁画。天使的飞翔动作与《慈悲》或《贪欲》的动作一样都给我一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感觉。天使们把小手合拢，显出对天国的万分虔诚，或者至少是孩子的认真和乖巧，阿雷娜壁画上的这些小天使让人觉得世界上真存在过这类特别的有翅膀的生物，圣经和福音时代的博物学大概会提到它们。圣徒们散步时少不了会有这些小人儿在他们前面飞来飞去；也总会有几个降临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由于这是些真正存在而且确实会飞的造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向上升腾时画出各种弧线，极其轻松自如地在空中“翻筋斗”，或是头朝下向地面俯冲，一面还起劲地扑腾翅膀，以便使自己保持从重力法则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姿态，它们更象某种业已绝迹的鸟类，或者象在练习滑翔的加罗①的青年学生，而不象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各个时期的绘画艺术中表现的那些天使，那些天使的翅膀只不过是天使的标志，它们的姿态通常和不长翅膀的天国人物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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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罗（1888—1918），法国飞行员，是第一个飞越地中海的人。
回到旅馆时我看见一群年轻女子，她们大部分是从奥地利来威尼斯享受这明媚的、花儿尚未开放的早春时光的。她们中间有一位使我产生了好感，她的五官虽然不象阿尔贝蒂娜，但却有着同样娇艳的脸色，同样笑盈盈的轻佻目光。不久我便觉察到我已开始对她说一些我在初期对阿尔贝蒂娜讲过的话，当她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见不到她因为她要去维罗纳①时，我对她掩饰同样的痛苦，并且立刻也想去维罗纳。然而好景不长，她就要回奥地利，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妒忌，就象刚堕入情网的人那样，我望着她可爱的谜一般的脸庞不禁自问她是否也喜欢女人，她和阿尔贝蒂娜的相同之处，那鲜亮的脸色和明亮的目光，那令所有人倾倒的和蔼而坦率的神情，（她有这付神情主要是由于她不想去了解与她无关的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由于她能向别人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用幼稚可笑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一切是否正是喜欢女人的女人固有的体貌特征。我自问，但理性上又弄不明白，是否正是她身上的这一点对我具有吸引力，是否正是这一点在引起我的不安（这也许是我容易被叫人痛苦的东西所吸引的更深刻的原因），而且当我看见她时，是否正是这一点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和忧伤，就象那些磁性物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它们存在于某个地区的空气中时便能使我们感到种种不适。可惜这个问题我永远也弄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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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罗纳，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其风光仅次于威尼斯。
有时我试图从她脸上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我真想对她说：“您应当告诉我，我对这事感兴趣，它也许能帮助我认识人类博物学的一条规律。”然而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她声称对这一类恶习深恶痛绝，而且她和女友们保持一种冷漠的关系。也许这恰恰证明她有不可告人的事要隐瞒，也许她正是为这种事在被人笑话和羞辱，也许她为避免别人以为她有这类恶习才装出这种表情，就象动物对打过它的人保持一种不言自明的疏远。至于要打听她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事；即使对阿尔贝蒂娜，我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了解到她一星半点的情况呵！她的行动是那么小心谨慎，和这位年轻女人一个样，以至等她死后人们才敢谈起她！何况，即使是关于阿尔贝蒂娜，难道我能肯定我了解什么情况吗？此外，正如我们所爱的某个女人会使我们不自觉地追求某种生活条件，因为有了这种物质条件我们就能生活在她身边，就能最大限度地取得她的欢心，而一旦我们不再爱这个女人，我们原先梦寐以求的生活条件对于我们就变得无所谓了，精神上的某些兴趣也一样。我想知道在那花瓣似的粉颊下面，在那双宛如日出前的晨曦似的淡灰色明眸里，在那些从未讲给人听过的时日里，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欲望，我赋予我的好奇心一种科学意义，然而当我一点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或者当我一点也不爱这位年轻女人了，这种科学意义大概也会消失。
傍晚我独个儿步出旅馆，在这座迷人的城市里徜徉，有时置身于一些我未到过的街区，好象《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人物。在我信步漫游的路上，常常会发现一个我不知其名的宽阔广场，没有一个游客也没有一本旅游指南向我提到过它。我进入纵横交错的小街织成的网络。高高的喇叭口形的烟突被夕阳抹上了无比鲜艳的玫瑰色和明亮夺目的红色，于是屋顶上成了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花的颜色是那么富于层次，你会以为是代尔夫特或哈勒姆①的某个郁金香花迷的花园搬到了威尼斯城的上空。此外，这里的房屋挨得十分近，因而每个窗口都好象一个画框，框中是一个厨娘在胡思乱想，眼睛从窗口向外望着，或是一个少女坐着，正让一个老妇梳理头发，老妇的脸隐在暗处，但可以依稀辨出那是一张巫婆的脸，——一座座简陋而静寂的房舍在狭窄的街道旁紧挨着，一眼望去如同一百幅荷兰油画并排陈列在那儿展览。那些街道一条挤一条，象齿槽似地将环礁湖与运河之间的那块威尼斯横七竖八切成无数块，仿佛这块城区已在这些数不清的纤细而精微的模子里凝结了。突然，在一条小街的尽头，凝固的物质里有一处仿佛发生了膨胀。原来是一个宽阔华美的广场伸展在我面前，广场四周耸立着赏心悦目的宫殿，月光在广场上撒下一片苍白的清辉，我真没想到在这样稠密的街道网里，还能有地方摆下那么大一个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群，若是在别的城市，各条街道往往都通向这样的建筑群，好把人们引向那里，或向人们指明它的所在。但是在威尼斯，它好象故意藏在小街纵横交织的网里，犹如东方童话里的宫殿，某个人物夜里被人领到宫殿里，天亮前又被送回来，他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处所，最后还以为这不过是他梦中去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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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尔夫特和哈勒姆，荷兰的两个城市，荷兰是郁金香之国。
第二天我去寻找我夜间发现的美丽广场，我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它们都很相似，但没有一条能给我提供一点有关那个广场的情况，只有使我更加晕头转向。有几次我以为认出了一个什么标记，便估计那个美丽而偏远的广场，那个被幽禁的、孤寂的广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眼前。这时某个鬼精灵变成的一条我从未走过的小街，引得我身不由己地往回走。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重新被带回到了大运河。而由于对现实的回忆与对梦境的回忆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到后来我不禁自问，是否在我的睡梦中，在一块幽暗的威尼斯的凝固体里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浮动面，它给久久沉思的月光奉献上一个宽阔的、被迷人的宫殿所环绕的广场。
但是在威尼斯，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女人比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广场更能使我的心情始终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到了我母亲决定离开威尼斯的那天傍晚，那时我们的行装已经由小船运往车站，我突然在旅馆准备接待的外国旅客登记簿上看到：“普特布斯男爵夫人及其随从”，这时我的骚动不安达到了狂躁的程度。一想到我和母亲这一走我将错过多少享受肉体欢愉的佳辰良宵，我体内处于慢性病状态的欲望立即上升为一种情感，欲望被一种忧郁和迷惘的心情所淹没；我向母亲提出推迟几天再走；母亲好象一分钟也不愿意考虑我的请求，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我的神经已被威尼斯的春天刺激得很兴奋，因而母亲的神情一下子唤醒了在我神经里存在已久的反抗欲，那就是抵制我臆想中父母策划来对付我的阴谋，他们总以为我最终不得不服从，过去正是这种抗争的决心驱使我把自己的意志粗暴地强加给我最爱的人，哪怕在成功地迫使他们让步以后我仍旧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于是我对母亲说我不走了，而她呢，以为做出不把我的话当真的样子是巧妙的办法，因此她甚至不予回答。我说她马上就会看到这是不是真的。这时看门人拿来三封信，两封是母亲的，一封是我的，我把信放进皮夹，和其它信混在一起，连信封都没看一眼。待到母亲动身去车站，后面跟着我所有的物件时，我则命人拿了一杯饮料到平台上去，我在平台上坐定，面对着运河，看着落日西沉，而停泊在旅馆对面的一条船上一位乐师正弹唱着“Solemio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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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我的太阳”。
太阳继续落下去。母亲现在离车站大概不会很远了。她很快就会不在这儿了，而我将孤身一人留在威尼斯，孤身一人为惹得母亲伤心而难过，却没有她在身旁抚慰我。开车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无可挽回的孤寂也即将来临，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开始尝味这彻底的孤寂了。确实我感到孤独，周围的事物变得陌生了，我已没有足够的平静去摆脱心脏的猛烈跳动，去给周围的事物注入一点安定。我面前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威尼斯。它的特点，它的名字对于我如同骗人的虚构，我再没有勇气把这些虚构刻印在石头上了。宫殿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个建筑物和一大堆与其它石头没有什么不同的大理石，水也只不过是氮氢化合物①，一种永恒的、没有灵性的物质，威尼斯存在以前就有，威尼斯以外的地方也有，它不知总督和透纳②为何人。然而这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又很奇特，它象这样一种地方，你刚到那儿，它还不认识你，你走了它也已经把你忘掉。我再不能向它吐露任何心事，再不能在它身上寄托自己的任何思想与情愫，它使我收缩成一团，我现在只不过是一颗还在跳动的心，是一种正忧虑地关注着“Solemio”如何展开的注意力。我徒然拼命把我的思想放在里亚托桥那独特的优美曲线上，然而在我眼里它仍是如此明显地平庸，不仅不是一件上乘之作，而且与我从前对它的评价毫无关系，就象一个演员，虽然戴着金色假发，穿着黑色衣服，但我们知道他实质上不是哈姆雷特。与宫殿的情况一样，大运河，里亚托桥一旦剥去了构成它们个性特征的那层思想外衣，就化为一堆普通的物质材料。但同时这极其平常的地方又似乎并不那么遥远。比如在军舰修造厂的锚地，由于纬度这一科学因素，事物就有一种特别之处，它们即使表面上与我们国家的东西一模一样，但总让人觉得陌生，终归是流落在异域的东西；那水天相接之处离我很近，我只需乘一小时船就能到达，但我感到这段地平线的弧度与法国的完全不一样，它本来很遥远，只是通过旅行的妙法才突然离我很近，但它只能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我是远在他乡；因而看着那既微不足道又遥远的军舰修造厂锚地，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厌恶而又惊恐的复杂感情，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情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一天我陪妈妈去德里尼温泉浴场，这是个怪诞的地方，水色幽暗，不见天空和阳光，四周是一个个小房间，在这儿你感到自己与看不见的挤满人体的深水相通，我曾纳闷地想，用一些木板房遮住不让人从街上看到的深水处是否就是由此处开始的并把极地包括在内的冰洋的入口，这狭窄的空间是否是极地冰洋可通行的部分；眼前的景色显得寥寂，不真实、冷漠，我对它已没有好感，这儿即将剩下我孤单一人，“Solemio”的歌声悠悠升起，仿佛在哀叹我原先认识的威尼斯，又仿佛在以我的不幸证明那个威尼斯已不存在。毫无疑问，如果我还想赶上母亲，和她一起乘火车，我就应该停止听下去；我就应该立即下决心动身，一秒钟也不再耽搁。然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事；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呆着，不仅站不起身来，而且连下决心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为了避免考虑下这个决心，我的思想整个儿在关心Solemio如何一句接一句的展开，并且跟着歌者默唱，预料下一句即将高昂起来，并跟着它高上去，再跟着它低下来。毫无疑问，我对这支听过上百遍的无关紧要的歌根本不感兴趣。我这样认真地象完成一项义务似地把它从头听到尾并不使任何人高兴甚至也不使我自己高兴。再说，我预告就知道的那些歌词里，没有一句能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那个决定；不仅如此，每个歌句，在轮到唱它的时候，还成了我有效地作出这一决定的障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迫使我作出相反的决定，亦即留下不走的决定，因为它使我让时间分分秒秒地溜过去，因此我此时听唱Solemio这件事本身不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深沉的甚至是绝望的悲伤。我清楚地感到，由于我呆在那儿不动，实际上我作出的决定是留下不走；对自己说“我不走了”这种直截了当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而另一种形式：“我再听一句Solemio”却是可能的，然而这另一种形式也更痛苦千百倍，因为这一转义语的实际意义我并非不知道，我在对自己说“归根到底我不过是再多听一句罢了”的同时，我知道这就意味着：“我将一个人留在威尼斯。”也许正是这种象使人麻木的寒冷一样的悲伤构成了这支歌的魅力，那种绝望而又慑服人的魅力。歌者的声音用几乎是肌肉的力量和炫耀掷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对我的当胸一击。当一个句子在低音处唱完，乐曲似乎已经结束时，唱歌的人还不满足，又由高音处重新开始，好象他需要再一次宣告我的孤独和绝望。而我出于关注他的歌这一愚蠢的礼貌，对自己说：“我现在还下不了决心；先要把高音这一句再默唱一遍。”然而这个歌句却在扩大我的孤独，它在我的孤独中落下并使我的孤独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而愈来愈完整，不久将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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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该是氢氧化合物，可能是作者的笔误。
②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和木刻家。
母亲离车站大概已经不远。很快她就不在这儿了。伸展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我孤零零留在那里没有母亲相伴的威尼斯。这座城市不仅已不再包含我母亲，而且由于我再没有足够的宁静让我的思想停止在我面前的景物上，这些景物实际上也已不包含我的任何一部分；更有甚者，它们已不再是威尼斯；就仿佛是我一个人给宫殿的石头和运河的水注入了灵魂似的。
我就这样木然呆坐着，意志涣散，表面上不知何去何从；其实这时我们的决心无疑业已下定：我们的朋友往往能预料到这个决定。但我们自己看不到，否则我们可以免受多少痛苦呵。
终于，从比人们预言彗星升起的地方还更难以捉摸的神秘深处，——幸亏根深蒂固的习惯有一种想象不到的自卫力量，幸亏人体内蕴藏着储备的能量，在突然冲动下习惯会在最后时刻把它们投入激战，——突然涌出了我的行动：我拔腿飞跑，到达车站时火车门都已关闭，不过我还来得及找到母亲，她正急得满脸通红，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她以为我不会来了。“你知道，”她说，“你去世的外祖母生前常说：‘真奇怪，这孩子，没有比他更让人受不了也没有比他更讨喜的人了。’”在火车行进的路线上，我们看到帕多瓦然后是维罗内迎着火车扑过来，几乎是一己的山丘，因为它们不走，它们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母亲并不急着看那两封仅仅拆开的信，并且尽力让我也不马上抽出皮夹，从里面拿门房交给我的那封信。她总怕我觉得旅途太长、太累人，所以尽量晚一点打开装着煮鸡蛋的盒子，尽量晚一点递给我报纸和拆开她没告诉我她买了的那包书，好让我在旅途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有事可干。我先看看母亲，她正带着惊奇的表情读那封信，尔后她抬起头，目光象是轮流停在一些彼此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往事上，而她无法使它们接近。与此同时，我在我那封信的信封上认出了希尔贝特的笔迹，我拆开信。希尔贝特向我宣布她将和罗贝尔·德·圣卢结婚。她说有关此事她曾往威尼斯给我发了个电报，但没收到回电。我记起有人对我说过威尼斯电报局的服务如何之差。我从未收到过她的电报。她也许会不相信。突然我感到原先以回忆的形式存放在我头脑里的一件事实离开了它的位置，并让另一件事实取代了它。我不久前收到的那份我以为是阿尔贝蒂娜发来的电报，原来是希尔贝特发来的。希尔贝特的笔迹有一个相当做作的特点，就是当她写一行字时，喜欢把字母t的一横写到上一行去，好象给上一行的字画上加重线，或是把字母i上的那一点写到上一行去，好象把上一行的句子断开，同时又把上一行字母的下伸笔划和曲线插到下一行字中间，因此电报局职员把上一行的s或y的拐弯加在Gilberte的末尾读成ine是很自然是事。Gilberte一字中i上的一点升到上一行成了省略号。至于G则象哥特字体的A。除此以外再有两三个字没看清，一些字搅在另一些字里（我也曾觉得某些字费解），这就足够说明我的谬误的细节了，甚至无需这么多因素。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尤其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在认定一封信是某个人写来的以后能读一个词里的几个字母，一个句子里的几个词呢？他一面读一面猜，外加创造；一切都始于最初的错误，其后的错误（不仅在读信和电报时，不仅在作任何阅读时）不管在持不同出发点的人看来显得多么荒诞不经，其实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固执而诚心诚意相信的事，乃至最终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如此，都是一开始就把前提弄错了。
“噢！真是闻所未闻，”母亲对我说，“您瞧，人到我这把年纪已经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可是我还是要向你肯定，没有什么比这封信向我宣布的消息更出人意料的了。”——“你听好，”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哪件事，但不管它多么令人吃惊，也及不上这封信告诉我的消息。这是件婚事。罗贝尔·德·圣卢娶希尔贝特·斯万。”——“哦！”母亲说，“那么另一封信，我还没拆开的那一封要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我认出你朋友的笔迹了。”于是母亲略带激动地向我微微一笑，自她丧母以后，不管是多么细小的事，只要关系到也有痛苦、也有回忆、也失去过亲人的人，对她来说都具有一点使人激动的意味。因此母亲对我微笑并柔声说话，好似深怕轻描淡写地谈论这件婚事就会看不出它在斯万的女儿和遗孀心里，在准备与儿子分开生活的罗贝尔的母亲心里所能引起的忧伤感觉，而且由于这些人待我好，母亲还出于好心和同情把自己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那份感触加在这忧伤里。“我说对了吧，你不会遇到比这更令人吃惊的事了。”我说。——“嗯，不对！”她轻声回答说，“我手里的消息才是最离奇的，我不说是最伟大的、最渺小的，因为塞维尼夫人的这句话被所有只知道她这句话的人引用过，让你外祖母大倒胃口，就象‘美哉，花的凋零’一样。我们才不拾人牙慧用大家用滥的这句话呢。这封信告诉我小康布尔梅结婚的事。”——“哦！”我冷淡地说，“跟谁？反正不管如何，未婚夫的人品已经使这桩婚事无任何轰动性可言了。”——“除非未婚妻的人品使它成为轰动事件。”——“未婚妻是谁呢？”——“哈！要是我立即告诉你就没价值了，来，猜猜看，”母亲说，她见我们还没到都灵，便想留点事给我做做，象俗话所说，留个梨到口渴时吃。“我怎么猜得到呢？是不是和一个门第显赫的人？如果勒格朗丹和他妹妹满意，那准保是门体面的婚姻。”——“勒格朗丹是否满意我不知道，但向我宣布这个消息的人说康布尔梅夫人满心欢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称为体面的婚姻。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象国王娶牧羊女那个时代的事，何况这个牧羊女还够不上牧羊女，话说回来，人倒是挺可爱的。要是你外祖母还活着，这桩婚事会叫她大吃一惊，但不会使她不高兴。”——“未婚妻到底是谁呢？”——“是德·奥洛龙小姐。”——“依我看，够气派的，一点不是什么牧羊女，不过我不明白是哪个奥洛龙，奥洛龙是盖尔芒特家族过去的一个封号。”——“正是，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收养絮比安的侄女时把这个封号给了她。就是她嫁给小康布尔梅。”——“絮比安的侄女！这不可能！”——“这是对好品德的报偿，是乔治·桑夫人的小说结局式的婚姻。”母亲说。而我却想：“这是对道德败坏的惩罚，是巴尔扎克小说结局式的婚姻。”“说到底，”我对母亲说，“仔细想想，这是挺自然的事。从此康布尔梅一家就在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里扎根了，以前他们可不敢奢望能挤进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再说，姑娘被德·夏吕斯先生收为养女后就会有很多钱，这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康布尔梅家是必不可少的；她终究是一个被他们视为王亲的人的养女，而且据康布尔梅家的人说，她很可能是他的亲生女儿，也就是说，私生女。和一个可以说是王室的私生子结婚，这在法国和外国的贵族眼里一直是一种高攀。甚至不用追溯到离我们很远的吕森士家族，就在半年前，你记得吗，罗贝尔的朋友和那个姑娘结婚的事，这门亲事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人们猜测，不知有根据没根据，那姑娘是某位国君的私生女。”我的母亲尽管保持着贡布雷社会等级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外祖母本应对这门亲事感到气愤，但由于她特别想显示她母亲了不起的判断力，所以她补充说：“何况姑娘人品极好，你亲爱的外祖母即使不是那么善良，那么宽容，也不会批评小康布尔梅所作的选择。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天她走进裁缝铺让人把她的裙子重新缝一下，后来她是如何盛赞这位姑娘高雅脱俗的吗？当时这位姑娘还是个孩子。现在她虽然大大超过了结婚年龄，是个老姑娘，但她长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更加完美百倍了。可你外祖母那时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早就认为裁缝的侄子比德·盖尔芒特公爵更‘贵族’。”但称颂外祖母还不够，我母亲还必须感到，为外祖母着想她老人家不在人世反倒好些，似乎这样就能使外祖母免受最后的痛苦似的，而这正是她的赤子之情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不过，你想，”我母亲对我说，“毕竟斯万老先生——你没见过他，这倒是真的——怎么能想到，有朝一日在他的曾外孙或曾外孙女的血管里，那个把‘您好，先生’说成‘李浩，先森’的莫塞大妈的血和德·吉斯公爵的血会流在一起呢！”——“可是，妈妈，这事远比你说的更令人吃惊。斯万老先生一家是很体面的人，凭他们的儿子的地位，如果他娶一位好人家的姑娘，他的女儿希尔贝特本来可以结一门很好的亲事。可是现在一切得从头开始，因为他娶了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噢，名声不好的女人，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可能太狠了点，我始终没有完全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当然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我甚至哪天可以向你透露点……家庭情况。”母亲沉浸在她的遐想中，她说：“一个你父亲绝对不允许我和她打招呼的女人的女儿，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结婚！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你父亲开始也不允许我去看她，因为觉得她所属的阶层对于我来说太显赫。”接着又说：“勒格朗丹过去那么怕把我们引荐给康布尔梅夫人，因为他觉得我们不够气派，而现在这位夫人的儿子要娶一个只敢从后楼梯进我们家门的人的侄女！……毕竟你外祖母是对的，你记得吗，她在世时常说豪门贵族做的事有的会让小市民看不惯，还说玛丽—阿梅丽王后的形象在她心目中给破坏了，因为王后主动接近孔代亲王的情妇，为的是让她叫亲王立一份有利于奥马尔公爵的遗嘱。再有，几百年来，格拉蒙家族的小姐们，这些真正的圣女，为了纪念一位先祖与亨利四世的私情，竟一直用戈里桑德这个姓，你外祖母对此也很反感，你记得吗？这类事情在资产阶级家庭也可能发生，不过他们隐病得更严密。你以为你去世的外祖母会觉得这事有趣吗！”母亲忧郁地说，因为，外祖母被令人遗憾地排除在外再也体验不到的那些快乐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快乐，诸如一则消息、一出戏，甚至哪怕是一种“模仿”，都会使她觉得津津有味。“你以为她会为此大吃一惊吗！我敢肯定这类婚事会使她反感，会使她不好受，我认为她不知道反倒好些。”母亲又说。因为遇上任何一件事她都爱这么想：外祖母对此会有完全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她那美好而又与众不同的天性，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遇到任何过去预料不到的伤心事，比如我们家的世交中有谁倒霉或破产，或是发生了什么公共灾难、流行病、战争、革命，母亲便对自己说外祖母没看到这些事也许倒好些，否则她会太难过，也许会受不了。倘若是象上面谈到的这类令人反感的事，那些坏心眼的人会喜孜孜地猜想，他们不喜欢的人所受的个中之苦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而我母亲的心理活动却与这些人相反，她出于对外祖母的亲情，不能容许任何不幸的事或任何降低人格的事降临到她头上。她把外祖母想象成不受任何不该发生的坏事伤害的人。她想外祖母的死归根结蒂也许是件好事，免得这个天性如此高尚的人目睹她不能忍受的现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乐观主义是往昔的哲学。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里，我们只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因而我们把这些事造成的恶果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它们不得不同时带来的微小好处归功于这些事件，以为没有这些事件也就不会有这些好处。与此同时母亲还竭力猜想外祖母若是得知这些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而同时又认为我们这些不如外祖母有头脑的人是不可能猜到的。“你想！”母亲先对我说，“你外祖母要是还活着会多么吃惊！”我感觉到母亲为不能把这事告诉她而伤心，为外祖母不能知道这件事而遗憾，此外，她觉得不公正的是，生活给当今带来了一些外祖母想象不到的事情，结果回过头来看，外祖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对人和对社会的认识成了错误的或者不全面的，比如絮比安姑娘和勒格朗丹的外甥结婚的事，其性质足以改变外祖母所有的总体观念，还有，人们已能解决航空和无线电问题——要是我母亲能让外祖母知道这事就好了——而这问题过去外祖母认为是解决不了的。然而大家即将看到，要让外祖母分享当今科学带给人类的好处这一愿望不久在我母亲看来还显得太自私了。①他们俩的订婚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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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得悉的是——我当时在威尼斯没有能目睹这一切——原先向德·福什维尔小姐求婚的是德·夏特勒罗公爵和德·锡利斯特拉亲王，而圣卢则千方百计想娶德·卢森堡公爵的女儿德·昂特拉格小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德·福什维尔小姐有一亿财产，德·马桑特夫人便认为这对她的儿子倒是门理想的亲事。然而她不该说姑娘讨人喜欢，说她压根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穷还是富，还说即便姑娘没有嫁妆，天底下哪怕是最挑剔的年轻男子要是能娶上这样一个妻子也算是莫大的幸运。对一个仅仅觊觎这一财产而闭眼不看其它东西的女人来说，讲这种话是很冒险的。人们立刻明白她在为她儿子考虑这门亲事了。于是德·锡利斯特拉王妃四处张扬表示反对，大谈圣卢的高贵，并大呼如果圣卢娶奥黛特和一个犹太人生的女儿，圣日耳曼区就不成其为圣日耳曼区了。这一来，不管德·马桑特夫人一向如何自信，她也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只能在德·锡利斯特拉王妃的呼声前打退堂鼓，德·锡利斯特拉王妃随即让人替她自己的儿子提亲。原来她大喊大叫只是为了把希尔贝特留给自己的儿子，德·马桑特夫人不甘心失败，立刻把目标转向德·卢森堡公爵的女儿德·昂特拉格小姐。这位小姐只有2000万财产，当然不那么合她的意，但她逢人便说圣卢这样的人不能娶斯万小姐这样的姑娘（甚至连德·福什维尔这个姓也不提了）。过不多久，不知什么人冒冒失失说德·夏特勒罗公爵有意娶德·昂特拉格小姐，于是比谁都讲究等级的德·马桑特夫人摆出高姿态，改弦易辙，回过来请人替圣卢向希尔贝特求婚，订婚仪式很快就举行了。——作者注。
母亲的好几位女友曾在我们家见到过圣卢，她们在母亲的“接待日”纷纷来打听未婚夫是否就是我的那位朋友。关于另一桩婚事，有些人竟至于认为不是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家的事。这消息来源可靠，因为出身于勒格朗丹家的侯爵夫人就在两家发布订婚消息的前一天还否认这门亲事。我却纳闷为什么德·夏吕斯先生和圣卢两人对我都只字不提订婚的事，他们不久前都曾有机会给我写过信，还如此亲切地谈到一起旅游的计划，而实现旅游计划就不可能举行订婚仪式。我因此得出结论，我与他们的朋友关系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亲密，这一点就圣卢而言尤其使我伤心，我没想一想人们对这类事总是保密到底的。其实既然我早已注意到贵族阶级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平等相待都不过是做戏，那么，我又何必为自己被排除在此事之外而大惊小怪呢？在德·夏吕斯先生撞见莫雷尔的那家妓院里——这儿越来越多地提供男人——女监管，一个《高卢人》报的热心读者和社交新闻的评论家，在和一位胖先生（这位先生常和一些年轻人来这儿没完没了地喝香槟酒，因为已经大腹便便的他想变得更肥胖臃肿，这样万一发生战争他就肯定不会被“抓”走）聊天时宣称：“据说小圣卢是‘那号人’，小康布尔梅也是。他们的妻子真可怜！不管怎样，如果你认识这两位未婚夫，一定要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在这儿他们要的应有尽有，我还能从他们身上捞很多钱。”胖先生自己虽然也是“那号人”，听了这话却愤愤然，这位颇爱赶时髦的人反驳说，他在阿尔东维叶的表兄弟处常遇到康布尔梅和圣卢，他们是女人的热心追求者，而完全不是“那号人”。“是这样！”女监管最后说，声音里透着怀疑，但她又不掌握任何证据，何况她也深信当今世上飞短流长恶言中伤的荒唐程度不下于道德的腐败程度。某些我并未谋面的人给我来信，问我对这两桩婚事“有何见解”，完全象在对剧场里女人戴的帽子的高度或是对心理小说开展调查。我可没有勇气回复这些信件。对这两门婚姻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你往昔生活的两大部分原先系在你身边，你也许渐渐在它们身上懒懒的寄托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希望，当这两部分生活，象两艘战舰，带着火苗的欢快劈啪声，向着陌生的目的地永远离你而去，你就会感到这种悲哀。至于当事者本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大事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为了这两门建立在不可告人的缺陷上的“伟大婚姻”，再多的冷嘲热讽他们也在所不顾。就连出身于那么古老的贵族世家而要求并不高的康布尔梅一家，本来也会率先忘掉絮比安其人，而仅仅记住奥洛龙门庭的闻所未闻的荣耀，只是这一家出了个例外，就是那个本应为这门亲事额首称庆的人，康布尔梅—勒格朗丹侯爵夫人。她生性恶毒，竟把侮辱亲人的乐趣看得比为这门亲事自豪的乐趣还重要。她不爱自己的儿子，对未来的儿媳自然也一看就厌恶，因此她说康布尔梅家的人娶一个不知到底是谁生的而且牙齿长得如此参差不齐的姑娘真是家门之不幸。至于小康布尔梅，他向来喜欢和贝戈特乃至布洛克这样的文人来往，人们认为这门给他添光增彩的亲事并没有使他变得更附庸风雅，不过他现在意识到自己是奥洛龙爵位，报上称为“王侯”的继承人，他对自己的高贵地位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和任何人交往。在不去奉承那些亲王殿下的时日，他便丢下小贵族去找聪明的资产阶级。报上这些评语，尤其是有关圣卢的评语，以及对他的王室祖先的一一列举，给我的朋友增添了另一种气派，然后这种气派只能使我伤心，仿佛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了大力士罗贝尔的后裔，而不是从前为了让我在车子后排坐得更舒服自己便极少坐折叠座席的那位朋友；我预先没料到他会和希尔贝特结婚，他们结婚的消息那么突然地出现在给我的信里，与我前一天对他们俩的看法又如此大相径庭，就象化学沉淀一样出人意外，因而使我感到痛苦，其实我应该想到他当时有很多事要办，再说上流社会的婚姻常常是突如其来，以便代替另一种没有成功的组合。由于这两桩婚事定得突然，而且偏巧又撞在一起，它们给我带来的悲哀，那种象迁居一样沮丧，象妒忌一样苦涩的悲哀是极其深沉的，以至后来人们在和我旧事重提时，竟荒唐地认为这是一种我可以引以为荣的感情，其实那完全不是我当时体验的那种感情，也就是说一种双重的，甚至三重或四重的预感。
社交界过去对希尔贝特不屑一顾的人士此时纷纷做出煞有介事的关心神情对我说：“啊！原来是她嫁给圣卢侯爵。”并向她投去关注的目光，那些不仅贪婪地收罗巴黎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千方百计四处打听，并相信自己的目光很深邃的好事者常用这种目光看人。另一方面原先只认识希尔贝特的人则以极大的注意力打量圣卢，他们（往往是和我不太熟识的人）要我把他们介绍给未婚夫，介绍过后他们脸上挂着过节似的快活表情回来对我说：“他真是一表人材。”希尔贝特深信德·圣卢侯爵的姓氏比奥尔良公爵的姓氏还要高贵千百倍，然而她毕竟首先属于有才情的一代，她不愿意在幽默感方面显得比别人逊色，因此津津乐道matersemita①，而且为了显得非常之风趣她还补充说：“对我来说是我的pater”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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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母亲的门路。
②拉丁文：父亲。
“听说小康布尔梅的婚姻是帕尔马公主促成的。”妈妈对我说。这倒不假。帕尔马公主早就通过勒格朗丹的作品认识了他，并认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另一方面她也认识德·康布尔梅夫人，这位夫人，当公主问她是不是勒格朗丹的妹妹时就改换话题。公主知道德·康布尔梅夫人遗憾自己始终未能跨进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门，因为上层贵族社会里谁也不接待她。有一次，自告奋勇为德·奥洛龙小姐物色对象的帕尔马公主问德·夏吕斯是否知道一个和蔼可亲而又很有见识，名叫勒格朗丹·德·梅塞格里丝的人是谁（现在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勒格朗丹的），男爵先回答不知道，接着猛然想起一天夜里他在车厢里认识的一位旅客，这位旅客曾给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心想：“也许是同一个人。”当他得知说的是勒格朗丹妹妹的儿子时，他说：“咦，这真奇了！”如果他象舅父，那倒没什么可叫我害怕的，我一直说他们是最理想的丈夫。“他们是谁？”帕尔马公主问。“呵！夫人，如果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些我一定给您解释。跟您是有话可谈的。公主殿下那么聪明。”夏吕斯说，他突然感到一种推心置腹的需要，但那一次并未谈得很深。他对康布尔梅这个姓颇有好感，虽然他不喜欢这家的二老，但他知道他们拥有布列塔尼的四大男爵领地之一，也是他能为他的养女找到的最好归宿；康布尔梅是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家族，在布列塔尼省有牢固的联姻关系网。为养女找一个亲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并不令人向往。小康布尔梅再合适不过。随后公主请来勒格朗丹。近来勒格朗丹在外貌上起了相当大的对他颇为有利的变化。正象妇女们为了保持身材的轻盈苗条宁可咬咬牙牺牲面容，并且为此长年不肯离开玛里亚①温泉市，勒格朗丹变得象骑兵军官那样潇洒。就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体日渐笨重，举止日渐迟缓的时候，他却比以前颀长和灵敏。这是同一个原因产生的相反效果。他的轻捷还有心理上的缘故。他习惯去某些不光彩的地方却又不愿意别人看见他出入于那种场所，因此总是一阵风似地冲进去。帕尔马公主和他谈起盖尔芒特们，谈起圣卢，他声称早就认识他们，他把听说过盖尔芒特庄园主的名字与在我姨妈家会见过斯万，未来的德·圣卢夫人的父亲本人混为一谈了，就是这位斯万，想当初在贡布雷，勒倍朗丹既不愿和他的妻子也不愿和他的女儿来往。
“不久前我甚至还和德·盖尔芒特公爵的兄弟，德·夏吕斯先生一道旅行过哩。他主动和我攀谈，这总是好兆头，说明他即不是愚蠢的假正经一类的人，也不是妄自尊大之辈。嗯，我知道人家都说他些什么。可我从来不相信有这等事。再说别人的私生活与我无关。他给我的印象是富有感情，很有才智。”于是帕尔马公主讲到德·奥洛龙小姐。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都被德·夏吕斯的高尚心地所感动，他一向心眼好，现在正为一个贫寒但很可爱的姑娘谋幸福，为弟弟名声不好而难堪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暗示，这事不管做得多漂亮，却是极自然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清楚没有，这件事里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他说，殊不知反而弄巧成拙。但他的目的在于表明姑娘是他兄弟的孩子，而且也得到他的承认。这一来连带开脱了絮比安。帕尔马公主引入这番解释是为了向勒格朗丹指出，归根结蒂小康布尔梅将娶一位类似德·南特小姐那样的姑娘，德·南特小姐是路易14的几个私生女之一，这些私生女既未被奥尔良公爵鄙弃，也未被孔蒂亲王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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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里亚温泉市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母亲在回巴黎的火车上谈论的这两件婚姻，对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人物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首先是对勒格朗丹；不用说他象飓风一样冲进德·夏吕斯先生的府邸，好象他是走进一个声名狼藉的、不能被人看到的地方，他这样做既为了表现他的大胆也为了遮盖他的年龄，——我们的习惯总是伴随着我们，即使在我们不再需要它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他问好时露出一个难以觉察更难以理解其含意的微笑；这个微笑表面上象——实质上完全相反——两个经常在上流社会见面的男人一天偶然在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相遇时交换的那种微笑（譬如弗罗贝维尔将军过去常在爱丽舍遇到斯万，当他瞥见斯万时就投去心照不宣的嘲弄目光，就象洛姆公主家的两位常客又在格雷维先生家沆瀣一气时一样）。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本质上确实变好了。很久以来（从我很小的时候去贡布雷度假开始），勒格朗丹便在暗暗培养他与贵族人士之间的交情，不过以前这种交情充其量只能使他得到一次去某个度假胜地的单独邀请，没有其他收获。现在他外甥的婚姻突然把这一段段相隔甚远的关系连接起来了。勒格朗丹在社交界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他和从前只与他私下里亲密来往的那些人的老关系又回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他在社交界的地位。当某人自以为在把勒格朗丹介绍给一些贵妇人时，这些夫人却说20年来他不时去她们的乡下别墅住半个月，还说家里小客厅的那只精致的晴雨表就是他送的。他也曾偶然被安排在有几位公爵成员的“组”里，现在这些公爵竟和他成了亲戚。然而他一旦在上流社会站住脚以后，倒反而不再利用这种地位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被上流社会接纳既已人所共知，因而受到邀请对他已无多大乐趣，还因为长期来争相占据他的身心的那两种毛病中，最不顺乎自然的那一种，也就是附庸风雅的毛病，正让位给另一位比较不做作的毛病，因为后者至少标志着回归本性。即使是以迂回的方式。当然这两种毛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离开一位公爵夫人的交际晚会以后还可以接着去郊区寻花问柳。但年龄的增长起了降温的作用，他不再同时兼享那么多的乐趣，不再无节制地外出，饮食男女上也偏向柏拉图式，着重于友谊、交谈，这些活动要花时间，因而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于和一般人交往，只把很少一部分留给社交生活。德·康布尔梅夫人现在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友善相待也看得无所谓了。公爵夫人出于礼仪常去侯爵夫人家，正象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迟早会发现他们的优点，习惯他们的缺点一样，她发觉德·康布尔梅夫人是个智力和文化素养方面都很出色的女人（但鄙人并不十分赏识）。她于是常在向晚时分去拜访德·康布尔梅夫人，而且一坐就是很久。可是这位太太一看到公爵夫人常来找她，原先心目中想象的公爵夫人的神奇魅力便烟消云散了。从此她接待她只是出于礼貌而并不感到乐趣。
希尔贝特身上出现的变化更加令人震惊，她的变化与斯万结婚后的变化完全不同而又恰成对应。诚然，最初几个月希尔贝特很高兴接待那些上层社会的精萃。她也请她母亲离不开的几个知己朋友，那多半只是出于对财产继承的考虑，而且只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邀请，光请他们不请别人，让他们自成一统，远离那些高贵的人，仿佛邦当夫人或是戈达尔夫人与德·盖尔芒特公爵或德·帕尔马公主一接触，就会象两种不稳定的化学粉末相接触一样，会发生无法弥补的灾难似的，戈达尔夫妇、邦当夫妇以及其他人看到总是他们这帮人在一起晚宴虽然不免失望，但还是感到脸上有光，因为能对别人说：“我们在德·圣卢侯爵夫人家吃晚饭来着。”何况希尔贝特为有利于将来继承遗产，有时还斗胆把德·马桑特夫人也一起请来，这位夫人手执一把玳瑁骨子的羽扇，确实有一副贵妇人的气派。只是希尔贝特有意不时称赞一番那些只在向他们表示邀请时才来的识趣者，这称赞既是一种提醒，也是对戈达尔、邦当这样的明白人表示最高雅而又最傲慢的问候的一种方式。我倒宁愿与这批人为伍，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巴尔贝克女友”和她的姨妈的缘故，我希望她姨妈看见我置身于他们中问。可是在希尔贝特看来，我现在主要是她丈夫和盖尔芒特家的朋友（很可能早在贡布雷，当我的父母亲不和她母亲交往时——在那个年龄我们不仅给事物凭添这种或那种优越性而且还将它们分门别类——她就已经赋予我一种地位，这地位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故而她认为那些晚会与我的身份不相称，她在辞别时对我说：“我很高兴见到您，不过您最好后天来，您会见到盖尔芒特伯母和德·普瓦夫人；今天请的是我妈妈的朋友，为了让她高兴。”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一切都彻底变了样。是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和她父亲的社交生活注定会表现出同样的反差呢？总之，虽然希尔贝特成为圣卢侯爵夫人还只是前不久的事（人们会看到，她很快将成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但她已实现了最光辉、最难以到达的目标，她认为从此盖尔芒特的姓氏附着在她身上就象一层金褐色的釉一样牢固，不管她和谁来往，她在众人眼里永远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此念大谬不然，因为贵族封号与股票一样，人家向你要时价值就上升，你主动提供时价值则下跌）①，简而言之她的观点与某个轻歌剧中的人物相同，那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想，我的名字已足以说明问题，不用我多费口舌。”因此她开始对她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表示公然的蔑视，宣称圣日耳曼郊区的人都是愚蠢之辈，结交不得，后来更将此话付诸行动，干脆停止与他们来往。那些在这段时期以后才认识她，并且借助她而步入社交界的人，听到这位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晤面的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看到她拒不接待这个社会的任何人，而且倘若有谁，即便是最显赫的人，冒险去她府上，她便公然冲着来访者打呵欠，他们回想以前自己竟然觉得上流社会颇有魅力，都不禁为之脸红，而且可能永远不敢向那个女人吐露自己过去的弱点中这一丢脸的秘密，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女人天性高贵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些弱点。他们听到她如此淋漓尽致地讥讽那些公爵，更意味深长的是，还看到她的实际行动与口头上的嘲笑如此完全一致！他们无疑并未想到去探究使她由斯万小姐一跃而成德·福什维尔小姐，又由德·福什维尔小姐一跃而成德·圣卢侯爵夫人，尔后又成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偶然事件的原因。他们可能也未想到这偶然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同样都能用来解释希尔贝特后来的态度：平民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与斯万小姐不尽相同，也与一位被大家称为“公爵夫人”，被令她讨厌的公爵夫人们称为“我的表妹”的贵妇不尽相同。人们通常轻视一个没有能达到或已经最终达到的目的。当这种轻视表现在我们还不了解的人身上时，我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品格固有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能追溯到早年，也许我们会发现他们曾比任何人都更狂躁地为这些同样的缺点所苦恼，只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掩盖或彻底克服了这些缺点，以至我们以为他们不仅自身从来不可能染上这些缺点，而且也不能原谅别人有这些缺点，因为这些缺点在他们是无法理解的。荣升不久的德·圣卢侯爵夫人的沙龙很快便定了型（至少在社交方面，因为大家会看到在其他方面她的沙龙是多么暧昧不清）。然而这个沙龙的面貌颇令人惊讶。人们还记得，巴黎排场最大、格调最高、可与德·盖尔芒特的招待会相媲美的要数圣卢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此外，还有后期奥黛特的沙龙，虽然档次要低得多，但其豪华与风雅也同样令人赞叹。然而现在圣卢依靠妻子的丰厚财产可以得到他希冀的一切物质享受，他已心满意足，便只想在用过一顿精美的、有乐师为他演奏优美音乐的晚餐后，安安顿顿呆在家里。而且这位一度显得那么自命不凡、那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竟邀请一些他母亲绝不肯接待的伙伴来分享他的荣华富贵。希尔贝特则实施斯万身前的妙论：“我不在乎质量，就怕数量多。”圣卢对妻子是百依百顺，他爱她，又全亏了她才能有这等穷奢极侈，故而不想违拗她的喜好，何况她的喜好与自己的又如此相同。这样一来，德·马桑特夫人和德·福什维尔夫人多年来，尤其是为了子女能体面地成家而举办的盛大招待会到了德·圣卢夫妇这一代便没有下文了。他们拥有世上最漂亮的马供他们一起乘骑，有世上最漂亮的游艇供他们游弋，然而他们往往只带上两位客人。在巴黎他们每晚请来共进晚餐的朋友从来不超过三四位；这样，双方母亲原先象宽敞热闹的大鸟栏似的沙龙便意想不到地、但又自然而然地逐渐衰退，最后被一个安静的小鸟窝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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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切在我们看来是不朽的东西终将毁灭，一个人在交际场的地位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并不是一经造成便能一劳永逸的，而是象一个帝国的威势，必须每时每刻通过永远不断的创造进行重建，这就说明了半个世纪中政治和社交历史上一些明显的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世界的创造不是在人类之初已经完成，而是每天每日都在进行着。德·圣卢侯爵夫人想：“我是德·圣卢侯爵夫人。”她知道她前一天已经拒绝了公爵夫人们的三个晚宴邀请。然而如果说她的姓氏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受到她接待的那个没有半点贵族气味的阶层的身价，那么通过一种逆向运动，受到侯爵夫人接待的那个阶层却降低了她的姓氏的身价。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这种运动，连最高贵的豪门贵族也会因此而最终垮掉。斯万认识的一位法国王室的公主不是因为什么人都接待，她的沙龙名声便一落千丈了吗？一天洛姆公主出于礼节去那位公主殿下府上逗留了片刻，她在那儿遇到的尽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接着她又去勒鲁瓦夫人家，一进门她就对斯万和德·莫代纳侯爵说：“我终于回到了朋友们中间。我从德·×伯爵夫人家来，在那儿我没见到三张熟人面孔。”——作者注。
在这两门联姻中得利最少的要算德·奥洛龙小姐，她在宗教婚礼那天已经得了伤寒，艰难地拖着病体去了教堂，几个星期后便溘然长逝。人们在她死后不久的讣告上看到絮比安这等人的姓名与欧洲几乎所有最高贵的姓名，如德·蒙莫朗西子爵与子爵夫人，德·波旁－斯瓦松伯爵殿下夫人，德·莫代纳－埃斯特亲王，德·埃迪梅子爵夫人，埃塞克斯夫人等赫然并列。当然，即使那些知道死者就是絮比安的女儿的人，见这么多名门望族与她有姻亲关系也不会惊讶。的确，一切都在于攀一门好亲。再加上casnsfoederis①的作用，于是这个平民小女子的死竟让欧洲所有的侯门爵府都戴了孝。可是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不了解真实情况，他们读了讣告不仅会把玛曲－安托万内特·德·奥洛龙，即德·康布尔梅侯爵夫人当成一位出身极为高贵的贵妇，而且还会犯很多其他的错。比如他们通过周游法国对贡布雷这个地方稍有了解，又看到勒·德·梅塞格里丝夫人和德·梅塞格里丝伯爵的名字排在发讣告者名单的前列，并且紧挨着德·盖尔芒特公爵，他们可能毫不感到奇怪：梅塞格里丝一边与盖尔芒特一边原就互相毗连。他们会想：“他们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古老的贵族之家，也许世代有联姻关系。谁知道呢？也许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个旁支用了梅塞格里丝伯爵的姓。”其实德·梅塞格里丝伯爵与盖尔芒特家族毫无关系，他甚至不是以盖尔芒特这边的身份，而是以康布尔梅那边的身份发讣告的，因为德·梅塞格里丝伯爵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勒格朗丹，他升得快，当上勒格朗丹·德·梅塞格里丝才两年。假封号倒也罢了，但也许很少有象这个假封号那样使盖尔芒特家族不快的。他们过去曾与名副其实的德·梅塞格里丝伯爵家族有姻亲关系，然而这个家族现在只剩下一个女人，是默默无闻、家境败落的人的女儿，她本人又嫁给了我姨母的一个发了迹的大佃户，这个佃户买下了我姨母在米鲁格兰一处的田庄，他原姓梅纳谢，现在便自称梅纳谢·德·米鲁格兰，因此当人家说他妻子出身于梅塞格里丝家族时，这些人心里却在想，不如说她是生在梅塞格里丝这个地方，她的德·梅塞格里丝封号与她丈夫的德·米鲁格兰封号来源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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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此处意为“姻亲”。
任何其它假封号都不会使盖尔芒特家族如此烦恼。不过既然关系到一门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亲事，那么贵族阶级便能承受这些烦恼，以及其它种种烦恼。在德·盖尔芒特公爵的掩护下，在这一代的部分人眼里（到下一代将是在所有人眼里）勒格朗丹是真正的德·梅塞格里丝伯爵。
任何不太了解情况的年轻读者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可能以为德·福什维尔男爵和夫人是作为德·圣卢侯爵的亲戚和岳父母，亦即作为盖尔芒特这边的人来发讣告的。其实他们不能被列在盖尔芒特这一边，因为罗贝尔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戚，希尔贝特却不是。不，那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德·福什维尔男爵和男爵夫人是新娘那边的人，而不是康布尔梅这边的人，而且他们发讣告不是由于盖尔芒特家族的关系，而是由于絮比安的关系，因为，了解点底细的读者会知道，奥黛特是絮比安的嫡亲表妹。
养女结婚后，德·夏吕斯先生把他全部的厚爱都转到了年轻的德·康布尔梅侯爵身上；这位年轻人有和男爵相同的爱好，既然这种爱好没有妨碍男爵选他作为德·奥洛龙小姐的丈夫，那么在他成了鳏夫后，这种爱好当然只能使男爵格外赏识他。这并不是因为侯爵先生没有其他长处可以让他成为德·夏吕斯先生的一位可爱伙伴。但是一个把他作为亲密知己的人，即使此人是位优秀人物，是不会忽视他的这一优点的，加之他又会玩惠斯特牌，这就使男爵更觉得他可心合意。年轻的侯爵聪慧过人，而且完全是他“祖母那边的人”，他象祖母一样热情，一样有音乐天赋，这一点，费代纳的人们早就说过，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身上还表现了祖母的其它一些独特之处，但那主要是模仿的结果，和全家人一样，而不是由于隔代遗传。比如在他妻子死后不久，我接到一封署名莱奥诺尔的信，我并不记得这是他的名字，但是当我读到结尾的套语：“请相信我真诚的同情”时，我才明白这信是谁写的。这“恰到好处”的真诚一词仿佛给莱奥诺尔这个名字加上了康布尔梅这个姓。
火车已进巴黎车站，我和母亲还在谈论这两则消息，为了使旅途不显得太长，母亲本想把它们留到行程的第二阶段，所以待火车过了米兰她才让我知道这些消息。母亲很快回到在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亦即外祖母的观点上。起先她想外祖母会非常惊讶，然后又想她会难过，其实这不过是认为外祖母会很高兴知道如此惊人的消息的一种说法，但母亲不能容许外祖母被剥夺掉这一乐趣，所以她宁愿认为一切都再好不过，因为这消息只能使外祖母伤心。可是我们刚刚回到家，母亲又觉得仅仅为不能让外祖母参加到生活带来的种种意料之外的事件中去而遗憾，这还太自私。她更愿意猜想它们对外祖母来说不算是意料之外的事，而只是对她的预见的一种认可。母亲爱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对外祖母的预言性的见解的一种证实，一个证据，证明外祖母的思想比我们认为的还更深邃、更敏锐、更正确。因此母亲为了最终归结到她对外祖母毫无保留的钦佩，紧接着便补充说：“不过，谁能说你逝去的外祖母会不赞成呢？她是那么宽厚。而且你知道，对于她，社会地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天性高贵。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很奇怪，两位姑娘都得到她的赞赏。你还记得吗？她第一次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来后对我们说她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何等平庸，相反她又是何等称赞絮比安一家人啊。我可怜的母亲，你记得吗？谈到絮比安先生时她说：如果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把她许配给他，而他女儿比他更胜一筹。还有斯万小姐！她说：‘我认为她非常可爱，你们瞧着吧，她将来准能嫁个好人家。’可怜的母亲，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她预见得多么准确呵！直到最后，甚至当她已经不在人世，她还在教导我们如何明察事理，如何为人善良，如何正确评价事物。”而由于我们难受地看到外祖母被剥夺的乐趣都是生活中平凡而微小的乐趣，诸如一个演员饶有趣味的语调，她爱吃的一个菜，她最喜欢的作家新出的一本小说等，所以妈妈说：“她会多么惊讶，她会觉得多么有趣啊！她会写一封多么妙不可言的回信啊！”母亲又说：“你想，可怜的斯万生前那么盼望希尔贝特受到盖尔芒特家族的接待，要是他能看到他女儿成了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他会多么幸福！”——“不姓他的姓，而姓另一个人的姓，以德·福什维尔小姐的身份被领到神坛前？你以为他为此会感到很幸福吗？”——“嗯！这倒是真的，我没想到这一层。”——“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为这匹‘驽马’高兴；想想看，她竟然狠心地抛弃了待她那么好的生身父亲的姓。”——“是的，你说得对，归根结底，也许他还是不知道这件事为好。”唉，对死人对活人都一样，我们真不知道一件事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多还是欢乐多！“据说圣卢夫妇将来住在当松维尔。以前斯万老爹那么想让你外祖父看看他的池塘，他怎么能想到今后德·盖尔芒特公爵会常常看到这个池塘呢，尤其是如果他知道他儿子结了那门丢脸的亲？你以前常和圣卢谈到当松维尔的刺玫瑰，丁香和蓝蝴蝶花，他对你的话将体会得更深。因为这一切将归他所有。”就这样我和母亲在餐室的灯光下侃侃而谈，这类谈话总有灯光相伴，在这种灯下漫话中，家族的而不是民族的睿智往往抓住死亡、订婚、继承、破产等某个事件，将它置于回忆这面放大镜下，使它更突出，然后将在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看来是混杂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东西——亡故者的姓名，先后居住过的地址，家财的来源和变迁，产业所有权的转移——一一分解，与它们拉开距离，将它们远远地放在时空的各个点上进行评述。这种睿智来源于缪斯，人们如果想保持一点新鲜感受和创造功能，那么他们最好尽量推迟认识这位缪斯，然而即使是一直不知道它的人，到了生命的暮年也会在外省古老教堂的大殿里和它相遇，当他们突然感到触动他们心灵的并不完全是神坛上雕刻所表现的永恒美，而主要是想到那些雕刻经历过的种种遭际——它们起初列在某个著名的个人收藏品中，放在小教堂里，然后进了博物馆，最后又回到教堂；或者当他们走路时感到踩在脚下的地面几乎是有思想的，是用阿尔诺①或帕斯卡尔②的遗灰铺成的；或者仅仅是当他们在木制跪凳的铜片上辨读乡绅或显贵的女儿们的名字，一面还可能想象着一位纯真的外省姑娘的容貌，这种时刻他们便与这位缪斯相遇了，这位缪斯搜集一切被艺术和哲学的更高一级缪斯们摈弃的东西，一切并不确实有根据的东西，一切仅仅是偶然的但却能揭示另一些规律的东西，这位缪斯就是历史。
母亲过去的一些朋友，一些多少和贡布雷有关系的朋友，这时都来看望她，和她谈论希尔贝特的婚姻，她们丝毫不赞赏这桩婚姻。“您知道德·福什维尔小姐是何许人，就是斯万小姐。证婚人呢，是德·夏吕斯‘男爵’，他让别人这么称呼他，就是这个老头子从前供养过希尔贝特的母亲，而且斯万不是不知道，但他从中得到好处。”——“您这是什么话？”母亲反驳道，“首先，斯万是极有钱的。”——“他既然需要别人的钱，说明他自己并不那么有钱。您说说看，这女人究竟存的什么心，要把她以前的情夫们这么牢牢抓在手里？她有本事先让第一个情夫娶了她，后来又让第三个情夫娶了她，她还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第二个情夫拉出来给她和第一个情夫生的女儿当证婚人，也可能是她和另一个人生的，她的相好那么多，怎么弄得清楚？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我说第三个情夫，其实应该说第300个。况且您知道，如果说希尔贝特和您我一样不姓福什维尔，这与她丈夫的身份倒很般配，因为他当然也不是什么贵族子弟。您也知道，只有冒险家才会娶这个姑娘。据说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要不是贡布雷由一个见了神甫都不打招呼的激进派市长掌了权，我准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因为，您也清楚，发布结婚预告的时候总是报真名实姓吧。是啊，对报纸或代发喜帖的文具商自称德·圣卢侯爵是很神气的。这对任何人都没坏处，如果那些人高兴这么干，也无须我来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碍我什么事？反正我以后不会和那个被人说三道四的女人的闺女来往，她尽可以在仆人面前神气活现地摆侯爵夫人的架子。可是在身份证件上就不是一码事了。哼！假如我的表兄萨士拉还是第一副市长，我就会给他写信，他准能告诉我让她在结婚公告上用的什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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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诺（1612—1694），法国17世纪神学家，亦是研究语言的逻辑至哲学的理论家。
②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学者、思想家及作家。
那段时期我常见到希尔贝特，我们俩重又恢复了来往：我们生命的长短不是按我们与别人的友谊的长短来计算的。过了一段时间，同一些人之间中断了好多年的友谊关系又会恢复，而且双方都很乐意恢复（就象在政界被取消的部重又组建，剧院里被打入冷宫的戏重又上演）。原先一方为何过分执着地爱，而另一方为何不能忍受那过分苛求的专横，那些理由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唯有社会礼仪依然有效。希尔贝特过去可能拒绝给我的东西，现在她会轻易应允，无疑因为我已不再想要了。她总是随时准备到我身边来，从来不急着离开我，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做到的事，但我们之间从未挑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已经消除，这障碍就是我对她的爱情。
此后不久我去当松维尔小住了几日①，因为我得知希尔贝特很不幸，罗贝尔对她不忠实，并不是用大家以为的、也许希尔贝特自己至少仍认为的、至少是她说的那种方式。然而由于自尊心，由于想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还由于对背弃行为的了解不全面（凡是被欺骗的人都不能全面了解那些欺骗行为），尤其因为罗贝尔不愧是德·夏吕斯先生的外甥，他和被他败坏了名声的女人招摇过市，大家都认为，反正希尔贝特认为，这些女人是他的情妇……上流社会甚至认为他不够检点，公然在一些社交晚会上与某个女人寸步不离，然后伴送她回家，让圣卢夫人自己想办法回府。谁要是说被他这样连累的女人实际上并非他的情妇，这个人便会被视为头脑简单、在事实面前说瞎话。然而不幸的是，从絮比安嘴里漏出来的几句话引导我了解了事实真相，那令我万分痛心的事实真相。我动身去当松维尔的前几个月，一天我去探问德·夏吕斯先生的健康情况，他的心脏功能出现了障碍，不能不令人担忧。我看到絮比安一个人在，便和他说起一封署名波贝特的寄给罗贝尔的情书，这封情书被圣卢夫人截获，我从男爵原先的管家那里得知，那个署名波贝特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曾经谈论过的那个小提琴手兼专栏编辑！此人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絮比安一说起这事便气愤填膺：“这小子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他不该在他身上打主意，那就是男爵的外甥。尤其因为男爵疼这个外甥就象疼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小子千方百计拆散人家夫妻，真可耻。而且为此不惜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因为谁也不象德·圣卢侯爵那样天性反对这种事。他过去为自己的情妇挥霍得还少吗！从前这个该死的乐师那么卑鄙地离开了男爵，人家可以说这是他的事。可是他竟然转过来引诱男爵的外甥！不，有些事是干不得的。”絮比安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着与别人同样强烈的义愤，只是针对的目标稍有不同。此外，没有被直接卷入感情纠葛的人总是评论哪些男女私情应该避免，哪些是不合适的婚姻，好象人可以自由选择恋爱对象似的，他们没有考虑到爱情能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把我们所爱的人单独地、整个儿地笼罩起来，以至一个男人会干出和厨娘或与挚友的情妇结婚这等“傻事”，然而这“傻事”却往往是他一生中完成的唯一富有诗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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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次离家外出使我相当为难，因为我在巴黎有一个姑娘，她住在我租的单一临时寓所里。有些人需要森林的芳香或湖水的低语，我晚上需要这个姑娘睡在我身旁，白天坐车时也需要有她在身旁。一次恋爱可能被遗忘，但它能决定下一次恋爱的形式。在前一次爱情中某些平日的习惯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自己也记不起这些习惯从何而来；正是第一天的焦虑使我们热切希望每次用车把我们所爱的人一直送回她的住所，或者要求她住在我们家里，希望她每次外出都有我们自己或我们信任的人陪伴在她左右，后来这些做法被我们采用并固定下来，如同人们已经忘记其意义的一些风俗习惯：所有这些习惯都象一条条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我们的爱情每天打那里经过，而从前它们被溶化在火山烈焰般的火热冲动里。这些习惯在我们所爱的女人死后，甚至在对她的怀念已经消失后仍然存在。它们变成我们的爱情的形式，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是某些互相交替的爱情形式。比如作为对已被遗忘的阿尔贝蒂娜的回忆，我需要我现在的情妇呆在我的住所里，我把她藏着不让来访者看到，但她象过去的阿尔贝蒂娜一样充实了我的生活。为了去当松维尔，我不得不求她答应让我的一个不好女色的朋友代我守护她几天。——作者注。
我得知罗贝尔和妻子险些分居（而希尔贝特尚未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多亏德·马桑特夫人这位爱子之心拳拳、巴望儿子出人头地的明智冷静的母亲从中调解，强使他们言归于好。她属于那种阶层，在这种阶层里不同血统的不断交叉混合，祖传家产的日渐贫乏使得情欲和物质利益方面的世代恶习与因循苟且有随时抬头的可能。她曾经强有力地支持过斯万夫人，支持过絮比安的婚姻，后来又以同样的劲头一手安排了儿子和希尔贝特的亲事，就这样她怀着痛苦的忍让精神不仅为自己运用祖传的睿智，而且让整个圣日耳曼郊区从中得益匪浅。也许当初她之所以草草决定罗贝尔和希尔贝特的婚事（当然这件事让她耗费的心血和眼泪比过去叫罗贝尔和拉谢尔断绝关系而费的心血和眼泪要少），只是因为害怕他又和另一个坏女人姘居，——或者就和原来那个女人，因为罗贝尔对拉谢尔久久不能忘情——殊不知若是那样他也许倒得救了。现在我明白罗贝尔在德·盖尔芒特王妃家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说：“真遗憾，您那位巴尔贝克的女朋友没有我母亲要求的那笔财产，否则我想我和她会很投契。”他的意思是说她是戈摩尔人正如他是索多姆人①，或者，如果他尚未成为索多姆人，他也只喜欢那些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去爱而且和别的女人一起去爱的女人。看来希尔贝特也可以向我提供阿尔贝蒂娜的情况。若不是我已经失掉想知道有关我女朋友的事的好奇心，除了偶尔故态复萌。我本可以不仅向希尔贝特而且向罗贝尔去打听。说到底，使罗贝尔和我产生娶阿尔贝蒂娜的欲望的是同样一个事实，即她爱恋女人。不过两人的欲望原因完全不同，目的也完全相反。我是出于得知这一事实后的绝望，罗贝尔则是出于满意；我是为了通过每时每刻的监视阻止她沉湎于这种喜好，罗贝尔则为了培养她的这一喜好，而且给她充分自由好让她为他带来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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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创世纪记载，戈摩尔与索多姆是两个位于死海南部的城市，因其居民道德败坏，搞同性恋，在硫磺与火中毁灭。
这样，絮比安把罗贝尔在肉欲兴趣方面出现的与原先截然不同的新动向看成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然而我从和埃梅的一次使我十分伤心的谈话中得知，这位巴尔贝克旅馆侍应部前领班把罗贝尔性欲上的这种偏离和倒错回溯得更远。
我因去巴尔贝克小住了几天，才有机会和埃梅作了那次谈话，那几天，正在享受一次较长休假的圣卢本人也偕妻子来到巴尔贝克，在这新婚燕尔的阶段，罗贝尔陪伴夫人是寸步不离。当时我注意到在罗贝尔身上仍能感到拉谢尔对他的深刻影响，并对这种影响颇为赞赏。只有和情妇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丈夫才会在走进餐厅之前帮妻子脱掉大衣，才会对妻子表现出应有的关心体贴。他在和情妇生活期间受到了一个好丈夫应受的训练。离他不远并与我相邻的一张桌子上坐着布洛克，他在一群自命不凡的年轻的大学士中间，做出一副虚假的轻松自如的样子，他一面炫耀地将菜单递给一位朋友，动作夸张得打翻了桌上两瓶水，一面对他喊道：“不，不，我亲爱的朋友，还是您点菜吧！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会制定一份菜单，从来不会点菜！”他带着不太真诚的高傲重复道，同时立即同意要一瓶香槟酒，说是喜欢在聊天时有香槟作“象征意味十足”的点缀，这给口腹之欲涂上一点文学色彩。圣卢是很会点菜的。他坐在已经怀孕的希尔贝特旁边（后来他不停地让她生孩子），正如夜里在旅馆的双人床上睡在她身边一样。他只跟妻子讲话，好象旅馆里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然而当一名侍应生来取点菜单，站在他近旁时，他突然迅速抬起明亮的眼睛，向侍应生投去一瞥，这一瞥的时间不超过两秒钟，但那清澈而敏锐的目光里却表露了一种好奇和探究，其性质与任何一位在顾客注视（哪怕是长时间地注视）一名旅馆服务员或伙计以便得出一些幽默的感想并把它告诉自己的朋友时目光中包含的好奇和探究完全不同。这倏忽即逝的、看似无意的一瞥表明侍应生本人引起了他的兴趣，此时谁若是观察罗贝尔，就可从这一瞥里看出，这位好丈夫，昔日拉谢尔的狂热的情人，他的生活里有另一面，这一面远远比他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那一面更使他感兴趣。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前一个罗贝尔。他的目光已经回到了希尔贝特身上，这位妻子什么也没觉察到。罗贝尔顺便向她介绍了一位朋友，就陪她出去散步了。不过埃梅当时对我说起的是更久以前的事，即我通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结识圣卢的那个时候，也是在巴尔贝克。
“一点不假，先生，”埃梅说，“这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早就知道的。先生第一年去巴尔贝克时，侯爵把自己和我手下的电梯司机关在房间里，藉口为先生的外祖母放大照片。年轻人想告他，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事情暗暗了结。喏，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和他的情妇来餐厅用午餐那一天吧，侯爵是拿他情妇当屏障呢。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借发脾气走开了。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位太太有理。她让他吃够了苦头。可是那天我总觉得侯爵的怒气是假装的，他需要支开先生和这位太太，谁也无法让我消除这种看法。”关于那天的事，我倒知道埃梅若不是有意瞎编，就是完完全全看错了。罗贝尔当时的情状以及他给记者的那记耳光我记得太清楚了。巴尔贝克的事也一样：要么电梯司机撒了谎，要么是埃梅在撒谎。至少我这么认为；是否确实，我不能肯定：人们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对我来说，电梯司机去圣卢那里跑一趟是替我给他送信并取他的回信的方便办法，而对圣卢来说则是认识某个他喜欢的人的好机会，若不是这件事使我如此痛苦，我会觉得其中有某种美妙之处。确实，世上的事物起码是双重性的。别人可能在我们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上添枝加叶地安上一连串完全不相干的行为。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圣卢和电梯司机之间如果真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那么它与为我送信这件平常小事没有关系，正如只听过瓦格纳的《洛亨格林》①二重唱的人不可能预见《特里斯丹和绮瑟》②的前奏曲。诚然，由于人的感觉官能的贫乏，他们只能在事物的无数属性中认识有限的几种。物体是有色彩的因为我们长着眼睛去看；如果我们有几百种官能，那么该有多少形容语去修饰事物呢？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你只了解其中一部分却以为那就是全部，另一个人则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件事，就象从开在房屋另一面的窗口望出去看到另一个景观一样，由这一点去想，事物会呈现不同的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埃梅没有看错，那么罗贝尔在布洛克对他说起电梯司机时脸上突然绯红，其原因可能就不仅仅在于布洛克把“电梯”说成“预梯”。不过我深信圣卢生理上的演变不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当时还只爱女人。回想起来，在巴尔贝克他对我的友谊便是明辨此事的最好迹象。只有他爱女人的时候他才真正能对男人产生友谊。此后，至少在一段时期里，他对与他无直接关系的男人一律表现出冷漠，我想这种冷漠一部分是由衷的，因为他态度变得很生硬，但也有夸张的成份，为的是让别人相信他只注意女人。不过我总还记得有一天在东锡埃尔，我正要去维尔迪兰家吃饭，他对夏里注视良久后对我说：“真奇怪，这小伙子，他有些地方象拉谢尔。你不感到吃惊吗？我觉得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不过反正这与我无关。”然而接着他的眼睛却久久迷惘地看着远方，好似一个人在重新开始一局牌或在出外吃饭之前想到一次遥远的旅行，想到今后永远不会作这种旅行，便感到一瞬间的怀恋。罗贝尔在夏里身上看到拉谢尔的影子，希尔贝特呢，则竭力仿效拉谢尔以取悦丈夫，她象拉谢尔一样头发上戴着朱红，粉红或黄色丝绸结，也梳一样的发型，因为她相信丈夫仍然爱着拉谢尔，她妒忌她。罗贝尔的爱情有时介乎男人对女人的爱和男人对男人的爱之间，这是可能的。总之他对拉谢尔的怀念在这方面只起一种审美作用。它甚至也不可能起别的作用。曾经有一天，罗贝尔叫她打扮成男子，要她让一绺头发垂下来，不过他只是看看她，好象不太满意。他对她却仍然很依恋，准时按数——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付给她那笔他许诺的年金，但这并不妨碍拉谢尔后来对他施展卑劣的手段。如果希尔贝特知道他对拉谢尔的这种慷慨只不过是不得已地实践一个诺言而并不牵涉到任何爱情，那么她最不会为此而痛苦的。然而罗贝尔偏偏装作对拉谢尔旧情依依。同性恋男子倘若不装模作样钟情于女人，他们倒可能是最理想的丈夫。再说希尔贝特也毫无怨言。当初正由于她以为罗贝尔被拉谢尔所爱，而且爱得那么长久，她才想得到罗贝尔，并且为他拒绝了不少更合适的择偶对象；他娶她似乎对她作了某种让步。确实，一开始，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作一番比较（虽然她们在魅力和容貌方面是如此悬殊）对甜美的希尔贝特是颇为不利的。但后来希尔贝特愈来愈得到她丈夫的敬重，而拉谢尔的地位却日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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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亨格林》是瓦格纳根据德国古代民间传说创作的一部歌剧。
②《特里斯丹和绮瑟》是瓦格纳根据中世纪凯尔特民间故事《特里斯丹和绮瑟》改编的一部歌剧。
另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物是斯万夫人。如果说在希尔贝特眼里，婚前的罗贝尔头上已环绕着双圈光轮，一圈是从德·马桑特夫人的哀叹里不断透露出来的他和拉谢尔的同居生活造成的，另一圈是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父亲心目中始终享有的并在她心中得到延续的威望造成的；那么德·福什维尔夫人则不同，她原企望女儿能攀一门更光彩的婚姻，也许嫁一位王子或亲王什么的（有些王室亲戚不富裕，他们会接受这笔嫁资——已经远远低于原先许诺的8000万——何况福什维尔这个姓氏已经使这笔钱脱尽了俗气），她企望她的女儿不象圣卢那样因远离社交界生活而降低了地位，然而她终究拗不过希尔贝特，于是她逢人便抱怨，痛斥她的女婿，可是忽然有一天，一切都变了，女婿成了天使，她即便挖苦他也是偷偷地。原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斯万夫人（现在成了德·福什维尔夫人）虽然仍旧保留着让男人供养的习惯，却失掉了让他们供养的手段，她的崇拜者都一一弃她而去。她每天都想得到一串新项链，一件缀着钻石的新裙子，一辆更豪华的小轿车，然而她的财产有限，福什维尔几乎把家产都吃光了；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女儿吝啬得可怕——犹太人的哪一种影响在驾驭着希尔贝特？——她对丈夫尚且锱铢必较，对母亲当然更加如此。可是奥黛特突然预感到罗贝尔可以做她的供养人，而且后来他果真成了她的供养人。她已经不很年轻，但在一个不爱女色的女婿眼里这无关紧要。他只要求岳母平息他和希尔贝特之间发生的这样或那样争执，能让希尔贝特同意他和莫雷尔一道作一次旅行。奥黛特全力以赴完成了使命后，就立即得到一颗精美的红宝石作为酬谢。然而为此必须让希尔贝特对丈夫更慷慨些。奥黛特规劝女儿要如此行事，而且规劝得极其热心，因为从希尔贝特的慷慨中得到好处的将是她本人。这样，多亏罗贝尔，年届50的奥黛特（有人说是60）每次赴晚宴或参加晚会时，仍能以华丽得出奇的打扮令举座惊叹，却又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一位“男友”，再说即便有“男友”，他现在也不会出钱，甚至不会上钩。因此她虽进入了而且似乎永远进入了最后的贞洁时期，她的穿着打扮却从未如此漂亮。
夏里不仅仅是出于坏心眼，出于原先的穷人对让他发了财但又始终让他感到（这一点表现在德·夏吕斯先生的性格里，而尤其表现在他的语汇里）两人地位差异的主人的怀恨，才转向圣卢以便叫男爵加倍痛苦的。他可能也为了贪利。我的印象是罗贝尔大概给他很多钱。我动身去贡布雷之前在一个晚会上遇见罗贝尔，他堂而皇之地伴着一位雍荣华贵的女人，人们都以为这女人是他的情妇，他寸步不离她的左右，与她两位一体，仿佛当众裹在她的裙裾里，那种情状令我想到那是他家祖传动作的一种不自觉的重复，不过带着某种更神经质、更惊悸的意味，我曾经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上观察到同样的动作，那时他好象裹在莫勒夫人的裙子里，莫勒夫人是他表现亲近女人的一面旗帜，其实亲近女人不是他的目的，但是他喜欢打着这面旗帜，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也许他觉得它能起保护作用，或者是认为它有审美价值。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罗贝尔远不如现在富有时曾是那么慷慨。而现在却变得如此节俭，这使我非常吃惊。人们只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或者一个人钱不多时能挥金如土，而富足后却守财如命，这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我觉得这现象在罗贝尔身上表现得有点特别。圣卢不肯乘马车，而且我看见他保留了一张有轨电车转车票。在理财方面他无疑发挥了他与拉谢尔同居期间获得的才能，不过为着不同的目的。一个已与女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人不似结婚前从未有过别人的女人的童男那样缺乏经验。罗贝尔不常常带妻子上餐馆，但每次只要看他如何灵活而又毕恭毕敬地取下她的衣物，如何熟练地点菜和差遣侍应生，如何在希尔贝特穿上紧腰上衣之前细心地理平她的衣袖，就能知道他在成为这个女人的丈夫之前长期当过另一个女人的情夫。同样，过去他曾不得不照料拉谢尔的家，直至细枝末节，一则因为拉谢尔于此一窍不通，二则因为他受妒忌心的驱使想自己指挥仆役。因此后来在管理希尔贝特的财产和料理家政时，他才能继续发挥巧妙而内行的本领，也许连希尔贝特也望尘莫及，于是乐得把担子丢给他。不过圣卢这样做无疑主要是为了让夏里从他的铢积寸累中得益，要做到既能阔绰地供养他又不让希尔贝特觉察，也不让她的生活受影响。也许他以为这位小提琴手也象“所有的艺术家”一样爱乱花钱（夏里不太自信也不太自豪地自命为艺术家，以此为自己不回信以及其他一大堆缺点辩解，他认为这些缺点是公认的艺术家心理特征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从道德观点来说，从男人那里抑或从女人那里得到乐趣，这无关紧要，人们到能获得乐趣的地方寻找乐趣是再理所当然、合乎人情不过的事。假如罗贝尔没有结婚，那么他和夏里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引起我丝毫的悲伤。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罗贝尔仍然是单身汉，我的悲伤会同样强烈。这种事若是出在别人身上，我会漠然置之。但是想到我过去对另一个圣卢，一个与现在的他判若两人的圣卢曾怀有那么深厚的情谊，而且我从他那冷漠的、支支吾吾的态度感觉到，自从男人有可能激起他的情欲以后，他与男人之间已不可能存在友谊，因而他也不可能回报我以友谊，想到这些我禁不住流泪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曾经那么钟爱女人，当“大气派的拉谢尔”要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么绝望以至害怕他会自杀。难道夏里与拉谢尔之间的相象——我并未觉察出——是罗贝尔从他父亲的爱好过渡到他舅舅的爱好以便完成生理上的演变的跳板吗？其实即使在他舅舅身上，这一演变也开始得相当晚。有时埃梅的话又来困扰我；我回忆起那年在巴尔贝克的罗贝尔；他对电梯司机讲话时着意不看他，那样子很使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对某些男人讲话时的神情。这一点，罗贝尔很可能得之于德·夏吕斯先生，不过是得之于盖尔芒特家族的某种高傲的气质和体态，而不是得之于男爵特有的癖好。比如德·盖尔芒特公爵，他完全没有这种癖好，但他转动起手腕来和德·夏吕斯先生一样有力，仿佛是在绕着手腕抽紧一条花边袖口，还有嗓音里那种尖锐和做作的调子，以及其他种种举止，这些举止若是出自于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就会赋予它们另一种含意，而他自己赋予的则是另一种，因为个人总是借助一些非个人的和返祖的特征来表达自身的独特之处，而且它们也许只不过是古远的特点固定在动作和声音里罢了。这一假设已涉及博物学了，按这一假设推论，应该被称为有缺陷，并部分借助盖尔芒特家族的特点来表现这一缺陷的盖尔芒特成员就不是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因为公爵在这个生理反常的家族里是个例外，他丝毫没有沾染上祖传的毛病，而它在他身上留下的外部烙印也就失掉了任何意义。我还记得第一天在巴尔贝克看到圣卢，金黄的头发，整个人仿佛是用稀有的珍贵材料做成的，手拿着单片眼镜在面前挥动，我总觉得他有点女人气，这当然不是我现在得知的他的癖好产生的结果。而是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温文尔雅给人的感觉，宛若精致的萨克斯瓷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用这种质地的材料塑就的。我也记得他对我的情谊以及他表达这种情谊的温柔而多愁善感的方式，这也许会使别人得出错误的想法，可我心里思量，这同样不意味着我现在得知的事情，在当时这意味着别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他的癖好始于何时呢？如果始于我重返巴尔贝克的那一年，那么他为何一次也没来看过电梯司机，而且从未和我谈起过他呢？至于第一年，他当时是那么狂热地迷恋着拉谢尔，怎么可能注意电梯司机呢？那年我觉得圣卢象所有道地的盖尔芒特那样与众不同。不料他比我以为的还要特别。然而我们未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仅仅从别人那儿获悉的东西，我们再也无法让我们的心灵接受，因为时机已经过去，心灵与现实的通道已经关闭；因而我们也不可能享受我们的发现，因为为时已经太晚。何况，上述的发现太使我痛苦，我精神上无论如何不可能享受它。自从听了德·夏吕斯先生在巴黎维尔迪兰家对我讲的那番话以后，我也许已经不再怀疑罗贝尔的情况是很多正派的人甚至是最聪明、最善良的人中的一例，无论从谁那儿得知他的情况对于我都一样，无论从谁那儿，除了从罗贝尔那儿。埃梅的话给我留下的疑云使我和罗贝尔在巴尔贝克和东锡埃尔结下的友谊变得晦黯无光，而我虽然并不相信友谊，而且对罗贝尔从未真正产生过友谊，但是回想起电梯司机的事，回想起我与罗贝尔及拉谢尔在餐馆用午餐时发生的事，我就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免流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