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心理上的痛苦怎样地超越了心理学本身呀！片刻之前，在作自我剖析时，我还以为这次不再重逢的分离正是我所企望的，我在把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平平淡淡的快乐同她使我未能实现的绚丽多彩的欲求加以比较时（我对她长住我家的坚信不疑，即我的精神大气压，使这种欲求占据了我灵魂的首位，然而，乍一听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消息时，这种欲求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已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满以为自己明察秋毫，我断定我再也不愿见到她，我已经不爱她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几个字适才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大的痛苦，我感到我再也挺不住了；必须立即终止这种痛苦；我这时对我自己真是体贴入微，俨如我的母亲体贴行将作古的外祖母，我怀着不让所爱者痛楚的善心对自己说：“耐心等一会吧，总会替你找到补救办法的，放心，大家不会让你这样痛苦下去的。”于是我胡思乱想起来，刚才，我还没有按门铃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之所以感到无所谓，甚至求之不得，那是因为我不相信她会走，正是这样的思路使我的自卫本能起而寻求最起码的镇痛药以抚慰我裂开的创伤：“这一切都无关宏旨，因为我会让她立即回来。我这就考虑办法，她无论如何总会在今晚回到这里。所以不必烦恼。”我不仅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无关宏旨”，我还竭力使弗朗索瓦丝得到这样的印象，办法是不在她面前流露我的苦痛，因为，甚至在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我也没有忘记我的爱情必须显得是幸福的爱，是相濡以沫的爱，尤其在弗朗索瓦丝眼前，因为她不喜欢阿尔贝蒂娜，而且总是对她的真诚表示怀疑。
是的，片刻之前，在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来我这里时，我曾以为我再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相信我这个准确无误的心理分析家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也了如指掌。然而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敏锐，我们却无法窥见组成人心的要素，这些要素通常处于倏忽即逝的状态，只要那能够使其脱离这种状态的现象未能使其经受起码的凝固作用，这些要素就是不可臆测的。我原以为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那是在欺骗自己。不过，恐怕连最精微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无从赋予我的这种认识，适才却因为骤然的痛苦反应而使我获得了它。它坚实，鲜明而奇特，宛若一颗晶莹的盐粒。阿尔贝蒂娜呆在我的身边已成了我的习惯，而我却突然看见了“习惯”的另一副面孔。在此之前，我总把习惯看作一种摧毁力，它毁灭独创性乃至毁灭感知的意识；如今我却把这种习惯视为令人畏惧的神力。它如此紧密地和我们连在一起，它那不起眼的容貌那么牢固地嵌刻在我们的心间，可是这种几乎看不真切的神力一旦脱离开来，一旦离开了我们，我们便会遭受最最可怕的痛苦，到那时，习惯便会象死亡一般残酷。
既然我想设法让她回来，读她的信便成为最紧迫的事了。我感到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未来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通过我们意志力的最后干预，这未来似乎还可以改变。不过我同时又想到，我曾见过其它的力量作用于这个未来，而对于这种力量，即使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无从与之对抗。倘若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无能为力，那么即使发生的时刻尚未到来，这又有什么用呢？阿尔贝蒂娜在家时，我确曾下决心保持和她分手的主动权。后来她却走了。我拆开她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朋友，原谅我没敢亲口对您说出下面的话，
我是那样胆怯，在您面前我总感到害怕，因此，即
使强迫我自己，我也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口。我本该
向您说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下去了，那
天晚上您在盛怒之下斥责我时，您也看见了，我们
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天夜里可以调解的事，几天之后就可能变得无法挽回。因此，我们既有幸
已经和解，还是好朋友一般分手的好。我亲爱的，这就是我寄给您这封信的原因，如果我使您微感悲伤，我求您想想我未来的无限忧愁，从而宽容地原谅我。
我亲爱的大哥，我并不想成为您的敌人，您对我的
爱情逐渐而且很迅速地冷漠下去，这已够使我感到
痛苦了，因此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在请弗
朗索瓦丝转交这封书信之前，我得先向她索要我的箱子。别了，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阿尔贝
蒂娜。
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什么，甚至比我意料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些话根本不是她的真实思想，她写这些显然是为了给我猛然一击，以引起我的恐惧。我现在必须考虑最最紧迫的事，那就是让阿尔贝蒂娜今晚就回家。邦当家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他们会利用外甥女向我勒索钱财，想到这点是令人难过的。但这又何妨？为了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即使把我的一半财产送给邦当夫人，剩下的也还够我和阿尔贝蒂娜舒适地生活下去。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我今天上午是否有时间去订购她希望得到的游艇和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一切犹豫既已烟消云散，我甚至不再去考虑以往我曾认为给她这些东西是不明智的。如果邦当夫人的干预还不够，如果阿尔贝蒂娜不愿意听她的话，而且提出她今后只能在完全独立行动的条件下才回来，好吧！无论这会使我多么伤心，我也要同意她这样独立行动；她想出门就可以独自出去；为了自己最执着追求的事，必须善于作出牺牲，无论这种牺牲有多么痛苦，而我所执着追求的正是让阿尔贝蒂娜在我这里生活，尽管今天清晨按我准确而荒谬的推理我不这么看。此外，我难道能说，给她这种自由于我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吗？这样说我才是在撒谎哩。我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让她远远离开我去外面做坏事，这种痛苦也许比意识到她一呆在我身边一呆在我家里便感到厌倦的悲哀还轻微些呢。倘若她请求出门去某个地方，我同意她去而同时却想到有人在那里组织了狂欢的酒筵歌舞，我无疑会感到这太难以忍受。不过，对她说“乘我们的船或乘火车去某个我不熟悉的地方过一个月吧，您在那里做什么事我都会一无所知”时，我往往又感到高兴，因为我想，相比之下，她远远离开我时也许会更喜欢我，等她回家时她恐怕就感到幸福了。再说她本人也一定愿意如此，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得到这种自由，而且我如果每天都让她得到新的享乐，日复一日，我还很容易对这种自由作出某种限制。不，阿尔贝蒂娜所企望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时别再使她难堪，而且压倒一切的是——正如昔日奥黛特和斯万之间发生过的那样——希望我下决心娶她。一旦嫁给了我，她就不会再坚持要求独立了；我俩会双双留在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当然，这意味着放弃威尼斯。然而，当我们的心同另一颗心连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又使我们痛楚到相互无法分离时，我们最向往的那些城市——还有比威尼斯重要得多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剧院——变得多么平淡、多么无足轻重、多么死气沉沉！何况在结婚问题上阿尔贝蒂娜是完全有理的。妈妈自己就认为这种拖延十分滑稽。娶她，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事，也是我必须做的事，正是这点促使她写下了她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书信，正是为了促成我们的婚姻，她才暂且放弃了她也许愿意做也是我希望她做的事：回到这里。是的，她企望的正是这个，这正是她这次行动的意图，我那富于同情心的理智对我这么说，然而我感到，我的理智在对我作如是说时，它总是从它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假设出发，不过我又确实感到另外一种假设在不停地被证实。当然，这第二种假设恐怕永远也不敢于明确提出阿尔贝蒂娜可能与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保持着联系。但当那可怕的新闻扰得我不能自拔时，我们一进入安加维尔车站，却是第二种假设得到了证实。不过这个假设后来并没有去构想阿尔贝蒂娜会主动离开我，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既没有事先通知我，也没有留下余地使我来得及阻止她。然而，如果说在生活刚让我作了那次可观的新飞跃之后，摆在我面前的现实象物理学家的发明、预审法官对一桩罪行底细的调查或历史学家对一次革命内幕的新发现向我们揭示的现实一样使我感到新奇的话，这现实本身却超出了我那第二种假设所作的粗略预见，不过它倒也在使这种预见不断得到完善。这第二种假设并不是慕于理解力的假设，而且那天晚上阿尔贝蒂娜没有吻我时我感到的惊恐，那天夜里听见窗户响动时我感到的恐惧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节已经表明的那样，下面的情节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实情况的最灵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这一点只能提供多一层理由说明我在开始是从理解而不是从无意识的直觉或从相信现成的预感着手去捕捉真实情况的。是生活通过一桩桩的事情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心灵或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而是通过别样的潜能学来的。正是理解力本身认识到了这种潜能的优越性并且通过推理在这种潜能面前认输，同意成为它们的合作者和奴仆。这就是试验性的信任。我正在与之搏斗的未曾逆料的不幸对我来说（如同阿尔贝蒂娜和两个搞同性恋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识，因为有那么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认识它（尽管我的理智根据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断定不是这么回事），我从这些迹象看出她对那种奴隶式的生活多么厌倦，多么憎恶；有多少次我确信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见的墨水写在她那忧伤而顺从的眼睛背后，写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红得发烫的面颊上，写在猛然打开窗户的响声里！对这些迹象我无疑不敢去深究，也没敢得出她会骤然出走的明确概念。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心情平稳，我只想着由我来安排她离开，不过离开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说离开的时间还不存在；因此考虑她离开的事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正如身体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时总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实他们只是在把一种纯然否定的想法引入这种好的健康状态，因为死神的临近一定会改变这种状态。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尔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极为清楚、极为真切，我也不会更深一层去揣测这事对我会怎样，说透了，也就是这次出走会多么离奇、多么残酷、多么突然，是怎样一件前所未闻的坏事。假如我曾预料到这次出走，这些年来我会不停地去考虑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出“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句话从而揭开难以想象的地狱的纱幕时使我那些想法连在一起也与这个地狱不仅关系毫不紧密而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想象力总借助一些业已熟悉的材料来想象某种不熟悉的情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这种情状。然而感觉甚至最纯粹的体肤感觉却会打上新情况的最原始的而且长时期难以磨灭的标记，如同闪电的光纹。我几乎不敢对自己说，即使我早已预料到这次出走，我恐怕也无法想象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尔贝蒂娜向我通报了她的出走，而我对她又威胁又哀求，我恐怕也无从阻止她出走。此时此刻去威尼斯的愿望离我多么遥远！当年在贡布雷，每逢我一个心眼只想着妈妈来我的房间时，想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愿望也离我这么遥远。原来我从幼年起体验过的全部焦急不安现在又前来给我新的忧虑火上浇油了，两种忧虑结合成了性质相同的混合体，使我窒息。
的确，这样的分离打击了我的身心，这一击通过肉体的极大的载入能力使痛苦变成了某种与我们饱经忧患的生活的各个时期同步的东西，——的确，那个希望我的悔恨达到最尖锐程度的女人也许对我心灵承受的这一击寄托了某种希望（人们很少考虑别人的痛苦），她也许假装出走，只想以此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也许永远出走——永远！——以此惩罚我，报复我或继续被我所爱，或者（为了我将来对她保持美好的记忆）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围编织的厌倦和冷漠的网络，——的确，我们曾经相许避免互相对心灵进行这样的打击，我们曾经相约友好地分手，然而友好分手实属罕见，因为如果相处甚笃就不会分手。此外，一个遭到万分冷落的女人总该隐约意识到，男人尽管对她已感到厌倦，共同的习惯却使他对她越来越依恋，而且她也应该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时通知对方。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对方时受到阻挡。任何女人都会意识到，她对男人的影响力愈大，她离开他的办法便只能是逃走。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况正是如此。当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厌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产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热要求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大的确是闻所未闻的。除去在写作这个作品时阐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阐述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原因。首先，出走往往发生在冷漠——确实存在的或自己认为存在的——发展到极端，就象钟摆摆到极限一样的时刻。女人想“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她，或正在考虑离开她；倒是她先离开了。于是，钟又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距离也大到了极限。可是转瞬间钟摆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业已阐述的原因，这该多么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离家前那个女人了。她在我们身边已经过惯了，却猛然发现别样的生活渗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为了参与这种生活她才离开我们的。这一来，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又回过头来影响还留在我们身边的女人，也许还在策划这个女人的出走。我们可以推测的一系列心理现象与她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与我们毫不隐讳的对她的厌倦情绪和我们的忌妒心也联系紧密（这种忌妒心使曾被好几个女人抛弃的男人几乎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抛弃，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反应都相同，这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骗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这一系列我们认为并不神秘的心理现象有可能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实相符。她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和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保持着联系，笔头的或口头的，或通过信使。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约定，在她去见某某先生的头一天由这位先生先来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我说“某某先生昨天来看过我”就在无意间给了这个信号。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设啊！也仅仅是可能罢了。我惯于构思事实，当然只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我误拆了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某个情妇的信，信是用约定好的口气写的：“继续等着招呼我去圣卢侯爵家，请在明天来电话通知。”于是我据此又架构起某个出逃计划来；圣卢侯爵的名字只是说明另外一件事的记号，因为我这个情妇并不认识他，不过曾听我说起过他，再说信上的签名是个什么绰号与语言形式毫不相干。事实上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情妇而是写给家里另一个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妇的名字不一样，送信的人看错了。这信并非用互相约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写的，因为写信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确是圣卢的一个女友，他告诉过我。这个美国女人写信的奇特方式使一个完全真实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象个绰号，因此我在这大的猜测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然而我在脑海里把这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串联起来的思维框架本身却极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实际，因此，三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妇（她当时是准备作我的终身伴侣的）离开我时，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样。来了一封信，信的特点和我错误地赋予前述那封信的特点如出一辙，只是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云云。
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不过，无论如何，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许会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奇心所超越：阿尔贝蒂娜所渴求的，她重新找到的人是谁呢？不过这一桩桩大事的根由好比大河的源头，我们走遍天涯也属枉然，源头是找不到的。阿尔贝蒂娜是否早就在如此这般地预谋出逃了？我还没有说（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一切纯属装腔作势或情绪不佳，弗朗索瓦丝认为那叫“赌气”）从她不再拥抱我的那一天起，她的神气就象埋死鬼入土一般，直挺挺的，呆呆的，连最简单的事情她说起来声音都是悲悲切切的，动作也十分缓慢，而且再也不微笑了。我不能说有什么事实足以证明她与外面串通一气。弗朗索瓦丝后来倒是对我说过阿尔贝蒂娜出走的前两天她曾去过姑娘的房间，房里空无一人，窗帘放下来了，但房里的气味和响声说明窗户是开看的。原来阿尔贝蒂娜在阳台上。但是看不出她可能从阳台上同谁联系，而且放下窗帘打开窗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害怕穿堂风，即使窗帘对我帮助不大，它们总可以防止弗朗索瓦丝从走廊里看见百叶窗开得如此之早。不，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除去一个小小的情况，不过这情况也仅仅能证明她头一天就知道她要出走罢了。就在那头一天的晚上，她趁我不注意从我房里拿走了大量的纸和包装用的布，而且一整夜都用这些东西包扎着她那些数不清的浴衣和梳妆衣以便早晨出走。就这一个情况，仅此而已。这天晚上她几乎是强迫我收下了她还我的1000法郎欠款，我没有重视这件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钱的事情上她是极为认真的。
是的，她在头天晚上拿走了包装纸，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却并非从那晚开始！因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伤感而是源于决心，她为准备出走而下决心放弃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正是这种决心使她看起来那样黯然神伤。带看这样的伤感她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只有最后一个晚上例外，这天晚上她在我身边呆的时间比她希望的要长些——她老愿意延长，这使我感到吃惊——，回去时她在房门口说：“别了，小宝贝，别了，小宝贝。”不过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警觉。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第二天早晨阿尔贝蒂娜对她说她要离开时（但这也可以解释为疲劳所致，因为她一直没有脱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装她的东西，包装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丝索要的不在她房里和盥洗间里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东西），她仍旧那么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还要僵直，还要呆板，因此在她说“别了，弗朗索瓦丝”时，弗朗索瓦丝以为她快要倒下去了。一个人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便会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欢某个女人，不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场合邂逅相遇的女人，而且为因她而牺牲那些邂逅相遇的女人大生其气，正是这个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某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由于习惯，也许由于寻乐对象的平庸而变得毫无价值——和别样的乐趣，即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之间的问题，而是这种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东西，即对痛苦的怜悯之间的问题。
我一面指望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一面忙不迭去做最紧迫的事，同时又用新的信念去医治失掉与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灵创伤。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应无论多快，在听到弗朗索瓦丝谈及此事时，我仍然在瞬间感到孤立无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尔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无济于事，我在尚未告诉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觉到的痛苦（就是刚听到：“阿尔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动在我心里复苏了，痛苦的情状和过去的相同，换句话说，就仿佛我对阿尔贝蒂娜即将返回还一无所知似的。她也的确应该回来，不过得由她自己主动回来。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让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来，这都会事与愿违。的确，要放弃她，我再也没有象放弃希尔贝特时那样的力量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这种肉体的痛楚，我那远不如从前健康的心灵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楚了，这一点甚至比重见阿尔贝蒂娜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事情，由于我总是使自己习惯于不抱任何奢望，我变得更为软弱了。不过这种痛楚剧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种痛苦望尘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因为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以及希尔贝特都没有共同享受过肉体的快乐，而是因为我并没有天天或时时刻刻见到她们，没有可能因而也没有这种需要，在我对她们的爱情里缺少“习惯”这个巨大的力量。我的心既已无力奢望什么，也不乐意忍受痛苦，它能够觅得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能是不惜代价让阿尔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处理和希尔贝特的关系时我没有选择与此相反的途径（自愿放弃或逐渐忍受），我也许会认为这相反的途径简直就是小说里的解决办法，在生活里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从而明白这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个人接受，因为现在的我几乎还是过去的我。然而时光也起了作用，时光已经使我衰老，时光也曾促使阿尔贝蒂娜在我俩的共同生活中长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边。我虽然不愿意放弃她，我和希尔贝特相处时保留下来的起码的自豪感却促使我不愿因命人求阿尔贝蒂娜回来而成为令她嫌恶的玩物，我想让她回来而又不显出我一心盼她回来的样子。于是我连忙起床省得浪费时间，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她离家之后起床呢。不过我还是得赶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房那里打听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击的延续，痛苦渴求着改变形式；人们总希重通过做计划，打听消息而使痛苦化为乌有；也愿意它生发出不计其数的变形，这比保持原封不动的痛苦要求的勇气要少一些，带着苦恼躺在床上，这床显得好狭窄、好硬、好冷。我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我每动一步都得无比小心，我坐下时总是设法避免看见阿尔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自动牌钢琴，她总是把她那双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钢琴的踏板上，这是唯一的一件她用旧了的东西，她用过的东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忆教给它们的特殊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转述，再一次向我通报她出走的消息。我不去看，却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浑身无力，我跌坐在一把蓝绸缎安乐椅上，一个钟头之前，就在这间卧室里，一缕阳光使周围变得朦胧迷离，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篮色曾使我沉入梦乡，我当时那么热切留恋的梦景此刻却离我如此遥远。唉！在这一刹那之前，一向只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站了起来；这一来，每时每刻都有一个组成无数个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员还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已经出走了，必须将这事通报他；必须——如果他们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备我那种对痛苦的敏感、这种通报就不会那么残酷——宣告这个不幸适才已降临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还不知道此事的“我”头上了；必须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阿尔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尔贝克曾看见人们装这些棺材形状的箱子，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亲的箱子旁边），“阿尔贝蒂娜走了”。我有必要向每一个人通报我的悲伤，这种悲伤绝不是从那些令人沮丧的总的情况里任意得出的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特殊印象的断断续续的不由自主的复苏，这种印象自外而来而且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在这些“我”中，有几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例如（我没有想到今天是我理发的日子），理发时的“我”。我早已把这个“我”置诸脑后了，这个“我”的到来引起了我一阵呜咽，有如一个早已退休的仆人来到刚死去的主人的葬礼上。我随耶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来，我有时突然惊恐万状，而我对自己却不承认这种恐惧。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又和自己争辩说：“预先假设她会突然出走不是徒劳吗！这是荒谬的。假如我把她托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聪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没有妨碍我吐露真情，我也许真会这样行动以求得心境的安宁），这个受托的人一定会说：‘您简直发疯了。这绝不可能。’（的确，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口角。）一个人出走总有他的动机。他会说出这个动机。他也会给你回答的权利。人不会象这样走掉的。不，这是幼稚之举。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荒谬绝伦的假设呢。”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铃时只要看见她还在那里，我却会宽慰地叹一口长气。弗朗索瓦丝把阿尔贝蒂娜的信一交给我，我立即相信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应该说几天前我就察觉到这次出走了，尽管我有多种合乎逻辑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而且在绝望中几乎有一种对先见之明的满足，有如一个谋杀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发现却仍旧忧心忡忡，这时他突然在召见他的预审法官那里看见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写在案卷的开头……
我一心希望阿尔贝蒂娜是去土兰她姨母家了，在那里她起码可以受到足够的监督，从而在我去把她领回来之前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纰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后一头钻到某个我连初步情况都没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戏里去。不过说实在的，我口头说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这许多地方，我心里想的却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当阿尔贝蒂娜的门房回答说她已去了土兰时，这个我自以为希望她去的住处倒似乎变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惜了，原因是她去那里已确实成了事实，在对现实确信不疑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双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于我的生活，也许会长期，也许永远，在这样的生活里她也许会变成一个未知数，从前我老是被这个未知数弄得心绪不宁，而同时我又有幸占有和抚摸属于这未知数的外形的东西，也就是那难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温柔面庞①。正是这未知数构成了我爱情的基础。至于阿尔贝蒂娜本人，她只有挂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后苏醒那罕有的休息时刻，这个姓名什么时候都铭刻在我头脑里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声地思索，我会不停地念叨这个名字，我的絮语很可能会单调而愚蠢到仿佛我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寓言中的鸟，它无休无止地叫着它作为人时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你一个人在心里念叨这个名字，没有念出声，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写这个名字，而且仿佛让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末了，你的脑海就象一堵被人乱画过的墙一样布满了写过上千遍的所爱者的名字。你时时刻刻都在思想里写着这个名字，幸福的时候写，不幸的时候写得更勤。在重复叨念着这个除了已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的名字时，你会感到一种不断产生的需求，不过时间一长你也会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没有去想肉体的快感；在我头脑里我甚至没有看见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却是使我内心如此烦乱不安的人），连她的肉体我都没有看见。如果我愿意分别探讨与我的痛苦紧密相联的想法——总是会有这类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着去探讨，一方面猜测她是在什么样的心境里出走的，她有没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虑接她回来的办法。尽管我们认为和我们的苦恼有关联的人在我们的苦恼里仅仅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许正是在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种标志和真相。事实上她个人在这种苦恼里也的确算不了什么；某些偶然因素使我们想到她时便感到激动和苦恼，而习惯又把这种激动和苦恼与她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激动和苦恼的过程本身才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厌倦更足以证明），当我们认为问题（这问题那么无聊，我们简直不准备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时——激动和苦恼的过程这时都已被遗忘，起码是由她引起的激动和苦恼的过程已被遗忘，因为这种感情过程已经重新发展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见不见这个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在此之前，当这种激动和苦恼还附着在她身上时，我们满以为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她：这幸福其实只取决于我们的苦恼是否已经终结。到那时，我们的无意识便会比我们本人还要高明，因为在这出连我们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决于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剧里，这无意识会把被爱的女人的形象，把那个可能已被我们遗忘，也可能不为我们所了解或被我们认为很平庸的形象变得极其渺小。女人形象变得渺小乃是爱情发展方式的合乎逻辑而又必然的效应，也是对这份爱情的主观性的鲜明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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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前我发现有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瞧着我，她的神气那么可爱使我不禁问她是否愿意去我家里，我若遇到一只眼神十分忠实的狗也可能会这么做。她似乎很高兴。到家后我把她放在膝头摇了一阵，可是她使我过分强烈地意识到阿尔贝蒂娜的失踪，因此她呆在这里很快就让我感到无法忍受了。于是我给她一张500法郎的钞票之后便让她走了。然而过不多久我又想，如果有另外某个小女孩呆在我身边，我便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也不会感到没有纯洁无邪的伴侣支持，这唯一的梦想竟支撑我忍受了也许阿尔贝蒂娜得有一阵子回不来的想法。——作者注。
她出走的意图无疑很象百姓们以组织示威为手段从而达到谈判目的的意图。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中稳操胜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她眼见一无所获便会自动回归。如果说在只重打赢的牌桌上或战争里人们还能顶住虚张声势，那么既有爱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况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为了等待，为了“维持”，我可以让阿尔贝蒂娜远离我生活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可是这一来我却在破坏我一年多来抱定的目标——不让她自由一个钟头。如果我给她提供时间，提供方便，使她能随心所欲地欺骗我，我所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也就变得徒劳了；即使她最终让步了我却再也忘不了她单身生活的那段时间，而且就算我终于占了上风，但过去那段时间仍无可挽回，即是说我还是失败者。
至于接回阿尔贝蒂娜的办法，我曾假设她之所以出走无非是为了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之后再回来，这种假设显得越有道理，这些办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机会。那些认为阿尔贝蒂娜不真诚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假设很有道理。然而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恶劣情绪和某些姿态理解为她在计划出走，而且会一去不复返，如今出走既已成为事实，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难相信这是装出来的了。我说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这种认为她装作出步的假设，是因为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尽管这种假设在可能性上略逊一筹，它在力量上却可以稳操胜券。一个人眼见自己已到了深渊的边沿而上帝又似乎抛弃了他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去等待上帝赐予奇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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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承认，面对这一切，尽管我比谁都痛苦，我却是一个最麻木不仁的侦探。
然而阿尔贝蒂娜出走也没有促使我重新获得我因习惯请别人监视她而业已失去的侦探才能。现在我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委托另一个人去寻找她。这另一个人便是圣卢。他同意了。许多天来的焦虑转给了别人，这使我感到喜悦，我开始走动了，成功的把握使我的手突然变得和往日一般干干的，再也不象我听见弗朗索瓦丝说“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时那样汗湿了。
人们总还记得，我当时决心和阿尔贝蒂娜同居甚至决定娶她是为了留住她，了解她在干什么，是为了阻止她重犯和凡德伊小姐之间的老毛病。这是一件我无论设想得多糟也没有勇气想象的事（这简直令人吃惊，就象忌妒心成天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虚假揣测，一旦让它去发现真实情况它却又缺乏想象力了。）：在巴尔贝克时她向我泄露了使我锥心泣血的秘密，她谈起来却仿佛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尽管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悲痛的事，我总算也装出了认为这事极为自然的样子。不过这种爱情既然主要产生于阻止阿尔贝蒂娜干坏事的需要，它后来也就保留了这最初根由的痕迹。同她一起生活于我并不重要，只要能阻拦这个“可能的潜逃者”到处乱跑就满足了。为了阻止她乱跑，我依靠那一伙与她同行不离她左右的人的眼睛，只要这些人晚上给我打一个令我放心的小报告，我的忧虑便会烟消云散，情绪也会好起来。——作者注。
我自己认定，无论我做什么，阿尔贝蒂娜都会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暂时节制了弗朗索瓦丝对我说阿尔贝蒂娜出走时引起的痛苦（因为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相信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间断一会之后，这最初的痛苦又以独立不羁的架势自动向我袭来，而且仍旧那么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刚听到她走了时还没有自我安慰地许愿当晚就把她接回来。这句话本来可以缓解我的悲痛，但当时我的悲痛对这句话还一无所知。为了实施促她返回的办法，我势必再一次装出似乎我不爱她的样子，对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还势必继续对她撒谎。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这些姿态向来很成功，而且因为自我爱上阿尔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个人愈是佯装出已经放弃她的神气，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时便愈能做到果断有力。我准备给阿尔贝蒂娜写一封告别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是最后的分手，与此同时我要派圣卢以背着我的方式去向邦当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压力迫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家。不错，我在希尔贝特身上曾做过这种危险的试验，信上的冷淡在开初是装出来的，最后却弄假成真了。这个经验本来应当阻止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与那些信件同样性质的信。然而所谓经验，无非是在我们自己眼前揭露我们自己性格的特点，这特点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出现得格外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揭示过一次了，这一来第一次引导过我们的自发动作就会在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启示下得到加强。人类最难逃避的抄袭行为，对个人（甚至对坚持错误而且不断加重错误的百姓）来说，那便是对自己的抄袭。
我知道圣卢在巴黎，一听我召唤，他即刻来到了我家，他还是象在东锡埃尔时那么麻利，高效率，而且他同意马上动身去土兰。我把下面的考虑告诉了他。他应当先去夏特勒罗请人指点邦当夫人的住址，去那里时得先等阿尔贝蒂娜出门，因为她有可能认出他来。“你说的这个姑娘难道认识我？”他问我。我对他说恐怕不认识。这个行动计划使我满心欢喜，不过这个步骤和我的初衷是绝对矛盾的：我最初是想设法不露出准备派人寻找阿尔贝蒂娜的神气；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这种神气。不过和“本应做的事”相比，这次行动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使我有可能对自己说我派去的人即将看见阿尔贝蒂娜，而且一定会把她带回来。倘若我一开始就把我内心的活动看得很透彻，我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藏在暗处的被我认为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将会优先于忍耐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此法，是因为我缺乏忍耐的毅力。一个姑娘整个冬天住在我家而我竟对他只字未提，圣卢对此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另一方面他过去常对我提起巴尔贝克的年轻姑娘而我却从未回答他说“她就在这里”，因此他很可能因力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感到不悦。其实邦当夫人很可能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然而我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希望他动身，希望他到达那里，因而根本不去想，也无法考虑这次旅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他是否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他当时在东锡埃尔和她邂逅时总是执拗地避免注视她），都说她变化很大而且长胖了，所以这不大可能。他问我有没有阿尔贝蒂娜的肖像，我开始说没有，以免他有暇根据我在巴尔贝克那段时期前后拍的一张照片认出阿尔贝蒂娜来，不过那时他只是在火车车厢里隐隐约约见到过她。可是我又想，那张照片上的阿尔贝蒂娜既不同于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阿尔贝蒂娜，他既不可能从照片上认出她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里认出她。在我替他寻找照片的当儿，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表示安慰。他猜出我很痛苦而为我难受，这使我十分感动。首先，尽管他和拉谢尔分手了，他当时的感受却远没有消逝，因此他对这类性质的痛苦抱有一种同情，一种特殊的怜悯，有如人们同病相怜分外亲切。再说他是那么心疼我，一想到我的苦恼他就无法忍受。因此他对给我招致苦难的人怀着一种又怨恨又赞赏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如此高傲的人，要想使我屈服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在各方面都不同凡响。我的确想过他可能认为阿尔贝蒂娜的像片漂亮，然而由于我毕竟想象不出她会使他产生象海伦使特洛伊老人们产生的那种印象，我在寻找照片时便谦逊地说：“噢！你瞧，你可别胡思乱想，首先，照片很糟糕，其次，她并不出众，不是什么美人，她主要是人很可爱。”“喔！不，她一定与众不同，”他带着天真而真诚的热情说，同时竭力想象着这个能使我如此绝望如此激动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怨她使你难过，不过这也是始料所及的，象你这样一个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人，万事万物都得首先爱它的美而且爱得那么执着，你要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美，你注定会比谁都痛苦。”我总算找到像片了。“她肯定很出色，”罗贝尔继续说这话时还没有看见我递给他的照片。他突然瞥见了，他拿着照片看了片刻。他的脸部表情由诧异一直发展到惊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就是你爱的姑娘？”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由于害怕惹我不快，他克制了语气里吃惊的感情。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露出通情达理和谨慎的神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那么点轻蔑，一种面对病人而产生的轻蔑——即使这个病人在生病之前一直是个很出众的人而且是您的朋友——不过病人同这一切已经毫不相干了，因为他得了躁狂型精神病，他向您谈到出现在面前的天上来客，而且继续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个天上来客时，您这个健康的人却只会看见那儿是一床鸭绒被。我立即明白了罗贝尔为什么吃惊，这正是我看见他的情妇时感受过的惊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发现他的情妇是我早已认识的女人，而他却以为自己从未见过阿尔贝蒂娜。不过我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看见的东西无疑也有很大的差异。当初在巴尔贝克，我在注视阿尔贝蒂娜时确曾贱兮兮地把我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掺进对她的视觉里，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自那以后，又掺进了更深沉、更甜蜜、更难以形容的感觉，随后便是痛楚感。总之，有如一块被雪包围的石头，阿尔贝蒂娜乃是我内心里构想的一个巨大工程的中心发电机。罗贝尔的视力是达不到这种感觉层次的，他能看见的只是糟粕，而这种层次的感觉又反而妨碍我去察觉这些糟粕。罗贝尔在看见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时，使他发窘的并不是特洛伊老头们看见海伦走过而且说：
“我们的损失怎及她秋波一转，”
时那样的激动，而恰恰是相反的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使他说出：“怎么，就为这个他竟如此烦恼，如此伤心，竟干出这许多傻事！”的确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引起我们所爱之人痛苦，毁了他的生活，有时还给他招致死亡的可能时，看见这样的人而作出这种反应是远比特洛伊老头们的反应更常见的，一句话归总，这是惯例。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爱就自然而然认为可以避免爱情而且对别人狂热的爱说长道短。不，那是因为，当爱情达到能引起这种痛苦的程度时，介乎女人的面庞和情人的眼睛（这个象雪覆盖水泉一样包藏和隐匿爱情的巨大的痛苦之卵）之间的感觉工程已经推进得相当遥远，远到情人的眼光停留的位置，他领略欢乐和痛苦的位置与别人能够看见这爱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等于太阳本身的位置和太阳强光使人能看见天上的太阳所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这段时间，忧伤和柔情使情人对对方最坏的变化也视而不见，而在这忧伤和柔情蜜意的蛹壳里，对方的面庞已逐渐衰老，逐渐变化。因此，如果说情人初次邂逅时见到的容貌和他在后来的恋爱的痛苦中看见的容貌距离甚大，从相反的意义上说，这容貌和不相干的人此刻看到的容貌同样大相径庭。（如果罗贝尔在照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情妇，情况又会如何呢？）甚至不必和这个使男人如此神魂颠倒的女人有一面之缘，只要见到她的照片我们也同样会大吃一惊。我们了解她往往象我的叔祖父阿道夫了解奥黛特一样。看法上的差异不仅涉及体型面貌，而且涉及性格，涉及个人的重要性。使热爱她的男人痛苦的女人完全可能和不关心她的人相处甚笃，比如奥黛特，在斯万眼里她是那么冷酷无情，而我的叔祖父阿道夫却认为她是殷勤的“穿粉红袍子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完全可能让爱她的男人象怕神一样战战兢兢地估摸再三才敢作出有关她的决定，而这个女人在不爱她的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男人让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干，就象圣卢的情妇之于我一样，我在她身上只看见了别人对我多次推荐过的“大气派的拉谢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和圣卢在一起时，想到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这样一个女人某个晚上干了些什么，她和某人谈了些什么悄悄话，她为什么会有绝交的念头而内心受煎熬，我感到万分惊诧。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切往事，这里指阿尔贝蒂娜的往事，也就是使我的心灵，使我的生命带着令人震颤而又十分笨拙的苦痛趋而附之的往事，在圣卢看来恐怕也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有一天在我自己眼里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我在今后考虑阿尔贝蒂娜的往事是重要还是毫无价值时，我此刻的思想状态也许会逐渐朝圣卢现在的思想状态过渡，因为对圣卢究竟可能怎么想，对情人以外的所有人会怎么想我都不抱幻想。而且我不会为此过分伤心。我们就别管毫无想象力的男人怎么评价俊俏女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幅天才的肖像画对众多的生活现象所作的悲剧性的阐释，这幅肖像并不如埃尔斯蒂尔为奥黛特画的肖像那么逼真，说它是情人的肖像还不如说它是使人扭曲的爱情的写照。这幅肖像唯一的缺陷——而许多肖像画都没有这个缺陷——是它的作者既不是伟大的画家又不是情人（据说埃尔斯蒂尔就是奥黛特的肖像画作者和情人）。这种不逼真已被一个情人的一生所证实，被一个谁也不理解其狂热爱情的情人的一生，被斯万的一生所证实。然而只要情人象埃尔斯蒂尔那样同时又是画家，谜底就揭示出来了，您终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了凡夫俗子从未见过的双唇，谁也不熟悉的鼻子和您意想不到的仪容。这幅肖像说：“我爱过的，让我苦恼的，我时刻见到的正是这个。”我曾在思想上试图把圣卢已经补充给拉谢尔的他自己的东西再充实到她身上，我现在却想以逆反的动作从构成阿尔贝蒂娜的成份里剔除我的心灵和精神对她的贡献，同时想象着她在圣卢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象回想拉谢尔在我面前是个什么样子一样。可是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就算我们看见了种种区别，我们会相信它们吗？从前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常常在安加维尔的拱廊下等候我，我一到她便跳进我的车里，那时她不仅没有“发胖”，由于过度的锻炼她还消瘦得过了头；她那么瘦削，一顶蹩脚的帽子使她显得丑陋，帽子下面只露出一小段难看的鼻子，只能从侧面看见她白白的双颊，活象白色的虫子。我在她身上发现不了多少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她往我车上那一跳里得知这是她，她准时赴约了，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这些也就足够了；人总是太眷恋过去，太执着于共同度过的逝去的岁月，因而也就不需要这女人的全部了；他只希望肯定这是她，没有搞错身分，在热恋着的人们眼里这一点比美貌重要得多；面颊可以深陷下去，身体也可以变得干瘦，甚至对那些起初被认为以征服美人而不可一世的人来说，那一小段鼻子，那集中体现了女人永恒人格的标志，那代数的精萃，那个常数，这一切已足够使一个受到最高层社交界欢迎而本人又爱社交的男人支配不了自己的任何一个夜晚了，因为他得把时间都花在给他所爱的女人反复梳妆打扮上，直到他睡着为止，或者干脆只为呆在她身边而和她在一起，或者只为她和自己在一起，只为她不和别的人在一起。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3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3000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3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3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3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尔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助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了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尔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3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呆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象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呆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头头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呆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象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作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500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象我对布洛克的气忿一样逐渐弱化下来，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里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象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3F4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翼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人的生命或对它们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象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答应今晚也象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致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也不可能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都为我感到害臊，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啊！我原以为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可以帮助我预见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命运，然而后者的发展和前者对比之下是怎样地不同呀！自个儿呆着却看不见她，这让我多么难以忍受！而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最无足轻重的动作又都使我忆起阿尔贝蒂娜在身旁的欢乐气氛，为此我每次都得重新尝试分居的生活，付出新的代价，领略同样的痛苦。接下去是别种形式的生活前来争妍斗艳，使这种新的苦痛黯然失色，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在等圣卢见邦当夫人的同时甚至想到过威尼斯和不认识的美丽女人，从而有过愉快宁静的时刻。我一发现这点便感到心惊肉跳。我适才领略的这种宁静，意味着初次出现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即将与痛苦和爱情展开搏斗，而且最终会战胜痛苦和爱情。这种我已预先尝到滋味而且得知其征兆的东西暂时还只是一闪念，今后却会成为我经常的心态，成为一种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再也不会为阿尔贝蒂娜去折磨自己，我再也不会爱她了。我的爱情刚认出可能战胜它的唯一的敌人——遗忘，便簌簌地战栗起来，有如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猛然发现一条蟒蛇即将一口把它吞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丝走进我房间时却从不迅速地对我说“没有信”以便缩短我的焦虑，不过我仍旧不时地硬把某些思绪插进我的忧伤之情里从而使我心田里的污浊空气得以稍事流通和更新。然而到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似乎又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象药剂一样使我睡着的，药效一停我兴许就会醒过来。我在睡梦里也没有一刻不思念阿尔贝蒂娜。她给我的睡眠是很特别的，而且在这样的睡眠里我根本不可能象白天一样随意去想别的事。睡眠和对睡眠的回忆是两种互相交织的事物，要想睡着就得同时求助于它们俩。此外，醒着时我的痛苦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日甚一日。倒不是因为遗忘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在醒着时遗忘很有利于使被想念的形象理想化，并以此促使我原有的苦恼和另外的类似的痛苦溶合从而得到加强。这理想化了的形象还算可以忍受。但只要我猛然想到她的房间，想到那人去床空的房间，想到她的钢琴，她的汽车，我便会浑身无力，双目紧闭，头歪在左肩上，活象即将昏厥过去的人，开门的声音也几乎使我同样难受，因为开门的人并不是阿尔贝蒂娜。在可能有圣卢的电报时，我也不敢问一句：“有电报吗？”末了总算来了一份电报，不过电文却只是把一切都推迟而已：“女士们外出三天。”
我之所以能熬过她走后的四个昼夜，当然是因为我老对自己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周末以前她准回来。”不过理由尽管如此，无论对我的心灵抑或对我的肉体来说，需要做的事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她而生活下去，回到家里却见不到她，在她的卧室门口（我还没有勇气打开这间房子）走过却明白她不在里面，没有向她道晚安便上床睡觉，这些便是我应该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用心灵去完成的事，就好象我根本就不应该再看见阿尔贝蒂娜似的。不过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四次，这说明目前我还能够继续用心灵去完成。也许我很快就不再需要支撑我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理由——阿尔贝蒂娜即将归来——，（我可能会一边想：“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边却仍笑象前四天那样生活下去）有如受伤的人重新习惯走路以后可以扔掉丁字拐杖一样。晚上回家我无疑还能寻觅到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对阿尔贝蒂娜等待我的每个夜晚的回忆，它们使我透不过气，孤寂引起的空虚感令我窒息；然而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昨天，对前天的回忆，对前天以前的两个夜晚的回忆，即对阿尔贝蒂娜出走后逝去的四个夜晚的回忆，在这四个夜晚我一人独处，没有她的陪伴，我总算生活过来了。四个夜晚已经形成了一串回忆，它比那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当然单薄许多，但即将逝去的每个日子都可能将它们充实起来。
我不想谈我此刻收到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女寄来的求爱信，这个姑娘是巴黎遐迩闻名的最漂亮的美人，我也不想说德·盖尔芒特公爵替姑娘的父母在我身上所作的努力，她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得接受不般配的择婿对象和有辱门庭的联姻。这样的事对自尊心也许是够刺激的，但对正在恋爱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有人可能愿意有这样的事，却不一定会鄙俗到拿这些事去告诉对他评价不那么高的女人，再说这女人即使得知他可能成为地位迥然不同的人追逐的对象，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会改变。公爵的侄女写给我的信只能使阿尔贝蒂娜烦躁。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忌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这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尔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尔，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象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
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
它总在夜里
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
还有曼侬之死：
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
曼侬既然回到了德·格里欧身边，我仿佛觉得我也成了阿尔贝蒂娜生活里唯一的爱。唉，即使她此刻也听见了这只曲子，她心爱的德·格里欧也不一定是我，而且她只要这么一想，她在听这段乐曲时就会因为想起我而受不到音乐的感动，这只曲子尽管比其它乐曲写得更好更细腻，仍旧可以归到她喜爱的乐曲里去。
我自己可没有勇气去温柔之乡里自我陶醉，去幻想阿尔贝蒂娜叫我“我心中唯一的爱”，而且承认她“以为受束缚”是一种误解。我明白，人在看小说时不可能不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特点和女主人公联系起来。然而即使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我们自己的爱情却并没有进展，等我们把书合上，我们所爱的而且在小说里终于朝我们走过来的人在生活里却并没有更热爱我们。
我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圣卢让他尽快赶回巴黎，这至少可以不显得我们在进一步坚持我渴望掩盖起来的尝试。然而在圣卢按我的指示回来之前，我竟收到了阿尔贝蒂娜本人拍来的电报：
“我的朋友，您派您的朋友圣卢来我姨母家，这简直是发疯。亲爱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别再采取这样荒谬的步骤了。”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为她的出走后悔了，她只想找一个借口回来。因此我只须照她说的去做，给她写信说我需要她，她便会回来。这么说我又要见到她了，见到她这个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了（因为，自她出走以后，对我来说她又成了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这就象一只贝壳，你一直把它放在五斗橱上就不会再去注意它，可是一旦你将它送了人或把它遗失了，一离开它你就想念它，而且再也不那样行事了，她就象这样一只贝壳，因为她使我忆起了大海的碧波万顷的宜人美景）。而且不仅她个人变成了想象中的人，也就是令我渴念的人，连我与她共同的生活都变成了想象中的生活即摆脱了一切困境的生活，因此我想，“我们会多么幸福！”不过，我既然有把握让她回来，就不应该显得急不可耐，倒反而应当消除圣卢的尝试所产生的恶劣印象，以后我仍然可以否认此事，我要说这是圣卢自己去干的，因为他一直赞成我们结婚。
可是再读她的来信时，我对信里太缺乏她个人的东西仍然感到失望。字迹当然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如此；我们总是和某种思想并存的。然而一个人的思想毕竟得先传布到他那睡莲一般快活的花冠式的脸庞然后才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当然会使思想改变许多。这种永恒的差距使我们在等待我们理想中的爱人时，在每次约会里见到的实实在在的人都和我们的理想大相径庭，也许这正是我们在爱情上永远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在我们想向这个人要求点什么时，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封反映她个人的东西少而又少的信，有如在代数的字母里算术的确切数字已荡然无存，而算术数字本身已经不包含加多少水果或鲜花这类实质性的东西了。然而，“爱情”，“被爱”以及她的信件，也许这一切仍然是对同一种现实的说明（尽管一一审视它们时感到如此不满意），因为我们只是在念信时才感到似乎不满足，而在信还未寄到时，我们却感到痛苦难熬，也因为这封信毕竟可以使我们的忧虑得到缓解，即使它不能用它黑色的符号满足我们的希望，何况在怀抱希望时我们也意识到信件毕竟只相当于话语，微笑，吻，却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了信：
我的朋友，我正好要给您写信，我感谢您对我
说，倘若我需要您，您会赶回来；您能站得这么高
来理解对老朋友的忠诚，这很好，这只会使我更加
尊重您。不，我没有请求您回来，将来也不会这样
做；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重逢也许
不一定会使您感到难受，硬心肠的姑娘。而这样的
重逢却会使我，使您认为有时显得那么冷漠的我非
常难受。生活使我们分手了。我认为您作了极明智
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作得也正是时候，有非常了
不起的预见性，因为您正是在我母亲同意我向您求
婚的第二天出走的。我收到她的信（同时也收到了
您的信！）之后本来想在睡醒时告诉您的。也许您是
害怕这之后再走会使我难过。我们也许会把我们的
生命联在一起，这对我俩来说，谁知道呢，也可能
会是一种不幸。果真如此，您还是为您的明智庆幸
吧。我们如果再见面，也许会前功尽弃。并不是再
见您于我已没有诱惑力，而是我没有能耐去抵制这
种诱惑。您明白我是个不坚定的人，而且我多么健
忘。因此没有必要同情我。您常对我说，我是格外
容易受习惯支配的人。我已在开始培养没有您而生
活的习惯了，不过这习惯还不够牢固。我和您一起
生活的习惯尽管已被您的出走打乱，这些习惯在目
前显然还是最牢固的。当然它们并不可能长久地维
持下去。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想到了要利用这最
后的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见面于我还不至于象半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以后那样成为一种……（原谅我
的坦率）一种麻烦，——我想在彻底遗忘之前利用
这几天和您一起处理一些小小的具体问题，在处理
这些问题时，您这位可爱而好心的朋友是可以为那
个曾有五分钟自以为是您的未婚夫的人帮帮忙的。
我不怀疑母亲会同意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俩都
拥有自由，这种自由您过去出于好心为我牺牲得太
多了，这种牺牲如果单为几个礼拜的共同生活还可
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必须白头偕老（在信上告诉
您我曾想到这件事再有几秒钟就可能成为事实，这
几乎使我感到难过），这种牺牲就变得令您我都十分
憎恶了，因此我曾考虑按尽可能独立的方式安排我
们的生活，作为这种共同生活的开端，我曾希望您
拥有那条游艇，您可以乘坐这条游艇出门旅行，与
此同时，无限忧伤的我会去港口等待您；我知道您
佩服埃尔斯蒂尔的鉴赏力，我已写信向他请教。陆
上交通方面，我曾希望您拥有汽车，只属于您自己
的汽车，您可以乘坐这辆汽车随心所欲地外出、旅
行。游艇已基本造好，根据您在巴尔贝克表示的意
愿，给它命名为“天鹅号”。我记得您最喜欢罗尔斯
牌汽车，我已订购了一辆。不过，既然我俩已永远
不再见面，在也就不想请您收下这已变成废物的船
只和汽车了，对我来说它们已毫无用处。因此我考
虑——我是以您的名义通过中间人订购的——也许
您可以通过退订使我避免购买这些无用的东西。不
过，这件事，还有别的许多事都需要当面谈谈。我
又想，在我还有可能再爱您的这段时间，当然，这
段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为一条帆船和一辆罗尔斯·
罗伊斯而见面，而拿您一生的幸福冒险——因为您
认为您的幸福就在于远离我而生活——，这简直是
发疯。不，我宁肯留下罗尔斯，甚至留下那条游艇。
我既然不用它们了，而它们又有幸一个无帆无桨地
系在港口，一个呆在车棚里，我准备请人在游艇……
（我的上帝，我不敢用一个不准确的字称呼那个部位
从而犯异端的错误，使您反感）上刻上您喜欢的马
拉美的诗句……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圣洁的，生机盎然而美丽的今天。”唉，今天已不
再是圣洁的，美丽的了。而那些和我一样明白他们
会迅速用今天创造出可以忍受的“明天”的人却令
人难以忍受。至于罗尔斯，值得在它上面刻上同一
个诗人的这些您认为难于理解的诗句：
轮般发出轰鸣飞出的红色火星
告诉我我是否喜欢
看那火光划破的长空
燃烧的火花飞溅
也看那车轮在火红中消失
我车上那唯一残留的车轮
永别了，我的小阿尔贝蒂娜，谢谢您在我们分
别的前一天还同我作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散步。这次
散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附言——关于您认为的圣卢向您姨母所作的建议（我怎么也不相信圣卢在土兰）我不作回答。这是福尔摩斯那一套。您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正如我从前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不爱您”以博得她的爱；说“我看不见谁我就忘记谁”好让她经常来看望我；说“我决定离开您”以防止一切分手的念头；——眼下，当然是因为我切盼她一周之内返回我才说“永别了”；因为我想再看见她我才对她说“与您见面我会感到很危险”；由于和她分居于我仿佛比死还糟我才在信上对她说“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可能会很不幸”。唉，在写这样一封假惺惺的书信以显示我并不依恋她（这是我从往日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留下来并转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的唯一的骄傲），并自我陶醉地说一些只能感动自己而不能感动她的话时，我本该首先预见到这封信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可能使她认可我所说的话而弄假成真，因为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她也不会有一刻怀疑我所说的话是假的。且不说我在信中不打自招的意图，即使我不是紧接着圣卢的尝试给她写这封信，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也足以向她表明我在盼望她回来，也足以劝示她听任我作茧自缚愈陷愈深。再说，我既然已经预见到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就应当进一步预见到她的答复很可能骤然使我对她的爱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而且我应当在发信之前就考虑到，一旦她用同样的口气给我回信表示她不愿意回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自己的痛苦，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给她发“回来”的电报或不再派去替我受过的另外的什么人，如不然，在我已经给她写信说明我们不再见面之后，这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向她表明我少不了她，而且可能导致她更为有力地拒绝我，也可能使我在忍受不了忧虑的情况下动身去她那里，谁知道呢？也许还得不到她的接待。这恐怕是三项笨拙之至的举动之后最糟糕的蠢事，这之后我也只得在她家的门前自杀了。然而构成心理——病理世界的灾难性的方式又决定了蠢举，这种必须不顾一切加以避免的蠢举恰恰是使人得到安慰的举动，这举动在我们明白它的后果之前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以此帮助我们暂时摆脱象那样的拒绝会给我们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当痛苦实在太剧烈时，我们便忙不迭去干蠢事，诸如写信，让人代为求情，前去看望，表明自己离不开所爱的人之类。
然而对这一切我却全无预见。我以为写这封信的结果似乎反而会是促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来。因此写信时一想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乐滋滋的。但同时我又边写信边哭泣；首先，这有些象我假装分手那天的情形，因为信上的话尽管希望达到相反的目的（是假惺惺地说出来的，为的是出于傲气而否认我在恋爱），它们毕竟向我提醒了它们代表的思想，所以这些话语仍透着悲凉，其次，因为我感到这思想也确有某些真实性。
我既认为此信的结果似乎已肯定无疑，便因发了此信而感到后悔了。因为正当我把阿尔贝蒂娜的回归想象得轻而易举的时候，断定我和她的婚姻于我极不合适的所有理由突然倾全力回到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她拒绝回来。按我的盘算，我的自由，我生命中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她这次拒绝回来；我给她写信简直是在发疯；我最好去把可惜已经发出的信再追回来，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好把刚从楼下拿上来的报纸交给我，她同时把这封信也带回来了，原来她弄不清应该贴多少钱的邮票。可是我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阿尔贝蒂娜别回来，但我又愿意由她自己作出这个决定以结束我的忧虑，于是我又想把信再交给弗朗索瓦丝。我打开报纸。报上有拉贝玛去世的讣告。我当即回忆起过去听《费德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我是在以第三种方式回想那表白爱情的场面。我从前经常自个儿背诵的和我在剧院里听到的似乎都是对一些规律的阐述，我还应当到生活里去体会这些规律。
在我们心灵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多么依恋它们。或者说，我们生活里之所以没有它们，是因为出于害怕失败或害怕痛苦，我们一天一天地推迟占有它们。当我自以为我已放弃了希尔贝特时，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它们之后，比如姑娘订了婚，我们会发狂，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显得无比惆怅而又冷清的生活。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占有了那样东西，我们却又把它看作负担而甘心情愿摆脱它；这就是我与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的人一出走不就从我们生活里隐退了吗？可是我们却又因此感到活不下去。《费德尔》的剧情不是把这两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了吗？伊波利特即将出行了。费德尔在此之前一直故意惹他憎恨自己，据她说（不如说是诗人让她说）是出于顾忌，其实是因为她看不到前景而且感到伊波利特并不爱她，此时她忍不住了。她来向他表白爱情了。这一场正是我经常背诵的：
据说您即将动身远离我们。
伊波利特远走高飞的这个理由比起忒修斯之死无疑是次要的，这一点可想而知。跳过几行诗，写费德尔一时间装做没有被理解而说：
……难道我会不顾荣誉，
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伊波利特拒绝了她表白的爱情：
夫人，您难道忘了
忒修斯是我的父亲，是您的丈夫？
然而如果伊波利特没有发怒，费德尔在已经得到幸福时也许同样会感到这幸福算不了什么。不过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幸福，而伊波利特又以为理解错了从而向她道了歉，这时，正如我刚把书信还给弗朗索瓦丝时所想到的，费德尔便希望由他自己来拒绝，她想彻底试试自己的运气：
啊！无情无义的人，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许多东西甚至韧性，如别人向我谈到过的斯万对奥黛特的韧性或我自己对阿尔贝蒂娜的韧性在这场戏里也有所表现，这种韧性用一种新的，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爱，用希望倾诉衷情的爱取代了过去的爱情，这种新的爱只会使昔日的爱更加丰富多彩：
你越恨我，我越爱你。
你的不幸为你增添了新的魅力。
倘若费德尔此刻没有得知伊波利特爱着阿里西，她会原谅伊波利特而且从奥依娜出的主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说明“顾忌荣誉”并不是费德尔最坚持的事。因此嫉妒，这种在爱情里意味着失掉全部幸福的感情是比失掉荣誉更容易使人激动的。就在这时她才听任奥侬娜（她无非是费德尔身上最恶劣部分的名称）诬蔑伊波利特，并没有去“挺身保护他”，她把这个不愿意要她的男人发落了，而她造成的伊波利特不幸的命运也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因为伊波利特一死，她紧接着心甘情愿地死去了。这场戏可以说是对我个人生活里那些恋爱插曲的预测，正如贝戈特所指出的，这场戏淡化了拉辛为减轻费德尔的罪责而加诸予她的“冉森教徒式”的顾忌，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思考却也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心，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弗朗索瓦丝，让她还是把信交到邮局，我也就在阿尔贝蒂娜那里实施了这种尝试，而当时我得知还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时，我感到仿佛不尝试就不行似的。认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算一回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认为这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就会重新去重视它，而且只是在有把握实现它时我们才会认为不必继续去实现。不过认为不算一回事的人也有道理。因为虽说实现愿望和幸福都只是在有把握时才显得不算一回事，这种实现和幸福本身却都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它们只能使人感到伤心。愿望实现得越全面，伤心便越剧烈，幸福如违反自然规律延读下去而且得到习惯的认可，伤心就会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如我一心想发信，当我以为信已发出时，我又一味地后悔，这两种倾向本身都有它们的道理。就第一种而言，我们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不幸也如此——，我们同时又希望以即刻显示结果的新的行动进行安排，使我们等待而又不至于毫无希望，简言之，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苦痛采取另外一些我们想象不那么残酷的形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第二种倾向的重要性也并不比第一种差，因为这种倾向是以相信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为基础的，它干脆就是我们圆满实现愿望时可能会立即感到的幻灭的开始，过早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在排除其它形式而为自己确定这种幸福形式时所感到的后悔之情。
我把信还给弗朗索瓦丝要她赶快交到邮局去。我的信一走，我重又去想象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事了。一想到她回来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亲切的形象，这些形象以它们的妙趣略为冲淡了我在她这次回归里看到的危险。这种久违了的同她朝夕相处的妙趣使我陶醉了。
时光流逝，人们在谎言里谈到过的都逐渐变成事实，在和希尔贝特相处时我对此体会太深了；我在呜咽不已时佯装的冷漠终于成了现实；我当时对希尔贝特谎话连篇的那一套在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弄假成了真，生活逐渐把我们分开了。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于是我对自己说：“假如阿尔贝蒂娜还象这样过上几个月，我的谎言一定会变成现实。目前最难熬的时间既然已经过去，不是可望她再这样继续过完这一个月吗？如果她回来，我便会放弃真正的生活，当然我目前还未能领略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定会逐步向我展示它的魅力，与此同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印象却会越来越淡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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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开始遗忘。然而遗忘的结果之一恰恰是使我再也忆不起阿尔贝蒂娜那许多令人不快的方面，再也忆不起我和她共同度过的令人烦恼的时光，因此也就不再是我希望她不在这里的理由，就象她还在这里时我希望的那样。遗忘还给我提供了她的素描式的形象。即被我对其他人的爱意美化了的形象。遗忘尽管促使我习惯了分居的生活，它在上述特殊的形式下却让阿尔贝蒂娜显得更温柔，更美丽，反倒使我更盼她回归了。——作者注。
阿尔贝蒂娜出走之后，我以为别人似乎不可能看见过我哭泣，所以我老是拉铃叫来弗朗索瓦丝而且告诉她：“得看看阿尔贝蒂娜小姐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别忘了打扫她的房间，以便她回来时房里整整齐齐的。”或者干脆说：“正好，就是那天，阿尔贝蒂娜小姐还对我说，噢，就在她动身的前一天。……”我是想让弗朗索瓦丝隐约预感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时间是短暂的，使她为这次出走而幸灾乐祸的心情收敛收敛；我还想让弗朗索瓦丝明白我并不害怕谈起这次出走，我要让这次出走显得象是我乐意的——就象某些将领把被迫退却称作符合预定计划的战略撤退一样——仿佛只是我暂时隐瞒了真实意义的一个插曲，而绝不是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友谊的结束。我不停地提起她的名字，是想让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象少许的空气一样回到这间人去楼空的房里，我在这里真透不过气了。此外，人在设法减轻自己痛苦的程度时总是在吩咐送衣服或命人开饭时象口头禅一样老提起这种痛苦。
在整理阿尔贝蒂娜的房间时，好奇的弗朗索瓦丝把那张香木小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女友过去在睡觉时总爱把一些私人小物件放在这个抽屉里。“噢，先生，阿尔贝蒂娜小姐忘了戴她的戒指，戒指都留在抽屉里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得给她寄回去。”然而这样一说便显得我对她的回归缺乏信心。“好吧，”我沉默一会后又回答说，“她出门时间不长，不用麻烦了。给我吧，我瞧着办。”弗朗索瓦丝递给我戒指时显出不怎么相信的神气。她厌恶阿尔贝蒂娜，然而她以她之心度我之腹，便以为阿尔贝蒂娜所写的每一封信只要交到我手里怕都会被我拆看。我把戒指取过来。“先生小心点，可别丢了，”弗朗索瓦丝又说，“这些戒指可算得上漂亮了！不知是谁送给她的，是先生送的呢，还是另外的男人送的，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送戒指的人准有钱，而且有鉴赏力！”“不是我送的，”我回答弗朗索瓦丝，“再说这两只戒指并不是同一个人送的。一只是她姨母给的，另一只是她自己买的。”“不是同一个人送的！”弗朗索瓦丝嚷道，“先生是在开玩笑吧，两只戒指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只上面加了一粒红宝石，两只上面都刻了鹰，戒指里边都有同样的姓名开头字母……”我不知道弗朗索瓦丝是否感觉到了她的话给我带来的痛苦，她此刻竟露出了笑意，而且这微笑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嘴唇。
“怎么，同样的鹰？您疯了。没有红宝石的这只的确有鹰，可是另外那只上面刻的却是人头一类的东西。”“人头？先生在哪儿看见人头啦？我拿长柄眼镜一看便看出这是鹰的翅膀；先生用放大镜看就会看见另一个翅膀在另一边，头和嘴在中间。每根羽毛都看得见呢。哦！做工可真漂亮。”我忧心如焚地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这种需求竟使我忘记了我应该在弗朗索瓦丝面前保持尊严，忘了我应该把她那邪恶的快活劲儿碰回去，这种快活即使不为折磨我，起码也是为了损害我的女友。弗朗索瓦丝去取我的放大镜时我激动得直喘粗气，我拿过放大镜，要她把红宝石戒指上的鹰指给我看，她毫不费力地让我认出了鹰的翅膀，勾勒翅膀的装饰性线条和另一只戒指上的完全一样，我还看出了立体感很强的每一根羽毛和鹰的头部。她还提醒我注意相同的题词，真的，红宝石戒指上的题词和这一只的题词正相搭配。两只戒指内边都有阿尔贝蒂娜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先生非得看了这一切才认出戒指是一模一样的，这真使我吃惊，”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即使不去仔细察看也能感觉出金子折弯的方式方法全一个样，形状也相同。瞥一眼我就敢起誓两只戒指出于同一个地方。这就象优秀女厨师做的菜一般一目了然。”果然，她那仆人特有的好奇心，那由仇恨激起的习惯于以令人胆寒的精确性注意细节的好奇心和她的鉴赏力相得益彰，的确有助于她所作的鉴定，她也确曾在烹调里显示过同样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也许由于她的善于卖弄更显得旺盛了，我去巴尔贝克时从她穿着的方式里也已注意到了这点，原来她也是曾经标致过，曾经见识过别人的首饰和穿着打扮的女人呢。即使在某一天我取错了药，我感到喝茶太多需要服巴比妥却取了同样的数量的咖啡因片，我那时心跳的程度也不会象此刻这样剧烈。我要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我真想立即见到阿尔贝蒂娜。我对她撒谎的憎恨，对不认识的男人的忌妒同我眼见她如此这般接受别人的礼物而感到的痛楚交织起来了。不错，我本人送给她的礼物更多，然而只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供养的女人也被别人供养着，这女人在我们眼里就不是情夫养活的女人。既然我一直不停地为她大量破费，我便不去管她道德如何低下只一味地抓住她不放，是我使这种低下道德在她身上持续存在下来的，也许是我使它发展下去，也许就是我使她道德低下的。而且就象人生来善于编造神话故事以抚慰自己的痛苦，就象我们在饿得要死时总能让自己相信一个陌生人即将给我们留下一亿巨款一样，我竟胡乱想象阿尔贝蒂娜正在我的怀里向我作解释，说是她自己因为看见两只戒指做工一样才买下第二只的，也是她自己命人刻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不过这种解释完全可能不攻自破，也还没有来得及使它的恩泽在我心里扎下根，因此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很迅速地平静下来。我琢磨许多男人在对别人说他的情妇很体贴时也在忍受着我受到的这种折磨。这说明他们是在对别人撒谎同时也在对自己撒谎。他们也不完全是在说谎；他们和情妇确曾享受过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女人在情夫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的使情夫为之自豪的亲切体贴，她们单独与情夫相处时使情夫对她们赞不绝口的亲切体贴，这一切都掩盖了某些无人知晓的时辰，在这些时刻情夫忍受过痛苦，怀疑过，也曾劳而无功地到处探寻过实情！正是这样的痛苦交织着恋爱的乐趣，交织着为女人的毫无意义的话而心醉神迷的乐趣，明知那些话毫无意义，但仍然要加进她的气味使它们香气扑鼻。不过此时此刻我却再也无法透过回忆而沉醉在阿尔贝蒂娜的香味里了。我手上拿着这两只戒指，两眼呆呆地注视着戒指上这只无情的鹰，鹰的嘴喙象烙铁一般折磨着我的心，那一对羽毛突出的翅膀带走了我对女友保持的信任，在鹰爪下，我那受到伤害的心灵一刻也不能回避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情况提出的一连串的疑问，这只鹰无疑是此人姓名的象征，只不过我无法认出来罢了，她从前一定爱过此人而且不久前一定见过他，因为我初次见到这第二只戒指正是我们在森林里一起散步的那一天，那是多么甜蜜多么富有家庭情趣的一天呀，这只戒指上的鹰看上去仿佛正在把它的嘴喙浸进红宝石里那一大片清澈的血水里。
此外，我从早到晚不停地为阿尔贝蒂娜的出走而苦恼也并不意味着我只想念她一个人。一方面，她的魅力早就越来越接近某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最终会远远抛弃她的魅力，但是她在我身上引起过的那种激情还会照样使这些东西冲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事物使我想到安加维尔，想到维尔迪兰一家或想到莱娅扮演的什么新角色，痛苦仍会象潮涌一般前来袭击我。另一方面，我自己所谓的想念阿尔贝蒂娜，是指想办法让她回来，和她重聚，是指设法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因此，在这段我无休无止地备受煎熬的时间里，如果有什么图表能够描绘出我的痛苦的图象，人们也许会看见奥尔赛火车站，看见送给邦当夫人的钞票，看见圣卢俯身在电报局斜面小桌上拟写发给我的电报的情景，却永远也不会看到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图象。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由于自私自利我们每时每刻都只看得见眼前的对我们这个“我”十分珍贵的目标，却从不去看那不停地注视着这些目标的“我”自己，正如指引着我们行动的愿望总是屈尊趋附于行动，却不再回升到愿望本身，或因为这愿望过分注重功利，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行动而蔑视认识，或因这愿望正在寻求未来以纠正令人失望的当前，或因思想的懒惰促使这愿望顺着想象的轻松自在的斜坡往下滑行而不肯沿着内省①的崎岖陡坡往上攀登。事实上，在我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危急时刻，随着这生命所系的人儿愈益显示她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广阔位置和她震憾一切的力量，这个人儿的形象便相应地逐渐缩小直到再也无法察觉。由于我们的感情作用我们在万事万物里都能发现这个人儿存在时留下的影响；而这人儿本身，这影响的来源，却哪儿也找不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怎么也回忆不起阿尔贝蒂娜的形象，我简直以为我再也不爱她了，这就象我母亲，她在绝望的时刻无法回忆我外祖母的形象时（她在梦中和外祖母邂逅那一次例外。她当时感到那样的重逢多么难得，尽管她是在睡梦中，她仍然豁出全部力气使那次重逢延续下去），便可能而且也的确谴责过自己不为母亲的死而感到惋惜，她母亲的死使她痛不欲生，然而她在回忆里却总是捕捉不到她母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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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准备在汽车的同时也买下迄今最漂亮的那艘游艇。有人要卖这艘船，但要价太高没有找到买主。而且一旦买了船，就算我们只作四个月的水上旅行，每年的游艇保养费也得花20万法朗。这就要求我们在年收入超过50万法朗的基础上生活。这样的基础我能支撑7年或8年吗？不过那又何妨？一旦我每年只有5万法朗的年金收入，我可以把这笔钱留给何尔贝蒂娜然后去自杀。这就是我作出的决定。这决定倒使我想起了“我”。而这个“我”在生活中却不停息地想着一大堆事情，他无非是琢磨这些事情的思想活动，当他偶然间失去了这些事情的思路而突然想到了自己时，他却只找到了一架空空如也的仪器，一种他并不熟悉的东西，为了使这些东西具备一定的现实感，他又加进了在镜中瞥见的对某个面庞的回忆。那滑稽的微笑，那不整齐的胡须，就是这些东西即将在地面上消失。5年以后我一自杀便不可能再琢磨这些事情了，而这些事情目前却不停地展现在我的脑际。我将从地面上消失而且永远不返回，我的思想也将永远停止活动。看见“我”仿佛已经成了不存在的东西，我便感到这个“我”似乎更加虚无缥缈了。为我们朝思暮想的女人（我们所爱的女人）而牺牲我们从来不想的人：我们自己，这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为此我仿佛觉得我死亡的念头就像关于我本人的概念一样古怪；不过这念头却并不使我反感。猛然间我又感到这死亡的念头可悲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在我琢磨到我之所以不能掌握更多的钱财是由于我的双亲还在世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一想到我死后母亲的痛苦我便受不了。——作者注。
我怎么会相信阿尔贝蒂娜不喜爱女人？是因为她说过，尤其是前不久说过她不喜爱女人；然而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建立在永恒的谎言之上的吗？她没有一次问过我：“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出门？您为什么问别人我干了些什么？”可是生活实在太奇特，所以她自己果真不明白其原因时一定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她对自己恒久不衰的情欲，对自己数不胜数的回忆，对自己不胜枚举的欲望和愿望永远保持沉默正好与我对她被幽禁的原因保持沉默不谋而合的，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在听见我暗示说阿尔贝蒂娜即将回归时弗朗索瓦丝看上去是知道我在说谎的。她这种看法的依据似乎稍强于指导仆人行为的通常道理，即主人不喜欢在仆人面前受到屈辱，主人要仆人知道的真实情况只限于适合保持尊严的，离美化了的虚构情节不太远的东西。弗朗索瓦丝这一次作如是看法似乎还另有依据，仿佛倒是她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引起了猜疑并使这种猜疑持续下去，而且激起了她的愤怒，总之是她促使阿尔贝蒂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她弗朗索瓦丝原本就可以预言这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果真如此，我那些所谓我的女友是暂时出走，我知道而且同意她出走之类的说法也就只能遭到弗朗索瓦丝的不信任了。然而她关于阿尔贝蒂娜在本质上谋求私利的想法，以及她出于仇恨认为阿尔贝蒂娜从我这里大获“好处”的夸张说法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挫败她自己肯定我在说谎的自信。因此当我在她面前象提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那样暗示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时，她注视着我的脸（膳食总管为了惹她不快，在替她念报念到某些时政消息如关闭教堂放逐神甫之类的事情时总爱偷换几个字眼，这使她大犯嘀咕；于是，尽管她站在厨房尽里头而且大字不识，她也会本能而贪婪地盯着报纸看，她此刻注视我的姿势和她看报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她看得出我所说的是否在我脸上真有所显露，我是否正在胡编乱造。
不过她一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之后又在寻找邦当夫人的确切地址，她那至今还很模糊的唯恐阿尔贝蒂娜返回的害怕之情便又重在她心里滋生起来了。这种害怕之情在翌日清晨竟发展成了真正的又惊又怕，原来她从准备交给我的一封书信的信封上认出了阿尔贝蒂娜的字迹。她在嘀咕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是否只是一出喜剧，这个假设使她倍感伤心，似乎这已经最终确定了阿尔贝蒂娜将来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似乎这已经构成了我的屈辱，我被阿尔贝蒂娜耍弄的屈辱，而对我的侮辱就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因为我是她的主人。无论我多么急于阅读阿尔贝蒂娜的来信，我仍旧禁不住观察了一会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她的全部希望都从这双眼睛里消失了，我从这个征兆里得出了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结论，正如冬季运动的爱好者看见燕子远走高飞便高兴地推断出寒冷季节即将来临一样。弗朗索瓦丝此刻总算离开了房间，在肯定她已关上了房门之后，为了不显得忧心如焚，我不声不响地拆开了来信：
“我的朋友，谢谢您对我讲过的那些令人愉快的
事，我一定遵命去退掉罗尔斯牌汽车，如果您认为
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的话，而对此我也并不怀疑。
您只要把中间人的姓名写给我就行了。您恐怕会受
这些人的欺骗，他们求之不得的只有一件事，那就
是卖货；您从来不出门，要一辆汽车做什么呢？您
对我们最后一次散步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很感
动。请相信，我也不会忘记那次格外黯然神伤的散
步（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那次散步只有在我满目漆黑时才会从我脑海里消失。”
我清楚感到最后一句话无非是一句话而已，阿尔贝蒂娜根本不可能对那次散步保持如此的甜蜜的回忆，更不可能保持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当时肯定感到散步索然寡味因为她那时正急不可耐地盼望着离开我。不过我也很欣赏巴尔贝克那个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的姑娘，尽管她在认识我之前只读过《爱丝苔尔》，她却天生聪慧而且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认为她在我家又培养了新的素质，这些素质使她与众不同而且更为完美。我在巴尔贝克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的友谊对您是宝贵的，我正是能够给您带来您缺少的东西的人。”——我在一张照片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自信天生保护人”——这句话，我虽然说了却并没有相信，而当时说这话的唯一目的只是让她感到来看望我大有好处，同时使她克服她可能会感觉到的厌倦情绪，这句话事实上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就象我告诉她我不愿意见到她是因为我害怕我会爱上她一样。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明白，她来得勤时我对她的爱情反而会逐渐减弱，而分离倒可能激励这份爱情；然而事实上她勤来看我倒使我产生了比在巴尔贝克初期的爱情强烈得多的对她的渴求，这一来我那句话又变成真实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阿尔贝蒂娜的信并没有使事情有所进展。她只对我说了准备给中间人写信。必须使目前的局面有所突破，必须赶紧了结这一切，于是我有了下面这个主意。我立即命人给安德烈送去一封书信，我在信中说阿尔贝蒂娜住在她姨母家，我感到很孤独，如果她能来我这里小住几天我会感到无比快乐，而且我一点不想使这件事神秘化，所以我请她将此事通知阿尔贝蒂娜。与此同时我又装作没有收到阿尔贝蒂娜的信而给她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的朋友，请原谅您一定会十分理解的这件
事，我非常憎恶把事情神秘化所以我愿意她和我一
道来通知您。您在我身边时生活那么甜蜜，因此我
养成了无法独自生活的坏习惯。既然我俩已商定您
不回来了，我便考虑了代替您的最合适的人，而最
能使我少作改变也最能引起我对您的回忆的人非安
德烈莫属，所以我已请求她到我这里来。为了使一
切不显得那么突然，我对她说只小住几天，但就我
们私下说吧，我相信这次是永久性的。您不认为我
说得有理吗？她知道你们巴尔贝克那一伙姑娘永远
是对我最具诱惑力的小小的社会团体，我曾最幸运
地取得了这个团体的认可证。这个团体的诱惑力无
疑还在我身上起着作用。既然我俩的性格和生活的
厄运注定了小阿尔贝蒂娜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我
想我无论如何总该在安德烈身上得到一个妻子——
不如您迷人，但性格的更大共同点也许能使她和我
在一起时感到更幸福。”
然而信一发出，我心里又突然升起了疑云，阿尔贝蒂娜曾写信告诉我说：“如果您直接写信给我，我会很高兴回来。”她对我这么说无非是因为我并没有直接给她写信，如果我真给她写了信，她恐怕还是不会回来的，在得知安德烈来我家而且随后会成为我的妻子时她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只要她阿尔贝蒂娜获得自由就成，她出走一周以来这下可以毫无顾忌地堕落下去，我半年来在巴黎每时每刻精心采取的预防措施也就付诸东流了，因为在这一周里她可能已经干下了我分分秒秒刻意阻止她做的事，那些预防措施已经毫无用处。我琢磨她在那边一定胡乱享用了她的自由，当然，我自己构想出来的这个念头似乎使我感到伤心，但这种伤心也只是一般性的，没有什么特别，而且这念头虽然促使我设想她可能有无数的女性情人，我却不能肯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这念头虽然使我的思想进入了一种不无痛苦的永恒的运动，但由于缺乏具体人的形象，这种痛苦倒还可以忍受。然而圣卢一到这种痛苦就不再是可以忍受的了，它变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
在说明为什么圣卢对我说的话使我如此难受之前，我应该叙述一件他临来访时发生的事，后来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竟纷乱到虽不说冲淡了与他谈话使我产生的痛苦印象，起码也降低了这次谈话的实际重要性。这件事是这样的：由于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到圣卢，我便在楼梯上等他（如果我母亲在家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她除了讨厌“传话”外，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举动），这时我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怎么！您不会让人打发掉您不喜欢的人？这可不难。您只要，比如说，把他应该送的东西藏起来；他的东家急着要东西时一叫他，他什么也找不到便会急得团团转，我舅母准气冲冲地背着他对您说：‘他在干什么呀？’他只要一迟到，所有的人都会气冲牛斗，这一来他再也得不到需要的东西了。这样干它四、五次，您就可以十拿九稳瞧着他被辞退。您如果故意悄悄把他该送的干净东西弄脏，加上诸如此类的事情您就更有把握了。”我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这些毫无信义冷酷无情的话语竟会出自圣卢之口！而我原来却一直把他看成一个多么善良，对不幸的人多么富于同情心的人，他这一席话简直使我相信他是在朗诵撒旦的台词；这不可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说的话。“可是谁都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呢，”和他对话的人说道，我这时才看见说话人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个听差。“那又关您什么事呢？您自己舒服就成了，”圣卢恶狠狠地回答他，“而且您还多了一个出气筒，这岂不快活。您完全可以趁他给盛大晚宴上菜时把墨水瓶打翻在他的制服上，总之，弄得他一刻儿也不安生，让他最后自愿离开。再说，我还可以帮您一把，我要告诉我的舅母说我赞赏您竟有耐心和这样一个呆头呆脑而且穿得很糟的家伙一起干活。”我露面了，圣卢朝我走了过来，可是我在听见他说了那些与我了解的他如此不相称的话之后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动摇了。而且我在考虑，一个对不幸者能够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是否可能在去邦当夫人处替我办事时对我背信弃义。等他一走这个考虑便格外有力地促使我不把他此行的失败看成是我不能成功的依据，不过当他还在我身边时，我想到的仍旧是过去的圣卢，而且是刚离开邦当夫人的朋友。他首先对我说：“你认为我本来应该多给你打几次电话，可是这边老说你没有空。”不过我的痛苦变得无法忍受是在我听到他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从我给你发来最后一份电报以后说起吧，我穿过一间库房一类的房子后便进了她家的大门，等我又走了一个长廊他们才让我进了客厅。”一听见库房，走廊，客厅，甚至这些词还没有说完，我的心便比触了电更急速地翻腾起来，因为在一秒钟之内绕地球次数最多的力量并不是电，而是痛苦。圣卢走后我重复说了多少遍库房，走廊，客厅这几个词呀！我这是在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自己。在库房里，阿尔贝蒂娜完全可能和某个女友躲藏起来。而在客厅里，又有谁知道她姨母不在时她在干些什么？怎么？我这不是在想象阿尔贝蒂娜住的房子既不能有库房也不能有客厅吗？不，我一点也没有这么想，或者说我过去只把房子想成了一个并不确切的地方。当她呆的地方成了一个特定的具体地理名词时，当我得知她不是在两三个可能的地方而是在土兰时，我第一次感到了痛苦；她的门房说的话在我心里也在地图上终于标明了使我难过的地方。然而在我适应了“她在土兰的某个住宅里”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见过这个住宅；关于客厅，库房，走廊的可怕概念也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想象；如今，这几个处所却仿佛正在我的对面，在看见过它们的圣卢的视网膜里，阿尔贝蒂娜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生活，这些处所是特定的而不是不着边际互相推翻的可能的地方。库房、走廊、客厅这些字眼使我清楚意识到我让阿尔贝蒂娜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呆一星期实在是发疯了，这地方的“存在”（而并不只是可能存在）已在我面前是暴露无遗了。唉！圣卢还谈到他在客厅里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扯开喉咙唱歌而且那唱歌的正是阿尔贝蒂娜，听到这里我终于在绝望中明白了，阿尔贝蒂娜摆脱我之后竟生活得很幸福！她已重新赢得了自由。而我却在想她会即刻回来取代安德烈！我由痛苦转而冲圣卢大发雷霆了。“我对你的唯一要求是避免她知道你去了那里。”“你以为这很容易吗！都对我保证说她不在那里。噢！我明白你对我不满意，我从你那些电报里已经感觉到了。可能你并不公正，能做的我都做了。”她重新挣脱了羁绊，离开了我家这个牢笼，而在这个牢笼里我过去又成天价不叫她到我房里来，对我来说，她这是恢复了她全部的价值，她又变成了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变成了从前那只妙不可言的小鸟。“长话短说吧。钱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对一位看上去那么敏感的女人说钱的事我还怕冒犯她呢。不过听我谈及此事时她倒没有哼一声。过不多久她甚至对我说她见我和她互相那么理解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后来谈的话又那么正派，那么高雅，我简直就无法想象她说‘我们互相那么理解’是在谈我送钱给她的事，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是很没有教养的。”“也许她并没有理解，也许她并没有听清楚，你当时应该重复说几遍，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使事情成功。”“可是她怎么可能没听清楚呢？我就象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对她说的，她既不是聋子，也不是疯子。”“而她却一点也没有考虑？”“一点没有。”“你该对她再说一遍。”“你怎么能让我再说一遍呢？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她的神色，我当时心想，你弄错了，你这是在让我做一件蠢而又蠢的事，如此这般给她送钱真是难于登天。不过，为了服从你的命令我还是干了，我还以为她会命人把我赶出门去呢。”“但她并没有如此行事。这说明，或许她并没有听清楚，所以应该声说一遍，或许你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你说‘她没听清楚’是因为你在这里，可是我对你再说一遍，你要是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你就会明白，当时那里鸦雀无声，我是粗声粗气对她说话的，她不可能没有听懂。”
“可她是否相信我始终希望娶她的外甥女呢？”“不，这个嘛，如果您愿意听我的意见，她根本不相信你打算娶亲。她对我说，你亲口告诉她的外甥女你想离开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你想娶亲。”
这些话使我稍微放心了些，这说明我还不算太爱侮辱，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我还在被爱着，这说明我还有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更大余地。不过我仍旧十分苦恼。“看见你不满意我很烦恼。”“不对，我很感动，我感谢你对我的盛情，不过我觉得你好象能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换另外的人也不可能做得更多，甚至还做不到我做过的那些事呢，你找别人试试。”“这明摆着不可能，早知如此我就不派你去了，不过你这一招流产可妨碍了我采取另外的步骤。”我责备了他：他确曾设法为我效劳，但没有成功。圣卢在离开那里时曾和几个正在进门的少女交错而过。我早就不止一次猜想到阿尔贝蒂娜在当地认识一些姑娘，我这是第一次为此感到难过。确实应该相信，大自然在让我们的头脑分泌天然的解毒剂以消除我们不停顿而且毫无危险地作出的各种假想；然而什么药物也不可能免除圣卢遇到的这些姑娘对我产生的毒害。可是他讲过的这些细节中每一个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不都是我曾设法打听过的吗？不正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我才让当时被上校召回的圣卢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我家的吗？不正是我，是我自个儿企求得到这些细节，或者不如说，不是我的痛苦在饥不择食地渴求增长，在贪婪地盼望得到这些细节作为养料的吗？圣卢最后告诉我他在那幢住宅的附近喜出望外地遇到了唯一的一个熟人，而这个人又使他想起了过去，他邂逅的是拉谢尔过去的一个女友，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她正在附近度假。一听到这个女演员的名字我就琢磨起来：“也许就是和这个女人。”光想到这点我就仿佛看见阿尔贝蒂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怀里微笑，快活得脸蛋发红。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我认识阿尔贝蒂娜以来我想女人还想得少吗？
我第一次去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拜访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想圣卢谈到的那个常去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不是比我想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勤得多吗？不正是为了这个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我才又返回巴尔贝克的吗？说近一点，我不也曾经渴望去威尼斯吗，那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就不能有去土兰的愿望呢？其实我到现在才意识到，我当时本来就不会离开她，也不会去威尼斯，即使我打心底想：“我很快就要离开她了，”我也明白我再也不会离开她，这就象我明知我再也不会工作，也不会去过一种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总之什么都不会去干，而我却每日都要给明天许下这些宏愿。不过，无论我内心深处怎么想，我当时的确认为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让她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期的分离在威胁着她。而出于我那可憎的聪明，我无疑让她过分相信这点了。如今，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听任她在土兰和这些女孩子呆在一起，不能听任她和这个女演员呆在一起；一想到她避开我过的这种生活我就无法忍受。我要等她的回信：如果她是在干坏事，唉！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么要紧呢（我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既然已经不再象习惯的那样让她向我报告她如何度过她的每一分钟，而且也不再为她有一分钟的自由而恐惧万状，我的忌妒心也就不再象过去那样以分秒来计算时间了）。不过在收到她的回信之后，一旦知道她不准备回来我还会立即跑去找她；不管她愿不愿意我都会硬把她从她的女友们身边拉走。再说既然我已发现在此之前我从未怀疑过的圣卢的恶劣行为，我亲自去一趟不是更好些吗？谁知道他是否有意谋划让我和阿尔贝蒂娜分手呢？
是否由于我自己已经起了变化，是否由于当时我不可能设想某些自然的原因也可能在某一天导致这种不寻常的分手局面呢，总之，如果我现在给她写信，象在巴黎对她说的那样希望她别出什么事故，我是怎样地在撒谎啊！噢！如果她真的出了事故，我的生活不但永远也不会再被我那无休无止的忌妒心毒化，我还会很快找到即使不是幸福，起码也是免除痛苦之后的宁静。
免除痛苦？我难道真相信过，相信过死亡只消除存在的东西却让其余的东西保持原状？我难道真相信过死亡能够免除认为死者的存在是他痛苦的源泉的人内心的痛苦，而且死亡只解除痛苦却不用别的东西去代替痛苦？免除痛苦！我读遍了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可惜却没有勇气去构想斯万怀抱的那种愿望。如果阿尔贝蒂娜真的遭到了什么事故，她如活着，我可以借故追随她左右；她如死了，我也可以象斯万说的那样重新获得生活的自由。我是这样看的吗？他的确这样看过，这自以为了解自己的机灵人。人们对自己的内心实在是知之甚少！如果斯万还活着，稍晚些时候我真该去告诉他，他那无异于犯罪的希望是荒谬的，他所爱之人的死绝不会使他得到任何的解脱！
我在阿尔贝蒂娜面前丢掉了一切傲气，我给她拍了一份充满绝望之情的电报请求她回来，无论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我只要求在她睡前拥抱她一分钟，一个礼拜三次。她即使说：只拥抱一次，我也会同意就一次。
她再也没有回来。我给她的电报刚发出就收到了一份电报。是邦当夫人拍来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世界都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在生活的流程里还会有我们无法猜测的事加入其中。唉！这份电报的头两行并没有在我身上产生免除痛苦的效果：“可怜的朋友，我们的小阿尔贝蒂娜去世了，原谅我向您，向那么爱她的您通报这件可怕的事。在一次出游时，她的马把她甩下来撞到一棵树上。我们竭尽全力也未能使她苏醒过来。我怎么没有替她去死呀！”不，不是免除痛苦，而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痛苦，是明白她再也回不来了的痛苦。我不是多次对自己说过她也许不会回来了吗？我的确说过，然而此刻我才发现我没有一刻相信过这点。由于我需要她呆在我这里，需要她用亲吻来支持我忍受由我的猜忌引起的苦恼，我从巴尔贝克起就已习惯时时刻刻和她形影相随。甚至在她出门留下我一人独处时，我仍旧在拥抱她。她去土兰以后我还在继续这么做。和她的忠实相比我更需要的是她的回归。如果说我的理智有时任意怀疑这一点，我的想象力却自始至终再现着她回归的情景。我本能地用手摸摸我的脖颈，我的嘴唇，自她走后，我的颈项和嘴唇似乎还在接受她的亲吻，可是从今以后它们再也得不到这种亲吻了；我又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和嘴唇上，俨如外祖母离开人世时妈妈抚摸着我说：“我可怜的孩子，那么爱你的外祖母再也不能亲吻你了。”我未来的全部生活都从我心灵里给挖出去了。我未来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偶尔想到过缺了阿尔贝蒂娜未来该怎样生活？没有！这么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把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她直到我死去为止罗？那当然！这种与她分不开的未来，我往日从没有去注意过，可如今这未来却拆开来了，我意识到了它在我裂开的心灵上占据的位置。一无所知的弗朗索瓦丝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怒气冲冲地对她吼道：“怎么啦？”（有时几个字就会使我们身边的现实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所替代，这几个字能象眩晕一般使人神智不清）她这才说：“先生不必显得那么不快，恰恰相反，他马上就会感到满意了。这是阿尔贝蒂娜小姐寄来的两封信。”
我随即意识到我的眼睛大约象精神失去平衡的人的眼睛。我竟既不感到幸福也不表示怀疑。我好象一个看见自己的房间里同一个位置上又是长沙发又是洞穴的人。他眼前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了，他倒在地上了。这两封信大概是阿尔贝蒂娜在置她于死地的溜达之前不久写下的。第一封信上说：
“我的朋友，我感激您信任地把您想让安德烈去
您那里的意图告诉我。我确信她会高兴地接受邀请
而且我相信这于她是件很幸运的事。她天资聪颖，一定会很好地利用同您这样的人作伴的机会去接受您
擅长发挥的令人钦佩的影响。我认为您这个主意对
她对您都会有好处。因此，如果她对此有丝毫的异
议（我不相信她会这样做），拍个电报给我，我负责敦促她接受。”
第二封信的日期晚一天。实际上她在写了第一封信之后可能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也许是同时写好再倒填上第一封的日期的。我时时刻刻都在胡乱猜测她的意图，其实她的意图无非是想回到我的身边，对她的意图，任何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一个和平条约的谈判者或正在考虑交易事宜的生意人恐怕都会比我判断得更正确。这封信只有这些话：
“我回到您的身边是否为时已经太晚？如果您还
没有写信给安德烈，您会同意再要我吗？我一定服
从您的决定，我恳求您不要迟迟不告诉我，您知道
我多么急切地在等待您的决定呀。假如您决定让我
回来，我立即去乘火车。全心全意属于您，阿尔贝
蒂娜。”
要想阿尔贝蒂娜之死解除我的痛苦，恐怕得让这次碰撞不仅在土兰置她于死地，而且在我心上也把她置于死地。而她在我心上却显得从未有过地生龙活虎。一个活人想进入我们的心灵必须有形，必须受时间框架的制约；由于他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他永远只能给我们同时提供他本人的一个方面，提供一张单一的像片。一个人只是简单的时间积累，这无疑是很大的弱点，但也是强大力量的体现；他属于记忆，一小会儿的记忆对此后发生的事并非全都了如指掌；而记忆记录下来的那一小会儿却会持续下去，它会长存着，在这一小会儿里出现的那个人的轮廓也会和这一小会儿共同长存。这种零碎的记忆不仅会使死者长存，而且会使她越变越多。我若想使自己得到安慰，我应该忘却的就不只是一个阿尔贝蒂娜，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在我终于能够忍受失去这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时，我还得去忍受失去另外一个，另外100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
于是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使我感到生活的温馨的，并不是阿尔贝蒂娜本身，而是当我独处时，在想到她的同时，那些与过去相类似的时刻勾起的对过去的时刻无休无止的回顾。雨声使我忆起贡布雷丁香花的香味；阳台上变幻不定的阳光使我想起香榭丽舍大街的鸽子；炎热的清晨震耳欲聋的喧哗勾起我对新鲜樱桃的回忆，风声和复活节的到来唤起我对布列塔尼或威尼斯的渴望。夏季到来时，白昼漫长，气候炎热。正是师生一大早去公园树荫下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采撷自天而降的些微凉爽，这时的天空虽不象炽热的中午那么燃烧一般烤人，却已同样地万里无云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我那和过去相比毫不逊色的联想力如今只能给我带来痛苦，正是这种联想力使我感觉到外面的空气重浊，西沉的夕阳给一幢幢垂直的楼房和教堂抹上了一层黄褐色。弗朗索瓦丝进来时无意间扰动了大窗帘的褶子，看见阳光在我身上碎成一片一片，我强忍着才没有叫出声来，这阳光过去曾使修葺一新的“傲女布利克维尔”的门面显得格外美观，当时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它已重修过了。”我不知如何向弗朗索瓦丝解释我叹气的原因，便对她说：“噢！我渴了。”她走出去，又走回来，可是我猛地转过身去，因为一件事突然向我袭来使我痛苦不堪，成千上万的这类看不见的往事每时每刻都会在我周围的暗处冷不防呈现出来；我看见她给我拿来的是苹果酒和樱桃，在巴尔贝克时，一个农家伙计送到我们车上的正是这种苹果酒和樱桃，过去，在这两样东西的作用下，在大热天我也能完全适应黑暗的餐厅里五颜六色的光线。于是我第一次想到了埃戈尔农庄，我对自己说，在巴尔贝克时，有些天阿尔贝蒂娜老对我说她没有空，她必须同她姨母一道出门，她当时也许是要和她的某个女友去一个她知道我不常去的农庄吧，当我偶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滞留而那里又有人对我说：“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她”时，她也许正在那个农庄对她的女友说我俩相偕出游时她也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他不会想到来这里找我们，因此咱们不会受干扰。”我要弗朗索瓦丝把窗帘拉上，我再也不愿看那一片阳光了。然而阳光仍旧那么火辣辣地渗进了我的记忆。“我不喜欢这家饭店，虽然它修复了，后天我们还是去圣马丁，在……”明天，后来，这意味共同生活的前景，也许是永恒的，它已经开始了，我的心已朝这样一个前景扑过去，然而，它不复存在了，阿尔贝蒂娜死了。
我问弗朗索瓦丝几点了。6点。谢天谢地，闷热总算快过去了，我和阿尔贝蒂娜以往也曾一起抱怨过这样闷热的天气，但我们又很喜欢这种闷热。白昼正在结束。可是我在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呢？傍晚的凉爽逐渐升腾起来，太阳正在西沉；还记得在我和她一同回家取道的那条路的尽头，我远远瞥见最后一个村庄后面仿佛有一座孤零零的车站，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一道在巴尔贝克停留，所以不可能到达那个车站。那时我们在一道，此刻却必须在这同一个黑黑的无底洞前嘎然停下，因为她已经死去了。拉上窗帘已经不够了，我竭力蒙住自己记忆的眼睛和耳朵，使我再也看不见那一缕菊黄色的夕阳，再也听不见在我四周的树枝上互相呼应的看不见的鸟儿们的啁啾，当时带着那样的柔情拥抱着我的她如今却已溘然长逝了。在夜间，我竭力避开潮湿的树叶以及骑上驴背在公路上走来走去时在我身上引起的感觉。然而这些感觉已经拉住了我，将我从当前的时刻带向遥远，让“阿尔贝蒂娜已长眠”这样的概念象潮落潮涌一般周而复始地冲击着我。啊！我永远也不进森林了，我再也不去林间散步了。可是难道一马平川就不那么令我难受吗？有多少次，为了寻找阿尔贝蒂娜，我穿过了克利克维尔平原，有多少次我和她一道走回来时又再一次取道那里，如遇大雾天，溟蒙的雾霭使我俩产生身临浩瀚水泊的幻觉；如遇天清气爽的夜晚，皓月当空，大地变成虚无缥缈的幻境，咫尺之间恍如天上；白昼间大地却仅仅呈现出遥远的身影，它把已被日光融入苍穹的田野和森林揉进多么纯净透明的玛瑙般的蔚蓝！
弗朗索瓦丝想必在为阿尔贝蒂娜之死感到高兴，不过也应该对她进行正确的评价，出于某种礼貌和分寸感她并没有装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她的古老法典的不成文的律法和中世纪农妇特有的手舞足蹈唱着哭丧的传统毕竟比她对阿尔贝蒂娜，甚至比她对欧拉莉的仇恨更为古老。因此近几天里的一个傍晚，由于我没有来得及掩盖我的痛苦，她瞥见了我的眼泪，这又勾起了她那小农的本能，这种本能曾使她抓获并折磨过牲畜，使她在掐死母鸡活煎螯虾时只感到无比快活，在我生病时她也曾带着同样的快活劲观察我糟糕的脸色，那神气同她观察伤在她手下的猫头鹰一模一样，紧接着她便象预言大祸似的阴郁地宣告我脸色不好。不过她在贡布雷养成的《习惯法规》使她从不轻易洒泪或伤感，她认为这类感情象拿走她的法兰绒衣服或勉强吃东西一样是令人沮丧的。“啊！不，先生，不能这么哭，这样哭对您可不好！”瞧她想阻止我流泪时那副焦虑的样子，俨然是把流泪当成血流如注了。可惜我表情冷淡，这就扼制了她想抒发感情的愿望而她想抒发的感情倒很可能是诚挚的。阿尔贝蒂娜于她也许和欧拉莉于她没有什么两样，既然阿尔贝蒂娜再也不可能从我这里获取好处了，她弗朗索瓦丝也就不再怨恨她了。不过她仍然执意向我表明她非常清楚我是在哭泣，而且我正在步家里人极为有害的后尘，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没有必要哭，先生，”她这次对我说话的口气平静了些，而且与其说她是在向我表示怜悯不如说她是想显示她的洞察力。她补充说：“也是该得如此，她福气过了头，可怜的人儿，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幸福。”
在这漫长得无以复加的夏日黄昏里阳光消逝得多么缓慢啊！对面的房舍象惨白的幽灵一般继续在天幕上无休无止地涂抹着它经久不变的白色。黑夜总算在我这个套间里降临了，我碰了前厅的家具，然而在我认为已经一片漆黑的楼道上，楼梯门镶了玻璃的部分还透看蓝光，那是花一般的蓝色，昆虫翅膀一般的蓝色，倘若我不曾感到这是最后一线反光，是阳光以不知疲倦的残酷劲儿象利刃一般对准我的最后一刺，我或许会认为这蓝色十分绚丽。
漆黑的夜幕终于降下来了，然而一看到斜挂在院子里树梢上的一颗星我便忆起了我俩晚餐后驱车漫游月光如水的商特比森林的情景。甚至在街头，我有时也会在巴黎的非天然的万家灯火中分辨并采撷那游移在长椅背上的一束月光的天然清辉，在我的想象里，这月光使巴黎须臾之间回到了大自然，四周是无限静谧的田野，这时整个巴黎似乎都充满着我和阿尔贝蒂娜相偕漫步的令我痛心的往事。啊！长夜何时有尽头呢？黎明前的凉意使我簌簌地颤抖起来，因为这凉意使我忆起了一个甜密的夏天，那时我和她一次一次地互相送别，从巴尔贝克送到安加维尔，再从安加维尔送到巴尔贝克，直到破晓。我此刻对未来只抱着一个希望——一个比恐惧更令人心碎的希望，——那就是忘掉阿尔贝蒂娜。我明白我总有一天会忘掉她的，我确曾忘掉过希尔贝特，忘掉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也确曾忘掉过我的外祖母。忘却得如此彻底，忘却得如此平静，就象把墓地忘得一干二净一样，通过这样的忘却我们摆脱了我们已经不爱的人，而且隐约意识到这样的忘却对我们还在爱恋的人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忘却正是对我们最公正最残酷的惩罚。老实说，我很清楚这种忘却是一种毫不痛苦的状态，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然而我不能同时想我现在和我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便绝望地追忆着我们抚爱、亲吻和友爱地共枕这一系列我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永远失掉的表面现象。这满含柔情的回忆的冲动与“她已逝去”的概念互相冲撞起来碎成一片一片，这两股互相对立的思绪的互相冲击竟使我气闷到再也无法呆着不动了；我站起身，可是我又蓦地停住发起愣来；我离开阿尔贝蒂娜，满心喜悦地带着她的热吻走出来时看见的正是这样的曙光，眼下这缕曙光正在窗帘的上端抽出它那已变得不祥的利刃，利刃上发白的，厚密而无情的寒光仿佛正朝着我一刀刺了过来。
街上很快就会喧闹起来，从闹声的声质表上可以看出在闹声回荡中不断提高的炎热程度。几小时之后，炎热的空气将浸润着樱桃的香味，然而就在这样炎热的氛围里我寻找到的（有如在一剂药里换了其中的一味就会使这剂药由安舒和兴奋剂变成使人消沉的药）已经不再是对女人的渴求而是对阿尔贝蒂娜逝去的极度的忧虑。而且我回忆中的每次性的欲求都和性的满足一样渗透着她也渗透着痛苦。我当时以为阿尔贝蒂娜去威尼斯可能会使我感到腻烦（无疑是因为我模糊感到我在那里也需要她），现在她去世了。我倒宁可不去那里了。往日我似乎把阿尔贝蒂娜看成插在我和一切物品之间的障碍物，因为对我来说她就是容纳这些物品的器皿，通过她，就象通过一只花瓶一样，我才能接受这些物品。现在这只花瓶既已毁坏，我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去抓住这些物品了，而且已没有一件东西不使我颓丧地背过身去，我真宁愿不去品尝这些东西。由此可见我与她的分离并没有给我开辟一个可能享乐的新天地，而我过去却一直认为是她的存在使这个天地向我关闭了大门。她的存在也许的确是我出门旅行和享受生活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却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掩盖了别的障碍，这些障碍在她这个障碍消失之后便完好无缺地再现出来了。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某个可爱的人儿来访妨碍了我的工作，可是第二天即使我独自在家我也并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疾病、决斗、烈马使我们看到死亡在逼近我们，我们也许会阔绰地去享受生活，去尽情快活，去观赏陌生的国家，因为我们即将被剥夺享受这些东西的可能。一旦危险过去，我们再得到的仍是那千篇一律的毫无生气的生活，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里那一切享受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短促的夜无疑不能持久。冬日会重新降临，到那时我便再也不怕回忆同她彻夜散步直到匆匆而至的黎明这类往事了。然而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储藏在它冰层下的我曾经萌发过的最初的欲念带回给我吗？我最初的欲念是在子夜时分我命人去接她，而在她按门铃之前我又深感长夜难熬之时萌发的，从今以后我可以永远徒劳地等待她按门铃了。那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我因两次以为她不来而萌生的最初的忧虑带回给我叫？在那段时间我很少看见她，她总是隔几周来访一次，她每次来访都使她从一种我并不试图了解的陌生的生活里突现出来，她来访之间的间隙倒能阻止我那不住地中断的轻如游丝的忌妒之情在我心中凝聚成形从而确保我的宁静。这些间隙在当时可能使我安宁，而此刻回想起来，它们却充满了痛苦，因为到后来我再也不认为她在这些间隙里干了些什么我不了解的事都与我无关了，尤其在她永远也不会再来访问我的今天；因此她常来访的元月份的那些晚上，那些因她的来访而变得那么甜蜜的晚上，此刻却可能借着凛冽的北风向我吹来我当时并没有感受过的忧虑，而且给我带来保存在霜冻下面的我的爱情的胚芽，不过这胚芽已变得十分有害了。我想到寒冷的季节又要开始了，自从希尔贝特和我在香榭丽舍大道玩了那几场游戏之后，我感到寒冷的气候老显得那么悲凉；一想到寒冷的夜晚又将来临我便忆起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那晚白白等待阿尔贝蒂娜直到深夜，这么一想，正如一个病人从身体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胸肺，我，从精神的角度，从我的感伤，从我的心考虑，我认为最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严寒天气的重新来临，一想及此我便对自己说，最难苦熬的恐怕还是冬季。
冬季和其它季节都有所联系，因此要想从我的记忆里抹去阿尔贝蒂娜，我也许应该忘掉所有的季节，甚至不惜在今后象患过偏瘫的老人重新学习阅读那样再从头开始去熟悉这些季节；我也许应该和整个宇宙都断绝联系。我想，也许只有我本人真正的死亡才能（然而没有这种可能性）使我不再为她的死亡而痛苦。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死是不可能的，是异常的，人的死亡是不知不觉造成的，有时甚至会出乎人的意愿，而且每天都可能发生。我恐怕会对日子千差万别却周而复始这点感到苦恼，不仅大自然，连人为的环境甚至某种更为因袭保守的秩序都可能把这些日子引进某一个季节。我夏天前往巴尔贝克的周年日即将来临，我那还没有同忌妒心结下不解之缘的爱情，那尚未为阿尔贝蒂娜成天做些什么而忧心忡忡的爱情在后来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最后终于变成了与初期迥然不同的爱情，致使阿尔贝蒂娜的命运始而变化终而结束的最后这一年显得既充实，多样化，又象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接着便是对后来那些日子的回忆了，不过还是前些年的事，礼拜天天气不好大家照旧出门，午后百无聊赖时，风声雨声也会促使我冒充一番“屋檐下的哲学家”；我后来怎样焦灼地眼巴巴瞧着阿尔贝蒂娜来看我的时刻越来越近呀，那天，不期而至的她第一次抚爱了我，不过被送灯进来的弗朗索瓦丝打断了，在那样死气沉沉的时节，是阿尔贝蒂娜表现了对我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她的爱情本来是大有希望的！在某个提前来临的季节，在那些不寻常的夜晚，象小教堂一般半开着大门的讲经堂和寄宿学校笼罩在金黄色的尘埃里，从那里出来的仙女般的姑娘使街道也为之生辉，她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和她们的女伴聊着天，激起了我想深入她们那神话般的生活的热望，就是这样的情景也只能使我想到阿尔贝蒂娜的柔情，她只要呆在我身边就能阻止我接近这些姑娘。
此外，即使回忆到那些极其平常的时刻也一定会有内心世界的图景加入其间从而使这些时刻变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后来，在天气转晴的一天，天空象意大利的天空一般晴朗，我听见牧羊人的牛角猎号声，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把它的阳光一会儿同我的忧虑联系在一起，我的忧虑是因为我知道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可能和莱娅以及那两个少女在一起；一会儿又和家庭日常生活的甜蜜联系起来，那种甜蜜俨然来自使使我感到难堪的妻子，而弗朗索瓦丝很快就会把这个妻子给我带回来。弗朗索瓦丝在打给我电话里转达了和她一道回来的阿尔贝蒂娜毕恭毕敬的致意，我原以为她的电话转达会使我感到十分得意呢。我错了。我之所以自我陶醉，是因为这个电话使我感到我爱的人已的的确确属于我，她只为我而生活，即使远离在外，我也没有必要去管她，她把我已看成她的丈夫，她的主人，只要我有所表示，她就会回到我的身边。这样，这来自远方的电话传言便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街区的一滴幸福的甘霖，那里有我的幸福之源，缓解痛苦慰藉心灵的因素会从那里源源不断地移向我这里，最后把无比甘美的精神自由还给我，从此以后我只须——在毫无牵挂地习研瓦格纳的音乐的同时——放心等候阿尔贝蒂娜到来，不需要过分激动，更不必带着毫无幸福滋味可言的急不可耐的心情。而这种“她回来，她对我毕恭毕敬，她属于我”的幸福感来自爱情却并非来自骄傲。此刻即使有50个女人对我唯命是从一召即来，只要她们不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而是来自印度，我也会感到毫不在乎。然而，在那天，正当我独自一人在房里弹奏乐曲时，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温顺地朝我走来，我呼吸到了一种象阳光下的浮尘一般分散的物质，正如别的物质有益于身体健康，这类物质对心灵大有裨益。过了半小时，阿尔贝蒂娜果真来到了，我随即和她一起去散步，我原以为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都是使人厌倦的，因为对我来说伴随这两件事的是一种可靠感，哪知正因为这种可靠感，从弗朗索瓦丝用电话通知我说她已把阿尔贝蒂娜带来那一刻起，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便给后来的钟点注进了金子般可贵的宁静，使这一天变成了与前一天截然不同的日子，因为这另一种日子已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使这样的日子变得十分独特，这种独特性刚好和我一向度过的日子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不过这种独特的日子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犹如我们想象不出如何在夏日里休息一天，倘若这样的休息日从来不曾在我们以往的生活里存在过的话；我还不能绝对肯定说我已想起了这样的一天；因为我此刻在宁静中感到一种我当时未曾感受过的痛苦。然而，很久以后，当我逐渐回溯到我热爱阿尔贝蒂娜之前度过的那段时间，当我内心的创伤业已愈合从而可以不感苦痛地脱离死去的阿尔贝蒂娜时，当我终于能够毫不难过地回忆起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和弗朗索瓦丝上街买东西的那个日子时，我便很乐意地回顾了属于我以往从未经历过的精神时期的这一天；我终于准确地忆起了这一天，不仅没有增加痛苦，而且相反，我回忆它就象人们想起过了之后才感到十分炎热的夏天的某些日子一样，就象人们仅仅在事后才在没有合金的条件下分析出固定的纯金和牢固的天蓝石的成色一样。
因此这几个年头尽管因为我老想到阿尔贝蒂娜而变得痛苦不堪，却不仅给我对她的回忆增添了连续不断的缤纷色彩，各异其趣的行为方式，增添了每个季节每个时辰留下的痕迹，从仲夏六月的黄昏到冬日的夜晚，从海上的月光到回家时黎明的曙光，从巴黎的雪到圣克鲁的枯叶，而且还加进了我对阿尔贝蒂娜不间断地作出的特殊分析，每时每刻在我脑海里再现的她的外形，我在那个时期见到她的次数的多少，间隔的长短，为等她而引起的焦虑，某个时刻我对她所具有的魅力，我所抱的希望和随之而来的失望；以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回顾过去时伤感的性质，也改变了我对与她紧密相联的光和香味的印象，充实了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太阳年，这些年辰的春季、秋季和冬季由于与她的往事无从分割已经够凄凉的了，何况它们同时又是情感年，情感年的钟点并不由太阳的位置而是由等待幽会的情况确定；一天的长短或气温的增加与否由我的希望是否勃发，我们亲密的程度是否有所提高来衡量，由她的脸庞的逐渐变化，她的旅行，她不在时给我写信的多寡和书信的风格，她见我回家时扑过来的动作缓急来衡量。总之，如果说这些变化着的时间，这些千差万别的日子每一个都把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奉还给了我，这可不仅仅是因为我追忆了与这些时日大同小异的时刻。记得每次在我恋爱之前对方就已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之所以怀着不同的愿望，是因为他的感受每每有所不同，我头一天还尽幻想着海上风暴和海岸峭壁，可一旦春天的阳光在反射到我半睡半醒中关得并不严实的栅栏时悄悄带进了玫瑰的香味，我醒来后却启程去了意大利。甚至在我恋爱的当中，我的精神大气的多变状态，我的信仰程度的不断改变不也是今天把我自己爱情的能见度缩小明天又把这种能见度无限地扩大，今天把它美化成一抹微笑，明天又把它冷缩成一场风暴的吗？人们仅仅凭自己占有的东西而存在，人们又只占有确实存在于眼前的东西，而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却又如此大量地远离我们自身出外遨游，使我们的视线捕捉不到它们的踪影！这一来我们便再也无法把它们包括在我们自身这一整体里了。不过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秘密通道重新回到我们身上。于是在某些夜晚，我入睡时几乎已不再想念阿尔贝蒂娜了——人只能想念他能够忆起来的东西——醒来时我却找回来了一长串往事，它们来到我最清醒的意识里游弋，使我把它们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为我看得如此真切的东西而哭泣，而就在昨天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子虚乌有呢。阿尔贝蒂娜的姓名和她的死亡都改变了意义；她的背叛也突然变得严重起来了。
我现在一想到她眼前浮现的仍旧是她活着时我经常看见的她的这个或那个倩影，我又怎能认为她已经长眠了呢？她一会儿风驰电掣，一会儿斜倚在她的自行车上，有如骑着神车在雨天飞跑。有几次，我们在晚间带上点香槟酒去尚特比森林，她的声音忽然起了变化，带着挑逗的意味，热烈的情绪使她脸色发白，两颊却抹上了一层红晕，车内太黑暗我看不清她，便让她把脸靠近月光，此时此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试图追忆她那发红的颧颊却枉费力气，我再也看不见了。由此可见我应该在我心里消除的并不是一个，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每一个阿尔贝蒂娜都附着于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我在重见那个阿尔贝蒂娜时我便重新置身于那个日子了。而过去的那些时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记忆里它们总是朝未来运动着，——朝那本身也变成了过去的未来，——而且把我们自己也带进这个未来。下雨天，阿尔贝蒂娜披上橡胶雨衣时我从不抚爱她，我真想请她脱掉这副铠甲，否则这就成了与她共同体验军营之爱和旅伴友情了。然而这一切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已经死了。有些晚上她仿佛自我献身请我做爱，由于害怕她变坏我一直装做不理解她的要求，没有我的响应，她恐怕也就不会去要求别人了，而此刻这个要求却激起了我疯狂的性欲。在别的女人身上我也许根本不可能体验到同样的做爱的快活，然而能贡献给我这种快活的女人，我即使走遍天涯也再难以邂逅了，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辞世了。我似乎应该在两种情况之间进行抉择，决定哪一种是真实的，因为阿尔贝蒂娜之死——这个情况来自我并不了解的现实，也就是她在土兰的生活——和我对她的全部想法，和我的欲求，我的悔恨，我的动情，我的迷恋与忌妒是那样地互相矛盾。那些从她全部的生活引出的极其丰富的往事，那些能够说明和代表她一生的极为充沛的感情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说她的感情充沛是因为保留在我记忆里的我对她的柔情衬托出了她感情的丰富多彩。不光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只是一连串的时间概念，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对她的爱情并不简单：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夹杂着肉欲，类似居家的甜蜜感情忽而与冷漠相融合，忽而又伴之以疯狂的忌妒。我不是一个单一的男人，而是一支由热恋者，冷漠的人和忌妒的人混合组成的大军——这些忌妒者中没有一个只为同一个女人而忌妒。无疑正由于此，我虽不情愿，总有一天我的心会痊愈的。在一个群体里，各个组成分子可以不知不觉地一个被一个代替，代替者还会被淘汰，因此到最后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不是群体而是单一体，这种变化是难以设想的。我的爱情和我本身的复杂性使我的痛苦成倍增长而且变得五花八门。不过这些痛苦总还是可以是排成两组，两组之间的交替便构成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全部的爱情史，我对她的爱情不是耽于自信就是流于猜忌。
如果说我很难想象阿尔贝蒂娜，在我心里那么生气勃勃的阿尔贝蒂娜（我背负着当前和往昔的双重马鞍）已经死了，那么下面这种现象恐怕也同样互相矛盾：我对阿尔贝蒂娜过失的怀疑——当然，她曾在这些过失里得到过享受的肉体和她曾向往过这种过失的心灵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她已不可能再犯这些过失，也不再对这些过失承担责任——在我身上激起了巨大的痛楚，但我如果能在痛苦里见到这个物质上已不复存在的人的实际精神状态的证据，而非她以往留给我的印象的注定要消失的反光，我又会感谢这痛苦的恩德。只要我这份爱情能够了结，那再也不能和别的人共享欢乐的女人应该说已激不起我的忌妒之情了。然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的忌妒只能在往事里，在对栩栩如生的阿尔贝蒂娜的往事的回忆里找到它的对象即阿尔贝蒂娜本人。既然我一想到她就会使她复活，她的背叛便永远不可能是死人的背叛，因为她背叛的时刻不仅于她，而且于倏忽之间从众多的“我”中引出来的我，于正在注视她的我也变成了当前的时刻。因此任何年月的差异都永远不会把这不可分的一对分开，这一对中有一个人新犯了过失便立即会有一个可怜巴巴的而且是现时现刻的忌妒者前来与他配对。最近这几个月我曾把阿尔贝蒂娜关在我的寓所里。然而现在想起来，她当时还是自由的；她胡乱使用了这种自由，她不是和这几个女人淫乱就是和那几个女人淫乱。以往我总是不停地考虑展现在我面前的毫无把握的未来，我曾试图看出个究竟。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象复制品一样的未来（与真正的未来同样使人忧虑，因为它同样地毫无把握，同样难于了解，同样神秘，但更为无情，因为我不可能或不幻想去影响它，象对真正的未来一样去影响它；也因为它一伸展开来便与我的生命本身共久长，可是我的女伴又不可能前来抚慰它所引起的痛苦）再也不是阿尔贝蒂娜的“未来”，而是她的“过去”。她的“过去”？这话说得不确切，因为忌妒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忌妒心想象的事永远属于“当前”。
气候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内心的变化，会唤醒业已忘怀的那些“我”，也会阻挠麻木不仁的习惯，给某些回忆，某种苦痛注入新的力量。如果此刻的天气使我忆起了在巴尔贝克时某一天的天气，上述的情况就更明显了，比如那天，大雨将临，天知道为什么阿尔贝蒂娜竟准备穿上那条贴在身上的橡胶防雨裤去远足！如果她还活着，象今天这样的天气，她在土兰无疑会去作同样的郊游。她既然已不可能这样做了，我就不应该再为这个念头去苦恼；然而，好比截去肢体的人，任何气候的变化都会使截肢的地方格外疼痛。
一件我长期没有去想过的往事猛然间在我的记忆里凝结起来，在此之前它一直呆在我那捉摸不定而又隐蔽的记忆长河之下。几年以前，有人当着阿尔贝蒂娜的面谈到她的淋浴衣，她的脸当即红了起来。那年月我对她还没有产生忌妒心。此后我曾想问她是否还记得那次谈话，要她告诉我为什么她当时脸红了。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格外挂心不只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莱娅的两个女朋友常去旅馆的海水浴场，而且，据说她们不光是为淋浴才去的。不知是害怕惹恼阿尔贝蒂娜呢，还是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我总是一味地推迟谈及此事，后来也就不再想它了。可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后不久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往事而且察觉了此事既令人生气又十分庄严的特色，这些特色是那些因解谜人已死而永远解不开的谜所独具的。我难道不能哪怕只设法了解一下在海水浴场阿尔贝蒂娜是否从未做过任何坏事，或者只是有做坏事的嫌疑？我如果派一个人去巴尔贝克也许能弄个明白。她如活着，我无疑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的。然而当人们再也不怕犯过失的人记仇时，他们的舌头便奇异地松开了。他们会毫不困难地叙说此人的过失，由于人的想象力的结构尚处于初级的过分简单的阶段（它们还没有经过大量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可以使人类发明的雏型臻于完善，无论是气压计，是气球，还是电话等等，得到改善后再与雏型相比便面目全非了），这样一种结构的想象力仅仅容许我们同时看见极少的事情，因此关于海水浴场的回忆就占据了我内心里全部的视野。
在睡眠的一条条黑暗的长街上，我有时会碰上一个恶梦，这类恶梦倒并不十分严重，首先因为它们引起的悲哀只能在睡醒以后继续一个小时，有如不自然的睡眠方式引起的不适；其次还因为人们很少遇上这样的恶梦，两三年一次而已。而且是否真遇上了还不能肯定——也不能肯定错觉和对恶梦的一再分割（有没有使这些恶梦显出一种似曾见过的样子说一分为二是不够的）。我既然对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和死亡有所怀疑，我当然早就应该进行调查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在世时使我屈服于她的那种疲劳和软弱又不允许我在见不到她时着手进行此事。不过，有时从长年累月的软弱里可能会猛然冒出闪电般的强大力量。我决定进行调查，起码是部分的调查。
可以说阿尔贝蒂娜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不过我还是在考虑我能派谁去巴尔贝克作一次实地调查。埃梅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他不仅对当地了如指掌，他还属于那种十分操心自己的利益，对主人又很忠心，而且对无论哪种道德都漠不关心的普通百姓（如果我们给他们报酬丰厚，他们在按我们的意志办事方面会表现得谨言慎行，不怠惰不贪赃枉法国时又不择手段），我们谈到这类人时总是说：“是些好样的人。”我们对这类人是可以绝对信赖的。埃梅一动身，我便琢磨我现在如能问阿尔贝蒂娜本人关于埃梅准备去那边打听的事，那不知会强多少。于是我宁愿亲自问她而且似乎已准备亲自问她的念头立即把阿尔贝蒂娜带到了我的身边，这倒不是依靠起死回生的努力而似乎是靠了某次偶然的邂逅，如同不“摆姿势”的照像，快镜头照出的人像总是更生动，我在想象我们的交谈时，我同时又意识到这交谈根本不可能；我刚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考虑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了这件事，这阿尔贝蒂娜便引起了我对业已消失的人的一片柔情，看不见她们当然也无从修改她们被美化了的形象；这阿尔贝蒂娜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哀伤，她永远消失了，那可怜的小家伙永远被剥夺了生活的乐趣。于是倏忽之间，我从忌妒心对我的折磨里骤然转移到离别的绝望中去了。
此刻充溢着我心灵的并不是充满仇恨的猜疑，而是对和妹妹共同度过的洋溢看爱和信任的时刻的使我感动的回忆，死神的确已经使我失去了这样一个妹妹，因为我的悲伤并非与阿尔贝蒂娜曾经是我的什么人有关，而是与我的心逐渐使我相信她是什么人有关，因为我的心总渴望着领略最一般的爱的激动；于是我明白了那使我如此厌倦的生活（至少我认为如此）其实是趣味无穷的；我如今才感到，甚至就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同她闲聊的那些时刻也曾使我精神得到极大的满足，我在当时的确没有觉察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但如今它已促能我始终不懈地去追忆这样的时刻而且排除其它的时刻了；我能追忆的最微不足道的事，在汽车里，她坐在我身边做出的某个动作，或在她房间里她在我对面坐到饭桌上的动作，都在我心里激起了甜蜜而悲哀的波浪，这波浪越涌越近最后便淹没了我整个的心灵。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用餐的这个房间很美观，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它美观是为了让她生活在其中感到满意。如今，这里的窗帘，椅子，书籍都不再是我漠不关心的东西了。并非只有艺术才能给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抹上一层富有魅力的神秘色彩；艺术固有的这种使魅力和神秘性与人们水乳交融的能力也会转换给痛苦。当时我从不去注意我和她从森林回来到我去维尔迪兰家之间这段时间共同享用的晚餐，而如今我的泪眼却在寻找晚餐时刻的美妙而庄严的温馨。爱情的感受和生活中的其它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也并非只有沉迷于生活的感受才能体会爱情。在尘世，在市街的喧嚣和周围鳞次栉比的房舍的杂乱中，你不可能估量一座教堂的独一无二又经久不变的正确的高度，只有远离尘嚣，从邻近的山坡遥望过去，城市失去了踪影或只在地平线上呈现出模糊的一团，只有这时你才可能在黄昏的寂静里沉思默想从而估量出教堂的高度。我竭力用我的泪眼鸟瞰阿尔贝蒂娜的全貌，同时回想着那晚她所说的全部严肃而正确的话语。
一天清晨，我仿佛在雾霭里看见一座小山的椭圆形身影，感觉到一杯巧克力的温热，与此同时一件往事的回忆却使我的心难受得紧缩起来。阿尔贝蒂娜在一个下午来我家看望我，我第一次拥抱了她，原来我突然听见了刚点燃的热水暖气发出的格格响声。我气冲冲地把弗朗索瓦丝交给我的维尔迪兰夫人的邀请信仍到地上。阿尔贝蒂娜既然这么年轻就死了；而布里肖又继续去维尔迪兰家赴宴，维尔迪兰夫人家也继续高朋满座而且也许还会高朋满座若干年，我初次去拉普利埃晚餐时的感受便以更大的力量逼我相信死神并不袭击同一岁数的所有的人！布里肖的名字立即勾起了一件往事，在一次晚会结束时布里肖把我送了出来，我当时在楼下看见了阿尔贝蒂娜房间里的灯光。我后来曾反复回想过她房间里的那一缕灯光，但却从来没有从现在这样的角度去回忆过。因为我们的回忆虽然的确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拥有这些回忆却好比我们拥有花园式住宅，住宅的一些小小的暗门往往为我们所不知，可能会是邻近的某个人前来替我们打开这些暗门，因此在这之前我们虽然回到了家里，但起码有一个方面我们还不大清楚。一想到我回家时人去楼空的景象，一想到我在楼下再也看不见阿尔贝蒂娜的房间而那间房里的灯光也永远熄灭，我才明白那天晚上离开布里肖时我以为自己因不能出去散步也不能去别处做爱而感到烦躁、懊恼，那是怎样的错觉。只因为我自以为很有把握全部占有那个宝贝，那个把光芒从上至下反射到我身上的宝贝，因而对估量它的价值便毫不在意，这样一来我便必然认为这宝贝还比不上寻欢作乐，这种寻欢作乐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在竭力想象它们时起码对它们作了估价。我明白了，在巴黎时我在我家也就是在她家过的那种生活正好使我实现了一种深沉的宁静，而在巴尔贝克大厦，那天晚上我同她睡在同一屋檐下时，我梦想过这种宁静但以为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去参加维尔迪兰家最后一次晚会之前——即使这次晚会没有举行我也不会为此感到宽慰——我们从森林回来时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进行过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使阿尔贝蒂娜和我的精神生活有所融合，而且在某些领域使我们互相同化了。因为如果说我带着柔情回味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这无疑不是由于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超过了我认识的其他人；在巴尔贝克时德·康布尔梅夫人不是对我说过：“怎么！您完全可以和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个天才一道度过这些日子，而您却和您的表妹在一起！”我之所以喜欢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是因为她的聪慧使我联想到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我把这种东西叫做甜美，正如我们把仅仅是上腭的某种感觉叫做水果的甜味一样。事实上，我在想到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时，我的嘴唇会本能地伸出去进行回味，我真宁愿我回味的东西实际存在于我之外，宁愿它是一个人客观的优越之处。我当然认识一些比她更聪明的人。然而爱情的毫无止境，或者说爱情的自私自利使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最难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总是随着我们的愿望和畏惧不断地修饰我们之所爱，我们总不把所爱的人和我们自己分别开来，她们仅仅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处所，是我们表露爱情的处所。总有数不胜数的苦和乐永不停息地汇集到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总不能象对一棵树，一幢房舍，一个行人一样具有清晰的概略看法。我没有千方百计从阿尔贝蒂娜本身更多地去了解她，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同她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只不过认识到就她的魅力而论她在我的记忆里所占的地位随着年代而有所不同，所以在看到她自发地起了许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绝不仅仅因为她的前途已可能有所不同时我还感到吃惊呢，同样，我本应该象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去设法了解她的个性，这样做我也许可以弄明白为什么她一味坚持对我隐瞒她的秘密，从而避免使这种奇怪的顽固态度与我从不变通的预感之间的冲突延续下去，而这种冲突却导致了阿尔贝蒂娜的死亡。这样一望，我在深切怜悯她的同时便感到在她死后继续生活下去乃是一种耻辱。的确，在我的痛苦达到最缓和的程度时，我甚至感到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享受她死亡的好处，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不是幸福的因素而是悲伤的工具，这个女人对我们的生活便大有用处，占有任何女人本身都不如占有她使我们痛苦时为我们揭示出的真理那么宝贵。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把我外祖母之死和阿尔贝蒂娜之死联系起来，我感到我的一生似乎被我犯下的双重谋杀罪玷污了，只有世上最卑劣的人才会原谅我。我曾梦想被她理解，梦想别让她低估我，我以为被理解和不被低估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更能理解我和估价我的人又何其多也。希望被理解是因为希望被爱，希望被爱是因为正在爱。其他人的理解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这些人的爱是令人厌恶的。我在获得阿尔贝蒂娜一丁点理解和爱情时感到的欢乐并非来自她的理解和爱情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由于这种获得，我又往全部占有阿尔贝蒂娜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种全面占有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天就已确定的目标和抱定的幻想。我们在谈到女人的“可爱”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让我们见到她们时感到的快乐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就象儿童说“我亲爱的床，亲爱的枕头，我亲爱的山楂树”一样。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男人从来不这样谈论并不欺骗他们的女人：“她真可爱”，他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在谈欺骗过他们的女人。
德·康布尔梅夫人有理由认为埃尔斯蒂尔的精神魅力更大些。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判断一个和别人一样在我们自身以外而且只在我们思想的边缘着了色的人的精神魅力以及另外一种人的精神魅力，这种人在某些事故之后定错了位置，最后竟顽强地固定在我们自己的体内，致使我们自问此人在过去的某一天是否在某个海边小火车的走廊里注视过一个女人，而且在这样自问时我们体会到的痛苦与外科医生在我们心脏里取子弹时感到的痛苦如出一辙。一个普通的羊角面包，只要我们吃它，它就比路易十五吃的雪鹀、小兔和山鹑更使我们感到快活，我们躺在山上时，离我们几厘米远的眼前的一根簌簌颤动的小草的草尖可以遮住几里以外的山峰的令人晕眩的尖顶。
此外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我们高度评价我们所爱的女人的聪慧和可爱，无论这种聪慧和可爱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别人的聪慧和可爱无动于衷。谎言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愤怒，善心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激之情，肉欲具有恢复智慧和为精神生活打下牢固基础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我再也找不到这种神奇的东西了：一个我能使我与之无话不谈的人，一个我能够信赖的人。信赖？别的人不是比阿尔贝蒂娜更信赖我吗？我同别的人谈话的话题不是更广泛？问题在于，信赖或谈话这些极平常的事只要融进了爱情，那独一无二的神圣的爱情，它们是否很理想这又有什么相干呢？我又看见阿尔贝蒂娜坐到她的自动牌钢琴前面去了，她头发漆黑，双颊微红：尽管她想推开我的双唇，我的嘴唇却似乎感觉到了她的舌头，她那母性的，滋补而又不能食用的圣洁的舌头，阿尔贝蒂娜即使只让她的舌头轻轻拂过我的脖颈，我的胸腹，她舌头上神秘的火焰和露珠也会使我认为这种表面的抚爱出自她肌肤的深层，这深层显露出来有如一块布料翻出它的底面，因此这种抚爱哪怕是最表层的触摸，也仿佛具有沁人心脾的神秘的温馨。
我还不能说我在失去那些永不复返的甜蜜时刻时所感受到的是绝望。绝望意味着还必须维持这万劫不复的生活。在巴尔贝克时我一见旭日东升便意识到我再也不会过一天舒心的日子，那时我已经绝望了。从那时起一直坚持我的利己主义，然而这个我如今十分依恋的“我”，这个调动自卫本能的生机盎然的“我”，这个“我”在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了；我在想到我的力量，想到我强大的生命力，想到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时，我想起了我已经占有过的一个宝贝（只有我一个人占有过它，因为其他人并不确切知道它在我身上引起的，隐蔽在我身上的感情），谁也夺不去这个宝贝了，因为我已不再占有它。说真的，我过去占有它只是因为我愿意想象我占有了它。不过我在用嘴唇注视阿尔贝蒂娜时，我在把这宝贝放进我的心间时，我不仅犯下了让她在我全身心的深层生活的不谨慎的错误，而且犯下了使手足之情和肌肤之爱交融起来的另一种不谨慎的错误。我也曾愿意使自己相信我和她的关系是爱情关系，我们互相都在实行那叫做恋爱的关系，因为她顺从地吻我而且我也吻她。由于习惯于相信这点，我不仅失去了我挚爱的女人，也失掉了爱我的女人，我的妹妹，我的孩子，我温柔的情妇。总之，我的幸福我的不幸都是斯万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恰巧在他爱恋奥黛特并为她妒性大发的时候他几乎见不到她，而且每当她在某个约会的最后时刻取消约会时，他去她家又那么困难。可是这之后他却得到了她，她成了他的妻子，直到他离开人世。而我却相反，我在为阿尔贝蒂娜而妒火中烧时，我比斯万幸福，因为她当时住在我家，我已经得到了她。我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斯万当时梦寐以求的事，而他切切实实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对此已经无所谓了。不过，我究竟没有象他留住奥黛特那样留住阿尔贝蒂娜。她逃走了，她死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那些最相似的生活方式，那些由于性格的接近和环境的近似而可以被人们选作和谐典范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仍旧是互相对立的。当然，最主要的对立（艺术）尚未显现出来。
丢了命我也算不得损失严重；我无非丢了一个空无所有的外壳，一部杰作的毫无内容的框架。我今后究竟还能把什么东西引进这个框架我完全置之度外，然而一想到这框架业已包涵的内容我又感到幸福和自豪，我赖以生存的正是对那些甜蜜时刻的回忆，这个精神支柱传递给我的祥福恐怕连死之将至也难以摧毁吧。在巴尔贝克时每当她为了讨我喜欢在头发上洒香水因而耽误了时间，我总命人去寻她，她当时是怎样飞跑过来看我的呀！我百看不厌的巴尔贝克和巴黎的图景正是她短暂的一生中翻得那么迅速而历历在目的篇章。这一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回忆而已，对她来说却曾经是她的行动，是她象悲剧情节发展一般急匆匆走向死亡的行动。人的成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自身，另一方面却表现在我们自身之外（我对此深有所感正是在有些晚上，当时我注意到了阿尔贝蒂娜身上不断增长的优点，而这种增长又并不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的记忆力），这两方面的成长又不免互相影响。我在千方百计了解阿尔贝蒂娜并试图全部占有她时，我只顾凭经验把一切人和一切地方的奥秘都简单化成全部和我们本身的素质貌似的东西，其实想象力总是使这些人和地方在我们面前显得千差万别，我只顾把我每一次由衷的快乐都推向快乐本身的毁灭：因为我要做到这些不影响阿尔贝蒂娜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许我的财产和我俩喜结良缘的光辉前景曾经吸引过她；我的忌妒心也曾留住过她；她的善良或她的聪慧，她的犯罪感或她施展计谋的灵活性也曾使她接受过囚禁般的生活，并促使我越来越把这种囚禁强化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种纯粹由我的内心活动发展造成的囚禁又反过来冲击着阿尔贝蒂娜的生活，这种冲击本身又反过来提出一些使我内心越来越感到痛苦的新问题，因为她已从我的牢狱里逃走并且在马背上夭亡，而没有我，她又根本不可能拥有这匹马，她甚至在死了之后也给我留下了不少疑团，如果我去核实这些疑窦，这种核实本身就会比我在巴尔贝克发现她认识凡德伊小姐更为残酷，因为她如今已不可能在我身边安慰我了。由此可见一个自认为过着封闭式生活的人心灵里的长吁短叹的抱怨只在表面上表现为独白，因为现实的回声会使这种抱怨偏离正道，而且这种封闭式的生活好比自发进行的主观心理实验，这种实验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给另一种生活构成的纯现实主义的小说提供它的“情节”，而小说跌岩起伏的情节又会反过来使心理实验的曲线弯曲而且改变心理实验的方向。情节是多么复杂而紧凑，爱情的发展又多么迅猛，好比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或舒曼的叙事曲，尽管开端有些许迟缓，间断和犹豫，那结局又是多么神速！应该把我们那一段柔情似水的美满生活摆在最后一个年头，对我来说这个年头真好比一个世纪——因为在我思想上，从巴尔贝克到她离开巴黎，阿尔贝蒂娜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她本身也在独立于我之外的情况下而且常在我不知不觉间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柔情似水的美满生活虽然并不持久却使我感到它似乎非常充实，几乎无所不包，这种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再出现了，然而它又是我不可或缺的。也许它本身并非不可或缺，它起初只不过是某种带必然性的东西，因为如果我没有在一篇考古论文里读到描写巴尔贝克教堂的段落；如果斯万在对我谈到这座教堂堪称波斯式的教堂时没有把我的兴趣引向拜占庭时期的诺曼底方言；如果一家豪华旅馆建筑公司在巴尔贝克修建的那家舒适卫生的宾馆没有促使我的父母下决心满足我的愿望让我去巴尔贝克，我根本就不可能认识阿尔贝蒂娜。诚然，在我向往已久的巴尔贝克，我既没有发现我梦寐以求的波斯式教堂，也没有找到那永恒的雾霭。那行程一个钟头35分的漂亮的火车本身也并不符合我的想象。然而，为了补偿我们为之神往而且枉自苦苦追求寻觅却未得到的东西，生活往往会给予我们某种我们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在贡布雷，每当我愁苦万状地等待母亲向我道晚安时，谁又会对我说我那时的忧虑可以消除，随后在某一天又会复苏，不过不是为我的母亲而是为一个少女复苏呢？这个少女开始无非是海天连接处的一朵花，一朵我的眼睛每天都希冀着去观赏的花，一朵有思维能力的花，我多么孩子气地热望在这朵花的心灵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当她不知道我认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时，我又是多么痛苦。是的，几年以后正是为一个陌生姑娘的一声晚安，一个吻，我象孩提时等不到母亲前来看望我那样痛苦不堪。我那么需要这个阿尔贝蒂娜，如今她的爱几乎成了我心灵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依据，可是倘若斯万不曾对我谈到巴尔贝克，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她。她也许会活得更长，我也不至于终身为她的死而备受折磨。唯其如此我才感到是我出于十足利己主义的爱而听任阿尔贝蒂娜长辞了人世，这似乎和我谋杀我的外祖母并没有什么两样。就算我后来在巴尔贝克认识了她，我也完全可以不去爱她，而我后来却爱上了她。我在放弃希尔贝特而且知道我总有一天会爱上另一个女人的当儿我还差点没敢怀疑我是否至少在过去只可能爱希尔贝特一个人。然而对阿尔贝蒂娜我竟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完全相信我爱的人不一定是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只要那天晚上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取消我和她在森林岛上共进晚餐的约会就可以做到这点。当时还正是时候，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为斯代马里亚夫人而活跃起来的，这种想象力可以让我们从某一个女人身上得出一种个别的概念，似乎她本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她又是命中注定必不可少的。从生理学的观点出发，我最多可以说我可能专一地爱另外一个女人，但并不是爱任何一个另外的女人。身材肥胖的阿尔贝蒂娜头发是棕褐色的，她不象红棕头发身材苗条的希尔贝特，然而她俩的体质都一样，她俩都有肉感的双颊，双颊上都长着一对难以捉摸的眼睛。这样的女人是有些男人不屑一顾的，而这些男人又可能疯狂地爱上别的我“毫无兴趣”的女人。我几乎可以相信希尔贝特那喜好淫乐的倔强的个性已经移植到阿尔贝蒂娜体内，她俩的形体确实有所不同，然而我事后琢磨起来又觉得它们都呈现出了根深蒂固的相似之处。男人几乎永远以相同的方式感冒，生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如此必定有情况的巧合；当他坠入情网时，那恋爱对象自然是某种类型的女人，而且类型还十分广泛。阿尔贝蒂娜最初引起我浮想连翩的眼神和希尔贝特最初的眼神并没有绝对的不同。我几乎可以相信希尔贝特那令人难以捉摸的为人，她的喜好淫乐和她那倔强而诡诈的天性这次又回来通过阿尔贝蒂娜的形体重新诱惑我了，她俩的形体当然各不相同，但也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就阿尔贝蒂娜而言，由于我们在一起而又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整个的思想活动又自始至终都有一种令人痛苦的忧患感维持着经久不衰的内聚力，这样的生活也就不可能产生自我消遣和遗忘的裂缝，因此她在世时的形体就没有一天象希尔贝特的形体一样失去我在事后才意识到的（别人也许不会意识到）女性的魅力。然而她却去世了。我很可能会把她遗忘。谁知道某一天是否会有一个气质同样多姿多彩躁动不安而又富于幻想的人前来打破我的宁静呢？不过我并不能预见这些气质又会以什么样的女性形式体现出来。就凭希尔贝特我很难想象出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也想不到我会爱上她，犹如对凡德伊奏鸣曲的回忆并无助于我想象她的七重唱一样。此外，即使在我最初几次看见阿尔贝蒂娜时，我也认为我即将爱恋的会是别的姑娘。再说，如果我早一年认识她，我很可能会感到她象黎明前灰蒙蒙的天空那么毫无生气。如果说我对她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起了变化，我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那天，走近我床前的少女再也不是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姑娘了，这或许只是性成熟期妇女的突变现象，或许是我永远也弄不清楚的某些情况造成的。无论如何，即使我在某一天可能会爱上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相似，即是说万一我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妻子，我那种也许是必然性的选择，在比选一个具体的人更广阔的范围，在选择某一类型的女人方面，应该说还是自由的，而且在排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一切必然性时，那种并非完全自由的选择也符合我的愿望。一个女人的脸庞比光线本身更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即使双眼紧闭也没有一刻不在珍爱她美丽的眼睛，动人的鼻子，也没有一刻不在想方设法看到它们，这样的女人的确是天下无双的，然而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们生活在曾经遇见过她的那个城市以外的某个城市，如果我们在别的街区漫步，如果我们经常光顾的是别的沙龙，对我们来说就不会是她而可能是另一个女人天下无双。天下无双，我们难道真相信？象她这样的人是数不胜数的。然而在我们那热爱她的眼睛里，她是结实而不可摧毁的，多长的时间也无法为别人所代替。因为这女人通过各种神奇的召唤一味地调动着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千百个爱情的零碎基因并把这些基因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消除它们之间的空隙，我们自己则为勾画所爱之人的面宠而提供全部翔实可靠的材料。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在她眼里仅仅是芸芸众生之一员，也许还是最差的一员，她在我们眼里却是天下无双的，而且我们终身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确，我甚至已经非常清楚地感到这种爱情并不是必然的，不仅因为这种爱情有可能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和我之间形成，而且也因为即使不是这样，我也对这种爱情本身有了认识，发现了它和我过去对别的女人的爱情有着过分相似的地方，而且感到这种爱情远比阿尔贝蒂娜本人博大，它不了解她却又包围了她，宛若海潮包围了一片小小的浪花。然而，由于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生活，渐渐地，我再也无法挣脱我给自己铸造的锁链了；而把阿尔贝蒂娜本人和并非由她引起的感情联系起来的习惯又使我相信这种感情非她莫属，正如某个哲学流派所认为的，习惯总是把因果律的虚幻的力量和必然性强加给两种现象之间的简单联想。我曾以为我的社会关系和我的财富足以使我免除痛苦，而且这也许非常奏效，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和财富已经使我失去了感觉、爱恋和想象的能力；我很羡慕可怜的乡下姑娘，由于没有与人交往，甚至没有电报，她在不可能人为地缓解自己的伤感时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遐想。我如今才明白，如果说我已看清德·盖尔芒特夫人拥有的一切虽然足以使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变得无限之大，但这种距离已突然被下面这种主张消除了；社会地位的优越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而且它是可以变动的；那么，在相反的意义上以此类推，我的社会关系，我的财富，我的地位与当今的文明提供给我享用的全部物质手段也只不过推迟了我和阿尔贝蒂娜倔强的逆反意志之间的肉搏时间而已，阿尔贝蒂娜是不受任何压力影响的，正如在现代战争里准备齐全的炮火以及大炮了不起的射程只不过推迟了士兵之间肉搏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占上风的乃是意志力最坚强的人。我无疑是可以同圣卢保持电报和电话联系的，也可以和图尔的办公室保持联系，然而他们为此不是在白白等待而且毫无结果吗？毫无社会优越地位，毫无社会关系的乡下姑娘或文明趋于完善之前的人类由于欲求较小，由于不象我们那样为明知得不到的因此也是不现实的东西而惋惜，他们不是更少受痛苦吗？一个人总是对即将委身于他的人欲求更大，他在占有之前总抱着希望；所以惋惜是欲求的放大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拒绝去森林的岛上晚餐，她的拒绝促使我爱上了她之外的另一个人。这种拒绝同样也可能促使我爱上她，如果我后来又及时见到了她的话，我刚得知她不来时便作出了似是而非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兑了现——，我以为有人为她而妒性大发因而老把她从别人那里支开，我也许永远见不到她了，于是我苦恼不堪，真愿意为见到她而付出一切，这件事简直成了最令我揪心的事情之一了，幸好圣卢到来总算使这件揪心的事平息下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爱情，他的情妇都会成为忧虑的副产品，我们的过去和记录着这过去的体内的损伤又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尤其如此，我爱的人不一定必须是她这一点，即使不存在类似的爱情也已记录在我对她的爱情史里了，即是说已记录在我对她和她那些女朋友的爱情史里。因为这种爱情与我对希尔贝特的爱并不相同，它是建立在好几个少女平分秋色的基础之上的。我之所以和她的女友们相处甚篇，可能是因为有了她，也可能因为我感到她那些女友和她有些相似之处。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我完全可能是在她们当中犹豫不决，我从这位选到那位，当我自以为偏爱这一位时，只要那一位让我在约会中久候，拒绝和我见面，我必定会对那一位产生爱情。有好多次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安德烈要去巴尔贝克看望我，如果说为了不显得我依恋她我事前已准备好对她撒谎说：“唉！您如果早几天来该多好！如今我已爱上了另一个姑娘，不过这不要紧，您还是能使我得到安慰的。”那是因为在安德烈来看我之前，阿尔贝蒂娜已经对我失了信，我的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我永远也不会看见她了，这说明我爱的是阿尔贝蒂娜。安德烈来到时，我确实对她说了这些（在得知阿尔贝蒂娜认识凡德伊小姐时，我在巴黎也对她说过），她可能以为这是故意说出来的毫不真诚的话，如果我前一天和阿尔贝蒂娜过得很幸福，我倒也的确可能用她所说的那种不真诚的口气对她说：“唉！您早点来该多好，如今我已爱上另一个姑娘了。”当我得知阿尔贝蒂娜认识凡德伊小姐时，阿尔贝蒂娜便取代了安德烈这时的位置。爱情总是交替发生的，因此，在同一时间里无论如何也只能爱一个人。不过以往也曾经发生过我几乎同时和那些少女中的两位闹翻的情况。首先采取主动的姑娘会使我恢复平静，而另一位如果继续与我不和，我爱的倒可能是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最终与之结合的人就不是前面那一位采取主动的姑娘，因为她能够抚慰我——尽管不是有效地——遭受的后面这位姑娘的无情对待，这无情的姑娘如果再不回到我的身边，我最终是会把她遗忘的。然而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满以为她俩起码有一位会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在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个人回来。我为此倍受忧虑的煎熬，我的爱也成倍地增长了，我准备一有机会便终止对可能回到我身边的姑娘的爱，可是我又同时为这两个少女而痛苦万分。到了一定年纪的人就是这种命，而且这种命运很可能早期降临，那时比起你被抛弃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倒更可能促使你减少痴情，因为在你被遗弃时，对方已面目不清，此人的灵魂也已不存在了，到头来关于此人你便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近期对他的莫名其妙的偏爱：为了不再痛苦你很可能需要此人让你说：“你接待我吗？”弗朗索瓦丝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那天，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仿佛成了我那么多次和别人分离的淡化了的象征。因为往往必须在分离的日子到来时我们才可能发现我们是在相爱，甚至才可能真变得在相爱。
在一次白白的等待或一声拒绝便可以决定选择的情况下，被苦痛激发起来的想象力发挥得如此神速，它以极为迅猛的速度促成那刚产生而尚未成形的爱情，这爱情几个月来一直处在萌芽状态，因此赶不上心灵活动的智力便不时出来惊呼：“你真是疯了，什么样的新念头能让你生活得这么痛苦呢？这一切都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呀。”的确，此刻那不忠实的姑娘如果没有重新去纠缠你，某些使你身心平静的消遣就完全可能使这份爱情流产。无论如何，和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尽管本质上并非必然，它对我却已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爱上德·盖尔芒特夫人时曾害怕得发抖，因为我心里明白她那不仅是姿色而且是地位和财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她有太多的自由去属于别的太多的人，因此我对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蒂娜却家境贫穷，地位卑微，她一定非常希望嫁给我。然而我却并没有做到独自占有她。无论你社会地位如何，你的预见如何明智，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去左右另一个人的生活的。
为什么她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也许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我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无论怎样要求都无法使她开口说话。我读小说时认为这种局面是荒唐的；我想，换了我，我一定会先强迫这个女人说话，这之后我们之间便会互相理解。何必去寻那许多毫无意义的烦恼呢？到如今我才看出来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不寻烦恼就不寻烦恼，我们个人的意志再坚强也属枉然，别人并不去服从我们的意志。
而那些支配着我们又使我们盲目相信的实情，那些令人痛苦而又无法逃避的实情，我们感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有多少次我们不知不觉而又不情愿地用我们自以为是谎言的话语将它们说了出来，然而事变的结局又在事后证明了这些话具有预言的价值。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俩说过的一些话，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内涵的真实性，我们在说话时甚至相信自己在演戏，与话语所包容的我们并不清楚的内涵相比，话语的虚假性并不重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它仅仅局限在我们那可怜的不真诚的范围之内。谎言、谬误都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深刻的现实之下，而真相却在其上，有我们情格中的真相，这种我们无法把握其本质规律的真相需要“时间”方能得到揭示，我们命运的真相也是如此。在巴尔贝克，我对她说：“我看见您次数越多，我就爱您（而正是时刻耳鬓厮磨的亲密感以忌妒的形式促使我如此依恋于她的），我觉得我可能对您的头脑有所裨益”；我在巴黎说：“尽量小心些。您想想，万一您出了事故，我会受不了的（而她却说：‘我可能会出事’）”，我说这些话时满以为自己在说谎；在巴黎时，一天晚上我装出想离开她的样子对她说：“让我再看看您，因为要不了多久我再也看不见您了，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她呢，就在这天晚上她看看自己的周围说：“真难想象我再也看不见这个房间了，还有这些书，这架自动牌钢琴，这住宅里的一切，我真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末了是她最近写的那几封信，她写道（也许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我这是在装假”）：“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如今她的聪慧，她的善良和美貌不是果然交给了我忠实有力的可惜又是不牢靠的记忆了吗？）还有：“这一刻，这历暮色苍茫和我们那将离别而显得格外黯然神伤的一刻，只有在我的脑海已被深深的夜色笼罩时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这句话写在她的脑海果然被深深的夜色笼罩的前夕，那天，在她脑海里倏忽即逝但又被忧虑分割到无限小的闪光里，她也许清楚地看到我们最后那次散步，人在一切都抛弃了他时会给自己建立一种信念，有如无神论者在战场上变成了基督徒，她当时也许在向那位她经常诅咒而又十分尊敬的朋友求救，这位朋友自己——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大同小异——也残酷地盼望她有认识自己的一天，盼望她临终时向他敞开胸怀，向他忏悔，在他心上死去）。
即使她当时来得及认识自己，我俩也只能在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或者正因为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时才会双双明白我们幸福之所在，明白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明白这一切我们都做不到了，之所以做不到，或因为我们在可能做这些事情时把事情延误了，或由于这些事情只有被投进想象中的空泛理想而且从有生命的环境的淹没中挣脱出来，从那使一切变得累赘而丑陋的淹没中挣脱出来时才可能获得强大的魅力并且显得容易实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为之呢？人会死的想法比死更为残酷，但这种想法又不如知道另一个人已死的想法那么残酷，人会死的想法也不如这样的事实残酷：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现实吞没之后，现实的一切复归于平静，甚至在吞没处见不到一丝波动，而那被吞没的人却已被排除在这现实之外了，在这样的现实里希望已不复存在，知觉也已溟灭，而且很难从这个现实再加溯到“被吞没的人曾经生活过”这样的概念，而在回顾他生前历历在目的往事时，也同样难于想象这样的人竟会和毫无实感的形象相联系，会和人们读过的小说人物的往事相联系。
她在去世前给我写的信，尤其是她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向我证实了如果她还活着她完全可能已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至少可以为此而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不仅显得更柔和，而且显得更美好，没有这份电报事情会不那么完善，会缺乏艺术和命运的象征意味。事实上，这个事件即使以别的方式发生也会具有那样的象征意味；因为任何事件都像一个特殊形态的模子，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件，只要它们的发生中断了一连串的行为同时似乎为这些行为作出了结论，它们就一定会给这些行为勾画出轮廓，而且我们还会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轮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轮廓可能代替这样的轮廓。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而且此刻我还会拥抱她。不得不去回顾她离开我的前三天还赌咒发誓地对我撒谎说她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没有那种关系而她脸上的红晕却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忏悔，这多么令我伤感！可怜的小家伙，她不愿起誓说她那天想去维尔迪兰家的愿望与重见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的乐趣无关这一点起码还是诚实的。她为什么又不彻底承认呢？她这样无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而矢口否认，根本不愿对我说“我有这种嗜好”，我可能也有些错误。我之所以可能有些错误，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时，有一无从德·康布尔梅夫人家作客回来，我首次要求阿尔贝蒂娜作出解释，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除了她与安德烈过分热烈的友情之外她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我当时过分粗暴地表示了我对这类不良习惯的厌恶，我谴责的方式也过于斩钉截铁。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在我天真她宣称我对这类事深恶痛绝时阿尔贝蒂娜的脸是否发红了，我之所以想不起来，是因为往往在事后很久我们才会想到去探究某个人在我们一点不注意他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态度，当我们后来又想起这次谈话时，也许正是他当时的态度可能澄清某个使人心碎的难题。然而我们的记忆却总有空白，我们便因此而寻不到事情的蛛丝马迹。甚至有些在当时已经显露出重要性的事情都常常引不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没有认真听某一句话，没有去注意某一个手势，或者把它们抛在了脑后。过些时候，当我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发现什么真相时，我们回顾推断，推断回顾，象翻阅回忆录似的去翻阅我们的记忆，即使翻到了这句话这个手势的地方也还是想不起来，于是我们便重起炉灶，沿着同一个轨迹再翻它20遍，可是徒劳，而且再也翻不下去了。她当时脸红了吗？我不知道她是否脸红了，但她不可能没有听见我的话，后来在她正准备向我坦白的当儿，也许正是因为回想起了我说过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她才裹足不前的。现在她已经踪迹全无，我即使从地球的南极走到北极也不可能再遇见她了；已在她身上锁闭起来的现实又已变得平淡无奇，使沉没了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就象那位德·夏吕斯夫人一样，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也只不过不疼不痒地说说“她真是妙不可言”而已。然而我却一刻也不能设想会存在阿尔贝蒂娜意识不到的现实，因为她在我身上的存在太牢固了，我的全都感情，全部思想都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倘若她了解这一点，她看见男友对她如此不能忘怀也许会受到感动，因为如今她的生命既已完结，她也许倒会对她昔日漠不关心的事情感受格外深刻。然而正如人们由于害怕所爱之人不忠实而自愿摒弃自己哪怕最秘密的不忠之举一样，我一想到如果死者的生命在某处犹存，我外祖母了解我对她的遗忘与阿尔贝蒂娜了解我对她的追忆一定会同样清楚，一想到此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总的说来，甚至就同一个死者而言，难道你就可以肯定得知她了解某些事情而感到的欢乐足以抵销以为她什么“全”知道的恐惧吗？某些时候，无论我们可能作出多么残酷的牺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挚友死后放弃把他们继续作为朋友来纪念，原因是我们害怕他们死后也同样对我们加以评判，不是吗？
我那想探究阿尔贝蒂娜做过些什么的妒性十足的好奇心是无边无际的。我收买过好多女人，她们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消息。这种好奇心之所以如此恒久不衰，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人并不可能倏忽死去，他仍旧沐浴在某种生命的光晕里，这和真正的永生毫不相干，但这种光晕却会使死者继续占据我们的思想，就象他在世时一样。他仿佛出门旅行了。这是一种无神论式的生命不灭。与此相反，爱情如果已经停止了。在引起好奇心的人离开人世之前这种好奇心就会泯灭。因此我从没有设法去打听某个晚上希尔贝特究竟和谁在香榭丽舍大道散步。不过我清楚感到这类好奇心都是一个模式，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维持很久。然而我仍旧甘愿牺牲一切以令我痛苦的方式去满足这些昙花一现的好奇心，尽管我事先已经明白，阿尔贝蒂娜之死逼使我与她分离同我和希尔贝特甘心情愿分离一样最终会使我把她淡忘。正是这些考虑促使我派埃梅去了巴尔贝克，因为我感觉到他可以实地调查出许多事情来。
倘若阿尔贝蒂娜知道随后发生的事，她也许会留在我的身边。不过这就等于说一旦她能看见她自己离开人世，她一定更愿意留在我的身边继续活下去。就凭这种假设所包涵的矛盾本身，提出这种假设就是荒谬的。而且这种假设也并非毫无害处，因为一想象阿尔贝蒂娜如果知道这一切，如果在她反思时她明白了这一切她会多么高兴回到我的身边，我就仿佛看见了她，我就想拥抱她，可惜这已不可能了，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死了。
我在想象里前往天上去寻觅阿尔贝蒂娜，象这样的夜晚我从前也和她共同遥望过同样的天空；我竭力使我的爱升腾到她喜爱的月光那边，升腾到她的身边，给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她带去安慰，向如此遥远的人儿奉献的爱就好比宗教，我的相思也象祈祷一般朝她飞升而去。人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又会产生信仰，我曾相信阿尔贝蒂娜不会出走，因为这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她不死，便相信她没有死；我阅读起转桌上的书籍来，我开始相信灵魂不灭是可能的。然而光灵魂不灭并不能使我满足。我还必须在我死后寻找到有形有灵的她，就好象永恒已变成了和生命相似的东西似的。我说“和生命相似”是什么意思？我的要求更高。我希望死神永远也别剥夺我的欢乐，然而并不只是死神在剥夺我们的欢乐。没有死神这些欢乐也会逐渐减弱，在往日的习惯和新的好奇心作用下，这些欢乐已在开始减弱了。而且在生活中，阿尔贝蒂娜即使在身体方面也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我也会日复一日地去适应这些变化。然而我现在还只能回忆起她的某些瞬间，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在回忆中重新看见她即使在世也不可能复得的样子；我希望在回忆中看见的其实是一种奇迹，因为这奇迹能够补偿记忆力的天然而专横的局限，这种奇迹是不可能来自过去的。不过我是以古代神学家的天真去想象这栩栩如生的女人的，我想象她对我作出了解释，不是她可能作出的解释，而是新近的矛盾使她在生前总是拒绝对我作出的解释。这样，她的死既然是某种梦幻一般的东西，我对她的爱也就仿佛成了她意想不到的幸福；对她的死亡我只考虑那是合适而理想的结局，这结局可以使一切变得简单而且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时我想象我们聚会的地点并不很远，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当年我认识希尔贝特只为了和她去香榭丽舍游玩，晚上在家时我曾想象我即将收到她的信，她在信中会向我表白爱情，我还曾想象她即将走进我的家，如今一种同样强烈的愿望也和那次一样不顾妨碍它的物质规律（那次是和希尔贝特，我的愿望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错，因为最后还是它胜利了）又使我想象我即将收到阿尔贝蒂娜的短简，她在短简里会告诉我她骑马时的确出过一次事故，不过出于某些浪漫的原因（总之，一些被认为早已死了的人也曾遇到过这类情况），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已康复，如今她后悔了，要求回来同我一起生活而且同我白头偕老。我还——我同时在让自己明白一些似乎很通情达理的人也会干出些什么样甜蜜蜜的蠢事——感到对她死亡的深信不疑和对看见她走进来所抱的从未泯灭的希望同时在我身上并存着。
我还没有得到埃梅的消息，他恐怕已经到达巴尔贝克了。我的调查内容无疑是次要的而且内容的选择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阿尔贝蒂娜过去的生活的确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生活一定会有格外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出于偶然的原因我没有能象那次抓住有关晨衣的谈话和阿尔贝蒂娜脸红的迹象一样去琢磨这些内容罢了。准确地说这些事于我并不存在，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我特别强调那一天而且几年以后又竭力回顾那一天，这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做法。如果说阿尔贝蒂娜喜好女人，那么她一生中这天以外的好几千个日子如何度过我既然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了解这些日子也应该是饶有兴趣的；我就应该打发埃梅去巴尔贝克别的许多地方，去巴尔贝克以外的许多城市。然而正因为我并不清楚她如何度过了这些日子，这些日子也就不曾在我的想象里再现过，它们在我的想象里根本就不存在。对我来说所有的人和事只有个别存在于我的想象里才算存在。如果还有千万个相同的人和事，在我眼里这个别存在的就变成很有代表性的了。如果说在对阿尔贝蒂娜的怀疑方面我早就想知道淋浴是怎么回事，同样在她对女人的性欲方面，尽管我知道有大量的少女和女仆与她们大同小异而且我也完全可能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她们，我还是愿意了解曾个别存在于我想象中的那两个——因为圣卢向我谈到的是她们——即去过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夫人的女仆。正如圣卢所说，我的健康情况，我的犹豫不决，我的拖拉作风使我难于实现任何该作的事，使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推迟澄清某些疑虑而且推迟实现某些愿望。不过这些事情仍旧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给自己许愿一定要了解其中的真相，因为只有这些事萦绕在我的心间（其它的事在我印象里是无形的，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从现实中偶然选中这些事情，这本身就构成一种保证，即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我可以接触到一点事实，接触到一点令人垂涎三尺的真实生活情景。再说，只要有一个精心挑选的事实不就可以使实验者得出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以揭示千百个类似事实的真相了吗？阿尔贝蒂娜尽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她在世时只是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在我记忆里便只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时间概念，但这丝毫不妨碍我恢复她的统一的形象，使她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希望作出总的判断的正是对这活生生的人，我想知道她是否对我说过谎，她是否爱好女色，是否为了更自由地和她们会面她才离开了我。那淋浴场女侍说的话也许会使我一劳永逸地了结对阿尔贝蒂娜不良习惯的怀疑。
我的怀疑！唉，我原以为看不见阿尔贝蒂娜于我是一件无所谓乃至惬意的事，直到她出走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直到她去世时我才明白我以为自己有时盼望她死而且设想她的死会使我得到解脱那是怎样的错觉。同样，我在收到埃梅的信时才明白，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为怀疑阿尔贝蒂娜的德行而痛苦万分，是因为实际上那根本算不上是怀疑。我的幸福，我的生活要求阿尔贝蒂娜贞洁娴淑，于是我就说一不二地肯定她是贞洁娴淑的。带着这种预防性的信念，我就可以毫无危险地听任我的思想去和各种假设瞎折腾了，在我的思想里这些假设有鼻子有眼但我并不相信它们。我对自己说：“她也许爱好女色”，就象人们说“我今晚可能会死去”一样；他们说是说了，但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还在为明天盘算呢。我错误地认为自己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好女色毫无把握，因此算在她账上的错误事实除了我自己经常预料到的都不可能带给我别的什么，这说明为什么在看到埃梅的信里提到的那些画面、那些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的画面时，我感到一种始料未及的痛苦，一种我迄今未曾感受过的最酷烈的痛苦，这种痛苦结合那些画面，结合，唉！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化学里叫作沉淀的现象，其中一切都是不可分的，我用纯属习惯的方式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埃梅的信却又不能使我得到任何概念，因为信中的每一个字一出现便立即被它引起的苦痛改变了，永远染上了信件引起的苦痛的色彩。
“先生，
“我没有早一些给先生写信请先生原谅。先生委
托我看望的人有两天不在，我希望回报先生对我的
信任，所以不愿意空手而归，我刚才终于和这个人
交谈了，她还清楚记得（阿小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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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梅初通文墨，他想把阿小姐写成斜体或加上引号。然而他想写引号时却画了个括号，他想加括号时又画上了引号。弗朗索瓦丝也是这样把某人在我们那条街住下来说成停下来，又把停一会说成呆下来，老百姓的错误在于经常把一些说法互换——法语也是这样——这些说法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互相调换过位置了。——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