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鸟雀唧唧啾啾的叫声在弗朗索瓦丝听来觉得没有趣味。“女佣”们说一句话都会把她吓一跳；走一走路都会使她受到惊扰，会使她猜想是谁在走动，因为我们搬家了。其实，在我们旧居的“七楼”，仆人们来回走动的声音也不算小，但她熟悉他们，听到他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感到非常亲切。现在，即使是寂静无声，她也会觉得难以忍受。我们的旧居门窗朝着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而我们的新居所在的地区却很幽静，只要有个过路人唱唱歌（哪怕歌声非常微弱，远远听来，也象管弦乐的主题曲那样清楚），搬了家的弗朗索瓦丝听了也会激动得流下眼泪。因此，虽然我曾嘲笑她为了不得不离开一幢“到处受到尊敬”的房子而内心忧伤（按照贡布雷的惯例，她在收拾行李时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说，到哪里也找不到比我们的旧居更好的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们家的这位老女仆因为初次见面的门房没有向她表示必要的尊敬而几乎垂头丧气时（因为尊敬对她说来是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我就向她走了过去。我这个人虽不留恋旧东西，但也难适应新环境。只有她才能理解我。自然，她的那个年轻的听差决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他几乎还不能算贡布雷的人。搬家，迁入新区，对他说来就象度假一样，新鲜的事儿使他开心，有如作了一次旅行；他以为自己到了乡下；他得了一次感冒，这就好似在没有关严窗户的车厢里吹来了一股“穿堂风”，使他产生了一种见过世面的奇妙印象；他每次打喷嚏，都为找到了一份如此称心的差事而高兴，因为他一直盼望能遇上一个经常旅行的东家。因此，我没有想去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弗朗索瓦丝了。我曾对搬家满不在乎，甚至见她伤心落泪还嘲笑她，因此，当她见我愁眉不展时，便故意装出冷冰冰的样子，更何况她也和我一样沉闷忧郁呢。神经过敏的人越是“敏感”，就越自私；他们只许自己有痛苦，却不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半点不快。弗朗索瓦丝对她感到的痛苦，哪怕是最轻微的，都要一一仔细回味；要是我不高兴了，她便故意扭过头去，使我的痛苦得不到同情，甚至引不起注意。我刚想同她谈我们的新居，她就把头扭过去了。两天之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回到我们刚搬离的房子去找几件遗忘在那里的衣服，她显示了女人的变化莫测，回来后竟说，她在我们过去的那条街上差点儿没给憋死，她这次回旧居实在感到“不得其所”，她从没见过那样不方便的楼梯。她还说，“即使回去可以当上皇后”，她也不回那里去住了，哪怕给她几百万钞票（反正这样瞎说又不要她花钱！），我们新居的一切（也不过就是厨房和走廊）要比旧居“布置”得不知好多少。可那时，搬家后我的“烧”还没有退，我就象刚吞下一头牛的蟒蛇，感到自己痛苦地被一只箱子撑得变了形，凸得我连看一眼都觉得吃不消。然而，写到这里，我该作个交待，我们的新居是盖尔芒特府附属建筑中的一套单元房间。我们搬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外祖母身体欠安，需要更洁净的空气，而这条理由，我们对她是避而不谈了。
我们把不可知给了名字，因而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知的形象，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实体，迫使我们把名字和实体统一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动身去某个城市寻找一个为该城市所不能容纳、但我们不再有权剥夺其名称的灵魂。在这样一个时代，名字不仅象寓意画那样使城市和河流有了个性，不仅使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而且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面：每一个城堡、公馆或宫殿，都有它们的女主人或仙女，正如森林有森林神，水域有水神一样。有时候，仙女深深地隐藏在她的名字后面，受到我们想象力的滋养，随着我们想象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多少年来，德·盖尔芒特夫人于我不过是一张幻灯片上或一块彩绘玻璃窗上的图象，但当完全不一样的梦幻用急流溅射的泡沫把它弄湿了时，它也就开始失去光泽。
然而，只要我们接近名字所指的真实的人，仙女就会消失，因为这个人一旦和她的名字统一，也就不再是仙女；如果我们离开她，仙女就会再现；但是，只要我们呆在她身边不走，她就会最终消失，随之名字也会消失，例如吕西尼昂家族，在梅吕西娜仙女离去的那天，也会黯然失色。名字不过是一张有照片的普通身分证，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我们就看一看这张身分证，好弄清楚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过路人，该不该同他打招呼；名字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象而变了样，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原始倩影。但是，尽管从前某年所产生的某种感觉，会象那些能保留不同艺术家的声音和风格的自动录音器那样，使这个名字在我们记忆中重现，使我们重新听见这个名字，而且听上去仍然是从前的声音，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得到，相同的声音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连串梦幻已经不相同了。有时候，在从前一个春天听到的名字现在又听见了，我们会象挤绘画颜料管似的，从中挤出流去时光的神秘而新鲜的、被人遗忘了的细腻感情；当我们象一个蹩脚的画家，把我们的过去整个儿地展现在同一张画布上，任凭我们的记忆给予它传统的、千篇一律的色彩的时候，我们以为对过去的每时每刻仍然记忆犹新。然而恰恰相反，过去的每一时刻，作为独到的创作，使用的色彩都带有时代特征，而且十分和谐，这些色彩我们已不熟悉了，可是仍会突然使我们感到心醉。我就有过这种体会。贝斯比埃小姐结婚已经多年，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又突然恢复了我在她喜庆之日所听到的声音，与今天的声音迥然不同，此刻我心里高兴得发颤，它使我又看到了年轻的公爵夫人佩戴的鼓鼓囊囊的领结，淡紫的颜色柔美悦目，光辉灿烂，新颖别致；还有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蓝晶晶的微笑，宛若一朵永开不败的不可采撷的长春花。那时候，盖尔芒特的名字也象一个注入了氧气或另一种气体的小球：当我终于把它戳破，放出里面的气体时，我呼吸到了那一年，那一天贡布雷的空气，空气中混杂有山楂花的香味。是广场一角的风把这香味吹过来的。这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风使太阳时隐时显，把阳光洒在教堂圣器室的红羊毛地毯上，使它呈现出天竺葵的肉色，或象玫瑰花的粉色，光彩夺目，它又象盛大音乐会上演奏的瓦格纳①的乐曲，高雅华贵，轻松愉快，令人心旷神怡。此刻，我们会突然感到这个原始的实体在打颤，恢复了它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那些音节内部的形式和雕刻花纹。然而，即使在这样难得的时刻，即使名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常生活的漩涡中，仅仅成了一种惯用的称呼，失去了任何色彩，好似一个棱柱形的陀螺，飞速地、如醉似狂地旋转着，可是，当我们在幻想中冥思苦想时，为了回溯以往，我们会力图减缓和中止我们已被卷入的永恒的运动，渐渐地，又会重新看到某个名字在我们一生中向我们连续展开的斑斓色彩，层层叠叠，但各各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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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当然，在我小时候，当我的乳母轻轻摇着我，给我唱《光荣属于盖尔芒特侯爵夫人》那首古老的歌谣的时候（也许，她也和我今天一样并不知道这首歌是为谁而写的），或者过了几年，当年迈的德·盖尔芒特元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下来，夸我是漂亮的孩子，并从一只小糖盒里取出一块巧克力给我吃的时候（为此，我的保姆感到十分自豪），我不知道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在我眼前显示了什么样的形象。孩提时候的事情我毫无印象，就象跟和我没关系似的，我只能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仿佛是在我出生前发生的事。但后来，当这个名字在我脑际留下印象后，先后出现过七、八个迥然不同的形象，最先出现的形象最甜美：我的梦幻为现实所迫，逐渐放弃一个难守的阵地，后退一步，固守新的阵地，直到被迫作出新的退让为止。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也象她本人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发生着变化。她的住所也以盖尔芒特命名，年复一年，我听到的这样或那样的谈话改变着我的幻想，使这个名字逐渐充实：这个住所，在它那些已经变得象云彩或湖泊那样具有反射面的石头中，映照出我的梦幻。起初是一座城堡的主楼，墙壁不厚，不过是一条橙色的光带，领主和他的夫人在城堡顶端决定着他们附庸的生死，继而城堡让位于一片土地，土地上奔腾着一条湍流，就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的一端：多少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父母亲一起凝望着维福纳河；公爵夫人教我钓鳟鱼，告诉我那些一串串挂在附近低矮的篱笆上的紫红色和淡红色的花儿叫什么名字。这是一块世袭的土地，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城堡，高傲的盖尔芒特家族，犹如一座经历了漫长岁月、饰有花叶的古老苍黄的塔楼，高高地矗立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一家族兴起的时候，法兰西巴黎圣母院和夏尔特尔圣母院①的上空还一无所有，后来才建造了这两座教堂；朗市山②顶的圣母大教堂尚未问世，现在，那高高屹立的教堂中殿，就象停在阿拉拉山③上的挪亚方舟，墙上画满了族长和他们的家人，一个个忧心忡忡，俯身窗口，观察上帝是否已经息怒；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准备在大地上种植，还带了各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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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位于法国厄尔—卢瓦尔省的夏尔特尔县，建于十三世纪初叶，是法国最享盛名的哥特式大教堂之一。
②位于法国埃纳省，俯瞰香巴尼平原。朗市山顶的圣母大教堂是法国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之一，建于十二至十四世纪。
③在土耳其东部高原上，是高大的死火山。据《圣经》中记载，洪水退落后，挪亚方舟就停在山顶上。
这些壁画上的动物象是要从钟楼逃出去似的，牛在钟楼的屋顶上安详地闲步，居高临下，眺望着香巴尼平原；那时，如果游客傍晚时分离开博韦①，回头一看，还看不见圣皮埃尔大教堂在残阳的金色帷幕上展开它那多分支的黑翅膀，紧跟在他后面飞翔。盖尔芒特家族就象一本小说的背景，一片虚构的风景，我很难想象得出它的面貌，但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发现它。它是一块飞地，周围是真实的土地和道路。这些土地，这些道路，在离一个火车站两里②路的地方，突然充满了纹章的特征。我想起了邻近几个地方的名字，仿佛就在帕耳那索斯山③或赫利孔山④的山脚下，它们犹如会产生神秘现象的物质环境（就地形学而言），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我又看到了画在贡布雷彩绘玻璃窗底部的盾形纹章，经过好几个世纪，这个显赫的家族，通过联姻或者购买，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各个地方，获得了许多领地，它们一一刻在了纹章四个纵横等分的盾面上：北方的大片土地，南方有权势的城邦，同盖尔芒特家族合而为一后实质上已不再存在，只象征性地把它们绿色或银色图案的城堡刻入盖尔芒特家族纹章的蓝色底面上。我曾听人谈到过闻名遐迩的盖尔芒特挂毯，蓝色，有点粗糙，具有中世纪风格。我看见它们象一片云彩，在这古老的森林边缘，在这深紫红色的传奇式的名字上空飘游，希尔德贝⑤常在这片森林里狩猎。这深邃而神秘的土地，这遥远的年代，只要我和这个女领主，湖泊的仙女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巴黎接触过一次，我就可以象进行了一次旅行那样洞察到它们的秘密，仿佛在她的脸上和言谈中具有老树和湖堤的魅力，象她档案室那本破旧的习俗汇编那样刻有世纪的特征。可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圣卢。他告诉我，他们家是在十七世纪买下这座城堡的，仅仅从那时起它才取名盖尔芒特。在这以前，他们家住在附近的地方，封号不是在这个地区获得的。后来，城堡周围建起了村庄，也以盖尔芒特命名。为了不使城堡的景致遭受破坏，颁布了地役法，规定道路的走向和限止房屋的高度。至于挂毯，底图全都出自布歇⑥之手，是盖尔芒特家的一个艺术爱好者于十九世纪购置的。它们张挂在一个到处蒙着红棉布和长毛绒布的非常俗气的客厅里，并排挂着几幅拙劣的狩猎图，是那位艺术爱好者亲手画的。圣卢向我揭示了与这座城堡的名字不相关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就不再象从前那样，只根据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响亮的音节来看这座城堡了。于是，在名字的深处，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城堡在湖面上的模糊不清的倒影。对我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住所就是她在巴黎的府邸，盖尔芒特府，它象她的名字一样清澈可鉴，因为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庸俗的、不透明的物质的侵扰。正如教堂不仅意味着礼拜堂，而且还包括全体信男信女一样，盖尔芒特府也同样包括所有分享公爵夫人生活的人。可是她那些挚友，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与我不过是一些知名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这就只会增加和保护公爵夫人的神秘色彩，在她周围加上一圈很大的光轮，这圈光轮最多不过是会逐渐减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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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瓦兹省内的一个县城，那里有圣皮埃尔大教堂。
②系指法国古里，一古里约合四公里。后面译文中的“里”都指古里。
③古希腊山峰名，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④古希腊山峰名，神话中缪斯的居住地。
⑤希尔德贝（495—558），巴黎国王。
⑥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以熟练的笔法，浮华的色调，作牧歌、神话题材的富有装饰性的绘画，反映了没落贵族的生活情调。
因为我丝毫也想象不出应邀出席公爵夫人晚宴的宾客长着怎样的身子，蓄着怎样的小胡须，穿着怎样的半统靴，怎样用一种合乎人情和理性的方式讲着乏味的甚至是别出心裁的话语，所以，这些急速旋转着的名字，不会比围着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个萨克森瓷像举行的幽灵宴会或舞会带给我更多的信息。它们使她的玻璃府邸保持着玻璃橱窗的透明性。后来，圣卢又给我讲了他这位舅妈的园丁和小教堂神甫的几件轶事，盖尔芒特府就变成了一座城堡，就象从前的卢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周围是它的世袭领地，是根据一个奇怪地残存下来的古老权利继承的领地，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在对它行使封建特权。但是，我们搬来这里，住进了这座公馆一个侧翼的一套单元房间里，与德·盖尔芒特夫人为邻，紧挨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时候，上面所说的城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一幢旧住宅。象这样的住宅现在兴许还能看到。也许是民主的巨澜形成的冲积层，或者是历史的遗赠物（因为在比较古的时候，各种行业都聚集在领主周围），在这类住宅的主院两侧，常有商店的后间和工场，甚至还有鞋匠或裁缝的木屋小店（这种小店在教堂的两旁也能看见，建筑工程师的审美观未能把它们彻底清除）；一个补鞋匠兼门房在院子里养鸡种花；院子深处，在被称作“公馆”的府内，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当她帽子上插着几朵旱金莲花（大概是从门房的小花园里摘来的），坐着她那辆破旧的由两匹马拉套的敞逢四轮车出门的时候（马车夫身旁坐着一个听差，他到本区的各家贵族公馆去投折了角的名片），一视同仁地朝门房的孩子和此刻正巧同她迎面而过的中产房客颔首微笑，挥手致意，和蔼之中露出轻视，平等之中藏着高傲。
在我们刚刚搬进的这幢房子里，住在院子深处的高贵主妇是一位公爵夫人，举止优雅，看上去还很年轻。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多亏弗朗索瓦丝，我不久就掌握了这座“公馆”的情况，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人从早到晚都挂在她的嘴边。她常用“楼下”，“底下”称呼他们。早晨，她给妈妈梳头时，禁不住朝院子里瞟一眼，说：“瞧！两个嬷嬷。肯定是到楼下去的。”或者说：“啊！厨房的窗口上挂着漂亮的野鸡，不用问是从哪里来的，公爵去打过猎了。”到了晚上，她给我准备睡衣的时候，如果听到钢琴声或一曲小调，她就推断说：“他们底下请客啦，真快活！”这时，在她端正的脸庞上，在她满头的银发下，绽出动人而得体的笑容。这个焕发着青春的笑容，把她脸部的每根线条暂时放到了适当的位置上，显得协调和谐，但也有点矫揉造作，就象人们跳四对舞之前的脸部表情。
然而，盖尔芒特一家的生活中最能引起弗朗索瓦丝兴趣，最令她高兴同时又最使她痛苦的时刻，是过车辆的大门打开，公爵夫人登上她的敞篷马车的时刻，一般在我家佣人刚吃完午饭之后。他们每日的午餐，象犹太人过逾越节①那样神圣，谁也不能打扰，这成了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就连我父亲也不敢摇铃使唤他们。他知道，摇五次铃和摇一次铃的效果一样，都不会有人来听他使唤。再说，干这种不知趣的事儿，不仅白费力气，而且对他一无好处。因为弗朗索瓦丝会一整天都板着脸，给他颜色看。自从上了岁数以后，她的脸简直象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长期积压的牢骚和她内心不高兴的缘由都写在她那张布满了红兮兮的楔形细皱纹的脸上，既明显，又令人捉摸不透。此外，她大声诉说她的不满，不过，我们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把这称作给我们做一整天的“小弥撒”，以为这会使我们丧气，“难过”或者“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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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犹太民族的主要节日。犹太历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约在阳历三、四月间。据圣经记载，摩西率领犹太人摆脱埃及的奴役，上帝命犹太人宰羊涂血于门楣，天使击杀埃及人时见有血记的人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
最后的仪式结束后，弗朗索瓦丝犹如早期基督教堂主持弥撒的神甫，同时又是做弥撒的信徒，给自己斟满最后一杯酒，从脖子上解下餐巾叠起来，用它擦了擦嘴唇（因为上面残留着咖啡和掺了大量水的红葡萄酒），然后把它放进饭桌上束餐巾的圆环中，以忧郁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年轻的听差以示感谢，因为这个年轻人过分殷勤地对她说：“太太，再来一点，怎么样？这酒味道不错。”然后，她赶紧去把窗子打开，借口说“这该死的厨房”太热。她转动窗把，透了口气，一面敏捷而又漫不经心地朝院子深处瞥了一眼。这偷偷的一瞥使她确信公爵夫人还没有准备停当，于是她非常想看却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看了看套好的马车。她的眼睛专注地看过地上的东西后，又抬头望了望天空。她早就猜到天空万里无云了，因为她感觉到空气甜丝丝的，太阳暖融融的。她凝视屋顶的一个角落，恰好在我卧室壁炉的上方，每年冬去春来，鸽子都到那里来做窝。在贡布雷，弗朗索瓦丝的厨房里也有这种鸽子咕咕地叫个不停。
“啊！贡布雷，贡布雷。”她叫了起来。（她诵读这一祈求时的那种近乎唱歌的声调以及她脸上洋溢着阿尔①人的纯正的表情，会使人怀疑弗朗索瓦丝是南方人，而她的故乡——她常常为离开她的故乡而惋惜——不过是她的第二故乡。但是，也许人们搞错了，因为没有一个省没有它的“南方”，我们不是能碰到不少萨瓦②人和布列塔尼③人，他们说话时也象南方人那样，总是很容易把长元音和短元音颠倒。）“啊！贡布雷，可怜的故乡，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你！什么时候我能在你的山楂花和我们可怜的丁香花下过上一整天，听金丝雀唱歌，听维福纳河象人那样悄悄说话，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不停地听见我们小少爷的讨厌的铃声。他不到半小时就要害我沿着这可恶的走廊跑一趟。而且，他还嫌我去得不及时，好象我应该在他拉铃前就听见铃声，你要是晚了一分钟，他‘又会再发’可怕的脾气。唉！可怜的贡布雷！兴许要等我死后才能见到你了，他们会象扔一块石头似地把我扔进坟坑里。到那时，我就再也闻不到山楂花的香味了，你那些美丽而洁白的山楂花。不过，我想，我活着时已经让我吃足苦头的三声铃声，我在九泉之下还会再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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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南部地区名。
②法国东南部地区名。
③法国西部地区名。
可是，院子里那个专做背心的裁缝在向她打招呼了，她停止了絮叨。从前有一天，我外祖母去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这个裁缝很感兴趣，可是弗朗索瓦丝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他听到开窗的声音就抬起了头，一直在设法引起他的女邻居的注意，以便向她问好。弗朗索瓦丝向絮比安扮出少女的娇态，这使我们家这个爱咕哝的老厨娘的那张被年龄、坏脾气和炉灶的热气弄得死板的脸变得好看了。她含蓄、亲昵而又腼腆地，动人地向裁缝挥手致意，但没有同他说话。因为她即使敢违背妈妈的嘱咐朝院子里张望，也不敢在窗口同人交谈；弗朗索瓦丝想，这会惹起太太的“一番申斥”。她指了指套好的马车，仿佛在说：“那匹马真漂亮，是不是？”可嘴里却嘀吐说：“瞧那破家伙！”她知道他会回答她的。他把手放在嘴边，好让他那压低了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你们想要，也会有的，甚至会比他们更多，只是你们不喜欢这些东西罢了。”
弗朗索瓦丝高兴、谦逊而又含糊地向他回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各有各的派头。在这里，一切得从简。”然后关上了窗子，怕妈妈会突然闯进来。絮比安所说的“你们会比盖尔芒特家有更多的马”中的“你们”，实际上应该指我们，当然他用“你们”也不无道理，因为除非为了满足某种纯个人的自尊心（譬如，当她整天咳嗽不止，使全家人担心会被她传染上感冒时，她会带着讨厌的冷笑说，她没有感冒），弗朗索瓦丝已同我们合为一体了，就象那些植物，它们和动物紧密相连，动物为植物捕捉食物，吞食和消化食物，最后把它们变成可吸收的粪便，提供给植物作养料。应该由我们，按照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来计划满足我们自尊心的小奢侈，对于满足她生活上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必须服从我们的需要。另外，我们承认她有权按照传统的习惯，自由地吃她神圣不可侵犯的午餐。餐后可以在窗口透透空气，有权上街逛逛，买点东西，星期天去探望她的侄女。
读者这下该明白，为什么弗朗索瓦丝在搬家后的头几天里会那样无精打采。我父亲的各种荣誉头衔还没有被我们新居的居民知道，她感到浑身不舒服。她自己称这种不舒服为烦闷。这种烦闷，就是高乃伊作品中这个词所表达的强烈意思，或者是那些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对他们的家乡深感“厌烦”从而想自杀的士兵笔下所表达的意思。弗朗索瓦丝的烦闷很快就治愈了，恰恰是被絮比安治愈的，因为他一上来就讲了一句使她高兴的话，就跟我们决定要买一辆车子时使她产生的愉快一样强烈，甚至更为高雅。“真是好人哪，这些朱利安（弗朗索瓦丝乐意把新词和她已经掌握的词混用），是正直的人，一看就知道。”絮比安果然善解人意，他逢人便讲，我们没有马车，是因为我们不想要。
弗朗索瓦丝的这个朋友很少呆在家里，他在某个部谋得了一个职业，在那里当雇员。这个做背心的裁缝起初和一个“顽皮的女孩子”一起生活，我外祖母曾误以为他们是父女。几年前，我的外祖母曾去拜访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时候女孩子还很小，可是裙子做得很象样了。当她转做女装，成为女裙裁缝时，絮比安再干他的老本行就无利可图了。她先在一个专做女装的女裁缝铺子里当“艺徒”，缲缲边儿，缝缝边饰，钉钉纽扣或“揿纽”，用别针固定腰身，但很快就晋升为二级继而是一级技工了。她的顾客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她上顾客家，也就是说，上我们院来做活，常在铺里的一两个小姐妹陪她来，她们是她的徒弟。从此，絮比安在她身边就用处不大了。固然，小姑娘长大后，还常要给人缝背心，但是有朋友们当帮手，就不需要别人了。于是，姑娘的叔父絮比安申请了一份工作。起初他只是给人当助手，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后来他取而代之，到晚餐时候方能回来。幸好，我们搬到这里后过了几个星期，他才被“正式任用”，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向弗朗索瓦丝献殷勤，帮助她不太痛苦地度过这开始阶段的异常难熬的时光。尽管我不否认絮比安作为“过渡药剂”对弗朗索瓦丝所起的作用，但我不得不承认，初接触时，我并不喜欢他。从近处看，会发现他的眼睛充满怜悯、忧伤和迷惘。这种眼神彻底摧毁了他那肥大的双颊和红润的肤色可能产生的效果，会使人感到他病得厉害，或刚死了亲人，精神受到了打击。其实，他既没有生病，也没有丧事，而且能说会道，说起话来总是冷冰冰的，爱嘲笑人。这种在眼神和讲话语气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了某种虚假的现象，非但不会引起人好感，甚至使他本人也似乎感到很尴尬，就象一个穿着短上衣出席晚会的来宾，看到别人都穿燕尾服而感到难堪，或象一个必须回答某殿下的问话，却又不知从何答起的人，只好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来摆脱困境。我不过打个比方罢了，相反，絮比安讲话总是娓娓动听，我很快就发现，他身上蕴藏着一种非凡的才智，这也许同漫布在他脸上的怜悯、忧郁和迷惘的眼神相吻合（同他混熟后，就不再去注意他的眼神了）。他这种非凡的才智，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文学天赋的人所具有的才智，也就是说，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只要浏览几本书，便能精通或者掌握语言的最瑰丽的表达法。我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都是风华正茂就去世了。因此我断言，絮比安很快也会死的。他心地善良，富有怜悯心，感情细腻而丰富。
他在弗朗索瓦丝生活中的作用很快就不那么重要了。她学会了替代他演出他的角色。甚至，当一个供货人或一个仆人登门送货时，弗朗索瓦丝会巧妙地利用他们到厨房等候妈妈回话的片刻，装出不屑理睬的样子，继续干她的活，只是神态冷漠地指给他们一张椅子，示意他们坐下。这样，当这个供货人或仆人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一般都会深深刻下这个印象：“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此外，她如此坚持要别人知道我们有钱（她把“我们有点钱”说成“我们有钱”，因为她不会使用圣卢所说的部分冠词，而只会说“有钱”，拿水来”，不会说“有点钱”，“拿点水来”），要别人知道我们很富，并非因为在她眼里财富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有了财富就不再需要别的，道德也不要了，而是因为光有道德，没有财富也不是她的理想。在她看来，财富是必需条件，没有财富，道德也就没有价值，没有魅力。她很少把财富和道德分开，久而久之，最终把它们混为一谈，以为道德会使人舒适，认为财富会给人启发教育。
窗子关上后，弗朗索瓦丝叹口气，很快开始收拾厨房的桌子，要不然，妈妈什么样的骂人话都会说出口来。
“在椅子街还住着盖尔芒特家的人哪，”贴身男仆说，“我有个朋友曾在那里干过，是他们家的第二马车夫。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朋友的内弟，他和盖尔芒特男爵的一个马夫在同一个团里服过役。”“得了，管他呢，又不是我的父亲？”贴身男仆接着开了句玩笑。当他唠叨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时候，中间总要插进一两句新鲜的玩笑话。
弗朗索瓦丝上了年岁，视力减退了，但还能看见贡布雷天边的东西，可是贴身男仆这句话中的玩笑她却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这里应该有一句玩笑，因为它和下面的话没有联系。而且，她知道说出这句有份量的话的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于是她宽厚而又赞叹地笑了笑，仿佛在说：“这个维克多，还是那个脾气！”况且，她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能听到这一类俏皮话，跟社交界有教养人的乐趣多少挨了点边。为了得到这份快乐，社会各阶层的人争先恐后地梳妆打扮，甚至冒着伤风的危险。再说她认为这个贴身男仆是她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常在她面前忿忿不平地揭露共和国对神职人员将要采取骇人听闻的措施。弗朗索瓦丝还不懂得，最残忍的敌手，并不是那些和我们持不同看法，并且试图说服我们的人，而是那些火上加油、无中生有、用一些坏消息使我们心里难受的人。他们还唯恐我们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可以减轻痛苦，可以对胜利的一方产生微弱的好印象，为了使我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们硬要向我们证明，对方不但是毫不留情，而且是得意洋洋。
“公爵夫人和那些人可能有姻亲关系。”弗朗索瓦丝又回到了椅子街的盖尔芒特这个话题上，就象在重奏一段行板乐曲。“我记不清是谁跟我讲的，反正他们中有人把一个表妹嫁给公爵大人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括号’内的。盖尔芒特可是个‘大家族’哪！”她极其崇敬地补充说。她根据这个家族的人口和响亮的声誉，断言这是个“大”家族，正如帕斯卡尔①依据理性和《圣经》的权威性确定宗教的真实性一样。因为，既然这两样东西只能用一个“大”字来形容，那么，在她看来，它们也就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来，她的词汇也就象某些宝石那样，有些地方出现了瑕疵，甚至在弗朗索瓦丝的思想上投下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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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晚年兴趣转向神学，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都不可靠，从而得出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
“我寻思，也许就是‘她们’在盖尔芒特村有一座城堡，离贡布雷有十里路。要是这样，她们和盖尔芒特家那个阿尔及尔表姐就沾上亲戚了。”这个阿尔及尔表姐会是谁？我和我母亲捉摸了好久。后来，我们到底弄明白了，弗朗索瓦丝所说的阿尔及尔，原来是昂热市。远处的地方可能比近处的地方更有名。弗朗索瓦丝不知道昂热，却知道阿尔及尔，是因为元旦那天我们收到了一包样子十分难看的阿尔及尔椰枣。她的词汇，尤其是她的地名词汇，也象法兰西语言本身，到处是错误。“我早就想同他们家的膳食总管聊一聊……大家叫他什么来着？”她顿了一下，似乎在给自己提一个礼节性问题，接着她又自己作了回答：“啊，想起来了，大家叫他安托万。”好象安托万是一个爵位似的。“他本来可以同我们聊一聊的，可是他摆出贵族老爷的派头，象是有学问的人，舌头好象被人割掉了，要不，他就是忘记学说话了。你同他讲话，他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弗朗索瓦丝补充说，她象是赛维尼夫人①那样，用“爱理不理”这个词语。“但是，”她又真诚地说，“既然我知道我有下锅的东西，也就不去管别人的闲事了。反正这个人不怎么样。再说他也不是个勇敢的人。（这个评语会使人觉得弗朗索瓦丝对勇敢的理解和过去不同了。在贡布雷时，她认为象野兽般勇猛的人才算勇敢，可是，这里她说的勇敢就是勤劳。）还有人说他是惯偷。不过，听说的不一定可靠。由于看门人爱嫉妒，常在公爵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这院里的雇工都走光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安托万是个大懒鬼，他的‘安托万纳斯’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弗朗索瓦丝为了给安托万这个名字找到一个阴性形式，用来指膳食总管的妻子，根据语法规则创造出“安托万纳斯”这个新词时，也许她无意识地参照了夏努瓦和夏努瓦纳斯②。她是有根据的。如今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还有一条街叫夏努瓦纳斯街，因为从前这条街上住的全是修女，所以当时的法国人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事实上，弗朗索瓦丝是那些法国人的同代人。再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还有一个名词，它的阴性形式也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因为弗朗索瓦丝接着又说：“不过，可以绝对肯定，盖尔芒特城堡是公爵夫人③的，她是当地的女镇长哪，够了不起的啦。”
“我明白了，确实了不起。”听差深信不疑地说，却没有听出她话中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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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赛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作家。出身贵族，接近路易十四宫廷。所写《书简集》反映当时宫廷和上层贵族的生活，为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的代表。
②夏努瓦和夏努瓦纳斯分别为chanoine和chanoinesse的音译。前者意为“议事司铎”，后者是前者的阴性形式，是在前者上加了阴性后缀—esse而成，意为修女。
③“公爵夫人”在法语中是duchesse，由（公爵）加表示阴性名词的后缀—esse变来。
“我的孩子，你真以为这了不起吗？可是，对于象他们这样的人，当个镇长和女镇长，太有失身份了。啊！要是盖尔芒特城堡是我的，我才不常在巴黎呆着呢。象我们家先生和太太这样有钱的东家，这样有钱的人，脑袋瓜里也不知想的什么，会愿意呆在这个闷气的城市里，不回贡布雷去。他们现在自由自在的，谁也不会留他们。他们什么也不缺，干嘛非得等到退休呢？等死了以后再回去呀？啊！要是我有干面包啃，冬天有木柴取暖，我早就回贡布雷我兄弟的穷屋子去了。在那里，至少我觉得是在过日子，面前没有这些房子挡着，四周静悄悄的，夜里能听见两里以外的青蛙呱呱唱歌的声音。”
“这真是太美了，太太。”年轻的听差赞叹地叫了起来，仿佛这最后一个特征是贡布雷固有的，正如水上轻舟是威尼斯城一大特征一样。
再说，听差来我家的时间比贴身男仆晚一些，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话的内容，他自己不感兴趣没关系，只要弗朗索瓦丝感兴趣就行。弗朗索瓦丝看到有人把她当厨娘看待，总会不高兴地蹙眉撅嘴，可是，听差谈起她时，总称她为“女管家”，因此，她对他总是特别亲切，有如一些二流亲王，当他们看到诚心诚意的青年称他们为殿下时，也会流露出这种好感。
“至少，人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是什么季节了。哪象这里呀，复活节和圣诞节没什么两样，连个花骨朵儿都看不见。早晨，当我撑着这副老骨架起床时，连祈祷的钟声都听不见。在贡布雷，每个小时都敲钟，虽然只有一只可怜的钟，但是，你到时候就会说：‘我兄弟该从地里回来了。’你看着日头落山，人们敲钟祈祷人间幸福，你在掌灯之前能回到家里。这里，过完白天，就是黑夜，天黑了你就去睡觉，白天你干了些什么，你不见得会比畜生说得更清楚。”
“太太，好象梅塞格里斯也很美，是不是？”年轻的听差无意中想起了我们在饭桌上谈起过的梅塞格里斯教堂，打断她说。按照他的意愿，谈话转入了抽象的主题。
“啊！梅塞格里斯！”弗朗索瓦丝高兴得满脸笑容。每当有人提起梅塞格里斯教堂、贡布雷和当松维尔，她总会笑得合不拢嘴。这些名字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每当她在外面碰到或在谈话中听到这些名字，甜蜜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就象学生听到一个教员在讲课中隐射当代的一位名人，深感出乎意外，好象开了锅似的欢腾起来。弗朗索瓦丝有这种快感，还因为这些地方有些东西只属于她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它们是她的老朋友，她和它们在一起玩过。她向它们微笑，仿佛它们是有灵魂的人，因为她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她自身的许多东西。
“是的，我的孩子，你可以说，梅塞格里斯相当漂亮，”她狡黠地笑了笑，又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梅塞格里斯的，你？”
“你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它不是很出名吗？有人跟我谈起过，谈过好几次呢。”他回答时，说得含含糊糊，很不明确，就象吞吞吐吐地提供假情况的人一样，每当我们想客观地了解一桩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同别人有没有重大关系时，他们总不可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啊！我向你们保证，那里樱桃树下的空气新鲜极了，哪象这里炉灶旁哪。”
她甚至给他们讲起欧拉莉来了，说她是个好人。欧拉莉在世时对弗朗索瓦丝很不好，可是在她去世后，弗朗索瓦丝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欧拉莉对她，就象对任何缺衣少食，“饿破肚子”，一无所长，却依仗富人的施舍，到他们家里来“装腔作势”的人一样，是不大喜欢的。她每个星期都要巧施计谋，让我的姨婆给她零用钱。现在，弗朗索瓦丝再也用不着容忍她了。至于我的姨婆，她也不停地为她唱赞歌。
“您那时候就在贡布雷，在太太的一个表姐妹家里吗？”年轻的听差问。
“是的，在奥克达夫太太家。嗯，她可是圣女哪，我的孩子们。她家里总有好东西招待你，尽是些高级东西，好东西。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哪，你们可以这样说，她对小鹧鸪呀，野鸡呀，从不怜惜，她对什么都不怜惜，你们可以五个一群，六个一伙地到她家里作客，肉有的是，都是上等货，还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要什么有什么。（弗朗索瓦丝有“怜惜”这个动词，和拉布吕耶尔①用“吝惜”的意思一样。）一切费用都由她负担，即使来作客的是一家人，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她这句话丝毫不会得罪人，因为在弗朗索瓦丝那个暴露路易十四时期上层社会的罪恶，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时代，“费用”并不限于法院的“诉讼费”，而是表示一般的“费用”。②）啊！我向你们保证，客人不会饿着肚子离开她家。本堂神甫多次对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到仁慈的上帝身边去的话，那肯定是她。可怜的太太，我现在还好象听见她用细嗓门对我说：‘弗朗索瓦丝，您知道，我是吃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您只当我也在吃一样，为大家把饭菜做好。’当然不是为她做的。你们要是在，也肯定会看到，她的体重还不如一袋樱桃重，没有人会象她那样轻。她不愿意相信我，她从来不愿意找大夫。啊！那里吃饭才不匆忙呢。她希望她的仆人都能吃饱吃好。哪象这里呀，今天早晨，我们匆忙得连吃点心的时间都没有。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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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擅长散文，著有《性格论》一书。
②原文中用了“dépense”一词，有“诉讼费”之意，一般由输方负担。在法语中，“eCtreauxdépensdeqn”，可以理解为由某人负担诉讼费，也可理解为由某人负担一般费用。
她对我父亲吃烤面包干尤其恼火。她确信，我父亲是在摆主人的架子，是为了“随意差遣”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事，”年轻的听差随声附和道，好象他无所不知，有千年的阅历，对世界各国，对它们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好象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烤面包干这个习惯。“是的，是的，”膳食总管喃喃地说。“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加拿大工人可能罢工了。有天晚上，部长对我们家先生说，为这事他拿到十万法郎呢。”膳食总管对部长毫无责备之意。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人正直，而是他认为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腐败。他觉得，贪污罪还不如最轻的盗窃罪严重。他也不问问自己，这句颇有分量的话会不会听错了，由罪犯亲口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却没有把他撵出门去，这合不合情理。但是，贡布雷的哲学束缚了弗朗索瓦丝的手脚，她不可能希望加拿大的罢工对烤面包干的习惯产生影响。她说：“只要世界还是世界，你们瞧好了，总有主人把我们使唤得团团转，也总有仆人随心所欲，自行其事。”弗朗索瓦丝说是忙得团团转，可是，我母亲唠叨已有一刻钟了：“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饭桌上呆了两个多小时了。”大概我母亲用来测定他们用饭时间的单位和弗朗索瓦丝的不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摇了三、四回铃。弗朗索瓦丝、她的听差和膳食总管听到铃声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没想去应差，而是把它当作乐器定弦时发出的头几个音，音乐会即将重新开始，幕间休息只剩几分钟了。因此，当铃声不断重复，而且越来越坚决时，我们的仆人这才留意，他们看到时间不多了，又要开始干活了。当又一声“丁铃”响起，而且比前面的几声更响，他们这才叹口气，各自下了决心，听差去门口抽烟，弗朗索瓦丝上她的七楼整理衣物，膳食总管到我的房间找信纸，迅速地写了封私信发走了。
尽管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神气傲慢，不可一世，可是不几天，弗朗索瓦丝便打听清楚，并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不是根据什么古老的权利，而是根据不久前签订的一项租约住进这座公馆的。公馆的花园——那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跟所有邻接房屋的花园一样，小得可怜。我终于探听到，在盖尔芒特府，看不见领主的绞架，防卫的风车，逃命的暗门，支柱上的鸽舍；公用的烘炉，带甬道的谷仓，小型的城堡，桥梁、吊桥、或便桥，收过桥税的人；钟楼的尖顶，刻在墙上的宪章或用作路标的石堆。记得当巴尔贝克海滩在我眼里失去昔日的神秘，变成地球浩瀚咸水的一个部分，可以同随便哪个咸水域互换的时候，埃尔斯蒂尔曾对我说，这是惠斯勒①画笔下的乳白色的海湾，银蓝两色协调有致，他这句话使巴尔贝克海滩陡然恢复了个性。与此相仿，一天，正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看到它最后一幢住宅在弗朗索瓦丝的猛烈打击下就要坍塌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谈起了公爵夫人，对我们说：“她在圣日耳曼区享有最高的地位，她在圣日耳曼区有第一流的房子。”诚然，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第一流的房子，同我前后梦见过的他们的住所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幢房子——也许是最后一幢了——尽管简陋异常，仍不失其价值，它超越自身的物质，成了一种秘密的区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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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线条与色彩的和谐。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的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有，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象我那样忐忑不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象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分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折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象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装的眼睛守在嘴喙两旁，她忽然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这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它的魅力；我也象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作过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到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时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首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张草垫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张草垫，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象一场比赛，时而象一片公有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上欢宴，宛若圣堂①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绿洲②睡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区分其他一些物和人，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于它们中间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旧的草垫，就象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了，喜不自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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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黎的教堂，陈放耶稣受难圣物的地方。
②位于摩洛哥，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绿洲。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始于它前厅的门口，可是，按照公爵的看法，它的属地应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公爵把他的房客都看作佃农，平民，国家财产的买主，认为他们的意见微不足道。一清早，他穿着睡衣在窗口刮胡须，然后下到院子里，根据他的冷热感觉，有时着衬衫，有时穿睡衣，有时罩一件颜色少见的苏格兰长毛格子花呢上衣，有时披一件比他的上衣还要短的浅色短大衣，让他的一个马夫在前面牵着他刚买来的一匹马在院子里小跑，马不止一次地撞坏了絮比安的铺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大光其火。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公爵夫人在本公馆和本教区行了那么多善，可这家伙还要我们赔钱，实属卑鄙！”但是絮比安寸步不让，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善”。然而，她确实是在行善，不过，正如不能强求人人都行善那样，一个人感到得意的事情，绝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以免引起反感。况且，从行善之外的其他观点看，公爵大人从来都把他所在的地区看作是他院子的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他的马的广阔跑道。让他的新马独自跑了一阵后，他就叫马夫把它套上车，到邻近各条街上走一走。马夫手执缰绳，绕车奔跑，马在公爵面前来回经过；公爵站在人行道上，他身高体胖，穿着浅色的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昂着头，戴一副奇特的单片眼镜。接着，他跳上马车，想亲自试一试，驾着他这副新套车，到香榭丽舍大街找他的情妇去了。德·盖尔芒特先生在院子里向两对夫妇问了安，他们多少同他那个圈子沾点边：其中一对是他的表亲，和那些做工的夫妇一样，他们从来不在家中照管孩子，因为一清早妻子就得到“音乐学校”去传授旋律配合法和赋格曲，而丈夫要去雕刻室干活，在木头和压出凸纹饰的皮革上雕刻；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两人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妻子的打扮象出租椅子的妇人，丈夫象承办丧葬的男人，一天要去教堂好几次。他们是一位前大使的侄子。这位前大使是我们家的老相识。有一次，我父亲恰好在楼梯的拱门下遇见他，心里纳闷他怎么会上这里来。因为我父亲认为，象这样一个要人，过去经常同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打交道，想必对贵族虚浮的荣誉不会发生兴趣，不应该同这些默默无闻、目光短浅、拥护教权的贵族来往。男爵夫妇来这幢房子不久，就在丈夫同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的时候，絮比安走到院子里同他搭讪，称呼他“诺布瓦先生”，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
“哈！诺布瓦先生。哈！这个名字真妙！耐心点！待会儿这个人要叫您诺布瓦公民了！”德·盖尔芒特先生转向男爵，大叫大嚷。他总算有机会在絮比安身上出出气了，谁让他只称呼他“先生”，而不喊他“公爵先生”的呢。
一天，德·盖尔芒特先生需要了解我父亲的职业，便亲自登门，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此，他常常有事没事总来找我父亲谈谈。一看见我父亲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在考虑一件工作，不希望碰见任何人），公爵便离开他的车马侍从，到院子里来迎我的父亲，替他把大衣领子整一整，象从前国王的侍从那样服务悉心，然后拉住他的手，轻轻抚摩着，犹如一个高级妓女，厚颜无耻地想向他证明他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宝贵的肉体。他把他一直送到通车辆的大门才松手，可是我父亲对他厌烦透了，心里直想着要把他摆脱掉。一天，他和他妻子一道乘车出门，碰见了我们，便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要是她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面孔，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她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要是我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遇见并被介绍给公爵夫人，那该有多好！况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通过我外祖母，邀请我上她家作客。当她知道我立志从事写作时，还特别关照地说，我在她家可以结识一些作家。可我父亲却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进入社交界，再说我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他担忧，他不愿意为我提供无益的外出机会。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仆人经常跟弗朗索瓦丝聊天，我听见他提到几个她常光顾的沙龙，可是，这些沙龙是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既然它们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又只能通过她的名字窥见的她的生活，它们不也就不可揣测了吗？
“今晚帕尔马公主那里有盛大晚会，演皮影戏，”仆人说道。“但是我们去不成啦。因为夫人要赶五点钟的火车去尚蒂伊①，到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贴身女佣和男仆跟着去。我留下来。帕尔马公主要不高兴啦，她给公爵夫人写了四、五封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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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地名。
“那么，你们今年不再回盖尔芒特城堡了吗？”
“去不成了，这还是第一次哩，就因为公爵先生得了风湿病。大夫说，那里不安装好暖气设备，我们就不能去。可是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呆到一月份才回来。要是暖气设备没安装好，可能夫人要到戛纳的吉斯公爵夫人家去小住几天，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戏院你们常去吗？”
“有时去看歌剧，有时去参加帕尔马公主举办的晚会，一个礼拜一次，票都是预订的。在那里可是一饱眼福，话剧、歌剧，应有尽有。公爵夫人不愿意预订戏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几次。一次坐在夫人一个朋友的包厢里，还有一次坐在另一个包厢里，多数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她是公爵先生一位堂弟的妻子，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姐妹……您这就上去吗？”仆人说。尽管他算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了，可是他对于主人的概念通常是政治性的，因此他对弗朗索瓦丝总是彬彬有礼，好象她也在某个公爵夫人家呆过似的。“您身体挺硬朗哪，太太。”
“唉！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了！在平原上走路还凑合。（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平原，实际指院子和大街，她总喜欢在那些地方散步。总而言之，是平地。）可是，这些讨厌的楼梯我就对付不了啦。待会儿见，先生，没准晚上还能见到您。”
盖尔芒特家的这个仆人告诉过她，公爵的儿子常常被授予亲王爵位，直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因此，弗朗索瓦丝还想同他聊一聊。也许，在法国人民对贵族阶级的崇拜心理中，还混杂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从法国的采邑世袭下来的对贵族既崇拜又反抗的心理大概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如果有人在弗朗索瓦丝面前谈论拿破仑的天才或无线电，她会不加理会，照样出她壁炉里的灰烬，摆她餐桌上的餐具，动作丝毫不会放慢，可是，只要听到谈论贵族的这些特殊问题，听到盖尔芒特公爵的小儿子通常叫奥莱龙亲王，她便会嚷起来：“啧啧，太好了！”她会目眩神迷，仿佛置身于一块彩绘玻璃窗前。
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常来公爵夫人家送信，同弗朗索瓦丝混得很熟。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他确实听到社交界在议论圣卢侯爵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这差不多已经定了。
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她的生活注入那幢别墅和那间楼下包厢里，因此，在我看来，它们同她的居室一样神奇如梦境。帕尔马、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吉斯这些名字使公爵夫人前往度假的别墅不同于其它所有的别墅，使她每天从公馆乘坐她的马车前去参加的晚会不同于其它所有的晚会。但是，即使这些名字告诉我，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生活连续不断地存在于这些度假别墅和晚会中，但它们却不可能向我提供有关她本人的任何情况。每幢度假别墅，每次晚会，都给予公爵夫人的生活以一次不同的确定，但是，它们仅仅使它换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却不能使它有半点泄露，它被一块壁板挡住，被装进一只坛子里，只是随众人的生活波涛而流动。狂欢节，公爵夫人可以面朝地中海用午餐，但这是在德·吉斯夫人的别墅里，巴黎社交界的女王身穿白凸纹布连衣裙，在众多的亲王夫人中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宾，和别的女宾没有差别，这就更令我神往，而她自己也象一个舞蹈明星获得了新生，在一场奇特虚幻的芭蕾舞中，她的女舞伴一个个都被她取而代之；她可以观看皮影戏，但这是在帕尔马公主的一次晚会上；她可以听悲剧或歌剧，但这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里。
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的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的矮小的身躯下，就象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我父亲在部里有一个朋友，叫A·J·莫罗。为了区别于其他莫罗，他总留意在他的姓前加上他的名的两个首字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A·J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位A·J是怎样弄到一张歌剧院盛大演出会的池座票的。他把这张票寄给我父亲了。因为贝玛要演出《费德尔》①中的一幕（从我第一次对她的演出感到失望以来，再没有看过她演戏），我外祖母让我父亲把这张票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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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名著。
说实话，这次能不能去听贝玛演戏对我倒无所谓，可是几年前，她曾使我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当我看到我从前迷恋的，甚至比健康和休息还要珍视的东西，现在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时，我也有怅然若失之感。我何尝不想离得近一些去静观我的想象力朦胧地看到的、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宝贵的现实呢？而且这种热情不减当年。但是现在，我的想象力不再把它们置于一个名伶念台词的技巧之中了。自从我到埃尔斯蒂尔家去过几次后，我从前对贝玛的朗诵技巧，对他的悲剧艺术的迷信，已转移到某些地毯和现代画上了。既然我的信念，我的愿望不再能使我对贝玛的朗诵和姿态保持永恒的崇拜，它们在我心中的“映象”也就渐渐萎谢了，正如古埃及死人的“映象”①，必须不断地为它提供食粮，才能维持它的存在。这一艺术如今变得稀薄如纸，一撕就破，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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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会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映象留在尸体附近；人们给它供奉祭品以维持其生存。
我利用我父亲收到的那张票，登上了歌剧院的大楼梯。我瞧见前面有个人，开始我把他当成德·夏吕斯先生，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象德·夏吕斯先生。当他回头向剧场的一个职员打听什么事情时，我发现我弄错了。但是，我根据这个陌生人的衣着以及他同男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没有马上答腔——讲话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德·夏吕斯先生那个阶层中。因为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特征，可是在那个时代，在富有的、服饰华丽的爵爷和富有的、服饰华丽的金融家或大工业家之间，总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金融家或工业家对下级讲话口气傲慢，不容置辩，并以为这就是他的潇洒风度。可这们爵爷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露出谦逊而耐心的神态，装成一名普通的观众，并把这看成是他良好教养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银行家的阔少爷此刻走进剧院，看见这位爵爷满脸微笑中透着善良，掩盖了他那个特定的阶层在他身上划下的不可逾越的界线，要不是他发现他的相貌和最近报上刊登的现在正在巴黎逗留的奥地利皇侄萨克森亲王肖像十分相象，真会把他当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我知道他是盖尔芒特家的挚友。当我走到检票员身边时，听见萨克森亲王（或者是假定的那位亲王）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跟我说，我一打听就会知道的。”
也许他就是萨克森亲王。当他在说“我表姐跟我说，我一打听就会知道的”这句话时，他的眼睛通过想象而看见的也许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要是真在，我就能一睹她在她堂弟媳的楼下包厢里的生活片断了，她的生活总是令我难以想象）。因此，这个与众不同的微笑的眼神，这些极其普通的言语，用可能有的幸福和靠不住的声誉这两根触须，交替地抚摩着我的心，它们带给我的温情远非一个抽象的梦幻所能比拟。至少，他向检票员讲这句话的时候，把一条可能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道路，连接到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夜晚上来了。检票员说了句“楼下包厢”，并用手指了指走廊，他便走了进去。走廊潮湿异常，墙壁裂缝累累，仿佛通往海底岩洞，通往神奇的海洋仙女的王国。我前面只有一个渐渐远去的穿晚礼服的先生，可是，我不停地在想，他是萨克森亲王，他要去看望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念头就象一个不灵便的反射镜，围绕着他转动，却不能把光线正确无误地投射到他身上。虽然他孤身一人，但是这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摸不到的、无边无际的、象投影那样不连贯地跳动着的念头，仿佛走在他的前头，在给他引路，它象雅典娜女神①，寸步不离她的希腊士兵，而别人却看不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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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典娜为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保护神。
我来到座位上，一面竭力回忆《费德尔》剧中的一句诗，可我记不确切了。按照我背出来的这句诗看，它的音步数跟规定的数目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想去数音节，所以我认为要衡量它的平衡是否失调，要衡量它是否是一句古典诗，这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标准。它显得那样冗长，哪怕去掉六个甚至更多的音节，以改成一句十二音节的诗，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但我蓦地回忆起这句诗来了，骤然间，一个不通人性世界的那些难以铲平的凸凹不平，竟魔术般地烟消云散了，诗句的音节顿时符合十二音节诗的韵律，多余的音节犹如一浮出水面就破的气泡，轻松而灵巧地消失了。我白费了半天脑筋，其实它才多出一个音步。
池座的一些票是在剧院售票处零售的，卖给假充高雅的人或好奇的人，他们想尽情观望那些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从近处看到的人。的确，在这里，他们可以公开观察这些人的通常是隐秘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因为帕尔马公主把二楼、楼下以及楼厅的各个包厢全都分给了她的朋友，剧场仿佛成了沙龙，每个人随意离开座位，到这个或那个女友身边去坐一坐。
我周围尽是些庸俗之辈，他们并不认识预订戏票的观众，却想表明自己认出了他们，便大声喊着他们的姓名。他们还说，这些预订戏票的人来这里犹如进了他们的沙龙，言下之意，他们是不会专心看戏的。可是恰恰相反。一个有才气的大学生，为了听拉贝玛演唱而买了张池座票，一心想的是不要弄脏他的手套，不要妨碍别人，同机遇赐与他的邻座搞好关系，不时微笑着追踪一个稍纵即逝的目光，不礼貌地避开一个相遇的目光，一个熟人的目光，当他在剧场里发现这个熟人时，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还是决定去同她打个招呼，他还来不及走近她身边，就听得三下铃响，就好象希伯来人在红海中逃跑①那样，从男女观众组成的两股汹涌澎湃的浪峰中间逃跑了，他要他们站起身，他踏破了她们的裙子，踩脏了他们的半统靴，这说明他是专心要看戏的。恰恰相反，唯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会有闲情逸致看戏（当然还得有才智才能看懂戏），因为他们坐在楼厅栏杆后的包厢中，就象坐在悬空的揭掉了隔板的小沙龙里，或者象在供应牛奶和铁线蕨糖浆浓茶的小咖啡馆里一样，不会被这座那不勒斯风格建筑物的金框镜子和红椅子吓坏，——因为他们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放在支撑这个歌剧艺术殿堂的镀金柱子上，——因为他们对两个张开双臂的雕像把棕榈和桂花献给他们的包厢这种过分的荣誉并不感到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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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在摩西率领下逃离埃及。行至红海，发现埃及法老带人追踪而至。上帝使出强烈东风；刮开海水，出现一条旱道，希伯来人就从这条旱道上过了海。埃及人追至海中，海水合拢，把他们全部吞噬掉。
起初周围只是一片昏暗。突然，人们的目光遇到从黑暗中发出的磷火似的光线，那是一位知名人物的眼睛发出的闪光，犹如一块看不见的宝石；人们看见奥马尔公爵弯着身子的侧影，就象清晰地呈现在黑底徽章上的亨利四世的头像。一个隐蔽在黑暗中的贵妇人大声地在跟他说话：“请亲王殿下允许我给您脱大衣。”可是亲王却回答说：“不敢当，怎么好劳驾呢，德·昂布勒萨克夫人。”尽管亲王委婉拒绝，她还是坚持给他脱下了大衣，而她也因得到这份殊荣而受到众人艳羡。
但是，在其他包厢内，那些坐在这些昏暗的神龛中的白衣女神，全都靠在内壁上隐蔽起来了，谁也看不见她们。然而，随着演出的进行，她们那模糊的人影从容不迫地，一个接一个地从铺满了她们影子的深暗中浮现出来，向着亮光升起，露出半裸的躯体，停留在包厢那垂直的边界和半明半暗的海面上。她们的脸光辉灿烂，羽毛扇在她们面前搧出滚滚波涛，轻盈，欢快，泡沫四溅；她们的头发绛红色中闪着珠光宝气，似随海潮波动。接着，池座开始显现。这是凡人的所在地，和那昏暗而透明的海上王国永远隔离，海洋女神明澈的双眸反射的光焰散布在平展的海面上，为这个王国确立了边界。海岸上的活动椅子，池座中的奇形怪状，根据透视法的唯一法则和不同的入射角映入她们的眼帘，正如对于外部世界的两个部分，即对于矿物，对于同我们毫无交往的人，我们并不屑朝他们微笑或看他们一眼，因为我们深知，他们根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灵魂。相反，在海上王国的疆域内，容光焕发的海洋的女儿不时地回头，冲着吊在曲折边界上的蓄着胡须的半人半鱼神，或朝着一个一半是人的海神嫣然微笑。这个半人半神，头盖象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上面沾着一根被海潮卷来的柔滑的海藻，眼睛宛若大水晶石做成的圆盘。她们向他们俯下身子，给他们递送糖果。有时，海潮让出一条干道，迎来一位仙女，她姗姗来迟，面带笑容和羞色，似一朵怒放的鲜花，刚刚浮出黑暗。一幕剧演完了，被凡间悦耳喧哗声吸引到海面的众仙女此刻不再希望听到这些声音了，一起潜入海底，消失在茫茫黑暗中。这些好奇的女神是为了稍微看一看凡人的作品才出现在她们隐蔽所的门口的，而凡人却无法走近。在所有这些隐蔽所中最负盛名的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名下的正厅包厢，那块半明半暗的大礁岩。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俨然是一位伟大的仙女，从远处主持众仙女的娱乐活动。她故意退缩在后，坐在侧面的长沙发椅上，鲜红夺目的长沙发犹如露出海面的红珊瑚岩礁。旁边有一道巨大的玻璃反光，大概是一面镜子，好似一束光线射在晶莹夺目的水面上形成的切面，垂直，暗淡，流动。一朵硕大的白花，毛绒绒的象翅膀，从亲王夫人的额头沿着脸颊的一边垂下，似羽毛，似花冠，又似海花，妖艳，轻柔，生机勃勃，情意绵绵，随脸颊的曲线波动，遮住了半个脸蛋，象一枚肉色的翠鸟蛋，藏在柔软的窝里。亲王夫人头上的发网直垂眉际，继而又在下面的喉部复现，是用南半球的一些海洋上捕捉到的白贝壳做成的，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犹如一件刚刚浮出波涛的海上镶嵌画，不时地沉入黑暗中。即使在黑暗中，亲王夫人那双晶莹闪光的眸子仍然表明她的存在。她天香国色，美貌绝伦，尽管在半明半暗中的少女一个个花容月貌，秀色可餐，却难以同她媲美争辉。她的美不单单表现在她的肉体上，即她的颈背、肩膀、胳膊和腰部。她那妙不可言、引人入胜的身段线条是无数看不见的线条的准确和必然的出发点，这些看不见的线条从公主周围四散展开，犹如一尊理想的塑像在半明半暗中投下的光谱，光怪陆离，使人幻觉丛生，想入非非。
“那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的邻座对同她一起来的先生说，故意把“亲”字拉长，使这一称呼显得滑稽可笑。“她满身都是珠宝。我想，要是我有这么多珠宝，我绝不会象她那样摆阔。我认为那有失体统。”
然而，那些到处打听有谁来看戏的人，一旦认出亲王夫人，就会感到美的宝座非她莫属。的确，象卢森堡公爵夫人，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以及其他一些贵妇人，她们的面部特征是，一张兔唇和一个大红鼻子离得很近，或者上唇又细又密的汗毛和满脸皱纹难解难分。再说，这些特征已经够迷人的了，因为它们虽然象一个签名一样只有约定的价值，却能使人读到这个大名时肃然起敬；不仅如此，它们最终会使人相信，长相丑陋乃是贵族特有的一大标志。一个名门贵妇，她的脸只要能显出尊贵就行，美不美倒无所谓。但是，有如某些画家，他们在画布下端不是署上自己的名姓，而是画上一个美丽的图案，一只蝴蝶，一只蜥蜴，，或是一朵花；同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在她的包厢的一角藏下了一个美妙的躯体和一张动人的脸蛋，以此表明美也许是最高贵的签名。因为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带到剧院来的，都是她生活圈里的人，她的光临，在那些崇拜贵族的人眼里，无疑最有力地证明了她的包厢所展示的画图具有雄辩的真实性。这个包厢展现了亲王夫人在她慕尼黑和巴黎府邸中那与众不同的生活画面的一个侧影。
我们的想象力好比一个出了故障的手摇风琴，弹出的调子总跟指定的乐曲不一样。每当我听到有人谈起盖尔芒特—巴维埃尔公主，总会联想到十六世纪的某些作品。现在她就在我面前，正在请一个穿燕尾服的胖男人吃冰糖果点，因此，我必须竭力摆脱她在我身上引起的这些联想。诚然，我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她和她的客人同旁人没有两样。我深深懂得，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为了拉开他们真实生活的序幕（当然，他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幕并不在这里演出），他们约好按照他们的礼节行事，而我对他们这套礼节却一窍不通。他们一个佯装请吃糖果，一个佯装拒绝。这样的举动毫无意义，是事先规定好了的，就象舞蹈演员的舞步，时而踮起足尖，时而围着一条披肩旋转。谁知道呢？说不定女神在递糖果的时候，会以揶揄的口吻说：“您要糖吗？”因为我看见她在微笑。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觉得，这句话由一个女神向一个半人半神说出来，虽然故意冷淡生硬，具有梅里美①或梅拉克②笔下的风格，却高雅优美，令人回味无穷。而那个半人半神，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两人所要概括的崇高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就要重温他们真实的生活。他顺应这场游戏的规则，以同样神秘而狡黠的语气说：“是的，我很想要一颗樱桃。”我仿佛在凝神聆听这场对话，听得津津有味，就象在聆听《一位舞台新秀的丈夫》③中的一场。这出歌剧缺少我所熟悉的诗意和深奥的见地，而我设想梅拉克是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剧作充满诗意和深奥的见地的，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反倒显得优雅，一种传统的优雅，因而也就更为神秘，对人更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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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写有戏剧集、诗集和小说，尤以中短篇小说著称。
②梅拉克（1813—1897），法国剧作家，著有多部滑稽歌剧。
③法国剧作家梅拉克的作品。
“那个胖子是加朗西侯爵。”我的邻座装出很知情的样子说，后头人嘁嘁喳喳议论的名字，他没有听见。
巴朗西伯爵伸长脖子，侧着脸，滴溜滚圆的大眼睛贴在单片眼镜的镜片上，在透明的黑暗中徐徐移动。他似乎目无池座里的观众，活似玻璃鱼缸中的一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对前来参观的好奇的观众视若不见。他时而停步不前，浑身披着苔藓，喘着气，令人起敬；而观众却说不出他是否无恙，是在睡觉，还是在游动，或者在产卵，或者勉强在呼吸。我对他羡慕极了，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使我羡慕过：因为我一看便知道，他是这个包厢的常客，亲王夫人给他递糖时，他神态冷漠，爱理不理。于是，亲王夫人用她那双钻石雕琢成的美丽的眸子向他瞥了一眼。每逢她这样瞧人时，智慧和友谊会使她那美丽的眼睛变成一汪秋水；但当它们静止时，它们的美就变成了纯物质的东西，只会发射出矿物的光辉，如果反射作用使它们稍为移动一下，它们就会迸发出一条垂直的非人所有的灿烂光焰，把整个池座映得通红。可是贝玛演出的那幕《费德尔》即将开始，亲王夫人向包厢的头一排走来。这时候，她仿佛象演员登场似的，随着她经过的光区不同，我看见她的首饰不仅改变了色彩，而且改变了物质。包厢干涸了，显露了，不再是海洋的世界了，公主也不再是海洋女神了。她头上裹着的蓝白两色的缠巾，酷似身穿扎伊尔（也可能是奥罗泽马纳①）戏装的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在第一排坐了下来。我看见那个温暖的翠鸟窝，好似天国的一只大鸟，软绵绵、毛茸茸的，灿烂夺目，温情脉脉地保护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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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扎伊尔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的悲剧作品《扎伊尔》中的女主人公，奥罗泽马纳是剧中的男主人公。该剧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我的视线离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向她投去。我见她身材矮小，衣冠不正，相貌奇丑，但目光炯炯有神。她同随行的两个青年男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接着，帷幕拉开了。我不无忧伤地发现，我从前那种对戏剧艺术，对拉贝玛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曾记得，为了不放过她这个踏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去瞻望的奇才，我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有如天文学家即将安装在非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的用来精确观察彗星或日蚀的敏感的仪器；我担心会出现一片乌云，比如说演员状态不佳，观众席上发生意外，致使演出不能发挥最高水平；假如我去的剧院不是那个把她奉若神明的剧院，我就会觉得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看戏，而在那个剧院里，我会觉得，那些她亲口点名要的戴着白石竹花的舞台监督，那个位于坐满衣冠不正观众的池座上方正厅包厢的底部建筑，那些出售刊登着她剧照的节目表的女引座员，广场中心花园里的栗树，所有这些，仍然是她在小小的红帷幕下登场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次要部分。它们似乎是我当时感想的不可分离的伙伴和心腹。那时候，《费德尔》中“吐露爱情”那场戏以及拉贝玛本人，对我几乎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他们远离常人的生活实践，靠他们自己就能存在；我必须接近他们，尽我所能地深刻了解他们。然而，我睁大眼睛，敞开心灵，也只能吸取极少一点儿东西。可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本人的生活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无关紧要，就象穿衣和准备出门，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在更远的地方，绝对地存在着《费德尔》以及贝玛念台词的腔调。这些更为牢固的真实，人们很难接近它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掌握。我整日幻想着有尽善尽美的戏剧艺术，就象一节不断充电的电池；倘若有人把我白天或黑夜任何一个时刻的思想进行分析，就能从我的梦想中抽出大量的样品。可是现在，这一切成了一座小山，远看似乎和青天合而为一，近看普普通通，它们离开了绝对世界，变得和其它事物——我生活在其中并为我所熟悉的事物——毫无二致，演员们也不比我熟识的人高明。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吟诵《费德尔》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不再是超凡的、个别的和与众不同的了，而是一些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成功的诗句，准备回到法国诗的无垠的物质中去，加入它们的阵营。尤其因为我梦寐以求的事物已不复存在，我就更感到气馁。然而，我那喜欢环绕一件事物进行无穷遐想的禀性却依然存在，虽然年复一年有所改变，但还会导致我一时冲动而不顾及危险。一天晚上，我抱病前往一座城堡，去看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作和中世纪的挂毯。这一晚和我将动身前往威尼斯的那一天，和我去看贝玛演出或动身前往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一天多么相似，我预感到我现在为之作出牺牲的物品，不消多久就会使我兴味索然，我可以从这张画和这些挂毯旁边经过而不向它们扫一眼，尽管当时我为了这些挂毯而常常夜不成寐，忍受着无限的病痛。我为之作出牺牲的物品是不稳定的，我从中感觉到了我的努力也是徒劳，我的牺牲大得我真不敢相信，就象那些神经衰弱症患者，当有人提醒他们累了，他们反会觉得疲劳增加了一倍。目前，我的梦想使一切可能与这梦想有关的东西都变得令人心醉神迷。甚至我在我的肉欲中，在这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集中在同一个梦想周围的最强烈的肉欲中，也能辨认出一个主导思想，我可以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尽善尽美。从前，在贡布雷，每当我下午在花园里读书的时候，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个尽善尽美。
我对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①在道白和动作中表现的柔情或愤怒是否用得恰到好处，不再象从前那样宽容了。倒不是因为这些演员——还是那些人——不如过去聪明，不能象过去那样时而使他们的声音抑扬顿挫，温柔感人，或者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时而使他们的动作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或者流露出向人哀求的痛苦。他们的语调对声音下命令：“你要轻柔些，要唱得象夜莺那样婉转缠绵，娓娓动听。”或者相反：“你现在必须大发雷霆。”于是，语调扑向声音，试图用暴力将它战胜。可是声音奋力反抗，我行我素，顽固不化地维持自然的声音；它物质上的缺陷和魅力，它日常的粗俗或矫饰一仍其旧，丝毫未变，只展示了一整套声学现象或社会现象，朗诵的诗句内含的感情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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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都是拉辛的悲剧《费德尔》的剧中人物。
同样，这几位演员的动作也对他们的手臂和无袖长袍下达命令：你们要英姿勃勃。”可是，不听使唤的上肢仍然让一块对角色全然无知的二头肌在肩膀和肘之间神气活现；它们一如既往，继续表演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不去揭示拉辛诗句的细腻感情，而只是显示出肌肉之间的联系；有褶皱的宽大衣袍被它们举起，继而沿着垂直的方向落下，唯有令人乏味的织物的柔软性在同自由落体定律争个高低。就在此刻，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矮个子太太大声嚷了起来：
“不要给她鼓掌！瞧她穿得那个怪样！她太老啦，不能再演戏了。换别人早就下台了。”
周围发出“嘘”声，陪同她的那两个年轻人设法让她安静下来，她不再大叫大嚷了，但还从眼睛中迸发出怒火。这种愤怒只是对成功和荣誉发出来的，因为拉贝玛尽管挣钱很多，却欠了许多债。她接受了谈买卖或和朋友约会，却不能践约，在各条街上都有穿制服的服务员追着她取消买卖，她在旅馆里预订了房间却从不去住，她订购了大量香水给她的狗洗澡却不去买，她还要付给各家老板违约赔偿金。即使她花钱不如克莉奥佩特拉①大手大脚，也不象她那样骄奢淫逸，但她坐着高级马车也有办法吃穷几个省，吃穷几个王国。但是，这个矮个子太太是一个时运不佳的女演员，她对拉贝玛恨之入骨。刚才，贝玛登场了。啊，真是奇迹！对于拉贝玛的才华，从前，我曾经废寝忘食地想把它的实质抓住，但它总是避开我；可是这几年我不去想它了，而且此刻我对它毫无兴趣，可是它却轻而易举地博得了我的赞叹。正如那些功课，晚上我们拼命学习，搞得筋疲力竭，也未能把它们装进脑子里，但是睡上一觉，我们就把它们全记住了；也如那些死人的面孔，我们的记忆竭力去追寻，却始终回忆不起，可是当我们不去想它们时，它们却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从前，为了要孤立地看出拉贝玛的才华，我几乎把我事先研究过的所有扮演《费得尔》的女演员的共性从我对角色特性的理解中除掉，以便看到剩下来的只是拉贝玛女士的才华。然而，这一才华，尽管我竭力想在角色之外看见它，它却同角色浑然一体，不可分离。这同大音乐家的情况类似（凡德伊弹钢琴时就是这样），演奏出自一个如此伟大的钢琴家，听众甚至忘记了这个艺术家是音乐家了，因为这种演奏不运用一整套的指法（而卓著的效果到处可见），不运用一连串飞溅的音符（至少，那些如堕五里雾中的听众以为从中发现了物质的、可以摸到的才华），它变得那样透明，那样富有内涵，听众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仿佛成了一扇窗户，朝着一部杰作打开。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象一道环绕周围的庄严或精致的边界，但我还能分辨得出来，然而，费德尔却把她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内在化了，我费尽脑汁，也不能从语调和姿势中发现她的用意，或从它们过于简单一致的表面上捕捉它们的效果，因为它们完全融于其中，没有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拉贝玛的声音中，不再存留任何无生气的和不听使唤的残渣余屑，它不让人看出在它周围有过剩的眼泪，可是在阿里西或伊斯梅尔大理石般的声音上，可以看到有泪珠在滚动，因为泪珠没有被吸收；声音融于最小的细胞内，变得微妙地轻柔，犹如大提琴家的提琴，当大家夸奖它音质优美时，想称赞的不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是它的高尚灵魂；又如一幅古代风景画，画面上仙女消逝的地方有一潭静静的泉水，一个可辨别的具体的用意变成了一种具有音色特征的东西，清澈得出奇，明净而又冰冷。贝玛的声音被诗句送出她的嘴唇，同样，她的双臂似乎也被诗句轻轻举到胸口，就象那些树叶，被溢出的水推着移动位置；她那逐步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完善的舞台风姿都一一经过仔细推敲，她一举一动的道理和其他演员隐约可见的动作的道理有着不同的深度。她的道理不再受意志的控制，而是融于费德尔这个人物发出的丰富而复杂的颤抖的光辉之中，入迷的观众竟不把它们看作艺术家的一大成就，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那些白面纱，疲倦不堪，忠心耿耿，仿佛是有生命的物质，由半异教半扬申派②的痛苦编织而成，象一只娇弱而又怕冷的蚕茧，在这痛苦周围收缩。所有这一切，声音，风姿，动作，面纱，环绕在一个思想，即一句诗这个躯体周围，而这个躯体与人体不同，不是不透明的起障碍作用的物质，而是一件纯净的超尘脱俗的衣服。它们不过是外加的包皮，不但没有遮住灵魂，反而使它更加灿烂，而灵魂把它们吸收，并在它们中间散发。它们不过是半透明物质的溶岩流，层层叠昼，使穿透它们而受到阻碍的那束中心光柱折射出越来越富丽的光芒，并使被包在光柱外面的火焰渗透了的物质散发得更广、变得更珍贵、更美丽。这就是拉贝玛对作品的表演。她的天才赋予作品以生命，并且创造了第二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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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埃及女王，美貌非凡，骄奢淫逸成性，后为罗马大帝凯撒和安东尼的情妇。
①一译冉森派，或詹森派。崇尚虔诚和严格持守教会法规。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皇而属于公众会。后被罗马教皇作为异端，下谕禁绝。
说实话，我这次对拉贝玛的印象，尽管比以前更好，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不再拿我的印象同我头脑中对于戏剧天才先入为主的抽象而错误的观念作对比罢了。我觉得戏剧天才恰恰就是指这种没有成见的看法。刚才我想，我第一次听拉贝玛的戏时没有享受的乐趣，就是因为我对她寄予的希望太大，正如我以前去香榭丽舍大街会我的情人希尔贝特一样，因为对她热情过高，欲望过强反而感到失望。在这两次失望之间，除了要求过高这一点相同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点，而且是更深刻的相同点。如果一个人，一部作品（或对作品的表演）个性鲜明，别具一格，人们对它的印象也会特别。在我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诸如“美”，“风格浑厚”，“哀婉动人”等等观念，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幻想在一个艺人平常的表演中，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孔上，也能发现这些特点，但在我们聚精会神的思想面前不停地飘动着一个形式，我们的思想中还没有和这个形式对等的东西，必须使这个未知的东西脱颖而出。我们的思想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它问自己：“这是美吗？我感到的是赞美吗？这是不是绚丽的色彩，高雅雄浑的风格？”可再一次回答它的，仍然是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是一个不曾相识的人不容分说的印象，完全物质的印象，没有给“表演范围”留下一点空间。正因为如此，恰恰是那些真正优美的作品，我越是认真地听，就越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大脑搜集的观念中，还没有一个观念和这种个别的印象吻合。
这正是拉贝玛的表演向我展示的东西。朗诵的风格高雅而巧妙。正是这样。现在我懂得一种浑厚、刚健、出神入化的表演所具有的价值了。更确切地说，人们就是要把这些名称赋予这样的表演，不过，这好比把一些毫无神话意义的星座命名为玛斯、维纳斯、萨图恩①一样。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感觉，在另一个世界思想、命名，我们可以使这两个世界协调一致，却不能把它们之间的距离填平。我第一次去看拉贝玛演出的那天，要跨越的也正是这个距离，这个断层；我凝神聆听，却难以同我头脑中的“表演高雅”、“风格独特”的观念会合。我愣了一会儿才给她鼓掌。这掌声仿佛不来自我的印象，倒象同我头脑中的早就存在的观念有关，是因为我终于听到拉贝玛演戏了。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或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同美的观念之间存在的距离，同样存在于这个人或这部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爱慕和欣赏的观念之间，因此我们不会予以承认。我在听拉贝玛演戏时，感觉不到快乐（就象我去看望热恋的情人希尔贝特时感觉不到乐趣一样），于是我心里嘀咕：“这么说，我对她并不欣赏。”可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研究这个名伶的演技，乐而不倦，并且竭力敞开思想，最大限度地接受她的表演所蕴涵的内容。现在我才明白，这本身就是对她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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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中，有些星座的名称是用罗马神话中的神命名，用战神玛斯命名火星，爱神维纳斯命名金星，农神萨图恩命名土星。
拉贝玛的表演所显露的才华是否仅仅是拉辛的才华呢？
起初我是这样认识的。可是《费德尔》的一幕刚演完，等演员应观众鼓掌谢了几次幕之后，我就清醒了，因为在演员谢幕的时候，我身旁那位爱发脾气的女士，斜着身子，把她瘦弱的上身挺得直直的，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口，表明她不屑和大家一起鼓掌，好使她的抗议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满以为这一招会有强烈的反映，却不料谁也没有看见。下一个剧是新剧。从前，由于新剧没有名气，我总觉得它们单薄，奇特，在舞台之外就不再存在。可这一次我却并不感到这部杰作的生命力象一场应景戏，仅仅存在于舞台上，仅仅存在于短短的演出中，我也没有感到兴致索然，大失所望。再说，我感觉到，新剧中的长篇独白备受观众喜爱；虽然过去没有人捧场，默默无闻，但有朝一日会变得赫赫有名，只要艺人作出相反的努力，不要把这出戏当作未成名的新作，而要施展全部本领，把新戏看成在今后一定会同作者其他几部名剧相提并论的杰作来演，那他就会获得成功。因此拉贝玛演的这个角色，或许有一天会被纳入她表演得最成功的角色之列，与费德尔并肩媲美。倒不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具有文学价值，而是由于拉贝玛的演技超群，象在《费德尔》剧中一样，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于是我豁然开朗。原来悲剧作者的作品，不过是悲剧演员创造表演杰作的原料，一种微不足道的原料。这同我在巴尔贝克结识的那个大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情况十分相似，他从一所毫无特色的学校和一座本身就是一部杰作的大教堂身上找到了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画题。正如画家把房屋、运货马车、人物溶化在光的巨大效果中，从而使它们协调一致，拉贝玛似乎也铺开了巨大的画布，画出了无比的恐惧和温情，她所朗诵的台词，不管是高雅的，还是平淡的，全都融于一体，若是一个没有才华的演员，肯定会把它们念得断断续续，前后脱节。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抑扬顿挫，而拉贝玛的声调并不妨碍我们感觉到诗句的存在。当我们听到一个韵脚，一个和前面的韵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既受前面韵脚的限制，又引进了新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有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韵律体系，而这重叠的体系本身不就已经是井井有条的复杂性，不就是美的首要因素了吗？然而，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把“长篇独白”都揉进比它们自身更大的体系中，看到它们不得不在这些体系的边缘停留，我们会心醉神迷；正如诗人选词时先要考虑到韵脚，音乐家写歌词时要把一句句台词纳入同一个旋律中，既束缚它们，又带动它们。因此，拉贝玛善于把痛苦、高雅和激情这些宏伟的形象揉进现代戏剧的台词中，就象把它们揉进拉辛的诗句中一样，而这些形象正是她独特的创造，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她的杰作，正如在一个画家根据不同的模特儿画成的肖像上，人们能够认出是同一个画家的作品一样。
我不再象从前那样，希望拉贝玛的姿势能静止不动，希望她在倏忽即逝的照明中产生的优美而短暂的、不再复现的色彩效果能永不消逝，我也不再希望她把一句诗重复一百遍。我终于懂得我从前的期望太高，要求太严，超过了诗人、女演员和她的导演兼布景师的意愿；那种在一句诗上飞快传播的魅力，那些变化莫测的姿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场景，是戏剧艺术力求达到的瞬间的效果，短暂的目的，变幻无定的杰作，而一个对作品过于入迷的观众总想使这种瞬间的效果静止不动，这样也就破坏了这一效果。我甚至不想再来看拉贝玛演出了，我对她已经心满意足。从前，正因为我对赞美的对象——不管是希尔贝特还是拉贝玛——寄予的希望太大，所以每次都感到很失望，于是我会因为头一天没有得到愉快的印象而寄希望于第二天。这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但不想去仔细品味，如果我愿意，也许会体会得更深；我只是象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那样自言自语地说：“冠军的宝座我认为非拉贝玛莫属！”但我隐约感到，虽然我说出了我的喜爱，把冠军的称号给了拉贝玛，我的内心也因此而得到安宁，但这并没有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拉贝玛的非凡才华。
就在第二个剧目开始的时候，我朝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瞧了瞧。亲王夫人刚扭过头去，朝包厢的深处张望，我仿佛看见她扭头的动作在虚无缥缈中留下了优美动人的线条。她的客人全都站了起来，也朝包厢的门口望去。在他们形成的夹道中，身穿白平纹细布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款款而入，散发着胜利者的自信和女神的威严。一丝装出来的不好意思的微笑使她的脸上漾出了难得的温柔：她用这一微笑为自己姗姗来迟，为打扰了众人看戏而向大家表示歉意。她径直朝她的堂弟媳走过去，向坐在头一排的一个金发青年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转过身，向浮游在海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海怪们致以老朋友的亲切问候，暗示她和他们十五年来日复一日的亲密关系。此刻，这些赛马俱乐部的半神半人的先生们，特别是巴朗西伯爵，是我最羡慕的人了。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啊！她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微笑，双眸放射出晶莹的蓝光。我感到这微笑的目光充溢着神秘，但我无法解破。假如我能分解这个眼神的棱柱，分析它的结晶，也许我能充分了解此时此刻它所展示出来的我所不熟悉的生活。盖尔芒特公爵跟在妻子后面，单片眼镜欢乐的反光，露出满口白牙的笑意，衣服扣眼或有裥纹前脑的反光，使人们看不见他的眉毛、嘴唇和燕尾服，只看到一闪一烁的光辉。上身是人下身是鱼的小海神纷纷为他让位，他把身子挺得毕直，头一动也不动，伸手按在他们肩上，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朝那个金发青年深深鞠了一躬。公爵夫人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今晚上她的堂弟媳会打扮得花里花梢，象穿了“戏装”似的（有人说，她经常嘲笑她的堂弟媳服饰过于浮夸。按照她的中庸之道的法国精神，日耳曼的诗意和热情很快就得了个浮夸的美名），想告诉她什么是高雅的趣味。亲王夫人头上插着柔软而优美的羽毛，一直垂到脖子上，罩着用贝壳和珍珠做成的发网；公爵夫人却相反，头发上除了一枚极普通的羽饰外，再没有别的装饰。这枚羽饰宛若鸟的羽冠，居高临下，俯瞰着她的鹰钩鼻和金鱼眼。她的颈脖和肩膀袒露在雪白的细平纹布的波涛外面，一把羽毛扇拍打在波涛上，连衣裙紧贴在她身上，清楚地突出了她的优美的线条。数不胜数的闪光片是她上衣的唯一装饰物，有钻石的，也有其他金属的，长的长，圆的圆，光彩夺目，美不胜收。但是，尽管两人的打扮迥然不同，在亲王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堂嫂后，她们却互相转过脸来，用赞赏的目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也许第二天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同别人谈起亲王夫人过于繁琐的发式时，脸上会露出揶揄的微笑，但她肯定会说，亲王夫人仍然使人着迷，她的打扮仍然令人赞叹不已。尽管亲王夫人感到她堂嫂的服饰有点儿平淡乏味，多少露出了一点时装店的痕迹，但她也发现她的打扮于朴素中显高雅。此外，她们所受的教育注定她们和谐一致，这样也就抵销了她们在服饰和姿态上的差异。优美的仪态在她们之间展示了一条条无形的有着强大磁力的线条，公主爽朗的性格和这些线条合而为一，而公爵夫人正直的品格受到磁力的吸引，又折射回来，散发出温柔和魅力。如同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戏那样，要了解拉贝玛出神入化、个性鲜明的表演，只须把她扮演的，而且只有她才能扮演的角色交给随便哪个演员去演，就可以比较出高低。与此相仿，如果观众向楼座举目张望，就会发现在两个包厢中有一种“安排”，观众会以为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故意做出的安排：他们会看到莫里安瓦尔男爵夫人矜持，缺乏教养，煞费苦心地模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打扮和风度；而德·康布尔梅夫人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尖头尖脑，头发上竖着一根柩车上的羽饰，活象一个领抚恤金的踩在钢丝绳上的乡下女人。按理说，在这个荟萃着当年最令人瞩目的女性的剧场内不应该有德·康布尔梅夫人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剧场里，那些包厢——包括最高层的包厢，从底下看，高层的包厢犹如一个个插着人花的大笼子，被天鹅绒隔墙的红缰绳系在大厅的圆拱上——和坐在包厢里的最出风头的贵妇构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幅短暂的全景。死人、丑闻、疾病、雾霭很快会使这全景发生变化，但此刻注意力、烘热、眩晕、灰尘、优雅和厌烦却把它固定在这下意识的等待和平静的冬眠状态那悲壮而永恒的一刹那间。事后人们会感到，这一刻好象是炸弹爆炸前的平静，或是一场火灾第一股火光的前兆。
德·康布尔梅夫人能在这里出现，得归功于帕尔马公主。象大多数货真价实的公主一样，帕尔马公主毫不崇尚时髦，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引以自豪。她对慈善的热爱可以同她对所谓艺术的情趣相提并论。她常常把这个或那个包厢租给象德·康布尔梅夫人那样的人。这些人虽不属于上流社会，但由于在一起搞慈善，帕尔马公主同她们联系密切。德·康布尔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这对她也许更自然些，因为她同她们没有正式交往，不能凑上去同她们打招呼。然而，她很想到这两位尊贵的夫人府上去作客，这是她十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她打算在五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可是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她自以为自己医学知识渊博，认定自己的疾病医不好了，因而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这天晚上，当她一想到那些不屑与她交往的贵妇们一定会注意到她身边坐着她们的一个朋友，年轻的博泽让侯爵，就不禁喜形于色。这位年轻的侯爵是德·阿让古尔夫人的兄弟，和两个社交界都有来往，二流社交界的女人总喜欢带着他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贵妇面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坐在德·康布尔梅夫人身后的一张椅子上，椅子横放着，便于他朝其他包厢张望。那些包厢里的人他都认识。他一头金发，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他潇洒而迷人地挺直腰，微微抬高身子，向各个包厢里的人致意，碧蓝的双眸闪烁着微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宛若古铜版画上的一个高傲而爱献殷勤的大贵人，形象逼真地刻在他那个包厢的长方形的斜面上。他经常和德·康布尔梅夫人一起上剧院看戏。在剧场内，在出口处和门厅里，他勇敢地站在她身旁，而周围到处是他的有身分的女友，他尽量少和她们讲话，免得她们为难，就好象他身边带了个坏女人似的。假如这时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他身边经过，袅袅婷婷，千姿百态，一件无与伦比的大衣一直拖到地面，象是迪安娜①女神下凡，引得众人都回过头来看她（尤其是德·康布尔梅夫人），德·博泽让先生就会和她的女伴交谈得更加热烈，对亲王夫人投来的亲切而迷人的笑靥，只报以不自然的微笑，含蓄而不失礼貌，冷淡而不失宽厚，害怕向她献殷勤会使她一时陷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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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的月神，是狩猎女神。
德·康布尔梅夫人即便不知道包厢属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能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演出的专注猜出她是客人。公爵夫人是为了使她的女主人高兴才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来的。但是，与这股离心力并存的还有一股向心力，这股由同一个愿望——讨女主人高兴的愿望——发展起来的向必力，把公爵夫人的注意力拉回到她自己的打扮上（她的羽饰，她的项链，她的裙子上衣）和亲王夫人的打扮上。她似乎在当众宣布她是她堂弟媳的臣民和奴隶，是为了看望她的堂弟媳才到这里来的，包厢的女主人愿到哪里——哪怕是非常奇怪的念头——她都打算跟到哪里。她把剧场里的其他人都看作是好奇心强、爱东张西望的陌生人，尽管那里有她的许多朋友，而且，前几个星期，她还坐在他们的包厢里，对她们表示出一周一次的同样专一、同样相对的忠诚。德·康布尔梅夫人没想到今晚上能看见公爵夫人，因而不胜惊讶。她知道今天很晚的时候公爵夫人还在盖尔芒特城堡，推测她不会离开那里。不过，她听人说过，有时候，巴黎上演的某一出戏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到兴趣，她和到盖尔芒特森林狩猎的人一起用完茶，就会叫人给她备车，黄昏启程，飞速穿过薄暮笼罩的森林，登上大路，在贡布雷换乘火车，晚上赶回巴黎。“可能她是专程从盖尔芒特赶来听贝玛唱戏的。”德·康布尔梅夫人寻思着，对她不胜崇敬。她记得曾听斯万含糊其词地说过（他和德·夏吕斯先生在一起时尽用这种隐语）：“公爵夫人是巴黎最高贵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菁华。”然而，我是通过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孔代这些名字，想象出这对堂妯娌的生活和思想的（她们的面貌我不可能再去想象了，因为我见过她们），因此我更愿了解她们对《费德尔》的评价，这比世界上最大评论家的评论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在批评家的评论中只有智慧，尽管比我高明，但本质是一样的。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内心世界，我是通过她们的名字想象出来的，我假设她们的内心世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可以向我提供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使我了解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女性是怎样的人。我象一个发烧的病人，怀着思旧和渴望的情绪，想从她们对《费德尔》的评价中再次体味昔日夏天的下午，我在盖尔芒特城堡附近散步时所感受到的魅力。
德·康布尔梅夫人试图区分这对堂妯娌的服饰。而我并不怀疑她们的服饰是她们所特有的，就象从前红领或蓝翻边的制服专门属于盖尔芒特家和孔代家的仆役一样，或者，打个更贴切的比方，就象鸟的羽毛，不仅是美的装饰品，而且是身躯的外延部分。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的服饰是她们内心活动的具体体现，或白衣素服，或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我认为我所看到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一个隐秘的思想支配，而从她的额头垂下的羽毛和她堂嫂那件光辉闪烁的裙上衣，似乎也都包含着一种意义，是这两个女人各自的象征。我很想了解这些特征的意义；我觉得天国的神鸟似乎和她们当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就象孔雀和朱诺①永远紧紧相依；而另一个的饰有金银箔的裙上衣，如同米涅瓦②的饰有流苏、闪闪发光的神盾，绝对不可能被任何别的女人侵占。剧场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平淡乏味的寓意画，我宁愿看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正厅包厢，也不愿意往天花板上瞧一眼。当我举眸凝望她这间包厢的时候，层层叠叠的云雾奇迹般地裂开，我从云隙中仿佛看见天神们聚集在天国的两根柱子中间，在一块红色的顶篷下凝神观看凡人的表演，周围云雾缭绕，唯有他们的所在地露出了一块金光灿灿的晴空。我局促不安地观望这短暂而荣耀的场面，可我一想又感到这些永生不死的天神并不认识我，不安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一些。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曾见过我一次，但她肯定记不起我来了；她只要从她的包厢的座位上偶尔看一眼池座观众席上这一大片无名无姓的石珊瑚，我就会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已完完全全溶化在这片茫茫的石珊瑚中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双蓝眼睛闪出一道亮光，想必根据光的折射原理，我这个失去了个人生命的原生动物的模糊影像已映入这双蓝眼睛的冷淡的视线中了：公爵夫人由女神变成了凡人，我顿时觉她美了一千倍，一万倍。她把放在包厢边上的那只戴了白手套的手向我举起来，亲切地挥了挥，我的目光感觉到了亲王夫人的双眸中射过来的火一般炽热的光线。她为了知道她的堂嫂在同谁打招呼，不由自主地移动了一下眼睛，从而使眼里迸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她的堂嫂认出了我，朝我频频微笑，那雨点般向我投来的微笑闪烁着奇妙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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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孔雀是朱诺的象征。
②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现在，每天上午，她还没有出门，我就早早地出去了，绕个大弯，来到她习惯走的那条街的拐角处，等候在那里。当我感到她就要从这条街经过时，便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过去，眼睛看着相反的方向；当我走到她跟前，抬头看她时，我故作惊讶，好象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她。头几天，为了更有把握，我索性在门口等候。每当通车辆的大门打开（人们接踵而过，但看不见我要等的人出来），开门的声音会在我心中持续振荡，久久不能平息。当观众崇拜一个红得发紫的女伶时，尽管他不认识她，也会心情激动地“鹄立”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候女伶出来；当愤怒的人群或某个伟人的狂热崇拜者聚集在监狱或王宫的大门口，等着把一个判了刑的犯人凌辱一顿或把这个伟人举起来欢呼他的胜利，每每从里面传来一点儿声音，便会以为犯人或伟人就要出来，这时，他们也会激动万分。但是，无论是名伶的崇拜者，还是等候判了刑的犯人的愤怒的人群，或是伟人的敬慕者，他们再激动，也没有我在等候这位尊贵的公爵夫人出门时的心情激动。公爵夫人服饰淡雅，步态优美（和她步入某个沙龙或包厢时的姿态迥然不同），她善于把每天早晨的散步——对我而言，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散步——变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副精美雅致的项链，一朵春天的奇葩。但是三天后，我怕门房看破我的诡计，就不再守候在门口，而是到公爵夫人必定经过的一个地方去等她。看歌剧以前，若是天晴，我常常在午饭前这样出去溜上一圈；若是下雨，只要天空一晴，我便下去走走。我来到仍然透着湿气的人行道上（阳光把湿漉漉的人行道照得金晃晃，象是镀了一层金），在一个弥漫着雾霭，但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一道道金光的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后面跟着她的女教师，或者看见一个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木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按在胸口上，我的心已经飞向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我竭力回忆那条街，那个时辰和那扇门（有几次，我跟着这个女孩子，一直跟到她的校门口，她在门后消失了，没有再出来）。我回想着这些形象，希望能再见到她们，幸亏她们旋踵即逝，没有在我记忆中生根。这没什么。既然巴黎的街头也象巴尔贝克的公路一样，经常能看见美丽的少女（从前我常常幻想在梅塞格利丝的树林里能有美丽的少女出现），每一个少女都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也只有她们才能使我得到满足），因此，我即使生了病也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忧虑，即使没有勇气写作或读书，也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忧愁，我觉得大地更加适宜居住，人生旅程更加充满乐趣。
从歌剧院回家的路上，我就为第二天作好打算了，除了几天来我渴望找回的形象外，还得加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她那修长的身材，高高隆起的轻盈的金发，还有她从她的堂弟媳的包厢里向我投来的蕴含着温柔的微笑。我决定走弗朗索瓦丝向我透露的公爵夫人习惯走的那条路。但是，为了再看一眼前天遇见的那两个少女，我要尽量不错过教理课的下课时间，但眼下，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闪烁的微笑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使我产生一阵阵愉悦的战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试图把那闪烁的微笑和愉悦的快感，同我头脑中早就存在的浪漫想法加以比较（就象一个女人刚从别人手中得到几枚宝石纽扣，就立即想看一看它们对她的裙子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是阿尔贝蒂娜的冷漠无情，希塞尔的过早离开，以及在这之前同希尔贝特两厢情愿但一拖再拖的分道扬镳，使我这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我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和她共同生活，等等）摆脱了束缚，自由地飞翔。接着，我又把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我这些想法逐一加以比较，然后，我又努力使我对公爵夫人的记忆同这些想法相适应。与这些想法相比较，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歌剧留给我的记忆实在微不足道，她就象一颗小小的星星，在那光芒万丈的彗星长尾巴旁变得黯然无光。再说，我在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之前就对这些想法非常熟悉了，相反，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却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它始尔象其他俏丽女人的形象飘忽不定，继而渐渐排斥了其他一切形象，最终专一地和我那些久已存在的浪漫想法合而为一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变得最清晰的时候，我才敢弄清楚这个记忆的真面目。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对我的重要性；它就好比我想象中的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第一次约会，使我产生一种甜蜜愉快的感觉。仅此而已。这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根据她的生活描画出来的第一张草图，唯一真正的形象。然而，在我有幸占有这个记忆，却不知道如何注意它的几个小时内，应该是令人心醉神迷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我的爱的欲念总是无拘无束、不慌不忙、不知疲倦和无忧无虑地回到它的身边，但是，随着这个记忆被这些欲念逐步固定下来，当它从它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它本身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不久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毫无疑问，我在梦幻中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我每每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总能发现我想象中的她和现实的她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每一次的差距都不一样。当然，现在，每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在那条街的尽头出现的时候，我远远看见的仍然是那个修长的身影和那张在轻盈的金发下闪着明亮目光的脸蛋（我就是为了这些才到这里来的，但我故意把眼睛看着别处，不让她看出我来这里的目的），然而，几秒钟后，当我走到她的身边，把目光转到她身上的时候，我看见的却是一张无精打彩的脸孔和满脸的红疙瘩。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一脸红疙瘩的，也许是经常户外活动的缘故，或者是粉刺。我故作惊讶地和她打招呼，她似乎不大高兴，朝我冷冷地点了点头，再也没有《费德尔》那天晚上的和蔼可亲的笑容了。在开始的几天，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争夺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想把我的爱占有，但终因力量悬殊，几天以后，两个少女的形象败下阵来，渐渐消失，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却自然而然地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终于把我的爱全部转移到她身上。归根结底，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经过选择的，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消遣。我把那两个上教理课的少女和那个送奶姑娘抛到了脑后；可我再也不能在大街上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了，再也看不见在剧院里看到的那蕴藏于微笑中的温柔和那修长的身影和金发下亮晶晶的脸蛋了，只有在远看的时候它们才存在。现在，我甚至说不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长的什么模样，根据什么我认出她来的，因为从外表的总体看，她的脸也和她的裙子、帽子一样，一天变一个样子。
有一天，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妇人，一件淡紫色长大衣的风帽下露出一张柔美而光洁的脸孔，碧蓝的眼睛周围对称地释放出诱人的魅力，鼻梁的线条似乎在脸上消失了。当我看见这个妇人时，为什么我会感到一阵兴奋颤栗掠遍全身，知道我不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决不会罢休呢？为什么我会惶惑不安，故意装着无动于衷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转过脑袋，就象前一天当我在一条近道上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侧影时一样呢？她戴一顶海蓝色的无边软帽，从侧面看去，在红兮兮的脸颊上纵向延伸着一个象鸟喙一样的鼻子，左右横着一只目光锋利的眼睛，宛若一个希腊女神。就只一次，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长着鸟喙鼻子的女人，而是一只真正的鸟：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衣裙，乃至她的无边软帽都是毛皮做成的。她浑身包在毛皮中，不露出一丝棉布的痕迹，自然就象一只秃鹫，覆盖着黄褐色的单调的羽毛，柔软而丰满，就象是兽类的毛皮。在这天然的羽毛中间，小脑袋把她的鸟喙鼻子弯成圆形，那双金鱼眼睛闪烁着锋利的蓝光。
有一天，我在那条街上来回踯躅了半天，始终不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蓦然，我看见隐蔽在这个贵族和平民杂居区的两座私邸中间的一家乳品铺中，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陌生脸孔，一个服饰优雅的女人正在让店主给她拿“瑞士式干乳酪”。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是谁，公爵夫人那锐利的目光便闪电般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过了一会儿，她的形象的其余部分才映入我的眼帘。还有一次，我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也没有遇见她，我知道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便郁郁寡欢地往家里走去。我心里沮丧至极，愣愣地看着一辆车开过去，却是视而不见。蓦地，我意识到车中一位贵妇透过车门在向我点头示意。她正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那松驰而苍白的，或者反过来说紧张而鲜明的脸部线条，在一顶圆帽下，或者说在一根高耸的羽饰下，展示出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孔，我一时竟没有认出来。对于她的问候，我没有来得及还礼。还有几次，我回到住处，在门房附近发现了她，那个可憎的门房——我最讨厌他瞟来瞟去的审视的目光了——正在毕恭毕敬地向她请安，当然少不了向她打“小报告”。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下人全都躲在窗帘后面，胆战心惊地窥视着这场他们听不见的谈话，在这之后，公爵夫人肯定会禁止这个或那个仆人外出，他们一定是被这个“爱进谗言”的门房出卖了。
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连续不断地向我展现出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而这一张张面孔，在她的整个打扮中占据的位置是相对的，多变的，时而大，时而小，因此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并不是倾注在这千变万化的肉体和纺织品的某个部分上。她可以一天换一张脸，一天换一身服饰，看到她我照样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透过这不断变化的脸孔和服饰，透过这新的衣领和陌生的脸颊，我依然感觉得到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我钟情的是这个指挥着这一切的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她，她对我有敌意，我就会黯然神伤；她靠近我，我就会心慌意乱，惶惑不安；我渴望能把她征服，把她的朋友从她的身边统统赶走。她可以插一根醒目的蓝羽毛，也可以炫耀她赭红色的肌肤，她这些行动对我不会丧失意义。
我自己倒没有觉出德·盖尔芒特夫人讨厌每天在路上遇到我，不过，我从弗朗索瓦丝的脸上看出了几分。每天早晨，当弗朗索瓦丝侍候我出门时候，她的脸上充溢了冷漠、责备和怜悯。我刚开口问她要我的衣服，就感觉到从她那张肌肉收缩、神态尴尬的脸上升起了一股逆风。我根本没有想赢得弗朗索瓦丝的信任，我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她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对我始终是个谜——能迅速知道我们——我和我的父母亲——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算不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用某些特殊的情报手段来解释。有些野蛮部族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某些信息的，要比邮局把这些信息传送到欧洲殖民地早好几天，其实不是通过心灵感应，而是借助于烽火，从一个山岗传到另一个山岗，最后传到他们那里。因此，就我每天上午散步这个特殊情况而言，可能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仆人听到他们的女主人对每天在路上遇见我表露过厌烦情绪，而他们也可能把这些话讲给弗朗索瓦丝听。说实话，即使我父母不让弗朗索瓦丝而让另一个人来侍候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朗索瓦丝比别的仆人要少一些仆人气。她的感觉，她的善良和慈爱，她的严厉和高傲，她的狡狯和局限性，她的白皙的肌肤和红兮兮的双手，都说明她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母亲“日子过得挺不错”，但后来破产了，不得不送她出来当仆人。她在我们家好比是乡村的空气和一家庄园的社会生活，五十年前，它们被一种颠倒的旅行——不是旅行者走向旅游胜地，而是旅游胜地走向旅游者——带到了我们家中。正如基地区博物馆中的玻璃橱柜装饰着农妇们制作并用金银线镶边的稀奇古怪的物品一样，我们巴黎那套单元房间也装饰着弗朗索瓦丝从传统和地方的观念汲取的臣服于源远流长规则的话语。她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就好象用彩色丝绒刺绣一样——她儿时的樱桃树和小鸟，她母亲的灵床。这一切她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是尽管如此，当她踏进巴黎，到我家当仆人后，没过多久就和各层楼上的仆人在意见上和法学观念上一致起来了（更何况任何人处在她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变化），她因不得不对我们表示尊敬而耿耿于怀，把五楼的厨娘骂她主人的粗话学给我们听，那副扬眉吐气的神情使我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和五楼那个令人讨厌的女房客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不禁心想，也许我们真的是主人呢。弗朗索瓦丝性格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极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必定孕育着某些瑕疵，就象法国国王的生活，他在凡尔赛宫，周围是他的侍臣，他的生活和古埃及的法老和中世纪的威尼斯总督的生活一样奇特，不仅是国王的生活，还得加上侍臣的生活。仆人的生活自然就更加奇特了，只是习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觉察不到。但是，即使我把弗朗索瓦丝辞退了，我仍然需要有一个仆人呆在我身边，这人有同样的甚至更加特别的缺点。因为我后来又用过好几个仆人，仆人的一般缺点他们应有尽有，但到我家后仍然很快发生了变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不被我性格的锋利尖角刺伤，他们都在自己性格相应的部位上装进一个相应的凹角。相反，他们却利用我的空子插进他们的尖角。而这些空子正因为是空子，我甚至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我的仆人钻空子伸过来的尖角。但是我的仆人得寸进尺，越变越坏，使我终于知道了存在于我性格中的空子。正是通过他们不断养成的缺点，我才看到了我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可以说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的反证。从前，我和我母亲经常讥笑萨士拉夫人，因为她总是用“那一种人，那一类人”称呼仆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想更换弗朗索瓦丝，恰恰是因为换上来的仆人不可避免地还是属于仆人那一种人，还会是我的仆人那一类的人。
言归正传。我一生中每受到一次凌辱，事先都能在弗朗索瓦丝的脸上找到同情和安慰。看到她怜悯我，我就会恼火，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说我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成功。但是，当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有节制的但又是明显的怀疑神情时，看到她对她的预感充满了信心时，我的谎言又不攻自破了。因为她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却不吭声，只是动一动嘴唇，仿佛嘴里塞满了肉，在慢慢地咀嚼。她真不会讲出去吗？至少有很长的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是通过说话才能告诉别人真情，连别人同我说的话我也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储存在我敏感的大脑中，因此，我决不相信曾对我说过爱我的人会不爱我，就象弗朗索瓦丝一样，当她在“报上”读到有个神父或有个先生将违背邮局规定，免费给我们寄来能祛百病的灵丹妙药或把我们的收入提高百倍的妙方时，她会深信不疑。（相反，如果我们的医生给她最普通的药膏治她的鼻炎，尽管她平时什么样的的痛苦都能忍受，却会因为不得不给她的鼻子上药而发出痛苦的呻吟，确信这药“会使她的鼻子掉一层皮”，让她没脸见人。）弗朗索瓦丝第一个给我作出了样子（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而且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读者会在本书的最后几卷中看到，是我的一个心爱的人给了我教训），真情不说也会泄露出去，人们可以从无数的外表迹象，甚至从个性世界某些看不见的、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中搜集到。这样也许更可靠，用不着等别人说出来，甚至对别人说的话根本不必重视。按说我是可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因为那时我自己说话也常常言不由衷，可我的身体和行为却不由自主地泄露了隐情，弗朗索瓦丝一看便明白了真相；我是可以觉察到的，不过，我必须认识到自己有时也很狡猾，也会撒谎。然而，我和大家一样，说谎和狡猾直接地、偶然地受着一种个人利益的支配，是为了捍卫这一利益。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思想任凭我的性格暗地里完成这些紧迫而微不足道的工作，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有时候，到了晚上，弗朗索瓦丝会对我很亲热，求我允许她在我房内坐一坐。每当这个时候，我似乎发现她的脸变得透明了，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真诚。可是不久，絮比安——我后来才知道他会多嘴——向我透露说，弗朗索瓦丝背地里说我坏透了，变着法子折磨她，说要吊死我，还怕会玷污她的绳子。絮比安的这番话仿佛在我面前用一种前所未见的色彩印了一张表现我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照片。这张照片和我平时百看不厌的展现弗朗索瓦丝对我衷心爱戴，不失一切时机为我唱颂歌的照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使我恍然大悟，不只是物质世界会呈现出同我们所见的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任何真实都可能会不同于我们直接的感觉，不同于我们借助一些隐蔽而又活跃的思想编造的真实；正如树木、太阳和天空，倘若长着和我们两样的眼睛的人去观察它们，或者某些不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进行感觉的人去感觉它们（这时，树木、太阳和天空就成了非视觉的对等物），就会和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就这样，絮比安向我打开了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意想不到的泄露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这还仅仅涉及到弗朗索瓦丝，她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呢？假如有一天爱情中也出现这种事情，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是未来的秘密。现在还只涉及到弗朗索瓦丝一人。她对絮比安讲的这番话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和絮比安呢？可能是怕我同絮比安的女儿亲近而把她疏远了吧？我费尽脑汁，左猜右想，但我心里明白，弗朗索瓦丝究竟是爱我还是讨厌我，不管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我都是无法弄清楚的。总而言之，是弗朗索瓦丝第一个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他的优缺点，他的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意图，并不象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固定不变的（就象从栅栏外看里面的花园和它的全部花坛一样），而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深入了解，也不能直接认识的朦胧的影子，我们对于这个影子的许多看法都是根据它的言行得出来的，而它的言行提供的情况往往很不充分，而且互相矛盾。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在这片阴影上交替地闪烁着恨的怒火和爱的光辉。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让她遭受各种灾祸，让她破产，让她名誉扫地，让她失去横在她和我之间的一切特权，让她没有住处，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这样，她就会来求我，会到我这里来避难。我在想象中仿佛看见她来找我了。晚上，当周围的气氛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自己的身体有明显好转时，我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活跃，那些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感想会似滚滚的波涛涌入我的脑海，然而，我没有利用我那刚刚恢复的体力来理清平时难得出现在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没有开始写作，而是喜欢大喊大叫，把我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激烈的、外露的方式抒发出来；这不过是空洞的演说，毫无意义的手势，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小说，枯燥乏味，信口开河，小说中的主人公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贫如洗，来乞求我的施舍，而我却时来运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就这样，我几小时几小时地遐想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声说着我在接待公爵夫人时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我的处境依然如故。唉！事实上，我正是选择这个可能集中了各种优势，因而也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女人奉献我的爱情的。因为她家资巨万，可同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相提并论，但又比他们高贵；还算她本人非凡的魅力，这使她成为众人的女王，烜赫一时，遐迩闻名。
我也感觉到了，每天上午我去迎她时她并不高兴。可是，即使我鼓足勇气，两、三天内不到她散步的路上去等她（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牺牲），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会把我这个克制的行动归因于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只要还有可能，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因为我需要和她相遇，成为她瞬间注意的对象和打招呼的人。这种需要反复出现，使我不能控制自己，也就顾不得会惹她不高兴了。我应该离开一段时间，但没有这个勇气。有时候我似乎拿定了主意，我让弗朗索瓦丝给我收拾行李，可是她刚收拾好我叫她把衣服放回原处了①她不喜欢这样，说我总是“摇摆不定”（她用了圣西门的语言。每当她不想和现代人竞争时，总会用前人的语言）。不过，她更不喜欢我用主人的腔调说话。她知道这对我不适合，我天生不是这样的种。她用“装腔作势不适合我”这句话来表达她的这个想法。我要走也一定要到一个能使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的地方去，否则，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离开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假如我远离德·盖尔芒特夫人，到她认识的一个人那里去，她知道这个人择友非常挑剔，可他对我却非常赏识，他可以在她面前谈起我，这样，即使不能从她那里得到，至少也可以让她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可以同这个人商量能不能请他替我传递消息，只要有商量的可能性，哪怕他不同意，我也就可以给我那孤独而无声的梦想披上一层新的、有声的、积极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就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一大成就；假如能有这种可能性，我不就离她更近一些了吗？这总比每天上午孤孤单单、忍辱丢脸地在那条街上来回逛荡要强吧。再逛也逛不出个结果来，我想向她倾诉的心曲一个也传不到她的耳朵里。她作为“盖尔芒特夫人”有着怎样神秘的生活，常使我魂牵梦萦，想入非非；如果利用一个有资格进出公爵夫人的府邸，出席她的晚宴，可以同她进行长时间谈话的人作为媒介，间接地介入她的生活，这同我每天上午到街上去看她相比，固然距离远了一些，但岂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接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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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如一部模仿作品，为了不落俗套，会别出新裁地搞一些名堂，结果却毁了最自然、最自信的形式，弗朗索瓦丝也从她的女儿那里借来了一个词语，说我是个痴子。——作者注。
圣卢同我很有交情，对我也很赏识，但我总感到不敢当，因此从没有把他的盛情厚厚意当作一回事。可是突然我对他发生了兴趣。我多么希望他能把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对我的赏识说给德·盖尔芒特夫人听啊！我完全有可能向他提出这个请求的。因为热恋中的男人如果有什么长处还没有被人了解，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长处，总会想方设法透露给他心爱的女人听的，就象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通常总要让人知道他有继承权一样。他为他的心上人不知道他有这些长处而苦恼，他想自我安慰，便对自己说，正因为你的这些长处是看不见的，说不定她还可能认为你有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优点呢。
圣卢很久没能来巴黎了，他说是公务缠身，其实是心情忧郁，因为他和情妇的关系紧张，曾两度濒于破裂。他常来信说，如果我能到他部队的驻地去看望他，那会给他带来快乐。我在我这位朋友离开巴尔贝克的第三天，就收到了他写来的第一封信。当我在信封上看到他部队驻地的名字时，一股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城市，市内住着贵族和军人，周围有一望无垠的原野，这种乡村风光会使人相信它离巴尔贝克海滩很远。其实不然。天晴的时候，远处常常飘起断断续续的声音，宛若一片浮在天边的有声水汽；正如一排排蜿蜒曲折的杨柳帷幕会使人看出树下边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一样，这片有声的水汽告诉人们有一个骑兵团在那里变换队形，进行操练。这此起彼伏的声音使得市内各条街道和林荫大道以及各个广场的空气最终也颤动起来，经久不息地回荡着战争的音乐，四轮载货车或有轨电车发出的粗野的轰鸣声持续不断，有如军号吹出的震耳欲聋的集合号，在那些有幻听感觉的人的耳畔经久回荡，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安宁。这个城市离巴黎不很远，乘快车我可以赶回家睡觉，回到我母亲和外祖母身边。当我明白了我当天就可以返回巴黎时，我就被一种痛苦的思念折磨得心绪不宁，下不了决心到底是回巴黎，还是在这个城市过夜。但我也没有勇气阻止车站的一个职员把我的行李扛到一辆出租马车上；我只好象一个没有外祖母盼望我归家的旅客，随随便便地跟在这个职员的后面，跟着行李走了；我只好什么也不想，装着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样子，从从容容地上了马车；我把骑兵营房的地址给了马车夫。我生平第一次同这个城市接触，我想，为了减轻我心中的不安，圣卢一定会到我下榻的旅馆来陪我过夜的。门岗去找他了。我在军营的大门口等候。十一月的冷风在这个酷似一条大船的军营中呼呼地吹着。正是晚上六点钟，走出军营上街的人络绎不绝，都是两个两个的，一个个踉踉跄跄，似乎刚刚上岸，在一个异国的港口暂时停留。
圣卢来了。他的身子左右前后地摇晃着，眼前的单片眼镜也随着他身子一摇一晃。我没有让门岗通报我的姓名，急于想看到圣卢惊喜若狂的样子。
“啊！真不凑巧！”他一看见我就嚷了起来，脸一直红到耳朵根。“这个星期我刚好值勤，八点以前不能外出。”
他想到这第一夜没有人陪我，有点担心（因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知道我一到晚上就会忧虑不安，在巴尔贝克海滩他就发现我有这个毛病，常常设法为我排解忧愁），于是他停止了抱怨，向我转过身，朝我投来一个个微笑和一道道温柔可亲但变化不定的目光，微笑直接从他眼睛中射出，目光却经过了单片眼镜的反射，但无不泄露了和我重逢的激动心情，同时也暗示着那个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一直不理解而现在却对我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友谊。
“我的上帝！您住到哪里去好呢？说实话，我不会劝您去住我们搭伙的那个饭店的，它挨着展览馆，那里就要举行开幕式，人多得不得了。不去那里！还是住到弗兰德旅馆去吧。
那是一座十八世纪的豪华建筑，里面铺着古老的地毯。这‘显得”象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色古香的古老住宅’。”
圣卢总喜欢用“显得”代替“好象”，因为口头语言也和书面语言一样，常常需要词的意义有点改变，需要寻求高雅的表达方式。新闻记者往往不知道他们使用的“高雅词语”出自哪个文学流派，圣卢也一样，他的词汇，他的措辞可以同时模仿三个不同的修辞学家，他同他们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通过间接途径的反复灌输，耳濡目染，他对那些语言形式也就运用自如了。“况且，”他下结论说，“这个旅馆对您的听觉过敏症尤其适合。不会有邻居打扰您。我承认，这个有利条件不值得一提，因为保不住明天会有游人来投宿，也就不必为这个靠不住的理由选择这个旅馆了。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让您住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的外观雅致。房间相当舒适，家具古色古香，赏心悦目，有一种叫人放心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圣卢的艺术鉴赏力，一所漂亮的房子带给我的快乐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排解正在我心中升起的忧闷。从前在贡布雷，当我的母亲不到我房间来向我道晚安的时候，还有，当我到达巴尔贝克海滩的那天，一个人呆在空空荡荡、飘溢着浓郁的香根草味的房间里的时候，也曾产生过这种难以忍受的忧闷。圣卢见我目光呆滞，忧形于色，也就心中有数了。
“看来，可怜的小家伙，您是看不上这个漂亮的旅馆罗，瞧您脸色多么苍白。我真象一个不近情理的人，给您谈什么地毯之类的，您哪有心思去欣赏这些东西。您要住的那个房间我很熟悉，我个人觉得它很舒服，但我也知道您很敏感，您的感觉跟我的不一样。可不要认为我不理解您，我们两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我能理解您。”
一名士官在院子里驯马，正忙着教马跳跃，士兵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可是谁要是挡了他的路，他就破口大骂。这时，他朝圣卢笑了笑，发现圣卢在和一个朋友说话，便打起招呼来。可是他的马发开了脾气，兀立嘶叫。圣卢扑上前去，抓住缰绳，把马制服后，又回到我的身边。
“是的，”他说，“我向您保证我是了解您的，您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想，”他接着又说，一面亲切地把手放到我肩上，“要是我能呆在您身边，和您痛痛快快地聊上一夜，也许能使您减轻一些痛苦。我一想到不能这样做就心里难过。我可以借给您很多书看，不过，象您现在这样的心情，是不可能读书的。可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找人来替我值班了，我连着请了两次假，因为我的女朋友来了。”
他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在爱情上遇到了麻烦，也因为他在苦思冥想，就象一个医生，想找一副良药为我医治病痛。
“快去给我房间生火，”他看到一个士兵过来，吩咐道。
“喂，快跑，抓紧点！”
说完，他又转向我，单片眼镜和近视目光都表露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真没想到您会到这里来，到这个我对您朝思暮想的军营里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是不是在做梦？说真的，身体怎么样？比过去好些了吗？呆会儿您给我好好讲一讲。上我寝室去，别在院子里呆久了，这里的风太大，我无所谓，可您刚来，不习惯，我怕您会着凉。书呢？开始写了吗？没有？您太怪了！要是我有您这样的禀赋，我相信我会从早写到晚的。您觉得什么事也不做更快活。象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总想写些什么，而那些能干的人却不愿意写，这真是莫大的不幸！瞧我只管说，忘了问您外祖母大人的情况了。她那本蒲鲁东①一直不离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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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这里系指蒲鲁东的著作。
一个身材魁伟、英俊威武的军官庄重而缓慢地走下楼梯。圣卢朝他行礼。当他把手举到帽沿的时候，他那总是扭动着的身躯暂时静止不动了。可他举手的动作是那样匆忙，那样用力，挺身的动作是那样急促，礼毕后放下手的动作又是那样突然，使得肩膀、腿和单灯眼镜都改变了位置。因此，这一时刻与其说是静止的，倒不如说是颤动而紧张的，那些刚刚完成的和即将开始的过于频繁的动作，在这紧张一刻互相抵消了。然而，那位军官没有朝我们走来。他镇静、庄重、和蔼可亲，具有皇家风度，一句话，与圣卢完全相反。他也把手举向帽子，但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我要跟上尉说句话，”圣卢低声对我说，“请您到我房里去等我，四楼右边第二个门，我待会儿就回去。”
说完，他疾步朝上尉走去，单片眼镜在他眼前晃动。上尉庄重而缓慢地走着，这时有人给他牵来了马，上马前他下了几道命令，手势显示出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好象是在哪张历史画卷上学来的，仿佛即将奔赴第一帝国的战场，其实他是回家去，回到他在东锡埃尔市租的房子去。房子坐落在一个广场上。就好象是未卜先知，对这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嘲弄似的，这个广场命名为共和广场。我上了楼梯，梯级上钉着大头圆钉，每走一步都差点滑倒。我看见几间寝室，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排床和背包，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有人给我指了圣卢的房间。我在紧闭的门扉前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听见里面有动静。有人在移动一件东西，碰翻了另一件。我觉得房间不是空的，里面有人。其实是壁炉里刚生的火在燃烧。它一刻也不安宁，笨手笨脚地移动着木柴。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火把一根木柴推到一边，让另一根冒起了烟。它不动时，也会象粗俗的人那样，时时刻刻发出吱吱声；从我看到冒出火苗时起，我就听到了火的声音；但是，如果我在墙外，我肯定会以为有人在擤鼻涕，在走路。最后，我在房里坐了下来。十八世纪的浅底花绸和德国深色布做成的帷幔，使圣卢的卧室免受弥漫在建筑物其余部分的变质黑面包那样难闻气味的侵蚀。我就要在这里，在这间可爱的卧室里幸福而安宁地用晚餐和睡觉了。我感到圣卢就在房间里，因为写字台上放着他读的书，书旁边是照片，我认出有我的一张，还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张；火对壁炉终于适应了，它象一头野兽，静卧着，焦急而忠实地等待着，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抖下一根木炭，木炭即刻变成灰烬，或者用火苗舔一舔炉的内壁。我听见圣卢的表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想必它离我不会太远。这滴答声时刻变动着位置，因为我看不见表；我感到这声音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有时消失了，好象离我很远很远。突然，我发现表就在写字台上。于是，我听见滴答声固定在一个地方，再也不动了。我以为听见它在那里，其实不是听见，而是看见。声音没有地点。至少我们把声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了，声音因此也就有了用处，能向我们预示运动，使运动显得必然和自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病人耳朵堵得严严实实时，就不再会听见此刻圣卢的壁炉内火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声音（火正在把木柴变成木炭和灰烬，然后把它们抖进它的篓筐中）；也不会听见有轨电车经过东锡埃尔大广场时不时弹出的乐曲。这时候，病人看书，翻书时会听不见一点声息，仿佛有一个天神在帮他翻。准备洗澡水时弄出的巨大响声减弱了，变轻了，离远了，仿佛是天河发出的淙淙声。声音的远离和变小，能消除它对我们神经的刺激。刚才榔头的敲击声似乎把我们头顶上的天花板都震动了，我们被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而现在它们犹如在公路上同微风玩耍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遥远，轻微，撩拨人心，叫人越听越想听。我们用纸牌“占卜”，但听不见翻牌的声音，会以为不是我们在翻牌，而是牌自己在动，是为了迎合我们的愿望，主动和我们玩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而推想，对于爱情——甚至可以加上对生活和对荣誉的热爱，因为有些人似乎非常热爱这两样东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不是让声音停止，而是把耳朵堵住呢？能不能模仿他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防卫力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不是去损害我们所爱的人，而是减少我们本身忍受的痛苦。
还是回到声音上来。如果把塞住耳朵的棉球加厚，就会使少女在我们楼上弹奏的奔流激荡的钢琴曲，听起来宛若小溪流水般的轻音乐。如果在一只棉球上涂上一种油脂，这样整所房子都会听从它的摆布，屋内和屋外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这时，用轻柔的乐段来形容演奏就不够了。棉球瞬间闭上了钢琴的键盘，音乐课突然结束了；在我们楼上走动的先生突然停止了走动；马车和电车中断了行驶，好象在恭候一个国家元首的驾临。可是象这样的减弱声音，非但不能使人安寝，反而搅得人睡不着觉。昨天，那缠绵不断、无休无止地向我们描绘着街上和屋内的运动的声音，象一本枯燥乏味的书，终于把我们带进了梦乡；今天，我们塞住了耳朵，睡得正酣，周围寂静无声，突然噹啷一响，比其他的声音更加响亮，但在我们听来却轻得象人们的叹息，同其他的声音没有联系，真是神秘；我们会被惊醒，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相反，如果把塞在病人鼓膜上的一层层棉花暂时取出来，声音构成的光线，又会象一轮红日升起，在宇宙中再生，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被流放在外的众声音也会全速赶回来；我们会听到人声复活了，有如音乐天使的合唱声。寂静无声的大街顿时被长着翅膀、风驰电掣、接连不断地开来的电车天使的歌声淹没。在房间里，病人创造了火的声音，而不是象普罗米修斯那样创造了火。如果一会儿加厚塞耳朵的棉团，一会儿又把它们取出来，这样，就如同在交替地踩着装在音响世界大轱辘上的两个脚蹬。
不过，有些人听不见声音并不是暂时的。有人耳朵完全聋了，他要煮牛奶也不得不用眼睛紧紧盯着掀开的锅盖，窥伺着象是预示一场北极暴风雪的白光，这是牛奶煮沸的前兆。明智的做法是看见这个前兆就拔去电插头，就象上帝挡住波涛一样。因为牛奶煮沸了，奶孵出的卵在痉挛。在升腾，经过几次斜向的鄱滚，完成了发育，几叶被奶皮弄得皱巴巴的风帆倾斜着，鼓满了风，一叶珠色的风帆向着暴风雪中冲去；如果切断电流，及时祛除暴风雪，就会使风帆原地旋转，变成木兰花瓣，在奶的海岸中漂流。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切断电源，他的书，他的表，顷刻间就会被牛奶的白色海洋吞噬，怒潮过后微微露出海面，他只得喊叫他的老女仆前来帮忙；尽管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或德高望重的大作家，他的老女仆仍然会数落他还不如五岁的孩儿懂事。在别的时候，门紧闭着，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这神奇的房间，我们没有听见他进来，他就象木偶戏中的木偶，光做手势不说话，这使那些听腻了讲话的人耳边得到了清静。至于这个耳朵全聋的人，既然失去一种官能也和获得这种官能一样，能给世界增辉添美，当他在一块还没有诞生声音的乐园式的土地上闲步时，他会感到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单为他的眼睛显示那水晶般透明的水帘，比风平浪静的大海还要平静，同天堂中的瀑布一样纯洁。因为在他耳聋之前，声音于他是引起运动的可感知的形式，所以无声而动的物体似乎是动而无因；这些物体失却了声音的特性，展现出自发的运动，似乎有了生命；它们自发地运动，静止，着火；它们自发地飞起来，就象史前长着翅膀的巨兽，在聋子这个没有邻居、冷冷清清的家庭中，在他还没有全聋的时候，开饭时仆人就已经够谨慎的了，总是不声不响地上菜，而现在却是由哑巴开饭，看上去有点儿偷偷摸摸的，象童话剧中给国王摆饭一样。聋子在窗口看到的建筑物——兵营、教堂或市政厅——也不过是童话剧中的布景。这座建筑物一旦坍塌，会释放出眼睛可以看到的铺天盖地的灰尘和成堆成堆的瓦砾；虽然它不象舞台上的宫殿那么单薄，但也不那么具有物质性，即便沉重的巨石坠入神奇的世界，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来扰乱那纤尘不染的宁静。
笼罩在这间我刚来不久的军人小房间里的相对的宁静突然被打破了。门打开了，圣卢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让他的单片眼镜落到胸前。
“啊！罗贝，在您这里太舒服了！”我对他说。“能在这里吃晚饭和睡觉，那该多好啊！”
的确，要不是军纪禁止客人留宿，我一定能体味到平静而无忧无虑的休息。军营中被许多遵守生活规律、心境恬静、意志坚强的人和无所挂虑、幽默诙谐的人维持着那种安谧、警惕和欢快的气氛会使我高枕无忧地进入梦乡。在这个大家庭中，时间披上了行动的形式，悲哀的报时钟声被欢快的军号声取而代之，这集合的号声余音缭绕，犹如浮尘，永远飘荡在城市街道的上空——它确信人们在洗耳恭听，它象音乐那样悦耳动听，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权力需要人服从，而且表明服从会使人得到幸福。
“哈！这样说您是喜欢跟我睡在这里，而不愿意一个人住到旅馆里去罗，”圣卢笑嘻嘻地对我说。
“喂！罗贝，您还讥笑我呢，您太残酷了！”我对他说。
“您明明知道我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去那里却是受罪。”
“您可冤枉我了！我高兴都来不及哩！”他对我说。“因为我们不谋而合，我也希望您今晚留在这里。刚才我就是为此去请示上尉了。”
“他批准了？”我嚷了起来。
“很顺利。”
“啊！我崇敬他！”
“不！这太过分了。现在让我把勤务兵叫来，让他给我们准备晚饭，”当我转过头去掩饰我的眼泪时，他又说了一句。
有好几次，圣卢的这个或那个同事闯入房间，都被他赶走了。
“得了，滚出去！”
我恳求他让他们留下来。
“不，他们会让您讨厌的，他们都是些老粗，缺乏教养，不是谈梳刷马匹，便是谈赛马。再说，就是为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呆在这里，他们会把我渴望已久的这个宝贵时刻搅得毫无趣味的。不过，您得看到，我给您谈我的同事粗俗，不等于说军人都智力低下。远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少校，他就是值得钦佩的人。他教一门课程，用示范表演和教代数的方法给我们上军史课，有时归纳，有时演绎，即使从美学的观点看，也是非常出色的，您听他的课也一定会赞不绝口。”
“难道不是那位上尉批准我留在这里的？”
“是他。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您为了这一点小事就不胜‘崇敬’的那个人，是地球上从没有过的大傻瓜。他很会管理部队的伙食和士兵的仪表，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同上士和裁缝泡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德行。而且他也和大家一样，非常瞧不起我给您讲的那个值得钦佩的少校。谁都不和少校来往，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不到教堂去忏悔。鲍罗季诺亲王从来不邀请他。可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庄园主的重孙，这是无人不晓的，假如没有拿破仑战争，他自己很可能也是个小庄园主，有什么可以充英雄的。况且，他也有点意识到他的不伦不类的社会地位。他几乎从来不到赛马俱乐部去，因为他在那里很尴尬，这位冒牌的亲王，”罗贝补充说。他的模仿精神促使他同时接受了他老师的社会理论和他父母亲的社会偏见，因此，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一面看不起第一帝国的显贵，一面却对民主极其崇尚。
我凝视着他舅妈的照片，心想圣卢既然有这张照片，就有可能把它送给我，因此我也就更加珍爱圣卢了，愿意为他效一千次劳，只要能换来这张照片，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因为看到这张照片，就如同又一次遇见了德·盖尔芒特夫人，甚至是一次永恒的相遇，仿佛我们的关系突然有了转机。她头戴阳帽，在我身边停了下来，第一次让我尽情地睇视这丰满的腮颊、脖子的拐角和眉梢（这些至今对我仍好象蒙上了一层薄纱，因为她总是匆匆而过，而我的印象也是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我的记忆也很不稳定，很不可靠）；凝视照片就如同凝视一个我从没有看见穿过袒胸露肩连衫裙的女人的胸脯和胳膊，对我来说无疑是发现了一种销魂的快感，使我受宠若惊。这些线条对我似乎是禁区，现在我可以在照片上对它们进行研究，就象研究一本对我唯一有价值的几何著作中的线条一样。后来，当我把目光移到罗贝身上时，发现他简直是他的舅妈的复制品，一种使我感到神魂颠倒的奥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因为虽说他们两人的脸不完全一样，但是血缘相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深深印入我的贡布雷的视觉中的脸部线条，鹰钩鼻，锐利的蓝眼睛，似乎也用来勾勒出罗贝的脸的轮廓，同样异常细腻的肌肤，只是面容显得清癯一点。我看着显露在他脸上的盖尔芒特家族的特征，心中不胜羡慕；这个家族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永远不会消失；它远离人群，周围有一种神妙非凡的神鸟的光轮，因为它似乎诞生在神话时代，是一个女神和一只神鸟结合的后裔。
罗贝见我温情脉脉的样子，极是感动，但他并不知道我动情的原由。况且，炉火的热气和香槟酒使我感到阵阵快意，因而也使这种柔情有增无已。我的额头沁出了一粒粒汗珠，眼睛里也饱含着泪水。圣卢拼命叫我吃小山鹑。我一面吃，一面赞不绝口，就象一个不信教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派别，当他在一种不熟悉的生活中发现了他认为应该受到这种生活排斥的东西（例如，一个自由思想家在教士的住所品尝了一顿精美的晚餐），会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第二天醒来，我好奇地跑到圣卢的窗口（窗子很高，俯瞰着整个地区），想看一看、认识认识周围的田野，因为我昨天到得太晚，田野已在夜幕下入睡了，我没能够看清它的面目。可是尽管它很早就醒来了，当我打开窗子时，只见它仍然裹在那件用晨雾做成的柔软而温暖的白袍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仿佛站在城堡的窗口朝着池塘的方向遥望，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我知道，不等在院中刷洗军马的骑兵结束他们的工作，田野就会卸去晨装。我现在只能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山丘，把它那已经退出了阴影的、纤弱而凸凹不平的背脊紧紧贴着军营。我透过装点着白霜的透明帷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而它也是第一次在把我凝望。后来我习惯到军营来了，每次来我都意识到山丘的存在，因此，即使看不见，也会觉得它比巴尔贝克的旅馆，比我们在巴黎的住所真实（我也常常思念巴尔贝克的旅馆和我们巴黎的住所，但就象思念不在我身边的人或死去的人一样，也就是说，不太相信他们的存在）；我的这种意识，会使山丘的侧影不知不觉地反射到我在东锡埃尔的最细微的印象上，就今天早晨而言，是反射到圣卢的勤务兵在这间舒适的卧室里为我准备巧克力时给予我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美好印象上。这间卧室似乎成了一个可以凝视山丘的瞭望台，晨雾弥漫，我只能从屋里远眺山丘，不可能到那里去散步。这浸润山丘的茫茫雾霭，尽管它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它与巧克力的香味和我当时思想的整个脉络一结合，也就滋润了我头脑中的想法，正如巴尔贝克留给我的是永不变色的金碧辉煌的印象，而贡布雷给我的印象却是屋外黑陶土的楼梯留下的一层灰暗的色彩。晨雾没过多久就退下去了，太阳光向雾幕射出几支金箭，但却无济于事，只给雾幕镶上了几道灿烂的光辉，但最后终于将它制服了，山丘此刻向彤彤旭日献出了它的灰圆顶。一小时后，当我沿着城市的街道漫步，只见金灿灿的朝阳照射着树叶和墙上的选举宣传画，使树叶的红色和宣传画的红色和蓝色变得更加艳丽夺目，我不禁情绪激奋，边哼着歌，边在马路上逛荡，要不是我竭力克制自己，真会高兴得在街上蹦跳起来。
第二天我就得去住旅馆了。还没有去我就知道我在那里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的心情好比一种令人窒息的香气，自我出生以来，任何一个新房间，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房间，都会散发出这种使我透不过气来的香味。在我平时住的房间里，我似乎并不存在，我的思想在别处，仅仅让习惯代替思想起作用。可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不可能再叫习惯——这个不如我敏感的女仆——照管我的衣物，因为我比她早到，孤零零一个人，必须使“我”同新地方的事物接触；而这个“我”，隔几年才找回一次，但他始终没有变，从我离开贡布雷以来，从我第一次到巴尔贝克海滩以来，一直不见他长大，他呆在一只弄得乱七八糟的箱子旁哭得不可开交。
然而我错了。我没有功夫忧虑，因为我一分钟也没能单独呆着。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仍然保留了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奢华。这极度的奢华在一座现代化的旅馆里会没有用武之地，但在这里却一点也不显得矫揉造作，在无所事事中显示出一种生命力。走廊弯弯曲曲，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人们随时都能碰见；客房的前厅长似走廊，装饰得和客厅一样，与其说是旅馆的一部分，毋宁说是旅馆的客人，它们没有被纳入一套套的单元房间之内，而是围绕我那套房间徘徊，我一到，它们就来和我作伴——它们有点象旧时代的小幽灵，游手好闲，但默不作声，人们让它们呆在租的客房门口，每当我在路上和它们相遇，它们总向我表示默默的关怀。总之，住宅的一般概念——如果说住宅仅仅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所能使我们避免挨冻，不让外人看见——那是绝对不适合这幢房子的。这里，一间间屋子就象一个个人那样真实，虽说是不声不响，但人们从外面回来，不可避免地要同它们相遇，要么避开它们，要么热情地接待它们。大客厅从十八世纪起就习惯于它的暗黄的四壁和五彩的天花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尽量不去打搅它，每次看见它总要向它表示敬意。那些小房间更使人感到亲切和好奇，它们多得数也数不清，就象一群逃兵，也不管对称不对称，整齐不整齐，从大客厅向着四周溃逃，张皇失措，乱成一团，一直逃到花园，走过三级破破烂烂的台阶，顺利地消失在花园中。
如果我到我房间去不想乘电梯，也不想在大楼梯上被人撞见，就会有一条较为狭窄的、废弃不用的便梯向我伸出它的台阶。台阶一级挨一级，上下巧妙地排列着，在它们的递进中仿佛释放出一种完美无缺的和谐，就是我们在颜色、芳香和美味中能感觉到的常常会激起我们官能无限快乐的和谐。但是，上下楼梯激起的官能快乐，我还是来到这里后才感受到，就象从前那样，只是到了阿尔卑斯山我才知道呼吸这个平时不引人注目的行为，会给人一种永恒的快感。我第一次爬这些台阶就感到非常省力（一般说来，只是用惯了东西才会使人省力），仿佛我在认识它们之前，它们就对我很熟悉了，仿佛能把只有习惯才会产生的舒适感提前给了我（我还没有养成习惯，况且，一旦养成习惯，习惯的威力对我也就会减弱），可能是它们从前每天迎送的主人把这种舒适感揉进它们内部了。我打开一个房间，双扉门在我身后合拢，打褶的帷幔带来了肃静，但我感到好象做了国王一样心醉神迷。
一具饰有铜雕的大理石壁炉——如果认为它只能代表督政府①时代的艺术，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为我生着了火，一张矮脚椅供我坐着烤火取暖，我象坐在地毯上一样舒服。墙壁紧紧拥抱房间，把它与世隔绝；墙上有壁橱，以便把要装的东西装到里面去；还留出一块地方放床，床两边有几根柱子，轻轻地支撑着床头加高了的天花板。大房间里首有两个小房间，和大房间一般宽，后面一间的墙壁上挂着一串用蓝蝴蝶花的根块串成的念珠，这串给人以快感的念珠，为那些想来这里静心养身的人增添了愉快的芳香；如果我躲进这小房间时让一道道门敞开，就会使小房间陡然扩大三倍，又不致破坏它的和谐感，不仅使我的眼睛在享受紧缩的快感后又饱尝扩大的乐趣，而且还会使我那不可侵犯的、但已不再是封闭式清静的快感增加几分自由的感觉。这个小房间的窗户开向一个院子，象在俯视一个孤独的美女；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这个院子被周围没有窗户的高墙封锁住，院中只有两棵苍黄的大树，但足以给万里无云的蓝天增添一丝淡紫色的柔和感，我不禁为有这个孤独的美女为邻而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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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795年—1799年间的法国政府。
睡觉前，我走出房间，想对我这神奇的领地进行一次全面的勘探。我沿着一条走廊朝前走去，走廊很长，依次向我展示它的宝物，只要我没有睡意，它愿把它的全部宝物都敬献给我：一把在角落里放着的安乐椅，一架古钢琴，一个摆在墙上蜗形腿狭台上的插满瓜叶菊的蓝陶花瓶，镶在一个古老镜框里的幽灵似的古代妇人，扑了白粉的头发上插着几朵蓝花，手里拿着一束石竹花。我来到走廊的尽头，一堵不开门的墙诚恳地对我说：“现在该往回走了，不过，你看见了，这里就是你的家。”可是，柔软的地毯为表示它受惠知报，对我说，如果夜里我不睡觉，完全可以光着脚来，而那几扇朝向野外的没有百叶板的窗户向我保证它们彻夜不眠，无论我什么时候来，都不必担心会把它们吵醒。在一个帷幔后面，我发现有一间小屋，被墙堵住了去路，要逃也逃不了，提心吊胆地躲在那里，惶恐不安地瞪着它那被月光染成葱白色的牛眼睛看着我。我上床睡觉了，但是鸭绒被、小圆柱、小壁炉使我的注意力处在一种和我在巴黎时完全不同的状态，使我不能按照老习惯胡思乱想地做梦。注意力的这种特殊状态围绕着睡眠，影响了、改变了睡眠，使它同我们的某个记忆系列直接挂钩，因此，我第一夜的梦中所充斥的形象不能同我平常睡眠中打交道的记忆系列挂钩。睡觉时，我试图把自己拉回到我习惯的记忆系列，但是那张我还没有适应的床和翻身时对睡姿不得不给予的注意，就会出来校正或维持我做梦的新思路。睡眠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一个道理。只要把我们的习惯稍为改变一下，就能使它充满诗情画意，比如还没有脱完衣服就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睡眠的深浅就会发生变化，它的美也容易领略到。我们醒来，看看表是四点钟，其实只是凌晨四点，我们会以为睡了整整一天，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几分钟意外的睡眠充足而踏实，有如皇帝的金球①，是上帝根据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授与我们的。第二天清晨，我正梦见外祖父一切准备就绪，在等我一起到梅塞格里丝教堂去做弥撒，我心里好生烦恼，可就在这时，骑兵团的军乐声把我惊醒。这个骑兵团每天都要从我窗前经过。但也有两三次——我这样说不无道理，因为人的生活是沉浸在睡眠中的，睡眠夜复一夜地围绕着生活，犹如海水围绕着半岛，如果我们不把生活沉浸在睡眠中，就不可能把它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我睡得死极了，任凭军乐声吼叫，我仍然什么也听不见。其他时候，我会被科学产生的乐声惊醒一会儿，但我的意识刚从睡梦中醒来，仍然朦朦胧胧，尖利的笛声对我的意识不过是轻柔的抚摸，犹如晨鸟轻柔而清新的呢喃，这现象如同事先上了麻药的器官，灼痛感开始并不明显，只是到最后才有感觉，象是轻微的烫伤引起的疼痛。但是，龙骑兵还没有全部从我窗前过完，睡眠就夺走了声音花束的最后几枝怒放的鲜花，我又沉入梦乡。我的意识和这个声音花束的于茎接触的面是那样小，受睡眠的哄骗是那样深，后来当圣卢同我听没听见乐声时，我甚至怀疑那军乐声是我想象出来的；就象在白天，只要稍微听到街道上空升起一点声音，我就会以为是军乐声。也许我是在梦中听到这个声音的，怕被惊醒，或者相反，怕醒不过来，看不见龙骑兵的队伍。因为常有这样的事，我以为被声音惊醒了，其实我还睡得好好的，这以后一个小时内我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我会在睡眠的白幕布上给自己演出各种各样的皮影戏，睡眠竭力阻挠，但我却幻觉看到了瘦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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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置于十字架上象征君王权力的标志。
的确，有时白天做的事，当睡眠来临时，只能到梦中去完成。换句话说，先要经过一个改变方向的昏昏欲睡的阶段，遵循一条完全不同于我们醒着时所遵循的道路。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尽管如此，我们睡眠中生活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那样不同，失眠者首先想到的是要摆脱现实世界。他们连续几个小时闭着眼睛，脑子里盘旋着和他们睁眼时同样的想法，一旦发现头一分钟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想法，从表面上看这想法与逻辑规律和现实生活相抵触，他们就会恢复勇气。这个短暂的“失神”表明睡眠的大门已经打开，也许他们马上就可以溜进门去，脱离现实感觉，到离开现实多少有段距离的地方歇歇脚，这样，他们就会或长或短地“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当我们背向现实，接触到前面几个龙潭虎穴时，我们也就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些龙潭虎穴中，“自我暗示”就象巫婆。正在准备可怕的食物，使我们想象出各种疾病，或导致神经官能病复发，并且窥伺着疾病在无意识的睡眠中凶猛发作，好把睡眠打断。
离此不远是花园，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各种不同的睡眠犹如一些花草，默默无闻地生长在这座花园里：曼陀罗，印度大麻，各种乙醚精，颠茄，鸦片，缬草。这些睡眠花迟迟不开，直到那个负有天命的陌生人前来触动他们一下，它们便绽开出奇丽的花朵，连续好几个小时在睡眠者身上释放出一个个睡梦，那郁烈的香味令人惊异万状，赞叹不绝。花园深处是修道院，窗子全部敞开，不断地回响着我们在睡觉前学习的功课，只有到觉醒时才能记熟。这时，我们心里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这是觉醒的预兆），闹钟的定时万无一失，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而当家庭主妇来向我们报告七点钟时，发现我们已经醒来。在这间向睡梦敞开大门的房间里，睡梦在不倦地工作，使人们忘记了爱情的忧愁。有时，这项工作会被一个充满模糊记忆的恶梦打断，但它很快又会重新开始。我们醒来后，仍然有梦的记忆悬挂在房间那黑漆漆的墙壁上，但这些记忆被黑暗笼罩着，往往要到下午，当一个相似的印象把光线投到它们身上时，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它们。有几个已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尽管在梦中是那样的清晰。当我们认不出来时，只好匆匆把它们埋入泥土中，就象埋葬很快就腐烂的尸体或遗骸旁的物品，这些物品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即使最高明的修理匠，也难以使它们复原，再派用场。
栅栏旁是采矿场，深睡到这里来寻找浸泡脑子的涂料。这种涂料坚硬无比，如果睡眠者的意志要把睡眠者唤醒，即使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早晨，也必须象年轻的西格弗里德①那样挥舞刀斧，大砍一阵。再过去仍然是恶梦的世界。愚蠢的医生硬说恶梦比失眠更容易使人疲倦。其实相反，它们能使爱沉思的人转移注意力。恶梦会向我们呈现一本本怪诞的画册，比如，我们已故的双亲刚刚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但不排除不久就能痊愈的可能性。在等待父母疫愈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圈入一个小老鼠笼内，他们变得比白鼠还要小，浑身长满了大红水泡，头上插着一根羽毛，模仿西塞罗②在给我们发表雄辩的演说。在这本画册旁边是觉醒的转盘。因为这个转盘，我们会暂时遇到烦恼，必须回到一幢五十年前就倒塌了的房子里去，然而，随着睡眠的退却，这幢房子的形象逐渐消失，这中间还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形象，等到转盘停止转动，我们得到最后一个形象，同我们睁开双眼所见的形象竟会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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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神话中英雄。
②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有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我陷入了万丈深渊的睡眠中，幸亏我不久逃了出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东西，要把那些灵活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它们很象喂养的赫丘利①的仙女——在我睡觉时加倍活动带给我的东西全部消化掉。
我们把这种睡眠叫做铅睡，也就是沉睡，因为这样的睡眠中止后，甚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还会感到浑身死沉沉的象个铅人。我们不再是什么活人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象寻找遗失的物品那样寻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时候，最终找回来的总是“我”，而不是别人呢？为什么当我们重新开始思考时，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以前的个性呢？我们看不出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选择，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候选人中，偏偏选中了昨天的“我”。当思想确实被阻断的时候（或者一觉睡到天亮，或者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的印象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在给我们引路呢？也确实有过死亡，例如当心脏停止了跳动，而舌节律性牵引法②使我们苏醒的时候。一个房间，哪怕我们只见过一次，也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记忆，而在这些记忆上面，还悬着更悠久的记忆；或者它们中有的会被埋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毫无意识。经过睡眠这个大有好处的灵魂脱窍，觉醒时的情景实际上应该和我们回忆起遗忘了的名字、诗句或副歌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把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作记忆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倒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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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的大英雄，为主神朱庇特和凡女所生，遭到天后朱诺陷害，但自小受到仙女庇护。
②刺激窒息者的呼吸反射。
我醒了。阳光灿烂的天空要拉我起床，但是初冬那明媚清寒的早晨却透着凉气，使我不敢离开被窝。我仰起头，伸长脖子，一半身子仍藏在被窝中，我瞪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树木。树叶一改平时的模样，犹如画在一块看不见的画布上的一、两团色块，金灿灿，红艳艳，悬挂在空中。我就象一只正在变态的蝶蛹，具有双重性，一种环境很难适应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我的视觉只要求色彩，不在乎温暖，相反我的胸脯却只需要温暖，不在乎色彩。我等火生好后才起床。金灿灿和紫莹莹的早晨宛若一幅透明悦目的图画。我凝视着这幅晨景图，刚才我拨了拨火，人为地在这幅寒冷的图画上增添了一层它所缺少的暖色彩。火象烟斗一样，欢快地燃烧，冒烟，使我产生了一种既粗俗又微妙的快感。说粗俗，因为快感建立在肉体舒适的基础上，说微妙，因为快感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而纯洁的幻想。我的盥洗室里糊着一张刺眼的红纸，上面印满了黑花和白花，我的眼睛很难适应。但是这些花在我面前不停地以新的姿态出现，迫使我同它们接触而不是冲突，使我起床时的充满歌声的欢快气氛发生了变化；这些花迫使我站在红色的海洋中去看我这个新住所，这个不同于巴黎的世界。这个新住所是一块愉快的屏风，新鲜空气源源流入，跟我父母的房子坐向完全不同。有几天我心神不定，或者渴望见到我的外祖母，怕她在家生病，或者想起了撂在巴黎的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眼下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在这里，有时候我也有办法故意给自己找点别扭。）这些忧虑，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会冒出来扰乱我的睡眠，我无力驱散我的忧愁，我觉得顷刻间我的整个生命都笼罩了愁云。于是我从旅馆找了个人，让他去军营捎个口信给圣卢，告诉他如果有可能——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希望他到我这里来一趟。一小时后他来了。一听见门铃响，我感到我的一切忧虑顿然烟消云散。我知道，忧虑在我面前是强者，但在圣卢面前却是弱者。他一来，我的注意力就抛开了我的忧虑，转移到他身上，期待他作出决定。他刚进来，就把一清早他充分展现的活力带到了我的周围，创造了与我房间的气氛迥然相异的朝气蓬勃的环境。我一下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并且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心里烦得很，您想必猜到了。”
“不，我只以为您想见我，我感到这很好。您叫人去找我，我很高兴。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向他抒胸中的忧虑。他倾听着，直言不讳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讲话就已经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了。他工作繁重，这使他整天匆匆忙忙，思维活跃，心情舒畅。我也象他那样感到，刚才使我心绪纷扰的那些烦恼与他繁重的工作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就象一个病人，好几天睁不开眼了，人们请来了大夫，大夫轻轻地、灵巧地把病人的眼皮分开，从中取出一颗沙子；病人治好了病，心也就安定了。我所有的烦恼化作一份电报，圣卢自告奋勇，承担了发电报的任务。我仿佛觉得生活完全变了，变得那样美好，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真想做些事情。
“您现在干什么？”我问圣卢。
“我马上就得走，一刻钟后部队要去操练，要我去。”
“把您叫来，让您为难了吧？”
“没什么为难的，上尉很客气，他说既然是您叫我，就应该来，但我不想耽搁太久。”
“要是我赶快起床，到您操练的地方去，这会使我很感兴趣的，说不定在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同您聊上几句呢。”
“我劝您别这样。您一宵没有合眼，为了一件小事（是小事，我敢向您保证！）愁了一夜，现在您刚平静下来，还是把头放回到枕头上去吧，好好睡上一觉，这对您的身体大有好处，您的神经细胞排出的无机盐太多了。不要马上就睡着，因为我们讨厌的军乐又要从您窗前经过。不过，我想，军乐过后您就会清静的。晚饭见。”
但是不久，我对军事理论开始感兴趣了（圣卢的朋友们在晚饭时经常谈论），于是我就常去看骑兵团演习。我头脑中整天想着要从近处看看他们的各级长官，正象那些把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整天生活在音乐会中的人一样，会兴致勃勃地出没于咖啡馆，投入到乐师的生活中去。到练兵场要走好多路，累得我吃罢晚饭就想睡觉，脑袋晕晕乎乎，不时地东歪西倒。第二天，我发现我没有听见军乐声。在巴尔贝克海滩也是这样，每当圣卢带我到里夫贝尔去吃晚餐，第二天也总听不见海滩的音乐会。我想起床时，感到动弹不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我仿佛被肌肉和滋养侧根紧紧地缚在一块深不可测的看不见的土地上，疲劳使我的关节变得异常敏感。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前面的生活道路似乎变长了，因为我又退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在贡布雷，每次我们到盖尔芒特村边去散步，第二天我总会累得起不了床。诗人们总说，当我们回到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园，刹那间就会找回从前的我们。象这样的旧地重游全凭运气，失望和成功的可能各占一半。固定的地方经历过不同的岁月，最好还是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那些岁月。因此，极度的疲劳再加上一宵的沉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寻回我们过去的岁月。疲劳为使我们沉入睡眠最深的地道（那里，昨天的回光返照，记忆的微弱光线再也照不亮内心的独白，即使独白本身不想停止也不行），孜孜不倦地翻掘着我们身体这块土地和岩层，使我们在肌肉插入和扭曲它们的侧根、吸入新生命的地方，找回孩提时代玩耍的花园。用不着长途跋涉去寻找这个花园，而是应该深入地道。覆盖大地的东西不再覆盖在大地身上，而是铺在底下；要参观一个古城的遗迹，光长途跋涉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地下发掘。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某些偶然的瞬间的印象，比这种身体的疲劳更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往事，使往事好象长了翅膀在我们眼前轻轻掠过，形象更加逼真，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令人耳晕目眩，令人终生难忘。
有时候我累得快要散架了，因为连续几天看演习，没能睡觉，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旅馆去啊！上床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庆幸终于摆脱了魔法师和巫婆，这些术士充斥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十七世纪的“小说”中。睡眠和第二天早晨的懒觉不只是一则迷人的童话故事了，不仅迷人，也许还有好处。我思忖，任何痛苦都可以找到避难所，好的找不到，至少可以得到休息。这些想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时假日圣卢不能外出，我便常去军营看望他。军营离旅馆有好一段路，必须出城，穿过一座旱桥。我站在旱桥上极目远望，感到视野非常宽广。大风在这些高地上刮个不停，军营院子三面的房屋都灌满了风，仿佛成了风魔窟，不停地在咆哮怒吼。如果罗贝有事，我就在他的房门口或在饭厅里等他，同他的朋友聊聊天。他把他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了，有时他不在军营时我也会来看他们。我从窗口俯视底下一百米的田野，田野光秃秃的，但是点级着一块块绿油油的新苗田，常常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给田野铺上了一条条光辉灿烂的象珐琅那样透明的绿带。我在等他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议论他。我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他。有几个士兵，不和他一个中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只能从外部看见贵族上流社会，从没能涉足其间，对圣卢的性格略知一二，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夹杂着对这个年轻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到巴黎过周末时，总能看见他在和平咖啡馆同于塞斯公爵和奥尔良亲王一起消夜。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圣卢英俊的脸庞，从他走路和同人打招呼的笨拙姿势，从他不停地甩动单片眼镜的动作，从他高高耸起的军帽和质地太细、颜色太红的军裤，引进了“帅”的概念。他们确信，骑兵团最优雅的军官，即使是那个批准我在军营留宿一夜的威武的上尉，都缺少这种“帅”劲。
与他相比，上尉显得过于庄重，可以说有点庸俗。
其中有一个人说：“上尉买了匹新马。”“他可以把想买的马都买下来。星期天上午，我在槐树路遇见了圣卢，他骑的那匹新马那才叫帅呢！”另一个反驳说。说这话的人看上去很内行，因为这帮年轻人所属的阶级，即使与上流社会不常有来往，但有的是金钱，也有空闲，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风雅，他们都买来了，在这一点上，与贵族阶级别无二致。他们的风雅，例如衣着，比起圣卢的那种不拘小节、漫不经心的风雅来（我外祖母就特别欣赏他这种风度），最多带有一种更加刻意追求完美的意味罢了。对于这些大银行家或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当他们看完戏去吃牡蛎的时候，能在他们的邻桌看见圣卢士官，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事。每星期一，当人们休假归营，谈起各种见闻，其中一个人是罗贝那个中队的，他说罗贝“十分亲切地”向他问好了；另一个不和他一个中队，但他确信圣卢认出他来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用单片眼镜朝他的方向张望。
“真的，我兄弟在‘和平’咖啡馆看见他了，”还有一个在情妇家里呆了一天的人说。“他穿的礼服看上去又长又肥。”
“他穿什么样的背心？”
“他没有穿白背心，而是淡紫色的，佩戴着各式各样的棕榈叶状的勋章，有趣极了！”
至于那些老兵（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不知道有赛马俱乐部，只是把圣卢归入非常有钱的士官之列。大凡生活相当阔绰、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或债务、对士兵慷慨大方的士官，也不管有没有破产，都被他们归入此类），圣卢走路的姿态，单片眼镜，军裤和军帽，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即使说不上有什么贵族特色，却别有一番风味。他们认为圣卢的这些特征，随和的举止风度，不迎合长官的意图的个性，完全符合他们为骑兵团最受欢迎的士官规定的性格和风度。他们认为，对士兵好，就必然不迎合长官意图。当人们早晨在寝室里用咖啡，或者中午躺在床上休息时，如果有个老兵向既馋又懒的骑兵班讲了段关于圣卢一顶军帽的饶有趣味的故事，人们就会喝得更香，或者休息得更好。
“跟我的背包一样高呢。”
“得了吧，老兄，你想诓我们哪，怎么可能跟你的背包一样高呢？”一个年轻的文学院毕业生打断他说。他用“诓”这个方言是想不露出自己是个新兵，而他敢于这样反驳老兵，是为了证实一个使他非常感兴趣的事实。
“什么！没有我的背包高？你量过呀？我跟你说吧，中校的眼睛老盯着他看，象要把他关禁闭似的。可别以为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圣卢会大吃一惊，他走来走去，低头抬头，不停地甩动他的单片眼镜。不过，要看上尉怎么说。啊！他很可能什么也不会说，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高兴的。那顶军帽才算不了什么呢。据说在他城里家中还有三十多顶哪！”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兄？又是从我们那位该死的下士那里打听到的吧？”年轻的文学士咬文嚼字地问道，卖弄着他刚学来的新的语法形式，为能以士兵用语来装点自己的谈话而洋洋得意。
“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听他的勤务兵说的罗！”
“你说的那个人日子肯定过得不错吧！”
“那当然！他钞票比我多，这是肯定的！再说他还送衣服给他，什么都送给他。他在食堂总吃不饱肚子。我的德·圣卢到食堂来了，炊事兵听见他说：‘我要他吃得好，吃多少钱都不打紧。’”
老兵有力的声调弥补了平淡的言谈，他的模仿尽管不很高明，但却十分成功。
离开军营前我转了一圈。夕阳西下，我就朝我的旅馆走去，休息两个钟头，看看书，等时间到了，我就到圣卢和他那伙朋友包膳的饭店去和他共进晚餐。广场上，残阳给城堡那宛若火药筒的屋顶蒙上了一朵朵与砖色相协调的玫瑰红的云彩，同时通过反照使砖色变得柔和，从而使砖和瓦的色调和谐一致。一股生命流注入我的神经，我的任何一个动作不能使生命衰竭；我每走一步，脚踩在广场的铺路石上都会弹起来，仿佛足跟上长了墨丘利①的翅膀。有一个喷水池闪烁着淡红色的光辉，另一个在月光的照耀下泛出乳光。一群顽童在两池中间嬉戏，尽情地欢叫，由于天色已晚，只能象雨燕或蝙蝠似的转着圈子。旅馆旁边是故宫和路易十六的柑园，现在已被储蓄银行和兵团占用。故宫和柑园内已点燃了煤气灯。煤气灯散发出金黄的微光，在这仍透着亮光的薄暮中，与残留着落日余晖的十八世纪式的高大窗扉十分协调，犹如一枚金黄的玳瑁首饰戴在闪着红光的头发上。看到这幽幽的灯光，我恨不得马上能重新看见我的炉火和我的灯光。在我下榻的旅馆正面，只有我房内的那盏灯在同黄昏进行着搏斗；为了能早点看到灯光，我饶有兴致地就象要赶回家去吃晚点心似地赶在天黑前回到了旅馆。在我的临时住所中，我的感觉还象在外面一样敏锐饱满。这种敏锐感使那些平时看来平淡无奇、豪无装饰的表面，例如昏黄的火光，天蓝的糊墙纸（黄昏象一个中学生在墙纸上面画着图画），玫瑰红的开瓶塞钻子，铺在圆桌上的印有奇异图案的桌毯和正在眼巴巴地等着我的一叠小学生用纸，一瓶墨水和一本贝戈特的小说，都变得那样充实饱满，我仿佛感到它们从此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生命，只要我能够再看见它们，就能从它们身上提取这种生命。我愉快地回忆着我刚离开的军营，军营的风标随风旋转着。就象潜水员常用一根露出水面的管子呼吸那样，对我来说，把这个军营，这个居高临下、鸟瞰纵横交错的绿色苗带的了望台作为停泊的港口，就如同把我和有益于健康的生活和自由的空气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我就能到军营的库房和宿舍去，并且每次都能受到热情接待，我把这些看作是我希望永不丧失的宝贵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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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诸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穿一双装有翅膀的草鞋，行走如飞。
七点钟我套上外衣又出门了，到圣卢包膳的饭店和他共进晚餐。我喜欢走着去。天黑漆漆的。从我到这里的第三天起，天一黑就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好象要下雪似的。按理说在路上我应该时刻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因为正是为了接近她我才来到罗贝的驻地的。但是人的记忆和忧虑是变幻莫测的。有时候它们走得远远的，我们几乎看不见，以为它们从此离开了我们。于是我们开始注意起别的东西。在我们住惯了的城市中，街道仅仅是沟通两地的简单工具，但我刚到这个城市，街上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我觉得这个陌生世界中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是奇特而绝妙的。一所住宅透着灯光的玻璃窗常常向我展示出一幅幅我无法深入了解的神秘而真实的生活画面，我会收住脚步，伫立在黑暗中久久凝望。这里，火神用一幅染成紫色的图画展出了一个栗子商人的小酒店，有两个士官在专心致志地玩纸牌，椅子上放着他们的腰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魔法师使他们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就象使剧中人物登台一样，把他们此时此刻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在一个停下来张望而他们看不见的行人眼前。在那边一个小旧货铺内，一支烧剩半截的蜡烛把荧荧红光投在一块版画上，把它变成了红粉笔画，而那盏大灯在搏击黑暗，把亮光洒向周围，把一块皮革染成了棕色，使一把匕首发出闪闪的银光，给几张不过是拙劣的复制画涂上了一层珍贵的金色，就象是旧铜器生了锈或者旧木器涂上了漆一样；最后，把这个充斥着赝品和面包皮的肮脏不堪的陋室变成了一幅极其珍贵的伦勃朗的杰作。有时我甚至会抬头仰望一套没有关上百叶窗的古色古香的大房间。那里面，一群水陆两栖的男女一到晚上就要使自己重新适应与白天不同的生活环境，在油腻腻的液体中缓缓游动；一到傍晚，这种油状液体就会从灯的蓄油池中源源流出，流满各个房间，一直漫到房间的石头和玻璃内壁的边沿；那些男女在液体中移动着躯体，传播着金黄黄油腻腻的漩涡。我继续往前走。在教堂前那条黑魆魆的小街上，难以抑制的情欲使我迈不开脚步，就象从前在去梅塞格利丝的小路上一样。我感到将会有一个女人突然出现，来满足我的情欲。在黑暗中，如果我突然感到有一条裙子从我身边轻轻掠过，我会快活得全身颤栗，竟不相信这窸窣的声音完全是萍水相逢，我禁不住张开双臂，想去拥抱一个惊慌的过路的女人。这条中世纪式的小街在我看来是那样真实，如果我真能在这里抱起一个女人并且占有她，我不能不认为是古老的情欲将我们两人结合（哪怕这个女人不过是每天晚上站在街上拉男人的娼妓）。而冬天，黑暗，人地生疏感和中世纪式的街道，又给这古老的情欲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我思考着未来：试图忘记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但也是理智的，我第一次感到这可以做到，而且也许不难做到。街上寂静无声。突然，我听见前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笑声，想必是喝得烂醉的行人在回家去。我停下来看他们，眼睛盯着传出声音的方向。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因为周围静得出奇，老远的声音也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最后，那些人出现了，但不象我猜想的那样在我前面，而是在我后面，离我很远。或许因为街道交叉，中间隔了一座座房屋，声音的折射引起了听觉的差错；也可能因为我不熟悉这个地方，很难判断声音的方位。反正我搞错了。距离和方向全都搞错了。
风越刮越大，好象就要下大雪似的，冷得使人毛骨悚然，浑身长起鸡皮疙瘩。我又来到了大街上，跳上一辆小无轨电车，一个军官从车厢外的平台上爱理不理地向在人行道上对他敬礼的士兵还礼。士兵们看上去笨头笨脑的，脸上象是被冷风涂了层刺目的红颜色，这使人联想起老布勒盖尔①画上的快活而贪吃的农民冻得发紫的脸孔；秋天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初冬，似乎把这个城市向北拉过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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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布勒盖尔（1525—1569），佛兰德斯画家，生于农民家庭，所作油画或版画多反映农村生活和社会风俗。
我来到了我和圣卢以及他的朋友碰头的饭店，隔壁展览馆就要开始的庆祝活动把许多乡邻和外地人都吸引到这里来了。旅馆的院子通向厨房，厨房里呈现出淡红色的反光，人们在烤鸡烤猪，把活蹦乱跳的龙虾扔进旅馆老板所谓的“不熄的炉灶”中。我直接穿过院子时，看见人群拥了进来，这种景象真可以同佛兰德斯①老画家们的作品（例如《伯利恒的人口调查》②）中所描绘的景象相比；他们问老板或他的一个助手接不接待顾客，让不让住宿；老板见有些人看上去不象好人，宁愿把他们打发到城里别的旅馆去。一个小伙计拎着一只家禽走了过去，这只被他揪住脖子的雏鸡在他手中乱扑腾。在到达我朋友等候我的那间小餐厅之前，先要穿过大餐厅。我是第一次从这里经过。我看见侍者气喘吁吁地端来鱼、肥嫩的小母鸡、大松鸡、山鹬、鸽子等，五颜六色，热气腾腾，丰盛的菜肴使我联想到那些洋溢着古代纯朴风格和佛兰德斯夸张风格的圣餐画。为了跑得更快，侍者在镶木地板上滑行，把那些鸡鹬之类的东西都放到一张装在墙壁上的蜗形腿的大桌子上；它们刚放上桌就立即被剁开，但都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因为我进来时许多人都快吃完了），似乎菜肴的丰盛和端菜人的匆忙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圣经中的描述（但一举一动的素材却又取自佛兰德斯的真实生活），或是出于美学和宗教的考虑，想用食物的丰盛和侍者的殷勤向人们展示节日的热烈气氛。有一个侍者站在饭厅一端的餐具柜旁沉思。我想向他打听我们的餐桌安排在哪间屋子，因为只有他似乎看上去镇静一些，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我朝他走过去，隔几步就有一个暖锅，是为了给晚来的人热菜用的。尽管如此，在餐厅中央，仍然有一个巨大的塑像手中托着甜点心，有时塑像还要用冰雕水晶鸭的双翼来支撑，而鸭子是每天由一个手艺好的厨师按照地道的佛兰德斯风格用烧红的烙铁刻成的。一路上我几次差点被人撞倒。我发现这个侍者很象那些传统宗教画中的一个人物，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画中人的面容和表情：塌鼻子，相貌平淡，但纯朴憨厚，耽于幻想，并且在别人还没有猜想到时，他已经隐隐预感到会有神灵降临。此外，或许是因为庆典活动即将来临之缘故吧，餐厅中除了这个塑像外，又增加了一个天神，完完全全是从天上的小天使和最高天使的队伍中描摹下来的。一个少年音乐天使，一头的金发，一张十四岁孩童的嫩脸，其实他不是在奏乐，而是面对着一面锣或一叠盘子在出神，那些比他年长的天使在十分宽敞的饭厅里穿梭般来回走动，挂在他们身上的象原始人的翅膀那样的尖形拭巾，随着他们的走动不住地弹奏出颤抖的乐曲。我避开那些被棕榈树帷幔隔开的界线不明的地区——从那里走出来的仆人犹如从遥远的九霄云外下凡的神仙——辟开一条道路，来到圣卢餐桌所在的小餐厅。我看见圣卢的朋友已经来了几个。这些向来都和圣卢共进晚餐的朋友，除了个别人是平民外，其他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而这几个平民子弟，在中学时代就被贵族子弟当作朋友，贵族子弟主动和他们来往，证明原则上贵族并不与平民对立，哪怕平民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只要双手干净，到教堂去做弥撒，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初次来这里晚餐，没等大家入席，就把圣卢拉到小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当着大家的面，但不让大家听见，悄悄地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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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东北部，是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中心之一。十四世纪被法国占领。历史上出过许多著名画家，上文提到老布勒盖尔就是其中之一。
②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八公里。《新约圣经》称其为耶稣诞生地。《伯利恒的人口调查》为老布勒盖尔的代表作。
“罗贝，选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地点给您讲那件事是不合适的，但一会儿就讲完了。在军营里我总忘了问您，您桌上的那张照片不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吧？”
“怎么不是？就是我的好舅妈呀。”
“瞧，可不是吗！我真傻，我早就知道了，可就是没往那上面想。我的上帝，您的朋友们该不耐烦了，咱们快讲吧，他们在瞧我们呢，要不等下次再讲吧，反正没什么大事。”
“不，您尽管讲，让他们去等好了。”
“不能这样，我得有礼貌，他们太客气了，再说，您知道，那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您认识她，那个老实的奥丽阿娜。”
就象他说“好奥丽阿娜”一样，这个“老实的奥丽阿娜”并不表明圣卢把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得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好”，“杰出”，“老实”仅仅用来加强“那个”，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但因对方不是你圈子里的人，不知道该同他说什么。“好”充当冷菜，可以让人思考片刻，以便找到下文：“您经常看见她吗？”或“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她了”或“我星期二去看她”或“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您说那张照片是她的，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她的公馆里，我听到许多有关她的闻所未闻的奇事（我不便公开讲出来），因此我对她发生了兴趣，这是从文学角度讲的，您明白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是从巴尔扎克的角度讲的。您绝顶的聪明，用不着我细说。不扯远了，我问您，您那些朋友对我的教养有什么看法？”
“什么看法也没有。我对他们说了，您是高尚的人，因此他们比您更受拘束。”
“您太好了。啊，下面就谈正题，我问您，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会知道我认识您吧，是不是？”
“我什么也不知道。从夏天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从她回巴黎以后，我一直没有休假。”
“因为我要对您说，有人肯定地告诉我，她认为我是个大傻瓜。”
“这我可不相信，奥丽阿娜虽算不上才智出众，可也算不上愚蠢。”
“您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希望您把您对我的好印象讲给别人听的，因为我不是爱虚荣的人。您在您朋友面前讲我的好话，我感到于心不安（两秒种后我们就能回到他们身边去）。但是，对于德·盖尔芒特夫人，如果您能把您对我的印象讲给她听，哪怕有点言过其实，我也会感到高兴的。”
“乐意效劳。如果您求我做的就是这么点小事，那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她对您的印象如何，这同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您对别人对您的印象是不在乎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完全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讲，或者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讲也不迟呀，我是怕您这样站着太吃力，太不舒服，而我们有的是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殊不知正是这个不舒服才给了我同罗贝谈这件事的勇气。有别人在场，我就有了借口，措词就可以简短，不连贯；当我对我朋友说我忘记了他同公爵夫人的亲戚关系时，我可以用这种简短和不连贯的话来掩饰我的谎言，同时也为了不让他有时间盘问我为什么想让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我同他的联系，为什么一味强调他是聪明人，等等。如果他盘问我这些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此会使我陷入困境。
“罗贝，您那么聪明，竟不明白对朋友的请求只应该从命，而不应该提出疑问，这实在太叫我吃惊了。要是我，不管您要我做什么（我甚至希望您叫我帮您做些什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要您作任何解释。其实我也是言过其实。我并不想结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但为了考验您，我原想对您说我要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共进晚餐，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的。”
“不仅会，而且一定照办。”
“什么时候？”
“等我回到巴黎再说，可能还得过三个星期。”
“到时候看吧。再说，她也不一定愿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
“不用。这没什么。”
“不要这样说，这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已看到您确实够朋友。我求您做的事，不管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令人愉快，不管我真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为了考验您，这都无关紧要，您说您一定照办，这就证明您是一个聪明人，一个重感情的人。只有蠢人才会提出疑问。”
刚才他恰恰向我提出了疑问。不过，我这是为了将他一军，但我也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唯一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唯一看重的东西——我的爱情尽心效劳。接着，也许是由于表里不一，或者是由于感激，由于同情或是看到血缘关系使罗贝的面孔同他舅妈十分相象，我的柔情激发起来了，我又对他说：
“啊，该回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刚才只求您做了两件事中的一件，不重要的一件。另一件对我更重要，但我怕您会拒绝：我们相互以‘你’相称，您会感到不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呢！这太好了！快乐！快乐得哭泣！从未有过的快乐！”
“太感谢您……你了。当您开始用‘你’称呼我时，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件事您都可以不做，只要您称呼我‘你’，我就满足了。”
“两件事都做。”
“啊！罗贝！听我说，”在餐桌上我又一次对圣卢说，“啊！刚才那场前言不接后语的谈话太富有喜剧性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刚才同您讲的那个夫人是谁吗？”
“知道。”
“您真知道我想说谁吗？”
“您怎么啦？！您把我当成瓦莱①的呆子啦，当成傻头傻脑的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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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瑞士的一个州；历史上曾属于法国。
“您不会乐意把她的照片给我吧？”
我本打算向他借用几天，可开口时，我犹豫了，感到我的要求不得体。为了不让他看出来，我索性把我的要求说得更加唐突，更不得体，似乎这样一来它就非常自然了。
“不行，我先得征得她的同意，”他回答说。
圣卢的脸刷地红了。我明白他有什么想法不好出口，他认为我有隐蔽的动机，只能为我的爱情效一半劳，他要保留某些道德原则。我真有点恨他了。
然而，我和圣卢一回到他的朋友中间，就见他在他们面前对我格外亲切，这使我深受感动，要是我认为他这种亲热是装出来的，我也就不会动情了，然而，我感到他并不是在装模作样，他只是说了些我不在场时他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而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没说的话罢了。当然，我们两人促膝谈心时，我猜得到他是很乐意和我交谈的，但他从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我说的话，平时他只仔细品味，但不露声色，而现在他用眼角察看他的朋友，注意我的言谈在他们身上会不会产生预期的符合他向他们预言的效果。一个母亲对初登舞台的女儿在舞台上的对答和观众的反应也比不上圣卢对我讲话的关注。我有哪个词说得不清楚，假如没有人在场，他只是莞尔而笑，但有人在场，他怕别人没听明白，便对我说：“什么，什么？”好让我重复一遍，也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继而把眼睛转向大家，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当上了训练他们发笑的教练，这样，他也就第一次向我表露了他对我的看法——他在他的朋友面前经常谈起的看法。我也就突然看到了我的外表，就象人们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或在镜子中照见自己的面孔一样。
有天晚上，我想给他们讲布朗代夫人的一个故事，挺逗人发笑的。但我开了头就没往下讲，因为我突然想起圣卢已经听过，我记得到这里的第二天就想给他讲的，可他却打断我说：“在巴尔贝克您给我讲过了。”不料这一天晚上他却鼓励我往下讲，说他确实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且说他肯定会感兴趣的，这使我颇感诧异，就对他说：“您一时忘了，但您很快就会想起来的。”“不，你记错了，我向你保证。你从没有给我讲过。快讲吧。”在我讲的过程中，他始终很激动，喜悦的眼睛时而盯着我看，时而盯着他的朋友。我直到讲完后，在大家的欢笑中，才明白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使他的朋友对我的才智有充分的了解。就是为了这点，他才装出没有听过的样子。这就是友谊。
第三天晚上，他的一个朋友同我交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前两次他没有机会同我谈话。我听见他悄声对圣卢说，他感到和我交谈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们谈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面前放着索泰尔纳酒①，但我们光讲话，不喝酒，男人之间的好感象一层灿烂的帷幕遮掩着我们，把我们同其他人隔开。这种好感，虽然没有肉体吸引力作为基础，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感情。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对我产生的好感，在我看来也是这样神秘莫测，当然它同我们谈话的趣味不能混为一谈，它脱离了任何物质的联系，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圣卢心中却充分感觉到它的存在，就象感觉到一种燃素，一种煤气的存在一样，因此，他可以微笑着谈论这种感情。也许，在这里，在一个晚上就产生的这种好感中，还蕴含着一种更加惊人的东西，就象一朵花，在这间温暖的小餐厅内，几分钟就完全开放了。当罗贝同我讲巴尔贝克时，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他真的下了决心，要娶德·昂布勒萨克小姐。他向我声明，他不但没有下这个决心，而且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从没有见过这位小姐，也不知道她是谁。如果这时我能看见几个传播过这桩婚事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也许会告诉我，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要同一个并非圣卢的男人结婚，而圣卢也要同一个并非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女人结婚。假如我提醒他们不久前他们说过相反的话，他们会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为了使这种玩笑能够继续下去，并且围绕一个名字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上帝给了爱开这种玩笑的人一对轻信的耳朵和一个健忘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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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索泰尔纳地方产的白葡萄酒。
圣卢给我谈起过他的另一个同事，他也来这里了，他们的关系尤其融洽，因为在这群人中，就他们两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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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血统的军官，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
“噢，他呀！他跟圣卢不一样，狂热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他甚至不够老实。开始他说：‘等着吧。有个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观点。’但当他知道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声明德雷福斯有罪时，就把他看得一钱不值，说是教权主义和参谋部的偏见妨碍他作出真诚的判断，尽管没有人——至少在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们这位朋友更崇拜教权主义了。于是，他对我们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因为这个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说这个人是拥护共和政体的老兵（我们这位朋友出生于一个极端拥护君主政体的家庭），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信念。可是当索西埃声明埃斯代阿西①无罪时，他又为这一判决找到了新的解释，不过不是对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对索西埃不利。他说是军国主义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请注意，他本人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至少是军国主义者，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了）。他家里人看到他思想这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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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国军官，在法军参谋部任职，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为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军，后又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你瞧，”我说，把脸转过一半朝看圣卢，为了照顾到两面，又把另一半对着他的同事，好让他参与谈话，“因为人们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可是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人都有一个思想观点。但思想观点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观点并不是具体的，因此，在一个有抽象观点的人周围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的观点。”
这时，圣卢的呵责声打断了我的话头，因为刚才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他说：“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那张怯生生的脸上表情十分亲切①。在圣卢看来，当我讲话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多此一举，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就象一个乐队指挥，当听到有人弄出了声音，就敲敲琴弓，让他的乐师停止演奏，圣卢也是一样，他呵斥捣乱分子：“希贝格，”他说，“别人说话时不要插嘴。要说等大家说完再说。好了，您继续往下讲，”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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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并不满足于这一比较。他兴奋极了，而想让我在他朋友们面前露一手的欲念又使他的兴致倍增。他一面抚摸着我，就象抚摸一匹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马，一面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接着又改口说：“还有埃尔斯蒂尔。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明白，这叫留有余地。打个比方：我这样对你说，就好比有人对巴尔扎克说：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斯丹达尔。你明白，多留些余地，实际上是无限的赞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达尔？”他又说道，对我的判断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赖，而这种信赖从他那笑眯眯的绿眼睛里射出来的迷人而几乎是幼稚的询问目光中流露了出来。“啊！好，我看你同意我的看法了，布洛克不喜欢斯丹达尔，我感到他很愚蠢。《巴马修道院》不是很了不起吗？你同意我的看法，我很高兴。你最喜欢《巴马修道院》中的什么？请回答我。”他急着命令我作出回答，显示出青年人容易冲动的性格，而他身体散发的威力使他这个问题有点吓人。“莫斯加还是法布利斯？”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莫斯加有点象德·诺布瓦先生。”西格弗里德—圣卢听后仰天大笑。“可是莫斯加比他聪明得多，但没有他爱卖弄学问。”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罗贝边笑边拍手叫好，他笑得差点儿憋不过气来。他大声喊道：“高见！太妙了！你真了不起！”——作者注。
我松了口气，因为我担心他会让我从头开始。
“因为一个思想观点，”我继续说，“并不是物质利益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享受物质利益，因此有同样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受物质利益的影响。”
“喂！我的孩子们，这下你们可目瞪口呆了吧！”我刚说完，圣卢就惊呼起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神情关切而忧虑，就象我在走钢丝一样。“希贝格，您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这位先生很象迪洛克少校。刚才我还以为是少校在讲话呢。”
“我早就想到了，”圣卢回答道。“是有许多相象的地方，但您会看到他有许多东西是迪洛克所没有的。”
这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有一个兄弟在音乐学校读书，他的兄弟对任何一部新问世的音乐作品总和他父母、表兄妹以及俱乐部的同事们的看法迥然不同，而和音乐学校其他学生的看法完全一致；圣卢的这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心理状态”，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和所有德雷福斯分子的心理，尤其和布洛克的心理如出一辙——当我同布洛克谈起这件事时，他对这个士官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他听说他和自己属于同一派很受感动，但鉴于这个士官出身贵族，受过宗教和军事的教育，便把他想象得与众不同，就象远道而来的游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的家庭传统和职业利益对他的心理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圣卢的一个表兄娶了一位年轻的东方公主，据说，她赋的诗可以同维克多·雨果或阿尔弗雷德·维尼①的诗媲美，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她的思想与众不同，是一个幽居在《一千零一夜》式宫殿中的东方公主的思想。而那些有特权接近她的作家，当他们听到她的一次谈话后就会感到她不是夏哈札德②，而是维尼或雨果，他就会大失所望，或者不如说，会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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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尼（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精巧的诗歌对唯美派诗人颇有影响。
②《一千零一夜》中说故事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同这个年轻人聊天，谈军营，谈驻军的军官和军队。这也是我和罗贝的其他朋友，和罗贝本人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我们平时吃饭、聊天和生活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不管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们看多了，它们在我们眼里就会破格升级，就会大大增值，使其他事物相形失色，被搁置一旁，象梦幻一样虚无缥缈，甚至不复存在。就是这样，我开始对军营中的各个要人，对我去看圣卢时在院子里遇见的或早晨醒来，当骑兵团经过我窗前时看见的军官，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详细了解深受圣卢敬佩的那个少校，了解即使从美学观点看也令我悠然神往的那门军史课。我知道，罗贝讲话咬文嚼字，常常空洞无物，可有时却表明他理解了，并且吸收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惜，在军队这个问题上，罗贝这段时间满脑子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很少谈论这个案件，因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对，除了我的邻座。我这位新朋友观点常常摇摆不定。他对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校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军官，他抨击在各种现实问题上的反军骚动，因而被认为是反重审派。我的邻座得知他的长官无意中透露了几个表明他对德雷福斯罪状有所怀疑的论点，得知他对比卡尔①很尊重。不管怎样，就这最后一点来看，说上校是相对的重审派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围绕一件大事总会产生种种莫名其妙的谣传一样。因为没过多久，上校负责审查原情报局长比卡尔将军时，对他的粗暴和蔑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样，尽管我的邻座不敢冒昧直接打听上校的情况，但为了向圣卢表示礼貌，对他说——说话的语气就好象是一个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诉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谴责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赞美过某些以色列人的宽宏大量——上校对重审派，至少对重审派的某些观点，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狂热而狭隘的敌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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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卡尔（1854—1914），法国将军，1895年曾任情报局长，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竭力主张重审此案。
“这我不感到惊奇，”圣卢说。“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如此，出生的偏见，尤其是教权主义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对我说，“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军史教官，看起来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的。再说，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那才叫我感到吃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激进社会党人和共济会会员。”
出于对圣卢的朋友们的礼貌（他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他们受不了），同时也因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兴趣，我问我的邻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军史课讲得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
“千真万确。”
“您意思指的是什么？”
“嗯，打个比方吧，您在一个军事报告里谈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实，最小的事件，我认为从里面都可以发现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叠，就象在隐迹纸上写的字一样，你必须把它们理出来。这样，您才可以发现任何一门科学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大体情况，可以满足我们大脑的需要。”
“对不起，请举些例子。”
“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圣卢插嘴说。“比方说，你读到这样一句话：一支部队试图……在你往下读之前，这支部队的名称，它的组成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次行动不是首次尝试，如果在同一次行动中我们看见又有另一支部队出现，这可能表明前面几支部队在上述战斗中已被歼灭，或者损失惨重，不能将这次行动进行到底。然而，应该设法搞清楚今天被歼的这支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如果它是用来强攻的突击队，那么，一支战斗力比它弱的新部队就很难在它失败的地方获胜。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战的开始阶段，这支新部队就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交战的这一方还拥有多少兵力，他们的兵力可能在什么时候不如对方的兵力，这就使这支部队将进行的这次行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如果不能弥补它的损失，按照逻辑推理，它的成功也只会导致它的全军覆灭。此外，敌军的番号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对方弱得多，但已经消耗了对方好几支重要部队的兵力，那军事行动也就改变性质了，因为它即使最终会丢失防守的阵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那么能守住阵地一段时间也就是一大胜利。如果说，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研究阵地和阵地控制的公路、铁路以及阵地保护的后勤供应，也就更具有意义了。这一点，我想你是会明白的。应该研究整个地理背景，这是我起的名称，”他得意地笑着说。（的确，他非常满意地理背景这个提法，后来，甚至过了几个月，每次用到这个名称时，他总会露出同样的笑容。）“交战的一方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如果你读到它的一支侦察队在阵地附近被另一方歼灭，你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交战的一方是想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以免敌方用来挫败它的进攻。对某一地方极其猛烈的进攻可能意味着企图攻占这个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牵制敌人，不想在敌人进攻的地方还击，或者仅仅是佯攻，用凌厉的攻势掩盖从这里后撤部队的真实意图（这种佯攻战术是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战术）。另一方面，为了弄清一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动，还要进行什么行动，就应该多多查阅国家军事条令，而不要轻信指挥部的公告，因为这种公告可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从而掩盖一次可能是失败的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总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军试图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现行条令的规定拟订的。比方说，如果条令规定正面攻击要用侧翼攻击作掩护，如果侧翼攻击没有成功，指挥部可以宣称它与正面攻击没有关系，不过是一次佯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条令中，而不是从指挥部的公告中找到根据。每一个军不仅有它的军事条令，而且还有它的传统、作风和原则。此外，对外交行动的研究也不应当忽视，外交总是要对军事作出反应或采取措施的。一些表面上并不重要的外交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你可以通过对事件的分析了解到，敌人想争取的援助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实他们只执行了部分战略计划。因此，如果会读军事史的话，那么，在一般读者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叙述，对你却是合理的，连贯的，就象看一幅画，一个内行的绘画爱好者能看懂画上的人物身上背着什么，手中拿着什么，而一个外行参观博物馆只会目瞪口呆，被大片大片的色彩搞得迷迷糊糊，头晕目眩。但对于某些画作，光注意画中人物拿着一个圣餐杯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画家为什么要把圣餐杯放在他手中，它象征着什么；同样，这些军事行动，除了直接目的外，通常是指挥作战的将军有意模仿一些比较古老的战役的结果。这些古战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作新战役的过去，看作图书馆、知识库和词源，看作贵族家世。请注意，我现在没有讲战役的地方性，怎么说好呢，就说战役的空间性吧。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个战场在历史上不会只发生一次战争，将来也不会不发生战争。它之所以是战场，是因为它集中了某些地理位置和地质特性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还集中了某些缺点，可以牵制敌人的行动（例如一条河流把它截成两半），这些条件决定它成了一个好战场。因此，它过去是一个好战场，将来也还是一个好战场。既然不是随便哪个房间都可以充当画室，那么，也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选作战场的。有些地方天然可以做战场。但是，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讲的不是指地方，而是指人们模仿的战役类型，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战略，也可以说是改头换面的战术，是再版的乌尔姆①战役，洛迪②战役，莱比锡③战役，卡纳埃④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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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城市，1805年10月，奥地利将军马克在此遭拿破仑围困，最后弃战投降。
②意大利城市，1796年5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人。
③德国城市，1813年，拿破仑和同盟军在此城周围展开血战，以法军失败而告终。
④古罗马地名。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此一场血战，罗马人大败。卡纳埃战役被军事家誉为用包抄侧翼战术歼灭敌军的范例。
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战争，也不知道在哪些国家的人民之间进行，但是只要有战争，就还会有（从指挥官方面讲是有意这样做的）卡纳埃战役，奥斯特利茨①战役，罗斯巴赫②战役，滑铁卢③战役，且不谈其他战役。有些人明白表示了这种看法。施里芬元帅④和法肯浩森⑤将军预先制订了一次卡纳埃战役计划对付法国，他们效仿汉尼拔⑥的打法，把敌军钳制在整个战线上，从两侧，尤其是从右侧的比利时包抄过去；而贝纳迪将军⑦却偏爱腓特烈大帝⑧的斜向战斗序列⑨，宁愿打洛伊滕⑩战役而不愿打卡纳埃战役。还有些人讲话比较婉转，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的老朋友，博贡塞耶（就是我前几天给你介绍的那个中队长，那个前程似锦的军官）拟订了一份普拉岑小型攻击方案，背得滚瓜烂熟，并且把它保存了起来，一旦有机会实施这一方案，他是绝不会错过的，会向我们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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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克城市，1805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
②德国城市，1757年，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在此大败法国人。
③比利时城市，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失败。
④施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1891年至1905年任参谋总长。所定《施里芬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略计划的基础。主张在战线侧翼集中兵力进行包围，力求速战速决，认为正面突破不是致胜战法。
⑤法肯浩森（1844—1936），德国将军，著有多部兵法书。
⑥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公元前218年率部远征意大利，是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始。在坎尼战役中败罗马军。
⑦贝纳迪（1849—1930），德国将军，军事理论家，主张泛日耳曼主义，把战争说成是一种道德义务。
⑧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时维护农奴制，加强军事官僚专制制度，扩大军队。曾数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酷的纪律和机械的训练方法对以后的普军有很大影响。
⑨指用侧翼和敌人接触的战斗序列，洛伊滕战役就采用这种序列。
⑩波兰地名，今卢蒂尼河，17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
要知道，一旦爆发战争，里沃利①的中间突破还会再一次被采用。这种战术不见得比伊利亚特②过时。再说，也只好搞正面进攻，因为谁也不愿意重蹈七○年错误③的覆辙。进攻，只有进攻。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我看到竭力反对这卓有成效的进攻理论的人都是些思想跟不上趟的人，可是我的一个最年轻的教官，名叫芒香，才华横溢，却提出要给防御以应有的地位，自然是临时的地位。当他举奥斯特利茨为例时，大家十分尴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其实这次战役采用的防御战术只不过是进攻和胜利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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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地名。1797年拿破仑在这里战胜奥地利人。
②古希腊的著名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③影射1870年法国将领在普法战争中模仿拿破仑的防御战术，结果遭到惨重失败。
圣卢的这一套理论使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这次我到东锡埃尔也许没有白来，这些军官没有骗我。他们边喝边谈，索泰尔纳酒把它娇媚的反光投到他们脸上；在这里，人物的形象都变得高大了，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只要我在那里呆着，大洋洲的国王和王后，四美食家小社会，年轻的赌徒，勒格朗丹的内弟，他们在我眼里都一一变得非常高大，可现在他们却变渺小了，甚至不复存在。今天使我感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许再也不会象从前的东西那样如过眼云烟，第二天就在我眼里变得一文不值。按照我现在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不会马上去毁坏过去的东西，因为圣卢刚才所谈的战争艺术，在我这几个晚上产生的短暂而炽烈的热情中，在有关军事生活的一切问题上，又加上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知识基础，足以牢牢吸引住我的注意力，使我用不着自欺欺人就能相信，当我离开东锡埃尔后，我对我这里的朋友所从事的工作仍会感到兴趣，我会很快就回到他们中间。然而，为了从“艺术”这个词的抽象意义上进一步肯定战争的艺术确实是一门艺术，我又向圣卢提了个问题。
“您讲的，噢，对不起，你讲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我对圣卢说。“但有一点使我感到不安，你给我讲讲。我觉得我可能会迷上军事艺术的，但是，要使我入迷，我必须一改从前的看法，而认为军事艺术和其它艺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学到规则就行了。你说人们模仿一些战役，我觉得，正象你刚才所说的，过去的某次战役在一次现代的战役中重演，颇有些美学意味。这个观念对我吸引力之大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不过，我要问你，指挥官的才能难道一点作用都不起吗？他只管应用规则就行了吗？有同等条件下会不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将领呢？就象有些伟大的外科医生，面对两个从客观角度看完全相同的病例，也许凭着经验，他们会感觉出一点细微的差异，并且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对这一病例应该作这样处理，而对那个病例应该作那样的处理，对这个病人最好动手术，而对那个病人最好用保守疗法。”
“当然有！你会看到拿破仑就是这样。如果照搬兵法，他就必须进攻，可他就是不进攻，一种朦胧的预感在劝他放弃进攻。例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或一八○六年给拉纳①的指示。但你也会看到，有些将军机械照搬拿破仑的某次战役，结果适得其反。这样的例子光一八七○年就可举出十个。但是，甚至连敌人可能做的事也可以作出种种解释。敌人做的事不过是一种迹象，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目的，如果光讲道理，或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可能是真实的目的。这好比某些复杂的病例，当今世界的医学还不能确定看不见的肿瘤到底是不是纤维瘤，要不要进行手术一样。使伟大的将军和伟大的医生下决策的是德·底比斯夫人式的嗅觉和预感（我想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因此，我在前面就给你举例讲了在战役开始阶段侦察可能起的作用。一次侦察可能有十种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使敌人以为我方要攻击某一个点，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另一个点；为了布置一道伪装物，使敌方看不清我方真实行动的准备工作；迫使敌方调遣部队并把它钳制在一个没有必要死守的地方；摸清敌方兵力，掌握它的底细，迫使它亮出底牌。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次行动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但这并不表明行动是真的，因为可以假戏真做，使假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关于这一点，要是我有时间给你讲讲拿破仑战争，嗳！我向你保证，当你通过战争中部队的传统行军（我们正在研究和实践，如果你有雅兴，走去看看，小伙子——啊，对不起，你有病，不能去），感觉到了最高司令部的警惕性、推理和研究的深度，你就会象置身于一座灯塔那朴素无华的灯光前一样激动无比，因为灯塔不仅是物质的光，而且还流溢出思想，搜索着空间，向航船报告险情。我也许不该光给你讲战争的学问。其实，正如土壤的成份、风向和光照的方位能说明一棵树朝哪一边生长一样，一场战役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当地有什么特征，可以说决定并且限制了军事将领对作战方案的选择。因此，在某些平原地区的山谷一带，沿山而行，你可以预言，部队的行军必定象雪崩那样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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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纳（1769—1809），法国元帅，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深受器重。
“现在你又否定你刚才谈到的指挥官的选择自由，否定敌军对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可能有的预见性了。”
“绝对不是！你一定还记得我同你在巴尔贝克读过的那本哲学书吧，可能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丰富多彩。嗳！这又回到军事艺术上来了。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四种方案摆在一个将领面前，他可以作出选择，就象一种疾病可能会出现几个病程，医生必须早就料到一样。这里，人的能力高低强弱是决定局势的新因素。何以见得？比如说，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如要达到的次要目的，或时间紧迫，或兵力不足，或后勤供应困难）迫使将领在四个方案中选择了第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不如其他的理想，然而代价比较小，见效比较快，战区比较富裕，能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他起初实施第一对案。敌人开始不摸头脑，但很快就会识破他的意图。由于敌人阻力太大，他可能不成功——我把这叫做人的能力薄弱造成的偶然性。于是他放弃第一方案，试行第二、第三或第四方案。可是，他也可能佯装试行第一方案——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高明——以便牵制敌人的兵力，而在敌人以为不可能挨打的地方对他突然袭击。乌尔姆战役就是这样，奥地利将军马克在西边等候敌人，不料敌人却从他以为太平无事的北边把他重重包围。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很恰当。乌尔姆战役是包围战中较好的战例，将来还可能发生类似的战役，因为它不仅是将军们效法的典范，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尤其是一种“必要”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多样化），一种结晶的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毕竟是人为的。还是回到我们的哲学书上来吧，它就好比是理论原则，或者说科学规律，现实与它基本相符，但是，你回想一下伟大的数学家普恩加来①，他就不说数学百分之百的精确。至于我前面给你讲的军事条令，它们毕竟不那么重要，况且经常会有变化。就拿我们这些骑兵来说，我们正在搞一八九五年军事演习，可以说它过时了，因为它建立在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骑兵的战斗作用仅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恐惧。但是我们团里最聪明的教官，骑兵部队的精华，尤其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少校，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胜负取决于一场真正的混战，敌我双方刀剑相对，谁坚持到底谁就胜利，不仅指精神上的胜利，指造成对方心理恐惧，而且指物质上的胜利。”
“圣卢言之有理，说不定下次军事演习就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迹象了，”我的邻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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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恩加来（1854—1912），法国数学家。
“你能赞同我的观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你的意见似乎比我的更能引起我朋友的兴趣，”圣卢笑着说。或许因为他的同事和我之间开始产生的好感使他有点不快，也可能因为他正式看到了这种好感，认为有必要予以确认。“我刚才也许贬低了条令的作用。条令不断在变化，这是肯定的。但目前它们仍然左右着军事局面、作战计划和部队集结的方案。倘若它们反映了一种错误的战略观念，就可能成为失败的基本原因，这一切对你似乎太专门了。”他对我说。“你好好想一想，最能加速战争艺术发展的，说到底还是战争本身。在一次战役中，如果历时较久，我们将看到交战的一方会借鉴另一方的成败来改进自己的方法，而敌方也会得到提高。但这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炮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未来的战争——如果还有战争的话——将是速决战，人们还没来得及汲取教训，和平就已经恢复了。”
“你别太敏感了，”我对圣卢说，这是回击他前面所说的话。“我听你讲话可专心致志呢！”
“如果你不再生气，如果你还允许的话，”圣卢的朋友又说，“我想对你刚才讲的作一点补充。战役的模仿和雷同不只是和指挥官的思想有关，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也可能使他要求部队作出重大的牺牲，有些部队以一种极其崇高的忘我精神作出了这种牺牲，因而他们也就起到了某次战役中某个部队的作用，在历史上会作为战例被人们交替引用。就拿一八七○年来说，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圣普里瓦①，土耳其人②在维桑堡③和弗勒施维雷尔④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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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地名，1870年8月18日普鲁士第一、第二军团在这里攻击法军；使法军溃退。
②这里的土耳其人指旧时在法国军队中当步兵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1830年以前，阿尔及利亚一直是土耳其的殖民地。
③法国地名。维桑堡战役揭开了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的序幕，普军在这里突然袭击法军，法军被迫撤退。
④法国地名。维桑堡一战，法军惨败，继而集中在弗勒施维雷尔，但又被普军战败。这次失败导致敌军占领阿尔萨斯。
“啊！交替引用，太确切了！妙极了！你很聪明，”圣卢说。
圣卢的朋友列举的这几个战例我不是不感兴趣，每当有人象这样通过个别向我阐述一般时，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的。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指挥官的才能。我很想了解指挥官的才能指的是什么，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才华的指挥官会抵挡不住敌兵，而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却能扭转危局，克敌制胜。按照圣卢的说法，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就曾好几次反败为胜。我想弄懂什么叫军事才能，因此我要他们在我知道名字的将军之间作一个比较，告诉我谁最有指挥官的气质和战术家的天资。我知道这会让我的新朋友感到厌烦，但他们至少没有流露出来，而是不倦地、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感到我同寒冷的黑夜隔开了，只是时而听见火车的鸣叫——这声音只会使我在这里感到更加愉快——或报时的钟声——幸而离这些年轻人拿起战刀赶回营房还有一段时间；不仅如此，我甚至感到同外界的一切忧虑都隔开了，我差点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忘得精光。这得归功于圣卢，也得归功于他的朋友们，他们的热情似乎使圣卢变得更加殷勤；还因为这间小餐厅温暖宜人，侍者端来的佳肴美味可口。这些佳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食欲；有时它们的母体，自然界的一小块或一小段，如残留着几滴咸水的凸凹不平的牡蛎贝壳，残存在一串葡萄上的疙里疙瘩的枯黄色蔓藤，仍然环绕在它们周围，虽不能食用，但象一处风景那样遥远，富有诗意，使我在晚餐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忽而在一棵葡萄树下午睡，忽而在大海上漫游。有几次，菜肴的新颖特色是由厨师精心设计出来的，他把菜肴当作艺术珍品，配以自然的环境端上餐桌；一条用葡萄酒奶油汤汁烩制的鲜鱼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陶瓷盘上，犹如躺在绿油油的草丛中，鲜艳夺目，永久存在，但因为是被活活地扔进滚开的开水中，故而显得歪歪扭扭，周围镶满了贝壳类动物、寄生动物，如螃蟹、虾和贻贝等，看上去活象是绘在贝尔纳·巴利西①的陶瓷品上的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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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利西（1510—1589），法国著名的陶瓷工和学者，发现了瓷釉的秘密。
“我好嫉妒，生气，”圣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影射我和他朋友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您认为他比我更聪明？您对他比对我更喜欢？您就这样心中只有他了吗？（那些特别喜欢女人、惯于在女人中周旋的男人，往往会开一些在别人看来有失大雅而不敢开的玩笑。）”
当话题由个别转入一般时，大家总避开德雷福斯案件，以免惹起圣卢的不快。可是，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同事挑起了话头，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军人环境中，竟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几乎成了反军国主义者，实在令人费解。“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插了一句，并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本想到此为止，没打算把前几天我给圣卢谈的看法再说一遍。但因为刚才那句话和我上次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又为自己辩解似地补充说：“这正是前几天……”然而，我忽视了罗贝对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钦佩的同时还完整地吸收了我们的思想，以至四十八小时后，他竟忘记这些思想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了。因此，对于我这个寻常的论点，圣卢认为应该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赞同，似乎这个论点本来在他头脑中久已存在，而我不过是在他的领地上狩猎而已。
“对极了！环境并不重要。”
他似乎怕我打断他的话头或不明白他的意思，紧接着又强调说：
“真正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人都要受思想观点的束缚！”
他稍停片刻，就象一个吃下食物很快就消化的人，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摘下单片眼镜，用螺旋钻般的目光盯着我：
“持同一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他神气活现地对我说。显然，他全然忘了他头脑中的这些想法是我前几天同他讲的。
我晚上到圣卢的饭店时，心情并不都是一样的。虽说我们的一个记忆，一种忧虑可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不再纠缠我们，但是还会回来，有时久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有几个晚上，我穿过城市到饭店去时，一路苦苦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连呼吸都感到很困难，仿佛我的胸腔被一个高明的解剖医生切开，割除了一部分，补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非物质的痛苦，补上了等量的怀旧和爱情。尽管刀口缝合很好，但当对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内脏时，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似乎比内脏占的位置更大，再说，不得不想着身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说它象什么，它又不象什么。不过我们变得更娇贵了。稍微有点微风我们就会叹息，是因为气闷，也是由于抑郁。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洁，星光灿烂，我便想：“也许她正在乡下，和我瞻望着一样的星星，说不定当我到饭店时，罗贝会对我说：‘好消息，我舅妈刚给我来了封信，她想见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不仅仅寄托在苍穹。一阵温馨的微风从我身边掠过，会给我捎来她的信息，就象从前在梅塞格里丝的麦田里，微风给我捎来希尔贝特的信息一样：人总是那样，会在另一个人的感情中掺入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而仅仅是他唤醒的朦朦胧胧的感情。而这些特殊的感情，我们身上总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趋向真实，也就是使它汇合到一种更普遍、为人类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还有人给我们酿成的痛苦，只能使我们同这种普遍的感情沟通：当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类普遍爱情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时，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我现在感到的痛苦使我想起了我从前对希尔贝特的忧思，想起了在贡布雷，当妈妈晚上不在我房间时我感到的愁闷，同时也使我回忆起贝戈特小说中伤感的几页；德·盖尔芒特夫人、她的冷漠和不在我身边同我痛苦的关系不象是学者头脑中的因果关系，但我并不就此下结论说，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我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身体不是会出现一种漫射状疼痛吗？疼痛渗透到患病部位以外的地方，但一个医生压住痛点时，这些地方就会失去疼痛的感觉。可是在这之前，由于疼痛到处渗透，我们说不清楚是怎样的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疼，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肯定治不好了。我朝饭店走去，心里想着：“已有十四天没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十四天也只有对我才显得漫长，凡是涉及德·盖尔芒特夫人，我总是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已不限于临风叹息了，甚至连时间的数学刻度也呈现出痛苦，富有诗情画意。现在，每一天都象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山峰，变幻无常：走下山坡我感到可以忘掉一切，走上山顶我又渴望再见到公爵夫人，因而内心烦忧。我时而下坡，时而上山，在上下坡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收到一封信呢。”
当我到饭店时，鼓足勇气问圣卢：
“随便问一声，你有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
“有的，”他回答我说，脸色看上去不太高兴，“不愉快的消息。”
当我明白是他有了烦心的事，他得到了情妇的消息时，我才松了口气。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些不愉快的消息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他近来恐怕不能带我到他舅妈家去了。
我得知他和他情妇吵了一架，可能是在信上吵的，也可能她来过一次，早班车来，晚班车走。他们经常吵架，真真假假，好象总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她心情很不好，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跺脚，哭鼻子，就象那些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贮藏室里的孩子，不出来吃晚饭，也不说明缘由，当父母气急了，动手打他们一下时，他们就益发哭得起劲。
圣卢因为和情妇的关系出现裂纹内心异常痛苦。不过，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会使人曲解这种痛苦。他一个人呆着时，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他的情妇。想到她看见他精力充沛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想到她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他起初感到的忧愁也就在不可挽回的局面前消散了，那时的滋味是那样甘美，那样令人愉快，因此关系破裂一经明确，也会象和解一样使他陶醉。过些时候他再感到的痛苦便是继发性的痛苦症状了：当他想到她可能很想同他接近，可能在等他的一句话，而此间，为了报复，她可能会在某个晚上某个地方做某件事，他只要给她打个电报说他要去找她，她可能就不会干这件事了；想到别人也许会乘机而入，过几天再去找她会太晚，因为她可能被别人占有；想到这些，痛苦的波涛又会在他胸中翻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他的情妇保持沉默，这使他的痛苦最后达到了失控的程度，他甚至怀疑她可能藏在东锡埃尔或者去了印度。
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沉默被心爱的人利用，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增加等待一方的相思。世界上最没有比分离更能使两个情人朝思暮想的了！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跨越的障碍呢？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酷刑，会使身陷囹圄、被迫受刑的人发疯。可是，忍受心上人的沉默又是怎样的酷刑啊！这比保持沉默还要难以忍受！罗贝心里嘀咕：“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会杳无音信？她会不会欺骗我，同别人搞上了？”他还想：“我究竟哪里得罪她了，她居然这样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她可能恨我了，永远恨我了。”于是他拼命自责。沉默果然把他逼疯了，一是由于嫉妒，二是由于内疚。而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座监狱，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这个隔在两人之间的空无一物、但被遗弃者的视线不能穿透的空气隔板，是一堵非物质的、但又是难以逾越的围墙。还有比沉默发出的光更可怕的吗？它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失踪的女人，每一个都表现出对爱情的不忠诚。有时候，罗贝会突然心情舒缓，以为沉默即将打破，日夜盼望的信就要飞来。他看见它朝他飞来了，他留心着每一个声音，他的渴望仿佛得到了满足，他喃喃自语：“信！信！”他象这样隐约看见了一块想象中的温情的绿洲后，又回到了无穷无尽的沉默这块真实的沙漠中，焦急地等待着。
他一无遗漏地想象着绝交后的各种痛苦，但在别的时候，他却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就象那些不切实际地想要移居国外因而把所有的事务了结一清的人那样，不知道明天该想些什么，心中烦躁不安，他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象病人身上摘下的心脏，离开病人的躯体还在继续扑扑地跳动。不管怎么说，他情妇会回到他身旁的希望，给了他坚持绝交的勇气，正如坚信打仗能活着回来可以帮助人去迎击死神。因为在人类种的植物中，唯有习惯这种植物最不需要肥沃的土壤，能第一个出现在表面看来最荒芜的岩石上，因为如果提前设想同情妇断绝关系，也许最后事到临人也就完全习惯了。但是绝不绝交还不能肯定，这使他仍处在一种和恋爱相似的状态中，心里牵挂着这个女人。可他强迫自己不给她写信（也许他认为失去情妇的日子固然难熬，但同她凑凑合合地生活在一起更不好受，或者认为他们是吵架后分手的，必须等她来道歉，这样他觉得即使不能维持她对他的爱情，至少也可以坚持她对他的尊敬），而只到电话局去打电话（东锡埃尔刚开电话业务不久），向他安插在他女友身旁的一个贴身女仆打听消息或下达指示。这种电话联系非常复杂，占据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情妇不久前已搬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去了。她租下这座房子是因为和她要好的文人学士不断地向她宣传首都丑恶论，但更是为了她的动物，为了她的狗、猴子、金丝雀和鹦鹉，她的巴黎房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动物无休无止的噪声了。可是圣卢在东锡埃尔却是夜不成眠。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实在累得不行，就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他又讲话了，他想跑，他想阻止一件事发生，大声喊着：“我听见她的声音，您不要……您不要……”他醒了。他对我说，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在上士家里。上士竭力阻拦他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圣卢猜到他家里藏着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坏的中尉，他知道这中尉对他女友垂涎三尺。突然，他在梦中清楚地听见他情妇在性欲高潮时习惯发出的间断而规则的呻吟。他强迫上士带他到房里去。上士拦住不让他进去，被这冒失的行为气得满脸愤怒。罗贝说，此情此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这梦太愚蠢了！”他又说了一句，仍然喘不过气来。
但我后来确实看到有几次他想打电话给他的情妇，要求同她言归于好。我父亲不久前倒是装了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这对圣卢是否一定有用。况且，我觉得让我的父母——即使仅仅通过装在家里的电话——充当圣卢和他情妇的中间人是不妥当的，不管他情妇的情感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圣卢的恶梦慢慢从他头脑中消失了。在这严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找我，魂不守舍，两眼发呆。这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在我看来好象一排弯弯曲曲、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铁栏杆，罗贝待在栏杆后面，寻思他女友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她终于来信请求他谅解了。他刚意识到绝交已经避免，马上又看到了和解带来的种种不利。然而，他心里舒展多了，他几乎情愿接受新的痛苦。他知道一旦言归于好，不消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痛苦来折磨他。他没怎么犹豫。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终于确信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情妇他才犹豫的；既然能和好，那就和好吧。不过，她要求圣卢元旦不要回巴黎，好让她恢复平静。而他到了巴黎是绝对忍不住不去看她的。此外，她同意和他一起去旅行，可是要去旅行就必须有真正的假期，而德·鲍罗季诺上尉却不准假。
“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去拜访我舅妈的事得往后拖了。
复活节①我一定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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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活节日期无定，一般在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
“到那时我就不可能去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因为我要到巴尔贝克去。不能就不能吧，这无所谓。”
“列巴尔贝克去？可您从来都是八月份去的呀！”
“对，可是今年我身体不好，人家老早就会把我送去的。”
他怕我听了他的叙述后，会对他情妇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又说：“她表现得粗暴仅仅是因为她太直率，感情太专。其实她心灵高尚得很。你想象不出她的感情多么细腻，多么富有诗意。每年她都要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去过死人节。这‘很好’是不是？以后如果你能认识她，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尚……”他的讲话充溢着这个女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使用的词藻：“她真是灿烂辉煌，甚至有点神圣，你懂吧，她几乎是个神甫般的诗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借口，能让圣卢请求他的舅妈不等他来巴黎就先接见我。这个借口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圣卢在巴尔贝克时结识了大画家埃尔斯蒂尔，我想再看看他的画作。借口固然是借口，但也有几分真实。从前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是想让他的画引导我去理解和热爱比画更美的现实：比如说名副其实的冰雪消融的景致，外省一个真实广场，海滩上栩栩如生的妇女（最多也就是让他给我描绘象山楂树丛生的小径那样无法深入欣赏的现实，不是要他为我保存而是要他帮我发现现实的美）；然而现在恰恰相反，是这些画的独特风格和诱惑力激起了我的欲望，尤其是我想欣赏埃尔斯蒂尔的其他几幅画。
况且，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最不成功的作品，与那些比他伟大的画家的杰作相比，也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他的作品宛若一个封闭的王国，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和独一无二的内容。难得有杂志刊登研究埃尔斯蒂尔的文章，凡有这样的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那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他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时间不长，他是从神话题材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我在他的画室里有幸见过两幅神话题材画的照片），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受日本艺术的影响。
他的画有各种风格，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幅流散在外省。在莱桑德斯的一间农舍里，珍藏着他最美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就象磨石上镶嵌有辉煌的彩绘玻璃的夏尔特尔的一个小村庄，在我看来异常珍贵，它会激起我想去旅行的强烈愿望。收藏者可能花了几千法郎才买下这幅杰作，他如同星相学家，深居简出，躲在大路旁他的陋舍里，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一种使那些在某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心灵沟通、意趣相投的情感把我和这个人连结在一起了。但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提到，我心爱的画家有三幅重要的作品可能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因此，在圣卢告诉我他女友将去布鲁日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可以真诚地，出其不意地问他：
“听我说，可以吗？还是我们谈过的那个夫人，这是最后一次谈她了。你还记得埃尔斯蒂尔吧，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画家？”
“怎么啦？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我很佩服他吗？”
“记得，还有我们托人捎给他的那封信。”
“嗯，这是我想结识前面谈到的那个夫人（你肯定知道是谁吧？）的理由之一，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次要的理由。”
“是啊！怎么那么多插入语！”
“因为她府上珍藏着埃尔斯蒂尔的画，至少有一幅很美的画。”
“啊！我怎么不知道？”
“复活节埃尔斯蒂尔一定会在巴尔贝克的，您知道他现在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里。我很想在动身去那里之前看一看这幅画。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舅妈关系好不好，您能不能求求她——您可以在她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设法让她不拒绝我的请求——让我一个人——因为您不可能在那里——去看这幅画？”
“哪还用问？我担保她会答应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罗贝，我多么喜欢您啊！”
“喜欢很好，要是用‘你’称呼我就更好了，这是您答应过的，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打算离开这里吧，”罗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您知道，即使圣卢去休假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嘛。这对您也许少了些乐趣，但是我们会想方设法让您忘记他不在您身边的。”
果然，就在大家都认为罗贝的女友只好一个人去布鲁日的时候，听说德·鲍罗季诺上尉改变了主意，批准圣卢士官到布鲁日去度假，而且给的假期很长。事情是这样的。鲍罗季诺亲王的一头浓发是他的骄傲，他是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师的老主顾。这位理发师从前曾给拿破仑三世的理发师当过伙计。德·鲍罗季诺上尉同他关系很好，因为尽管他老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但对小市民倒也随和。但是，亲王在理发师那里至少有五年的欠帐没有偿清，葡萄牙牌香水、君王牌香水、烫发钳、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香波或发式，使亲王的欠账越来越多，自然理发师就更看重当场付钱，而且还有车马的圣卢了。热心的理发师了解到圣卢因为不能和他的情妇一起去布鲁日而闷闷不乐，便乘给亲王刮胡须之机同他讲了这件事。亲王被一件白大褂裹住了手脚，头仰着，动也不敢动，怕被剃刀割了喉咙。理发师叙述的一个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博得了上尉亲王的微笑——波拿巴式的宽容的微笑。他当然不大可能想到他的欠账，但是，理发师说的话可以使一个公爵发脾气，也可以使他发善心。反正他下巴额上的肥皂还没有擦净，他就批准假了，而且让圣卢当晚就动身。至于理发师，他平时是个吹牛大王，要吹牛就得会撒谎，用离奇的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这一次却例外，他帮了圣卢的大忙，不仅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而且以后再也没对罗贝提这件事，好象虚荣心就要撒谎，既然不需要撒谎了，虚荣心也就变成了谦虚。
罗贝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不管我在东锡埃尔呆多久，也不管我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罗贝不在，他们的马车、住房和业余时间都可归我支配，我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心想用他们的奢侈品和青春活力来帮助我克服我的弱点。
“再说，”圣卢的朋友们在恳求我留下后又说，“您为什么不每年都来呢？您不是也感到这里可爱的生活使您很快乐吗？
您甚至就象一个老兵，对团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把我称作老兵，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兴趣勃勃地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把我知道名字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德才分一分类，就象从前读中学时，我让同学给法兰西剧院的演员排一排队一样。如果圣卢的朋友在谈到一个我从来都是听人最先提到的将军（如加利费或内格里埃什么的）时说：“内格里埃呀，是最平庸的将军了”，继而抛出一个完美无缺、饶有趣味的新名字，如博将军或谢斯兰·德·勃艮第将军，我会感到又惊又喜，就和从前看到迪龙或法布夫尔的名字大势已去，被一个闻所未闻但突然变得赫赫有名的阿莫里击退时的心情完全一样。“啊！甚至比内格里埃还要卓绝？在哪方面？请给我举个例子。”我希望他们把团里的军官甚至包括下级军官作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想看他们是怎样区分军官的，从而掌握判断军人优劣的标准。在我最感兴趣、最乐意听人谈论的军官中，有一个是鲍罗季诺亲王，因为我见到他的机会最多。可是，尽管圣卢和他的朋友无不公认这个漂亮的军官管理他的骑兵中队成绩斐然，无与伦比，但他们谁都不喜欢他。当然，他们还是把德·鲍罗季诺先生同有些行伍出身并且是共济会会员的军官，那些独善其身，与别人很少交往，保持军士粗野外表的人区别对待，但似乎也不把他归入贵族出身的军官之列。不过，说实在的，即使在对待圣卢的态度上，他也和其他贵族军官大不一样。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知道罗贝还是个小小的士官，如果邀请他吃饭，他有权有势的家庭会感到高兴（要不是因为这点，他家才不会瞧得起他们呢），因此，当一个对年轻的中士可能有用的大人物到他们家作客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邀请圣卢去赴宴。只有德·鲍罗季诺上尉例外。他和罗贝仅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且关系很不错。亲王的祖父曾被拿破仑皇帝册封为元帅和公爵亲王，续而又同皇室联姻，后来他父亲也娶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妹，政变①后两次出任部长，但他仍然感到圣卢和盖尔芒特社交圈瞧不起他。既然和圣卢他们不志同道合，反过来他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也知道，尽管他同霍思措勒皇族②有亲戚关系，但在圣卢眼里他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庄园主的孙子；反过来他认为圣卢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父亲的伯爵领地是拿破仑皇帝给确认的（圣日耳曼区的人称之为重新册封的伯爵），向皇帝要了个省长的官位，后来又申请了另一个职位，但比起当国务部长的鲍罗季诺亲王殿下低一大截，得听从他的指挥，给他写信时称他为“阁下”。这个鲍罗季诺亲王还是皇帝的外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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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发动的军事改变。此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实行独裁，1852年12月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②德国古老的皇族。
可能比外甥还要近。据说，第一位鲍罗季诺公主曾随拿破仑一世流放厄尔巴岛，因而很受皇帝喜爱，第二位公主深得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在上尉那张安详的脸上即使找不出拿破仑一世自然的脸部特征，至少也能发现同样矫揉造作的威严；而他那忧郁而和善的眼神，长长的小胡子更能使人想到拿破仑三世。他和拿破仑三世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致发生了一件趣事：色当①战役后，他要求和拿破仑三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他被带到俾斯麦②跟前，普鲁士首相开始一口拒绝，就象拒绝所有人的要求一样，但他偶尔抬头看了看这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突然发现他和拿破仑三世十分相象，不由得惊呆了，于是改变主意，喊他回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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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东北边境马斯河畔的城镇。1870年9月，法军在此被普鲁士军打败，拿破仑三世举白旗投降，后被囚禁监狱。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0—1890）。任首相时，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
鲍罗季诺亲王不肯主动接近圣卢和团里另外几名圣日耳曼社交圈的人（然而，他却经常邀请两个讨人喜欢的平民出身的中尉），是因为他以皇帝自居，对他的下级一概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区分成两类。对于有自知之明的下级，他乐意同他们接近，因为他表面上虽然威严，其实脾气随和而开朗，而对于另外一些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下级，他便很少同他们交往，他不能容忍他们以高贵自恃。因此，尽管团里所有的军官都对圣卢殷勤、热情，而鲍罗季诺亲王因受某元帅关照，在工作中对圣卢倒也客气（再说圣卢在这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他从不把他请到家里。只有一次例外，出于无奈他邀请了圣卢，凑巧我又在东锡埃尔逗留，他要他把我也带去。那天晚上，我看着餐桌上的圣卢和上尉，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们各自的举止风度和优雅的仪表中分辨出了两种贵族——旧贵族和帝国新贵族——之间的差异。旧贵族至少有一个世纪不行使真正的权力了，他们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是教育给予他们的起保护作用的外衣——看作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骑马、击剑一样，没有认真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他们瞧不起平民，不愿对他们热情，免得他们得意，也不愿和他们不拘礼节，免得他们感到光荣；圣卢出身在旧贵族，他的血液里溶进了旧贵族的缺点，尽管他竭尽全部智慧，也没有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如果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平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姓名，也会亲切地同他握手，和他聊天（翘着二郎腿，双腿频频交替，头向后仰着，手握着脚，一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姿态），把他们称为“亲爱的”。相反，新贵族的各种爵位现在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爵位的继承人仍然原封不动地享受着他们父辈因功受封的巨大财产，这世袭的财产使人想起他们所居的高位，所指挥的众多人员，所结识的各式各样的高级人物；鲍罗季诺亲王出身于新贵族，他把他的门第看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权，即使在思想上没有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在身体上通过他的举止和仪表也有明显的流露。圣卢对平民可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挽起他们的胳膊，而鲍罗季诺亲王却会亲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们交谈，语气既和蔼可亲又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充满威严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蕴涵的淳厚。当然，这是因为他离大使馆和宫廷比圣卢更近，他父亲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职务，而圣卢那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脚握在手中的不拘小节的姿态在宫廷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象圣卢那样瞧不起平民，因为平民是新贵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第一个皇帝从中汲取了他的元帅和贵族，第二个皇帝在里面又找到了富尔德①和鲁埃②。
德·鲍罗委诺先生作为皇帝的子孙，除了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便不再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努力的目标，当然他父亲或祖父念念不忘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封存在他的头脑中。但是，正如一个艺术家雕刻一座塑像，完工多年了，他的思想仍继续在造型，与此相仿，鲍罗季诺亲王父辈念念不忘的东西已成为他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他的脸部表情恰恰反映了这些忧虑。当他斥责一个下士时，他那冲动的声音使人想起第一个皇帝；当他吐出一口烟时，他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情又使人想起第二个皇帝。当他穿着便衣经过东锡埃尔的街头时，从圆顶硬毡帽下的眼睛中射出来的光芒，使这个上尉的周围闪烁着一个隐姓埋名的君王的光辉，当他带着军士和粮秣住宿先行官踏进上士的办公室，上士会吓得双腿颤抖，因为这两个随从俨然象贝基埃③和马塞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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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尔德（1800—1867），曾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当过财政部长，参议员，国务部长，主张经济自由发展。
②鲁埃（1814—1884），法国政治家，当过司法部长，商、农和公共交通事业部长以及国务部长。
③贝基埃（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最亲密的合作者。
④马塞纳（1756—1817），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战争中功绩卓著，被拿破仑誉为“胜利女神宠爱的孩子”。
当他为他的中队选军裤布料时，他盯住下士服装师的目光足以挫败塔列朗①，迷惑亚历山大②。有时候，他正在检查内务，忽然会停下来，让那双奇妙的蓝眼睛露出沉思，好象在谋划建立一个新普鲁士和新意大利。可是他马上又会从拿破仑三世变回到拿破仑一世，指出士兵背包擦得不亮，或是尝一尝他们的伙食。在他的私生活中，如果他在家宴请平民军官（当然他们不是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他不仅要摆上一套只有大使才有资格享用的塞夫勒产的天蓝色瓷餐具（是拿破仑馈赠他父亲的礼品。这套餐具如果摆在马伊河畔他那幢乡间别墅里，人们会感到更加珍贵，正如旅游者来到一个古老城堡改装成的兴旺热闹的庄园，看见粗陋的衣柜里放着一些稀世瓷器，一定会倍加赞美），而且还要摆出皇帝其他的馈赠物：他那高贵而迷人的仪表（如果相信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的出身不应该使他终生受到最不公正的排挤，那么，上尉这堂堂的仪表在某一外交职位上，定能使人赞叹不绝），他那亲热的手势，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以及那神秘而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皇帝遗传给后世的珍品，在那天蓝色的珐琅般晶莹的双眸中保存了光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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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列朗（1754—1838），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亚历山大（1777—1825），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关于亲王在东锡埃尔与平民的关系，有必要谈谈下面一件事。中校钢琴弹得很出色，军医的妻子歌唱得很美妙，就好象在音乐戏剧学院得过一等奖似的。军医夫妇和中校夫妇每周都在德·鲍罗季诺先生府上进一次晚餐。这当然使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亲王到巴黎度假，总在德·布达莱斯夫人、缪拉以及其他有地位人的府上吃晚饭。但他们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尉，我们到他府上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再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德·鲍罗季诺先生调到博韦任职（这是他长期活动的结果，他想离巴黎近一些），搬家的时候竟把这两对音乐家夫妇忘得一干二净，就象忘了东锡埃尔的剧院和他经常订购午饭的小饭店一样。尤其使中校和军医气愤的是，尽管他们是亲王餐桌上的常客，竟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一天上午，圣卢向我承认他给我外祖母写了封信，给她谈了我的情况，并且建议她和我通一次话，因为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已经开办电话业务了。总之。我外祖母当天要给我打电话，他叮嘱我四点差一刻到邮局去。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突然会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呆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①，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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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50人，除一人外，其余49人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丈夫，后来又遭杀害，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
我们的呼叫声刚刚响起，在这到处都是幽灵，只有我们耳朵在凝神聆听的黑暗中，一个轻微的声音——一个抽象的声音——消灭了距离的声音——我们心上人的声音就同我们讲起话来。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回我们说话。这声音近在身边！然而又那么遥远！多少回我听着听着就忧从中来，好象我们即使走很远很远的路，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声音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人；我们感到在这令人心驰意荡的唇耳接触中，在这似乎伸手就能拥抱我们心上人的时刻，实际上离她们有千里之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这个真实的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却离得很远！它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股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却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唉！那天在东锡埃尔，奇迹没有出现。当我到达邮局时，我外祖母已经打来电话了。我走进电话间，线被占了，有人在讲话，显然不知道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当我拿起听筒，就听见那段木头象木偶戏中的驼背丑角在尖声尖气地说话。我把它放回原处，它就不响了。可是我再拿起时，它又象驼背丑角喋喋不休地唠叨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挂上电话，不再去碰它，这段会说话的木头这才停止痉挛，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在唠叨。我去找邮局职员，他叫我稍等片刻；然后我就讲话了；开始没有声响，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自己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其实不然，因为以前，当外祖母同我说话时，我总是边听边看着她脸上的嘴巴和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的眼睛，而她的声音，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听到。因为这个声音成了一切，我感到它变形了。当它象这样没有脸部线条陪伴，单独来到我身边时，我发现它充满了柔情。它可能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温柔过！可能我外祖母感到我离开了家，怪可怜的，认为完全可以向我抒发她的感情了；而在平时，这位女教育家总是恪守“原则”，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这声音很温柔，但也很忧郁。这忧郁的感觉首先是由温柔引起的，因为它明净纯洁，几乎一尘不染，任何冷酷、自私和同别人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被洗涤一清，人类的声音是很难达到这般纯净的。这声音由于过分体贴而显得脆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化作一串纯净的泪珠而消失。再说，这声音单独出现在我身边，不再戴着脸孔这个假面具，我第一次发现它充满了忧伤，而她一生的忧伤已使声音出现了裂痕。
此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孤立地听见了声音才产生这种令人心碎的新感觉的吗？不是的。更确切地说，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她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平时，我外祖母一天到晚指挥我做这做那，不准我做这做那，服从的烦恼和抵抗的冲动抵消了我对她的温情，此刻，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将来也不会再现（因为我外祖母不再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受她的统治了。她正在对我说，希望我干脆在东锡埃尔呆着不要回去，不行的话，无论如何也得尽可能多呆些时间，这于我身体和写作都有好处）。此外，我在耳边的听筒下感觉到的是我们两人相互的体贴。这种体贴摆脱了平时同它抗衡的相反力量，从此变得不可抗拒，这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外祖母叫我留下来，这反倒使我渴望、并且使我感到迫切需要回到她身旁。我从没想过她会同意我留下。从此我自由了。但是我骤然感到这自由充满了伤感，就仿佛在我爱着她的时候，她猝然永远离开了我。我喊着：“外婆，外婆。”我真想拥抱她，可是在我身边只有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和我外祖母死后来探望我的鬼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我说话吧！”可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我变得更加孤独。外祖母听不见我说话了，她把电话挂了，我们不再面对面呆着，互相听见对方说话。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大声呼喊外婆，我感到连对她的呼喊也似乎迷失了方向。我忧心如焚。很久以前，在我孩提时代，一天，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找不见外祖母时，也曾有过这揪心的忧虑，这感觉与其说是因为找不到外祖母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我感到她在找我，感到她心里想着我也在找她；当我们同那些再也不会回答我们的人说话时，也会产生这种揪心的忧虑：我们多么想把过去没有同他们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多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啊！我感到她已经成了一个心爱的亡灵了，刚才我没能把它留住，它已消失在其它亡灵中。我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外婆”，就象俄耳浦斯①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我决定离开邮局，回到饭店去找罗贝，告诉他我可能会收到一封催我回去的电报，想打听一下火车的时刻。但是，在下决心离开之前，我本想最后一次求助于黑夜的女儿，传话的使者，看不见脸的女神；可是喜怒无常的值班女神不再愿意——也可能是爱莫能助——为我打开神奇的大门；也许她们根据惯例，也曾不厌其烦地求助于年高德劭的印刷术发明人，叫唤过热爱印象派画的当司机的年轻亲王（后者是德·鲍罗季诺上尉的侄子），但古腾堡②和瓦格拉姆③对她们的恳求置之不理。我知道，不管我怎样请求，看不见的女神都将不为所动，于是我离开了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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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但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到地面时，回头看了看妻子，结果欧律狄克又回到阴间。
②古腾堡（生于1393至1400年间，卒于1468年），德国人，完成了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还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印刷。这里系指电报局职员。
③指年轻的亲王，上尉的侄子。
回到罗贝和他朋友身边后，我没有实话告诉他们我的心已经不和他们在一起，也没说我已下决心要离开他们。圣卢似乎信以为真，但我知道他一上来就明白我的犹豫决不是假装的，他明白第二天就找不到我了。他的朋友让他们面前的饭菜凉着，和他一起查阅火车时刻表，弄清楚我可以乘哪一趟车返回巴黎；机车的汽笛声在满天星斗的寒冷的夜空中嘶鸣，可是我此刻心潮翻腾，失去了平衡。在这里，朋友们的友谊和从远处传来的火车长鸣声使我度过了多少个心境恬静的夜晚啊！就是今天晚上，他们还在为我效劳，不过用另一种形式罢了。当我知道不再是我一个人为我动身问题烦恼的时候，当我感到我那些精力充沛的朋友——罗贝的同事——和另一些身强力壮的朋友——火车——都在充分调动积极性为我动身效劳的时候，我就感到心里踏实多了。火车每天早晚往返于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事后回想起来，这滚滚的车轮把我浓缩的、不可忍受的和外祖母长期分离之情压得粉碎，压成了每天都有可能踏上归途的渺茫希望。
“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你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圣卢微笑着对我说。“可是你还是作好走的准备，明天一大早就来同我告别，否则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凑巧要到城里去吃午饭，上尉准假了。我得赶在两点钟前回到营房，因为我们要操练一整天。这没问题，我吃饭的那家老爷会用车子把我按时送回营房的。他家离这儿三公里路。”
圣卢刚说完，我下榻的旅馆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到邮局去听电话。我是跑去的，因为就要打烊了。邮局职员回我话时，都说是“长途电话”。我心里不安极了，因为是外祖母来的电话。邮局就要关门。电话终于接通了。“是外婆吗？”一个带着浓厚英国口的声音回答我：“是呀，可我怎么听不出是您的声音？”我也听不出同我说话的人是我外祖母，况且，她从来不用“您”称呼我。最后疑团终于解开：原来，这个外祖母要找的那个年轻人几乎和我同名，而且也下榻在我住的旅馆里。凑巧这一天我也曾想给外祖母打电话，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就深信不疑是她老人家打来的了。然而，刚才邮局和旅馆双方都搞错，却完全是巧合。
第二天早晨，我磨磨蹭蹭地去找圣卢时，他已去邻近的那个城堡赴宴了。将近一点半钟时，我准备到军营去碰碰运气，好等他回来就同他告别。在一条通往军营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一辆轻便马车从后面驶回来了。当马车驶近我跟前时，我给它让道。驾车的是一个士官，戴着单片眼镜，正是圣卢。他身边坐着那位请他吃饭的朋友，我在罗贝的饭店里同他见过一面。我看见圣卢不是一个人，就没敢喊他，可我又想叫他停车把我捎走，就使劲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不认识的人在场一般都做这个动作——想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罗贝是近视眼，但我深信只要他看见我，就一定会认出我的。可是他看见我同他打招呼了，也还了礼，却没有停车。他飞驰而去，面部表情凝固，没有一丝笑纹，只是把手举到帽沿上，足足举了两分钟，仿佛在给一个不认识的士兵还礼似的。我朝军营奔去，但路还远着呢，当我跑到那里，骑兵团已在院子里集合了。人家不让我呆在院子里。我没能和圣卢告别，心里懊恼万分。我上楼到他宿舍去找他，他已不在了。我看见一群病号站在窗口观看骑兵整队，还有几个免去队列训练的新兵，一个老兵，以及那个年轻的业士。我上前向他们打听。
“你们没看见圣卢中士吗？”我问。
“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老兵说。
“我没看见，”年轻的业士说。
“你没看见？”老兵说，把我撇在一旁再也不理了。“你没看见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圣卢？他穿着簇新的裤子，帅极了！
军官呢的料子！一会儿上尉看见了非剋他不可！”
“什么！军官呢！别开玩笑了！”年轻的业士说。他因为生病留在寝室里，不去参加队列训练，试着和老兵耍嘴皮子，不过心里总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说的军官呢就是这种呢吧。”
“先生？”提到军官呢的那个“老兵”光火了。
他对业士不相信圣卢的裤料是军官呢感到非常生气。但他是布列塔尼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名叫邦居埃尔恩—斯代雷登的小村庄里，学讲法语就象学讲英语或德语那样费力气。他一激动就重复两三次“先生”，好有时间找到该说的话。经过一番准备后，他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了，其实也就是重复几个比别人掌握得要好一些的词语而已。但他不慌不忙，不心翼翼，避免在发音上出差错。
“什么！是这种呢？”他气忿地接着说，越说越气，越说越慢。“什么！是这种呢？当我跟你说军官呢，当—我—跟—你—说—这—个—，既—然—我—跟—你—说—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咱可不会吹牛皮。”
“啊！是这样，”年轻的业士被他这番理由说得心服口服了。
“瞧，那不是上尉来了吗？不，你看圣卢，你看他腿的动作，再看他的头，他象士官吗？还有单片眼镜，啊！甩来甩去的多带劲！”
我看见这些士兵光顾说话，把我冷落在一旁，便恳求他们也让我从窗口看一看。他们没有说不让，但也没有挪动身子。我看见德·鲍罗季诺上尉骑马飞奔而过，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他仿佛产生了幻觉，仿佛正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有几个行人围在军营门口，观看骑兵团开出营门。鲍罗季诺亲王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胖乎乎的脸，两腮饱满，一副帝王的福相，眼睛清澈明亮。他仿佛已进入奇妙的幻境，就象我似的，每当电车驶过，震耳欲聋的车轮声被寂静代替，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会朦朦胧胧地听见优美动听的颤音掠过寂静的天空，划出一道道波纹。我没有能和圣卢告别，心里非常懊恼，但我还是动身了，因为我只想早点回到外祖母身边：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城，每当我思念外祖母，想象她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形象仍然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外祖母，只不过我把自己抹去了，一点没有考虑我不在她身边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她的怀抱，摆脱那个纠缠着我的、骤然被她的声音召来的意想不到的幽灵。这是一个确实已同我分离的、上了年纪的外祖母的幽灵。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我外祖母上了年纪。她形单影只，听天由命，呆在一套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就是从前我到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我想象妈妈一个人呆着的那套房间——刚刚收到了我的信。
唉！当我突然走进客厅时（我没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见的正是这个幽灵。外祖母正在看书。我站在客厅里（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进入客厅，因为她还没发现我），我看见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从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过的问题，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针线活儿，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只有我一个旁观者，我一身旅行装束，我是外人，是摄影师，来给今生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拍张照片——这是一种特权，尽管转眼就会消失，但在我们回到家的一刹那间，能意外地看到我们不在家时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见我外祖母的一瞬间，我的眼睛确实象照相机那样摄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看见亲爱的人从来都要经过缠绵的温情加工，在温情永恒的运动中加工，不等亲人的脸孔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形象，温情先把形象卷进漩涡，使它同我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粘在一起，合二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额和脸颊反映了她思想深处最经常、最细腻的感情，既然每一个习惯的目光都有一种魅力，每一张心爱的脸孔都是过去的镜子，我又怎么能看见我外祖母那日益变得迟钝而衰老的形象呢？何况我们的眼睛反应我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场面，我们的眼睛也会象一出古典悲剧那样，对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不屑一顾，只保留能使剧情变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用一架照相机去看东西，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见的，就不是一个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马车，而是这个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是他摔倒时的抛物线，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结着一层薄冰。同样，如果老天爷偶尔和我们开一次残酷的玩笑，使我们灵活而虔诚的温情没有及时把绝对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隐蔽起来，而是让我们的眼睛第一个赶到现场，自由地行动，象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工作，这时，我们看见的将不是那个被我们的温情每天无数次地披上一件珍贵而虚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个死亡才会显示的身影。其实，如果不是温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个身影了。对我来说，外祖母还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一个个大同小异、互相重叠的透明回忆来看见她的。她总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她。一个久不照镜子，平时仅仅根据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脸孔是什么样子的病人，当在一面镜子中猛然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看见一张干枯而凄凉的脸孔上高高耸起一个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红大鼻子时会吓得后退一步，我就象这个病人，当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在这个属于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时间的世界的、一个生活着“随时间而变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意气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发上，在昏暗而沉闷的红色灯光下读一本书，满腹心事，满脸病容，一双有点失常的眼睛在书上来回移动，这时，我才第一次看见我外祖母这种精疲力竭、老态龙钟的真实形象，但仅仅在片刻之间，因为这个形象转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圣卢提出想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珍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时，他对我说：“我担保她会答应的。”不幸的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担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们的头脑对别人会产生各种印象，当我们任意运用这些印象时，就不假思索地担保别人会答应。当然，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们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会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或诱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动之以情，向人们施加有力影响，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是，别人同我们性格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这些困难靠我们排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要靠我们决定。有些行动，我们在想象中让另一个人做过一百遍，可以说得心应手了，可是真要让这个人干起来，就大不相同。我们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许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过于一个单相思的男人在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这种反感散发出一种难以消除的恶臭：在圣卢没有来巴黎的漫长的几个星期内，他舅妈一次也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看埃尔斯蒂尔的画，但我肯定圣卢给她写过信。
在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个人对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认为我从东锡埃尔归来时，应该先去向他请安，然后再回家？我母亲说不是这个原因，叫我不必大惊小怪。弗朗索瓦丝对她说过，絮比安就是这个脾气，会无缘无故地突然不高兴，但很快就好了。
可是，冬天快过去了。连续几个星期天气恶劣，常有暴风骤雨，夹杂着雪或冰雹。然而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壁炉里传来一阵咕咕声——而不是每天刮个不停的时强时弱的风啸声，扰得我心烦意乱，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边去——这是在墙上做窝的鸽子发出的叫声：这声音散发出彩虹般的光环，象突然开放的第一朵风信子花，轻轻撕开充满养料的花心，绽开出柔滑如缎、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象一扇敞开的窗户，把第一个晴天暖融融的阳光送进我那间仍然紧闭着门窗的黑洞洞的卧室里，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又困又累。那天早晨，我突然发觉自己哼起一首咖啡馆的小调。这个小调，我可能是在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那一年听到过的，后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根据每天的具体情况，周围的气氛会对我们的机体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我们模糊不清的记忆中取出已被忘却的、虽然登记入册但还没有演奏过的曲子。我如梦如醉，如痴如迷，但却更清醒地听着我这个音乐家演奏，虽然没有一下听出演奏的是什么。
在我去巴尔贝克海滩之前，那里的教堂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当我到了那里，却感到这个教堂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迷人。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佛罗伦萨、帕尔马或威尼斯也一样，我的想象力也不能代替我的眼睛去看东西。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同样，在一个新年的晚上，夕阳西下，我在一个广告栏前产生了幻觉，以为某些节日和另一些节日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当我在佛罗伦萨度过一个圣周①后，我的记忆仍然把圣周作为这个花城的氛围，即使复活节披上佛罗伦萨的色彩，又使佛罗伦萨带点复活节的气息。圣周离现在还远，但圣周的那几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就象在黑暗中远远看见的农舍，被一道光线照亮，看得分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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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复活节前一周。
天气转暖了。我父母劝我出来散散步，这样我也就有借口和从前一样在上午出门了。我因为害怕碰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故意停了一段时间。可是正因为我不再出去散步了，心里反而老想着这件事，每时每刻都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出门的理由，而每一条理由都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无关，这样我也就骗得自己相信，即使她不存在，我照样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散步的。
唉，真要是这样就好了！对我来说，除她以外，遇见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感兴趣；可是对她而言，只要不碰见我，不管和谁相遇，她都可以忍受。她每天上午在街上散步时，会有许多傻瓜——她认为是傻瓜——向她致敬。但她认为这些人是想讨她喜欢，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偶然碰上的。她高兴时也会叫他们停下来，因为有时候人们需要摆脱自我，让别人向自己敞开心灵，只要是一颗陌生的心，不管它多么平庸，多么丑陋。可是她恼怒地感到，她在我这颗心中看见的仍然是她自己。因此，尽管我有别的理由和她走同一条路线，但当我从她身边经过时，我仍然象犯了罪似地浑身颤抖。有时，为了不显得过于主动。我勉强给她还礼，或者只用眼睛看她，不同她打招呼，这样一来，她就更加气恼，而且开始认为我傲慢无礼，没有教养。
现在，她穿的裙子更薄了，至少颜色更浅。她沿街而行。街上，在错落不齐地掺杂在古老而宽敞的贵族宅第中间的狭窄店铺前，在黄油店、果品店、蔬菜店女老板的屋檐下，已经挂起了遮阳的卷帘，仿佛春天已经来临。我心里思量，我远远看见的这个沿街缓行、边走边打开小阳伞的女人，在行家们眼里，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她这些动作优美动人，妙不可言。然而，她只管朝前走：她那单薄而倔强的躯体并不知道人们私下对它的赞誉，毫不考虑别人对它的评价，自行其是，披着一条紫罗兰色的斜纹绸肩巾，拼命地挺起胸脯；那双明亮而无精打采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可能已经看见我了；她咬着唇角；我看见她抬起暖手笼，给一个穷人施告，或向一个卖花女买了一束紫罗兰，她那种好奇的样子和我观看一个大画家挥毫作画时的神情毫无二致。当她走到我跟前时，朝我点点头，有时还会赐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仿佛为我画了一张水彩画之后，还在这张杰作上亲笔题词似的。在我看来，她的每一件连衫裙都象是一个自然而必须的环境，象是她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封斋期①的一个上午，她在外面吃饭，我遇见她时她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天鹅绒连衫裙，领口微呈新月形。德·盖尔芒特夫人金色的秀发下露出一张沉思的脸孔。我不象往常那样伤感了，因为她脸上的忧郁表情和连衫裙的鲜艳色彩仿佛组成了一道高墙，把她同世界隔开，使她显得可怜、孤独，使我感到放心、宽慰。我觉得，这件连衫裙向周围发出的鲜红光辉象征着她那颗鲜红的心，对这颗心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也许能给它安慰；德·盖尔芒特夫人躲在微波荡漾、神秘莫测的天鹅绒的红光中，就象是早期的基督教女圣徒。于是，我感到不该用眼光折磨这个殉教者，我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可是，街道毕竟是属于大家的呀！”
“街道是属于大家的”，我重复了一遍，但使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意思。我由衷地钦佩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走在这条常被雨水淋得透湿、变得和意大利古城的街道一样宝贵的大街上，夹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让自己隐秘的生活加入到公众生活中，神秘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任人接触，就象那些异乎寻常地免费供人欣赏的名画一样。每逢我彻夜不眠之后第二天上午又出去散步，到了下午，我父母总劝我上床躺一躺，想法子睡一会儿。要找到睡眠，只要有习惯就行，用不着考虑许多，甚至不考虑更容易入睡。可我下午既没有睡觉的习惯，也不可能不作考虑。入睡前，我老想着要睡着，结果反而睡不着；即使睡着了，还在想要睡着。这不过是朦胧的黑暗中出现的一抹微光，但足以把我睡不着的想法反射到睡眠中；继而这反光又一次反射，使我感到我是在睡眠中产生睡不着的想法的；接着又一次新的反射，把我的觉醒……反射到一次新的睡眠中，我想对到我房间里来的朋友们说，刚才我睡着了，但我却以为没有睡着。睡眠中的幻影模模糊糊，难以辨认，必须有极其敏锐和虚幻的感觉才能把它们抓住。后来在威尼斯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夕阳早已西下，天似乎全黑了，但由于视觉和听觉一样有持续作用，即使天黑了也看得见天黑前的形象，所以运河上空就象余音萦绕一样，久久回荡着最后一线光亮；多亏这个余音的看不见的回声，我看见一座座披着黑天鹅绒的宫殿映照在灰蒙蒙的水面上，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似的。当我睡不着时，我经常想象一个海景；这一海景同它在中古时代的景象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经常做的一个梦。睡梦中我看见大海的波涛凝固不动，就象彩绘玻璃上的画图，中间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一衣带水把城市一分为二；绿色的海水在我脚下延伸出去，沐浴着对岸一座东方风格的教堂和一些古老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十四世纪还存在，因此，朝它们走去，就仿佛在追溯历史。在这个梦中，大自然学会了艺术，大海变得具有中世纪风格；在这个梦中，我渴望做到并且以为做到了力不所及的事。这种梦，我似乎做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梦中想象的东西一般都属于过去，虽然从没有见过，却十分眼熟，所以我以为不是在做梦。可是相反，我发现我的确常常做这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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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的斋戒节期，即复活节前46天，节期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人在睡眠时会变得软弱无力，这一特征也反映到我的睡眠中，不过是象征性的：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朋友的面孔，因为人睡觉时闭着眼睛；我在梦中没完没了地为自己辩解，但当我想对朋友陈说理由时，我感到声音梗在喉咙口出不去，因为人睡眠时说话总是含含糊糊；我想走到他们身边去，但我挪不开腿，因为人在睡眠时不走路；突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满面羞愧，因为人睡觉时不穿衣服。因此，闭紧眼睛，抿紧嘴唇，捆住双腿，赤裸着身体，这就是我在睡眠中所看见的睡眠人的图像，它很象斯万送给我的那几张有名的寓意画，在画中乔托①把嫉妒女神画成嘴里衔着一条毒蛇的恶神。
圣卢来巴黎了，但只能呆几个小时。他向我保证，他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舅妈谈我的事：“奥丽阿娜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对我说，真诚地暴露了他的思想，“她已不是从前的奥丽阿娜，人家把她变坏了。我向你保证，她不值得你关心。
你太看重她了。你愿意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普瓦克提埃表嫂吗？”他又说，也不管我感不感兴趣。“她年轻，聪明，一定会中你意的。她嫁给了我的表哥普瓦克提埃公爵。我表哥人挺好，就是不太聪明。我同我表嫂谈起过你。她要我把你带去。她比奥丽阿娜可漂亮多了，也比她年轻。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你知道，是一个好人。”这是罗贝最近用更大的热情学会的表达方式，表示一个人性情温和：“我不能说她是重审派，应该考虑她所处的环境。不过她毕竟说了句公道话：‘假如德雷福斯是无辜的，那把他囚禁在魔鬼岛②就太可怕了！’你听明白了，是吗？此外，她对她从前的几个女教师都很好，家里人让她们走侧边的楼梯，她坚决不同意。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其实奥丽阿娜并不爱她，因为她感到人家比自己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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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探索用新的方法作画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具有生活气息的宗教画。
②拉美法属圭亚那沿海的岛屿，德雷福斯于1895年4月至1899年6月被囚禁在该岛。
尽管弗朗索瓦丝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同情盖尔芒特府上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甚至在公爵夫人不在家时也不能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因为门房很快就会报告上去——可她照样为圣卢来访时她不在场遗憾了半天。她没见着圣卢是因为她现在也经常出门。哪一天我需要她了，哪一天她必定出门。不是去看兄弟，就是去看侄女。最近她女儿来巴黎，出门就更勤了。我因为她不在我身边侍候我，心里很不愉快，再加上她去看望的又都是她的亲人，我就更加恼怒，因为我预料到她会把这种串亲戚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符合圣安德烈教堂的规定。因此，我一听到她解释就会很不公正地大发脾气，何况她说话的方式特别，我就更是怒不可遏。她从不说：“我去看我的兄弟了，我去看我的侄女了”，而是说：“我去看兄弟了，我‘跑着’进去给侄女（或我的卖肉的侄女）问声好了”。至于她的女儿，她要她回贡布雷去。可她女儿却不干，她学着风雅女人的样，讲话中插进一些缩语，听上去俗不可耐。她说，贡布雷没有一点趣味，在那里呆一个星期都受不了。她更不愿去弗朗索瓦丝的妹妹家，那里是山区，她说山区不怎么有趣。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使有趣这个词有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含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下不了决心回梅塞格利丝，她认为那里的人“蠢得不行”，在集市上，那些饶舌妇，那些“乡巴佬”会发现自己同她沾亲带故，会说“唷，那不是已故巴齐罗的女儿吗？”她宁死也不肯回到那里去定居，“现在她尝到巴黎生活的滋味了”，弗朗索瓦丝说。尽管弗朗索瓦丝思想守旧，但当女儿对她说：“嗳，母亲，如果你不能出门，就给我寄一封气压传送的快信来好了”，这时，为了使女儿高兴，她也不得不对这个新“巴黎女郎”的改革精神表示赞赏。
天气突然又转冷了。“出去？出去干什么？找死呀？”弗朗索瓦丝说，因为这个星期她的女儿、兄弟和卖肉的侄女都到贡布雷去了，她宁愿呆在家里。况且，她是我莱奥妮姨婆的物理说的最后一个信徒，我姨婆的这个理论对她多少还有影响，因为，她在谈到这个不合时宜的倒春寒时又补充了一句：“因为上帝还没有息怒。”对她的抱怨，我只是无精打采地付之一笑。她的预言丝毫也不使我感兴趣，因为无论如何我会有好天气的。我仿佛已经看见菲埃索尔市①的山顶上初升的太阳发出万道光芒，我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浑身暖洋洋；眩目的光线刺得我眯缝着眼睛，象是在微笑；眼睑犹如用洁白的大理石做成的长明灯，弥漫着淡淡的红光。我仿佛又听见了意大利的钟声，不仅如此，意大利也仿佛随着钟声来到我的身旁。我一定能手捧鲜花，庆祝我意大利之行周年的纪念日的，因为自从巴黎出现倒春寒，林荫道上的栗树、梧桐树和我们院子里的那棵树，仿佛浸没在凛冽的寒风中，可是古桥的水仙花、长寿花和银莲花却迎着寒风吐出了嫩芽，就象养在净水中的娇花。记得有一年，当我们为封斋期结束后的旅行做准备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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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城市，位于一座山上，是古代伊特鲁立亚，继而是罗马的文化发源地。
我父亲说，听了A．J．鲍罗季诺先生的话，他现在才知道德·诺布瓦先生和他在盖尔芒特府上相遇时是要到哪里去。
“他是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同她很熟，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看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你应该去看看她，”他对我说。
“此外，我感到很吃惊。他同我谈德·盖尔芒特先生时，就象在谈一个非常高雅的人，可我还一直以为他俗不可耐呢。据说他见多识广，情趣高雅，其实，他不过只是为他的姓氏和婚姻感到骄傲罢了。此外，照诺布瓦的说法，他很有地位，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全欧洲。据说奥皇、俄皇都把他当朋友看待。诺布瓦老头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很喜欢你，你在她的沙龙里可以结识许多用得着的人物。他在我面前可是把你夸奖了一番。你会在她那里遇见他的，哪怕你想写书，也可以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嘛。我看你将来不会干别的事情了。别人可能认为当作家前程远大，我呢，本来我是不主张你干这一行的，可你马上就要成大人，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守着你，因此不应该阻止你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职业。”
唉，要是我能动手写就好了！可是，不管我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写作（就象我开始打算不喝酒，打算睡午觉，睡好觉，养好身体一样），在狂热的、井井有条和兴致勃勃的情况下写作也好，或为写作而取消散步，推迟散步，把散步当作一种奖赏，身体好的时候每天写一小时，身体不好不得不呆在家里时也用来写作，总之，我作了种种努力，可结果注定是一张只字未写的白纸，就象变纸牌戏法一样，不管你事先怎样洗牌，最后注定要抽到魔术师迫使你抽的那张牌。我被习惯牵着鼻子走，习惯不工作，习惯不睡觉，习惯睡不着。习惯无论如何是要得逞的。如果哪天我不违抗习惯，让习惯从偶然出现的情况中找到借口，为所欲为，那么这一天我就能马马虎虎地过去，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天亮前我还能睡几小时，我还能读几页书，酒也不会喝得太多；可是如果我违抗习惯，非要早点上床睡觉，强迫自己只喝水不喝酒，强迫自己工作，那么习惯就会大发雷霆，会采取断然措施，会让我生病，我不得不喝更多的酒，两天都睡不着觉，甚至连书都不能看了，于是我决定下次要更合乎情理，也就是对自己更没有节制，就象一个遭到拦路抢劫的人，因为怕被杀害，索性让人抢光算了。
这期间，我父亲又遇见过德·盖尔芒特先生一、两次。既然德·诺布瓦先生对他说公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也就更加注意公爵的讲话了。他们在院子里正好谈到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对我说她是他的婶母，他把维尔巴里西斯读成了维巴里西。他对我说她非常有智慧，甚至说她有一个思想库”，我父亲补充说。“思想库”的意思含糊不清，这使他发生了兴趣。这个表达方式，他确实在一些论文集上见过一、两回，但他没有赋予它明确的词义。我母亲对我父亲一向十分敬重，既然我父亲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个思想库这件事颇感兴趣，她也就断定这件事值得重视了。尽管她从我外祖母那里早就知道侯爵夫人的底细，但还是对她立即产生了好感。我外祖母身体不太好，她开始不赞成我去拜访侯爵夫人，后来不坚持了。我们搬进新居以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几次邀请外祖母，但她每次都写信回绝了，说她现在不出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突然改变了习惯，不再亲自封信，而由弗朗索瓦丝代劳。至于我，尽管我想象不出这个“思想库”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看见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个老妇人坐在一张“办公桌①”前，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况且事实也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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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里“库”和“办公桌”在法语中是一个字。
此外，我父亲打算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他想知道诺布瓦大使的支持能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选票。说实话，他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虽然不敢怀疑，但也没有十分把握。部里有人对我父亲说，德·诺布瓦先生想使自己成为外交部在法兰西学院的唯一代表，他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别人当候选人；况且，他眼下正在支持另一个人，也就更不会支持我父亲了。但我父亲却认为这是对德·诺布瓦先生的诽谤。然而，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勒鲁瓦·博里厄劝他参加竞选，并给他分析当选的可能性时，他看到在勒鲁瓦·博里厄列举的支持他的同事中没有德·诺布瓦先生的名字，很受震动。他不敢直接去找诺布瓦先生，但他希望我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拜访能给他带回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事不宜迟。德·诺布瓦先生的宣传能确保我父亲获得法兰西学院三分之二的选票；况且，大使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就连最不喜欢他的人对此也不否认。因此我父亲认为得到他的支持很有可能。再说，在部里，他对我父亲要比对其他人的保护更加明显。
我父亲还遇见了一个人，使他又惊又气。他在街上碰到了萨士拉夫人。这个女人生活很拮据，因此很少来巴黎。要来也只是到一个女友家里。没有人比萨士拉夫人更使我父亲讨厌的了。每年，我母亲都要温和地恳求我父亲一次：“朋友，我应该邀请萨士拉夫人了，她不会呆很久的。”甚至还说：“朋友，听我说，我要求你作一次大让步，去拜访萨士拉夫人。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烦恼，但你要是能去，我就太高兴了。”他笑了，有几分勉强，但还是去了。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萨士拉夫人，但当他在街上看见她时，还是朝她走去，并且向她脱帽致敬。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萨士拉夫人只是迫于礼貌，朝他冷冷地点点头，仿佛他干了什么坏事，或者被判处到另一个半球上去生活似的。我父亲带着满脸的怒气和惊愕回到家里。第二天，我母亲在一个沙龙里遇见萨士拉夫人。她没有把手伸给我母亲，只是心不在焉地、忧郁地朝她笑了笑，仿佛我母亲是她儿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因为生活堕落，嫁了一个苦役犯，或者更糟，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人，因而萨士拉夫人同她断绝了来往。然而从前，我父母亲每次见到萨士拉夫人总是彬彬有礼，而萨士拉夫人对我父母亲也一向十分敬重。我母亲哪里知道，在贡布雷，在萨士拉夫人那一类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是重审派。而我父亲是梅尔纳①先生的朋友，对德雷福斯的罪状深信无疑。他同事要他在一张要求重审的请愿书上签字，他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当他知道我的行动准则和他不一样时，他一个星期没同我说一句话。他的观点无人不晓，都快给他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了。至于我的外祖母，家里人数她最宽宏大量，恐怕也只有她一个人流露出怀疑。每当有人谈到德雷福斯可能无罪时，她总是摇摇头，谁也不知道她想表示什么意思，仿佛她正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被人打搅了，因而摇了摇头。我母亲一方面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另一方面又希望我有独立的见解，因此举棋不定，干脆沉默不语。我外祖父崇拜军队（尽管他在国民自卫队里的服役是他壮年时代的恶梦），在贡布雷，每次看见一个团从门前经过，他都要脱帽向上校和军旗致敬。这一切足以使萨士拉夫人把我父亲和外祖父看成不公正的帮凶，尽管她完全知道他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个人的罪行可以原谅，但参与集体犯罪却绝对不能宽恕。当她得知我父亲是反重审派时，就立即用几个大陆的空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把她自己同我父亲隔开。既然两人在时空上相隔千年，相距万里，我父亲自然就看不见她的致意了，而她也不会想到同他握手和说话，因为这些礼节是不能横越他们中间的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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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尔纳（1838—1925），法国政治家。1896年任内阁总理，竭力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圣卢要来巴黎了，他答应带我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我希望能在那里遇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但我没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要我和他的情妇一起去饭店吃午饭，然后我们送她到剧院去参加排演。我们必须一早动身，到巴黎郊区她的住所去接她。
我对圣卢说，最好到埃梅的饭店去用午餐（在花钱如流水的贵族公子的生活中，饭店的作用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中放绫罗绸缎的箱子一样重要）。埃梅告诉我，在巴尔贝克海滩旅游旺季到来之前，他在这个饭店当侍应部领班。我日夜梦想着旅行，但却很少出门，能重新看见一个不只是属于我记忆中的海滩而且是真正属于海滩的人，这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埃梅每年都要去那里。当我因身体疲劳或要上学不得不留在巴黎时，他在七月漫长的傍晚，照样隔着大餐厅的玻璃墙壁，遥望太阳冉冉坠入大海，一边等候顾客来临；当太阳渐渐在大海中消失的时候，天边蓝幽幽的船只张着帆翼，一动不动，宛如一只只摆在玻璃柜中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夜蝴蝶。巴尔贝克海滩是一块强大的磁铁，埃梅由于同它接触而电磁化了，他对我来说也成了一块磁铁。我希望，同他交谈就等于到了巴尔贝克，没有去旅行就体味到旅行的魅力。
我一早就动身了。我走的时候，弗朗索瓦丝还在不停地抱怨，因为头天晚上，那个订了婚的仆人一次也没有能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弗朗索瓦丝发现他在那里抹眼泪。他真想去把门房揍一顿，但忍住了，因为怕砸了饭碗。
圣卢说好在他家门口等我。我去找他时，在路上遇见了勒格朗丹。我们家自从离开贡布雷后，一直和他没有来往。他现在已经两鬓苍苍，头发灰白，但神态依然年轻、天真。他停下了脚步。
“啊！是您，”他对我说，“好漂亮！喔，穿着礼服哪！我这个人自由自在惯了，才不愿意穿这种礼服呢。不错，你大概是社交界的时髦人物了，拜访的任务繁重呵！如果象我这样，只是随便到一个坟墩前去做个梦，这条大花领结和这件短上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您知道，我一向很钦佩您有高尚的品格，看到您同贵族同流合污，背弃了您的灵魂，我是多么遗憾啊。那些沙龙的气氛在我看来，实在令人作呕，令人窒息，您在里面呆一刻钟，都会就此葬送您的前途，受到先知的谴责。我看得出来，您同那些‘消遥自在的人’过从甚密，来往于贵族府邸之间。这就是当今资产阶级的恶习。啊，贵族！恐怖时代①犯了大错误，没有把他们斩尽杀绝。贵族不是十足的傻瓜，便是阴险毒辣的恶棍。好吧，可怜的孩子，只要您觉得愉快，您就去吧！当您在哪家沙龙参加下午fiveo’clock②茶会时，您的老朋友可要比您幸福得多，他独自一人，呆在某个郊区，仰望玫瑰色的月亮爬上紫罗兰色的天空。事实上，我几乎不能算是地球上的人，我在这里有一种流落他乡之感，万有引力必须使出全部力量才能把我吸引住，才能使我不逃到另一个天体上去。我是另一个星球的人。再见了，不要误解维福纳河农民——也是多瑙河农民——传统的坦率性格。为了向您证明我很看重您，我要把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寄给您一本。但您是不会喜欢的。您会认为我这部小说还不够腐败，不够世纪末的气味，它太坦率，太诚实。您需要贝戈特，这您供认不讳。象您这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人，需要用堕落的文学来满足您麻木的味觉。您圈子里的人大概把我当老兵看待。我不值得花费心血写那些书，我那一套现在不吃香了。再说，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您乐于交往的赶时髦的年轻女人眼里还不够高雅，不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好了，有空您就想一想基督的教导：‘干吧，这样你们才能活下去！’别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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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同捕杀贵族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英语，即：五点钟。
我和勒格朗丹分手后，并不太怪他。有些往事仿佛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能在中间充当调解人。那座架在堆积着封建社会的废墟、长满了黄澄澄毛莨的田野中间的小木桥把我们——我和勒格朗丹——连接在一起，就象把维福纳河两岸连接在一起一样。
春天已降临巴黎，可是林荫道上的树木才刚刚绽出新芽。当环城火车载着我们——我和圣卢——离开巴黎，停在圣卢情妇居住的那个郊区的村庄时，我们却惊叹地看到一棵棵果树都挂满了白花，犹如临时搭成的白色大祭坛，装饰着一个个花园。这里象是有隆重的节日似的，人们在固定的时节，从老远赶来欣赏这奇特而富有诗意的、短暂的地方节日。但这一次节日却是大自然的馈赠。樱桃树开满了白花，就好像穿着白色的紧身裙，夹杂在那些既没开花也没长叶的光秃秃的树木中间，在这仍然透着凛冽寒气的晴天，远远望去，会以为望见了一片片白雪，别地方的雪都融化了，唯独灌木丛后还残留着白雪。高大的梨树环绕着一座座房屋和一个个普通院子，梨树的白花开满枝头，形成了更加广阔、更加单一、更加夺目的白色世界，仿佛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同时举行第一次领圣体仪式。
在巴黎郊区的这些村庄，各家门口都保留着十七或十八世纪的花园。这些花园原本是皇亲国戚的管家和宠妾们的“游乐园”。园艺匠利用比路面低的花园种上了果树（也许仅仅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大果园的布局）。梨树栽成梅花形，比我以前见过的梨树行距要大一些，但梅花瓣更加突出，中间隔着低矮的围墙，形成了巨大的白色四边形。太阳在四边形的四条边上留下了或明或暗的光线，使这些没有屋顶的露天房间看上去就象在希腊克里特岛可能见到的太阳一样；阳光或明或暗地照射在高低不同的台地上，犹如在春天的大海上嬉戏，使这里那里涌出一朵朵亮晶晶、毛绒绒的白花，而泡沫四溅的白花在蔚蓝的树木织成的透光的栅栏中闪闪发光。看到这番景致，人们又会感到这些露天房间很象一个个养鱼池，又象海上围起来的一块块捕鱼区或牡蛎养殖场。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公所看上去破破烂烂。金黄色的砖墙，门前有三棵梨树，充当夺彩竿①和旗杆。树上仿佛装饰着优美的白缎子，好象在庆祝当地的一个节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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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杆顶悬挂奖品，杆上涂了肥皂，让人爬上去夺奖。
一路上，罗贝不停地给我讲他的情妇。我从来也没有见他对他的情妇如此深情。我感到他心里只有她一个人。当然，他在军队的前程，在社交界的地位和他的家庭对他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与他的情妇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他的情妇才是头等重要的人，盖尔芒特家族和地球上所有的国王都不能同她相提并论。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明确他的情妇胜过一切，但他只注意同她有关的事。有了她，他才可能有喜怒哀乐；为了她，他甚至可以去杀人。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能使他动心的事莫过于他的情妇想要、并将要做的事，他情妇头脑中思考的问题，他最多也只能从她额头之下、下巴之上这个狭小的空间的表情中猜到一二。他办事向来合情合理，可是他却盘算着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结婚，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能继续供养并拴住他的情妇。假如有人心里嘀咕，他这样做要付出多大代价，我相信代价之大是谁也想象不到的。他不娶她，是因为实用主义的本能告诉他，一旦她不再对他有什么期待，她就会离开他，至少会随心所欲地生活。因为，他必须让她永远处在等待中，从而把她牢牢拴住。因为他推测她可能并不爱他。当然，被叫做爱情的这个通病可能会迫使他——就象迫使所有的男人一样——不时地相信她爱他。但他心里很清楚，即使她爱他，也不能消除她从他那里捞钱的欲念，一旦她不再对他有什么期待，她就会立即离开他（他想，她的文学界朋友们的理论害了她，尽管她爱他，还是会离开他的）。
“如果她今天表现好，”他对我说，“我就送她一件礼物，她会很高兴的。是一串项链，她在布施龙的店里看到过。要三千法郎，就我目前的经济状况，嫌贵了些。可是这个可怜的宝贝生活中没有多少乐趣。我一买她会高兴得心花怒放。她向我提起过这串项链。她说她认识一个人，那人也许会给她买。我不信真有其事，但我还是同布施龙（我家的供货人）说好了，让他给我留着。我一想到你就要看见她了，心里就高兴。她并不象雕像那样完美无缺，这你知道（我看得出，他心里却认为她十全十美，他是为了使我更赞美她才这样说的），但她有非凡的判断力。在你面前她可能不大敢说话，但我一想到她以后会同我谈她对你的印象，现在就感到心里乐滋滋的。你知道，她讲的话可以使人进行无穷无尽的想象，真有点象特尔斐城的女祭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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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尔斐是古希腊城市，建有阿波罗神殿，传说神殿的女祭司能传达阿波罗的神谕。
我们沿着小花园朝她的房子走去，我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因为花园内的樱花、梨花琳琅满目，银光闪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显然，这些花园，昨天还象没人居住的房屋，显得空荡荒凉，一夜间突然来了许多白衣少女，把它们装饰得千媚百娇。隔着橱栏，可以看见这些美丽的白衣少女亭亭玉立在花园小径的拐角处。
“听着，我看既然你是个诗人，留恋良辰美景，”罗贝对我说，“那你干脆呆着别动，我朋友就住在附近，我去找她来。”
我等他的时候，在附近溜了一圈。我从几个小花园前经过。当我抬头时，看见窗口有少女的倩影。就是在露天，在一层楼的窗边，叶丛间也垂下一串串鲜艳的丁香花，穿着紫莹莹的衣裙，绰约多姿，随风曼舞，对于过路行人穿透绿叶丛投来的目光不屑一顾。这一串串紫丁香使我想起从前春光融融的下午我在斯万先生花园门口看见的紫丁香，它们琳琅满目地挂在花园的围墙上，犹如一幅散发出浓郁乡村气息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紫色挂毯。我从一条小道来到一块草地上。这里冷风飕飕，和贡布雷的风一样刺骨；但在这块和维福纳河畔的土地一样肥沃而湿润的草地中间，照样钻出一棵银装素裹、高大挺拔的梨树，它和它的同伴一样准时前来赴约，向太阳欢快地摆动着梨花；梨花在寒风中痉挛抽搐，但被阳光涂上一层银灿灿的光辉，形成一块有形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光幕。
突然，圣卢在他情妇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眼前。这个女人是圣卢全部的爱情，是他生活中可能有的全部乐趣。她的个性仿佛被封闭在一个圣龛内，激发了我朋友无穷无尽的想象。圣卢觉得自己好象永远也不会了解她。他常常问自己，“在她的身上，在她的目光和皮肉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个女人，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①。”几年前，她曾对妓院的鸨母说（女人不改变境遇则已，一改变就快得难以想象）：“那么，明晚如果您需要我出来接客，就叫人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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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的情妇叫拉谢尔，与歌剧《犹太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同名。当年她在妓院内，人们把该剧中的一首曲名《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送她作雅号。
当果真有客人“来找她”，只剩她和这个“客人”在房间里时，她是那样内行，锁上门后——出于女人的谨慎或是习惯性动作——就立即开始脱衣裳，动作非常敏捷，仿佛有医生要给她听诊似的；只是因为这个“客人”不喜欢裸体，叫她不必脱掉内衣时（就象有些医生，听觉灵敏，同时又害怕病人着凉，只隔着衣裳听诊肺和心脏），她才中途停下来。这个女人的生活，她的思想和过去，哪些男人占有过她的身体，这在我看来是那样无足轻重，如果她给我讲这些事，我会出于礼貌才听一听，而且几乎什么也不会听进去；可是圣卢却把她奉若神明，向她献出全部的爱情，为她忧悒不寐，忍受折磨，甚至把她——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木偶玩具——看作自己无限痛苦的根源，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看到这两个毫无联系的拉谢尔（因为我是在一个妓院里认识“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我恍然大悟，男人为女人活着，为她们受苦，为她们自杀，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拉谢尔，她们对于别人的价值就如同拉谢尔对于我的价值一样。想到有人对生活抱着一种好奇和忧伤的态度，我不禁为之愕然。我本来可以把拉谢尔经常同别人睡觉的事告诉罗贝，在我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可是这会给罗贝带来多大的痛苦啊！他为了知道她同谁睡过觉，什么事没有做过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我意识到，如果男人是通过想象认识一个女人的，那么他会想象在这个女人小小的脸孔后面蕴藏着无限美好的东西；相反，如果是以最粗俗的方式认识的，那么他魂牵梦萦的东西可能会分解成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物质成分。我认识到，我在妓院花二十法郎得到的一个女人，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一个想得到二十法郎的女人，其实她本人不值二十法郎；可是，如果我一上来就把她想象成一个奇妙而神秘的、难以得手、难以留在身边的女人，那么，她就成了无价之宝，比一切受人羡慕的地位，甚至比家庭的温存还要重要。不错，我和罗贝看见的是同一张瘦削而狭长的小脸，但是，我们是从两条相反的、永远也不会交叉的道路走到她跟前的，我们决不会看到同一副面孔。这张脸以及眼神、笑容和嘴角的动作，我是从外部认识的。这张脸和任何一个为了二十法郎就向我出卖肉体的女人的脸并无二致。同样，这张脸上的眼神、笑容和嘴角的动作，在我看来，仅仅是极其普通的动作，毫无个性，毫无意义，我根本没有兴趣去寻找具体的人。然而，可以说我一开始就得到的东西——这张任人抚摸和亲吻的脸——对罗贝来说却是终点。他是怀着多大的希望、疑虑、猜疑和梦幻朝这个目标走去的呀！是的，为了得到这个为二十法郎就出卖肉体的女人，为了不让她落到别人手中，罗贝付出的钱何止百万！他花了那么多钱，有时却不能得手，可能由于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个准备委身于他的女人突然躲开了，也可能另有约会，或有什么事使她那天更难相处。如果她同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打交道，即使她没有觉察，尤其是她有所觉察，就会有一场可怕的追逐。这个多情的男子心灰意懒，但又不能没有这个女人，于是穷追不舍，而她却拼命躲避，这样，他为了博得一个微笑，一个他不敢再奢望得到的微笑，要比得到一个女人委身所付出的代价还高一千倍。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因为判断上的失误，或在痛苦面前胆怯，你会狂热地把一个妓女当作不可接近的偶像，这样，你就永远也别想得到这个女人的温存，别想得到她的第一个吻，甚至你连要求都不敢提，怕违背了你那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信念。在你离开人世时，你连同心爱的女人接吻的滋味都没有尝到，这有多么痛苦！不过圣卢还算走运，拉谢尔的百般温存，他都体味过。当然，如果他现在知道他情妇曾为一个金路易①而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随便哪个男人，他可能会感到揪心彻骨的痛苦，但为了不失去她的欢心，他仍然会付给她这一百万法郎的，因为他所知道的事还不足以使他迷途知返（对人重要的事往往不受人意志的控制，而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仍然在梦幻中想象她的脸，因而看不清她的真面目。现在她那张瘦削的脸孔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就象承受了两个巨大的大气压力的纸片，被两股无限大的力量维持着平衡，这两股力量一齐通到她身上，却没有相遇，因为被她隔开了。我和罗贝都在凝视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了她身上的奥秘。
我并不觉得“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觉得人的想象力，人的幻想具有伟大的力量，爱情的痛苦就是人的幻想造成的。罗贝看出我在激动。我扭过头去看对面花园中的梨树和樱桃树，好使罗贝相信是果树的美景使我动情的。而事实上，这些美景也的确打动我的心，把那些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心感觉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我把在花园中看见的这些果树，当成素未谋面的天使了，我会不会和马德莱娜②一样看错呢？耶稣复活的那天，也是在一个花园里。马德莱娜看见一个人的形体，“以为是一个园丁”。这些向着适宜于午睡、垂钓和看书的树影俯下身躯的令人赞叹不绝的白衣少女难道不就是天使吗？这些白衣少女维护着我们对黄金时代的记忆，她们向我们保证，真实并不象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只要我们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为报酬，真实也可能闪发出诗的光辉，纯洁而奇妙的光辉。我和圣卢的情妇寒暄了几句。我们抄近路穿过村子。房屋很脏。但即使在最肮脏的、象是被硝酸雨烧焦了的房屋前，也站立着一个神秘的旅客，要在这受到诅咒的城镇里停留一天。这个光辉灿烂的天使，展开令人眩目的白翅膀，保护着肮脏不堪的房子：这就是一棵挂满白花的梨树。圣卢和我朝前走了几步：
“我本不打算到这里来的，我们两人在城里等她，我甚至更乐意和你单独在一起吃午餐，一直单独呆到去我外婆家的时候。可是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她多么希望我们来接她呀！她对我太好了，你知道，我不能拒绝她。再说，她会使你愉快的，她很有文学天赋，很容易动感情。况且，和她一起在饭店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朴实，总是对什么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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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面值二十法郎的金币。
②《新约全书》中看见耶稣复活的女圣徒。耶稣遇难后，马德莱娜到耶稣的坟墓去给他涂圣油，发现尸体不在洞穴，她在寻找途中，遇见复活后的耶稣，错以为是园丁。
然而，我相信恰恰在那天上午，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罗贝在一瞬间摆脱了他通过一个个温存的印象慢慢地组合起来的女人，猛然看见不远处站着另一个拉谢尔，和他的拉谢尔长得一模一样，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小娼妓。离开爽心悦目的果园后，我们就去赶火车回巴黎了。在车站上，拉谢尔走在我们前面，相隔几步远。突然，有两个和她一样俗不可耐的“野鸡”认出了她，她们以为她是只身一人，便咋咋呼呼地嚷了起来：“是你啊，拉谢尔，和我们一起上吗？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都在车上，正好还有空位子。来吧，和我们一起去溜冰。”她们正要把各自的情夫，也就是把站在她们身边的两个“时装百货商店的职员”介绍给她，突然发现拉谢尔有点局促不安，便好奇地朝旁边张望，发现了我们，连忙道歉，同她告别；她也同她们道了再见，有点尴尬，但很友好。这是两个可怜的小野鸡，围巾是用假水獭皮做的。圣卢第一次邂逅遇见拉谢尔时，她差不多也是这个模样。圣卢不认识她们，也不知道她们的姓名，看见她们和他的情妇关系这样密切，便顿时生了疑团：他的情妇也许从前过着、甚至现在仍然过着一种见不得人的生活，一种同他和她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就是为了一个金路易而出卖肉体的生活。他不仅隐约看见了这种生活，而且还隐约看见了另一个拉谢尔，一个陌生的拉谢尔，和那两个小野鸡一样的拉谢尔，二十法郎身价的拉谢尔。总之，他感到拉谢尔在瞬间分成了两半，他在他的拉谢尔身旁隐约看见小野鸡拉谢尔，那个真实的拉谢尔——如果能说野鸡拉谢尔比另一个拉谢尔真实的话。此时此刻，也许圣卢心里在想，他本打算用自己的高贵门第去作一笔交易，同一个有钱的小姐结婚，以便能每年继续供养拉谢尔十万法郎，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他完全能轻易地摆脱他目前生活的地狱，花一点儿钱就可以得到他情妇的欢心，就象那两个时装商店的职员，用很少的钱就买到了那两个娼妓的欢心一样。可是怎么办呢？她没有什么过错呀。他给她的钱少了，她对他的热情就会减少，她就不会再给他说一些使他神魂颠倒的甜言蜜语了。为了炫耀自己，他常常把情妇信上的话念给同事听，要他们知道她多么温柔，却从不向他们透露他花了多少钱供养她：不管他送给她什么，一张照片上的题词也好，电报上最后的客套话也好，这些最简单、最珍贵的语言也都是金钱转化成的。即使他避而不说拉谢尔难得的温存是用高价买来的，我们也不能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尊和虚荣，尽管这个简单片面的推理常被人荒谬地用到所有花钱供养女人的情夫和许许多多丈夫身上。圣卢不是傻瓜。他清楚，那些满足虚荣心的一切快乐，凭他高贵的门第和英俊的面孔，他不花一分钱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相反，他和拉谢尔的暧昧关系只能使他同上流社会疏远，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贬值。他这种想显示自己不花一分钱就赢得恋人绵绵情意的自尊心，不过是爱情的衍生物，是需要向自己同时也向别人表明，他被心爱的人深深地热爱着。拉谢尔朝我们走过来，那两个女人也上了车。但是，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的名字，如同她们的假水獭皮围巾和时装百货商店职员装模作样的神态一样，使新拉谢尔的形象延续了一会儿。在这一瞬间，圣卢想象出巴黎比加勒广场的生活，陌生的朋友，肮脏的钱财，盲目作乐的下午；他似乎感到连接克利希林荫道的各条大街上，阳光不如从前他和他情妇散步时那样明媚灿烂了，因为爱情和同爱情形影不离的痛苦，就象酒醉心明一样，能使我们的感觉变得细腻。他想象在巴黎似乎还有一个城中城；他觉得，同拉谢尔交往就象在探索一种一无所知的生活，因为尽管拉谢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象是他的同类，但是她和他的共同生活毕竟是她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他给她的钱数不胜数，这能使她受到她的女友们的羡慕，同时又能使她有一天攒足钱后隐居乡下或跻身于大剧院。罗贝本想问她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是谁，如果她去她们的车厢，她们会给她讲些什么，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起将怎样度过这一天。他想，如果他和我不在场，她们溜完冰可能会到奥林匹亚酒店寻找高级消遣。有一刻功夫，奥林匹亚酒店及周围的一切——他一向都很讨厌这些地方——使他既好奇又痛苦；科马丁街的明媚春光使他产生了一丝怀旧情愫，假如拉谢尔不曾同他相识，呆会儿她也许会到那条街上去挣一个金路易。可是，向拉谢尔提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意思呢？不用问他就知道，她的回答不是沉默，便是谎言，或是什么不说明任何问题却会给他带来痛苦的话。两个拉谢尔持续了很长时间。列车员要关车门了，我们赶紧登上了一个头等车厢。拉谢尔珠围翠绕，这让罗贝再次感到她是一个无价之宝。他抚摸着她，又把她嵌入他的心中，在心里默默地凝视着，就和从前一贯做的那样——除了他看见她在比加勒广场上那一瞬间的印象以外——火车开动了。
她确实有点“文学天赋”。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谈书，谈新艺术和托尔斯泰主义，只是偶尔停下来责备罗贝酒喝得太多。
“啊！要是你能和我生活一年，你瞧吧，我就光让你喝水，你活得会比现在更好。”
“一言为定，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可是你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她对戏剧艺术态度十分认真）。况且，你家里人会怎么讲？”
接着，她开始在我面前大肆谴责罗贝的家庭。我感到她的责备非常正确，圣卢也完全赞同她的看法，不过，他却违抗她的禁令，不停地喝着香槟酒。我也认为他饮酒不好，并且感到她对他的影响不坏，我准备劝他不必管家里人怎么讲。谈话间我不慎提到德雷福斯，这个年轻的女人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怜的受苦人，”她呜咽道，“他们要让他死在那里。”
“放心吧，塞塞尔，他会回来的，他一定会释放，一定会得到昭雪。”
“可是等不到那天他就可能死了！不过至少他的子女会有清白的名声。可是一想到他受的苦，我心里就难过死了。您能相信吗？罗贝的母亲，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竟会说即使他无罪，也要让他呆在魔鬼岛。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是的，一点不错，她是说过，”罗贝确认道。“她是我母亲，我不好反驳，不过有一点我敢说，她不象塞塞尔这样富有同情心。”
圣卢对我说，和拉谢尔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可事实上，这一类午餐总是不欢而散。因为圣卢同他的情妇一到公共场所，就会胡思乱想，总感到他情妇的眼睛老在男人身上打转，他就会变得闷闷不乐；她发觉他情绪不好，可能会开他的玩笑，给他火上浇油。但更经常的是，因为圣卢说话的语气伤害了她愚蠢的自尊心，她故意装出不想为他解除烦恼的样子，假装目不转睛地看这个或那个男顾客，再说，这也不总是在演戏。的确，当他们去剧院或咖啡馆时，只要他们的邻座——甚至是他们乘坐的出租马车的车夫——稍有一点风度，嫉妒心就会向罗贝发出信号，他会比他的情妇先注意到那个人；他立即把那人看作下流坯，也就是他在巴尔贝克同我讲起过的那种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人，他央求他的情妇不要看那个人，这样对她反倒是个提醒。但有时她发现罗贝的怀疑中蕴含着鉴赏力，她最后会不再开他的玩笑，让他放下心来，同意给她跑腿买东西，这样她就有时间同那个陌生人交谈几句，常常是订个约会时间或还来得及去偷一次情。
我们刚进饭店，我就发现罗贝露出了担心的神色，因为他一进门就发现——在巴尔贝克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领班埃梅站在他那帮平凡的同事中，显得容光焕发，彬彬有礼，毫不做作地散发出一股大凡长有轻盈头发和希腊式鼻子的人在好几年中都会散发的浪漫气息。正因为如此，他在那些侍者堆里显得与众不同。而他的同事几乎都上了年纪，猥猥琐琐，好似伪善的本堂神甫或假装虔诚的忏悔人。他们更象旧时代的喜剧演员，有一个方糖般的脑门，一般只有在观众很少的小剧院里，在陈列着一幅幅有不胜今昔之感的古老剧照的休息厅内，才能看到这种喜剧演员扮演的侍仆或古罗马大祭司长的剧照，只有在这些剧照上才有这种脑门；而这个饭店仿佛经过了精心挑选，也可能是在保存传统，把那些喜剧演员的庄重模式全都保留下来了。遗憾的是，偏偏是埃梅认出了我们，走过来给我们开票，而那些轻歌剧中的大祭司长们却向其他餐桌走去。埃梅问我外祖母身体怎样，我向他了解他妻儿的近况。他充满感情地给我作了介绍，因为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男子。他看上去聪明，充满活力，待人彬彬有礼。圣卢的情妇开始目不转睛地端详他了。但埃梅那双凹陷的眼睛深藏在毫无表情的脸中间，没有流露出任何反应，浅度近视使他的眸子看上去莫测高深，不露真情。他到巴尔贝克工作之前，曾在外省的一个饭店服务多年，那时他俊美的相貌——可现在脸色枯黄，面带倦容——没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年复一年，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就在几乎没人光顾的餐厅尽头，宛如一幅欧仁①亲王的铜版画。因为没有人识货，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再说他生性冷漠，不喜欢出头露面。最多只有一两个过路的巴黎女郎，偶尔下榻在他的旅馆，抬眼注意到他，在她乘火车离开之前把他请到她的房间里。这样，在这个好丈夫和外省仆役那若明若暗、单调而深沉的空虚生活中，深深埋进了一次逢场作戏的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揭穿的隐私。然而，这位女演员那经久不移的目光，埃梅不可能没有感觉到。罗贝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我看见罗贝的脸上积起了红云，但不象他突然激动时涨红的脸，而是疏疏淡淡的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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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仁（1663—1736），奥地利政治家、军事家，人文主义者和绘画爱好者。
“塞塞尔，这个领班很有趣味，是不是？”罗贝把埃梅粗暴地打发走后问他的情妇。“好象你很想对他作一番研究似的。”
“你看，又来了！我早就猜到了！”
“什么又来了，我的宝贝？即使我错了，我可什么也没说呀，算了，不说这个了。不过，我毕竟有权让你当心这个奴才，我在巴尔贝克就认识他了（要不我才不在乎呢），他是地球上从没有过的十足的大流氓。”
她好象愿意听从罗贝的劝告，同我交谈起文学来，罗贝跟着也参加进来了。同她交谈文学我并不感到乏味，因为她对我推崇备至的那些作品很熟悉，对作品的评价也和我大致相近。但我曾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拉谢尔才疏学浅，因此，我也就不太看重她这方面的修养了。她机智聪颖，谈笑风生，若不是她老爱用文艺俱乐部和画室的行话来刺激人的神经，她倒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她不论谈什么都会用上行话。例如，她有一个习惯，当谈到一幅印象派的画或一部瓦格纳①的歌剧时，她会说：“啊！这很棒”；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吻她的耳朵，她假装颤抖了一下，小伙子很受感动，装出羞怯的样子，她对他说：“不要这样，作为感觉，我认为这很棒。”但更叫我吃惊的是，罗贝惯用的表达方式（况且，很可能是从他情妇认识的文人那里传出来的），她在他面前使用，他也在她面前使用，仿佛这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用语，岂知一个新颖的表达方式，一旦被滥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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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他主张歌剧应以神话为题材，音乐、歌词与舞蹈等必须综合成有机的整体，交响乐式的发展是戏剧表现的主要的手段。
她吃饭时，手很不灵活。这让人想到，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也会象这样笨手笨脚。她只有在作爱时才显得灵巧敏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预知力，就象那些狂热地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一上来就知道怎样使他享受到最大的快感，然而他的肉体和她自己的又是那样不同。
当谈话转到戏剧时，我就闭口不言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拉谢尔太有点咄咄逼人。不错，她在用一种怜悯的语气为贝玛辩护（她同圣卢针锋相对，这证明她在他面前经常攻击贝玛）。她说：“啊！不，她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当然，她的表演不如从前动人了，与我们的要求不完全合拍。不过，我们不应该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她。她是有功之臣。她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再说，她非常正直，心灵高尚。当然，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她并不喜欢，但是她曾有过一张动人的脸孔，显露过出色的才华。”（她在对艺术作评价时，不是千篇一律，只做同一个手指动作。如果是一幅画，为了表明这是幅好画，色彩浓重，只要翘起大拇指就行了。可是“出色的才华”要求更高。必须伸出两个指头，更确切地说，两个指甲，仿佛要把一粒灰尘弹掉似的。）但是，除了这个特例，圣卢的情妇在谈论最有名望的演员时，语气中充满了揶揄和优越感，这使我很生气，因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错了——是她不如别人。她看得清清楚楚，我把她当成平庸的演员看待了，相反，对那些被她瞧不起的人，我却非常尊敬。不过她没有生气，因为她纵然有出众的才华，却还没有得到公认；即使她很自信，也难免带点自卑。再说我们又总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地位，而不是根据我们自身的才能、见识、见解去要求和衡量别人对我们的尊重。（一小时后，我将看到圣卢的情妇对她严肃批评过的演员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因此，即使我的沉默使她多少起了疑心，但她仍然坚持晚上要和我一起吃饭，说是谁的讲话也没有我的讲话使她开心。午饭后我们要去看戏。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饭店里，还没有去剧院，但我们仿佛已置身于一个挂满旧剧照的“演员休息室”里了，因为领班们的脸看上去很象杰出艺术家的脸；随着一代艺术家的消失，这种类型的脸似乎已不复存在。这些领班看上去也很象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其中一个站在一张桌子前研究梨子，他的脸，还有那漫不经心和好奇的神态，让人联想到德·絮西厄①先生；其他人站在他身边，好奇而冷漠地望着餐厅，这种审视的目光使人想到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当他来到一个公共场所时，也会这样好奇而冷漠地打量观众，一面还要悄声交谈几句。这是教堂无职衔的神甫特有的脸谱。然而，人们发现来了一个新神甫，相貌与众不同，鼻子上点缀着皱纹，嘴唇露出虚伪的虔诚，用拉谢尔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假圣人”。顾客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打量这个新来的人。但是不一会儿，拉谢尔就向邻桌一个正在同朋友吃饭的年轻大学生送递秋波，也许她想用这个办法把罗贝气走，好同埃梅单独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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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絮西厄（1797—1853），法国植物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塞塞尔，求求你，别这样看那个年轻人，”圣卢说，他脸上的红云刚才只是疏疏淡淡的，现在突然涌了上来，把我朋友松弛的线条胀得鼓鼓的，颜色也越来越深。“如果你一定要让我们当场出丑，我宁愿躲到一边去吃饭，吃完后到剧院去等你。”
这时，有人过来对埃梅说，有一位先生请他到他的车门口去说话。圣卢很不安，担心有人给他情妇捎情书什么的，便隔窗向外望去，看见有一辆轿式马车，车里坐着德·夏吕斯先生，戴着黑条纹白手套，西装翻领的饰钮孔上插着花。
“你看，”他小声对我说，“我家派人盯梢都盯到这里来了。拜托你，我自己不能去，既然你同这个领班很熟，你去对他说别到车子那里去，他肯定会把我们出卖的。无论如何，得让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去。如果他对我舅父说他不认识我，我知道我舅父，他决不会进咖啡馆来找我的。他讨厌这些地方。象他这样一个追逐女性的老色鬼，却没完没了地教训我，甚至跑到这里来监视我，真叫人受不了。”
埃梅得到我的指示，便派一个伙计去了，要他对德·夏吕斯先生说埃梅脱不开身，如果先生要找德·圣卢侯爵，就说不认识他。马车很快开走了。但圣卢的情妇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以为我们在谈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因为圣卢刚才责备她向他暗送秋波了。她就勃然发作，破口大骂起来。
“行啊！轮到这个年轻人了，是不是？你事先提醒我，这很好。啊！在这种条件下吃饭太愉快了！您别听他胡说，他神经有点毛病，尤其是，”她把脸转到我一边，“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摆出嫉妒的样子就显得高雅，就有大老爷风度。”
她又挥手，又跺足，显得烦躁不安。
“可是，塞塞尔，不愉快的应该是我。你当着那位先生的面出我们的洋相，他该相信你对他有好感了。而在我看来，他的长相要多糟有多糟。”
“恰恰相反，他很讨我喜欢。首先，他的眼睛很迷人，看女人时有一种特别的神采，让人感到他可能很喜欢女人。”
“别说了，至少在我走之前别说。你是不是疯啦？”罗贝嚷了起来。“侍者，把我的衣服拿来。”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走。
“不，我需要一个人清静一会儿，”他恶狠狠地对我说，就和他刚才跟他情妇说话时的语气一样，好象也在跟我生气似的。他的愤怒就好比歌剧中的一个乐句，好几段歌词都用这同一个乐句。尽管在脚本中它们的意思和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乐句把它们溶进了同一个感情中。罗贝走后，他情妇叫来埃梅，问了他许多情况。然后她想知道我对他的印象。
“他的眼睛很有意思，是不是？您明白，我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如果我要他常来侍候我，要他跟我去旅行，他会怎么想。仅此而已。要是喜欢一个就爱一个，那就太可怕了。罗贝不该胡思乱想。我那些想法在我头脑中会自生自灭。罗贝完全可以放心。（她一直看着埃梅。）您看他的黑眼睛，我想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
不一会儿，有人来对她说，罗贝叫她到一个单间去。刚才，他没有穿过餐厅，而是从另一道门到那个单间去结束他的午饭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多久，罗贝把我也叫了去。我看见他的情妇躺在长沙发上，满面春风，笑逐颜开；圣卢在拼命地亲她，抚摸她。他们在喝香槟酒。“好呀，您！”她不时地对他说，因为她刚刚学会这个说法，她认为这最能表达柔情和幽默。我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自在，尽管勒格朗丹那番话对我没起什么作用，但当我想到这第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开始于饭店的一个单间，结束于剧院的后台，不免感到惋惜。拉谢尔看着表，怕耽误演出时间，然后给我斟了一杯酒，递给我一支东方烟，从衣服上取下一朵玫瑰花送给我。我心想：“我没有必要过分抱怨浪费了这一天。我在这个年轻女人身边度过的几小时并不是毫无所获，我有了一朵玫瑰花，一根香喷喷的烟，一杯香槟酒，这是她好意给我的，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我这样想，是为了使这枯燥乏味的几小时具有美学价值，从而使自己心安理得，既来之，则安之。也许我应该想一想，需要找一个理由来减轻我的厌烦情绪，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我一点也不感到这几个小时有什么美学价值。至于罗贝和他的情妇，看样子他们把刚才的那场争吵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记得我是个目击者了。他们连提都不提，既不为刚才的争吵，也不为现在的卿卿我我、难解难分（前后对比多么鲜明！）寻找任何辩解的理由。我同他们一起喝了许多香槟酒，感到醉意朦胧，有点象我在里夫贝尔感觉到的醉意，但不完全一样。醉有各种各样的醉法，阳光或旅行引起的，疲劳或喝酒引起的；醉还可以标出各种程度，就象海洋可以标出水的深度一样；不仅每一种醉，而且每一级醉，都会把我们的醉态一丝不差、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圣卢的单间很小，只装饰着一面镜子，但镜子非常奇特，似乎反射出三十来个相同的屋子，沿着无限的视景伸展出去。晚上，把镜子顶上的电灯打开，从镜子中会连续不断地反射出三十来盏相同的电灯。如果有人在这个单间饮酒，哪怕是孤零零一个人，看到镜子中反射出来的一盏接着一盏的电灯，会感到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会产生许多美妙的感觉，周围的空间也似乎和他的感觉一样无限增加。尽管他一个人关在这间小屋里，但他统治着一个比“巴黎动物园”的小径还要长的空间，光灿灿的曲线向着无限延伸出去。然而，此刻我就是这个饮酒人。我到镜子里去寻找这个饮酒人。突然，我看见他了，是一个相貌奇丑的陌生人。他也在瞪眼瞅我。酒醉使我心境酣畅，也就顾不得厌恶镜子里的丑人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挑衅，我给他扮了一个微笑，他也还我一个微笑。我在这一刹那间的感觉是那样强烈，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了，我唯一忧虑的，也许就是担心我刚才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面目狰狞的“我”会很快死去，担心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再也见不到这个陌生人。
罗贝只对我不愿意在他情妇面前进一步显示我的口才感到不满意。
“喂，你上午遇到的那个先生，就是把时髦主义和文学混为一谈的那个先生，你给她吹一吹，我记不太清楚了。”罗贝一面说，一面用眼角偷看他的情妇。
“可是，我亲爱的，除了你刚才讲的以外，我没什么好讲的了。”
“你真叫人扫兴。这样吧，你给她讲讲弗朗索瓦丝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事，这会使她非常高兴的！”
“太好了！博贝多次给我提到过弗朗索瓦丝。”她用手托着圣卢的下巴，把它拉到亮处，一面重复她的陈词滥调：“好呀，您！”
自从我认为演员不只是在朗诵和表演风格上具有艺术真实性以来，我对演员本人发生了兴趣。当我看见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员一面漫不经心地聆听男主角向她表露爱情，一面盯着刚进入剧场的一个贵族公子的脸孔看个不停，而那位男主角一面倾吐火一般炽烈的情话，一面向坐在附近包厢里的一个珠光宝气的老夫人频送灼热的秋波时，我感到饶有兴味，仿佛在欣赏一部旧喜剧小说中的人物。就这样，尤其通过圣卢给我介绍的有关演员的私生活，我在这部有声的戏剧下面，看到了另一部无声的富有表现力的戏中戏。这部有声戏剧尽管平淡无奇，但我仍看得津津有味；由于灯光的效果，由于演员脸上涂着角色的脂粉，戴着角色的面具，心灵上凝结着角色的台词，我感到剧中人物短暂而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小时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栩栩如生，沁人心脾。人们热爱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欣赏和怜惜他们，一旦离开剧院还想再看见他们，可他们已解体成一个不再是剧中人物的喜剧演员，一本不再能展示演员面孔的剧本，一粒染上了油彩的被手帕擦掉的脂粉。总之，演出一结束，剧中人物的鲜明个性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会象失去了心爱的人那样，怀疑自身的存在，思考起死亡的问题来。
有一个节目叫我看了心里极不舒服。一个初登舞台的年轻女演员要演唱几首老歌，她把自己的前途和家里人的希望全部压在这场演出中。拉谢尔和她的几位女友都憎恨她。这个女演员的臀部过于肥大，大得让人看了发笑；嗓门挺甜，但是太小，一激动就变得更小。这小嗓门和大臀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拉谢尔在剧场内埋伏了她的男朋女友，他们的任务就是用冷嘲热讽把这个舞台新手（因为他们知道她一定怯场）搞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最后彻底垮台，这样剧院经理就不会同她签订合同。这个倒霉的女演员刚唱了个头，就有几个被专门搜罗来干这种勾当的男观众背朝舞台，纵声狂笑。另有几个同谋的女观众笑得更响。而笛子的每一个音符又为这场有预谋的狂笑增加了声浪。剧场内顿时乱作一团。倒霉的女演员心里痛苦之至，搽抹脂粉的脸上淌着汗水。她试着斗争了一会儿，接着向周围的观众投去痛苦而愤怒的目光。这就使得喝倒彩的声浪愈加高涨。模仿的本能和想表现自己聪明和勇敢的欲望使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加入到起哄者的行列中。她们本不是同谋，但向那些家伙送去了恶毒而默契的眼波，放肆地捧腹大笑，致使舞台监督在女演员唱完第二首歌后——尽管还有五首歌没唱——就下令拉下了幕布。我竭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这个意外事件，就象从前当我的叔公为了戏弄我的老外婆，故意让我的老外公喝白兰地酒时，我也尽量不去想我外祖母的痛苦一样。因为对我来说，恶作剧也是令人痛苦的。然而，正如我们对不幸人的怜悯很可能会怜悯得不是地方，因为我们会把他想象得痛不欲生，可是，他迫于要同痛苦斗争，根本不想自悲自怜；同样，恶作剧的人在灵魂深处也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残忍，不见得只想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仇恨煽起了他的坏心，愤怒给了他热情和活力，而这种热情和活力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有那些施虐成性的人才可能从中得到快乐。施虐者总认为他所虐待的对象也是一个恶人。拉谢尔想必认为她所折磨的女演员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她认为给她喝倒彩无论如何也是为高雅的情趣报仇，是向一个蹩脚的同行提出忠告。不过，我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我一没有勇气，二没有能力阻止事情发生；再说，即使我为受害者鸣冤叫屈，我也很难把那些折磨者干坏事的感情说成是为了满足他们残酷的心灵。
但是，这场演出的开场以另一种方式引起我的兴趣。我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圣卢对拉谢尔会产生错觉，为什么今天上午当我们——我和圣卢——在开花的梨树下看到他的情妇时得到的印象会有天壤之别。拉谢尔在一个小剧中扮演配角。
但她在台上和台下简直判若两人。拉谢尔的脸远看象朵花（不一定在舞台上，因为世界是更大的剧场），可是近看却不怎么样。当人们站在她身边，只看见一片模模糊糊的星云，一条布满雀斑和小疙瘩的银河；但是如果离她适当的距离，红雀斑和小疙瘩会从面颊上隐去，会消失，一个秀丽而洁净的鼻子会在脸上升起，宛若一弯新月，这时，你就想——假如你从没有在近处看见过她的话——成为她注意的对象，希望时时刻刻能看见她，把她留在你身旁。我不属于这种人，但圣卢第一次看她演出就是如此。那时圣卢想着怎样才能接近她，认识她，在他的心中展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她生活的世界，从里面放射出一道道美妙的光线，保他却不能涉足其间。他第一次见她是在几年以前，在外省一个城市的剧院里 戏散场后，他准备离开剧院，一面想着心事，他对自己说，给她写信可能是蠢人干的事，她不会给他回信，尽管他准备把自己的财产和姓氏奉献给她，奉献给这个在他的想象中生活在一个比他熟悉的现实要优越得多的、被愿望和梦想美化了的世界中的女人。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在演员出口处，他看见刚才登台表演的演员，各戴一顶雅致的帽子，说说笑笑地从一道门里走出来。有几个认识她们的年轻小伙子在门口等候她们。真是天缘巧合！在一个举目不见熟人的大厅里，出乎意外地来了一个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他，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会以为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巧遇，殊不知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也会有另外的巧遇，会产生另一些欲望，会遇到另一个熟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欲望。梦想世界的金色大门在圣卢看见拉谢尔走出剧院之前就已在她身后合拢，因此，她脸上的红雀斑和小疙瘩也就无关紧要了。不过，那些玩意儿叫他看了也不舒服，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有在剧院看戏时那样的想象力了。但是尽管他看见的不再是舞台上的拉谢尔，但她却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就象那些天体，即使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也仍然用引力统治着我们。因此，罗贝想占有那个面目清秀的女演员的欲望——尽管他已记不清她的模样——驱使他一个箭步奔到在这里不期而遇的那个老同学跟前，恳求他把自己介绍给（既然是同一个人）这个相貌平庸、长着一脸红雀斑的女人，心想以后再来研究这个女演员到底是舞台上的还是舞台下的。但她急着要走，甚至连话都没有跟圣卢讲，只是过了几天，他才终于说服她离开她的同伴们，把她带回住处。他已经爱上她了。他需要梦想。他渴望通过梦想中的情人得到幸福。这使他很快就把自己可能的幸福全部寄托在几天前在舞台上偶然发现的女人身上。而那时他还不认识她，她对他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幕间休息时，我们到后台去了。这种地方我从没有去过，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因此，我很想同圣卢说说话，这样我就可以假装沉浸在谈话中，别人就会以为我全神贯注于谈话，对周围的事物不关心，就会认为我的脸部表情自然就和这个地方——坦率地说，我快要不知道我在哪里了——不相适应了。为了摆脱困境，我抓住我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话题：
“你知道，”我对罗贝说，“我走的那天去和你告别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谈这件事。我在街上还和你打招呼呢。”
“别提这件事，”他回答说，“我感到很对不起你。我们在军营附近碰头，但我却不能停下来，因为我迟到了。我向你保证，我心里很不安。”
这么说，他是认出我来了！那天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他把手举到帽沿上，不带任何感情地给我行了个军礼，既没有用眼神表明他认出了我，也没有用手势显示他因为不能停车而感到歉意。当然，他装作没有认出我来，倒使事情变简单了。可是他竟那样果断，反射作用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第一个印象表露出来，他就作出了决定，这不能不叫我惊讶。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就注意到，他一方面有一张真诚朴实的脸孔，白皙的肌肤能使人对他勃发的激情一目了然，但同时他还有一个训练有素、能随机应变的身子，他就象优秀的喜剧演员，在兵营和社交生活中，能相继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在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中，他爱我爱得那样深沉，对我情同手足；他从前是我的兄长，现在还是我的兄长，但中间却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认识我，他手持缰绳，戴着单片眼镜，不看我一眼，不给我一个微笑，把手举到帽沿上，端端正正地给我行了个军礼！
布景还没有拆去，我从布景中间穿过。布景师在置景时把距离和灯光可能带来的效果也考虑进去了，因此当这些布景失去距离和灯光时，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当我走近拉谢尔时，发现她受到的损失不下于布景。她那可爱的鼻翼也和布景的立体感一样，留在剧场和舞台之间的视景中了。她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从她的眼睛认出是她，她的个性藏在她的眸子中。这颗新星，方才还那么明亮，现在却变得黯然无光。相反，正如我们从近处看月球时，我们会感到月球不再有玫瑰色和金色的光辉一样，在这张刚才还是那样平滑洁净的脸上，我看到的全是雀斑和高低不平。
一群记者和社交人士象在社交场合那样抽着烟，聊着天，不停地同人打招呼。他们是女演员的朋友。我高兴地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戴着黑绒无沿帽，穿着绣球花色裙子，脸上涂得红红的，象是华托①画册中用红铅笔勾勒的肖像画；他嘴边漾出微笑，眼里闪着蓝光，用手掌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轻盈地蹦来跳去，同他周围那些身穿短上衣和礼服的有理智的人好象不属于同一类；他象一个精神病人，如醉如痴地追踪着自己的梦幻，他的梦同周围人的忧虑毫不相干，在周围人的文明形成之前就久已存在，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的束缚；他就象一只涂脂施粉的迷途的蝴蝶，张着翅膀，自由自在地在天空布景中间飞来飞去，在上面画出一幅幅自然朴素的阿拉伯装饰图案。看到此番情景，人们会感到心境恬静、爽快。可就在这时，圣卢想象他的情妇对这个正在作最后一次练习、准备登场表演的男舞蹈演员发生了兴趣，他的脸刷地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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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托（1684——1712），法国画家。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闲逸生活，他为后人留下大量素描。
“你眼睛可以看着别处嘛，”他阴沉地对她说，“你知道这些舞蹈演员还不如一根钢丝绳值钱，他们最好还是去踩钢丝，把腰摔断算了。待一会儿，他们又要到处吹嘘，说你注意他们了。再说你明明听见叫你到化装室去换装了嘛。你又该迟到了。”
这时，有三个先生——三个记者——被圣卢气乎乎的样子逗乐了，走过来想听听他在说什么。因为另一边正在安布景，我们被挤到他们身上了。
“啊！可我认出他了呀，他是我的朋友，”圣卢的情妇眼睛看着舞蹈演员，嚷了起来。“瞧他身材多好，你们看他那双小手，舞得多来劲，一动全身都动了！”
舞蹈演员朝她转过脸来。他虽然已化装成空气中的精灵，但还看得出人的形体。他的眸子犹如一条灰色的霜带，在染了色的僵直的睫毛中间颤动、闪光，一缕微笑把他的嘴角咧向两边，延伸到他那涂了红粉的脸蛋上。接着，为了讨好这个年轻的女人，他开始象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惟妙惟肖地把他刚才的手掌动作又做了一遍，就象一个歌唱演员，当我们赞扬他哪首歌唱得好时，他会讨好地把这首歌低声地再给我们唱上一遍。
“啊！太棒了，简直和刚才一模一样！”拉谢尔拍手叫好。
“求求你，我的宝贝，”圣卢伤心地对她说，“别这样出洋相了，我受不了。我向你发誓。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就不陪你到化装室去了，我要离开这里。行了别淘气。喂，你不要再呆在腾腾的烟气中，这对你不好，”他把脸转向我又说，脸上流露出对我的关怀。自从我们在巴尔贝克相识以来，他总象这样关心我。
“啊！你走吧，我求之不得！”
“告诉你，我再也不来了。”
“不敢有此奢望。”
“听着，你知道，我答应过给你买项链的，只要你乖一些，可是，既然你这样对我……”
“哈！你这样做，我才不感到意外呢。你给我许了愿，我早该料到你不会履行诺言的。你想炫耀你有钱，我可不象你那样自私。我不稀罕你的项链。有人会给我的。”
“谁也给不了你，因为我让布施龙替我留下了，他答应除我以外谁也不卖。”
“一点不错，你想讹诈我，你事先把什么都策划好了。怪不得人家说马桑特①的意思是MaterSemita②，这个名字散发出犹太人的臭气！”拉谢尔在回答中错用了一个词源，把“羊肠小道”说成是“闪米特族”③了，民族主义者把这个词源用于圣卢身上是因为他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④。可是圣卢之所以成为重审派完全归因于这个女演员（她最没有资格把马桑特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再说，那些社会人种史学家除了发现圣卢的母亲同犹太族的莱维·米尔布瓦家族沾亲带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不过，我会有办法弄到那串项链的，请你相信。布施龙在那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一钱不值。你背叛了我，布施龙会知道的，有人会出双倍价钱买他的项链。你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有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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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的母亲是马桑特伯爵夫人，她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②拉丁文，意即：闪米特人的母亲。
③闪米特族在古代指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④圣卢的情妇拉谢尔是犹太人。
罗贝有一百个理。但事情总是那样错综复杂，乱七八糟，拿着一百个理的人也许会有一次没有理。我不由得回想起罗贝在巴尔贝克海滩时说的那句令人不快但又是无辜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她了。”
“关于项链，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瞎许愿。既然你变着法儿要我离开你，我不给你项链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明白我怎么背叛你了。我哪一点自私啦？怎么能说我炫耀自己有钱呢？我一直对你说我是个穷光蛋，分文不名。你这样认为就错了，我的宝贝。我哪一点自私嘛？你明明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
“对，对，你尽管讲下去，”她揶揄地对他说，同时做了个表示蔑视的动作，然后把脸转向那个舞蹈演员：
“啊！他那双手太不可思议了。我是女人，但我做不出那样优美的动作。”她把脸对着他，用手指着罗贝那张抽搐的脸说：“你看，他受不了啦。”她低声对那位舞蹈演员说，一时的冲动使她变得和暴虐狂一样残酷，然而这并不是她对圣卢的真实感情。
“听着，最后一次，我向你发誓，一星期后你要后悔死的，你求我来我也不来了，酒杯已经满啦，你当心点，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那时可就来不及罗。”
也许这是他的心里话。离开情妇他固然很痛苦，但在他后来，与其象这样在她身边受罪，倒不如早一点分手的好。
“亲爱的，”他又对我说，“别呆在那里，我跟你说，你会咳嗽的。”
我向他指了指我身边的布景，意思是说我动不了。他轻轻摸了摸头上的帽子，对身旁那个记者说：
“先生，请您把香烟扔掉好不好，我朋友不能闻烟味。”
他的情妇没有等他，就朝她的化装室走去了，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
“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双小手也象这样灵巧吗？”她假装天真，用做作的动听的声音向着舞台深处的那个男舞蹈演员喊道。“你看上去真象个女人，我相信，我跟你就象跟我的一个女朋友一样，会合作得很好。”
“据我所知，这里并不禁止抽烟呀！有病就该呆在家里嘛！”记者说。
男舞蹈演员向女喜剧演员神秘地笑了笑。
“啊！别说话，你让我发疯了，”她对他喊道，“我们以后再约会”
“不管怎么说，先生，您不太礼貌，”圣卢对记者说，他仍然心平气和，彬彬有礼，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在对一次事故作出事后的裁决似的。
就在这时，我看见圣卢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仿佛在给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打手势，或者象一个乐队指挥，因为他刚说完这几句有礼貌的话，却举起手来在记者的脸上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象在一组交响乐或芭蕾舞曲中一样，只根据琴弓的一个动作，优美的行板乐曲即刻换成了狂暴的旋律。
现在，战争的狂怒接替了外交家温文尔雅的谈话，接替了和平时期的微笑策略，如果你打一记，我还一拳，双方不打个头破血流那才怪呢。但我不明白（我就象看到两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调整边界解决的矛盾竟然发展成为战争，或者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患肝肿瘤就丧失了生命那样，感到这极不公正），圣卢刚才说话还带点儿客气的意味，怎么会突然做出同前面那些话毫无关联的动作。这个举手打人的动作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原则。然而，在容易冲动的一代人身上，是会exnibilo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幸好记者没有还手。这记猛烈的耳光打得他差点儿摔倒，他的脸刷地变白，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把手举起来。至于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快别过脑袋，假装专心在看后台一个显然并不存在的人；第二个装作眼睛里掉进了一粒灰尘，使劲地合上眼皮，痛苦地做着怪相；第二个则喊着冲到台下：
“我的上帝，我想演出就要开始了，去晚了会没有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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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即：无缘无故。
我本想劝一劝圣卢，可我看见他对那个男舞蹈演员生那样大的气，怒火都要从他的眼睛里冒出来了。这股怒火犹如骨架，把他的脸颊绷得紧紧的；他内心的激动完全凝固在脸上，他甚至无意使脸部肌肉放松。既然是这样，他就根本不会听我的话，也不会作出响应。记者的三个朋友看见事情已经结束，便回到他的身边，但仍心有余悸。可是，尽管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感到惭愧，却仍然坚持要他相信他们确实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因此，他们一个说眼睛里掉进了灰尘，另一个说闹了场虚惊，以为戏就要开始了，第三个则说看见有一个人走过去，长得和他兄弟象极了。他们甚至还抱怨，说他不了解他们的心情。
“怎么，你没看见？你眼睛看不清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被掴耳光的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
按照刚才虚构的事实，他们应该——但没有想起来——装出听不懂的样子，然而与逻辑相反，他们喊出了一句在这种场合人们习惯说的话：“啊，你的气还不小哇，别小题大作了，好象你嘴里咬着马嚼子似的。”
上午，我站在长满白花的梨树前，突然明白罗贝对“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爱情是建立在幻梦之上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爱情确实酿成了痛苦。一个钟头以来，他不停地受着痛苦的折磨，现在痛苦收缩了，缩回到他的身上，时显时隐，若有若无地显露在他的眼睛中。圣卢和我，我们离开剧院，在一起走了一程。我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一个拐弯处稍稍停了一会儿。从前，我常见到希尔贝特从那条街上走来。我停了一会儿，试图回顾那些往事。我正要“小跑步”去追圣卢，蓦然看见个衣冠不整的先生好象在同他说话，两人离得相当近。我由此推断，这是圣卢的朋友。可是，两人好象还在继续靠近。突然，我看见一些卵形物体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占领了圣卢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变化无定的星座。这些卵形物体好象是用一只弹弓打出来的，我看至少有七个。然而，这不是什么弹弓射出的物体，而是圣卢的两个拳头。拳头飞快地变换着位置，看起来象是好几个拳头做出了一整套完美无缺、煞是好看的动作。这阵拳头的好斗性——而不是审美性——我一上来就从那个衣冠不整的先生狼狈的样子看出了几分。他张皇失措，颔骨似乎脱开，流了许多血。一群人围上来询问情况，他撒了谎，没有讲真话。他转过头，当他看见圣卢头也不回地朝我走来时，怨恨而沮丧地、但毫不气恼地看着他离去。相反，圣卢却怒形于色。尽管他没有挨打，但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冒火。我认为这件事与剧院里掴耳光事件毫无关系。那人是一个有同性恋癖的过路人，看见圣卢是一个漂亮英俊的军人，就向他提出不正当的建议。我的朋友惊魂未定。这帮“恶棍”竟不等天黑就想冒险！当他给我讲述那人的建议时，就象报纸在报道一起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市中心发生的持械抢劫事件那样，情绪异常激愤。然而，挨打的那个瘾君子也无可厚非，他顺着斜坡滑下去，一心只图快点享受，以为长得漂亮就是允诺他了。而圣卢长得确实漂亮，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对付刚才上来同他攀谈的那号人，拳头固然可以教他们认真思索一番，但时间必竟太短，不可能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尽管圣卢不假思索地给了对方一顿拳头，但这种惩罚即使能帮法律的忙，却不可能移风易俗。
接踵而来的这两件事，尤其是他想得最多的那一件，当然会促使圣卢想单独呆一会儿。因为不久他就提出同我分手了，要我独自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他在那里和我碰头。他说我们不一起进去，这样他好装出刚到巴黎的样子，不让人家猜到他和我一起已度过了下午的部分时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生活环境果然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环境不太相同，这一点，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相识之前就料想到了。侯爵夫人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出身名门望族，大家也同样是高门显贵，然而在社交界却不享有崇高的地位。除了几个公爵夫人（都是她的侄女、外甥女或妯娌）和一、两个王妃（是她家的故交）以外，到她沙龙来的人全都是二流人物：资产者、外省的或名声不好的贵族。由于这些人同她过从甚密，久而久之，那么高雅之士和赶时髦的人也就对她敬而远之。再说他们同她非亲非故，用不着到她的沙龙来尽义务。固然，我没有化多少时间，也没有费任何气力就弄明白，在巴尔贝克海滩，为什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消息比我们还要灵通，对我父亲和德·诺布瓦先生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访问了如指掌。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也难以想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大使先生二十余年的暧昧关系会是侯爵夫人在社交界地位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最出风头的贵妇们在社交界炫耀的情夫还不如诺布瓦先生有身份。况且，他大概早就不再是她的情夫了，而仅仅是她的一个老朋友。那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是不是有过其他风流事呢？那时候，她的性格比现在狂热。现在她人老珠黄，变得平静和虔诚了，这也许得部分地归功于她拼命享受生活的狂热年代。她在外省生活多年，就不会闹出几场丑闻？她这些浪漫史后人并不知道，只是从她沙龙乌七八糟的成员看到了后果；倘若没有这些丑闻，她的沙龙肯定会是纯而又纯的沙龙之一。她的侄儿说她讲话“尖酸刻薄”，那么，她那张利嘴会不会使她在那个年代树敌过多？会不会促使她利用自己对男人的某些成功向女人实施报复？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谈论廉耻和慈爱时，神态高雅，富有同情心，不仅用词细腻入微，而且语调也时强时弱，时重时轻，但这些并不能使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那些奢谈某些美德，并且感觉到它们的魅力，甚至深有体会的人（他们会在回忆录中塑造一个具备这些美德的可敬形象），常常出生于，但并不属于那个实践着这些美德的默默无闻的、粗野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一代。那一代人在他们身上会有表现，但不会延续。他们的性格和那一代人的不同，他们敏感，有才智，但这种性格却不利于行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生中有没有丑闻，这无关痛痒。即使有，也被她家姓氏的光辉遮盖了。肯定地说，她在社交界失势的根本原因是她的出众才智，一种与其说是上流社会女人的，不如说是二流作家的才智。
毫无疑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特别鼓吹稳健和节制，这种品质一般不会使人产生激情。说到节制，如果要说得完全恰当，我认为光有节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备作家的某些素质，必须有不太节制的激情。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就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并不理解某些大艺术家的才华，她只知道用幽默的玩笑对他们冷嘲热讽，使她的不理解披上一层诙谐而优雅的外衣。但是，她这种诙谐和优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竟变成了——在另一个平面上，被用来贬低那些最杰出的作品——她真正的艺术素质。然而，这种素质会对一个人的社交地位产生不良的影响，会导致一种医生们所说的挑挑拣拣的毛病。这种毛病具有异常强大的瓦解力，即使你在社交界的地位十分牢固，不消几年，也会被它动摇基础。艺术家们所说的才智，对上流社会说来似乎是纯粹的奢望，而上流社会的人不可能象他们那样仅以唯一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切，决不会理解他们对选词或对比为什么有那样浓厚兴趣，因此在他们身边会觉得疲倦，感到恼火，会很快产生反感。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谈吐只显示出一种完全是上流社会的高雅，这在她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些重大的事件，她只是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提一提；对于她过去的岁月，她几乎只谈了一些轻薄的琐事，不过，她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恰如其分。但是，一部作品，即或涉及的题材是非精神性的，也还是智力的产物；要在一本书或一场谈话中（因为谈话和写书差别不大）使人得到一种轻薄已经登峰造极的印象，必须要有一定分量的严肃性，那是一个十足轻薄的人所不具备的。在某些由女人撰写的被公认为杰作的回忆录中，有的句子被人称作高雅的轻浮，引为范例，但总使人想起要达到这种轻薄程度，作者想必早已精通一门比较沉闷的科学，一门讨厌的学问，她在少女时代，在她的女友眼里，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学究。某些文学素质会导致社交生活的失败，文学素质和社交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那样必然，今天，当我们拜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回忆录时，只要读到某个贴切的形容词和某些前后连贯的比喻，就可以重新看到勒鲁瓦夫人那样的假上流人物在某大使馆的楼梯上可能向老侯爵夫人冷冰冰地行礼的情景。勒鲁瓦夫人去盖尔芒特府的时候，也许会顺便送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张折了角的名片①，但决不会走进她的沙龙。因为勒鲁瓦夫人害怕同医生或公证人的妻子混在一起会有失身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少女时代可能是一个女学究。她自以为博古通今，顾盼自得，但很可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得罪了上流社会中某些不及她聪明、又不如她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却对她耿耿于怀，记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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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名片上折一只角就表示亲自来访。
再说，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圈子中，对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人不屑一顾。但我敏感到她并不是生性冷漠才不和别人来往的，而且也不总是闭门谢客。心血来潮时，她也想结识这个或那个没有资格受她接待的无名人士，可能因为她觉得那人长得漂亮，或者仅仅因为听人说他很讨人喜欢，或者认为他与她熟悉的人不一样。而她所熟悉的人全都是最纯的圣日尔曼社交圈里的人，在那个时代，她对他们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决不会抛弃她。那个得到她赏识的生活放荡的青年，没有身分的小市民，对她的邀请不肯赏光，她就不得不一再发出邀请，久而久之，她在那些假上流人的眼里渐渐威信扫地，因为他们评定一个沙龙好坏，往往根据女主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她接待什么样的人。的确，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年轻时对自己是贵族的精华感到乏味，有意得罪她周围的人，以作践自己的地位自娱的话，那么，当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后，反倒眷恋起她失去的地位了。从前，如果说她为了向公爵夫人们显示自己比他们高明，她们不敢做的事她敢说敢做的话，那末现在，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公爵夫人们都不愿光临她的沙龙，她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她还希望能独霸一方，但不再是用思想，而是用别的方法。她想把过去她竭力排斥的贵妇都吸引到她的沙龙里来。不知有多少女人，一生就象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况且，对她们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年龄，似乎有着不同的世界，老人们守口如瓶，使得年轻人对过去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很难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当她们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时，她们又会不遗余力地去夺回她们在前一个阶段心甘情愿地抛弃的东西。那么是用怎样的方式抛弃的呢？当今的青年是想象不到的。更何况他们眼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回忆录作者，戴着白发套显得那么庄重，却曾经是一个一宵千金的风流女人，使多少现在已长眠地下的男人丧魂失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曾巧妙而自然地、坚持不懈地作践她高贵的出身给予她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即使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她对她的地位毫不重视。同样，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可以整天为自己密谋一种清静而懈怠的生活，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生活不堪忍受；当他赶紧在束缚他的网上再开一个洞眼时，很可能他只梦想舞会、狩猎和旅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地把我们现在的特征，而不是理想的人的特征作为临摹的图样。勒鲁瓦夫人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招呼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映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本性，却丝毫也不符合她的愿望。
毫无疑问，当勒鲁瓦夫人同侯爵夫人“断绝来往”（这是斯万夫人心爱的用语）时，侯爵夫人为了自我安慰，可能会回想起玛丽—阿梅莉王后从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爱您就象爱女儿一样。”但是王后的这种恩宠是不公开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就象艺术学院旧时颁发的头等文凭，上面布满了灰尘，它仅仅对侯爵夫人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上流社会中，唯有那些能创造生活，并且会随时消失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既不想保留，也不想到处张扬，因为在同一天中，还会有一百个好处接踵而来。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必要时会回忆王后的话来作自我安慰，但她却宁愿用王后的话换取勒鲁瓦夫人经常受到邀请的权力。就象一个大艺术家走进一家饭店，谁也不认识他，他那件过时的旧上衣和脸上腼腆的神情也显示不出他的才华，他宁愿自己成为邻桌那个年轻的场外经纪人，尽管这个人属于社会最低层，却有两个女演员相陪，老板、侍应部领班、侍者，穿制服的服务员，就连学厨的小徒弟，全都走出厨房，络绎不绝地跑来向他大献殷勤，就象童话剧中看到的那样，而那个饮料总管手里拿着满是灰尘的酒瓶，浑身上下也都是灰尘，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一瘸一拐地朝着经纪人走来，象是刚才从黑暗的酒窖上来时，半路上扭伤了脚似的。
然而，应该承认，勒鲁瓦夫人没有出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尽管使女主人伤心，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客人的注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勒鲁瓦夫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她仅仅在上流社会有名气。他们毫不怀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招待会是巴黎最出色的招待会，正如今天她的回忆录的读者所确信的那样。
离开圣卢后，我就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第一次去她家里，是德·诺布瓦先生向我父亲提议的。我在她的客厅里找到了她。客厅的墙壁装饰着黄绸，沙发和令人赞叹不绝的安乐椅是用博韦的绒绣做面，玫瑰红的几乎可以说是紫罗兰的颜色，看上去就象成熟的覆盆子，与墙壁的黄绸相映生辉。在盖尔芒特和维尔巴里西斯两家人的肖像旁边，还可以看到玛丽·阿梅莉王后、比利时王后、德·儒安维尔亲王和奥地利皇后的肖象，这是他们亲自赠送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头戴一顶旧时的镶着黑色花边的软帽（她以一种对地方色彩或历史色彩先入为主的本能保留了这顶软帽，就象从布列塔尼来的旅店老板，尽管他的顾客全都换了巴黎人，他却仍然认为应该让他的女仆们戴帽子和穿大袖管衣服），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桌上放着画笔、调色板和一张刚动笔的水彩画，旁边是玻璃杯、茶碟和茶杯，里面放着苔蔷薇、百日草和铁线蕨。客人纷至沓来，她这时已停止画花，那些杯、碟中的花草似乎象一张十八世纪的铜板画上的花卉，花就放在一个卖花女的柜台上。客厅里暖烘烘的，因为侯爵夫人在从城堡回来的路上受凉得了感冒，屋里特意生了火。我来到客厅时，已有几个客人在了。其中一个是档案保管员。今天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他一起，把历史人物写给她的亲笔信归了归类。这些真迹fac—similes①后，准备作为证明文件放进她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在这些客人里，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看上去惶惶不安，不苟言谈。他得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继承了一张蒙莫朗西②公爵夫人的画像，想复制一份，作为他那部关于投石党③的著作的插图，因此他来恳求得到她的同意。我的老同学布洛克也来了。他现在是个青年剧作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指望他能为她提供一些不要报酬的演员，参加她即将举办的日场演出。诚然，社会的万花筒正在转动，德雷福斯案件就要把犹太人贬入社会最低层，但是，一方面，尽管为德雷福斯翻案的狂风四起，波涛在暴风雨的开始阶段是不会达到高潮的。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至今还置身于德雷福斯案件之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听到家里有人怒斥犹太人，她也听而不闻。最后，象布洛克这样的青年犹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他们党内有代表性的知名犹太人却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他下巴上点缀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紧腰长礼服，手里拿着手套，犹如拿着一卷纸沙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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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意即：复制。
②蒙莫朗西家族是法国最有影响的贵族家族之一。
③指1648年至1653年间法国反专制的政治运动。
罗马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会讨厌犹太人。但是在一个法国沙龙里，这些人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感觉得到。一个犹太人走进一个沙龙，就好象走出了大沙漠，象鬣狗那样倾斜着身体，弯着颈背，口中不停地说着“萨拉姆①”，这副模样和神情，恰好能满足人们对东方风味的好奇心。不过，这个犹太人必须不属于“上流社会”，否则，他的外表很快就会象一个英国贵族，举止风度会完全法国化，这样一来，他那桀骜不驯的、象金莲花那样胡乱生长的鼻子会使人想到马斯卡里耶②，而不是所罗门③。但是布洛克还没有被“圣日耳曼区”的训练软化，也没有因为同英国和西班牙接触而变得高贵，尽管他一身欧洲装束。但对于那些爱好异国情调的人来说，他仍然是德刚④画笔下的犹太人，奇特颖异，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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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拉姆”是阿拉伯人表示问候的用语，意为“祝你一切如意”。
②马斯卡里耶是法国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中人物，一个诙谐快活的仆人。
③所罗门（前972—932），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继承王位后，以色列达到鼎盛时期。
④德刚（1803—1860），法国画家，是东方风格画的杰出代表。
这个种族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个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现代的巴黎，伸到我们剧院的走廊里和银行、邮局、商店的营业窗口后面，伸到葬礼中和大街上；它使现代的帽子犹太化，吞并了欧洲的装束，使人忘记了旧式礼服，使之就范，总之，使和画在大流士一世①宫门前一座絮斯②风格建筑物中楣上的亚述誊写人所穿的衣服十分相象。（一小时后，德·夏吕斯先生向人打听布洛克这个名字是否是犹太人的名字，布洛克就认为夏吕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其实这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好奇心和对地方色彩的热爱。）但是，谈种族的延续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对所有这些人民的印象，最好还是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从古代画中熟悉了古希腊人的面孔，在絮斯一个宫殿的三角楣上看到过亚述人。然而，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邂逅这个或那个种族的东方人时，仍然会感到他们是超自然的人，是靠招魂术的力量招来的幽灵。我们仅有一个表面印象，现在这个印象有了深度，它在三维空间上伸展开来，它在动。年轻的希腊妇女，一个银行阔老板的女儿，当今最时髦的女子，看上去就象在一出历史芭蕾舞剧中扮演群众角色的女演员，活生生地代表着希腊艺术；但在戏剧中，导演使这些人物形象变得苍白无力。相反，当一个土耳其妇女、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沙龙，我们会看到一幅动人的场面，人物形象会变得生动活泼，奇妙非凡，仿佛真是招魂术招来的亡灵。是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是那些亡灵显形说中一贯宣扬的灵魂）在我们面前做着这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和表情，是我们从前在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模模糊糊地看到过的灵魂，从微不足道的先于经验存在的生活中找出来的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灵魂。在那个年轻的希腊妇女身上我们想拥抱的——但这只是妄想，因为我们靠近她，她就闪开——是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曾得到人赞美的人物形象，如果我利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客厅的光线给布洛克照几张相，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以色列的形象，正是那些亡灵的照片显示的形象。这形象是那样撩拨人心，因为它不象人；可又那样令人失望，因为它毕竟与人类太相象。更广义地说，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可怜的世界上，连我们周围人说的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尽管我们象围着一张转动的桌子围在他的身边，等待他道出无穷世界的奥秘，他也只会说出布洛克刚才说的话：“但愿他们注意我这顶大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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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流士一世（约前558—486），古波斯帝国国王。
②古波斯城市名。那里有大流士一世王宫的废墟。
“我的上帝，那些部长们，我亲爱的先生，”我走进客厅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象正在和我的老同学说话，我的闯入打断了她的话头，不过她立刻又接上了，“那些部长们，谁也不想见他们。尽管我那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国王曾要我祖父邀请德卡兹先生参加一个舞会。舞会上，我父亲要同贝里公爵夫人跳舞。国王对我祖父说：‘您会让我高兴的，弗洛里蒙。’我祖父耳朵有点背，听成了德·加斯特里先生，感到国王的请求很自然。当他明白是要他邀请德卡兹先生时，他心里一阵反感，但还是折腰应允，并且当晚就给德卡兹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光临他下周举办的舞会。因为，先生，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礼貌，女主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在请柬上亲笔写：‘清茶一杯’，‘跳舞茶会’，或‘音乐茶会’。然而，他们既懂得礼貌，也会表现出无礼。德卡兹先生接受邀请了，可是舞会前夕，人们得知我祖父因身体不爽而把舞会取消了。他没有违抗国王，但也没有让德卡兹先生参加他的舞会……是的，先生，我清楚地记得莫莱①先生，他很风趣，他在法兰西学院接见德·维尼②先生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十分拘泥虚礼，我仿佛还看见他手中拿着大礼帽回家吃晚饭的情景。”
“啊！这很能使人想到受腓力斯人③影响相当深的一个时代，因为毫无疑问，回家时把帽子拿在手上是普遍的习惯，”布洛克说，他很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一个见证人了解昔日贵族的生活特点，而那位有时兼任侯爵夫人秘书的档案保管员向侯爵夫人投去了温柔的目光，仿佛在对我们说：“瞧！她多么了不起！她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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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莱（1781—1855），法国政治人物，在第一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充任过要职。
②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写诗歌充满悲观情绪。
③腓力斯人是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居民，泛指没有文艺修养和粗俗的人。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答道，一面把浸着铁线蕨的玻璃杯挪近一些，呆会儿她还要画花，“这仅仅是莫莱的习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在家还拿着帽子。除非国王驾临，因为国王到哪儿都是家，而主人在自家的客厅里反而成了客人。”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有过教导，在……”投石党历史学家比埃尔先生壮着胆子说道。可他说话时畏首畏尾，怯生怯气，结果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患神经性失眠症已有几个星期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天天睡不着觉，累得精疲力竭，因此除了工作需要外很少出门。别人出门是家常便饭，可他就象从月球上下来一样费劲。正因为他不能经常出去走走，当他看到别人的生活不能随时发挥最大的效率以满足他生活中勃发的冲动时，就会感到万分惊讶。他每次去图书馆总要夺紧腰礼服，尽量使自己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就象威尔斯①笔下的人物，可他常常吃闭门羹。值得庆幸的是，他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却没有被拒之门外，他马上就可以看见那张肖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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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作品大多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
布洛克打断了他的话头。
“真的，”他说，这是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讲的国王驾临的礼节问题作出的反应，“您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象他不应该不知道似的）。”
“说到国王驾临，您知道昨天上午我侄儿巴赞同我开的愚蠢的玩笑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档案保管员。“他自己没来，而是派人来告诉我，瑞典王后想见我。”
“啊！他就这样冷漠地派人来同您说一说就完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布洛克高声说，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位历史学家只是羞怯而庄重地稍微笑了笑。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从乡下回来不几天，想清静一下，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心里纳闷，瑞典王后怎么会知道我在巴黎的，也不让我歇两天喘口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番话使她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讶：瑞典王后想登门拜访，而女主人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的确，如果说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在同档案保管员查阅她回忆录的有关资料的话，那么现在她已不知不觉地试图用回忆录的结构和魔力来影响一个代表着她未来读者的一般听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同一个真正高雅的沙龙是会有差别的。在高雅的沙龙里，不大可能出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待的那种庸俗女人，相反却能看见最终被勒鲁瓦夫人吸引过去的杰出的贵妇。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看不出来。作者没有把那些出身低微的朋友写进去，因为没有机会提到她们，却塞进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贵宾，因为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能写进很多人。如果写进回忆录的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历史人物，那么读者就会从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某某沙龙是一个高雅的沙龙。按照勒鲁瓦夫人的评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是一个三流沙龙，为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感痛苦。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勒鲁瓦夫人了，她这个评价也烟消云散。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昔日常有奥马尔公爵、布洛伊公爵、梯也尔、蒙达朗贝、迪邦卢殿下来访，今天又有瑞典王后光临的沙龙，会被丝毫没有改变价值观念的后代子孙誉为十九世纪光彩夺目的沙龙之一。从荷马和品达罗斯①时代起，人类的子孙依然如故。在他们眼里，值得羡慕的地位是高贵的门第，皇亲国戚或准皇亲国戚，是国王、平民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友谊。然而，所有这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都沾点边，无论是她现在的沙龙，还是在回忆录中。她借助于回忆录，把她现在的沙龙延伸到过去，有些事稍微作了润色。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没有能力恢复他女友在上流社会的真正地位，但却把外国或法国政治家带进了她的沙龙。这些政治家需要诺布瓦先生。他们知道，经常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讨好前大使先生最有效的办法。勒鲁瓦夫人大概也同这些欧洲的知名人士相识。但她是一个知趣的女人，总是避免使自己的谈吐象个女学究，绝对不和总理们谈论东方问题，不和小说家、哲学家谈论爱情的本质。有一次，一个矜夸的贵妇问她：“您对爱情有何高见？”她回答说：“您问爱情？我只管实践，从不谈论。”如果文学名流和政治人物来到她的沙龙，她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样，只让他们玩扑克牌。不过，他们常常宁愿打扑克，也不愿意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束缚，一味地漫谈闲聊。这种闲谈，在上流社会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她却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素材和政治见解，写出了具有高乃伊②式悲剧作品那样良好效果的回忆录。况且，只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可以传给后代，因为勒鲁瓦夫人们不会写，即使会，也没有空闲。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文学禀赋是使勒鲁瓦夫人们看不起她们的原因，那么反过来说，勒鲁瓦夫人们的蔑视却大大有利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文学禀赋的发展，使这些女学究们有闲从事文学生涯。上帝要人写出几本好书，便在勒鲁瓦夫人们的心里煽起了蔑视之火，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邀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赴晚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就得立刻撂下文具匣，吩咐给她套车，八点就得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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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品达罗斯（约前518—438），古希腊抒情诗人，以写合唱颂歌著称。
②高乃伊（1606—1684），法国剧作家。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妇人款款而入。她神态庄重，卷边草帽下露出玛丽—安托瓦内特①式的高高隆起的白发。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巴黎社交界还能见到的三个特别的贵妇之一。这三个女人和德·维尔巴里西斯一样出身名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沉入黑暗，恐怕只有一两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风流老手才能向我们吐露真情），只剩下一些无人问津的末流光顾她们的沙龙了。这三个贵妇都有自己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就是她们的侄女。这个光彩夺目的侄女来向她们尽礼仪，但始终也没能把另外两个贵妇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吸引到她的姑妈的沙龙里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这三个贵妇来往密切，但并不喜欢她们。也许因为她们的处境和她相似，会使她触景生情而心中不快。此外，她们也和她一样尖酸刻薄，博学多才，幻想通过经常演出独幕滑稽剧组成所谓的沙龙。她们之间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又因她们一生挥霍无度，如今几乎囊空如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之争，不得不依靠或利用某个演员的无偿援助，惨淡经营着她们的沙龙。再说，这个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每次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免总要想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从没有出席过她的星期五聚会。不过，每星期五，她的忠实的亲戚普瓦公主必到，这多少给了她一点安慰。这是她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管普瓦公主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好朋友，但她从来不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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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路易十六国王的妻子。
然而，从马拉盖滨河路的公馆到杜农街、椅子街和圣奥诺雷区的沙龙，一种互相依存却又彼此憎恨的关系把这三个遭到贬谪的女神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真想查一查社会神话学辞典，弄清楚她们究竟做了什么风流韵事，冒犯了哪一条天规，会遭到如此悲惨的惩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她们出身高贵，当前又都身处逆境，才不得不彼此既憎恨，又密切相联的。再说，她们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找到了向自己的客人献殷勤的好办法。试想，当她们把客人介绍给一个很有身分的、有一个姐妹嫁给了某萨冈公爵或某利尼亲王的贵妇时，她们的客人怎能不以为自己已跨进了最封闭的贵妇沙龙呢？况且，报上成天谈论这些所谓的沙龙，而对于真正的沙龙却很少报道。就连那些侄儿外甥们，那些上流社会的“精华”（尤其是圣卢），当听到同学求他们把朋友引进上流社会时，也会说：“我带你们去我的维尔巴里西斯姑婆家，或某某姨婆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沙龙。”他们清楚地知道，把朋友引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也许比带他们到这些夫人们漂亮而高雅的侄女或妯娌家更容易一些。有些老头和少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情况对我说，这几个老太太所以不为上流社会接纳，是因为她们从前行为过于放荡。当我反驳他们说，行为放荡不应该妨碍她们高雅时，他们提醒我说，她们的放荡超过了人们今天的想象力。这些神态庄重、正襟危坐的夫人，她们的不轨行为经人一传，就带上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史前时期和猛犸时代的神秘色彩。总之，这三个白发、蓝发或红发的命运女神①曾为不计其数的男人纺过生命之线。我想现代人夸大神话时代的恶运，如同希腊人创造伊卡洛斯②、忒修斯③、赫拉克勒斯④一样，可是这些人物的原型和很久以后仍然把他们奉若神明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们总要等一个人不大可能再做坏事时才来清算他从前的过失，只看见他正在遭受社会惩罚，并且根据惩罚的大小来衡量、想象、甚至夸大他犯过的罪行。在“上流社会”这个展出象征派画像的长廊里，真正轻浮的女人，彻头彻尾的荡妇总是以一个年逾古稀、神态庄重、目空一切的夫人面目出现，她能接见多少人就接见多少人，而不是想接见谁就接见谁，行为不端的女人不敢问津她的沙龙，罗马教皇常常赐给她“金玫瑰”。她偶尔也写一部关于拉马丁⑤青年时代的著作，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扬。“您好，阿利克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后者用锐利的目光环视客厅，企图寻找对她的沙龙有用的目标。她必须亲自去发现，因为毫无疑问，刁滑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肯定不会把有价值的人介绍给她。果真是这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心翼翼，故意不给她介绍布洛克，怕布洛克会把在她这里演出的独幕滑稽剧拿到马拉盖滨河路去上演。况且这是以牙还牙。因为前一天马拉盖滨河路的那位夫人把里斯多里夫人请去朗诵诗了，而且也很保密，没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知道，因为这个意大利女演员是从她那里挖走的。马拉盖滨河路的夫人不想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报上知道这件事，同时也怕她见怪，就来同她说一声，好象没有做亏心事似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大概认为我不象布洛克，把我介绍给滨河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把我的名字告诉她了。滨河路的夫人尽量不动身子，想使自己衰老的外表保持格瓦丝弗⑥的维纳斯女神的线条（在遥远的过去，风流萧洒的青年曾为她神魂颠倒，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冒牌文人在押韵的短诗中把她赞美）——况且她已养成习惯，总是摆成一副高傲的神态。大凡受到特殊贬抑又不得不主动接近别人的人，都会摆出这副补偿性神态——她冷漠而庄严地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就把脸转向别处，再也不理我了，只当我不存在似的。她这是一箭双雕，仿佛在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看见了吧，我才不在乎多一、两个关系呢，我对毛头小伙子不感兴趣。他们专会诽谤人。”可是一刻钟后当她告辞时，却乘着混乱，悄悄地邀请我下星期五到她的包厢去。这是闻名遐尔的二个包厢中的一个，它的名字——况且她娘家姓舒瓦瑟尔——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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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掌管人类命运和生死的三个女神。其中一个纺织生命之线，另一个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第三个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②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迷宫的建造者代达罗斯的儿子。
③忒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雅典王子，后统一全国，被认为是雅典国家的奠基人。
④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生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⑤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
⑥格瓦丝弗（1640—1720），法国雕刻家和装饰家。他的《蹲着的维纳斯》驰名于世界。
“先生，我估摸您是想写德·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投石党历史学家说，象是低声抱怨似的。她哪里知道，她的和蔼可亲的神态已被这赌气般的咕哝，被衰老引起的生理性忧愤，被模仿旧贵族农民气十足的声调而造成的不自然弄得皱皱巴巴，裂痕条条了。“我马上就让你看她的画像。我这张是原件，卢浮宫的那张是复制品。”
她把画笔往花旁边一搁，站起身，露出腰上的小围裙。她是怕颜料弄脏衣裳才围围裙的。本来，她那顶无边软帽和那副笨重的眼镜已经使她象一个乡下女人了，围上这条小围裙，就更显得土气。而她的仆从和给客人端茶上点心的膳食总管，还有奉命前来照亮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画像的仆人（她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东方教务会的女修道院院长），一个个都穿着华丽的制服，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身土里土气的装束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都站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她说，“我们的姑婆、姨婆那一辈人，常常是这些教务会中的女修道院院长，可是，法国国王的女儿却没有吸收进去。这些教务会是很难加入的。”“没有吸收？国王的女儿？为什么？”布洛克惊讶不已，问道。“因为自从法国王族与非王族联姻后，王族的地盘缩小了。”布洛克更加吃惊了。“与非王族联姻？法国王族？怎么回事？”
“就是同梅第奇家族①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极其自然的口吻回答说。“这画像很漂亮，是不是？保存得很好，”
她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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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第奇家族是意大利的大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和银行家，不是王族。一年，该家族的玛丽·德·梅第奇与法王亨利四世结婚。
“我亲爱的朋友，”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您还记得吗？那天我把李斯特带到您这儿来时，他对您说，这张画是复制品。”
“如果说音乐，我会对李斯特的意见心悦诚服的，但绘画不行！再说他已经年老昏聩。我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了。不过，也不是您把他带来的呀。在这之前，我在塞恩—维特根斯坦公主府上和他共进晚餐已经不下二十次了。”
阿利克斯见这一招没有成功，便闭口不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那张扑了一层层香粉的脸孔活象石膏脸。她的侧影显得雍容华贵，宛若公园里的一尊风化了的女神塑像，短斗篷遮住了长满青苔的三角形底座。
“啊！又是一幅漂亮的画像，”历史学家说。
门打开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走进来。
“你来啦，你好，”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连头都没有点，从围裙的口袋里抽出一只手，递给刚进来的德·盖尔芒特夫人，马上又把头转向历史学家，不再理她了，“这是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的画像……”
一个年轻的仆人托着一个盘子走进来，盘子里有一张名片。他看上去很有胆量，脸长得也很可爱（不过，为了使自己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他把脸修得恰到好处，鼻子微微发红，皮肤稍稍发亮，仿佛还保留着刚用刀雕刻过的痕迹）。
“是那个已经好几次来看过侯爵夫人的先生。”
“您同他说我有客人了吗？”
“他听到说话声音了。”
“那好吧，就让他进来。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他对我说，他很想在这里受到接待。我从来没有同意。可他来过五次了。总不能让人不高兴吧。先生，”她对我说，“还有您，先生，”她又指着投石党历史学家说，“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侄女，盖尔芒特公爵夫人。”
历史学家和我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以为施礼后总会得到一点儿友好的表示，眼睛发亮，嘴正准备张开，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表情却一下使他凉了半截。德·盖尔芒特夫人利用她独立自主的上半身，用过分的做作姿态向前施了一礼，然后抬起头来，头抬得不高不低，使目光看上去似乎没有注意到前面还站着两个人。她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鼻翼动了动，恰到好处地表明她的注意力实在闲极无聊，我和历史学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
不知趣的客人进来了，他一直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走去，神情天真而热诚。是勒格朗丹！
“夫人，您能接见我，我铭感终身，”他说道，并且加重“铭感”二字。“您给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一种不同一般的、妙不可言的快乐。我向您保证，它的反响……”
他看见我了，猛地刹住话头。
“我正在让这位先生看拉罗什富公爵夫人那张漂亮的画像呢，她是《格言集》①作者的妻子，画像是家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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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言集》是十七世纪作家拉罗什富公爵的名著。
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同阿利克斯寒暄，说她今年没能象其他人那样去看她，深感抱歉。“我通过马德莱娜经常得到您的消息，”她又说。
“今天她在我那里吃午饭了，”马拉盖滨河路的侯爵夫人说。一想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永远也不能说这句话，不禁洋洋得意。
在她们寒暄的时候，我同布洛克交谈。因为我听说他父亲对他的态度变坏了，我怕他羡慕我的生活，便对他说他生活得想必比我幸福。这纯粹是一句客套话，但是，那些自尊心强的人听了，很容易相信自己果真鸿运高照，或者很想说服别人相信他们交了好运。“不错，我的确生活得很愉快，”布洛克乐呵呵地对我说，“我有三个莫逆之交，多一个我也不要。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妇，我幸福极了。天父宙斯很少赐予人这样的幸福。我相信他主要是想炫耀自己，让人羡慕，但在他的乐观中也许还隐藏着一种追求独特风格的愿望。很显然，他不愿意人云亦云，庸俗地回答一句：“啊！这没什么，等等。”从前，有一天下午，他家举行舞会，我因故没能参加。当我问他“好玩不好玩”时，他平淡而冷漠地，就象在谈别人的事似地回答我说：“是的，好玩极了，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舞会。真叫人乐而忘归。”
“您给我们讲的使我非常感兴趣，”勒格朗丹先生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那天我还想，您的风格同他①很相仿，文笔干脆利落。如果用两个相矛盾的字眼来形容，那就是动中有静，瞬息间有永恒。今晚我真想把您讲的话全都记在本子上，不过，我一定会把它们铭记在脑子里的。您讲的东西，用儒贝②的话来说（我想是他说的），总值得记住的良师益友。您从没有读过儒贝的书？啊！您要是读他的书，他在地下有知会多高兴啊！请允许我从今晚起给您送他的书，我为能向您介绍他的思想而感到自豪。他没有您的才干，却和您一样文笔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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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上文提到的《格言集》的作者。
②儒贝（1754—1829），法国伦理学家，对人和文学有独到的见解。
我本想立即走过去向勒格朗丹问好，可他总是尽量离开我远远的。显然，他不希望我听见他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的恭维。
她笑着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番讥笑似地，然后把头转向历史学家。
“这个女人是赫赫有名的玛丽·德·罗昂，就是谢弗勒丝公爵夫人，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德·昌伊纳先生。”
“亲爱的，说起德·吕伊纳夫人，倒使我想起了约朗德。她昨天上我那里去了。我要是知道您昨晚没有客人，我就叫人来请您了。里斯多里夫人是突然来的，当着作者的面朗诵了加门·西尔法王后的台词。美极了！”
“真缺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心里想。“那天，她同德·博兰古夫人和德·夏波纳夫人窃窃私语，肯定是讲这件事。”但她回答说：“昨天我不忙，可您来请我我也不会去的。里斯多里夫人走运的时候我看过她的演出，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再说，我不喜欢加门·西尔法王后的台词。那位里斯多里夫人到这里来过一次，是奥斯塔公爵夫人带她来的，她吟诵了但丁《地狱》中的一个章节。吟诵得妙极了，简直无可比拟。”
阿利克斯坚强地经受住打击，依然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她目光锐利，不露表情，鹰钩鼻使她显得庄重高贵。但她的一面脸颊上好象长了鳞片似的显得斑斑驳驳。下巴颏上稀稀粒粒地长着古里古怪的赘生物，有绿的，也有红的。可能再过一个冬天，她就会趴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噢，先生，要是您喜欢绘画，不妨看一看德·蒙莫朗西夫人的画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见勒格朗丹又要开始恭维，就以这句话来堵住他的嘴。
勒格朗丹去看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乘机用揶揄和询问的目光问她的婶母这人是谁。
“是勒格朗丹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低声说。“他有个姐妹，叫德·康布尔梅夫人，你可能和我一样，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怎么没听说过？我得熟悉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把手捂着嘴叫了起来。“也可以说我不认识她。不过，巴赞不知道在哪里遇见了她丈夫，鬼使神差般地叫这个胖女人来看我。那叫什么拜访呀！她一见我就说，她到伦敦去了，她把不列颠博物馆的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向我介绍。您看我这样子，离开您这里后，还要到这个怪物家去送一张名片。别以为这是件轻松事，她借口快要死了，整天呆在家里，也不管人家是晚上七点去，还是上午九点去，她尽让你吃草莓馅饼。是的，一点不错，就是个怪物，”德·盖尔芒特夫人看见她姑妈投来询问的目光，便又说了一句。“这个女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她尽说什么‘笔杆子’之类的怪词。”“‘笔杆子’是什么意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她的侄女。“谁知道！”公爵夫人假装生气地说，“我不想知道。我才不讲这种法语呢。”她看见姑妈确实不知道笔杆子的意思，为了显示自己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讲求语言纯洁性，也为了在讥笑德·康布尔梅夫人之后，对她的婶母也来一番嘲讽：“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并且挤出一丝笑容，但又被残留在脸上的假装生气的表情挤跑了，“谁都知道，笔杆子就是作家，就是舞文弄墨的人。不过，这个词太可怕了，会把人的大牙都吓掉的。以后谁也别想再叫我讲了……怎么，这是她的兄弟！我还没有弄明白。不过，说到底，还不难理解。她也和床前的小地毯一样低贱，和转动的书橱一样有学问。她也会奉承拍马，也一样令人讨厌。我对这种血缘关系的概念开始有比较深刻的体会了。”
“坐下，喝口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你自己来。那是你曾祖一辈的画像，你不需要看，你和我一样熟悉。”
说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坐到书桌旁，开始画画了。大家都围上去，我乘机走到勒格朗丹跟前。我并不觉得他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来有什么不对，于是一句话脱口而出，压根儿没想到会伤害他，也没有想到他会认为我存心要伤害他：“喂，先生，我到沙龙来可以原谅了吧，因为你也来了。”勒格朗丹听后就断定我是一个专爱干坏事的顶顶坏的小坏蛋（至少，这是他几天以后给我的评语）。
“您不能懂点规矩，先向我问个好吗？”他回答我，没有把手伸出来，声音愤怒而俗气，我都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这和他平时所谈的情理没有什么联系，只和他的感受有更直接、更强烈的联系。因为当我们决定把自身的感觉掩盖起来时，我们没有想到以后用怎样的方式去表现感觉。突然，我们内心深处有一头邪恶而陌生的野兽咆哮起来了，它的声调是那样可怕，有时你听到它无意识地、简单地、几乎是难以抑制地暴露你的错误或缺点时，你会感到毛骨悚然，正如一个罪犯，当他情不自禁地忏悔自己杀了人，而你又不知道他是罪犯，这种意外而间接的奇怪的认罪，也会使你吓得心惊肉跳。固然，我知道，理想主义，即便是主观的理想主义，也不能阻止哲学大师贪吃美食或百折不挠地争取选入法兰西学院。但是，勒格朗丹确实没有必要反复提醒别人，他们这些人属于另一个星球，其实，他发怒或献殷勤所引起的脸部抽搐，只不过是想在那个星球上得到一个显赫的位置而已。
“当然，如果有人三番五次地纠缠我，要我到某个地方去，”他继续低声说，“尽管我有我的自由，但我总不能做一个不近情理的人吧。”
德·盖尔芒特夫人坐下喝茶了。她的名字加上了封号，也就使她的躯体加上了公爵的采邑。公爵采邑向着四周延伸出去，使她的圆垫式矮凳周围，客厅中央，笼罩着一片盖尔芒特树林的浓荫。清新爽朗，金光灿烂。我只是感到惊讶，为什么公爵夫人的脸上看不出同盖尔芒特树林有什么相似之处，她的脸没有一点植物的特征，最多脸颊上的粉刺——她的脸颊倒是打上了盖尔芒特家族的印记——可以算作她经常骑马出游的结果，但不能认为是这种户外活动的写照。后来，当公爵夫人在我眼里变得无足轻重时，我才开始了解她的许多特征，尤其是——我只限于谈当时我已感受到魅力却还不善于鉴赏的东西——她的眼睛，法国下午的蓝天被禁锢在她的眸子中，就象被画在画上一样，蓝天袒露着，即使没有太阳，也沐浴在一片亮光中；还有她的声音，听到她沙哑的声音，会以为是下等人在讲话，那种没精打采地拖着的长音，犹如照在贡布雷教堂台阶上或广场糕点铺里的外省的阳光，金煌煌，懒洋洋，油腻腻。但这是第一天，我什么也没能辨别出来。我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即刻就把我可能有的一点感觉熔化了，不然，我也许会发现一些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奥秘。我心里想，不管怎样，在大家看来，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是她，这个名字所表示的不可思议的生活，全都包容在她的躯体中，刚才，她的躯体把她神秘的生活带进了客厅，带到各种各样的人中间。客厅从四面八方将她的生活包围，而她的生活对客厅的反作用是那样强大，在生活不再往前伸展的地方，我仿佛看见沸腾起伏的线条为它确立了边界：在鼓起的北京绸裙投给地毯的清晰的影子上，在公爵夫人那清澈明亮，时而充溢着忧虑和回忆，充溢着轻蔑、愉悦、好奇和莫测高深的思想，时而映照出光怪陆离的形象的眸子中。如果我是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次晚会上，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在侯爵夫人的一个“接待日”，在她的一次茶会上遇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许我的心情不会如此激动。因为这种茶会不过是那些女人外出时的一次短暂的憩息。刚才她们戴着帽子四处奔走，象起马灯似的走过一个又一个沙龙，进屋后连帽子也不摘，这就给沙龙带来了户外清新的空气，给薄暮中的巴黎带来了光明，就连那些敞开的不时传来辚辚马车声的高大的窗户也不可能带进比这更多的光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头戴饰有矢车菊花的平顶草帽。这顶草帽使我想到的不是遥远童年时代的阳光——那照射在我采撷矢车菊花的贡布雷的田野上和当松维尔篱外斜坡上的阳光——而是薄暮的气味和尘埃，就是刚才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和平衡时的气味和尘埃。她微笑着，神态傲慢而心不在焉，一面抿唇撅嘴，一面用小阳伞的尖头在地毯上画圆圈，仿佛在用她神秘生活的触角画圆圈似的。接着，她冷漠地把在座的人轮番打量一遍，这目光一上来就使她注意的对象和她脱离了接触。继而她又审视长沙发和安乐椅，但是，这些她所熟悉的、可以说是通了人性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尽管微不足道，却在她身上唤起了一种同情心，使她的目光变得温柔一些了，因为这些家具和我们不同，多少有点属于她的世界，同她婶母的生活紧密相违。她的目光又从博韦的家具转移到人身上，于是她又恢复了洞察入微和不满意的神态。对婶母的尊重使她不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但是，如果她在安乐椅上看到的不是我们，而是一团油迹或是一层灰尘，她也是会感到不满的。
杰出的作家G……进来了，他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这看作是一件苦差使。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他很高兴，但没有同他打招呼。不过，他到她身边去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感到，她的魅力、敏锐和淳朴足以说明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况且，出于礼貌他也应该去。因为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他和蔼可亲，又赫赫有名，常邀请他吃饭，甚至让他单独同她和她的丈夫共进午餐；或者在秋高气爽时，她利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把他请到盖尔芒特城堡，让他同一些渴望会见他的亲王殿下共进晚餐。公爵夫人喜欢招待杰出人物，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未婚男子。有的人结了婚，也只能单身去她那里，因为他们的妻子一般都是平庸之辈，会给巴黎最高雅、最漂亮的沙龙抹黑，公爵夫人邀请他们时从来不邀请他们的妻子。为了避免多心，公爵向这些无名有实的鳏夫解释说，公爵夫人不接待女士，不习惯同女士交往。他说这话就好象在叙述医生的嘱咐似的，就好象在说她不能呆在一个有气味的房间里，不能吃得太咸，不能背对行车方向旅行，或不能穿紧身胸衣。当然，这些杰出的人物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里会看见帕尔马公主、萨冈公主（弗朗索瓦丝常听人提到萨冈公主，久而久之，就把萨冈读成了萨冈特，以为这个阴性形式是语法的要求），还有其他许多公主，但主人解释说，她们不是亲戚，便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不能拒之门外。那些名人对公爵的解释不管是不是相信，都向妻子作了传达，告诉她们公爵夫人得了一种不能同女人交往的怪病。她们中有的人寻思，疾病不过是掩盖嫉妒的托词，因为公爵夫人想一个人独霸崇拜者，还有人更天真，认为公爵夫人一定举止怪异，甚至有过不光采的经历，致使女人不愿登门拜访，她只好编造这些荒唐的借口。还有一些心地善良的妻子，听到丈夫把公爵夫人的聪明才智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便以为她出类拔萃，超群绝伦，同自己这样笨口拙舌的女人来往当然会感到无聊。确实，公爵夫人同女人在一起会感到厌烦，除非她们的公主身分使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妻子认为公爵夫人只接见男士是为了能谈论文学、科学和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她从不谈及这些，至少和文人学士在一起时不谈论。正如大军事家的女儿总把军队的事看做她们最自豪、最关注的事一样，公爵夫人作为同梯也尔①、梅里美和奥吉埃②等大人物有密切关系的女人的后代，禀承家庭传统，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在她的沙龙里给博学多才的名流留出空位子。但另一方面，从前盖尔芒特城堡的女主人总是屈尊俯就而又亲密无间地款待那些名流，公爵夫人耳濡目染，渐渐养成了习惯，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看待，对他们的才华从不流露出赞叹的神色，同他们在一起时决不谈论他们的著作，况且谈了他们也不会感兴趣。再说，她的性格同梅里美、梅拉克和阿莱维③的性格相近，她不象上一代人那样多愁善感，说起话来既不夸夸其谈，也不用表达高雅情感的词藻。当她和诗人或音乐家在一起时，她只同他们谈论菜肴或即将开始的纸牌游戏，并使这种极其平常的谈话具有一种优雅的韵味。这种克制，会使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第三者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神秘莫测。如果德·盖尔芒特夫人问这个人愿不愿意和某某大诗人一起受到邀请，他受好奇心驱使，会准时赴宴。公爵夫人同诗人先拉一会儿家常，然后入席。“您喜欢这样烹调的鸡蛋吗？”她问诗人。诗人赞不绝口，她和他意见一致，因为在她看来，她家的食品没有一样不精美可口，甚至连从盖尔芒特城堡运来的一种劣等苹果酒也变成了美味饮料。征得诗人同意，她吩咐膳食总管：“再给先生上份鸡蛋。”而那位陪客却焦急地等着听诗人和公爵夫人谈些什么。他认为既然他们作出会面的安排，纵然有重重困难，在诗人告辞前，他们也要设法谈些什么的。午宴在继续，佳肴撤了一批又一批，可总没有给德·盖尔芒特夫人提供开幽默玩笑或讲趣闻逸事的机会。诗人吃个不停，公爵和公爵夫人似乎也忘记了他是诗人。不一会儿，午宴结束，然后是告别。自始至终没有谈一句诗，然而大家都喜欢诗，但出于持重——就是从前斯万使我尝过滋味的那种持重——谁都避而不谈。这种持重仅仅是礼仪的需要。但是如果那位陪客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其中的忧郁和压抑。盖尔芒特府上的宴会使人联想到羞怯的恋人们的幽会。他们尽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能因为羞怯和腼腆，也可能是笨口拙舌，直到分手也没敢互相倾吐深藏心底的秘密。若是能互诉衷肠，岂不更加幸福吗？此外，必须说明，即使不谈高深的东西——人们渴望能一饱耳福，但却不能如愿以偿——可以算作公爵夫人的性格特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年轻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有所不同，虽然都是贵族环境，但过去远不如现在辉煌、奢侈，尤其不象现在轻浮，但比现在更有文化修养。尽管公爵夫人现在也浅薄、轻浮，但她年轻时生活的环境为她铺垫了一层比较坚固的、隐蔽而富有营养的基石。她甚至到这层基石当中寻找（偶然这样，因为她不喜欢卖弄学问）维克多·雨果或拉马丁的引语。她吟诵得恰是地方，美丽的眸子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使人惊讶，使人心醉神迷。有时，她也会小心翼翼地、中肯而纯朴地向某个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提出有远见的劝告，让他删去某个情景，或改变剧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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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梯也尔（1791—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②奥吉埃（1820—1889），法国戏剧作家，他的风俗喜剧忠实地反映了第二帝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③阿莱维（1834—1908），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与梅拉克合作，写了多部优秀歌剧。
即使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里（就象从前在贡布雷教堂参加德·贝斯比埃小姐的婚礼时那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张很有人情味的妩媚的脸孔上，也难找到她名字所蕴含的不可知的东西。但我寻思，至少当她开口讲话时，她的深奥而神秘的言谈会散发出中世纪挂毯和哥特式彩绘大玻璃窗的奇异光彩。但是，要我在听了一个名叫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女人谈话后不感到失望、她就应该说出——即使我不爱她——精辟，漂亮而深奥的话语，而且还要使她的话反照出她名字最后一个音节的深紫红的色彩。从我第一次看见她起，就为没有能在她身上发现这种色彩感到诧异。我想象这种深紫红色一定深藏在她的思想中。当然，我曾听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以及一些并不绝顶聪明的人随口说出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就象随口说出一个将要来访或将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人的名字一样，仿佛没有感到这个名字具有黄色树林的外观和外省某个角落的神秘色彩。但是，他们也许在装模作样，就和古典诗人一样，尽管有深邃的意图，却故弄玄虚，不告诉我们。我也一样。我竭力模仿他们，装出极其自然的声调喊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仿佛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况且，谁都说她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女人，谈吐诙谐幽默，生活在最有趣味的小圈子里：这些话使我的梦想长起了翅膀。因为当我听到他们说聪明的小圈子幽默的谈吐等话时，我想象的聪明绝对不是我平时所熟悉的，也不是那些最有才华人的聪明，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也绝对不是贝戈特那号人。不！我想象的聪明应该指一种金光灿烂而且充满森林气息的不可名状的机能。我殷切期待的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机能，因此，即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出最聪明的话（指一个哲学家或评论家的聪明），我仍然会感到失望，倒不如只说一些无聊的事，谈一点烹饪法或城堡的家具，举几个她的女邻居或亲戚的名字，这固然也会使我失望，但却向我展现了她的生活。
“我以为在这里能看见巴赞，他说要来看您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她婶母说。
“我有好几天没看见你丈夫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说，听上去有些不高兴。“我没看见他，或者说见过他一次吧，他给我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让仆人进来通报说瑞典王后驾到。”
德·盖尔芒特夫人抿了抿嘴，就算是笑了，倒象是在咬她的小面罩。
“昨天，我们和她一起在布朗施·勒鲁瓦府上吃晚饭。您可能认不出她了，她胖得不象样子，我敢肯定她有病。”
“我刚才恰好同这些先生说，你发现她象一只青蛙。”
德·盖尔芒特夫人发出一个嘶哑的冷笑，以表明她问心无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过这个可爱的比喻。不过，假如把她比做青蛙，那么，这只青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变成一头牛了。这样比还不大确切，因为她的肉全堆在肚子上，不如把她比做一只怀孕的青蛙。”
“啊！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太荒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其实，她心里很为她的客人能听到她侄女的幽默而自豪。
“这个比喻太武断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嘲笑般地把这个精选的形容词读得很重，就象斯万说话那样。“因为我承认，我从没见过怀孕的青蛙。不管怎么说，这只青蛙（她其实并不要国王，因为我看她在丈夫死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下星期要来家里作客。我说了，无论如何我会提前告诉您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没听清她说什么。
“我知道她前天是在德·梅克伦堡夫人那里吃晚饭的，”她补充说，“汉尼拔·德·布雷奥代也去了。他来给我讲过这件事，应该说，他讲得相当风趣。”
“在这次晚宴上，有一个人比拔拔尔还要聪明，”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她和布雷奥代—贡萨维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坚持用昵称称呼他，“是贝戈特先生。”
我从没有想过会有人认为贝戈特聪明。再说，我认为他是混到聪明人中间去的。也就是说，他同我隐约看见过的那个楼下包厢绛红色帷幔下的神秘王国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在这个王国中，德·布雷奥代先生为了使公爵夫人开颜，用神的语言同她进行令人难以想象的谈话——圣日耳曼区的人之间的谈话。平衡被打破了，贝戈特竟比德·布雷奥代还要聪明，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更感到懊丧，因为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故意躲开贝戈特，没有上前同他打招呼。就在这时，我又听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这是我唯一渴望认识的人，”公爵夫人又说，她的精神也有涨潮和落潮的时候，每当她对文人名士的好奇心高涨之日，就是她崇尚时髦的贵族派头低落之时，“要是我能认识他，我会很高兴！”
在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有机会同贝戈特呆在一起的，但我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会因此而对我印象不好。其实相反，他在我身边也许会给我带来好运气，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会乐意要我到她的包厢去，请求我哪天带这个大作家到她府上吃饭。
“据说他不大平易近人。有人把他介绍给德·科布格先生，可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说，她在指出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时，就好象在讲一个中国人用纸擤鼻涕一样。“他一次也没有称他为‘阁下’，”她又说，看上去很高兴。在她看来，这个细节和耶稣教徒在受罗马教皇接见时，拒绝向教皇陛下下跪一样有趣。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兴致勃勃地谈着贝戈特的特点，而且，她似乎并不认为他的这些特点应该受到谴责，相反，倒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似的，但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优点。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对贝戈特的独特风格理解得颇有些古怪，但我后来却感到，她使许多人大吃一惊的认为贝戈特比德·布雷奥代先生聪明的看法不无道理。就这样，这些独特而带破坏性的却又是正确的看法，被一些超群非凡的人带进了社交界。这些看法是上流社会新价值观念的雏形，下一代会摒弃旧的观念，使这个新观念臻于完善。
阿让古尔伯爵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是比利时代办，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小表兄。伯爵后面紧跟着两个年轻人，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夏特勒罗公爵说：“你好，我的小夏特勒罗。”她说话时漫不经心，没有从她的圆垫式矮凳上站起来，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好友，而这位年轻的公爵从小就十分敬重她。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正当青春，身材颀长，肌肤和头发都是金黄色，是典型的盖尔芒特家族中的人。他们进来后，仿佛把漫溢在整个大厅里的春天落日的余辉都凝聚到他们身上了。按照时下流行的风俗，他们把大礼帽放在脚边。投石党历史学家心想，他们就和农民进市政府一样，局促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哪里好。他认为应该发发善心，帮助他们消除拘束和胆怯的心理：
“不，不，”他对他们说，“别放在地上，会弄脏的。”
盖尔芒特男爵朝他瞟了一眼，眼珠斜着，从里面射出一道强烈而鲜明的蓝光，使这位好心的历史学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先生叫什么？”男爵问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已把我介绍给他了。
“比埃尔先生，”我小声答道。
“姓什么？”
“就姓比埃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历史学家。”
“哦！……是这样！”
“不，这些先生习惯把帽子放在地上，时下流行这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解释说，“我跟您一样，对这很不习惯。但我觉得这比我侄孙罗贝的做法要好一些。他总喜欢把帽子放在前厅。我看见他光着脑袋进来，就说他象个钟表匠，问他是不是来给挂钟上发条的。”
“侯爵夫人，您刚才讲到了莫莱先生的帽子，我们可以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一番假想的考证，”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席话使他放下了心，然而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微弱，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
“这位可爱的公爵夫人，确实了不起，”德·阿让古尔先生指着正在同G……聊天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不管在哪个沙龙，名人一来总坐到她身边。当然罗，只有风头人物才能这样。不可能每天都是博雷利，施伦伯格①，或阿弗内尔②。不过，不是他们，也会有比埃尔·洛蒂先生③或埃德蒙·罗斯当先生④。昨晚，在杜多维尔府上（顺便提一句，她头上戴着祖母绿冠冕形发饰，身上穿着有长拖裙的玫瑰色晚礼服，显得光彩照人），她的一边坐着德沙涅尔先生⑤，另一边坐着德国大使。她同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中国问题。客人大多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以为要爆发战争了。说真的，她俨然象小圈子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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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伦伯格（1877—1968），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
②阿弗内尔（1823—1902），法国文学家，著有《政治之歌》，叙述帝国时代的主要事件。
③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著有《冰岛渔夫》。
④罗斯当（1868—191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名著有《西哈诺》。
⑤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界人物。
大家都围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看她画画。
“这些花的颜色真象天空玫瑰色，”勒格朗丹说。“我是说玫瑰色的天空。因为既然有天空蓝色，也就有天空的玫瑰色。不过，”他压低嗓门，想只让侯爵夫人听见，“我相信我更喜欢您这画上的肉红色，丝一般的光亮，就象真的一样。啊！皮萨内罗①和扬·范·赫伊絮姆②画的花卉虽然精致，但是缺乏生气，比起你的画来真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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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萨内罗（1395—1455），意大利画家。
②扬·范·赫伊絮姆（1659—1716），荷兰画家，擅长画风景和花卉。
不管多么谦逊的艺术家，都愿意人家说喜欢他甚于他的同行，不过他也会随便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您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们画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花卉，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啊！那个时代的花卉！妙极了！”勒格朗丹惊叹道。
“您是在画美丽的樱花吧……要不就是五月的玫瑰，”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对于花卉他不大内行，但声音听上去却很自信，因为他已经忘记帽子的插曲了。
“不，这是苹果花，”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姑妈说。
“啊！我看你倒是个真正的乡下人，和我一样，善于识别各种花卉。”
“啊！太对了！可我还以为苹果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呢，”
投石党历史学家为替自己辩解，信口说道。
“不，恰恰相反，现在苹果树还没有开花，半个月内都开不了，也许还得过三个星期呢，”档案保管员说。他有时也兼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田产，所以对乡下的事比较了解。
“对，就连开花季节比较早的巴黎郊区苹果树也还没有开花呢。而在西北部的诺曼底，比如说在他父亲的庄园里，”她指着夏特勒罗公爵说，“要到五月二十日后才真正开花。他父亲在海边有一片美丽的苹果园，就和画在日本屏风上的景致一样美。”
“我永远也不想看苹果园，”年轻的公爵说，“因为一看到，我就会得枯草热，怪极了。”
“枯草热？我从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说。
“这是流行病，”档案保管员说。
“这要看情况，如果这年苹果树结果，那么您就可能不会得这种病。您懂诺曼底方言吧，苹果树结果的一年，就是……”德·阿让古尔先生说，他不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却想装出巴黎人的神气。
“你讲对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女说。“这是南方的苹果树。一个卖花女给我送来的，她要我收下。法尔内尔先生，一个卖花女给我送苹果枝，这让您觉得意外了，是不是？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我还认识一些普通人，还有几个朋友，”她笑眯眯地补充说。一般人会以为她老实才这样讲的，但依我看，却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中不但有名人雅士，还有一个卖花女郎，这很新鲜，可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
布洛克起身，也走过来欣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
“这不要紧的，侯爵夫人，”历史学家回到座位上后说，“哪怕再爆发一场曾多次血染法国历史那样的革命——我的上帝，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他审慎地环视一下周围，仿佛要看看大厅里有没有“不怀好意的人”，尽管他相信没有，——“象您这样才华盖世、通晓五种语言的人，是肯定能摆脱困境的。”
投石党历史学家在体会休息的滋味，因为他忘记自己有失眠症了。可他蓦地想起已有六天未曾合眼，一种发自大脑的难以忍受的疲劳感使他双腿疲软，肩膀收缩，脑袋下垂，面色憔悴，他的脸变成了一个老头脸。
布洛克想做一个手势，以表示他对画的赞美，不料胳膊肘碰翻了插着苹果枝的花瓶，水流到地毯上了。
“您真是心灵手巧，”历史学家夸奖侯爵夫人说。此刻他背朝我，没有看见布洛克干的蠢事。
可是，布洛克以为历史学家的话是冲他来的，他故意装出傲慢的样子，好掩饰刚才的笨拙带给他的羞愧：
“这没什么，”他说，“我的衣服没有湿。”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摇摇铃，就有一个仆人来擦干地毯，捡走花瓶的碎片。她邀请两个年轻人参加她的日场演出会，也邀请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并吩咐她说：
“记住，让希塞尔和贝特，就是奥贝雄公爵夫人和博特凡公爵夫人，让她们两点前来帮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在命令临时膳食总管提前来做果酱似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我，同历史学家、戈达尔大夫和布洛克说话时，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但同她的侄儿们，同德·诺布瓦先生说话时，就不这样和蔼了。在她看来，他们的用处就是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精神食品。因为她知道，她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出众的女人，而是他们父亲或舅舅的敏感而又得罪不起的姐妹，她认为没有必要同他们讲礼节。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她炫耀什么，地位高也好，低也好，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比谁都了解她的历史，比谁都尊重她的显赫家族。但是，他们对于她更象是一根枯树枝，不会再开花结果，不会把他们的新朋友介绍给她，使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她只能争取到他们来参加她下午五点的招待会，或在招待会上谈起他们，就象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这种招待会可以说是她的回忆录的预演，她在向一个小圈子第一次朗读她的著作。所有这些贵族亲戚，仅仅是她的御用工具，用以吸引象戈达尔、布洛克和有名望的剧作家、形形色色的投石党历史学家一类人，使他们兴高采烈，目炫神迷，乐而忘返。而对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说，这一伙人——因为优雅之士不光临她的沙龙——就是运动，就是新鲜事物和娱乐，就是生活。恰恰是这些人为她提供了社交生活（他们完全值得她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同公爵夫人来往）：同一些有名望的并有作品使她倾倒的人物共进晚餐，请剧作家到她家里组织一场滑稽剧演出或精心排练一幕哑剧，去剧院看奇妙的节目等等。布洛克起身准备告辞。刚才他大声地说打翻花瓶不要紧，可他低声咕哝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心里想的就更不一样了：“既然家里的仆人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把花瓶摆到合适的地方，那就干脆不用这些奢侈品，免得弄湿甚至碰伤客人。”他是一种气量窄、容易“神经过敏”的人，做了什么笨拙的蠢事就会感到有失面子（而且他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认为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天就别想过得愉快。他恼羞成怒，感到种种阴郁的念头涌入心中，再也不想回社交界来了。碰上这种情况，就应该设法使他分心。幸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立即出来挽留他。也许因为她知道她朋友们的观点，知道反犹太主义浪潮正在掀起，也可能一时疏忽，刚才没有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可他对社交习俗了解甚微，觉得离开时应该同大家随便打个招呼，认为这是社交礼节的需要。他接连点了几次头，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埋进衬衣的活领子中，透过夹鼻眼镜，用冷淡而不满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挨个儿扫了一遍。但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让他走。她还要同他商量将在她家演出的短剧。再说，她还没有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她不愿意让他带着这个遗憾离开她家（她心中纳闷，为什么德·诺布瓦先生迟迟不来），尽管这种介绍是多余的，因为布洛克已答应说服他谈起过的那两个演员到侯爵夫人的招待会上演歌剧，不收报酬，而是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欧洲的杰出人物经常参加她的招待会。此外，他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个“长着碧蓝的眼睛、和天后赫拉一样美丽”的悲剧演员，说她朗诵抒情散文有一种艺术造型美。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听名字就回绝了，因为这个演员是圣卢的情妇。
“我有好消息，”她悄悄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已经陷入困境，很快就会分手的。尽管有一个军官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她又加了一句。（因为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理发师的恳求下，批准罗贝到布鲁日去度假，罗贝家里人恨他恨得要死，指责他怂恿一种可耻的暧昧关系。）“这个人太坏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盖尔芒特——甚至是最堕落的盖尔芒特——的一本正经的声调对我说。“太…太…太…坏了，”她又重复一遍，把“太”拉长了三个音。我感到，她毫不怀疑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罗贝同他情妇的放荡生活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因为和蔼待人是侯爵夫人的一贯原则，尽管她在提到鲍罗季诺亲王的名字时，语气夸张而揶揄，仿佛法兰西帝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但到最后，她对这个可憎的上尉表露出来的蹙额皱眉的严肃表情，却化作对我的温柔微笑，朝我机械地眨眨眼睛，好象我也模模糊糊成了她的同伙似的。
“我挺喜欢德·圣卢——昂——布雷，”布洛克说，“尽管是一条恶狗，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有教养。我非常喜欢很有教养的人，现在这种人可是凤毛麟角呵，”他只管往下说，丝毫没有察觉到在座的人对他的话很反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教养的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感到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遇见他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正要上马车。马车的轮辋漂亮极了。他亲手把光灿灿的缰绳套到两匹马上，马吃饱了燕麦和大麦，不用闪光的鞭子抽打，也会跑得飞决。他给我和那个小伙子作了介绍，但我没有听清小伙子的名字。因为常常是这样，当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人时，你是听不清楚名字的，”他笑着又补充了一句，因为这是他父亲说过的一句玩笑话。“德·圣卢—昂—布雷还是一如既往在小伙子面前一点也不拘谨。然而，过了几天后，我无意中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公子！”
故事的结尾不象开头那样有刺激性，因为人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确，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对布洛克和他父亲而言，几乎是一个国王般的人物，圣卢在他面前应该发抖。可是，对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说来，他不过是一个发迹的、得到上流社会宽容的外国人，他们绝对不会为有他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绝对不会！
“我是从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代理人那里知道的，”布洛克说，“那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不寻常的人。啊！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人，”他补充说，语气肯定而有力，声调热情洋溢，只有确信一个人的成长不靠自己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和声调说话。“喂，告诉我，”布洛克对我说，声音很小，“圣卢大概有多少财产？你明白，即使我问你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明我对这感兴趣，我是从巴尔扎克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你明白。如果他拥有法国的和外国的股票，拥有地产，你知道该怎样投资吗？”
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布洛克不再悄悄说话了，而是大声问能不能打开窗户，没等有人回答，他就朝窗口走去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不能开窗，她感冒了。“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布洛克颇感失望地回答。“不过，确实是热！”说完放声大笑，眼睛扫视听众，想找个盟友共同对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但在场的人都很有教养，没有一个支持他。他那双燃烧的眼睛没能把人们鼓动起来，无可奈何，只好恢复严肃的神情。但他不甘失败，又声明说：“至少有二十二度。就是说有二十五度，我也不会吃惊。我几乎浑身是汗。我可没有哲人安忒诺耳①的本事，他是阿尔俄斐斯河神的儿子，为了止住汗水，先在他父亲的怀里浸一浸，然后坐进一只光滑的浴缸里，再往身上涂一层清香的圣油。”接着，就象有必要向别人概述医学理论，使他们明白这些理论对大家都有好处似的：“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那就算了！我的看法和你们截然不同。怪不得你们会感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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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最聪明的哲人之一。
布洛克听到要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心里很高兴。他说，他很想叫他谈一谈德雷福斯案件。
“有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我还不大了解。同一个举足轻重的外交官谈话，我想会别有一番趣味，”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好让人感到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大使逊色。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他说这句话嗓门仍然很大，心里颇有些不高兴，因为她的档案保管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不敢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但她看见他离他们很远，听不见布洛克说什么，也就不计较了。可是布洛克从小没有受过好教育，养成了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恶习，此刻他学着他父亲的腔调，开了个玩笑，更使侯爵夫人感到反感。他问道：
“我不是读过他的一本很有见地的专著吗？他在书中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俄日战争的结果将是俄国人胜利，日本人失败。我说，他是不是有点儿老糊涂了？我仿佛看见他在抢座位，一看准了，就蹬着轱辘象溜冰似的溜过去了。”
“胡说八道！请等一等，”侯爵夫人又说，“我不知道他在忙活些什么。”
她摇了摇铃。当仆人进来后，当众吩咐仆人，她似乎不想隐瞒甚至希望让人知道她的老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她家里：
“去叫德·诺布瓦先生来一趟，他在我书房里整理文件呢。说好二十分钟就来的，可我等他有一小时零三刻钟了。他会给您讲德雷福斯案件的，您想知道什么，他就会讲什么，”她赌气似地对布洛克说，“他对部里的一些做法不大赞成。”
因为德·诺布瓦先生同现在这个部的关系不好。尽管德·诺布瓦先生不敢贸然把政府官员带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她总以大贵妇自居，不屑于同那些他不得不维持关系的人来往），但常把部里的事情告诉她。同样，这些政界人物也不敢要求德·诺布瓦先生把他们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过，不少人到她乡下的住所找过他，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麻烦，需要他的帮助。他们知道地址。他们到城堡去找他。女主人不露面。但是吃晚饭时，她对他说：“先生，我知道有人来打搅您了。事情有进展吗？”
“您没有太急的事要办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布洛克。
“没有，没有。我想走，是因为我身体不大舒服。我胆囊有毛病，恐怕要到维希去疗养一个时期，”他以魔鬼般恶毒的讽刺语气说，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很清楚。
“噢！刚好我的外甥孙夏特勒罗也要到那里去，你们可以一起作个安排。他还在吗？他很可爱，您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话也许出于诚意，她认为既然两个人她都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来往。
“啊！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还不怎么……认识他。他在那边呢，”布洛克说，他喜出望外，但又有点局促不安。
膳食总管可能没有不折不扣地完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交待的任务。因为德·诺布瓦先生为了装出刚从外面来，还没有见到女主人的样子，在前厅顺手拿了一顶帽子（我似乎很眼熟），走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拘泥礼仪地吻了吻她的手，关切地问了问她的近况，仿佛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哪里知道，这场喜剧还没有开场就早已被侯爵夫人剥去了伪装，而且只演到一半就陡然停止，因为侯爵夫人把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带到隔壁的会客室去了。布洛克还不知道来者是谁，当他看到大家都亲切问候大使，大使也矜持而优雅地、毕恭毕敬地一一还礼时，他便有受冷落之感，以为那人绝对不会同他打招呼了，感到十分恼火，但为了装得若无其事，他对我说：“这个傻瓜是谁？”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这种点头哈腰的虚礼同布洛克身上的优点，同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坦率品质格格不入，他心里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这种礼节滑稽可笑。不管怎样，当德·诺布瓦先生向他问候时，他就不再觉得这种虚礼可笑了，相反他感到喜出望外。
“大使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我想介绍您认识这位客人。布洛克先生，诺布瓦侯爵。”尽管她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态度不太客气，但仍然用“大使先生”称呼。这样做一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另外也说明她把大使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诺布瓦侯爵反复向她开导的结果）。再说，在一个贵妇沙龙里，如果对某一个人特别随便，不拘礼仪，而对其他人却客客气气，拘泥虚礼，这反而更容易让人看出这个人是她的情夫。
德·诺布瓦先生把他蓝色的目光埋进他的白领中，就象在向布洛克的名字鞠躬似地深深弯下腰，仿佛这个名字遐迩闻名，令人敬畏。他喃喃地说：“认识您很高兴！”出于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友情，德·诺布瓦先生对他的老相好给他介绍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彬彬有礼。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感到这个礼节用在布洛克身上显得轻了些，于是她对布洛克说：
“你想知道什么，快问他呀。如果您觉得在这里说话不方便，就把他带到一边去。他会很乐意和您交谈的。我想，您是要同他谈德雷福斯案吧，”她又加了一句，也不管德·诺布瓦先生愿不愿谈这个问题，就象刚才她先让人给历史学家照明看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时并没有征求客人的同意，上茶时也没有问大家一样。
“说话大点声，”她对布洛克说，“他耳朵有点背。不过，您要他讲什么，他就会讲什么。他同俾斯麦，同加富尔①很熟，对不对，先生？”她大声说，“您从前和俾斯麦很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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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富尔（1810—1861）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统一后，当了一年意大利王国首相，后病死。
“您在写点什么吧，是不是？”德·诺布瓦先生一面同我亲切握手，一面心照不宣地问我。我乘机殷勤地把他为了礼节而认为应该拿在手中的帽子接了过来，因为我发现他在前厅顺手拿的这顶帽子是我的。“您给我看过一部小作品，我觉得它过于雕琢，过于琐细，我曾坦率地同您谈过我的意见。您做的那些事情不值得写到纸上去。您是不是在为我们准备些什么？您很崇拜贝戈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喂！不要讲贝戈特的坏话，”公爵夫人喊了起来。“我不否认贝戈特有善于刻画的才能，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公爵夫人。即使他没有谢比利埃①的才华，不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却擅长精雕细琢。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把文艺作品的分类搞乱了。小说家的任务是构思情节，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高尚的情操，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笔尖精雕细琢扉页的插图和章末的装饰图案。接着，他把脸转过来，对我说：“星期天，我会在那个诚实的A·J·家里见到您父亲的。”
当我看到他同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时，我曾产生过一线希望：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实现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夙愿。过去，我曾求他把我引见给斯万夫人，但他拒绝了。
“我佩服的另一个画家是埃尔斯蒂尔，”我对他说，“听说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珍藏着他的几幅优秀作品，尤其是那把小萝卜，画得好极了，我在画展上见过，真想再看一眼。这幅画实在是一幅了不起的杰作！”确实，假如我是一个知名人物，假如有人问我最喜欢哪张画，我一定会举出那把小萝卜来的。
“您说是杰作？”德·诺布瓦先生叫了起来，脸上流露出惊讶和责备。“它甚至不能算是一幅画，只不过是张素描而已（这一点他并没有讲错）。如果您把这样一张速写也称为杰作，那么，埃贝②或达尼昂—布弗雷③的《圣母像》又该叫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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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比利埃（1829—1899），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
②埃贝（1817—1908），法国画家。1839年荣获罗马大奖，1889年获世界画展大奖。
③达尼昂—布弗雷（1852—1929），法国画家。1876年获罗马大奖，以画肖像画著称。
“听说您不同意罗贝的女朋友来演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布洛克把大使拉到一旁后，对她的婶母说。“我相信您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您知道她平庸之极，毫无才能。再说，她言谈举止也令人发笑。”
“您怎么会认识她的，公爵夫人？”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怎么，您不知道她最早是我在家演出的吗？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自豪，”德·盖尔芒特夫人笑吟吟地说，然而她心里却很高兴。既然谈到这个女演员，不妨让大家知道，是她最先掌握女演员的笑柄。“行了，这下我该走了，”她又说，但没有起身。
原来她看见她丈夫进来了。听到她这句话，人们会喜剧性地相信她要和她那位身高体胖、日趋衰老，但无忧无虑、总过着年轻人生活的丈夫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而不会想到他们旷日已久的别别扭扭的关系。公爵那双圆滚滚的眸子，看上去就象不偏不倚地安装在靶心的黑点，而他这个高明的射手，总能瞄准并且击中靶心；他把亲切而狡黠的、被落日余辉照得有点晃耀的目光引向坐在桌旁喝茶的一群人身上，惊叹地、缓慢而谨慎地挪动着脚步，仿佛在这群熠熠生辉的人面前望而生畏似的，害怕踩着他们的裙子，打搅他们的讲话。他唇际挂着伊夫多的好国王①那种微带醉意的笑容，一只手稍稍弯曲，象鲨鱼的鳍在胸旁摆动，一视同仁地让他的老朋友或让被介绍给他的陌生人握一握，这样，他不用做一个动作，也不用停住脚步，就可以应付热情的问候。他温厚而懒洋洋地、象国王那样威严地围桌子转了一圈，嘴里不停地说，“晚安，亲爱的，晚安，朋友，认识您很荣幸，布洛克先生，晚安，阿让古尔。”我算是最幸运的了，当他走到我跟前，听到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对我说：“晚安，我的小邻居。您父亲好吗，他是个多好的人哪！您知道，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啦。”
为了讨好我，他又加了一句。他只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施大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朝他点点头，从她的小围裙里伸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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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夫多是法国地名，《伊夫多的国王》是一首歌名。
在一个越来越不富裕的世界上，盖尔芒特公爵可算得上是一个大阔佬，他已和巨富的概念合而为一了。在他身上，既有贵族大老爷的虚荣心，又有大富翁的自负；贵族温文尔雅的举止恰恰遏制了富翁的自负。况且，谁都知道，他在女人身上的成功——这给他妻子造成了不幸——不完全归功于他的姓氏和家产，因为看上去他仍然很漂亮，他的侧影象希腊神那样潇洒，干净利落。
“真的？她在您府上演出过？”德·阿让古尔先生问公爵夫人。
“当然是真的！她来朗诵过，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她的裙子‘上头’也都是百合花。”（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有些字故意学乡下人发音，不过，她不象她姑妈那样用舌尖发颤音。）
在德·诺布瓦先生被迫带布洛克到窗口谈话之前，我又走到这个老外交家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我想和他谈谈我父亲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问题。他起初想把这个问题推到以后再谈，但我不同意，我说我马上就要去巴尔贝克海滩了。
“怎么！您又要去巴尔贝克？您真成了环球旅行家啦！”然后，他就让步了。听到勒鲁瓦—博里厄的名字，德·诺布瓦先生用怀疑的目光凝视我。我猜想他也许在勒鲁瓦—博里厄面前说过对我父亲不利的话，担心这位经济学家把他说的话讲给我父亲听了。忽然，他似乎对我父亲流露出了真正的感情。他先是慢吞吞地哼哈几声，突然喷出一句话来，仿佛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而是不可抗拒的信念把他刚才吞吞吐吐、想保持缄默的努力化为乌有似的：“不，不！”他激动地对我说，“您父亲不应该参加竞选。这是为他着想，为了他的利益，为了尊重他的才华。他很有才华，干这种冒险事会毁了他。他的价值要比当一个法兰西学校的院士大得多。他当上院士，就会失去一切，却什么也不会得到。谢天谢地，他不是演说家。我那些可爱的同僚们最看重演说才能，即使讲的全都是陈词滥调。您父亲在生活中有更重要的目标，他应该勇往直前，不要拐到荆棘丛中去寻找猎物，即使那是柏拉图学园①中的荆棘丛，也是刺多于花。况且，他只能得到几票。法兰西学院在接纳申请人入院前，一般先要让申请人等上一段时间。现在没什么事好做。以后怎样，我也说不上。不过，要由法兰西学院亲自来找他。法兰西学院盲目地实践着我们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邻居信仰的原则：‘faràdase’②，但是失败多于成功。勒鲁瓦—博里厄同我谈起这些事时，样子总叫人不愉快。此外，我猜想他和您父亲可能是一派，是吧？……我曾明确地使勒鲁瓦—博里厄感到，他只懂得棉花和金属，正如俾斯麦所讲的，不可能知道难以估计的因素会起什么作用。最要紧的是，应该说服您父亲不参加竞选：‘Principiisobsta’③。要是他固执己见，让他的朋友们面对既成事实，那他们就不好办了。听着，”他突然用蓝眼睛紧盯着我，诚恳地对我说，“我多么喜欢您父亲，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会让您大吃一惊。嗳！正因为我喜欢他（我和他是两个不可分离的难兄难弟，Areadesambo④），而且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能为国家效劳，能使国家避开暗礁，出于友谊和尊敬，出于爱国主义，我决不会投他一票！而且，我相信我曾向他作过暗示。（我在他的眼睛里，仿佛看见了勒鲁瓦—博里厄那种亚述人的严肃面影。）如果我投他一票，就意味着我说话不算数。”德·诺布瓦先生谈话中好几次都把他的同僚当成老顽固。除了其他理由之外，还因为一个俱乐部或一个科学院的每一个成员都把他的同僚看作是同他自己的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能说：“啊！这件事要是由我一人作主就好了”，而是为了向人显示他的头衔是最难获得的，也是最令人自豪的。“我跟您说，”他作结论道，“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我宁愿让您的父亲在十年或十五年后的竞选中再获得胜利。”我认为，他说这话不是出于嫉妒，至少也是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可是，他这句话后来在同一件事情上获得了不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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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公元前387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附近创办的一所学校，是宣扬唯心主义的主要机构。
②意大利语，意思是：事要自己做。
③拉丁语，意思是：在灾难刚有苗头时，就应该同它作斗争，不然就会无可挽救。
④拉丁语，原意是：两个阿卡狄亚人。阿卡狄亚是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比喻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此话常用作讽刺，此处的意思是“两个难兄难弟”。
“巴赞，您知道我们在谈谁吗？”公爵夫人对她丈夫说。
“当然知道，我猜是她，”公爵说，“啊！她可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宗喜剧演员。”
“您肯定没有想过会有比她更可笑的人，”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又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她甚至让人看了发嘘，”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断他妻子的话说。他那古里古怪的用词，上流社会人士听了会说他不是一个笨蛋，文人听了却会认为他是最大的傻瓜。
“我不明白，”公爵夫人接着说，“罗贝怎么会爱上她的。啊！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应该讨论的，”她又说，就象一个豁达豪爽的哲学家和一个多愁善感但已从幻梦中觉醒的人，做了一个漂亮的撅嘴。“我知道不论是谁都可以有所爱，而且，”她进一步又说，尽管她对新文学依然冷嘲热讽，但新文学可能通过报纸的宣传或某些谈话，慢慢渗透到她的思想中了，“这甚至是爱情蕴含的美，因为恰恰是这一点使爱情变得‘神秘莫测’。”
“神秘莫测！啊，我的表姐，我承认，这有点叫我难以相信，”阿让古尔伯爵说。
“是的，爱情就是神秘莫测，”公爵夫人又说。她露出温柔的微笑，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微笑；同时她又显示出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是瓦格纳的女崇拜者的信念，她在向圈子里的一个男子保证，在《女武神》①中不仅有歌声，而且还有爱情。“再说，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爱另一个人，也许根本不象我们所想的那样，”她莞尔一笑，又说，这样，她刚发表的看法一下子又被她的解释推翻了，“再说，事实上，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断言道，露出了怀疑和疲倦的神色，“因此，您懂了吧，永远也不要讨论谁选择了怎样的情人，这样做也许更‘聪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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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武神》是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四部曲《尼伯龙根指环》中的第二部。主要内容是：诸神之王佛旦的长女，女武神布兰希尔德在西格林德的恳求下，答应救英雄西格蒙特的性命，但违抗了父命，佛旦把她贬入凡间，让她沉睡，等待一位英雄相救。西格林德和西格蒙特的遗腹子西格林弗里德救了她，并与她结为夫妻。
可是，她刚提出这条原则，就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批评起圣卢的选择来了。
“您看，不管怎样，我依然认为如果能在一个可笑的人身上发现魅力，那是令人吃惊的。”
布洛克听见我们在谈圣卢，并且知道他也在巴黎就开始讲他的坏话，言词不堪入耳，引得大家非常反感。他开始恨人了，为了报复，他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似乎都不会后退。他定下一条原则，认为自己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凡是参加布里俱乐部（一个他认为是风雅人组成的体育俱乐部）的人都该下监狱，因此，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教训这些人，都是值得称道的。有一次，他甚至声称，他想对一个参加布里俱乐部的朋友起诉。在起诉中，他打算作伪证，但要做得天衣无缝，使被告无法证明这是伪证。布洛克试图以这一招——不过，他没有把这计划付诸实施——使他的朋友更加灰心丧气，狼狈不堪。既然他要打击的人是一个一味追求风雅的人，是布里俱乐部的成员，既然对付这种人什么样的武器都可以使用，尤其是象他布洛克这样的圣人，那么作伪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您看斯万，”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异议说。他终于弄清楚他表姐那番话的意思了，认为她说得一点不错，令人震惊。他竭力在记忆中寻找一个例子，用以证明某些不讨他喜欢的女人恰恰得到了有些男人的爱情。
“得了！斯万可不是这样，”公爵夫人抗议道，“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女人①是一个可爱的白痴，但她从前并不可笑，长得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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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斯万的妻子奥黛特。
“哼！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轻轻地哼了两声。
“啊！您认为她不漂亮？不，她曾经非常迷人，有过很好看的眼睛，秀美的头发。她从前穿戴很入时，即使现在也不减当年。我承认，她现在让人看了讨厌，可她从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尽管这样，当夏尔娶她作妻子时，我们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娶她。”
公爵夫人并不感到自己讲了什么一鸣惊人的话，但她看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哈哈大笑，便又重复了一遍，可能她认为这句话挺有意思，也可能觉得笑的人很可爱。她开始含情脉脉地凝视德·阿让古尔先生，想在她的思想魅力上再加上一层感情色彩。她接着又说：
“您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娶她吧。不过，毕竟她还是有魅力的，有人爱她我完全能理解。可是罗贝的那位小姐，我向您保证，她那个样子叫人看了会把门牙都笑掉。我知道有人会用奥吉埃的陈词滥调反驳我：‘只要酒能醉人，管他是什么酒瓶子！’唉！罗贝倒是醉了，可他在选择酒瓶时实在缺乏高雅的情趣！首先，您想象一下，她竟要求我在客厅中间架一道楼梯。这不是太没意思了吗？而且，她还向我宣布，她要扑倒在台阶上。此外，您要是听过她朗诵，您就会明白了。我只看过她一次演出，但我认为那出戏简直超乎人的想象，戏名叫《七位公主》①。”
“《七位公主》？啊，是吗？是吗？真会赶时髦！”德·阿让古尔先生吃惊地叫起来。“啊！等一等，这部戏我从头到尾都很熟，作者把剧本寄给国王了，国王看后不懂，好象掉在五里雾中，要我给他讲解。”
“请问这是不是贝拉当王②的作品？”投石党历史学家问道，他想显示自己精明现实，但声音很轻，没有人注意到他提的问题。
“啊！您认识七位公主？”公爵夫人对阿让古尔先生说。
“恭喜！恭喜！我才认识一个，可我再也不想认识其余六位了。
她们肯定不会比我见过的那一位好到哪里去！”
“笨得象头驴！”我心里暗想。我在生她的气，因为她刚才怠慢我了。当我看到她对梅特林克③一无所知时，不由得暗暗高兴。“我每天上午走好几公里路，就是为的这个女人？我的心也太好了！现在该轮到我不要她了！”我自言自语，但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纯粹是交谈性语言，我们在过分激动而不愿意单独呆着的时候，会感到需要同自己（因为找不到别人）说说话儿，但却好象在同一个陌生人交谈，说的并不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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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位公主》是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0）的剧作。
②贝拉当（1859—1918），法国作家，狂热信奉天主教，自称他家是巴比伦一个国王的后代，所以有“王”之称。
③梅特林克（1862—1940），比利时剧作家。用法语写作。著有剧本《盲人》、《七位公主》等二十余部。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
“我无法向您形容，”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的朗诵让人笑破肚子，一有机会大家就笑个不停，甚至故意做得过分一些，因为那个可爱的人不喜欢。其实，为这事罗贝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不这样，那位小姐可能会再来。我寻思，这件事不知让玛丽—埃纳尔多高兴哩！
家里人都这样称呼罗贝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埃纳尔·德·圣卢的遗孀，用以区别于她的堂弟媳德·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公主，另一个玛丽。为了避免混淆，巴伐利亚公主的侄儿、堂兄妹和夫兄弟在她的名字后面或者加上她丈夫的名字，或者加上她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这样就成了玛丽—希尔贝，或玛丽—海德维格。
“头天晚上预演了一下，真是洋相百出！”德·盖尔芒特夫人揶揄地继续说，“您想象一下她是怎样朗诵的吧，刚念了一句，甚至不到一句，仅仅念了四分之一句，就停下来，一停就是五分钟，我一点也没有夸大。”
“是吗，是吗，是吗！”德·阿让古尔先生惊叫起来。
“我极有礼貌地向她暗示说，她这样停顿，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原话是这样回答我的：‘念台词就应该象在作诗一样。’您想一想，这个回答不是太怪了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她诗朗诵得不坏哩，”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说。
“她一窍不通，”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再说，我不用听她朗诵，只要看见她手里拿着百合花，就心中有数了！我一看见百合花，就立刻知道她没有本事！”
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姑妈，那天我拿瑞典王后给您开了个玩笑，您没介意吧？
我向您请罪来了。”
“不，我不介意。你要是饿了，我甚至还让你吃点心呢。”
“喂，法尔内尔先生，您来扮演女招待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档案保管员说，照例开了个玩笑。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靠在安乐椅上的身子直起来（帽子就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心满意足地审视档案保管员给他端来的几盘花式点心。
“好极了。既然我和诸位已慢慢熟悉，就可以吃一块奶油蛋糕了，看样子很好吃。”
“先生扮演女招待象极了，”德·阿让古尔先生学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开了个玩笑。
档案保管员把点心端给投石党历史学家。
“您干得很出色，”投石党历史学家战战兢兢地说，努力想赢得大家的好感。
因此，他朝那几位也象他那样说了恭维话的人偷偷扫了一眼，仿佛要与他们串通似的。
“请告诉我，我的好婶母，”德·盖尔芒特先生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我进来时遇见的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是谁？我好象应该认识他似的，因为他很客气地朝我敬礼了，但我没有认出是谁。您知道，我对记名字最头疼，这很讨厌，”
他得意地说。
“勒格朗丹先生。”
“喔！奥丽阿娜有一个表妹，她母亲的娘家姓格朗丹。我记得清清楚楚，是鹰派格朗丹。”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叫格朗丹，什么称号也没有。但是，他们求之不得，你给他们加什么，他们就会要什么。那人的姐妹就叫德·康布尔梅夫人。”
“喂，巴赞，您肯定知道婶母讲的是谁，”公爵夫人忿忿地说，“就是那天您一时心血来潮，打发来看我的那个肥胖的食草动物的兄弟。她呆了一小时，我想我都快要疯了。可是刚开始，当我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长得象一头母牛的女人进来时，我以为来了个疯子。”
“听着，奥丽阿娜，她恳求我要您接待她，我总不能对她失礼吧。再说，嘿、您也太夸大其词了，她怎么会象一头母牛呢，”他又说了一句，象是在埋怨，可是却微笑着朝听众偷偷看了一眼。
他知道，他妻子的兴致需要用合乎情理的反话刺激，臂如说，不能把一个女人比作一头母牛啦，等等。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说出比第一个比喻更幽默、更妙趣横生、更别出心裁的话来。公爵天真地毛遂自荐，不露声色地帮助妻子大显身手，就象是一个在一节车厢里偷偷帮助赌徒玩猜牌赌博的秘密同伙。
“我承认她不象一头母牛，因为她象一群母牛，”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我向您发誓，当我看见这群母牛头戴帽子，走进我的客厅向我问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对她说：‘不，母牛群，你弄错了，你不能同我交往，因为你是一群母牛，’但一边又搜索记忆，终于想起来您的康布尔梅是多罗西娅公主（她说过要来看我，也长得象一头母牛），我差点儿叫她公主殿下，用第三人称同一群母牛说话。她和瑞典王后也有想象之处，都长着鸟类的砂囊。此外，她从远距离向我发起凌厉的攻势，非常艺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接二连三地给我送名片。我家里到处是她的名片，没有一件家具上没有，好象是商品广告似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大做广告目的何在。在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康布尔梅侯爵和侯爵夫人’，还写着地址，我记不起来了，再说，我也不会用上那个地址的。”
“不过，象一个王后是很荣幸的。”投石党历史学家说。
“啊！我的上帝！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和王后算得了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因为他想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新派人物，同时也为了装出不把同王族的关系放在眼里，尽管他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布洛克和德·诺布瓦先生站起身，向我们走来。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同他谈德雷福斯案了吗？”
德·诺布瓦先生仰头望了望天（但仍面带笑容），象是为了证明他心爱的女人要他做这件事是强人所难似的。然而，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对布洛克说，法国正经历着骇人听闻的或许是极其痛苦的年代。这很可能表明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狂热的反重审派（然而，布洛克曾明确对他说过，他相信德雷福斯无罪），因此，当布洛克看见大使的态度和蔼可亲，看见他故意装出认为他的交谈者言之有理，毫不怀疑他们之间观点相同，并且想与他携起手来共同谴责政府的神态，此刻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奇心更加强烈。他暗自思忖，德·诺布瓦先生没有明确指出的、但却似乎暗示他们之间看法一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他对德雷福斯案的看法究竟在哪几点上和自己一致？布洛克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在他和诺布瓦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神秘的一致性似乎不仅仅与政治有关，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对德·诺布瓦先生详细介绍过他的文学作品。
“您倒不赶潮流，”前大使对布洛克说，“因此我要祝贺您。在现在这个时代，公正不偏的研究已不再存在，尽向公众兜售淫秽的或荒唐可笑的货色，可您却不。假如我们有一个好政府的话，您做出的努力按说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布洛克为只有自己幸免于这场世界性灾难而得意忘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想了解细节，他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荒唐可笑的货色是指什么。布洛克感到自己的创作路子跟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并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又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但无法理清德·诺布瓦先生的观点。他竭力想让他谈一谈现在报界经常提到名字的军官；他们比介入这一案件的政界人物更令人瞩目，因为政界人物早已遐迩闻名，而军官却不见经传；他们身穿军服，刚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走出来，打破了严格保持的沉默，就象洛亨格林①从一只由天鹅引导的吊篮中走出来一样，激起人无限的好奇心。布洛克认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律师，多亏这个律师，他多次旁听了左拉诉讼案②的庭审。他随身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一早就到那里，晚上才出来，就象去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或中学毕业作文比赛一样。习惯的改变使他的神经异常兴奋，而咖啡和激动人心的庭审又把他热烈的情绪推到顶点，当他离开法庭后，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晚上回到家里，还想重返美丽的梦境，他跑到两派经常出没的饭馆去找观点相同的人，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白天发生的事，用命令的口吻——这使他幻想自己在发号施令——要来一份夜宵，以弥补这一早就开始的中间又没有进餐的一天给他带来的疲劳与饥饿。人总是生活在实际经验和想象中间，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总想深入猜想他们如何生活，而对那些我们只能猜想如何生活的人，又渴望能认识他们。德·诺布瓦先生对布洛克的问题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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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亨格林是德国传说中的人物。他奉命保护一个女公爵，乘坐天鹅引导的吊篮，去把女公爵从敌对的封臣手中解救出来。后来与女公爵结为伉俪。
②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他于1898年发表“我控诉”一文，抨击法国当局，因此被判徒刑。
“已有两名军官介入这个案件，我曾听到一个人谈起过他们。这个人是德·米拉贝尔先生，他的判断力我是信得过的，他对那两个军官很赏识。一个是亨利中校①，另一个是比卡尔中校②。”
“可是，”布洛克喊道，“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女神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就象两头雄狮，争斗不休。比卡尔上校在军中身居要职，但是宝剑的闪光把他引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利剑一定会斩断他的虚弱的身躯，他会成为食死人肉动物和飞禽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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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1846—1898），法国军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捏造证据，加害德雷福斯，后因伪证罪行被揭露，被捕后自杀身亡。
②比卡尔是坚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正直的法国军官。
德·诺布瓦先生没有作声。
“他们躲在那里闲聊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指着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德雷福斯案件。”
“啊！见鬼！对了，你们知道谁是德雷福斯最狂热的保护者吗？你们谁也猜不着。是我的外甥罗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当赛马俱乐部的人听到他的‘光辉业绩’时，都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
“当然，”公爵夫人插嘴道，“如果他们都象吉尔贝，主张把全部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
“啊！这么说，盖尔芒特亲王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罗，”德·阿让古尔先生打断公爵夫人说。
公爵常把妻子当门面炫耀，但并不爱她。他“唯我独尊”，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况且他在家里向来对妻子很粗暴。作为一个坏丈夫和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他看到妻子非但不听他说话，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话头，不由得恼羞成怒，浑身颤抖，便立即收住话头，朝公爵夫人狠狠瞪了一眼，瞪得四座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您怎么想得出来跟我们谈吉尔贝和耶路撒冷的？”他终于又说话了，“风马牛不相及嘛。不过，”他缓和了一点语气又说，“您一定会承认，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被赛马俱乐部开除了，尤其是罗贝，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当过十年主席，终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这件事让那些人好不高兴，一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睛的。我不能责怪他们。您是知道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认为种族偏见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很想与时代同步前进。可是，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您要我同您说什么呢！”
德·盖尔芒特先生在说到“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夸张。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称号的人更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的自尊心使他想夸大盖尔芒特公爵高人一等的地位的话，那么，他的想象力却比高雅的情趣更促使他贬低公爵称号，谁都这样，总是此山望着彼山高，家花不如野花香，想象力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但适用于其他人，也适用于公爵。不仅是想象力的规律，语言也一样。不过语言的两条规律不管哪一条在这里都用得上。其中一条要求一个人的谈吐符合他思想所属的阶级，而不是他本人所属的阶层。因此，德·盖尔芒特先生哪怕在谈论贵族时，他的谈吐也很可能象平庸的资产者，会象他们那样说“当一个人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的称号”之类的话，而一个文人，一个象斯万和勒格朗丹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一个公爵，哪怕以上流社会的习俗为题材，也会写出充斥小市民气味的小说，贵族爵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个平民写的小说却可以冠以贵族的称号。至于德·盖尔芒特先生究竟是听哪个资产者说过“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的，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语言的另一条规律要求不时地有一些新表达方式问世，就象一些疾病，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谈起；在同一个时期内，可以听到有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偶然，就象一种美洲野草，一次偶然的机会，野草种子粘在旅行毯的绒毛上，然后又落在法国一条铁路的斜坡上，就在法国发芽生长了。然而，正如有一年布洛克对我谈起他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最可爱、最杰出、最有地位、最苛求的人发现，只有一个人他们认为是绝顶聪明、讨人喜欢和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布洛克”），我从一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只不过是把布洛克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罢了，同样，听到“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您要我说什么呢，”公爵继续说，“种族偏见在那里占优势，因此，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尤其是可笑的，”公爵夫人回答说，“他母亲坚决反对重审，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法兰西祖国联盟①怎么就对他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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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兰西祖国联盟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898年，德雷福斯案件结束后即宣告解散。
“是这样。可不光有他的母亲呀，别给我们瞎吹了。不是还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吗？一个品行不端、最坏最坏的女人，她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她又恰好是德雷福斯先生的同胞。她把她的思想状态传给罗贝了。”
“公爵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可以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思想状态吧，”档案保管员说，他是反重审委员会的秘书，“用‘精神状态’，这个词和‘思想状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至少谁也听不懂。妙就妙在这里，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最时髦’的词。”
然而，档案保管员刚才听说了布洛克这个犹太名字，现在又看见他在向德·诺布瓦先生提问题，因而露出不安的神色，侯爵夫人见状也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只是理由不同罢了。侯爵夫人在档案保管员面前战战兢兢地装出反对重审的样子，生怕他知道她接待了一个同“工会”多少有点关系的犹太人会责备她。
“啊！精神状态，我得记在本子上，以后我要用的，”公爵说。（这不是故作姿态，公爵确实有一个小本本，记满了“引语”，每赴重大宴会之后总要温习一遍。）“我喜欢这个词。许多这样的新词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最近我读到一句话，说是一个作家很有‘才具’。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词。”
“精神状态可比才具用得广，”投石党历史学家插了一句，“我是国民教育部下属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在那里多次听到人用这个词。我在我那个圈子，也就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甚至在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的晚宴上也听说过。”
“我没有这个荣幸，我不是国民教育部的人，”公爵装出谦卑的样子回答说，但又那样踌躇满志，他的嘴巴禁不住露出微笑，眼睛禁不住向听众投去得意目光，可怜的历史学家看见公爵嘲笑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我没有这个荣幸，我既不是国民教育部的成员。”他自鸣得意地慢悠悠地重复道，“也不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的人（我不过是赛马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而已）……先生，您没参加赛马俱乐部吗？”他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嗅出了他话中的傲慢，但感到茫然不解，不由得浑身颤抖，“我也不到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去吃晚饭，我承认我不知道精神状态。阿让古尔，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德雷福斯背叛行为的证据公布于众吗？
据说因为他是陆军部长妻子的情夫，私下里都这样说。”
“啊！我还以为是内阁总理的妻子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无聊，成天谈这件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她从社交的观点出发，一心想显示自己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打算永远象这样当一个幸运的局外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玛丽·埃纳尔和维克迪尼埃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强迫我们与一大堆我们素不相识的叫什么迪朗或迪布瓦的女人为伍，说她们很有头脑啦，她们不在犹太商人那里买东西啦，她们的小阳伞上写着‘处死犹太人’啦，等等。前天我到玛丽·埃纳尔家去了。从前她家的聚会是很吸引人的。可现在，那里尽是些我们一生都想避开的人，就因为她们仇恨德雷福斯就聚到她家来了。还有一些人更是不三不四。”
“不，是陆军部长的妻子。至少在贵妇的内室沙龙里是这样传的，”公爵又说，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用一些他认为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不过，众所周知，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同我堂兄弟希尔贝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我不是他那样的领主，我可以同一个黑人在一起散步，如果这个黑人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对第三者和第四者的看法毫不在乎。不过，您总该承认，当一个人有圣卢侯爵称号的时候，他就不能开这个玩笑，就不能和大家的意见，和这些比伏尔泰，甚至比我外甥更有思想的人的意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赛马俱乐部的选举了，在这节骨眼上，决不能干出那种我叫作走钢丝的傻事来！钢丝绳绷得有点太紧了！不，很可能是他的小娼妓让他忘乎所以的。她可能说服他站到‘文人’①一边。文人是赛马俱乐部那些先生们的‘奶油水果馅饼’②。此外，这个表达方式玩了一个相当漂亮却又用心险恶的文字游戏。”
接着，公爵悄声地对公爵夫人和德·阿让古尔先生说，“马桑特是闪米特人的母亲”这个玩笑在赛马俱乐部已传开了，因为在所有能够旅行的种子中，玩笑这颗种子的翅膀最结实，能传播到离发源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那位先生解释一下，他看上去很象一个女才子，”公爵指着历史学家说，“不过，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不象我的表姐妹米尔普瓦那样野心勃勃，她声称她家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利末③部族，但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家族的血管里，从没有流过一滴犹太人的血。但是，毕竟谁也骗不了我们，我的外甥先生的高明见解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更何况弗桑萨克病了，将由迪拉斯掌管一切。你们知道，他很喜欢制造麻烦，”公爵说道，对于有些词，他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它们的意思，以为“制造麻烦”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制造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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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人指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作家。
②“奶油水果馅饼”在这里的意思是“口头禅”。
③利末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
“不管怎么说，即使那位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公爵夫人打断公爵说，“他也没有拿出象样的证据。他从魔鬼岛上写的信太没有水平，太夸张！我不知道埃斯代阿西先生是不是比他有更高的价值，但他的文笔潇洒，别有一种色彩。这一点可能使德雷福斯先生的支持者们很恼火。他们总不能换一个无辜者吧，这对他们说来实在太不幸了！”
众人哈哈大笑……“您听到奥丽阿娜用的词了吗？”盖尔芒特公爵贪得无厌地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的，我觉得很滑稽。”公爵认为这样的回答不过瘾：“嗨，我可不感到滑稽。更确切地说，滑稽不滑稽对我都无所谓，我对笑话根本不感兴趣。”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话总是信口开河，”公爵夫人低声地咕哝说，“可能因为我当过议员，我听到过许多出色的但又毫无意义的演说。我学会了欣赏演说的逻辑。可能就因为这个，我后来落选了。滑稽的东西对我无所谓。”“巴赞，您不要扮演约瑟夫·普吕多姆①了，我的孩子，您知道谁也没有您喜欢笑话。”“让我把话说完嘛。正因为我对某一类笑话麻木不仁，才更看重我妻子的幽默。因为她的幽默往往来自正确的观察。她说起理来象一个男人，用起词来又象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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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瑟夫·普吕多姆是法国作家莫尼埃（1799—1877）的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自负，好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些蠢话。
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让德·诺布瓦先生谈比卡尔中校。
“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象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①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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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负责侦讯工作，篡改、编造罪证，加害德雷福斯。
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X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X光片子上，其实X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们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雅克①和居伊涅②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发现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张重审的部长，尽管他们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不仅用作判断的证据相同，而且本着同一种精神，但他们对亨利扮演的角色，解释也是南辕北辙，一部分人认为亨利是埃斯代阿西的同谋，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迪巴蒂·德·克拉姆是同谋，这样，他们也就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居伊涅的论点，却同他们的同党雷纳克③背道而驰。布洛克从德·诺布瓦身上可能得到的全部印象是，如果总参谋长德·布瓦德弗尔将军④果真派人给罗什福尔⑤秘密传递过消息，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令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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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芬雅克（1853—1905），曾担任过陆军部长，狂热鼓吹军国主义，顽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否认亨利作伪证。
②居伊涅，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上尉军官，亨利作伪证被揭露后，他负责核实工作，很快就发现亨利伪造证据的痕迹。
③雷纳克（1856—1921），法国政治人物和记者，当过众议员，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④德·布瓦德弗尔（1839—1919），德雷福斯案期间，曾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他知道指控德雷福斯的罪证是假的，但他仍然主张维持对德雷福斯的判决。
⑤罗什福尔（1830—1913），法国作家和政治人物，1895年，多次发起宣传运动，声讨德雷福斯，赞成极端民族主义。
“请您相信，陆军部长至少在心里诅咒他的总参谋长该下地狱了。依我看，公开否认决不是多此一举。但是陆军部长只是在茶余酒后明确地谈过自己的看法。再说，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如果引起骚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
“不过，这些证据显然是假的呀，”布洛克说。
德·诺布瓦先生不作回答。但他声称他不赞成亨利·奥尔良亲王①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再说，他这样做只会扰乱法庭，引起骚动，而这种骚动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是令人遗憾的。当然啦，我们必须制止反军国主义的阴谋，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由右派挑起的争斗。右派非但不鼓动人民爱国，反而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谢天谢地，法国不是南美模式的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搞军事政变的将军。”
布洛克试图让他谈谈德雷福斯的罪行，预测一下法庭对这场审理之中的民事诉讼会作出怎样的判决。但他枉费心机。不过，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乐意对判决的后果谈一些细节问题。
“如果是判刑，”他说，“就很可能被撤销，因为这场诉讼案的证词很多，不会没有可供律师援引的不合法定手续的证词。关于亨利·奥尔良亲王大闹法庭一事，我还想再说一句，我很怀疑这是不是符合他父亲的口味。”
“您是说夏尔特尔公爵②站到德雷福斯一边去了？”公爵夫人微笑地问道，但她的眼睛都瞪圆了，脸涨得通红，鼻子埋在她的点心盘中，露出愤慨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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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尔良亲王（1867—1901），法国探险家，曾几次到中亚、东非探险。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②夏尔特尔公爵（1840—1910），亨利·奥尔良亲王的父亲。
“丝毫也不。我只是想说，一个家庭中在这方面有一种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我们在可敬可佩的克莱芒蒂纳公主①身上看到它登峰造极了，而她的儿子费迪南亲王②犹如继承一份珍贵的遗产那样把它继承了下来。保加利亚亲王③可不会把埃斯代阿西少校搂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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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莱芒蒂纳公主（1817—1907）出身波旁王朝一支奥尔良家族，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女儿。
②费迪南亲王（1861—1948），克莱芒蒂纳公主的儿子，1887年至1908年为保加利亚亲王，1908年至1918年为保加利亚国王。一生野心勃勃，统一保加利亚，促进国家进步。
③保加利亚亲王即费迪南亲王。
“他宁愿搂一个普通士兵，”德·盖尔芒特夫人咕哝道。她经常和这个保加利亚人在儒安维尔亲王府共进晚餐。有一次，他问她是不是爱嫉妒，她回答说：“是的，殿下，我连您的表带都嫉妒。”
“您今晚不去参加德·萨冈夫人的舞会吗？”德·诺布瓦先生为了结束同布洛克的谈话，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大使不是不喜欢布洛克。他后来不无真诚地同我们谈起了他对他的印象，当然这是因为在布洛克的语言中保留着他已抛弃不用的新荷马风格的痕迹：“他相当有意思，说话文绉绉的，尽用些古词。他和拉马丁或让·巴蒂斯特·卢梭①一样，动不动就提‘九位文艺女神’。这在当代青年中寥寥无几，即使在上一辈青年中也是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有些浪漫。”但是，即使他觉得谈话人有一种新奇感，他也认为谈话的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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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诗人，著有《大合唱》、《赞美诗》、《颂歌》等诗集，大多以神话为题材。
“不去，先生，我不再参加舞会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露出老年妇女迷人的微笑回答道。“你们呢，都去吗？这是你们这个年龄做的事，”她继而又说，眼睛望着她的朋友夏特勒公爵和布洛克。“我也受到邀请啦，”她开玩笑地装出引以为荣的样子说，“人家甚至上门来请我呢。”（“人家”是指萨冈公主。）
“我没有请柬，”布洛克说，心想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能会送他一张，既然德·萨冈夫人亲自登门邀请她，不会把她的一个朋友拒之门外的。
侯爵夫人毫无反应，布洛克也就不再多说。他还有一件更严肃的事要同她商量，他刚才已向她提出要她两天后再接见他一次。他听另外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已退出土家街的小圈子了，他们觉得走进那个沙龙就好象走进了一间磨坊一样，布洛克想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他引进王家街的小圈子。
“萨冈家的人不会是冒充高雅，冒充时髦吧，”他冷嘲热讽地说。
“才不呢，他们是最高雅、最时髦的了，”德·阿让古尔回答说，巴黎的玩笑他全都学会了。
“那么，”布洛克半讥笑半正经地说，“这是所谓的一次盛会，一次符合潮流的上流社会的盛会罗！”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兴致勃勃地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真的吗？萨冈夫人的舞会是上流社会的盛会吗？”
“您怎么来问我呢？”公爵夫人揶揄地回答道，“我还没有搞清楚上流社会的盛会是怎么回事呢。况且，我对上流社会的事知道得不多。”
“啊！我还以为您知道呢，”布洛克说，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讲的是真话。
布洛克还是放不下德雷福斯，又向德·诺布瓦先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他说，他的“初步”印象是，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有点稀里糊涂，被选来经办这个案子不很合适，象这样一件棘手事，没有极其冷静的头脑，高度的判断力和专门的知识是难以胜任的。
“我知道社会党强烈要求判处迪帕蒂上校死刑，立即释放魔鬼岛上的囚徒。但我想，我们还不至于落到这种让谢罗代尔—里夏①之流任意凌辱的地步。这个案子至今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不说双方没有什么相当卑劣的行径要掩盖。我也不想否认，在您那一派中，有些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可能多少有点公心，甚至是一片好心。但是，要知道，好心也会办坏事！要紧的是，政府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掌握在左派集团手中，毋宁说俯首听命于某个御用军队，请相信我，这个军队已不成其为军队。不言而喻，如果再发生意外，重审程序就会开始。后果是明摆着的。要求重审不过是撞进开着的大门，轻而易举。到那时，政府就该知道要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了，否则就得放弃它的主要权力。光东拉西扯、不痛不痒地说几句是不够的。应该把德雷福斯提交法官审理。这事不费吹灰之力嘛，因为尽管在我们温和的、喜欢诽谤自己的法国，人人养成了习惯，相信或让人相信要听到真实的公正的声音，必须穿过英吉利海峡，这往往是到达施普雷河②的间接途径，但是并不是只有柏林才有法官。不过，一旦政府开始行动，您会听它的话吗？当它敦促您履行您的公民义务，您会站到它一边吗？如果它发出爱国号召，您会装聋作哑，不回答‘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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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罗代尔—里夏（1866—1911），法国记者和政治家，社会党人。
②施普雷河为德国河流。
德·诺布瓦先生向布洛克提这些问题时，语气很激烈，这使我的同学既惶惑不安，又喜出望外。因为大使对他讲话就象在同一个党的全体成员讲话一样，他向布洛克提问的神气很象是得到了这个党的信任，并且对作出的决定能承担责任似的。“如果您不缴械投降，”德·诺布瓦先生不等布洛克回答，就又继续下去了，“如果您相信某个盅惑人心的口号，在确立重审程序的法令颁布后，您不立即缴械投降，相反仍坚持某些人所谓的l’ultimava－tio①的无益的敌对立场，如果您愤而引退，破釜沉舟，决不回头，您就可能要吃大亏。您难道被那些制造混乱的人俘虏了？您对他们发过誓？”布洛克不知如何回答。德·诺布瓦先生也不给他时间回答。“如果象我认为的那样，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在您身上有一点我认为在您的上司和朋友们身上恰恰缺少的东西，也就是有那么一点政治意识，如果在刑事法庭开庭的那天，您不会被那些混水摸鱼的人拉入伙，那么您就会受到全巴黎的赞誉。我不能保证整个陆军总参谋部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不激起公愤而挽回面子，我看这就不错了。此外，显然应该由政府颁布法令，减少逍遥法外的罪犯（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不是听信社会党人或某一个丘八的挑唆，”他接着又说，边说边看着布洛克的眼睛，他也许和所有的人一样，说话时，本能地想寻求对方的支持。“政府的行动应该不受有些人竞相许诺的影响，不管是谁的许诺。谢天谢地，现在的政府既不在右派德里安上校②，也不在左派克雷孟梭③先生的控制下。对于那些职业闹事者，应该采取强硬态度，不让他们抬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渴望安居乐业！这也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不要怕引导舆论。如果有几只绵羊——是我们的拉怕雷④非常熟悉的绵羊——低着头硬往水中跳，就应该向他们指出水是浑的，是被一些外来的败类为掩盖险象丛生的海底而故意搅混的。政府在行使基本上属于它的职责，也就是发挥司法女神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感到它摆脱被动是出于无奈。政府会接受您的全部建设的。如果政府能证明法院确实有错误，它就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就有了活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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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意即：最后一张王牌。
②德里安（1855—1916），法国军官和作家，曾当过法国政治冒险家布朗热将军的副官，并随其到了陆军部，布朗热政变阴谋败露后，他也跟着倒霉，1905年离开军队。
③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至1920年曾任两届总理，外号“老虎”。
④拉伯雷（约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这里影射出自该书的成语“巴汝奇的绵羊”。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只绵羊投入水中，其他绵羊也跟着投水，引申为“互相模仿的蠢人”。
“您，先生，”布洛克转身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刚才他和其他人一起被介绍给阿让古尔先生了，“毫无疑问您是重审派吧，因为外国人都是重审派。”
“这个案子不就是法国人之间的事吗？”德·阿让古尔先生傲慢地回答说。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是要把对方显然——因为他刚说过相反的看法——不同意的一种看法归于对方。
布洛克脸红了；德·阿让古尔先生环视周围，得意地微笑着。当他向其他人投去微笑时，笑中含有对布洛克的讥讽，但当他最后把微笑停留在我朋友身上时，目光就变得真诚了，因为他不想让布洛克为他刚才那句话生气，但是，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能减轻那句话的残酷性。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德·阿让古尔先生耳边悄悄说了句话，我没有听见，想必与布洛克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此刻公爵夫人的脸上闪过一种迟疑而做作的表情，一个说长道短的人害怕被议论的人听见时就会象这样吞吞吐吐，装模作样；同时还夹杂着一种面对一群陌生人时可能产生的好奇而存心不良的快感。为了挽回面子，布洛克转身对夏特勒罗公爵说，“先生，您是法国人，您肯定知道外国人都是重审派吧，尽管大家都说法国人从来不知道法国以外发生的事。此外，我知道跟您还是可以谈谈的，圣卢对我说过。”但是年轻的公爵感到大家都在和布洛克作对，便就象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那样，采取卑怯的作法，施展他也许从德·夏吕斯先生那里隔代继承下来的冒充风雅而刻薄的才智，对布洛克说：“先生，请您原谅，我不能和您讨论德雷福斯，不过，我的原则是，这个案件只能在雅弗①的后代中间谈论。”大家都乐了，只有布洛克不笑，并不是他不习惯对他的犹太血统，对他同西奈半岛多少有点联系的祖籍说几句嘲笑话，可是，他一扣体内的语言扳机，送到他嘴边的却不是一句嘲笑话（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而是另外一句。只听见他说：“您怎么知道的？谁对您说的？”这倒象是一个凶犯儿子说的话。此外，由于他有一个让人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基督教徒的名字，有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孔，他这种惊讶也就显出了几分天真。
布洛克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还不满足，他走到档案保管员身边，问他迪巴蒂·德·克拉姆先生或约瑟夫·雷纳克先生是不是偶尔也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档案保管员不回答。他是民族主义者，他不停地向侯爵夫人宣传，不久就要爆发一场社会战争，要她择友格外小心。他心里暗想，布洛克可能是工会派来打听情况的密使，便立即把布洛克刚才的问题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重复了一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认为，布洛克至少可以说缺乏教养，也可能会危及德·诺布瓦先生的地位。最后，她决定满足档案保管员的愿望，他是唯一使她害怕的人，也是唯一向她灌输某种思想的人，尽管谈不上成功（每天早晨，他给她念絮代②先生在《小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因此，她想暗示布洛克以后不要再来了。她在她的社交保留节目中，很自然地找到了一个贵妇把一位客人撵走的办法，演这出戏绝对不会有我们想象的攘臂瞋目的场面。当布洛克过去向她告辞时，她深深地埋在那张大安乐椅中，看上去睡眼朦胧，似醒非醒。她那茫然的目光象一颗珍珠的闪光，微弱而迷人。布洛克告辞时，侯爵夫人勉强在脸上挤出一抹无精打采的笑容，但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伸出手。这场戏使布洛克大为吃惊，但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认为继续下去对他一无好处，既然侯爵夫人不伸出手来，他就主动把手伸了过去。这下可冒犯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然而，尽管她很想满足档案保管员和反重审派小圈子的欲望，但她也得为将来着想，便装着没有看见。只是垂下眼睑，半睁半闭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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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弗是挪亚第三个儿子。据圣经记载，他是印欧人的祖先。
②絮代（1851—1943），法国记者，《小日报》的编辑，狂热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因鼓动德法亲善，后逃往瑞士，1923年被缺席审判。
“我想她睡着了，”布洛克对档案保管员说。档案保管员觉得侯爵夫人在为自己撑腰，有恃无恐，便装出生气的样子。
“再见，夫人，”布洛克大声说。
侯爵夫人微微翕动嘴唇，就象一个临终的人，想张嘴说话，但目光已认不出人。而当布洛克带着她得了“智力衰退症”的想法离开时，她立即朝德·阿让古尔侯爵转过脸去。几天后，布洛克受好奇心和想弄明白一件奇事的愿望所驱使，又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侯爵夫人给予他亲切的接待，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再说档案保管员不在场，另外她也舍不得放弃布洛克答应在她府上组织演出的那场独幕剧，况且，她上次不过是演了一出戏，扮演了她渴望扮演的贵妇而已。她那场戏当晚轰动了所有的沙龙，受到普遍的称赞和评论，只不过已传得面目全非了。
“公爵夫人，您刚才谈到《七位公主》，您知道（我并不因此而更感到自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呈文的作者还是我的一个同胞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外加几分得意，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刚才谈到的那部戏的作者。“是的，他是比利时人，从他的身份证来说，”他又补充一句。
“真的吗？不过，我们并没有指责您在《七位公主》中负有什么责任呀。值得庆幸的是，您和您的同胞和这部荒谬作品的作者完全不一样。我认识一些可爱的比利时人，您算一个，还有你们的国王，虽然胆小怕事，却很有思想，还有我的利尼表兄弟们，还有其他许多人。但是，幸亏你们不和《七位公主》的作者讲同一种语言。况且，我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这种人连提都不要提，因为他们半文不值。他们竭力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必要时故意装出滑稽可笑的样子，以掩盖他们贫乏的思想。如果说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就是胆大妄为，”她郑重其事地说道，“既然有思想，就会有胆大妄为的。我不知道您看过博雷利的戏没有。许多人看了都皱眉头。我嘛，哪怕会招来攻击，”她继而又说，岂知她不会担任何风险，“我也敢承认，我觉得那本戏很有意思。可是《七位公主》算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一位对我的外甥很好，我也不能使家族的感情……”
公爵夫人猛然收住话头，因为一位女士进来了，她是罗贝的母亲马桑特子爵夫人。德·马桑特夫人在圣日耳曼区是数一数二的好人，天使般善良、顺从。我早就听别人说过，但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盖尔芒特公爵的胞妹。后来，在圣日耳曼小圈子里，每当我听到象彩绘玻璃窗上那些完美无缺的女圣徒那样忧郁、纯洁、富于牺牲精神和受人尊敬的女人，却和粗鲁、放荡而卑鄙的兄弟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我认为，既然兄弟姐妹脸长得一样，例如德·马桑特夫人就很象盖尔芒特公爵，那么他们的智力和心肠也应该一样，正如一个人可以有好运气，也可以有坏运气，但思想狭隘的人就不可能有宽广的胸怀，冷酷的人就不可能有崇高的忘我精神。
德·马桑特夫人拜师于布吕纳蒂埃①门下。她使圣日耳曼区的人倾倒，同时她还春风化雨，用她圣人的生活感化圣日耳曼区的人。然而，她的长相和她的公爵兄弟一模一样，都有漂亮的鼻子和敏锐的目光。这种外貌的相象，使我认为她和德·盖尔芒特先生的智力和道德观也应该一样。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许遭到过不幸，外加得到大家好评，就可以和她的家里人有天壤之别，就象中世纪武功诗中所描述的，所有的美德和魅力都集中在妹妹身上，可他们的兄长却总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恶神。在我看来，大自然不会有古代诗人那样的自由，而是它专门会利用一个家庭的共同特征，我不相信它会有如此的创新精神，能用制造傻瓜或粗汉的原料，塑造出一个不做傻事的聪明人，或一个一尘不染的女圣人。德·马桑特夫人身穿一件印有大棕榈叶图案的白绸裙，衣服上别着黑花，与棕榈叶相映成趣。因为三个星期前她的表兄德·蒙莫朗西先生病故了，但这并不妨碍她出入社交界，参加小型晚宴，只是戴上孝罢了。这是一个高贵的妇人。隔代相传在她的心灵上深深打上了轻浮的宫廷生活——不管它多么肤浅，多么严格——的烙印。德·马桑特夫人在双亲死后，没有力量长期沉浸于悲痛中，但她为了一个表兄病故，一个月中绝对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她对我非常客气，一来我是罗贝的朋友。二来我和罗贝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她客气中还掺杂着几分装出来的羞怯，声音、眼神和思想不时地显出退缩的样子，仿佛在把一条绷得太开的裙子拉回到身边，不让裙子占据过多的空间，使它既显得柔软，又保持平整，正如良好的教育所要求的那样。不过，对于良好的教育，请不要过于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在这些贵妇中间，有不少人很快就堕落了，但她们却近乎幼稚地使她们的言行举止保持高雅的风度。德·马桑特夫人说话时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每当她和一个平民，例如和贝戈特或埃尔斯蒂尔说话时，为了突出一个字，总把字咬得很清楚，她用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念经似的两种不同声调说：“能遇见贝戈特先生，能认识埃尔斯蒂尔先生，我感到很荣幸，非常荣幸”，等等，可能是为了让人赞赏她的谦虚，也可能因为她有德·盖尔芒特先生同样的嗜好，喜欢使用过时的语言形式，以示对不大使用“荣幸”之类语言形式的坏教育的抗议。不管是哪一条理由，都使人感到，当德·马桑特夫人说“我很荣幸，非常荣幸”之类话时，她以为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证明自己很懂得尊重社会名流，即使是在她的城堡外遇见这些名流，她也会象在城堡内一样热情欢迎他们。再者，她家是名门望族，她很热爱这个家族，同时她想通过慢条斯理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使人了解她家的亲戚关系，她随时随地都会把那些在神圣罗马帝国时候降格的欧洲各大家族一一讲给人听（并不是要使人大出意外，只不过是爱讲一些可怜的农民和高尚的猎人而已），但那些不很聪明的人就不原谅她了，如果他们还有点知识的话，就会笑她象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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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吕纳蒂埃（1849—1906），法国文学评论家。
在乡下，德·马桑特夫人因乐善好施而受人崇敬，但尤其是因为她那纯而又纯的贵族血统（象这样纯的血统早已是绝无仅有了，恐怕只有在法国历史上才能找到）使她的举止摆脱了平民所说的“装腔作势”，显得朴实无华，落落大方。她不怕拥抱一个不幸的贫苦妇女，叫她到城堡里去拉一车木柴。据说她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基督教徒。她一心想让罗贝和一个富豪家的小姐成婚。既然是贵妇，就要象个贵妇样，从某个方面讲，就要装出朴实无华的样子。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赌注，因为只有在别人知道你可以不朴实，也就是知道你非常有钱的情况下，你假装的朴实才能使人拜倒。后来，当我同一个人讲起我见过她时，那人问我：“您一定觉得她很迷人吧。”但是真正的美是那么特别，那么新奇，以致我们看不出那是一种美。那天，我只在心里说，她有小小的鼻子，碧蓝碧蓝的眼睛，细长的脖子和忧郁的神情。
“听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想，过一会儿，有一个你不愿意交往的女人要来看我，我还是先跟您打个招呼好，免得你到时措手不及。不过，你尽管放心，以后她再也不会来了，但今天得破例让她来一次。是斯万的妻子。”
斯万夫人看到德雷福斯案子越闹越凶，担心她丈夫的犹太血统会给她带来麻烦，早就恳求斯万无论如何不要讲德雷福斯无罪。斯万不和她在一起时，她就更是变本加厉，公开鼓吹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而且，她竭力仿效维尔迪兰夫人，亦步亦趋；在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里，一种潜在的资产阶级反犹太意识正在觉醒，并且已达到了激烈的程度。斯万夫人的反犹态度使她终于加入了社交界的几个反犹妇女联盟。这一类组织纷纷成立，并和有些贵妇沙龙建立了联系。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斯万的好友，但她非但不模仿那些贵妇，就连斯万毫不掩饰地想把妻子介绍给她的愿望，她也一直不予以满足。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做法似乎令人觉得奇怪。但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是公爵夫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她认为“不必”做这做那，却武断地，非常武断地把她“自作主张”的决定强加给人。
“谢谢您给我打招呼，”公爵夫人说。“的确，这对我是很扫兴的。不过，我看见她能认出来，我会及时离开的。”
“我向您保证，奥丽阿娜，她很讨人喜欢，是一个很出众的女人，”德·马桑特夫人说。
“我不怀疑，但我感到不需要我亲自去证实。”
“你接到伊斯拉尔夫人的邀请了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为了改变话题，问公爵夫人。
“啊！感谢上帝，我不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你应该去问玛丽—埃纳尔，她认识，我一直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不错，我认识她，”德·马桑特夫人回答说，“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已决定不再和她来往了。看来她是一个坏女人，而且毫不掩饰。况且，我们过去太轻信人，大好客。以后我再也不和这个民族的人打交道了。我们放着外省同一血缘的远房亲戚不来往，却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现在该看到他们是怎样感谢我们的了。唉！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可他竟象个疯子，什么样的蠢话都说得出来，”她听见德·阿让古尔先生影射罗贝，便又说了一句。“真的，说到罗贝，您没有看见他吗？”她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今天是礼拜六，我想他会到巴黎来呆二十四个小时的，他肯定来看过您了。”
其实，德·马桑特夫人认为她儿子不会有假。她知道罗贝即使有假，也不会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因此，她希望通过假装相信能在这里看见罗贝，使她疑神疑鬼的婶母原谅她的儿子。
“罗贝在这里！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没给我写过。我想，从巴尔贝克海滩回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
“他太忙，有那么多事要做，”德·马桑特夫人说。
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睫毛微微颤动，眼睛看着小阳伞的尖顶在地毯上画出的圆圈。每当公爵过于明显地冷落他的妻子时，德·马桑特夫人总站在嫂子一边，狠狠地指责她的同胞兄弟。德·盖尔芒特夫人每每想起她的保护，心里总不免充满感激和怨恨。她对罗贝的放荡其实是半恼半喜。就在这时，门又一次打开，罗贝走了进来。
“瞧，说到圣卢，圣卢就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德·马桑特夫人背朝门，没看见儿子进来。当她看见时，她那颗慈母的心高兴得都要跳出来了。她的身子微微向前挺起，脸颤动着，又惊又喜地凝视罗贝：
“怎么，你来了！真叫人高兴！太意想不到了！”
“啊！说到圣卢，圣卢就到，我懂了①，”比利时外交官说完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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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中有一条谚语：“说到狼，狼就到，”圣卢的“卢”和法语中的“狼”同音。这里德·盖尔芒特夫人用了一个同音异义的谐语，引起了比利时外交官的兴趣。
“是很有趣，”德·盖尔芒特夫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她不喜欢用同音异义的谐语，刚才她象是为了自嘲才这样说的。
“你好，罗贝，”她说，“嘿！你把你的舅妈都忘啦！”
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几句，肯定是在谈我，因为当圣卢要去向她母亲问好时，德·盖尔芒特夫人朝我转过脸来了。
“您好，身体好吗？”她对我说。
她把蓝色的目光投到我身上，犹豫了一下，把弯着的胳膊伸出来，让身子向前倾，身子刚有点弯下，就立即收了回去，好象是一棵被人按倒的灌木树，一朝恢复自由，便立即回到自然的姿势。就这样，她在圣卢火一般的目光逼视下完成了这些动作；圣卢在一旁看着他的舅妈，竭力想让她更热情一些。他怕谈话热不起来，就又加了把火，代我回答说：
“他身体不大好，常感到疲劳。不过，他要是能经常见到你，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不想瞒你，他非常想见你。”
“啊！不过，这很好嘛，”德·盖尔芒特夫人故意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就好象我给她拿来了她的大衣似的，“我很高兴。”
“好了，我要到我母亲那里去了，你坐到我的椅子上来，”
圣卢对我说，一面把我拽到他舅妈身边。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
“有时候我上午能看见您，”她对我说，好象我没有看见她似的，她在向我报告一条新闻。“这对身体很有好处。”
“奥丽阿娜，”德·马桑特夫人小声地说，“您说您要去看德·圣弗雷奥夫人，您能不能同她说一声，叫她不要等我吃晚饭了？既然罗贝回来了，我就得呆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您顺便叫个人马上去买几盒罗贝爱抽的雪茄，‘柯罗纳’牌的，家里没有了。”
罗贝走过来。他只听到德·圣弗雷奥夫人的名字。
“德·圣弗雷奥夫人？她又是谁？”他用一种惊讶而一定要得到回答的语气问道，因为他假装对社交界的事一无所知。
“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母亲说，“她就是韦芒杜瓦伯爵的姐妹呀，你心爱的台球不就是她送的吗？”
“怎么，是韦芒杜瓦伯爵的姐妹！我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啊！我们家的人真了不起，”他把脸转过一半对着我说，无意中用了布洛克说话的腔调，好象这想法是从布洛克那里借来的，“尽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些名字好赖叫圣弗雷奥的人（他把每一个字的最后一个辅音读得很重），他们参加舞会，坐四轮敞篷马车四处游逛，过着神仙般的生活。真是妙哉！”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喉咙里又发出了那种轻微、短促而有力的声音，犹如强压下去的笑声，表示她迫于亲戚关系，不得不对她外甥的幽默有所反应。仆人进来通报说，法芬海姆—蒙斯特堡—魏尼根亲王让人转告德·诺布瓦先生，他来了。
“去请他进来吧，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前大使说。前大使出去迎接德国总理。
但侯爵夫人又喊他回来：
“请等一等，先生，您说我要不要把夏洛特皇后①的袖珍画像拿给他看？”
“啊！我相信他会不胜高兴的，”大使用一种深信无疑的口吻说，仿佛他对这个走运的总理将受到的优待很羡慕。
“啊！我知道他的思想很正统，”德·马桑特夫人说，“这在外国人中是少有的。但我听说他是反犹太主义的化身。”
德国亲王名字的头几个音节，如果用音乐语言来描绘，送出的音明快有力，按音节读起来给人以一种结结巴巴、翻来复去的感觉。就在这明快和重复中，亲王的名字保留着一种冲劲，一种做作的纯朴，保留着日耳曼民族的重中有“轻”，刚中有“柔”的特色，犹如投影在涂有深蓝色珐琅的“房屋”②上的浅绿色树枝，在具有德国十八世纪风格的精雕细刻、平淡无奇的镀金饰物后面展现出一块彩绘大玻璃窗的神秘感。这个名字由好几个成分组成，其中一个是德国一座小温泉城镇名，小时候我和外祖母去过那里，在一座山脚下，歌德常去山上散步，我和外祖母在疗养院喝饮用山上的葡萄酿制的美酒。酒名由一串地名组成，听上去响亮悦耳，犹如荷马授予他的英雄的称号。所以，当我听到有人通报亲王的名字时，我还没有来得及联想到那个温泉疗养院，就立即觉得这个名字变小了，充满了人情味，就象得到了批准和指定似的加入到我的记忆中，无拘无束，平平凡凡，形象生动，轻盈活泼，饶有趣味，它在我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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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洛特（1840—1927），又称比利时的夏洛特，墨西哥皇后，后随丈夫从墨西哥回到欧洲，因丈夫被杀受刺激而发疯。
②德国亲王名叫法芬海姆－蒙斯特堡－魏尼根，法芬海姆中的“海姆”与德语中的“房屋”同音。
还不止这些。当德·盖尔芒特先生介绍亲王的情况
时，一口气列举了他的好几个封号。我听出了一个村庄的名字，一条小河流过的村庄，每天晚上，治疗结束后，我摇着小船，穿过成群结队的蚊子，到村子里去玩耍；我还听出了一个森林的名字，森林很远，医生不准我到那里去散步。事实上，领主权可以向四周的村庄延伸出去，当我们听到列举领主的封号时，自然而然地会把在一张地图上读到的紧挨着的许多村庄联系起来。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①亲王和法兰克王国②骑士的帽檐下露出的脸是一片心爱的土地，我仿佛看见傍晚六点钟的阳光常常照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在这位亲王，莱茵河地区的伯爵和选帝驾临之前，我看见的就是那落日的余晖。因为我很快就知道，亲王利用住着土地神的森林和住着水神的河流的收入，利用那座矗立着古老的小城并记载着罗退耳③和日耳曼人路易④的历史的神奇大山的收入，购买了五辆夏龙牌小汽车，还在巴黎和伦敦各买了一幢房子，另外，每星期一在歌剧院里有包厢，每星期二在“法兰西剧院”也有他的包厢。我并不认为——他也一样——他同那些财富和他匹敌，年龄和他相仿，家世不如他富有诗意的人有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有一样的文化和理想，他为他的地位沾沾自喜，但仅仅因为有利可图。他这辈子只有一个奢望，那就是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⑤的通讯院士。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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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圣罗马帝国是欧洲的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创立神圣罗马帝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勃艮第、尼德兰等地。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推翻。
②法兰克王国是日耳曼人法兰克族于公元五世纪建立的早期封建国家。公元800年，加洛林王朝查理加冕称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分全国为三部分。
③罗退耳（795—855），查理帝国的创始人查理大帝的长孙，按照《凡尔登条约》他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纳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疆域。
④路易（804—876），称作日耳曼人，罗退耳的弟弟，按照《凡尔登条约》，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⑤df 5伦理学和政治学院是法兰西学院下属的五个学院之一，1795年建立，设六个学部：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和财政学、历史和地理学。
亲王的妻子领导着柏林最时髦的小圈子，他今天登门求见侯爵夫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刚开始他并没有这种愿望。多少年来，他为加入法兰西学院绞尽了脑汁，不幸的是，打算投他票的院士从没有超过五人。他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一人就至少控制十票左右，如果经过巧妙的交易，还可以再增加几票。为此，亲王去找过德·诺布瓦先生，他们在俄国当大使时就认识了。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他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无论他多么恳切殷勤，提议授予诺布瓦侯爵俄国勋章也罢，在外交政治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也罢，一切都于事无补，他面前的人不为所动，所有这些殷勤在这个人看来似乎半文不值，他始终没有帮他的忙，甚至连他自己的一票都没有答应给他。亲王的竞选仍在原地踏步！当然，德·诺布瓦先生对他彬彬有礼，甚至不要“劳他大驾登门”，而是亲自去亲王府拜访。当日耳曼骑士提出：“我很想成为您的同仁”时，德·诺布瓦先生用深信不疑的语气说：“啊！我将会感到很高兴！”若是象戈达尔大夫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听了这话肯定会想：“瞧，他在我家里，是他自己坚持要来的，因为他觉得我比他重要。他对我说，我当通讯院士他会感到很高兴。话总有个意思吧，见鬼！他不主动提出来要投我一票，那是因为他想不到。他一个劲儿地谈我的权力如何大，大概以为我稳操胜券，已经掌握需要的票数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我只要逼他表态，在我们两人之间达成协议，只要对他说：那么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然而，法芬海姆亲王可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达尔大夫可能会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德国亲王深知德·诺布瓦先生也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不会不知道投候选人一票能讨候选人欢心。亲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长的生涯中，为他的国家（不象现在为他自己）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会谈，事先就猜到对方的要求和对方不想让你说的话。他知道在外交语言中，会谈就是给予。因此他设法让德·诺布瓦先生获得了圣安德烈绶带①。但是，如果他必须向他的政府汇报在这以后他同德·诺布瓦先生会谈的情况的话，他可能会在电文中写明：“我意识到我走错了路。”因为当他重提法兰西学院时，德·诺布瓦先生又一次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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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俄国骑士团颁发的天蓝色的绶带，该骑士团于1689年成立，1917年取消。
“您这样做我很高兴，也为我的同僚感到高兴。我想，您能想着他们，他们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您参加竞选是引人注目的事，有点异乎寻常。您知道，法兰西学院非常墨守陈规，稍有新鲜事物出现，他们就如临大敌一般。我个人不赞成这样。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连因循守旧——求上帝饶恕我——这个词都用上了，”他进而又说，气愤地挤出一丝微笑，声音很低，就象戏剧中为达到某种效果而说的旁白一样，他用蓝眼睛迅速地瞟了亲王一眼，好似一个老演员在判断演出的效果，“您明白，亲王，我不愿意让您这样的杰出人物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赌注中。只要我的同僚们坚持陈旧的观念，我认为您就要慎重一点，不要参加竞选。此外，请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这个快要变成墓地的学院中发现有一种新一点、活跃一点的思想，如果我预计到您能成功，我会第一个跑来告诉您的。”
“我错了，不该授与他圣安德烈绶带，”亲王暗想，“谈判毫无进展，他要的不是这个。我没有掌握开锁的钥匙。”
象这样一种推理方式，德·诺布瓦先生同样也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因为他和亲王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受过教育。我们可以嘲笑诺布瓦这样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会对一句几乎毫无意义的官话心醉。但是他们的幼稚是有补偿的：外交官们知道，在确保欧洲或其他地区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挚的感情，娓娓动听的演说和苦苦的哀求都无足轻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砝码不是这些，而是对方有没有可能（如果对方比较强大，就有可能）通过交换满足我们的某个愿望。对于这一类事实，一个毫无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难理解的，可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冯·某某亲王却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们关系极其紧张的国家当过代办，他对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但他心里很清楚，人家不会明确告诉他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而是另一个外表看来普普通通，其实是可怕或可喜的字眼，外交官根据密码，即刻就可以破译出来；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他会用另一个也是非常普通的，但敌对国家的部长立即会理解成“战争”的字眼回答。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古老的习惯（就象两个已同意订婚的男女初次会面时，习惯到体育馆剧场观看演出，装出偶然邂逅的样子），双方由命运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会谈，通常不是在部长的办公室内进行，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的长椅上。部长和德·诺布瓦先生都到疗养院的温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疗作用的矿泉水。好象有一种默契似的，他们在治疗的时间相遇，先在一起散一会儿步，但双方心里明白，这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散步，具有动员令一样的严重性。然而，在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这样的私事中，德国亲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过的归纳法，即译读重叠符号的方法。
当然，不能说不懂得这一类心计的人只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数几个和她相似的人。世界上有一半人从事前人规划好了的不必担风险的职业，他们中一部分人由于缺乏直觉，也会象我的外祖母那样对这种心计一窍不通，不过，我外祖母不理解是因为她为人正直，毫无私心。对于那些被供养的男人或女人，我们常常要钻到他们的心里，才能了解他们为了私利和生存而说的话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尽管表面上看来无可指责。男人谁不知道，如果一个要他供养的女人对他说：“我们不要谈钱”，这句话如果拿音乐语言来说，应该被看作一个“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后又说：“我很伤心，因为你经常不同我讲真话，我已忍无可忍了”，他就应理解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在供给她更多的钱呢？”何况这还是一个和上流社会的女人相接近的荡妇使用的语言。流氓说的话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但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德国亲王尽管不熟悉流氓，却习惯和国家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国家虽然伟大，但也是一个自私和狡诈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为了私利，国家可以杀人。而杀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在打和不打之间稍有犹豫，就可能意味着“灭亡”。可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写进那些黄皮书①或白皮书、蓝皮书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义者；如果人民参战，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愤，不象国家元首，他们作出战争的决定，是因为得到了诺布瓦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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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政府为晓之以议会和人民而出版的有关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文件集，也有的国家用白皮书或蓝皮书。
第二年冬天，亲王生了一场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脏却已无可救药。“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紧时间，再象这样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当上学院的通讯院士我就呜呼哀哉了。要是那样，可就太惨了。”
他在《两个世界》杂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语言吹捧德·诺布瓦先生。德·诺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致谢，还对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亲王就象试用了另一把钥匙开过锁似地自言自语道：“还是没有找对”。他送德·诺布瓦先生出门时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思量：“他妈的，这些家伙不等我死了是不会让我当院士的。得抓紧。”当晚，他在歌剧院邂逅德·诺布瓦先生：“亲爱的大使，”他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上午对我说，您不知道怎样表示您对我的感谢，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兑现罗。”
正如亲王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机智有高度的评价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对亲王的敏锐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立即明白德·法芬海姆亲王不是要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建议，于是他笑容满面，准备洗耳恭听。
“哦，您可能觉得我太冒失。有两个女人我一向非常爱羡，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约翰大公爵夫人，当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待一会儿您就会明白的。她们不久前才来巴黎定居，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她们想举办几次晚宴，特别是为了款待英国国王和王后，她们看中了一个人，想叫她来陪伴贵宾。尽管她们和她素不相识，但对她敬佩万分。我承认，我不知道怎样满足她们这个愿望，我正在一筹莫展，恰好听说您认识这个人。我知道她深居简出，只愿意和少数人来往，啊！真是有happyfew①！不过，如果您愿意帮忙，我相信，有您的关照，她会允许您把我介绍给她的，这样，我就可以向她转达大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愿望了。说不定她会同意到我家里和英国女王共进晚餐。如果我们不使她感到太乏味的话，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到博里厄来，在约翰大公爵夫人府上和我们一起欢度复活节哩。这个人就是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我承认，如果我有希望成为她的思想库里的常客，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即使放弃竞选法兰西学院的通讯院士，我也不会感到遗憾了。据说她家还经营智力交流和闲情逸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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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有福气的少数。
亲王觉得锁开动了，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不由得心花怒放。
“亲爱的亲王，用不着放弃竞选，”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若论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您讲的那个沙龙，它是一个名副其实培养院士的摇篮。我将把您的要求转告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她一定会高兴的。至于到您府上作客，她几乎足不出户，这可能更难办一些。不过，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她，您亲自去讲清楚吧。您可不要放弃竞选呵。恰好过两个星期，我要到勒鲁瓦·博里厄府上吃午饭，吃完饭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没有他的支持，竞选就别想获得成功。我在他面前已提到过您的名字，他当然是久闻大名的罗。他似乎有些异议。不过，下次选举他恰好需要我那伙人的支持，我打算再跟他说说。我要把我们之间的友谊明确告诉他，我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您参加竞选，我将要求我的朋友们都投您的票（亲王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他知道我有几个朋友。我估计，如果我能得到他的协助，您就十拿九稳了。到了那天，您晚上六点钟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来，我给您引见，我会把那天上午我和勒鲁瓦—博里厄先生谈话的情况向您汇报的。”
就这样，法芬海姆亲王终于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了。当他开口说话时，我感到大失所望。即使一个时代比一个民族具有更明显的特征和共性，以致在一部甚至有智慧女神米涅瓦的原画像的插图词典中，套着假发和戴着绉领的莱比尼兹①和马里沃②、萨米埃尔·贝尔纳③没有多大差别，但我却没有想到一个民族会比一个特权阶层具有更明显的特征。然而，德国民族的特性不是以一个我原以为能听见爱尔菲④轻轻掠过，科保尔特⑤翩跹起舞的演说飘荡在我耳边，而是体现在带着德语腔的法语中，不过仍能感觉到那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民族的特点：莱茵河地区的亲王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深鞠了一躬，用阿尔萨斯箱看门人的口音说：“您好，侯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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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比尼兹（1649—1716），德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是唯心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马里沃（1688—1763），法国戏剧家和作家。
③贝尔纳（1651—1739），法国金融家。
④爱尔菲是北欧民间传说中象征空气、火、土等的精灵。
⑤科保尔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山怪和土地神。
“怎么样，要不要给您倒杯茶，或者来点儿水果馅饼，味道不错，”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竭力想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要弥补刚才对我的冷淡。“我这是借花献佛，”她又用揶揄的口吻说，这使她的声音带了点喉音，好象把一个嘶哑的笑憋了回去似的。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呆会儿要和亲王谈法兰西学院问题吗？”
德·盖尔芒特夫人低下头，把手腕转过来看有几点了。
“啊！我的上帝，要是我还想到德·圣费雷奥夫人家去转一圈的话，就该向我婶母告辞了。我要在勒鲁瓦夫人家吃晚饭。”
她没有向我告别，立起身就走，因为她看见斯万夫人进来了。斯万夫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非常尴尬。她可能想起是她最早告诉我她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的。
“我可不愿意我母亲把我介绍给斯万夫人，”圣卢对我说：“她过去是一个荡妇。丈夫是犹太人，可她老在他耳边谈民族主义。瞧，我的帕拉墨得斯舅舅来了。”
斯万夫人的出现，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和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这件事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至于是什么后果，到时候我再详细叙述。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件事。几天前，有一个不速之客来看我，是夏尔·莫雷尔，我不认识他，他是我叔祖父贴身男仆的儿子。我叔祖父前一年去世了，我在他家里曾遇见过一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①。他的贴身男仆几次三番表示要来看我。我不知道他来访的目的，但我很乐意接见他，因为我从弗朗索瓦丝口中得知，他深切地怀念我的叔祖父，一有机会，就去他的墓地。可是他因为不得不回老家治病，而且要在那里呆很久，只好派他的儿子来看我了。当我看见一个英俊漂亮的十八岁的青年走进我家时，我惊呆了。他的穿戴与其说是典雅，不如说是华丽；他什么都象，唯独不象侍仆。而且，他一上来就似乎想同他的仆人出身割断关系似的，笑容满面，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获得过音乐戏剧学院的一等奖。他来访的目的是：他父亲在清理我阿道夫叔祖父的遗物时，把一些他认为不适宜寄给我父母亲的东西放在一边了，但他想，那些东西肯定会使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青年感兴趣的。是我叔祖父生前认识的那些红得发紫的女伶和赫赫有名的荡妇的照片，是一个耽于逸乐的老头最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叔祖父一直用一层密封的隔板把他这段生活同他的家庭生活隔开。当小莫雷尔把照片递给我时，我发现他装出和我地位平等的样子同我交谈。他乐于说“您”，尽量少说“先生”，而他的父亲同我父母说话时从来只用“第三人称”。几乎所有的照片上都有“赠给我最好的朋友”之类的题词。有一个女演员更薄情，更精明，她在照片上写道：“赠给朋友中最好的人”，一般人认为，她这样写就可以说，我叔祖父根本不是，远远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是一个曾帮过她许多小忙，听她使唤的朋友，一个善良的人，几乎是一个老傻瓜。尽管小莫雷尔竭力想摆脱卑微的出身，但我仍然感到，我的阿道夫叔祖父在那位老侍仆眼中的那种高大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影子不停地、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地笼罩着儿子的童年和青年。我看照片的时候，夏尔·莫雷尔就看我的房间。当我找地方塞那些照片时，我听见他对我说（他无需用语调表达责备，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是责备）：“在您的房间里，怎么看不到一张您叔祖父的照片？”我感到血直往脸上涌。我嗫嚅道：“我想我没有他的照片。”
“怎么！您叔祖父那么爱您，您都没有他一张照片？我可以从我父亲保存的大量照片中取出一张寄给您。我希望您把它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就挂在这张五斗橱上吧，恰好是您叔祖父的遗物。”其实，我房间里也没有我父亲或母亲的照片，所以没有阿道夫叔祖父的照片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我不难猜到，在老莫雷尔看来——而且他把他的看法传给了儿子——我叔祖父是我们家的显赫人物，可我父母亲没有沾到他多少光辉。比较起来，我更受我叔祖父的宠爱，因为他每天都在他的侍仆耳边叨叨，说我会成为拉辛式和福拉贝尔②式的人物，老莫雷尔几乎把我看成我叔祖父的一个养子，是他中意的孩子。我很快就看出来，小莫雷尔是一个“野心家”。他自以为有点儿作曲天才，能把诗谱成曲，问我认不认识在“贵族”社会享有重要地位的诗人。我给他说了一个。他不熟悉这位诗人的作品，也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我后来知道他不久就给诗人写了封信，对他说，他是他的作品的狂热崇拜者，他给他的一首十四行诗谱了曲，要是这首诗的作者能让某某伯爵夫人题一题词的话，那将是他莫大的荣幸。他这样做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把他的计谋暴露无遗。诗人受到了伤害，未加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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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奥黛特，也就是后来的斯万夫人。
②福拉贝尔（1799—187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多部历史书，曾当过公共教育部长。
夏尔·莫雷尔除了野心之外，似乎生性喜欢比较实际的东西。他看见絮比安的侄女在院里缝背心，就对我说，他正好需要一件“独出心裁”的背心，但我感觉得出来，他嘴上说要背心，其实是对姑娘动了心。他毫不犹豫地请求我下楼去，给他作介绍。“但是，您不要讲我同你们家的关系。您懂吧，关于我父亲，我相信您能守口如瓶的，您就说我是您朋友们认识的一个大艺术家，您明白吧，应该给生意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向我授意说。我和他不很熟，不可能称呼他“亲爱的朋友”，这点他很理解，但我在姑娘面前可以叫他……“当然不是大师……尽管……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叫我‘亲爱的大艺术家’吧。”尽管他授意我叫他艺术家，但我在裁缝店里却避免——用圣西门的话来说——授予他这个称号，只不过是用“您”来回答他的“您”罢了。他在一堆丝绒布中发现了一匹鲜红颜色的，红得那样刺眼，尽管他趣味庸俗，也一直没敢把背心穿出来。姑娘和她的两个“学徒”又开始干活了，但我觉得她和夏尔·莫雷尔彼此有了好感，她相信夏尔·莫雷尔“是我那个阶层的人”（只是比我更优雅，更阔气），这使她产生了仰慕之心。刚才在屋里看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在他父亲给我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根据埃尔斯蒂尔画的萨克里邦小姐，也就是奥黛特的画象拍成的，因此，当我送他到车马出入的大门口时，我对他说：“我想问您一件事，但我怕您未必知道。我叔祖父同那个女人很熟吗？我想象不出她同我叔祖父的哪一段生活有联系。因为斯万先生的关系，我对这事很感兴趣……”“瞧，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父亲嘱咐我，要我把您的注意力引到这个女人身上。因为您最后一次见您叔祖父的那天，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正在他家里吃晚饭。我父亲不知道该不该放您进屋去。您似乎很讨这个荡妇的欢心，她希望能再见到您。但就从那时候起，据我父亲说，你们家闹翻了，这以后您就再没有见到过您的叔祖父！”这时，他远远地向絮比安的侄女送去一个微笑同她告别。她目送他出门，想必在欣赏他那瘦削的但却五官端正的脸孔，他那轻松的头发和快活的眼睛。至于我，当我同他握手告别时，心里却想着斯万夫人，我惊奇地对自己说，尽管在我的记忆中，斯万夫人和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是不同的两个人，但从今以后我必须把她们看作同一个人了。
德·夏吕斯先生一进门就坐到斯万夫人身边。他不屑与男人为伍，很讨女人喜欢，不管参加什么聚会，他总是很快就同最风雅的女人粘到一起。他感到她们俏丽入时的打扮也成了他的装饰品。男爵穿着紧腰大衣或燕尾服，看上去很象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大艺术家画的一张成功的肖像：他身穿黑礼服，但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件色彩艳丽的大衣，他马上要穿这件大衣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因为他总是同一个风雅女人——常常是某公主殿下——并肩而坐，喁喁私语，久而久之，他也就赢得了他所喜爱的特殊待遇。比如，在晚会上，女主人们在前排的女宾席上专门给男爵留一张椅子，而其他男宾只好挤在后面。再说，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似乎正在大声地、专心致志地向那个心醉神迷的风雅女人娓娓动听地讲故事，他就不必再去向其他人问好，也就不必尽这个义务。在一个客厅里，他躲在他选中的美人为他设置的芬香扑鼻的屏障后面，与别人隔开，就和他在一个剧院中躲在一个包厢里一样，有人过来向他问好时，由于他身旁坐着一个美人，他只要稍微应酬一下就行了，不必中断谈话。当然，斯万夫人不一定是他喜欢拿来炫耀的女人，但他仍然想让人知道他对她的赞美和他同斯万的友情。他知道，他对她热情，会使她欣喜若狂，受宠若惊，而只要能和在场最漂亮的女人混在一起，即使名誉会受损失，他也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抬高了身价呢。
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夏吕斯先生来探望她并不十分高兴。德·夏吕斯先生尽管觉得他婶母有不少缺点，但仍然很爱她。可是他经常会想象出一些牢骚，一气之下，就会给她写极其粗暴的信，把一些过去从没有注意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提出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听说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想在海滩多呆一些日子，担心带去的钱不够，但她又很吝啬，怕支付多余的费用，不想从巴黎汇钱来，就向德·夏吕斯先生借了三千法郎。一个月后，德·夏吕斯先生因一件小事同他婶母呕气，要她把借款电汇给他。他收到了二千九百九十几个法郎。几天后，他在巴黎看见他的婶母，同她亲切交谈，和颜悦色地向她指出，负责汇钱的银行把钱弄错了。“没有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道，“电汇费还要花六法郎七十五生丁嘛。”“啊，既然是有意的，那好极了，”德·夏吕斯先生反驳说，“我以为您不知道，所以给您说了，因为如果收款人不是我，而是一个同您关系不很密切的人，您可能会遇到麻烦的。”
“不，不，没有错。”“无论如何，您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夏吕斯先生愉快地作结论说，并且捧起婶母的手吻了一下。的确，他并不怪她，只是觉得她这样小气未免有点可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他的婶母在一件家事中想耍弄他，“对他策划了一场阴谋”，当她愚蠢地让一些恰恰被怀疑同她串通一气坑害他的实业家作保护人时，他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极其激烈、极其无礼的信。“我不仅要复仇，”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我还要让您当众丢丑。从明天起，我要给大家讲电汇单的事，说您从我借给您的三千法郎中扣下了六法郎七十五生丁的汇费，我要让您名誉扫地。”第二天，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去向他的维尔巴里西斯婶母赔礼道歉，说他不该写那封言词可怕的信。再说，他还能把电汇单的故事讲给谁听呢？因为他现在不想报复了，真心实意地想和解，就不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了。可是在这以前，他同他的婶母不闹矛盾时，他却逢人便讲，讲的时候并无恶意，只是想让大家笑笑而已，因为他是最不会保守秘密的人。他到处讲给人听，唯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蒙在鼓里。因此，当她从信中知道他要把亲口说她做得很对的事张扬出去，使她名誉扫地时，她认为他把她耍了，他装出爱她，其实是在撒谎。虽然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但他们两人谁也摸不透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不过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矛盾中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罢了，这与布洛克和他朋友之间的矛盾性性质不同，也和德·夏吕斯先生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下面我还要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人与人互相之间的看法，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稳定的，其实象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我们原以为是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其中一个会大讲另一个的坏话，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惊讶中镇定，就看见他们又和好如初了；人民之间结盟不久就推翻，这种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的上帝，我舅舅和斯万夫人打得火热起来了，”圣卢对我说。“可我妈妈却毫无察觉，来打搅他们了。纯洁的人看什么都是纯洁的！”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那簇花白的头发，那只笑眯眯的眼睛和被单片眼镜抬高了的眉毛，以及插着红玫瑰花的饰纽孔，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角，抽搐着，变幻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敢同他打招呼，因为他没有理睬我。然而，尽管他没有把脸转向我这边，但我相信他看见我了。当夏吕斯男爵同斯万夫人闲扯的时候（斯万夫人那件绚丽的蝴蝶花色的大衣不时在男爵的一条腿上飘拂），他象在大街上叫卖又怕警察突然出现的商人，目光游移不定，肯定把客厅所有的角落都搜遍了，一个人也不会漏掉。德·夏特勒罗先生过来向他问好，可是，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早已经看见了年轻公爵的痕迹。这一类聚会是很多的，而德·夏吕斯先生总是这样，脸上挂着一种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人家上来同他打招呼之前他就在笑，走到他跟前时，他的微笑也就失去任何亲切的意味了。然而，我必须去向斯万夫人问好。但她不知道我认识德·马桑特夫人和德·夏吕斯先生，因此待我冷冰冰的，可能怕我要她给引见。于是我向德·夏吕斯先生走去，但马上后悔了，因为他尽管看见了我，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当我朝他鞠躬时，他伸出一只胳膊不让我靠近他的身子，仿佛要我吻他那只没戴戒指的指头，就象一个主教让人吻他神圣的戒指一样。这样，他好象故意要把责任推给我似的，让我撬开他府上的门锁，偷看到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斯万夫人看见男爵对我如此冷淡，也就继续对我冷冰冰的了。
“你好象很累，心里很烦似的，”德·马桑特夫人对她儿子说。圣卢是来向德·夏吕斯先生问候的。
的确，罗贝的目光似乎常常看到一个深渊，但是刚接触就又离开了，犹如一个跳水运动员，碰到池底便立即返回水面。这个池底，就是罗贝同情妇关系的破裂，他一想起来就心如刀割，马上就不去想它，但不一会儿又想了起来。
“这没关系，”他母亲又说，一面温柔地抚摸他的脸蛋，“没关系的，能看到心爱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德·乌桑特夫人感到这种爱抚似乎使罗贝不高兴，就把他拉到客厅里首。那里，在一个挂着黄丝绸帷幔的窗口，有几张博韦的安乐椅，上面铺着厚厚的紫罗兰色的绒绣，宛若几只紫红色的蝴蝶，停在开满黄灿灿毛莨花的田野中。斯万夫人因为一个人呆着，同时又意识到我和圣卢的关系非同一般，就示意我到她身边去。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她了，不知道该同她说什么好。地毯上放着几顶帽子，我的眼睛一直不离开我那顶，但心里却在好奇地捉摸：有一顶的帽里上写着G，并且画着公爵的冠冕，但它分明不是盖尔芒特公爵的，那可能是谁的呢？在场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做这顶帽子的主人。
“德·诺布瓦先生真好，”我指了指德·诺布瓦先生对斯万夫人说。“当然，罗贝·德·圣卢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瘟神，可是……”
“他讲得很对，”她回答道。
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想起了一件一直向我隐瞒着的事。我再三诘问她。大概是因为她在这个沙龙里几乎举目无亲，很高兴有个人同她说话的缘故吧，她把我拉到了一个旮旯里。
“德·圣卢想跟您讲的肯定是那件事，”她回答我，“不过，您可不要去对他说呵，他会怪我多嘴的，我很想得到他的尊重，我是非常‘正派的女人’，您知道。最近，夏吕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里吃过一次晚饭，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样议论您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对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您不要为这烦恼，谁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谁不知道，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说您简直是一个爱奉承的疯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诺布瓦先生可能说我是一个爱奉承人的疯子，我听后曾惊得目瞪口呆。现在，我又知道我从前同诺布瓦先生谈起斯万夫人和她女儿希尔贝特时对她们的痴情，已经传到我认为是陌生人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了，我就更加惊愕。我们的言行和态度，同“世界”之间，同没有直接感觉到我们的言行和态度的人之间，相隔着一个具有无穷渗透力的、对我们说来是莫测高深的环境。我们谁都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有些很重要的话，尽管我们渴望它们能广为传播（例如对于斯万夫人，我曾说过许多赞美话，我逢人便讲，也不分什么场合，心想散播了那么多良种，总有一颗会发芽生根，长出茎叶的），但很快就被掩盖起来，而且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就更难相信，一句无关紧要的、连我们自己也都忘却了的话，一句甚至我们从没说过，而是由另一句话不完全地折射出来的话，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遥远的地方，甚至传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成为诸神在筵席上嘲讽我们的笑料！我们记得做过的事，连我们的近邻都不知道；我们不记得说过的，甚至从没有说过的话，却会在另一个世界引起哄堂大笑！别人对我们言谈举止的印象同我们自己的看法相差那么远，还不如一张印坏了的、该白不白、该黑不黑的移印画更象一张画。再说，没有印出来的线条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渴望看见的东西，相反，我们认为是画蛇添足的部分恰恰是我们自己的真正面目，但这是我们鼻子底下的东西，所以反而看不见了。因此，这张移印画虽然在我们看来已经面目全非，有时却具有一张X光照片的真实性，尽管使人感到丧气，但很深透，很有用处。这并不能使我们认出画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习惯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漂亮脸蛋和优美身段的人，如果把他的X光片拿给他看，告诉他这几根肋骨是他的形象，他会怀疑别人搞错了，就象一个人参观画展，在一张少妇的画像前，看到说明上写着“卧着的单峰骆驼”，会产生疑惑。在我们的自画像和别人给我们画的像之间存在着的这种差别，我后来在别人身上也有发现，他们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拍的像册中，但他们周围却有许多看来可怕的像片在扮着怪相，他们通常看不见，如果偶然有人把那些怪模怪样的像片拿给他们看，对他们说：“这就是您”，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
要是在几年前，我可能会高兴地告诉斯万夫人，“为什么”我对德·诺布瓦先生那样亲切，因为认识斯万夫人是我的“心愿”。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不再爱希尔贝特了。再说，我始终也没能把斯万夫人和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统一起来。因此，我和她谈起了此刻正萦绕我心头的那个女人。
“刚才您看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了吗？”我问斯万夫人。
但因为公爵夫人没有同她打招呼，她就装着把公爵夫人看作一个毫无趣味、毫不引人注目的人。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清，”她回答说，并且借用了一个英语词，脸上的表情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可是，我不仅想了解德·盖尔芒特夫人，而且还想了解所有同她有来往的人，此时此刻，我和布洛克一样，和那些在谈话中不想讨人喜欢，只想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的自私者一样，为了能正确地想象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我不知轻重地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听勒鲁瓦夫人。
“是的，我知道，”她装出蔑视的样子回答说，“她是那些傻头傻脑的木柴商的女儿。我知道她现在同很多人有来往。但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老了，不想结识新朋友。我过去认识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很有趣，很可爱的，因此，我确实认为勒鲁瓦夫人不会给我增添新的乐趣。”
德·马桑特夫人当起了侯爵夫人的伴妇，把我介绍给法芬海姆亲王。她话还没有说完，德·诺布瓦先生就跟着给我作起介绍来了，而且言词非常热情。他大概认为，既然有人给我介绍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向我表示一下礼貌，这丝毫不会损害他的声誉；或者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即使是名流，对法国沙龙不可能了如指掌，他会认为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或者他想行使自己的一个特权，给介绍增添一种大使亲自推荐的成份；或者他有仿古嗜好，为了取悦于德国亲王，想让亲王殿下重温古代的礼节：谁要想认识亲王殿下，必须有两个教父当介绍人。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觉得应该让德·诺布瓦先生亲口对我说，她不认识勒鲁瓦夫人并不遗憾，便大声说：
“大使先生，您说勒鲁瓦夫人是不是一点趣味也没有？是不是比到我这里来的任何人都逊色？我不引她来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是想表示独立自主，或许是累了，德·诺布瓦先生只是恭恭敬敬地还了个礼，看不出是赞成还是反对。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有些人可笑极了。您信不信？今天有一位先生来看我，他硬说吻我的手比吻一个年轻女人的手还要有趣味。”
我一听就知道是勒格朗丹。德·诺布瓦先生眯缝着眼睛笑了笑，好象吻她的手是一种很自然的欲念似的，不应该责怪产生这种欲念的人，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的开场白，他准备用富瓦丝农①或小克雷比伊翁②对堕落的宽容，原谅甚至怂恿这个开场白。
“年轻女人的手一般画不出我在这里看见的画，”亲王指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没有画完的水彩画说。
他问她看没看过方丹·拉都③的花卉画，刚办过他的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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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瓦丝农（1708—1775），法国作家，生活放荡，徜徉于巴黎沙龙，著有色情小说、诗歌和喜剧。
②小克雷比伊翁（1707—1777），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因写色情小说而坐牢多年。
③方丹·拉都（1836—1904），法国画家，他的静物画和花束深受喜爱。
“那些画是第一流的，正如现在有人说的，它们出自一位高手，一位绘画能手，”德·诺布瓦先生发表了看法，“但我觉得，它们不能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同日而语，她的花色彩更好看。”
即使我们可以假设，是老情人的偏心、爱恭维人的习惯和小圈子内的一致看法促使前大使说出这番话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交界人士的艺术鉴赏力是如何没有情趣，他们的看法是多么随心所欲，一件微不足道的作品会使他们作出荒唐的评价，而且不会有真正的感受使他们中途改变看法。
“我对花不识货，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谦虚地说。“不过，”她又和蔼地对亲王说，“如果说我从小就比其他乡下孩子对花的了解多一些的话，那也得归功于贵国的一位杰出人物，德·施莱格尔①先生。我是在布洛伊②认识他的，是我的戈德里姑妈（德·卡斯特兰元帅夫人）带我到那里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勒布伦③先生，德·萨方迪④先生和杜当⑤先生经常请他谈论花卉。那时我很小，他讲的我不可能全懂。但他老喜欢带我出去玩。他回国后，给我寄来了一本漂亮的植物标本集，以纪念我们一同坐着四轮敞篷马车去里谢山谷进行的一次漫游。那次，我坐在他腿上睡着了。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标本集，我对花的特征可能会视而不见的。当德·巴朗特夫人将布洛伊夫人的几封信公诸于世时（信写得很美，但矫揉造作，就象它们的主人一样），我希望从中能找到德·施莱格尔先生关于花卉的几次谈话。可是，这个女人在大自然中只想为宗教寻找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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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莱格尔（1768—1845），德国作家，浪漫派的创始人之一。
②布洛伊，法国地名。
③勒布伦（1785—1873），法国诗人和戏剧家。他的作品预示着更加自由的新的审美观。
④萨方迪（1795—1856）法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军官，七月王朝时任公共部长，1891年12月政变后退出政治生活。
⑤杜当（1800—1872），法国艺术评论家。在他死后，出版了他的四卷书信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敏锐的作家，洞察入微的观察家。
罗贝把我叫到客厅里首。他和他母亲在那里。
“你今天真好，”我对他说，“怎样感谢你呢？明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吃晚饭吗？”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不过得让布洛克也来。我在门口碰见他了。开始他对我很冷淡，因为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无意中忘了回信（他没有给我讲是这件事得罪了他，但我心中有数），可是转而他对我那么亲热，我不能对不起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感到我们之间，至少对他而言，是同生共死的朋友。”
我并不认为罗贝完全看错了。布洛克恶语伤人，常常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满腔热忱得不到应有的报答。他很少想象别人的生活，想象不到别人可能生病，或者出门旅行了，或者有其他事情，一个星期接不到回信，就认为人家是有意冷淡他。因此，我从不相信，他作为一个朋友、后来又是作家的极端粗暴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你冷冰冰地对他摆出一副尊严，或者对他卑躬屈膝，他就会变本加厉，更加粗暴无礼，反之，如果你对他热情，他常常会软下来。“至于你说我对你好，”圣卢继续说，“你过奖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好，我舅妈说，是你在躲着她，一句话也不同她说。她寻思你对她有什么不满呢。”
对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我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但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巴尔贝克海滩（而且我认为动身在即），所以我不可能再去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就不可能向她说明我对她没有不满，从而使她不得不承认其实是她自己对我不满。但是，我只要想一想她甚至没有让我去她家看埃尔斯蒂尔的面，我就头脑清醒了。况且，这谈不上什么失望，因为我根本就没抱希望，我知道我不讨她喜欢，要她爱我那是痴心妄想。我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要她对我热情一些，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离开巴黎之前我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要把这个印象完整地带到海滩去，使它永远留在我的心田，而不是带走一个充满了忧虑和悲伤的回忆。
德·马桑特夫人同罗贝说话时，经常停下来同我搭话，她说，罗贝常同她谈起我，他多么爱我等等。她对我可谓热情之极，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她这种热情是受一种害怕心理支配的，她怕为了我的缘故，她会同儿子闹翻。她今天一直没有见到儿子，迫不及待地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认为她对他的威力难以同我对他的影响相比，应该慎重一些。在这之前，德·马桑特夫人曾听到我向布洛克打听他叔叔纳四姆·贝尔纳的情况，于是她问我，这个贝尔纳是不是在尼斯①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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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斯是法国地名。
“这么说，他在德·马桑特先生同我结婚前就在那里认识他了，”她说，“我丈夫常常同我谈起他，说他善良，心地正直，为人慷慨。”
“想不到他也有不撒谎的时候，真令人难以相信，”布洛克听了可能会这样想。
我一直想对德·马桑特夫人说，罗贝对她的感情比对我的要深得多，即使她对我不友好，我也不会企图唆使她的儿子疏远她，反对她的。但是，自从德·盖尔芒特夫人走后，我有更多的闲暇观察罗贝了，而仅仅在这时我才发现，愤怒似乎又一次从他的胸腔往外涌，呈现在他冷峻而阴沉的面孔上。我怕他想起下午的争吵，想起他面对情妇的冷酷无情却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忍气吞声的情景，会在我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突然，他从他母亲搂着他脖子的一只胳膊中挣脱出来，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坐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那张摆满花的小柜台后面，示意我跟他到小客厅去。我急冲冲朝小客厅走去，不料德·夏吕斯先生大概以为我要走了，突然丢下正在和他谈话的德·法芬海姆先生，倏地转过身来，跟我面对面。我惶惑地发现他手里拿着那顶帽里上有字母G和公爵冠冕的帽子。在小客厅的门洞里，他目不正视地对我说：
“既然我看到您现在已经踏进了社交界，那我希望您能来看我。不过这相当复杂，”他心不在焉地又说，好象在心里合计着一件乐事似的，害怕一旦错过同我一起谋划实施办法的机会，就再也不可能办成了。“我很少呆在家里，您得先给我写信。哦，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和您详细谈一谈。我马上就走。您愿意和我一起走一走吗？只占您一点儿时间。”
“您最好还是细心一点，先生，”我对他说，“您拿了一位客人的帽子了。”
“您想不让我拿自己的帽子吗？”
我推测，有人把他的帽子抢走了，他不愿意光着脑袋回家，就随便拿了一顶，要是我戳穿他，他会无地自容的。前不久，我就干过这种傻事。因此，我不再坚持了。我对他说，我先要和圣卢说几句话。
“他正在同那个白痴盖尔芒特公爵说话呢，”我又说。“您这句话够有意思的，我一定向我兄弟转告。”“啊！您相信这能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兴趣吗？”（我想，如果他有兄弟，那这个兄弟也应该姓夏吕斯。这个问题，在巴尔贝克海滩时，圣卢曾给我解释过，但我一时忘了。）“谁跟您讲是德·夏吕斯先生？”男爵傲慢地对我说。“到罗贝那里去吧。我知道，今天他同那个使他名誉扫地的女人大吃大喝时，您也在场。您应该好好利用您对他的影响，教他明白他玷辱了我们家族的声誉，给他可怜的母亲和我们大家带来了忧虑。”
我真想对他说，在那顿辱没门庭的午饭上，我们谈的全是爱默生①、易卜生和托尔斯泰，那位姑娘规劝罗贝，要他只喝水，不喝酒。我相信罗贝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尽量抚慰他，我努力谅解他的情妇。可我哪里知道，他此刻虽然还在生她的气，但他责备的却是他自己。即使是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吵架，正义完全在好男人一边，也总会有一件小事，使得坏女人在某一个问题上看起来似乎没有错。因为她对其他问题满不在乎，只要那个好男人还需要她，只要他一想到同她分手就意气消沉，他就会因情绪低落而谨小慎微，会念念不忘她对他的荒唐指责，寻思她的指责可能有道理。
“我想我在项链问题上对不住她，”罗贝对我说，“当然，我并没有恶意，但我知道别人的看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她小时候受过不少苦。在她看来，我毕竟是一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富翁，无论是对布施龙施加影响还是打一场官司，穷人都不是富人的对手。当然，她对我也太薄情了，我从来只希望她幸福。不过，我知道，她认为我想让她感到，我可以用金钱把她拴住，可这不符合事实。她多么爱我，不知道她会怎样想我呢！可怜的姑娘！你知道，她多么温存，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她为我做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事。现在她一定痛苦极了！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愿意她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要到布施龙那里去买那串项链。谁知道呢？说不定看到我这样做，她会承认错误呢。你看见了吧，我不能忍受的就是想到她现在很痛苦。别人的痛苦，我们知道，是不关我们痛痒的。可是她不一样。想到她有痛苦，可又想象不出她痛苦的样子，我真快要发疯了。我宁可永远不再见她，也不愿意让她痛苦。但愿她能幸福，如果需要，我可以离开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听着，你知道，对我说来，凡是同她有关的事都是天大的大事。我得赶紧到首饰店去一趟，然后去请求她宽恕。在我去她家之前，她会怎样看我呢？要是她能知道我要去找她就好了！你可以去她家碰碰运气。谁知道呢，说不定会万事大吉的。也许，”他微微一笑，仿佛这是一个美梦，他不敢相信似的，“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同去乡下吃晚饭。不过现在还很难说。我知道我对她很不了解。可怜的宝贝，也许我又会伤她的心。再说，她也许已下了决心，不会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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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在著作中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道德修养，要求进行缓和的社会改革。
罗贝突然拽着我向他母亲走去。
“再见，”他对她说，“我有事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一个月内可能不会有假了。我一有消息就写信告诉您。”
当然，罗贝绝对不属于这样一类儿子：当他们和母亲一起出席社交活动时，他们认为对母亲态度不好，可以补偿他们对外人的微笑和致礼，他们似乎相信，对家里人粗暴自然可以使他们的礼服锦上添花。在社交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这种令人憎恶的报复了！不管可怜的母亲说什么，儿子便立刻用一种讥讽、露骨和残忍的相反论点来驳斥母亲战战兢兢地发表的意见，就好象他是被母亲逼到这里来的，要让母亲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是，母亲却随口附和这个至高无上的儿子发表的看法，但这仍然不能使他软下心来，儿子不在场时，她继续逢人就吹嘘她儿子如何高尚，可儿子却不买母亲的帐，照样对她冷嘲热讽。圣卢不是这号人，但是，由于拉谢尔不在他身边，他感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尽管原委不同，但他对母亲的冷酷无情比起那些儿子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刚讲完，我看见德·马桑特夫人象鸟儿鼓翼似地颤动了一下，立即站起来，就和她刚才看见儿子进入客厅时的反应一样；不过，现在是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双凝望着儿子的忧郁的眼睛。
“怎么，罗贝，你要走了？是开玩笑吧？亲爱的孩子，你在我身边就这么一天呀！”
接着，她又柔声地、用最自然的语调说（仿佛在引用一个合乎情理的论据似的，尽量使声音不露出忧伤，怕唤起儿子的同情，因为这种同情对她儿子说来是痛苦的，或者是无益的，只会使他恼火）：
“你知道你这样多不近情理！”
但是，她在引用这个简单的论据时，为了向儿子表明她不想侵犯他的自由，故意装出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样子，同时也为了使儿子不责备她妨碍他的娱乐，故意显示出无限的温柔，可是圣卢却感到自己就要对母亲怜悯了，可能会放弃和情妇一起消夜的念头，因此勃然大怒：
“是令人遗憾，不过，近不近情理，也就这样了。”
他也许感到这些话应该用来谴责自己的，却用来谴责母亲了；自私自利者在争论中总是以这种方式取胜；他们首先认为自己的决心不可动摇，对方越打动他的心，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无可指责，反而应该谴责对方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同情作斗争。因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蛮不讲理。在他们看来，这只会使对方罪上加罪。谁叫他们不识趣，要表现出痛苦，要显得有理，要迫使他们痛苦地和同情作斗争的呢！德·马桑特夫人不再坚持了，因为她清楚，想留也是留不住的。
“我走了，”他对我说，“可是，妈妈，你不要久留他，因为他马上要去看一个人。”
我觉得我的存在不会给德·马桑特夫人带来任何快乐，但我宁愿不和他儿子同行，怕她认为我和罗贝一起寻欢作乐，害得罗贝不能守在她的身边。我本想为她儿子的行为辩解几句，倒不是因为我对她儿子有感情，而是出于对她本人的同情。可是她先说话了：
“可怜的孩子，”她对我说，“我肯定使他不高兴了。你瞧，先生，做母亲的都很自私，他平时娱乐很少，来一趟巴黎不容易。我的上帝，要是他还没有走，我真想去追他，当然不是为了挽留他，而是要告诉他，我不怨恨他，我觉得他做得对。我到楼梯口去看看，您不会感到为难吧？”
于是我们来到了楼梯口：
“罗贝？罗贝！”她喊道。“追不上了，他走了，太晚啦。”
如果是几个小时以前，我也许会由衷地劝说罗贝干脆去和情妇同居，可是现在，我可能会主动当说客，劝他和情妇一刀两断。若是前一种情况，圣卢家的人会骂我是他的酒肉朋友，而后一种情况，圣卢会骂我是叛徒。然而我还是我，前后只相隔几个小时。
我们回到客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圣卢没有回来，和德·诺布瓦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这是疑惑、嘲弄和缺少同情的眼色；当我们指出一个太爱嫉妒而当众丢丑的妻子或太温柔而引人发笑的母亲时就会传递这种眼神，仿佛在说：
“瞧，大概闹翻了。”
罗贝带着那串光辉灿烂的项链到他的情妇家去了，可是按照他们的协议，他是不应该给她的。况且结果仍然一样，因为她不要，甚至后来也一直没有接受。罗贝的朋友认为，她不接受项链貌似无私，却心怀叵测，是为了把他牢牢拴住。然而她不喜欢钱，除非能一掷千金。我曾见她慷慨无度地，简直象失去了理智似地对那些她认为贫苦的人施舍。“此刻，”罗贝的朋友为用谗言抵消拉谢尔的无私行为，对罗贝说，“此刻，她兴许正在牧羊女游乐场寻欢作乐呢。这个拉谢尔是个谜，是真正的斯芬克斯①。”再说，在现实中，我们不是见过多少靠人供养的女人利欲熏心，在这种生活的影响下善于打算，大慷情夫之慨，要情夫为她们支付一笔笔款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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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就将行人杀害。今常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
罗贝对情妇的背叛行为几乎一无所知，他绞尽脑汁，想象拉谢尔的生活，但尽围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圈，怎么也想象不出每天他只要一离开她就开始的真实生活。他对这些背叛行为几乎一无所知。你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他，却不能动摇他对拉谢尔的信心，因为对心上人的行为一无所知是在最复杂的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富有魅力的自然法则。在玻璃墙的这边，痴情郎对自己说：“她是个天使，决不会委身于我，我只有一死了之，可是她爱我；她爱我爱得那样深，也许……不，这是不可能的！”当他控制不住欲望，或等得心烦意乱时，他会把各种首饰放到这个女人脚边，会跑去向人借钱来驱散她的忧愁！可是，在玻璃墙另一边的观众说（象这类隔着玻璃墙的谈话不会比游人在水族馆前的谈话传得更远）：“您不认识她？那我得祝贺您。她不知偷了和毁了多少男人！她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滑头！”这最后一个修饰语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即便是一个并不真心爱这个女人，只不过对她感到兴趣的多疑的男人，也会对他的朋友说：“不，亲爱的，她决不是那种荡妇。我不是说她在生活中一点也不轻浮，但她不是一个花钱就能买到的女人，除非出大价钱，要么花五万法郎，要么一分钱也不花。”然而，他为她花了五万法郎，得过一次手，但她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同谋，就是他的自尊心，她终于使他相信，他也象有些人那样，不曾花一分钱就得到她了。因此，世上最厚颜无耻、最名声狼藉的人，从来都是以赏心悦目、妙不可言的稀世珍品的面目被某个人认识的。在巴黎，有两个老实人，圣卢现在每次见了都不再打招呼了，一讲到他们，声音就会颤抖，就会说他们是不择手段地利用女人的人：
因为他们被拉谢尔搞得倾家荡产。
“我只怪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德·马桑特夫人低声对我说，“我不该说他不近情理。他是我的爱子，独生子，因为我没有别的儿子，难得见一次面，就说他不近情理，我情愿他刚才打我一棍子，因为我敢肯定，今晚上他不管玩什么（他平时娱乐很少），都会被这句不公正的话搞得兴致索然的。噢，先生，既然您急着要走，我就不留您了。”
德·马桑特夫人前面的话都和罗贝有关，说得非常真诚。
但她转而改变态度，又成了一个贵妇人：
“同您说话多么有趣，多么使我高兴，愉快。谢谢！谢谢！”
她谦恭地用感激而愉悦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同我说话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快乐。这迷人的目光和花枝图案白裙上的黑花相映生辉。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贵妇人的目光。
“我现在还不能走，我得等德·夏吕斯先生一起走。”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听到了最后几句话，流露出不悦的神情。要不是这件事和廉耻挂不上钩，我就会认为这时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脸上显示出来的不安就是廉耻心了。但是我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圣卢、德·马桑特夫人、德·夏吕斯先生，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非常满意，于是我信口开河，眉飞色舞地乱说一通。
“您要和我的侄子帕拉墨得斯一起走吗？”她问我。
我想，我和她所赏识的一个侄子有来往肯定能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是他要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得意忘形地回答。
“我感到非常高兴。再说，夫人，我和他之间的友谊远比您想象的要深，而且，我决心尽一切努力增进我们的友谊。”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似乎由不悦转为忧虑：“别等他了，”她心神不安地对我说，“他在和德·法芬海姆谈话呢。他已经忘记刚才对您说的话了。好吧，您走吧，乘他背朝着您，快走吧。”
我倒并不着急去找罗贝和他的情妇。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似乎执意要我离开，我心想，她也许有重要的事要和她的侄儿说，我就向她告辞了。在她身边，沉甸甸地坐着德·盖尔芒特先生，高傲，威严，宛如奥林匹亚山①上的天神。他的财富填满了他的四肢，仿佛在坩埚中化成了一个具有人形的金锭，使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密度。当我同他告别时，他彬彬有礼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感觉到他那密集着三千万法郎的懒洋洋的肉体兀立在我面前，是法国古老的教育驱使着他移动身子的。我仿佛看到了据说是菲迪阿斯②用纯金雕刻的奥林匹亚的宙斯像。这就是耶稣会教士的教育对德·盖尔芒特先生产生的威力，至少是对德·盖尔芒特先生的躯体，因为它对公爵的思想不起支配作用。德·盖尔芒特先生自己说了俏皮话会放声大笑，可对别人的幽默却从不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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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林匹亚山是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的地方。
②菲迪阿斯（主要活动时期公元前448—432），古希腊雕刻家，擅长神像雕刻，作品有建立在雅典卫城上的巨大的《雅典娜》铜像，有用象牙嵌金的奥林匹亚的《宙斯》像，这些作品已不存在。
在楼梯上，我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在吆喝我：
“先生，您怎么不等我就走了！”
是德·夏吕斯先生。
“走几步路这对您无所谓吧？”当我们到了院子里时，他冷淡地对我说。“一直走到我找到合适的出租马车为止。”
“您有话要对我说，先生？”
“嗳！不错，嗯，我是有话要对您说，不过还不知道说不说。当然，我认为我要给您讲的事会给您带来说不出的好处。但我也有预感，这会浪费我许多时间，会打乱我的生活秩序，而我已到了渴望过平静生活的年龄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您值不值得我为您操这份心，不过，我并不想等对您有了足够了解后再作决定。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觉得您平淡无奇，即使把‘沐浴者’本人和穿着那种绳底帆布鞋总免不了要有的那股子傻劲儿也考虑在内。况且，您大概也不大愿意我为您效劳，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了，因为，先生，恕我直言，”他用力地、一字一顿地重复说，“这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我明确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不必麻烦了。谈话就这样中止，似乎不合他的胃口。
“这样客气有什么意思，”他用严厉的口吻对我说。“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莫过于为一个值得操心的人操心了。对于我们中的优秀分子而言，研究艺术，酷爱古物，收藏珍品，喜欢园艺，这一切都不过是代用品，替代物，不过是遁词。我们和第欧根尼①一样，呆在我们的木桶里，在寻找一个人。万不得已时，我们才栽种秋海棠，修剪紫杉，因为紫杉和秋海棠任人摆布。但我们更乐意把时间用在人这样的灌木树上，只要我们确信这棵树值得我们操心。关键就在这里；您应该认识一下自己。您到底值不值得别人为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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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欧根尼（约前404—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认为除了自然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任何东西，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无足轻重。传说他光着脚，只穿一件大衣，住在一只木桶里，还传说有一天中午，他提着一盏灯在雅典街头漫步，当有人问他干什么时，他说：“我在找一个人。”
“先生，我实在不敢让您为我操心，”我对他说，“至于说我本人的心情，请您相信，不管您为我做什么，都将是我最大的快乐。您这样关心我，竭力想帮我的忙，使我非常受感动。”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对我这番话感激涕零，几乎动了真情。他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这种突如其来的亲热在巴尔贝克时就给过我深刻的印象，但他说话的语气却依然是冷冰冰的，和这个亲热的举动形成强烈的对比。
“象您这样年纪的人都是冒失鬼，”他对我说，“有时说出的话可能会在我们中间挖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您刚才的话却反而会打动我的心，使我乐意为您效劳，甚至会做过头。”
德·夏吕斯先生和我臂挽臂、肩并肩地走着，一面对我说着这些傲慢而又真切的话。他时而把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脸上（这种冷酷而犀利的凝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的一个上午，在游乐场门口第一次遇见他时，甚至更早以前，在当松维尔花园的玫瑰花丛旁看见他同斯万夫人——那时我以为她是他的情妇——在一起时，就曾给我留下过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时而又左顾右盼，审视过往的出租马车。此刻正值出租马车交接班，过往马车很多，有几辆停了下来，因为马车夫看见他那固执的目光，以为他要乘车呢。可是德·夏吕斯先生马上就打发他们走了。
“没有一辆合适的，”他对我说，“一看灯就知道了，他们都是回他们那个街区去的，先生，”他又说，“我马上要给您提一个建议，希望您不要产生误解，我没有任何个人考虑，完全出于好心。”
使我震惊的是，他的措词和斯万的多么相似，甚至比在巴尔贝克时还要明显。
“我想您是很聪明的，不会认为我向您提建议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害怕孤独和烦闷，关于我的家庭，我不说您也会知道的，因为我想，象您这样年纪的小青年，又出身在中产阶级家庭（他踌躇满志地把“中产阶级”说得很重），是不会不知道法国历史的。恰恰是我那个世界里的人不读书，不看报，和仆人一样孤陋寡闻。从前，国王的侍从都是从王公贵族中招募的，如今王公贵族和侍从已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象您这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书读得很多，一定知道米什莱①对我们家族所作的那段精彩的描述：‘我看见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盖尔芒特们，高大魁伟，顶天立地，和他们相比，幽居在巴黎王宫中的矮小而可怜的法国国王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我个人怎样，先生，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多谈，但是，有一件事您也许听说了，泰晤士报有一篇文章提起过，这篇曾轰动一时的文章说，奥地利皇帝（他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想同我称兄道弟）不久前在一次谈话中宣称（谈话后来公布了），如果尚博尔②伯爵先生身边有一个象我这样了解欧洲政治内幕的人，那他今天说不定是法国国王了。我常想，先生，我身上有一个经验宝库，一种类似珍贵密件的东西。我这些经验不是靠我浅薄的天分获得的，而是靠机遇，您以后会知道是什么的。我不认为我应该把我的经验用于自身，但它对于一个涉世不久的青年可能是无价之宝。我要把我用三十多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拥有的经验，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部传授给这个青年。我不用讲，当您知道某些秘密时精神上会有多大的享受，当代的基佐③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掌握这些秘密，一旦掌握了，他对有些事件的看法就会和过去截然不同。我不仅要讲过去的事件，而且还要讲情况的连贯性（这是德·夏吕斯先生最心爱的表达方式之一，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方式时，就象在做祈祷似的，常常把两只手合上，不过手指头是直的，他似乎要用这种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了解那些他没有细说的情况和情况之间的连贯）。我要用一种标新立异、闻所未闻的观点给您讲过去，不仅过去，还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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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有《法国历史》、《法国革命史》等。
②尚博尔（1820—1883），波旁王族长子支系的最后一个代表。1830年，查理第十弃位后，他是王位最后一个合法继承人，但仅仅到1871年才提出继承王位的权利。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谈判之后，眼看就要登基，但因他拒绝废白旗，致使谈判失败，因为他无子女，奥尔良家族成为王位唯一继承人。
③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试图依据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重要作品。
接着，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打听布洛克的情况。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大家议论过布洛克，但他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我同学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漂亮，等等。他善于使讲话的语气显得好象不是在存心打听，好象他心不在焉，在想别的事情，仅仅出于礼貌才勉强应付几句。布洛克要是听见了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的这些问题，准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是重审派还是反重审派，甚至比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属于哪一派的心情还要迫切，只是理由完全不同罢了。“您做得对，”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了一堆问题后又对我说，“如果您想多学一些东西，朋友中就应该有几个外国人。”我回答他，布洛克是法国人。“啊！”德·夏吕斯先生说，“我还以为他是犹太人呢。”他这种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表示，使我相信他是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坚定的反重审派。可他却反对指控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
“我想现在报界正在大谈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我相信人家是这样说的，我对报纸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看报就和我洗手一样，我觉得这不值得我产生兴趣。不管怎么说，罪行是不存在的。要是您朋友的那位同胞背叛了犹太王国①，那倒可以说他犯了叛国罪，可是他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驳他说，一旦爆发战争，犹太人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动员入伍。“可能吧，不过，不能肯定这不是一种轻率行为。如果把塞内加尔人或马尔加什人招募来打仗，我想他们是不会真心诚意地保卫法国的。这很正常嘛。您的德雷福斯也许可以按违犯接待国法规而判罪。算了，不谈这个。您能不能要求您的朋友带我去参加一次寺院的盛会，看一看割礼仪式，听一听犹太人唱圣歌？说不定他可以租一个大厅，给我演出取材于《圣经》的戏剧，就象圣西尔寄宿学校②的女生为给路易十四③解闷，演出拉辛根据《圣经》的《诗篇》创作的戏剧一样。您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哪怕演几个滑稽戏让我开开心也好。比方说，让您的朋友和他父亲格斗，把父亲刺伤，就象大卫④杀死歌利亚⑤一样，这会是一出绝妙的笑剧。在演出中，他甚至可以把他下贱的（照我的老女佣人的说法是下作的）母亲狠狠地揍一顿。若是能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不会感到不愉快的，是不是，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喜欢异国情调的戏剧，把这个非欧洲的女人揍一顿，就好比给一个老泼妇以应有的惩罚。”德·夏吕斯先生一面说着可怕的疯话，一面使劲夹住我的胳膊，把我都夹疼了。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家的人常说，男爵对他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佣人——刚才他引用了她的莫里哀式的方言——关怀备至，可敬可佩，我心里思忖，如果能对同一个人身上表现态来的善与恶做一个剖析（我看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人研究），这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尽管在不同人身上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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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犹太王国是公元前93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后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的国家。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
②圣西尔寄宿学校是路易十四的情妇曼特农夫人于1686年为没有财产的贵族小姐创办的学校，校址设在凡尔塞区的圣西尔。拉辛曾为该学校写了《爱斯苔尔》和《阿莉达》。
③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大力资助文学和艺术事业，促进了当时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④大卫（前十一至十世纪），古以色列国王。据《圣经》记载，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王国，定都耶鲁撒冷。童年时打死腓力斯勇士歌利亚，在位时，曾多次打败强邻，深受民众爱戴。
⑤歌利亚，据《圣经》记载，他是腓力斯勇士，身材高大，头戴钢盔，身穿重甲，作战时所向无故，后被大卫杀死。
我提醒他，不管怎么说，布洛克的母亲已经死了，至于布洛克本人，我怀疑他对一个完全可能使他眼睛变瞎的游戏能有多大的兴趣。德·夏吕斯先生好象生气了。“那个女人实在不该死，”他说，“至于眼睛变瞎，恰好犹太教是瞎眼教，看不见《新约》所说的真理。无论如何，您想一想，现在的犹太教徒哪一个不在基督教徒愚蠢的狂怒面前吓得失魂落魄，胆战心惊呢，能看见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屈尊俯就，看他们的演出，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时，我看见老布洛克走过来了，他大概是来接儿子的。他没有看见我们，但我问德·夏吕斯先生，要不要把老布洛克介绍给他。我料到我的同伴会大发雷霆：“把他介绍给我！您怎么一点也没有价值观念！认识我就那么容易！再说，介绍人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被介绍人又不配受到介绍，这不就更不合适了吗？要是哪天他们按照我拟订的计划给我演出一场亚洲风味的戏剧，我倒可以发发善心，同这个讨厌鬼说几句话。最多也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个条件，他得让他的儿子狠狠地揍一顿。我甚至会向他表示满意的。”
况且，老布洛克根本没有注意我们。他正在恭恭敬敬地向萨士拉夫人致礼，萨士拉夫人欣然接受了。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从前在贡布雷，她对我父母接待小布洛克很不满意，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分子。可是，重审运动犹如一股气浪，几天前把老布洛克冲到她的家里。我朋友的父亲觉得萨士拉夫人颇有魅力，尤其对她的反犹立场感到满意，他觉得她这种立场证明她的信仰是真诚的，主张重审的观点是真实的。同时，正是因为她反犹太人，准许他到她府上作客就更有价值了。当她冒失地在他面前说：“德·吕蒙先生不加区别地把重审派和新教徒、犹太人装进同一只口袋里，这种大杂烩太有意思了”时，他甚至不感到耻辱。回到家里，他自豪地对纳西姆·贝尔纳说：“贝尔纳，你知道吗，她有偏见！”可是，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却没有吭声，他用天使的眼神望了望天空。贝尔纳先生为犹太人的不幸愁眉不展，怀念他同基督教徒的深厚友谊，再加上岁月消逝使他变得矫揉造作，装模作样（以后我们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因此，他看上去活象拉斐尔前派①画家画的恶魔，头发乱七八糟，好象浸于一片惨白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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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斐尔前派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英国的一个画派。因认为真正的宗教艺术存在于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之前，企图发扬拉斐尔以前的艺术来挽救英国绘画而得名。主张绘画应起宗教道德教育，题材应以圣经故事及富有基督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为主，忠实地反映主题，描绘对象。
“整个案子，”男爵又说，他一直没有松开我的胳膊，“只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它对社交界（我不说是好的社交界，它早就不配用这个赞语了）起着破坏作用，一群‘公骆驼社’、‘母骆驼派’、‘牵骆驼队’的男男女女涌进社交界，我甚至在表姐妹家中也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法兰西祖国联盟——一个反犹联盟，谁知道是什么——的成员，好象一种政治观点能使人获得进入社交界的资格似的。”
德·夏吕斯先生的浮浅使他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更相象了。我把这个看法同他说了。他似乎不相信我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我叫他回想一下在歌剧院的那个晚上，他那天好象故意躲着我似的。他说他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看他说得那样认真，要不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感到他也许太骄傲，不想让人看见他同我在一起，我就会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
“还是谈您吧，”他对我说，“谈我对您的计划。在某些人之间，先生，存在着一种类似共济会的秘密组织，我不能给您细说，但可以告诉您，这个组织现在有四个欧洲君主。然而有一个君主，也就是德国皇帝，得了妄想症，他身边的人想治好他的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战争。是的，先生，完全可能。您一定听到这个人的传闻了，他以为中国的公主被他装到一个瓶子里了。这是疯病。他们正在给他医治。但是，当他不发疯时，他就成了傻子。有的病是不该治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避免染上更严重的病。我有一个表兄，得了胃病，吃什么都不消化。最有权威的胃病专家都给他看过，但毫无效果。我把他带到某某医生那里（顺便提一句，这又是一个怪人，他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位医生立即推断病人患有神经官能症，劝他不要害怕，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的胃对吃下去的东西也能承受。可我这位表兄还有肾炎。胃消化了的东西到了肾，肾却不能排泄出去。我这位表兄没有让一个想象出来的、但能迫使他控制饮食的胃病伴随到老，却在四十岁时就一命呜呼了。胃治好了，肾却毁了。如果您能远远地走在生活前面，谁知道呢，说不定您可以做出历史上某个杰出人物（如果有一个乐善好施的神灵在人类对蒸气和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向他透露蒸气和电的规律的话）可能做的事来。不要犯傻了。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拒绝我的帮助。要知道，我帮您的大忙，我想您也会帮我大忙的。我对社交界的人早已不感兴趣了，我现在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把我的知识奉献给一个至今仍然纯洁无瑕、能够被道德点燃热情的灵魂，以图弥补我一生中所犯的错误。我经历过巨大的忧伤，先生，有一天我也许会对您讲的，我的妻子死了，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女性，漂亮，高尚，完美无缺。我的亲属中年轻的还是有几个，但他们不可能——我不是说不配——接受我给您讲的精神遗产。说不定您就是那个可以继承我遗产的人呢。说不定我可以指导并大大提高您的生活呢。再说，我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改变。我把那些重大外交事件告诉您，也许我会由此而恢复自信心，最后可能着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您将和我共同担负起责任。不过，在您知道这些事之前，我必须经常地、很经常地、甚至是天天都能见到您。”
我想利用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出乎意外的热情，问问他能不能设法让我和他的嫂子见一次面，但就在这时，我感到我的胳膊象触了电一样，猛地震动了一下。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和他一秒钟前还“深受启迪”的“宇宙”法则背道而驰的原因——把他的手臂从我胳膊下抽走了。尽管他说话时眼睛一直前后左右四下张望，刚才他看见的也不过是德·阿让古尔先生罢了，他从一条横马路上走出来。比利时外交部长看见我们，显得很不高兴，用不信任的目光睃了我一下，仿佛在看一个不同种簇的人，那目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布洛克时的目光一模一样。他想避开我们。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似乎决意要向他表明他丝毫也不想躲着他，因为他招呼他了，仅仅是为了同他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怕德·阿让古尔先生认不出我来吧，德·夏吕斯先生对他说，我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罗贝·德·圣卢的好朋友，而他夏吕斯又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能把对外祖母的好感转移一部分给外孙，这是他的快乐。然而，尽管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的时候只是被介绍了一下名字，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刚才不厌其烦地谈了我的家庭，可我注意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对我的态度比一小时前更加冷淡了，而且打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次见到我也总是这样冷淡。他用一种敌视而好奇的神情审视我，甚至好象在克服一种强大的阻力，当他离开我们时，他迟疑地向我伸出一只手，但很快就抽回去了。
“我为这个意外情况深感遗憾，”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阿让古尔出身高贵，但没有教养，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外交官，一个拈花惹草的坏丈夫，象剧中人那样奸滑刁钻。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如果有一天能建立起友谊的话——万古长青，希望您能和我一样爱护它，使它免遭蠢驴的脚踢。那些蠢驴因为闲得发慌，或者笨手笨脚，或者一肚子坏水，看见什么能维持长久，就把什么踏扁踩平。不幸，社交界的多数人都是从这个模子里铸造成来的。”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样子非常聪明。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场可能的战争。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专门的知识。”
“一点也没有，”德·夏吕斯先生冷冷地回答我。“女人，还有许多男人，对我刚才要同您讲的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嫂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她以为现在仍然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描写的时代，女人要对政治施加影响。如果您现在同她来往，如同您和社交界的接触一样，对您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正是我刚才要给您说的第一件事，没想到那个蠢驴把我打断了。我要您为我做的第一个牺牲——我给予您多少，就要求您牺牲多少——就是不要出入社交界。刚才我见您参加那个荒唐的集会，为您感到心疼。您会对我说，我不也去了吗，可是对我说来，这不是一次社交集会，而是串亲戚。等您将来有了名誉地位，如果有雅兴去社交界玩一玩，我看这倒也无妨。如果是这样，我对您的用处可就大了。我掌握着开门咒，可以让盖尔芒特府以及所有值得您出入的府邸为您敞开大门。我来当法官，希望您当好时间的主人。目前您羽毛未干，在社交场所露面会引起种种议论。切莫做出不得体的事来呵。”
既然德·夏吕斯先生提到他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件事，我想问问他，他同侯爵夫人是什么亲戚关系，她的出身如何，谁知说出口的却不是我要提的问题，而是关于维尔巴里西斯家的情况。
“我的上帝，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德·夏吕斯先生用一种好象在词上打滑的声音回答说，“就如同您要我对您讲什么叫微不足道一样。我婶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时心血来潮，再婚时嫁了一个地位低微的迪里翁先生，使法国最高贵的姓氏变得毫无价值。那位迪里翁心里盘算，他也许可以象小说中叙述的那样，不担任何风险地换一个断了嗣的贵族姓氏。他想没想过用拉都·德·奥弗涅①？他在图卢兹②和蒙莫朗西之间是不是犹豫过？这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说，他作了另一种选择，摇身一变，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从1702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人再叫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了，因此我心想，他改这个姓不过是为了谦卑地表明自己是巴黎附近一个叫维尔巴里西斯的小地方的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或一个理发店罢了。可我的婶母对她丈夫的意图却不以为然——况且，她已到了听不进任何意见的年纪。她打肿脸充胖子，硬说这个侯爵爵位是我们家祖传的，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想把事情做得冠冕堂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既然你自封了一个没有权利得到的名字，最好就不要制造那么多麻烦了，不如仿效我们那位杰出的朋友，所谓的德·M·伯爵夫人，她不听阿尔丰斯·罗特希尔德夫人的劝告，拒绝用增加给教会捐助的办法来换取一个徒有虚名的爵号。可笑的是，我婶母把凡是与真正的维尔巴里西斯家族有关的画全部垄断了，尽管她的亡夫迪里翁与这个家族毫无血缘关系。婶母的城堡变成了囤积维尔巴里西斯画像的地方。画像有真也有假，而且源源而来，越积越多，最后把盖尔芒特家族和孔代家族③的某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画像挤走了。画商每年都要为她制作画像。更不应该的是，她竟然把一张圣西门的画像挂在城堡的餐厅里，声称圣西门公爵侄女的第一个丈夫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其实，即使《回忆录》的作者④不是迪里翁先生前妻的曾祖父，也还有其他身分足以引起来宾的兴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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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都·德·奥弗涅家族是法国奥弗涅地区的古老家族，于十二世纪因拉都·德·奥弗涅城堡得名。
②图卢兹家族是法国古老家族，于九世纪建立图卢兹伯爵领地，十三世纪末，伯爵领地被王族吞并。
③孔代家族是波旁王族的一个支系。
④《回忆录》作者指圣西门公爵（1675—1755）。这部书追忆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的情况。
本来，当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不过是一个大杂烩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开始降低了，现在又听说她不过是迪里翁夫人，我就更对她嗤之以鼻。我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久前才获得她的爵号和姓氏，就不应该拿王族的友情招摇撞骗，欺蒙同时代人，欺蒙后代。她又变成了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那个毫无贵族气派的女人。这样一来，她周围的那些贵族亲戚在我看来就与她毫不相干了。后来，她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我有时也去看她，她也不时地赠给我一些纪念品。但我再也不把她看成圣日耳曼区的人了。假如我想了解圣日耳曼区的情况，她恐怕是我要请教的最后一个人。
“假如您现在就涉足社交场所，”德·夏吕斯先生继续说，“就有可能影响您的前程，使您的才智和性格变形。此外，交朋友要格外小心。您可以有情妇，只要您家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我不管，我甚至只会鼓励您，小下作坯，一个很快就需要修脸的小下作坯！”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抚摸我的下巴。
“但在男人中交朋友就非同小可了。现在的青年，十之八九是个流氓，小混蛋，他们会给您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噢，必要时，我的外甥圣卢倒可以做您的好朋友。他对您的前途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不过，只要有我在，您就不愁没有前途。总之，当您对我感到厌烦时，您和他一道出门玩玩，我看这似乎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是那种女性化的男人，如今这种人到处都是，看上去就象小瘪三，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把无辜的牺牲品送上断头台。（我不知道，“小瘪三”是什么意思。谁要是听见这个俚语，也会和我一样大吃一惊。上流社会的人总喜欢用俚语，而那些做了某些事情又明知会招致谴责的人，总喜欢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们认为这是纯朴的标志，但他们昏头昏脑，没有掌握分寸，不知道玩笑开过了头会变得可笑，会使人反感，会成为伤风败俗而不是纯朴的标志。）圣卢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可爱，很严肃。”
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圣卢“严肃”，我不禁笑了。他说这个词时，声调非常特别，仿佛要赋予它“贞洁”、“品行端正”的意思，就象在说一个青年女工生活“严肃”一样。这时一辆出租马车歪歪斜斜地开过来了；一个年轻的马车夫，坐在车内的软垫子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座位上驾车，看起来有三分醉意。德·夏吕斯先生连忙叫车停下。马车夫同他讨价还价。
“您上哪？”
“您要去的那个方向（我很吃惊，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已经拒绝过好几辆挂着同样颜色车灯的马车了）。”
“我不想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还在里面呆着。您不会介意吧？”
“可以，不过得把车篷放下。好了，别忘了我同您说的话，”德·夏吕斯先生离开我时又对我说，“我给您几天时间，您把考虑的结果写信告诉我。我再说一遍，我必须每天见到您，我要您保证做到诚实，守口如瓶，况且，应该说，您似乎已经做过保证了。可是，我一生中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也就不再相信表面现象。他妈的！最起码也得让我在放弃一个宝库之前，知道把它交给谁呀！好吧，记住我提的建议，您和赫丘利①一样，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幸的是，您没有那样强健的肌肉。千万不要放弃选择通往道德的路，否则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怎么，”他对马车夫说，“您还没把车篷放下哪？我只好亲自动手了。再说，既然您醉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这车也得由我来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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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他跳上车，坐到马车夫身边。马车飞快跑了。
且说我这边回到盖尔芒特府，正碰上我们家的膳食总管在同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谈话，一个是重审派，一个是反重审派，谈话内容和刚才布洛克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相同，但从形式上看，两个膳食总管的谈话简单干脆、阴阳怪气、毫不容情：实际上成了一场争吵。的确，在法兰西祖国联盟和人权联盟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针锋相对的真理和谎言已广泛传播到下层人民中间了。雷纳克先生施展策略，利用了那些和他从没有见过面的人的感情。德雷福斯案在他的理智面前不过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定理，他确实以一种希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合乎理性的政治纸牌戏（有人说是针对法国的）“论证”了这个定理。他用两年时间，终于使克雷孟梭①内阁代替了比约②内阁，彻底改变了舆论，把比卡尔救出监牢，并且徒劳无益地让他当上了陆军部长。也许这个操纵群众的唯理主义者自己也受到他祖先的操纵。既然包容最多真理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感情强加给这个体系的创始人的，那么怎能假设，在象德雷福斯案那样简单的政治事件中，这种感情不会在推理人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握推理人的理智呢？布洛克自以为是按照逻辑选择重审派的，然而他明明知道他的鼻子、肤色和头发却是犹太人种强加给他的。理智可能更自由一些；但它却服从于某些并不是由它自己规定的法则。两位膳食总管之间的争论情况比较特殊。重审派和反重审派自上而下把法国分成两部分，这两股波涛发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寥寥可数的回声却很真诚。在一次大家避而不谈这一案件的谈话中，当我们听到有人小心翼翼地报告一个通常是不真实的，但却受人欢迎的政治消息时，我们可以从报告人预言的目标推断出他的倾向。于是在某些问题上就有了冲突，一边是遮遮掩掩的传教热忱，另一边是道貌岸然的愤慨。我进屋时听到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个膳食总管当然是例外。我们家的那位说德雷福斯有罪，盖尔芒特家的说他无罪。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隐瞒各自的信仰，而是别有用心，赌红了眼。我们家的那位对案子能不能重审心中没有把握，他想先发制人，这样倘若重审派失败，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也就不敢为正义事业的失败而幸灾乐祸了。而盖尔芒特家的心想，假如政府拒绝重审，我们家的膳食总管会因为看到一个无辜者仍被囚禁在魔鬼岛上而增加烦恼。门房看着他们争吵。我似乎觉得这次在盖尔芒特府的佣人中出现的分裂不是由他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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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和1920年间曾两度任内阁总理。
②比约（1828—190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82年到1883年和1898年曾两次任陆军部长。
我上楼回到家里，发现外祖母病得更厉害了。一些日子以来，她常叫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我们的躯体——一个不同界的存在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万丈深渊把我们同躯体隔开，它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无法让它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强盗，不管是什么样的强盗，即使不能让他们同情我们，至少，也可以用利益打动他们。可是要躯体怜悯我们，这就如同对牛弹琴，徒费口舌。对躯体而言，我们的话不会比水声更有意义，而我们却要和它一起生活，不免惶恐不安。我外祖母常常觉察不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因为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们身上。当她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为了治好病，她总想弄清楚得的是什么病，但却枉费心思。如果说她身体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她的思想上仍然是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病症对于和它们属于同一界的创造物①来说却是清清楚楚，很好理解。人的思想要弄清楚躯体对它说了什么，最后总要求助于这些创造物，正如要知道一个外国人回答什么，必须找他的一个同胞来当翻译一样。它们能和我们的躯体交谈，告诉我们躯体在大发雷霆，还是即将息怒。我们把戈达尔大夫请来给我外祖母看病。他一听到我们说外祖母病了，脸上就露出莫测高深的微笑，问我们：“病了？不至于是外交病②吧？”这使我们又气又恼。为了解除病人的焦躁不安，他叫她试用以牛奶为主的食谱。外祖母每餐都吃牛奶做的浓汤，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汤里面放了许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人体有害处（维达③还没有研究出来）。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互相矛盾的错误之综合；你把最好的医生请来看病，你有幸求助于一个真理，可是几年后，这个真理很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要不是不相信医学比相信医学更荒唐（因为从错误的积累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真理），否则的话，相信医学很可能是天下最大的荒唐了。戈达尔吩咐我们给外祖母试体温。有人拿来了体温表。体温表的玻璃管几乎是空的，看不见水银，勉强能看见银色的蝾螈卧在它的小槽里。它仿佛死了。我们把玻璃管塞进外祖母的口腔（玻璃管在外祖母的嘴里不用呆很久），不一会儿，小巫婆就给她算好了命。我们发现小巫婆停在塔楼的半中央，静止不动，准确地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要她显示的，我外祖母反复捉摸也没有得到的数字：38度3。我们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使劲地甩动体温表，想把这个决定命运的符号甩掉，仿佛这样甩，不仅能使体温表指示的温度下降，而且也能使外祖母的体温下降似的。唉！失去理智的小巫婆显然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第二天，体温表刚插进外祖母的嘴里，女预言家纵身一跳就跳到同一个度数上，毫不留情地停下来，用她闪闪发光的魔棍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个数字：38度3，坚定的信念和能凭直觉感到我们感不到的事实使她变成了一个美人。对我们的愿望和期望，我们的要求，她都充耳不闻，毫不退让，好象这是她最后的警告和威胁似的。为了使女巫婆改变反应，我们求助于另一个和体温表属于同一界的，但比体温表更有威力，不仅能询问，而且能指挥身体的创造物：退烧药。这种退烧药和阿斯匹林同属一类，但尚没有应用于临床。我们没有把体温表降到37度5以下。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升。我们让外祖母服了退烧药，然后又把体温表放到她嘴里。那位警觉的女巫婆这次一动也不动，宛若铁面无情的卫兵，当有人把通过关系搞到的上级机关的通行证拿给她看时，她认为通行证符合规定，便答道：“好，我没意见，既然如此，那就过去吧。”可她却闷闷不乐，没精打采，仿佛在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既然你认识奎宁，他可以命令我不动。一次，十次，二十次。可是，他会厌烦的，我了解它，走着瞧吧。好日子长不了，到那时你就会病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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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造物此处指下面要说的体温表和药物之类物体。
②假托有病作为不履行职责或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借口。
③维达（1862—1929），法国医生。他的许多医学研究，尤其是伤寒研究，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发展很有影响。他根据血中含有尿素率诊断肾炎的方法被称作维达氏法则。
于是，我外祖母感觉到在她的躯体内有一个比她更了解人体的生灵，和灭绝的树种是同代人，是地球的第一个占领者，比有思想的人类出现还要早。她感到这个古老的盟友在摸她的脑袋、心脏和胳膊，甚至有点儿叫人难以忍受；它熟门熟路，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以应付一场即将揭幕的十分古老的战斗。不多久，皮东①被打死，寒热被威力无比的化学元素战胜，我外祖母也许很想穿过地球的各个界，越过所有的动植物，向这个化学元素鸣谢。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刚才相隔那么多世纪，同一个先于植物而存在的元素进行了一场对话。再说体温表，它就象一个暂时被更古老的天神所打败的命运女神，手持银色纺锤停止了纺线。唉！不幸的是，人类还驯服了其他一些低级创造物，用来追捕自己无力追捕的神秘猎物，可是，这些创造物冷酷无情地给我们带来了微量的蛋白，但每天都有一定的量，使蛋白也似乎同我们感觉不到的某个持续状态有关系。贝戈特从前曾向我推荐过迪·布尔邦大夫，说他不会使我感到乏味的，他会想出一些治疗方案，尽管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同我奇特的智慧很相适应；我这个人生来认真，从来只让我的智慧服从我自己的本性，因此我听了贝戈特的建议感到很生气。但是，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冲破我们本性开始设置的防线，从现成的丰富的智慧宝库中吸收养料。当我们听到有人在议论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人时，我们常常会把这个陌生人想象成才华横溢的人，与此相仿，现在我对迪·布尔邦大夫产生了无限的信任，仿佛他比别人更敏锐，更能洞察真理。当然，更确切地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神经病专家，钱戈大夫②临终前曾对他预言，说他将成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最高权威。“啊！我不知道，这完全可能。”弗朗索瓦丝也在场，她第一次听到迪·布尔邦和钱戈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说：“这完全可能。”在这种场合说“这完全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实在叫人啼笑皆非。我真想回击她：“既然您对别人说的事一无所知，当然您也就不会知道了；既然不知道，又何来可能与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您现在绝对不能说您不知道钱戈对迪·希尔邦说过那番话了。既然我们对您说了，您也就知道了；既然这是肯定的，您那个‘也许’、‘这完全可能’在这里也就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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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东是希腊神话中的蛇，被阿波罗打死在帕尔那索斯山脚下。
②钱戈（1825—1893），法国医生，对癔病和催眠颇有研究，为神经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钱戈病”已成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病的代名词。
尽管迪·布尔邦主要擅长脑科和神经科，但因为我知道他是名医，是一个才智出众、富有创造性的医生中的佼佼者，所以我仍然恳求母亲请他来给外祖母看病。虽然我们担心另请医生会使外祖母受惊，但我们不愿放弃一线希望，说不定布尔邦大夫能诊断出病因，治好外祖母的病呢。我母亲下决心请迪·布尔邦大夫来是因为我外祖母不知不觉中受了戈达尔大夫的鼓励，足不出户，几乎卧床不起了。外祖母用德·塞维尼夫人①关于德·拉法耶特夫人②的书简来反驳我们：“有人说她足不出户是因为疯了。我对这些急于作出判断的人说：‘德·拉法耶特夫人没有疯’。不过，我也就说这些。只是在她死后，大家才看到她不出门是对的。”但她这是枉费口舌，请来看病的迪·布尔邦大夫即使没有说德·塞维尼夫人不对（我们没有给他讲这件事），至少认为我外祖母不应该不出门。他没有给她诊听，而是用奇妙的目光凝视她；在这目光中，可能蕴含着一种对病人深入探究的幻觉，也可能想使病人产生这种被探究的幻觉，这是一种貌似自发而实际却不是无意识的幻觉；或者是为了不让病人看出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是想对她施加影响——他谈论起贝戈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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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出身贵族，接近路易十四宫廷。所写《书简集》反映当时宫廷和上层贵族的生活，为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代表作。
②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法国女作家。创作接近古典主义，以心理描写见长。主要作品有小说《克莱芙公主》，还写有《1688—1689年法国宫廷回忆录》，叙述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习俗。
“啊！我相信，夫人，他的确令人钦佩；您喜欢他太有道理了！不过，您最喜欢他哪一本书？啊！真的，我的上帝，这也许是最好的一本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小说中最精采的一部。克莱尔非常迷人；您认为哪个男性人物最能博得人好感？”
我起初以为他让她谈文学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使他有些厌倦，或者是想显示自己思想开阔，也可能是为了帮助病人恢复自信，向她证明他对她的病很乐观，想为她排忧解愁，从而产生更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作为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对人的大脑深有研究，他问这些问题是想了解我外祖母的记忆有没有受到损害。他问了问她的生活情况，目光阴郁而呆滞，好象是迫不得已才问的。突然，他仿佛发现了真实，似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真实，费力地先做了一个抖身动作，好象要把包围在这个真实周围的波涛，也就是把他可能有的最后的犹豫和我们可能提出的一切异议抖掉似的；他目光清醒地，无拘无束、胸有成竹地凝视我的外祖母；他把每一个字都加重语气，声调温和而动人，他的超人的智慧使他的声音显示出各种细微的变化（此外，他的声音自始至终都那么温柔悦耳，象是与生俱来似的；在他乱蓬蓬的浓眉下，一双会嘲笑的眼睛蕴涵着善意）：
“您会好的，夫人，可能拖得很久，也可能好得很快，甚至今天就可能好。这完全取决于您，只要您明白您什么病也没有，只要您恢复正常的生活。您刚才对我说您不吃饭，也不出门了，是不是？”
“可是，先生，我有点发烧。”
他摸了摸她的手：
“至少现在不烧。再说，这不过是漂亮的借口罢了。您不知道我们还让发烧39度的肺结核病人到户外活动，给他们加强营养吗？”
“可我还有蛋白尿病哪。”
“您怎么知道的呢？您得了一种我曾经描写过的精神蛋白尿病。我们谁都有过这种情况，身体不舒服时，体内的蛋白会骤然增多。医生马上就会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会觉得体内的蛋白太多了。医生用药物治愈一种病，会在健康人身上引发十种病（至少谁也不否认这情况时有发生），因为他们反复向您灌输‘您病了’的思想，而这个致病因子毒性之大是任何一种细菌所望尘莫及的。这种相信自己有病的念头，对各种性格的人都能产生作用，而对那些神经质的人影响更深。你对神经过敏的人说：‘您背后的窗户开着’（其实关着），他们就会开始打喷嚏；你要是骗他们，说你在他们的菜汤里放了氧化镁，他们就会喊肚子疼；如果你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咖啡比平时更浓，他们就会一夜不合眼。请您相信，夫人，我只要看见您的眼睛，听见您的讲话，怎么说呢？看见您的女儿和外孙（他们和您太象了！），我就知道我在同谁打交道。”
“如果大夫允许的话，你外婆也许可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条小径上坐一坐，就在你小时候常去玩耍的月桂树丛旁边。”我母亲名义上在对我说话，实际上是在直接征求迪·布尔邦的意见，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缺乏自信。要是对我一个人说话，她就不会用这样的语气了。大夫把脸转向我外祖母，用医学权威而不是文学家的口气说：
“到香榭丽舍大街您外孙喜欢的月桂树丛旁坐坐吧，夫人。月桂树丛对您的健康有好处。它能驱魔祛邪。阿波罗杀死大蛇皮东后，就是拿着一枝月桂进入得尔福斯①的，他想借月桂预防有毒动物的致命病菌侵入他的肌体。您看，月桂树是最古老、最可敬，我还得加上最美丽——这无论在治疗上还是在预防上都有价值——的杀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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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得尔福斯为古希腊地名。据希腊神话记载，阿波罗在这里杀死大蛇皮东，建造神堂。
医生的知识大多是从病人那里学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关于“病人”的这种知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自以为可以向他身边的病人炫耀他以前从其他病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因此，迪·布尔邦大夫就象一个巴黎人同一个乡下人交谈，希望用一句方言使对方大吃一惊那样，狡黠地微笑着，对我外祖母说：“最厉害的催眠药对您无可奈何，说不定狂风暴雨倒能使您入睡呢。”“恰恰相反，先生，大风绝对让我睡不着。”可是医生的气量很小。“见鬼！”迪·布尔邦皱了皱眉，咕哝一声，好象有人踩了他一脚，以为我外祖母在暴风雨的夜晚睡不着觉对他是一种人身攻击。他毕竟自尊心不算太强，而且作为“超尘拔俗”的人，他认为不相信医学是他的责任，因此他很快就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
我母亲竭力想从贝戈特的朋友那里得到一颗定心丸。为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她补充说，我外祖母的一个堂妹得了神经官能症，在贡布雷她的房间里卧床不起整整七年，一星期只起来一、两次。
“您瞧，夫人，我不知道还有这件事，要不然我会给您举这个例子的。”
“不过，先生，我和她完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的医生不可能让我躺在床上不起来，”外祖母说，也许她有点被大夫的理论激怒了，或者她是想把别人对这个理论可能提出的异议先提出来，希望他能反驳，这样，在他走后，她就用不着再对他的权威性的诊断产生怀疑了。
“当然，夫人，精神病，对不起，我的话不好听，精神病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集中全部症状。您得的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昨天，我到一家私人神经衰弱病疗养院去了。在花园里，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张长凳上，象演杂技似地一动不动，歪着脖子，看上去很吃力。当我问他在做什么时，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头，答道：‘大夫，我的风湿病很重，而且我很容易感冒，刚才我活动得太厉害了，当我象这样愚蠢地弄得全身冒热汗时，我的脖子就会歪倒在我的法兰绒领子上。如果我没等热汗退下去就让脖子离开法兰绒，我准会得歪脖子病，要不就要得支气管炎。’的确，他可能得了歪脖子病。‘您是一个可爱的神经衰弱病人，您就是这种病人，’我对他说。您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向我证明他不是神经衰弱病人的吗？他说，疗养院的病人都有量体重的怪癖，因此，医生只得在磅秤上加了把锁，免得病人一天到晚量体重。而他却与众不同，他对量体重没有一点兴趣，医生只好强迫他上磅秤。他因为没有别人的怪癖而洋洋得意，却不想一想他也有自己的怪癖，正因为他有自己的怪癖，才没有另一种怪癖。请别见怪，夫人，因为这个怕感冒而不敢扭动脖子的人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有怪癖的可怜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别怕人说您是神经质。您属于这个非凡而可怜的家族，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东西全都是神经质的人创造的。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宗教，写出了杰作，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功绩，尤其不会知道他们在创造时忍受的痛苦。我们欣赏美妙的音乐，观赏美丽的图画，享受无数美好的东西，却不知道作者所付出的代价，失眠、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荨麻疹、哮喘病、癫痫病，惧怕死亡，而这种惧怕死亡的苦恼要比上述一切苦恼更具有危害性。您可能也有这种苦恼吧，夫人？”他笑咪咪地问我外祖母，“因为您得承认，我进屋时看见您正在心烦意乱。您相信自己病了，可能病得很厉害。上帝知道您相信您在身上发现了哪一种病的症状。您没有弄错，是有症状。神经质具有一种模仿才能。无论什么病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模仿消化不良病人的肚胀，孕妇的呕吐，心脏病人的心律不齐，结核病人的发烧，简直是真假难辨。连医生都会受蒙骗，病人怎么能不信以为真呢？啊！别以为我在拿您的病开玩笑，我不了解您的病，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要知道，真诚坦白应该是相互的。我刚才对您说了，没有神经官能病，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郑重地伸出食指，又说，“也不会有伟大的科学家。我还要说，神经官能病医生如果自己不得神经官能病，别说是好医生，就连一般的医生都算不上。在神经病理学中，一个医生尽管不怎么说傻话，但他也是一个治愈了一半的神经官能症病人，正如批评家是不再写诗的诗人，警察是不再行窃的小偷一样。而我，夫人，我不象您那样自以为得蛋白尿病，我并不神经质地害怕营养，也不怕出门，但我夜里总怕大门没有关上，不起来二十多次就不能入睡。那家疗养院，就是我昨天发现有一个不能转动脖子的诗人的地方，我去那里预订了一个病房，因为，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呀，当我给别人看病过度劳累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时，我就要到那里去休病假。”
“可是，先生，我也要接受那样的治疗吗？”我外祖母胆颤心惊地问。
“这倒没有必要，夫人。您抱怨的病状会消失的，我向您保证。再说，您身边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要他今后当您的医生。这个人就是您的病，是您的过度活跃的神经。我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治愈您的病，我自己不用动手，只要指挥您的神经就行了。我看见您桌上有一本贝戈特的书。您的神经质医好时，您也就不会再喜欢这本书了。然而，我难道有权用您过于活跃的病态神经带给您的快乐，去换取一种不可能给您快乐的完好无损的神经吗？您的神经带给您的快乐，恰恰是一种威力无比的良药，也许没有一种药能和它媲美。不，我不想让您活跃的神经变弱。我只是要求它听我的话；我要把您托付给它。但愿它向后退一退，能把阻止您散步，阻止您吃饭的劲儿用来促使您吃饭，促使您读书、出门。总之，要使您得到消遣。别对我说您会感到疲劳。疲劳是一种先入之见在身内的具体体现。您首先要做到不去想疲劳。如果您有时感觉不舒服——这种情况谁都难免——您就装出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因为您的活跃的神经会把您变成德·塔列朗①先生曾深刻地说过的想象出来的健康人。瞧，它把您的病治好一些了，您听我说话时坐得很直，一次也没有后靠，目光有神，脸色红润，可是时钟才走了半个钟头。您自己当然是感觉不到的。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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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人物，出身贵族，当过主教，1797年起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当我把迪·布尔邦大夫送出门后回到房间里时（房内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了，几个星期来象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头的忧愁顿时烟消云散了。我感到，我母亲已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而我自己也很快就要喜形于色；我恨不得让我身边的一个人分享我的激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迫切的心情，可以和我们知道有个人就要从一道紧闭着的门里进来吓唬我们的害怕心理相比；我想跟妈妈说说话，但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我把头靠在妈妈身上，久久地为痛苦哭泣，体味接受、珍爱痛苦的滋味（因为我知道它来自我的生命），就象我们总喜欢为一些合乎道德的，但情况却不允许我们付诸实现的计划兴奋激动一样。
弗朗索瓦丝对我们的快乐无动于衷，这使我非常恼火。她情绪很激动，因为盖尔芒特家的听差和那个爱打小报告的门房大吵了一场。一定要公爵夫人大发善心，出面调解，两个人才勉强讲和，而且，公爵夫人还宽恕了听差。因为她心地毕竟还算善良，她认为不相信“闲言碎语”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最好办法。
好几天以前，就有人陆续知道我外祖母生病了，纷纷前来向我们打听消息。圣卢给我写信说：“我不想在你亲爱的外婆生病的时候，对你进行过分的责备，她毫无过错。但是，如果我对你说，或者通过暗示让你知道我会忘记你的背信弃义，原谅你的狡诈和背叛，那是撒谎。”但我有几个朋友却认为我外祖母没什么大病，或者根本不知道她有病，约我第二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找他们，然后同他们一起先去拜访一个人，再到乡下去参加一个晚宴。他们说，这个晚宴会给我带来快乐。我没有理由放弃这两次娱乐机会。我们对外祖母说，她应该听迪·布尔邦大夫的话，多出去散散步，她就立即提出要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带她去那里对我说来是举手之劳，她坐着看书，我就可以同我朋友商定碰头地点，只要我抓紧时间，可能还来得及和他们一起赶乘到维尔—达弗雷的火车。可是，等到要出门时，我外祖母又不想动了，她感觉很累。可我母亲受了迪·布尔邦大夫的开导，来了一股子劲，她大发脾气，一定要我外祖母服从她。她想到外祖母又要回到神经质状态，从此一蹶不振，就差一点要哭了。这天风和日暖，再没有比这更适合外祖母出门的天气了。太阳不停地变动位置，把它稀稀朗朗的光线照到看上去不太坚固的阳台上，使石头的表层微微发热，给它蒙上一层朦朦胧胧的金色光晕。因为弗朗索瓦丝没得空闲去给她的女儿打电话，一吃完午饭就走了。不过，她还算不错，走之前到絮比安家去了一次，让他给我外祖母出门要穿的那件短大衣缝几针。我正好散步回来，就和她一起去裁缝家了。“是您的少东家带您来的，”絮比安对弗朗索瓦丝说，“还是您带您的少东家来的？要不就是什么古风和命运女神把你们二位一起带来了。”絮比安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天生就讲究句法，如同德·盖尔芒特先生天生只会——尽管他作了很大努力——违反句法一样。弗朗索瓦丝走了，短大衣也已补好，我外祖母该梳妆打扮了。她固执地拒绝母亲留在她身边，独自在房间里打扮，老也不见她出来。现在我知道她身体挺健康，我又满不在乎起来了（我们的亲人只要还活着，我们对他们就会采取这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我觉得她太自私，明明知道我跟朋友有约会，要到维尔—达弗雷去吃晚饭，可她却慢腾腾地没个完，就象故意要叫我迟到似的。我等得很不耐烦，尽管人家两次跟我说她就要准备停当，我还是一个人先下楼了。她终于赶了上来，还是象往常迟到时那样，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象一个有急事的人，满脸通红，慌里慌张，随身要带的东西忘记了一半。她追上我的时候，我快走到玻璃门了。门半开着，从外面吹进习习暖风，潺潺有声，仿佛有人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可房子的内壁却仍然冷得象冰块。
“我的上帝，早知道你要去会朋友，我就该穿另一件短大衣来了。这一件叫人看了有点寒碜。”
我看她脸那么红，吃了一惊，我意识到，她一定知道晚了，就匆匆忙忙下了楼。我们在加布里埃尔林荫大道上下了出租马车。刚下车，我看见外祖母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转身朝那个有绿色树墙的古色古香的小房走去。从前有一天，我在这个小屋里等过弗朗索瓦丝。我跟在外祖母后面（她大概想吐，一只手捂住嘴巴），登上那座建造在花园中央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小剧院”的台阶，我看见上次在这里遇见的那个护林员这次还在“侯爵夫人”身边。“侯爵夫人”一如既往，坐在厕所门口收钱，她那大得出奇的很不端正的脸上搽了一层劣质白粉，头上套着棕色假发，假发上戴了一顶插有红花，镶有黑花边的小软帽，活象马戏场上满脸涂着白粉准备登场，亲自在门口收门票的小丑。但我确信她没有认出我来。护林员擅离职守，坐在她身边同她聊天，他的制服也是绿色的，和树木的颜色很协调。
“那么，”他说，“您就老这样呆下去了吗？您不想离开？”
“我干嘛要离开，先生？您倒说说看，我在哪里会比在这里更好？到哪里去找这些安逸和舒适？再说这里人来人往，我自得其乐。我把这里叫做我的小巴黎，我从我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全巴黎发生的事。听着，先生，五分钟前从这里出去一个顾客，是一个职位很高的行政官员。嗨！先生，”她激动地喊了起来，仿佛——如果护林员假装怀疑她的论点并且提出异议的话——准备用武力维护她的论点似的，“八年来，您好好听着，上帝创造的每个星期之中，他每天三点钟准时到这里来，总是彬彬有礼，说话从来轻声细气，从来不把地面弄脏，他在里面要呆半个多小时，一面解小手，一面看报。只有一天没有来。当时我没有在意，可是到了晚上我突然心里嘀咕：‘一天过去了，可是那位先生没有来，也许他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对好人总是很留恋的。因此，第二天，当我又看见他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对他说：‘先生，昨天您没事吧？’他对我说，他自己没什么事，是他的妻子死了，他心神不定，魂不守舍，因此没有来。当然，他看上去就象婚后二十五年丧妻的人那样愁容满面，但他毕竟很高兴，因为他又来了。我感到他平时的微小习惯被打乱了。我尽量给他鼓劲儿，对他说：‘您不要自暴自弃。还象从前那样每天到这里来，这能使您在忧愁中得到一点儿消遣。’”
“侯爵夫人”接着换上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因为她看到花坛和草坪的保护神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没有提出异议，他的一把剑——看上去更象一把园艺工具——仍然安静地躺在剑鞘里。
“还有，”她说，“我对顾客是有选择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我叫做‘客厅’的地方受到接待。您看，这里难道不象一个客厅吗？还有花呢！因为我的顾客中有几个很懂礼貌，他们——不是这个，便是那个——都愿意给我捎来一枝美丽的丁香花，茉莉花，或者玫瑰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我们既没给她带丁香，也没有给她送玫瑰，我想她不会对我们有好印象，不禁脸色赧然。为了尽量避免当面——宁愿让她缺席审判——聆听她对我们的批评，我就朝出口处走去。但是，在生活中，受到最热情接待的不总是手捧美丽的玫瑰花的人，因为“侯爵夫人”以为我等不及了，对我说：
“要不要给您开一间小的？”
我表示不要。
“不要？”她微笑着又说，看上去是诚心诚意的，但我知道，要解手是不管要不要付钱的，但一定要有解手的需要。
这时，一个衣着很不体面的妇女匆匆走进厕所，看样子她确实需要解手。但她不是“侯爵夫人”世界里的人，因为“侯爵夫人”用一种冒充上流社会女人的凶相对她说：
“全满了，太太。”
“要等很久吗？”可怜的女人问，她头上插着黄花，脸憋得通红。
“啊！太太，我劝您上别处去吧，因为，您看见了，还有两个先生在等着呢，”她指着我们——我和护林员——说。
“再说，我只有一间能用，其他几间正在修理……一看这女人的脸就知道她不会付钱，”“侯爵夫人”说，“她不是这里的人，身上很脏，又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我恐怕要用一个小时才能把女厕所打扫干净。我才不后悔少收入两个苏呢。”
外祖母终于出来了，她在里面足足呆了半个钟头。我想她决不会为她的不得体的行为付小费的，于是我先走了，以免“侯爵夫人”可能对她嗤之以鼻时我也被捎带上。我走上一条小径，但走得很慢，好让外祖母不费劲地撵上来，同我一起走。果然，外祖母很快就撵上来了。我以为她会对我说：“让你久等了，我希望你不至于错过与朋友的约会”，但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有点失望，不想先开口；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她，我看见她在我旁边走，头却扭向另一边。我怕她又恶心了。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走路一颠一颠的，不由得心里一震。她帽子歪斜着，大衣很脏，显得邋里邋遢，神情很不满意，脸涨得绯红，看上去忧心忡忡，就好象是一个被车撞倒或被人从泥坑中拉上来的人。
“外婆，我刚才真怕您又恶心了。现在好些了吗？”我对她说。
她肯定在想，如果不回答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安。
“我听见‘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全部谈话了，”她对我说，“简直是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圈子里的人说话的腔调。上帝！那种事竟也能讲得如此文雅。”接着，她又认真地引用了一句她的侯爵夫人，也就是德·塞维尼夫人的话：
“听他们说话，我心里暗想，他们在为我准备愉快的告别会呢。”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她在说这些话时，动用了她的全部智慧。她的引经据典的嗜好和对古典作品的记忆，甚至比平时更加用心，象是为了显示她对这一切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听见的，毋宁说是猜到的，因为她的声音嘟嘟囔囔，牙咬得很紧，用怕呕吐的理由是很难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吧，”我轻松地对她说，尽量装得不把她的不舒服看得太认真，“既然你有点想吐，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家去吧，我可不愿意带着一个消化不良的外祖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遛达。”
“因为你和朋友有约会，我没敢提出来要回家，”她回答我说，“可怜的孩子！但是，既然你愿意，那当然更好。”
我担心她会发觉她说话时发音有些特别。
“行了，”我生硬地对她说，“别再说话了，你会累的，既然你恶心，再讲话就不合情理了，要说回到家里再说吧。”
她忧郁地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她明白没有必要再向我隐瞒了，我已经猜到，她刚才心脏病有一次小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