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无眠之夜最常回忆的那些卧室当中，跟贡布雷的卧室差别最大的要数巴尔贝克海滨大旅社那间了，这间屋的墙涂了瓷漆，就跟碧波粼粼的游泳池光滑的内壁一样，容有纯净、天蓝色、带盐味的空气，而贡布雷那几间卧室则洋溢着带有微尘、花粉、食品和虔诚味道的气氛。负责装饰旅社的那位巴伐利亚家具商让各间房间的装饰都有所不同，我住的那间沿着三面墙都有玻璃门矮书柜，按照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产生出设计者未曾料及的效果，反映出大海变幻无常的景色的一角，这就象是在墙上糊上一层海青色的壁纸，只不过被书柜桃心木的门框分割成一片一片罢了。这样，整个房间就象是当今“现代款式”住宅展览会上展出的新型卧室，装饰着据说是能使居住者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上面表现的题材则以住处所在地点的性质而异。
而跟这真正的巴尔贝克最迥然不同的莫过于我在暴风雨的日子里常常向往的那个巴尔贝克了。在这样的日子里，风刮得那么大，弗朗索瓦丝领我上香榭丽舍时总嘱咐我别贴了墙根走，免得让刮落下来的瓦块砸着，还不胜感慨地谈到报上所说的那些陆地遭灾和海上翻船的消息。我倒极其希望能看到海上的风暴，倒不是因为这景象美，而是因为这是揭示大自然真实生命的时刻；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心目中美的景象是我确知并非为了取悦于我而人为地安排的景象，而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景象——例如景色之美，或者伟大的艺术作品之美。我所感到好奇的，我所热切要认识的，都是我相信比我自己还要真实的东西，都是具有这样一种优点的东西，能向我显示某个伟大的天才的一点思想，显示自然不假人手而自行展现出来的力量或美惠。正如留声机唱片中孤立地播放出来的先妣美妙的嗓音并不足以减轻我们失去母亲的痛苦一样，用机械模仿出来的暴风雨也跟万国博览会上光彩夺目的喷泉一样引不起我丝毫兴趣。为使暴风雨绝对真实，我也要求这海岸是一条天然的海岸，不是哪个市政府临时挖出来的一条土沟。大自然在我心中激起的种种情怀，使我觉得它跟人用机械创造的东西截然不同。大自然带上的人工印记越少，它给我心的奔放留下越多的余地。我可早就记住了巴尔贝克这个名字，勒格朗丹说这个海滩紧挨着“那以沉船频繁而知名的丧葬海岸，一年当中倒有六个月笼罩着一层薄雾，翻腾着滚滚白浪。”
他还说：“人们在那里比在菲尼斯泰尔（那里尽管现在旅馆鳞次栉比，依然未能改变大陆最古老的骨架）更能感觉到他们脚下就是法国大陆、欧洲大陆、古代世界大陆真正的边缘。这是渔民的最后一个营地，他们跟创世以来世世代代的所有渔民一样，面对海上的迷雾和黑夜的暗影这永恒的王国。
有一天在贡布雷，我在斯万先生面前谈起这巴尔贝克海滩，想从他嘴里探听一下这里是不是看最强烈的暴风雨的最理想的地点，他答道：“巴尔贝克吗，我是很熟悉的！巴尔贝克的教堂是十二三世纪建的，还是半罗曼式的，也许是诺曼底哥特式建筑物最奇妙的样品，可真是独一无二！简直象是波斯艺术。”直到这时为止，这个地区在我心目中仿佛只是属于遥远得无法追忆的远古的大自然，跟那些伟大的地质现象的历史同样悠久，也跟地上的海洋和天上的大熊星座一样置身于人类历史之外——就连那些未开化的渔民也跟他们所捕的鲸一样，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中世纪不中世纪的问题。现在真象是喜从天降，忽然发现这个地区也走进了世纪的序列，经历过罗曼时代，忽然得知哥特式的三叶草也曾在一定的时刻来装点过这里蛮荒的石块，正如那虽然细小然而生命力旺盛的花草在春季来临时穿透终年不化的积雪，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极地一样。哥特式艺术帮助我们确定这些地方和这些人的年代，同样这些地方和这些人也帮助我们确定哥特式艺术的年代。我试着在脑子里想象这些渔民的生活，他们在中世纪聚居在这地狱海岸的一角，在死亡的悬崖脚下，又是怎样小心翼翼地、出乎意料地尝试着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原来一直以为，哥特式艺术只有在城市中才有，现在它离开了城市，在我心目中就更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了，我可以看它怎样在特殊的条件下，在蛮荒的岩石上，萌芽生长，开出一朵尖尖的钟楼之花。有人领我去看巴尔贝克最著名的雕像的复制品，有毛发蓬松、塌算子的使徒，有门厅的圣母像，当我想到我有一天可以亲眼看到它们耸立在那永恒的带有咸味的浓雾之间，我都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了。从此，每到二月间风雨交加但天气温和之夜，狂风在我心中呼啸，刮得它跟卧室的烟囱一样猛烈地晃动，也把上巴尔贝克一游的盘算注入我的心中，既要去看一看哥特式的建筑，也要去体验一下海上的风暴。
我真想第二天就乘上一点二十二分那班其妙无比的火车；这班车的开行时刻，无论是在铁路公司的公告牌上还是在巡回旅行的广告上读到时，我的心总不禁怦怦直跳：我仿佛觉得它在下午的某一个确定的点上，开了一道美妙的槽，画下了一个神秘的标志，自这里起，钟点改了方向，尽管也还通向夜晚，通向明晨，然而已经不是在巴黎看到的夜晚或明晨，而是在列车通过而你可以自行选择的若干城市中之一所看到的：列车在贝叶、古当斯、维特莱、盖斯当贝、邦多松、巴尔贝克、朗尼翁、朗巴尔、贝诺岱、阿方桥、甘贝莱都是要停的，还要潇洒地继续前进，为我提供更多的地名，叫我不知如何选择是好，因为我不能舍弃其中任何一个。然而甚至我都无法再等明天那班火车，如果父母亲答应的话，我想匆匆穿上衣服，当晚离开巴黎，明日清晨当太阳在呼啸的海面升起时就抵达巴尔贝克，我将在波斯风格的教堂里躲避那海面飞溅的浪花。但随着复活节假期日渐迫近，我父母亲答应我可以在意大利北部度假，于是那一直占据我整个心灵的暴风雨之梦，一心只想看浪涛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汹涌升腾，在那些陡峭粗糙如悬崖、钟楼上有海鸟呼号的教堂旁边直冲最荒漠的海岸的梦想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失去了它全部的魅力，因为它同起而代之的春之梦截然对立，只能起削弱它的作用；这是最绚丽多彩之春，不是依然还有寒霜砭人的贡布雷的春天，而是将菲埃索尔①的草地布满百合花和银莲花，使佛罗伦萨得有象安吉利科修士②画中那样金光闪闪，光耀夺目的背景的春天。从这时起，我就觉得只有阳光、花香、色彩才有价值，景象的变换在我心中促成了愿望的彻底的改变，而且这改变来得如此突然，就象在音乐中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也促成了我感情基调的彻底的变化。到了后来，只要天气稍为有些变动，就会在我心中激起那样的变化，用不着等到另一个季节的来临。这是因为，时常在某个季节的某一天，我们觉得它是另一个季节迷了路的一天，它使我们生活在那个季节，立即想起并且渴望那个季节特有的乐趣，把我们正在做的梦打断，把幸福日历中某一章的一页撕下，或者移前，或者挪后。不久，我们的舒适感或是我们的健康只能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偶然取得微不足道的好处，直到有朝一日，科学能够充分掌握这些现象，任意予以制造，把呼唤雨雪阳光的本领交到我们手里，使它们免遭机运的监护，摆脱它的喜怒无常为止，同样，大西洋与意大利之梦的出现也就不再完全取决于季节和天气了。要使巴尔贝克、威尼斯、佛罗伦萨再现，我只消把它们的名字念上一遍，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地方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就凝聚在这几个音节之中。即使是在春天，只要在哪本书里见到巴尔贝克这个名字，就足以唤起我去看暴风雨和诺曼底哥特艺术的愿望；哪怕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这个名字也会使我向往太阳、百合花、总督府或者百花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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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埃索尔在佛罗伦萨近郊。
②安吉利科修士（1387——1455）：俗名古依多·第·彼埃特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
这些名字虽然从此永远吸附了我对这些城市所设想的的形象，但这是经过改造了的形象，是依照它们自身的规律重现到我脑际的形象；这些名字美化了这些城市的形象，也使它跟这些诺曼底和托斯卡尼的城市的实际不相一致，而我想象中赋予的任意的欢快越是增长，来日我去旅行时的失望也越强烈。这些名字强化了我对地球上某些地方的概念，突出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从而使它们显得更加真实。我那时不把这些城市、风景、历史性建筑物看成是从同一块质料的画布上在不同的位置裁剪下来、赏心悦目的程度有所不同的画幅，我是把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看成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陌生的东西，我的心灵渴望着它，乐于从结识它之中得到益处。当这些城市、风景，历史性建筑物冠以名称，冠以它们特有的名称，就跟人各有其姓名时，它们又取得了更多的个性。文字为我们提供事物的明白而常见的小小的图象，就象小学校墙上挂的挂图，教给孩子什么叫做木工的工作台，什么叫做鸟，什么叫做蚂蚁窠，反正把同一类东西都设想成是一模一样。而人名（还有城市的名称，因为我们是习惯于把城市看成是跟人一样各有不同，独一无二的）为我们提供的图象却是含糊的，它根据名字本身，根据名字是响亮还是低沉，选出一种颜色，把这图象普遍涂上，就象某些广告一样，全部涂上蓝色或者全部涂上红色，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或是设计师的心血来潮，不但天空和大海是蓝的或红的，就连船只、教堂、行人也是蓝的或红的。自从我读了《巴马修道院》以后，巴马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我觉得它的名字紧密，光滑、颜色淡紫而甘美，如果有人对我说起我将在巴马的某一所房子得到安置，那他就使我产生一种乐趣，认为我可以住进一所光滑、紧密、颜色淡紫而甘美的住所，它跟意大利任何城市的房子毫无关系，因为我只是借助于巴马这个名字的密不通风的沉重音节，借助于我为它注入的司汤达式的甘美和紫罗兰花的反光而把它设想出来的。而当我想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就仿佛是想到一座散发出神奇的香味，类似一个花冠的城市，因为它被称之为百合花之城，而它的大教堂就叫做百花圣母院。至于巴尔贝克，它是这样的名字中的一个，正如古老的诺曼底陶器还保留着制造它的陶土的颜色一样，这些名字还体现着某种已经废除了的习俗、某种封建权利、一些地方的历史情况，还有某种曾构成一些古怪的音节的过时的读音方式，我也毫不怀疑还能从在当我到达巴尔贝克时将为我斟上一杯牛奶咖啡，领我到教堂面前去看奔腾的大海的那位客栈主人嘴里听到；我要赋予他一副古代韵文故事中的人物那种喜欢争论，以及庄严肃穆的古色古香的派头。
如果我身体日渐健壮，父母亲即使不答应我上巴尔贝克住些日子，至少同意我登上我在想象中曾多次搭乘的一点二十二分那班火车去见识见识诺曼底或者布列塔尼的建筑和景色的话，我就想在那最美的几个城市下车；然而我无法将它们加以比较，无法挑选，正如在并非可以互换的人们中间无法选取一样；譬如说吧，贝叶以它的尊贵的红色花边而显得如此高耸，它的巅顶闪耀着它最后一个音节的古老的金光；维特莱末了那个闭音符给古老的玻璃窗镶上了菱形的窗棂；悦目的朗巴尔，它那一片白中却也包含着从蛋壳黄到珍珠灰的各种色调；古当斯这个诺曼底的大教堂，它那结尾的二合元音沉浊而发黄，顶上是一座奶油钟楼；朗尼翁在村庄的寂静之中却也传出在苍蝇追随下的马车的声响；盖斯当贝和邦多松都是天真幼稚到可笑的地步，那是沿着这些富于诗意的河滨市镇的路上散布的白色羽毛和黄色鸟喙；贝诺岱，这个名字仿佛是刚用缆绳系住，河水就要把它冲到水藻丛中；阿方桥，那是映照在运河碧绿的水中颤动着的一顶轻盈的女帽之翼的白中带粉的腾飞；甘贝莱则是自从中世纪以来就紧紧地依着于那几条小溪，在溪中汩汩作响，在跟化为银灰色的钝点的阳光透过玻璃窗上的蛛网映照出来的灰色图形相似的背景上，把条条小溪似的珍珠连缀成串。
这些形象之所以不会真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必然是十分简单化了的；当然，我的想象力所向往，而我的感官只是很不完全地感知而且并未立刻感到乐趣的东西，我就把它打入名字的冷宫里了；当然，因为我也曾在这冷宫里积攒了梦想，所以那些名字现在就激励着我的愿望；然而那些名字也并不怎么包罗万象；我至多也只能装进每个城市的两三处主要的胜景，而这些胜景在那里也只能单独并列，缺乏中间的连系；在巴尔贝克这个名字当中，就象从在海水浴场卖的那种钢笔杆上的放大镜中，我看到一座波斯风格的教堂周围汹涌的海涛。但也许正因为这些形象是简化了的，所以它们在我身上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有一年，当我的父亲决定我们要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度复活节假时，由于在佛罗伦萨这个名字当中没有地方装下通常构成一个城市的那些东西，我就只好以我所设想的乔托的天才，通过春天的芳香，孕育出一个超自然的城市来。既然我们不能让一个名字占有太多的空间与时间，我们至多只能象乔托的某些画中表现同一人物的先后两个动作那样——前一幅还躺在床上，后一幅则正准备跨上马背——把佛罗伦萨这个名字分成两间。在一间里，在一个顶盖之下，我观赏一幅壁画，那上面覆盖着一块晨曦之幕，灰濛濛的、斜照而逐渐扩展；在另一间里（当我想到一个名字时，我并不是想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空想的事物，而是一个我行将投身其间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在这个现实环境中完整无损而纯净无瑕的生活赋予最物质性的乐趣、最简单的场景以原始人的艺术作品中的那种魅力），我快步迈过摆满长寿花、水仙花和银莲花的老桥，好早早地吃上正在等着我的那顿有水果，有基安蒂红葡萄酒的午餐。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虽然我人还在巴黎），而并非真正在我身边的东西。即使是从单纯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向往的国家在任何时刻也都比我们实际所在的国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占有多得多的位置。显然，当我更仔细地想一想，在我说出“上佛罗伦萨、巴马、比萨、威尼斯去”这几个字时我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这时候我就会明白，我眼前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城市，而是跟我已知的一切是如此不同，也是如此甘美，就跟从来都是生活在冬季傍晚的某些人突然看到那从未见过的新异奇迹——春之晨一样。那些固定不变的不真实的图景充斥于我的夜晚，也充斥于我的白昼，使得这个时期的我的生活不同于以前那些时期（在一个只从外面看事物，也就是说什么也看不到的旁观者的眼中，那些时期可能与这个时期并无不同），这就好象在一部歌剧中，一个富有旋律性的动机引进了一点创新之处，只看脚本的人体会不到，而呆在剧场外面一个劲儿掏出表来看钟点的人就更难以想象了。再说，就从单纯数量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子也并不都是相等的。要度过一天，对象我这样多少有点神经质的人，就跟汽车一样，有着几种不同的“排档”。有些日子坎坷不平，艰难险阻，爬起来是无休无止，而有些日子则是缓坡坦途，可以唱着歌儿全速下降。在这个月里，我把佛罗伦萨、威尼斯和比萨的形象当作一首歌曲那样反复吟咏而永不知满足，这些形象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当中有着如此深刻的个人的东西，简直可说是一种爱情，对人的爱情——我一直相信这些形象是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相符的，它们使我产生了早期基督徒在升入天堂的前夕所可能抱有的那种美妙的希望。由幻想创造出来而并未经感觉器官感知的东西，现在要用感觉器官去观看、去触摸（而且越是跟它们已知的东西不一样，诱惑力就越大），这里头存在的矛盾，我也不去管它了；正是提醒我这些形象是现实的那些东西最强烈地点燃着我的愿望，因为这仿佛是我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的一个许诺。虽然我这种豪情是出之于要满足艺术享受的愿望，但就维持这个愿望来说，旅游指南却比美学书籍起的作用更大，而火车时刻表甚至更有过之。当我想起，佛罗伦萨这个在我的想象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如果在我心中把它跟我隔开的这段路程不能通行的话，我总可以“走陆路”绕个弯，拐一拐走到的，这时我就会心情激动。当然，当我赋予我就要看到的事物以重大的价值，反复思想威尼斯是“乔尔乔涅①画派的所在地，提香的故居，中世纪住宅建筑最完善的博物馆”时，我感到幸福。当我上街，由于天气的关系（早春来了几天后寒冬又忽然恢复，这在圣周时的贡布雷是常有的事）而走得很快的时候，我感到更加幸福——我看到马路两旁的栗树虽然沉浸在潮湿似水的寒气之中，却依然象毫不气馁，穿上盛装，准时赴宴的客人一样，照样开始用它们遭霜冻的嫩叶，装点这肃杀的寒气，虽然阻挠，然而无力遏制其生长的不可抗拒的青葱翠绿，这时我想佛罗伦萨的老桥已经堆满了风信子和银莲花，春天的太阳已经把威尼斯大运河的河水染成一片深蓝，染成一片碧绿，当它冲上提香的画作时，简直可以跟画上丰富的色彩比个高下。当我的父亲一边看气压计，为天气之冷而兴叹，一边却开始研究坐哪班车最好时，我真是抑制不住我欢乐的心情；我也知道，等到吃完午饭走进那染上煤灰的实验室，走进那能使周围的一切都变样的魔室，第二天醒来时就可以到达那“以碧玉为墙，以绿宝石铺地”的大理石和黄金之城了。这样，它跟百合花之城就不再仅仅是我任意置之于我的想象力面前的虚构的图景，而是存在于离开巴黎一段距离（要去的话就绝对必须迈过），存在于地球上某一定点而不是任何其他地点的了，总而言之，这两个城市是确确实实真实的城市。当我的父亲说“总之，你们在威尼斯可以从四月二十号呆到二十九号，然后在复活节的早晨就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两个城市就更加真实了；他这几句话不仅使两个城市从抽象的空间当中脱离了出来，而且也使它们从想象的时间当中脱离了出来，在想象的时间中我们不是一次仅仅安排一个旅行，而是把别的几次旅行也同时安排在一起而并不以为怪，因为这些旅行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而且这想象的时间是完全可以再生的，你把它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还可以在另一个城市再度；他这几句话也为这两个城市安排了特定的日子，这些日子就是证明在这些日子中所做的事情的真实性的证明书，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确定的日子用过以后就消失了，它们不再回来，你不能在那里度过以后又到这里再度；我感觉到，正是将近星期一洗衣店要把我溅了墨水的那件白背心洗了送回来的那一周，那两个皇后城市从它们当时还不存在于其间的理想的时间中走了出来，以最激动人心的几何学的方式把它们的圆屋顶和钟楼载入我个人的历史中去。然而我那时还只是在走向欢乐的顶点这条道路的途中；后来我终于到了这一点（直到那时，我才得到启示，在那汩汩作响、被乔尔乔涅的壁画映红了的街道上，下一周，也就是复活节的前夕，在威尼斯散步的并不是我不顾别人再三提醒而依然还设想的那些“威风凛凛，象海洋那样令人生畏，头戴着闪耀着青铜光的盔甲，外披带褶的血红披风”的人们，而在别人借给我的那张圣马克教堂的大照片上，摄影者照下来的头戴圆顶帽，站在门廊前的那个小人儿可能就是我了），这时我只听得父亲对我说：“大运河上这会儿可能还冷，你无论如何别忘了把冬大衣和厚上衣装进箱子。”听了这话，我简直是欣喜若狂了；我感到我突然穿进那些“仿佛是印度洋中的暗礁似的紫水晶石堆”之中，这是我直到那时一直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以远远超出我体力的动作，象剥一只无用的甲壳一样，驱去我卧室里身边的空气，换上同等数量的威尼斯的空气——那是我的想象力注入威尼斯这个名字当中的海上的空气，是梦中的无法形容的特殊的空气；这时我忽然感到象是灵魂出窍，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恶心，就象人们刚得了一阵剧烈的喉痛时那样，家里人不得不把我扶到床上，我烧得那么厉害，大夫宣称不仅现在不能让我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而且即使我全好了，一年之内也不能打算外出旅行，也不能有任何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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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尔乔涅（1477—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最优秀的画家之一。他的艺术对提香及后代画家影响很大。
唉！我还被绝对禁止上剧场去听拉贝玛的戏；这位被贝戈特认为是有天才的卓越的艺术家，当她让我看到一些也许是既重要又美妙的东西时，原本是可以减轻我为没有能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又不能去巴尔贝克而痛苦的心情的。家里只能退而求其次，让我每天到香榭丽舍公园去，由一个人陪着，不让我太累，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她是在莱奥妮姨妈死了以后就一直侍候我们的。上香榭丽舍实在是我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贝戈特在他的哪部作品里描写过这个公园，我也许会产生结识它的愿望，正如我总想认识在想象中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副本”的东西一样。我的想象力使这东西保持温暖，赋予它一个个性，我就想在现实中找到这个东西；可是在香榭丽舍这个公园里，没有一样东西跟我的梦有任何联系。
有一天①，正当我对木马旁边我们那老地方感到腻味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带我越过那些由卖麦芽糖的女商贩等距相隔的座座堡垒构成的边境线，到邻近陌生的地区散步，那里是一张张从未见过的脸，还有山羊拉的小车来来往往；她然后回去把那靠在一丛月桂树上的椅子上的活计拿回来；在等待她的当口，我在那稀稀拉拉，剪得很短、又被太阳晒得枯黄的大草坪上走来走去，在这草坪的一端有一个池塘，塘边是座雕像，这时在小径那边，有个小姑娘正在穿外套，把球拍装进套子，以生硬的语调对正在喷泉的承水盘边打羽毛球的另一个红头发女孩说：“再见了，希尔贝特，我回去了，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吃了晚饭上你家去！”希尔贝特这个名字在我耳边掠过，它并不仅仅是提到一个不在场的人物，而是直接称呼讲话的对方，因此更有力地提醒我它所指的那个人的存在；它就这样在我耳边掠过，可说是以随着它的弹道曲线，随着它逼近目标而逐渐增长的力量而行动着；——我感到，在它身上装载着呼唤她的那个朋友（当然不是我）对她所呼唤的对象的认识和印象，装载着当她念出这个名字时她对她们日常亲密的交往，对她们彼此间的串门所见到的全部景象，至少是保留在记忆中的全部景象，而我由于不能企及而为之感到痛苦的这份陌生的生活，对这个幸福的姑娘来说却是如此熟悉，如此可以操纵自如，她使我触及这份生活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其中，她以她那一声叫喊把这份我所陌生的生活投进了寥廓的天空；——希尔贝特这个名字，精确地触及了斯万小姐的生活中的一些肉眼不能见的点滴，使它们所发出的香泽在空中飘荡，其中也包括今晚晚餐以后在她家举行的那个聚会的芬芳；——它也构成一片色彩斑斓的浮云，今晚在孩子和女仆群中悠然飘过，就同那在普桑所画的某个花园上空扬帆飞翔的云一样，跟歌剧中满载骏马和车辆的彩云那样反映出众神生活的场面；——最后，它也在这块乱蓬蓬的草地上，在她所站的位置（这既是凋零的草坪的一角，又是打羽毛球那金发姑娘午后的一个时刻，她这时还在不停地发球，不停地接球，直到一个帽子上插着蓝色翎毛的家庭女教师来叫她才住手）投上一道美妙无比的鸡血石色的光带，象一个映象那样不可捉摸，象一块地毯那样覆盖在地面，而我不禁无休无止地在这道光带上拖着我那双恋恋不舍，亵渎神明的沉重的双脚踯躅，直到弗朗索瓦丝对我嚷道：“得了，把您短大衣的扣子扣上，咱们颠儿吧，”这时我生平第一次不无恼怒地注意到她的语言是如此粗俗，唉！帽子上没有蓝翎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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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那是在1895年，“我”十五岁时。
她倒是会不会再到香榭丽舍来呢？第二天，她没有来；可是后来那几天，我都在那里见到她了；我一直在她跟她的伙伴们玩的地方周围转悠，以至有一回，当她们玩捉俘虏游戏缺一把手的时候，她就叫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凑个数，从此以后，每当她在的时候，我就跟她一起玩了。但并不是每天都是如此；有时候她就来不了，或者是因为有课，有教理问答，或者是因为午后吃点心，总而言之，她的生活跟我的截然不同，只有那么两次，我才感觉到凝结在希尔贝特这个名字当中的她的生活如此痛苦地从我身畔掠过，一次是在贡布雷的斜坡上，一次是在香榭丽舍的草坪上。在那些日子，她事先告诉伙伴们，她来不了；如果是因为学业的关系，她就说：“真讨厌，我明天来不了，你们自己玩吧，”说的时候神色有点黯然，这倒使我多少得到一点慰藉；但与此相反，当她应邀去看一场日场演出而我有所不知而问她来不来玩的时候，她答道：“我想是来不了！我当然希望妈妈让我上我朋友家去。”反正在这些日子，我事先知道见她不着，可有些时候，她妈妈临时带她上街买东西，到第二天她就会说：“对了，我跟我妈妈出去了，”仿佛这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不可能构成任何人的一件最大的痛苦。也有碰到天气不好，那位老师怕下雨而不愿把她带到香榭丽舍来的。
这么一来，当天色不稳的时候，我打大清早就一个劲儿抬头观天，注意一切征兆。如果对门那位太太在窗口戴上帽子，我就心想：“这位太太要出门了，所以这是个可以出门的天气，希尔贝特会不会跟这位太太一样行事呢？”可是天色逐渐阴沉下来，不过妈妈说只要有一丝阳光，天色还能转亮，但多半还是会下雨的；如果下雨的话，那干吗上香榭丽舍去呢？所以，打吃过午饭，我那焦躁不安的双眼就一直盯着那布满云彩、不大可靠的天空。天色依然阴沉。窗外阳台上是一片灰色。忽然间，在一块阴沉沉的石头上，我虽然没有见到稍微光亮一点的颜色，却感觉到有一条摇曳不定的光线想要把它的光芒释放出来，似乎在作出一番努力，要现出稍微光亮一点的颜色。再过一会儿，阳台成了一片苍白，象晨间的水面那样反射出万道微光，映照在阳台的铁栅栏上。一阵微风又把这条条光照吹散，石头又变得阴暗起来；然而这万道微光象已经被你驯养了似的又回来了；石头在不知不觉之中重新开始发白，而正如在一首序曲中最后那些越来越强的渐强音，通过所有过渡的音符，把唯一的那个音符引到最强音的地位一样，只见那块石头居然已经变成晴朗之日那成了定局、不可交易的灿烂金色，栏杆上铁条投上的影子现出一片漆黑，倒象是一片随心所欲不受约束的植被，轮廓勾勒得纤细入微，显露出艺术家的一番匠心和满意心情，而这些映照在阳光之湖上的宽阔而枝叶茂盛的光线是如此轮廓分明，如此柔软平滑，又是如此幸福沉静地栖息在那里，仿佛它们知道自己就是宁静和幸福的保证。
这是信笔勾成的常春藤，这是短暂易逝的爬墙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所有那些能攀缘墙壁或者装点窗户的草木当中最缺乏色彩，最令人凄然的一种；可对我而言，自从它在我们的阳台上出现的那一天，自从它暗示着希尔贝特也许已经到了香榭丽舍的那一天起，它就成了一切草木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而当我一到那里，她就会对我说：“咱们先玩捉俘虏游戏，您跟我在一边；”但这暗示是脆弱的，会被一阵风刮走，同时也不与季节而与钟点有关；这是这一天或拒绝或兑现的一个瞬即实现的幸福的诺言，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瞬即兑现的幸福，是爱情的幸福；它比附在石头上的苔藓更甜蜜更温暖；它充满生机，只要一道光线就可以催它出世，就可以开放出欢快的鲜花，哪怕这是在三九隆冬。
后来，花草树木都已凋零，裹着万年老树树干的好看的绿皮也都蒙上了一层雪花。每当雪虽然已经不下，但天气还太阴沉，难以指望希尔贝特会出来的时候，我就施出计谋让妈妈亲口说出：“嗯，这会儿倒是晴了；你们也许可以出去试试，上香榭丽舍走上一遭。”在覆盖着阳台的那块雪毯上，刚露脸的太阳缝上了道道金线，现出暗淡的阴影。那在我们谁也没有瞧见，也没有见到任何玩罢即将回家的姑娘对我讲一声希尔贝特今天不来。平常那些道貌岸然可是特别怕冷的家庭女教师们坐的椅子都空无一人，只有草坪附近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她是不管什么天气都来，永远穿着同样一种款式的衣服，挺讲究然而颜色暗淡。如果权力操之我手的话，为了认识这位太太，我当时真会把我未来的一生中的一切最大的利益奉献出来。因为希尔贝特每天都来跟她打招呼；她则向希尔贝特打听“她亲爱的母亲”的消息；我仿佛觉得，如果我认识这位太太的话，我在希尔贝特心目中就会是另外一种人，是认识她父母的亲友的人了。当她的孙男孙女在远处玩的时候，她总是一心阅读《论坛报》，把它称之为“我的老论坛报”，还总以贵族的派头说起城里的警察或者租椅子的女人，说什么“我那位当警察的老朋友”，什么“那租椅子的跟我是老朋友”等等。
弗朗索瓦丝老呆着不动就太冷了，所以我们就一直走到协和桥上去看上冻了的塞纳河；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都毫无惧色地接近，仿佛它是一条搁浅了的鲸鱼，一筹莫展，谁都可以随意把它剁成碎块。我们又回到香榭丽舍；我在那些一动也不动的木马跟雪白一片的草坪之间难过得要命，草坪四周小道上的积雪已经扫走，又组成了一个黑色的网，草坪上那个雕像指尖垂着一条冰凌，仿佛说明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胳膊伸出来的原因。那位老太太已经把她的《论坛报》叠了起来，问经过身边的保育员几点钟了，并一个劲儿说“您真好！”来向她道谢。她又请养路工人叫她的儿孙回来，说她感到冷了，还找补上一句：“您真是太好了，我真不好意思。”忽然间，天空裂了一道缝：在木偶戏剧场和马戏场之间，在那变得好看的地平线上，我忽然看见那小姐那顶帽子上的蓝色翎毛，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吉兆。希尔贝特已经飞快地朝我这个方向奔来，她戴了一顶裘皮的无边软帽，满面红光，由于天寒、来迟和急于要玩而兴致勃勃；在跑到我身边以前，她在冰上滑了一下，为了保持平衡，也许是因为觉得这姿势优美，也许还是为了摆出一副溜冰运动员的架势，她就那么把双臂向左右平伸，微笑着向前奔来，仿佛是要把我抱进她的怀中。“好啊！好啊！真是太妙了！我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要不然的话，我真要跟你那样说这真是太棒了，太够味了！”老太太高声叫道，仿佛是代表香榭丽舍感谢希尔贝特不顾天寒地冻而来似的。“你跟我一样，对咱们这亲爱的香榭丽舍是忠贞不渝的，咱们两个都是大无畏的勇士。我对香榭丽舍可说是一往情深。不怕你见笑，这雪哪，它叫我想起了白鼬皮来了。”说着，她当真哈哈大笑起来。
这雪的景象代表着一股力量，足以使我无法见到希尔贝特，这些日子的第一天本会产生见不了面的愁苦，甚至会显得是一个离别的日子，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唯一的见面地点的面貌，甚至影响到它能不能充当这个地点，因为现在起了变化，什么都笼罩在一个巨大的防尘罩底下了——然而这一天却促使我的爱情向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仿佛是她第一次跟我分担了忧患。那天我们这一伙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而象这样跟她单独相处，不仅是亲密相处的开始，而且对她来说，冒着这样的天气前来仿佛完全就是为了我，这就跟有一天她本来要应邀参加午后一个约会，结果为了到香榭丽舍来和我见面而谢绝邀请同样感人肺腑；我们的友情在这奄无生气、孤寂、衰败的周围环境中依然生动活跃，我对它的生命力，对它的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当她把小雪球塞到我脖子里去的时候，我亲切地微笑了，觉得这既表明她喜欢在这披上冬装，焕然一新的景区有我这样一个旅伴，又表明她愿在困境之中保持对我的忠贞。不多一会儿，她那些伙伴们就都跟犹豫不决的麻雀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来了，在洁白的雪地上缀上几个黑点。我们开始玩了起来，仿佛这一天开始时是如此凄惨，却要在欢快中结束似的，当我在玩捉俘虏游戏之前，走到我第一次听到希尔贝特的名字那天用尖嗓门叫喊的那个姑娘跟前的时候，她对我说：“不，不，我们都知道，您是爱跟希尔贝特在一边的，再说，她都已经在跟您打招呼了。”她果然在叫我上积满白雪的草坪上她那一边去；阳光灿烂。在草坪上照出万道金光，象是古代金线锦缎中的金线一般，倒叫人想起了金线锦缎之营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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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钱锦缎之营——1520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与英王亨利第七在加来海峡某地聚会，拟签订盟约共同对付德意志皇帝查理第五。双方争奇斗艳，用金钱锦缎将营地装饰得金壁辉煌，而盟约却未订成。
这一天开始时我曾如此忧心忡忡，结果却成了我难得感到不太不幸的一天。
我都已经认为从此再也不会有一天看不见希尔贝特的了（以至有一回，我外祖母没有按时回来吃晚饭，我居然立即想道，如果她是被车压死了，那我就不能上香榭丽舍去了；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对第二个人有什么爱了），然而有时从头天起，我虽然已如此焦急地等待，以至宁愿为这一时刻牺牲一切，但一旦当我就在她身边时，却并不感到这是幸福的时刻；我自己也明白，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只在这样的时刻身上才集中了热切细微的关注，这样的时刻本身是不会产生任何欢快的原子的。
当我远离希尔贝特的时候，我需要能看见她，因为老是在脑子里想象她那副形象，想着想着就想不出来了，结果也就不能精确地知道我所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再说，她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爱我。恰恰相反，她倒时常说她更喜欢某些男孩，说我是个好伙伴，乐于跟我一起玩，但我太不专心，不把心思都放在游戏上；而且她还时常对我作出明显的冷淡的表示，动摇我的信念，使我难以相信我在她心中的地位跟别人有所不同，如果我这份信念出之于希尔贝特对我的爱，而不是象事实那样出之于我对她的爱的话，那么这个信念就会是十分坚强，因为它是随我出之于内心的要求而不得不思念希尔贝特时的方式而异的。但我对她的感情，我自己还没有向她倾诉过。当然，在我每一本练习本的每一页上，我都写满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住址，但当我看到我潦潦草草地勾画而她并不因此而想起我的这些字行，它们使她在我周围占了这么多显而易见的地位而她并不因此而进一步介入我的生活，我不禁感到泄气，因为这些字行所表示的并不是连看都看不见它们的希尔贝特，而是我自己的愿望，因此它们在我心目中就显得是纯粹主观的、不现实的、枯燥乏味的，产生不了成果的东西。最紧要的事情是希尔贝特跟我得见面，能够互相倾吐衷肠——这份爱情直到那时可说是还没有开场呢。当然，促使我如此急于要跟她会面的种种理由，对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就不会那么迫切。到了后来，等到我们对乐趣的培养有了经验，我们就满足于想念一个女人（就象我想念希尔贝特一样）这份乐趣，就不去操心这个形象是否符合实际，同时也就满足于爱她的乐趣，而无需确信她是否爱你；我们还放弃向她承认我们对她的爱恋这样一种乐趣，以便使她对我们的爱恋维持得更强烈——这是学日本园艺师的榜样，他们为了培植一种好看的花，不惜牺牲好几种别的花。当我爱希尔贝特那时节，我还以为爱情当真在我们身外客观实际地存在着；以为只要让我们尽量排除障碍，爱情就会在我们无力作任何变动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幸福；我仿佛觉得，如果我自觉自愿地用假装的不动感情来代替承认爱情这种甘美，我就不仅会剥夺自己最最梦寐以求的那份欢愉，也可以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制造一份虚假的、没有价值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爱情，而我就会拒绝沿着它那条神秘的、命中注定的道路前进。
但当我走到香榭丽舍，首先可以面对我的爱情，把这份爱情的非我所能控制而有其独立生命的原因加以必要的修正时，当我真的站到希尔贝特·斯万面前（这个希尔贝特·斯万，昨天我那疲惫不堪的脑子，已经再也想不起她的形象，我一直指望在再见到她时使这形象变得新鲜起来；这个希尔贝特·斯万，昨天我还同她一起玩来着呢，刚才我身上却有个盲目的本能促使我把她认了出来，打个招呼，这就跟我们走路这个本能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去想以前就先迈一只脚，再迈另一只脚），这时我忽然觉得，她跟我梦中所见的那个对象完全不一样。譬如说，昨天我脑子里记住的是丰满红润的面颊上的两只炯炯逼人的眼，现在希尔贝特固执地显现出来的那副面目却恰恰是我不曾想到的：一个尖尖长长的鼻子，再加面部的其他线条，构成了许多鲜明的特征，在生物学中简直可以用来与别的种属有所区别，使她成了一个尖鼻子类型的小姑娘。正当我准备利用这求之不得的时刻，根据我来以前在脑子里所准备、然而现在又不再见到的希尔贝特的形象，来帮我弄个一清二楚，使我在不在她身畔的漫长时刻中，能确信我所记得的的确就是她，能确信我象写书那样日积月累地积累起来的爱情的确是以她为对象的，恰恰在这个时刻，她向我扔过一个球来，正象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的肉体考虑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可他的头脑却不相信外部世界这个现实一样，刚才还没有把她确认为何许人就跟她打起招呼来的这个“我”，现在又赶忙叫我把她扔过来的球接住（仿佛她是我来与之游戏的游伴，而不是来与之聚首的一颗姐妹般的心灵似的），这个“我”也使得我出于礼貌，跟她说上千百句虽然亲切然而并无意义的话，但却阻止我在她走开之前，或者保持沉默，利用这机会把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然而时常逃逸的她在我脑中的形象固定下来，或者对她讲几句话，使我们的爱情能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我总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地不去积极争取的。
我们的爱情毕竟也取得一些进展。有一天，我们跟希尔贝特一起一直走到跟我们特别友好的那些女商贩的木棚子跟前——斯万先生就是在她那里买香料蜜糖面包的。为了卫生的缘故，这种面包他每天吃得很多，因为他患有种族遗传性的湿疹，又闹便秘。希尔贝特笑着把两个小男孩指给我看，这两个孩子看着象是儿童读物里说到的调色专家和博物学家。其中之一不要红颜色的麦芽糖，非要根紫的不可，另一个则双眼含泪，拒绝女仆想给他买的那只李子，后来以感人的语调解释道：“我所以挑中那一只李子，是因为它上面有个蛀洞！”我花了一个苏买了两个弹球。我满怀深情地瞧着放在一只木钵子里的两颗玛瑙球，闪闪发光，老老实实地监禁在钵子里；我觉得它们非常宝贵，一则是它们象小姑娘那样笑容可掬，满头金发，二则它们每个都值五十生丁。希尔贝特家里人给她的钱比我多得多，我希望她能把两个全买下来，把它们从监禁之中解脱出来。这两颗玛瑙球既透明晶莹，又象生命那样朦胧不清，要问我哪一个更美，我实在不想贬一褒一。可是我还是指着跟她的头发同样颜色的那一颗。希尔贝特把它拿了出来，看到上头有道金色的纹，吻了一吻，把这囚徒赎了出来，然后马上就把它交给了我，说：“拿着，它是您的了，给您，留作纪念吧。”
又有一次，正当我一心想看拉贝玛在一出名剧里的演出时，我问她有没有贝戈特谈拉辛的那本小册子，因为市面上买不着了。她要我把书的全名告诉她，我当晚就给她打了一份电报，把我那早就在练习本上画过不知多少次的“希尔贝特·斯万”这个名字写在封套上。第二天，她就把她找到的那本书用浅紫色的缎带扎上，用白蜡加封带给了我。“您看，这正是您要的那本，”她说，一面从她的手笼里把我给她的那份电报抽了出来。这封气压传递的函件昨天还不代表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写的一张蓝纸，可自从投递员把它交给希尔贝特家的门房，有个仆人把它送进她的房间，就变成了这个无价之宝，成了她那天收到的一份气压传递的急件——那上面尽是邮局盖上的圆圈，邮差用铅笔添上的字迹，这些都是邮途完成的记号，是外部世界的印记，是象征生命的紫罗兰色的腰带，它们是第一次来赞许、维持、提高、鼓舞我的梦想，我连自己所写的稀稀拉拉，模模糊糊的字迹都辨认不出来了。
有天她又对我说：“您哪，您尽管叫我希尔贝特好了，可我还是叫您的教名。不然就太别扭了。”可有一段时间，她还是继续用“您”称呼我，当我提醒她的时候，她笑笑，然后编了一句象我们在学外语语法时除了练习用某个新词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的句子，用我的小名结尾。当我后来回想我当时的感受时，我还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我曾一度赤条条地被她衔在嘴里，不再具有象她同学们那样的社会身分，当她叫我的姓的时候，也不再具有我父母那样的社会身分，而她的双唇，当她有点象她的父亲那样，作出努力来把她所要强调的词语加以重读时，又仿佛是在剥去我的衣服，就如同剥去一只水果的皮，只吃它的果肉一样，而她的眼神，跟她的言语变得同样更加亲切，也就更直接地投上我身，并且随之以一个微笑，以表明她的认真、乐趣，甚至是感激之情。
然而就在那时，我也不能体会这些新的乐趣的价值。这些乐趣并不是由一个我所爱的女孩给爱着她的我的，而是一个跟我一起玩的女孩给那脑子里对真正的希尔贝特毫无印象，也缺乏一颗能体会这幸福的价值的心（唯有这样一颗心才能体会这份价值）的另一个我的。即使是当我回到了家里，我也品尝不出这些乐趣，因为我每天不得不把对希尔贝特作一番认真、沉静、幸福的凝视的希望推到明天，也希望她终于能表白她对我的爱，把她迄今把这份爱隐藏起来的原因讲个明白；也正是这种必要，使我把过去看得无足轻重，一心只向前看，把她对我的种种友好表示并不仅仅看作是一般的表示，而把它们看成是一层一层台阶，使我可以步步升高，终于达到迄今还没有遇上的幸福境界。
她有时给我一些友好的表示，可有时也显得并不乐意跟我见面，这叫我难过，而这种情况时常正是在我认为最能实现我的希望的那些日子发生。我确信希尔贝特要到香榭丽舍去，我感到一阵欢快，而且觉得它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幸福，当我一早走进客厅去亲吻妈妈时，她早就整装待发，漆黑的发髻已经梳就，又白又胖的好看的双手犹有肥皂的香泽，只见钢琴上直挺挺地立着一个尘埃的光柱，又听得窗外有手摇风琴演奏《阅兵归来》这个曲子，我这才意识到就在昨晚，寒冬已经逝去，出人不意地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当我们吃午餐的时候，住在我们对面的那位太太一开窗，就在霎那之间使得一道阳光从我椅子旁边掠过，一步就横扫整个饭厅，就在那儿开始午休，过了一会儿又回来继续休息。在学校里，当我上一点钟那堂课时，太阳以它金色的光芒照上我的书桌，使我十分焦躁不安，因为它象是在邀请我去过节，而我在三点以前又无法应邀，得等到那时候，弗朗索瓦丝才能到校门口来接我，一起走过那染上金色阳光，行人熙来攘往的街道，向香榭丽舍走去；马路两旁的阳台，象是被太阳从墙上卸了下来，冒着热气，象金色的云彩一样在房屋前面飘荡。唉！可在香榭丽舍，我没有看到希尔贝特，她还没有来到。我在这被看不见的太阳培育出来的草坪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这太阳把各处的草尖都照得通红，在草坪上栖息的鸽子象是由园丁的镐头发掘到这圣洁的土地上的一座座古代雕像，我双眼盯着地平线，随时都在等待希尔贝特的身影随着她的家庭女教师从那座雕像背后一起出现；那座雕像象是把她手上抱着的沐浴着阳光的孩子举向前方，让他接受太阳的祝福。《论坛报》的那位女读者坐在她那扶手椅里，还是在那老位置，她亲切地向一个园丁招手，对他叫道：“多美好的天气！”租椅子的女工走到她跟前收费，她做出千娇百态，把那张十生丁的租金券塞进她手套的开口处，倒仿佛这是一束鲜花，为了显示对赠与人的感激之情，要找一个最讨对方喜欢的地方插上似的。当她找到了这个位置，她把脑袋晃了一圈，把圆筒形皮毛围巾拽一拽，把露在手腕子那里那张黄色纸片的一端让她瞧一眼，脸上带着一个女人指着她的胸口对小伙子说“你看，这是你送给我的玫瑰花！”时的那种微笑。
我领着弗朗索瓦丝去迎希尔贝特，一直走到凯旋门，可没有碰上她，我心想她准是不来了，就回到草坪那里去，可忽然在木马前面，那个尖嗓门的小女孩向我跑来：“快，快，希尔贝特已经来了一刻钟，都就要走了。我们在等您玩捉俘虏呢。”原来刚才当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的时候，希尔贝特从布瓦西——当格拉街来了，小姐趁这好天气去为自己买点东西；而斯万先生也来找他女儿来了。所以这就是我的不是了；我原不该远离草坪的；谁也不确有把握地知道希尔贝特准从哪条道来，是早还是晚，这一等待使我觉得不仅整条香榭丽舍大街跟整个下午都使我更加激动——它们象是一长段时空，在其中的每一个点，每一个时刻，希尔贝特的形象都可能出现——而且希尔贝特这个形象本身也使我更加激动，因为在这形象背后，我感到隐藏着的那支箭之所以不是在两点半而是在四点钟击中我心头的道理；她今天不是戴着体育锻炼时的贝雷帽，而是一顶出客的帽子；在大使剧院前面，而不是在两个木偶剧场之间出现，我这就依稀看到在我不能跟随希尔贝特时她干了点什么事情，又是什么事情使她不能不出门或者不能不呆在家里，我这就跟她那时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那部分生活的奥秘有了一点接触。当我按照那尖嗓门女孩的指示马上开始我们的捉俘虏游戏时，只见希尔贝特在我们面前是如此活跃莽撞，对那位读《论坛报》的夫人（她对她说：“多好的太阳，简直象是一团火”）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屈膝礼，带着腼腆的笑脸跟她说话，那副拘谨的神气使我看到跟在她父母家里、在她父母的朋友身边、在外出访客、在我所不熟悉的她的那部分生活中的希尔贝特不一样的一个小姑娘，而也正是我所不熟悉的她的那部分生活的奥妙使我感到心中如此激动。但她那部分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使我得到最深刻的印象的还是斯万先生，他过了一会儿就来接他的女儿来了。希尔贝特住在她父母家里，她在学习、游戏、交朋友等方面都是听他们话的，所以对我来说，斯万先生和斯万夫人身上有着一个难以企及的未知的事物，有着一种令人阴郁的魅力，这在希尔贝特身上也是一样，但他们比她更有过之，因为他们对她仿佛是全能的神，是她身上那种品质的根源所在。对我来说，凡是与他们有关的事情都是我经常关注的对象；斯万先生当年在跟我父母交往的时候是我时常见面的，但并没有引起我的好奇，现在在他到香榭丽舍来接希尔贝特的日子，我一看到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和那件披风式的短大衣时，心头就不禁突突地跳将起来，直到平静了下来，他那副容貌还象我们刚读了关于他的一系列作品，他那些最细微的特点还在使我们激动不已的一个历史人物那样感动着我。当我在贡布雷听人说起他跟巴黎伯爵之间的交往时，我仿佛觉得那跟我毫无关系，现在在我眼里却成了了不起的东西，仿佛除他之外再也没有谁跟奥尔良家族中的人相识的了；现在他混迹于在香榭丽舍熙来攘往的各色人等的浊流之中，观察他们而并不要求他们对他另眼相看（他穿戴得那样平常，谁也想不起要对他另眼看待），却正是那些交往使得他如此超凡出众。
他对希尔贝特的伙伴们的问候彬彬有礼地还礼，即使对我也是如此，虽然他曾跟我家有过龃龉，不过看样子他也并没有把我认出来（这倒使我想起，他在乡间可是经常跟我见面的；这我还记得起来，不过记忆已经模糊，因为自从我见到希尔贝特以后，在我心目中斯万主要是她的父亲，不再是贡布雷的那个斯万；现在我把他的名字所归的类别跟当年它所纳入的那个系列中所容的概念完全不同，而当我现在必须想起他的时候，再也用不着那个系列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我依然还是通过一条人为的、次要的、横向的线把他跟我们家当年这位客人连系起来；既然除了在我的爱情还能从中得到好处这样一个范围以外，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价值，当我回顾那些岁月时，我是带着不能把它们一笔勾销的羞愧和遗憾之情的；现在在香榭丽舍站在我面前的这个斯万——幸好希尔贝特可能还没有对他提起我姓甚名谁，当年在他眼里我可时常是如此可笑，因为当妈妈跟他，还有爸爸和外祖父母一起在花园里的桌子上喝咖啡的时候，我常打发人去请妈妈上楼到我卧室里来互道晚安）。他对希尔贝特说，他可以让她玩一盘，可以等她一刻钟，然后就跟所有的人一样在铁椅子上坐下，用当年菲利浦七世经常紧握的那只手掏出钱来付租金，我们就在草坪上玩将起来，把那长着彩虹色美丽身体的鸽子轰向天空（它们的身体呈心形，是鸟类王国中的百合花），让它们栖息到安全的所在地，有的飞到大石钵上，低下头来，嘴巴看不见了，表示这里盛满了喂它们的水果或者谷粒；有的栖上雕像的前额，倒象是某些古代作品中为了使那千篇一律的石头的色调多少有点变化而添上的彩釉饰物，而当戴这饰物的是一个女神的时候，也就给这尊像添上一个特定的形容词（就跟我们凡人都有不同的名字一样），这就使它成了一个新的神祗。
有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希望没有实现，我这天再也没有勇气把我的失望心情对希尔贝特掩藏起来了。
“我刚才正有许多话要问您呢，”我对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的友情有重要的意义，可您刚一到就要走了！
明天想法子早点来，好让我跟您说说。”
她脸上容光焕发，高兴得跳起来答道：
“朋友，明天您可别指望了，我来不了！下午有午茶会；后天也来不了，我要上一个朋友家窗口去看狄奥多西国王驾到的行列，好看着呢；后天要去看《米歇尔·斯特罗戈夫》①，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跟年假了。可能家里要把我带到南方去，那可就太棒了！只不过要是上南方去，我就要少得到一棵圣诞树；反正即使我呆在巴黎，我也不到这儿来了，我要跟妈妈串门去。再见了，爸爸在叫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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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歇尔·斯特罗戈夫》是根据儒勒·凡尔纳同名惊险小说改编的剧本。
我跟弗朗索瓦丝从夕阳依然斜照的街道回家，然而却象是在一个欢庆活动已经结束了的夜晚似的。我都迈不开双腿了。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弗朗索瓦丝说，“今年天时不正，这个冬天太暖和。唉！上帝哪！到处都是闹病的穷人，简直是连天上也都乱了套。”
我强压哽咽，在心里反复琢磨刚才希尔贝特兴高采烈地所说她好些日子来不了香榭丽舍那番话。然而只要当我一想到她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有一股魅力充满我的心房；还有在跟希尔贝特的关系当中，由于我心头有这样一份创痛，我是不可避免地占有一个特殊的，也是唯一的地位（尽管是令人痛苦的），这地位跟那份魅力相结合，就在希尔贝特那份冷淡之中添上点罗曼蒂克的色彩，而在我的泪中也就出现了一丝微笑——这该是一个吻的怯生生的雏形吧。等到邮差送信的时刻到来时，这晚我跟每天晚上一样心想：“我就要收到希尔贝特的信了，她会告诉我，她从来没有中止对我的爱，她会向我解释是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她才不得不直到此刻还把她对我的爱隐藏在心，装出为不能见着我而高兴，会向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她才只扮演一个普通伙伴的角色的。”
每天晚上我都乐于想象这样一封来信，我在心里默读，每一句话都背得出来。突然间，我怔住了。我明白，如果我接到希尔贝特的信的话，那决不会是这样一封，因为这封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从此以后，我就竭力不去想我希望她给我写的那些字眼，生怕老是这么念叨，结果恰恰把这些最弥足珍贵，最最盼望的词语从可能实现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使出之于极不可能的巧合，希尔贝特写给我的信果然正好就象我自己编造的那样，能从中看出是我的作品，那我得到的将是收到一件出之我手的东西的印象，就不是什么真实的、新的、与我的主观思想无关、跟我的意志无涉、真正是由爱情产生的东西了。
此刻我在重读一页，虽不是希尔贝特写给我的，却至少得自她手，那是贝戈特所写关于启发拉辛的古老神话之美的那一页，这本书一直跟那颗玛瑙球一样，摆在我手头。我的朋友为我搜求这部书，我很受感动；每一个人都要找出他的激情之所以产生的理由，直至认为在他所爱的对象身上具有在文学作品或者谈话中所说的那些值得人们爱的品质，同时通过模仿，把他所爱的对象身上的品质跟这些品质等同起来，使之成为他之所以有那份爱情的新的理由，尽管这些品质可能跟他不依赖他人教导而主动追求时所要求的品质截然相反，这就跟当年的斯万对奥黛特之美的美学性质一样。我呢，早在贡布雷时就爱上了希尔贝特，那时因为我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希望自己能够投身进去，化入其中，把我那份自己已经感到毫不足道的生活舍弃，现在我则想，在我自己这个已经太熟悉，太不足道的生活当中，希尔贝特有朝一日可以来充当一个谦卑的仆人，成为我得心应手的助手，晚上可以帮我工作，看看我写的小册子里有没有错误，这该有无比的好处。至于贝戈特这位无比睿智，几乎超凡入圣的长者，我本是由于他才在认识希尔贝特以前就爱上她的，现在却是由于希尔贝特的缘故我才爱他本人。我以无比的乐趣读他所写的关于拉辛的篇页，我也以同样的乐趣瞧着她在把这本书送给我时那盖有白蜡印记，系有淡紫色丝带的包装纸。我吻看玛瑙球，这是我的朋友的心的最优秀的部分，是毫不轻浮十分忠贞的部分，同时虽然带有希尔贝特的生活中的神秘魅力，却一直呆在我的卧室里，与我同床而卧。但这块宝石之美，还有我乐于与之跟对希尔贝特的爱相连系的贝戈特作品之美，在我仿佛觉得希尔贝特对我的爱已经几乎化为乌有的此时此刻，这两种美却给它以凝聚之力，我发现这两种美比那份爱情出现得还早，跟这份爱情毫无相似之处，它们的内容取决于希尔贝特认识我以前早就存在的那份天才，取决于那些矿物学的规律，如果希尔贝特不曾爱我，这本书，这块石头也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因此在这两者中间没有什么会给我带来任何幸福的信息。而我对希尔贝特的爱天天都在等待着第二天会得到希尔贝特的表白，每天晚上都把我在白天胡乱干的活计拆掉，而与此同时，在我心中暗处也有一个不相识的女工却不愿把我拆下的线扔掉，还要把它整理起来，全然无意取悦于我，也不为我的幸福着想，跟她干别的活时完全背其道而行之。这个不相识的女工对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毫不感兴趣，也不首先就肯定我在被她爱着，却把希尔贝特做过的我认为无法解释的行动和已经得到我原谅了的她的过失都汇集起来。这样一来，两者就都具有了一定的意义。这样一种新的想法仿佛表明，当我看到希尔贝特不上香榭丽舍，而去看什么日场演出，或者跟她的家庭女教师去买什么东西，准备出门去度新年假期的时候，我就不该说她是什么轻浮或者是什么老实听话了。如果她爱我的话，她就既不会那么轻浮，也不会那么老实听话，而当她不得不听别人话的时候，那么在我见不着她的那些日子里，她心中应该同我一样地感到失望。这样一种新的想法还说明，既然我爱希尔贝特，我就应该懂得什么叫爱；这新的想法促使我注意到我老在想要在她心目中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力图说服母亲为弗朗索瓦丝买一件雨衣和一顶带蓝翎毛的帽子，或者别再让叫我害臊的这个女仆陪着上香榭丽舍（妈妈说我对弗朗索瓦丝不公道，说她是对我们家忠心耿耿的好人）；这新的想法也促使我注意到，见到希尔贝特这个唯一的愿望使得我早在她走以前几个月就一心只想打听她什么时候离开巴黎，又上哪儿去，觉得如果她不在的话，那么世上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也只能算是一个隐遁之所，而只要能在香榭丽舍见到她，那我就愿意一辈子呆在巴黎；很清楚，我这个担心和愿望在希尔贝特的行动中是找不出来的。恰恰相反，她很喜欢她那家庭女教师，从来也不为我对这有什么看法而操心。她觉得，如果是为了陪小姐去买东西而不到香榭丽舍来，那是很自然的，而要是为了陪她母亲出去而不来，那更是惬意了。即使她同意我在同一地点和她度假，那么要选定这个地点，她至少得尊重她父母的意见，得考虑到她同我说过的那种种游乐，而决不会上我家里有意把我送去的那个地方。当她有几次对我说，她更喜欢另一个男朋友，或者她已经不象头天那么喜欢我，因为我粗心大意而叫她在游戏时输了一盘时，我就向她道歉，问她该怎么办才能重得她往日的欢心，使她喜欢我有过于任何别人；我希望她对我说她喜欢我本来就有过于别人；我恳求她说这句话，仿佛她可以随她高兴或者随我高兴，仅仅凭她根据我的行为是好是坏而说出来的几句话，就能随意变动她对我的感情似的。难道我那时不知道，我自己对她的感情不是既不取决于她的行为，也不取决于我的意志吗？
在我心中暗处的那位不相识的女工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迄今为止伤了我们心的某个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真心，那么它们就会射出一道我们的意愿无法熄灭的光芒，我们应该通过这道光芒，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愿去看看他明天的所作所为又将是怎样。
这些新的话语，我的爱情是听到了的，这些话语使它信服，明天不会跟已逝的日子有什么两样；希尔贝特对我的感情已经年深日久，不可能有所改变，只能是冷漠而已；至于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爱着的只是我这一方面。我的爱情答道：“是的，对这份友情已经无计可施，它是不会改变的。”这样，明天一来（或者等个最近的节庆日子，等个周年纪念，或者是元旦，反正是与众有所不同的一个日子，到那时时间会抛弃过去的遗产，拒绝接受它留下的凄楚，另起炉灶），到那时，我会要求希尔贝特抛弃我们的旧友情，奠定我们新的友情的基础。
我手头总有一张巴黎街道图，因为可以从中看到斯万夫妇所住的那条街，所以我觉得它装着一份财宝。出之于爱好，也出之于一种骑士式的忠诚，不管是谈到什么，我总要讲出这条街的名字，以至我父亲（他不象我母亲和我外祖母那样知道我在爱着一个人）问我：
“你干吗老是说起这条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因为紧挨着布洛尼林园，所以是个很宜人的住处，同样的街道也能数出十来处呢。”
也不管是谈到什么，我总要引我父母说出斯万这个姓氏来；当然我马上就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不过我也需要听到它那悦耳的铿锵声，让我听听这个乐音——单是默读是不够的。再说，斯万这个姓氏虽然我早就知道，现在都象某些患丧失语言能力这种疾病的人对最常用的词也感到新鲜一样，对我也成了一个新词。这词老在我的脑际，可我的脑子对它老是习惯不了。我把这个词加以分解，一个一个字母地拼读，它的拼法对我简直是个意外的发现。随着它变得越来越熟悉，我也就觉得它越来越不那么清白无瑕。我在听到这个词时所得的乐趣，我都心想它已经是如此有罪，仿佛别人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所以当我竭力把谈话向这方向引的时候，他们就转换话题。我一个劲儿转到跟希尔贝特有关的话头上来，老是重复那些话语——这些话在远离她的地方说出来，她也听不见，不过是些只能重复说明现状而不能改变现状的一无用处的话语——然而我仿佛觉得把希尔贝特身边的事这么折腾折腾，翻弄翻弄，也许可能从中得出点可喜的东西。我一再重复那位读《论坛报》的老太太对她的夸奖（我向我父母暗示，她是一位大使夫人，甚至是位亲王夫人），继续说这位老太太是多么美，多么大方，多么高贵，直到有一天我把从希尔贝特嘴里听到的她的名字说了出来——她叫布拉当太太。
“哈！现在我明白了！”我母亲尖叫起来，我感到自己脸上羞得发热，“你外祖父听了准要叫你小心又小心。你居然会觉得她长得美！她可长得实在难看，这辈子也没好看过。她是个执达吏的遗孀。你大概不记得了，在你小时候，我费了多少心血才阻止她来看你接受体育锻炼。我并不认识她，她可老是想跟我搭讪，假说是为了告诉我‘你长得好看得简直象个小美女。’这个女人从来都有那么一股子交结朋友的瘾；我一直这么想，她要是当真认识斯万太太，那她准是得了神经病了。因为这个女的虽然出身低微，可从来还没做过什么招人非议的事来。她就是一个劲儿要跟人拉关系。这个人长得难看，极其庸俗，而且爱惹事生非。”
至于斯万，为了要使我自己长得跟他相象，我成天都在桌子边坐下，一个劲儿把鼻子拽长，一个劲儿揉眼睛。我父亲说：“这孩子傻了，简直讨厌透顶了。”我简直希望自己也跟斯万那样来个秃顶。我觉得他是如此不同凡响，有些我常交往的人居然也认识他，而且哪天都能碰巧碰上他，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次，母亲正跟每天在吃晚饭时一样讲着她下午买了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忽然讲起：“对了，你们猜猜我在三区商店雨伞部碰见谁了？是斯万！”她讲的那些话本来对我是索然乏味，这下却催开了一朵神秘的鲜花！真是叫人听了既得到满足，又感到伤心，斯万今天下午怎么会在那人群里亮出他那神乎其神的身影去买一把雨伞！在那些同样与我无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这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激起了特殊的震动，我对希尔贝特的爱经常为之激荡。我父亲说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当大家在谈狄奥多西二世国王此刻作为国宾和盟友在法国的访问将产生的政治影响时，我连听都不听。但与此相反，我是多么想知道当时斯万是不是穿着他那件披风式的短大衣！
“你们打招呼了吗？”我问道。
“那是当然，”母亲答道，她仿佛担心，如果她承认我们家对斯万冷淡的话，别人就会想法从中调解，超过她所希望的程度，反正她是不想认识斯万夫人的。“是他走上前来跟我打的招呼，我先没有瞧见他。”
“这么说来，你们并没有吵翻？”
“吵翻？干嘛要吵翻？”她尖刻地回答，倒仿佛是我怀疑了关于她和斯万之间的和睦关系的神话，又试图来“拉拢”似的。
“他可能怪怨你不邀请他。”
“谁也用不着邀请所有的人，他邀请我吗？我不认识他的妻子。”
“可从前在贡布雷的时候，他是常来的。”
“好吧！在贡布雷的时候他来咱们家，在巴黎他有别的事儿要干，我也一样。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压根儿也不象是两个吵翻了的人。我们在商店里一起呆了一阵子，直等到店员把他买的东西打好包为止。他向我打听你的消息，他说你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玩……”母亲这么说着，原来斯万心里还有我呢，这真是个奇迹，叫我怎不惊奇，而且他了解的情况还相当全面，当我在香榭丽舍由于感情激动而在他面前哆嗦时，敢情他知道我姓什么，知道我的母亲是谁，而且除了知道我是他女儿游玩的伙伴以外，还掌握我外祖父母的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庭，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还晓得一些连我都可能不晓得的我们家当年生活的特点。不过我母亲在三区商店雨伞部被斯万瞧见，作为一个曾经与之有过共同的往事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使得他迎上前来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她可并没有觉得这次邂逅有什么特殊的魅力。
无论是我母亲也好，还是我父亲也好，仿佛都并不觉得提起希尔贝特的祖父，提起这位证券经纪人来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想象力却从巴黎社交界中把某一个家庭单独抽出来，把它奉为神圣，如同它曾把巴黎这座石头城中的某所房子单独抽出来，把它的大门刻上花纹，把它的窗户彩绘装饰得十分华丽一样。不过这些装饰，只有我才看得见。我的父母认为斯万家住的那所房子跟林园区在同一时期盖的别的那些房子都一样，他们也觉得斯万家跟别的许多股票经纪人家都一样。他们对这个家庭的印象是好是坏，根据它在凡人共同的业绩中参预了几分，根本看不见它有什么独具一格的地方。即使他们发现了什么长处，他们也会在别处看到同样的，甚至犹胜一筹的优点。因此，当他们发现斯万家的位置好时，就说另外还有一所房子位置更好，然而这所房子跟希尔贝特毫无关系，或者是属于比她爷爷资金更雄厚的一些金融家的；万一他们要是一时跟我意见一致，那准是误会，立即就要纠正的。这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具备爱情赐给我的那种补充的、瞬时的感觉，所以发现不了希尔贝特周围任何新的品质——这就跟颜色领域里的红外线一样，在感情领域中也是属于肉眼所不见的一种。
在希尔贝特早就通知我她不会来香榭丽舍的那些日子，我就想办法蹓个弯，走到离她所在的地方近一点的处所。有时我领着弗朗索瓦丝到斯万家所住的房子那里去朝圣。我让她把她从那家庭女教师那里听来的关于斯万夫人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给我听。“看来她挺迷信的。哪天要是听到猫头鹰叫，或者墙里有钟表的滴答声，或者午夜看见一只猫，或者是木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那她是准不会外出旅行的。啊！她信教可虔诚了！”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是如此之深，当我在路上碰见她们家的老厨师头牵着狗出来溜达的时候，我也要带着深情把他那部花白胡须看上半天。弗朗索瓦丝说：
“您倒是怎么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直到他们家马车出入的大门口，那里有一个跟任何看门人都不一样的看门的，他号衣上的饰带都浸透着我在希尔贝特这个名字里感到的那种令人忧郁的魅力，他仿佛知道我天生就不配进入他奉命守卫的那份神秘的生活，而一楼的那些窗户也仿佛有意识地关得严严实实的，在平纹细布的遮盖下，比任何其他窗户更不象希尔贝特的双眼那样炯炯有神。有时候，我们上环城马路去，我就在迪福街口站着；据说在那里时常可以看到斯万先生上他的牙科大夫诊所去；我的想象力把希尔贝特的父亲看得跟人间的任何人是如此不同，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出现也会带来如此之多的神奇，以至在走到玛德莱娜教堂之前，当我一想到我们已经离那条可能出乎意料地见到奇迹出现的街不远，心里早就突突直跳了。
然而更多的时候，当我见不着希尔贝特时，由于我听说斯万夫人几乎每天都沿着槐树路，在布洛尼湖岸边，还有在玛格丽特王后小道上散步，我就让弗朗索瓦丝领我上布洛尼林园去。在我心目中，这林园仿佛就是一座座这样的动物园，各色草木无不具备，种种景色层出不穷，翻过小山就看到洞窟、草原、巉岩、河流、沟壑、小丘、沼泽。然而游客也知道那都是为河马、斑马、鳄鱼、俄罗斯兔、狗熊和苍鹭所提供的嬉戏之所，所提供的合适的环境或者如画的背景；至于布洛尼林园，也是十分复杂，集结着许多自成体系的小世界——紧接着象弗吉尼亚州那种栽有美洲橡树这样的红色大树的农场就是湖畔一片松林，或者是一片高耸的乔木，从中突然窜出一位行色匆匆的女子，穿着一身柔软的裘皮衣服，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这是女人的花园；而槐树路，就跟《埃涅阿斯纪》中的爱神木路一样，为了她们就在两旁只种了一种树，这是一条著名的美人们散步的小径。孩子们老远看到岩顶就兴高采烈，他们知道海狮就要在这里跳进水里去，同样，早在走到槐树路以前，清香四溢的槐花也就叫我老远就感到马上就要接近那无与伦比的既强大又柔弱的植物实体，后来我越走越近，看到了树顶轻盈娇柔的叶丛，优雅而多少有些轻佻，线条妖艳，质薄料精，在叶丛中挂着万千白花，象是千百群振翅攒动的蜜蜂，还有这花的阴柔、闲逸而悦耳的名称，都使得我的心怦怦直跳，然而这里头却含有凡俗的因素，就象是那些华尔兹舞一样，我们记住的不是舞蹈本身，而是入舞厅时接待员高声叫出的漂亮的女宾的姓名。我听说，我将在那小径上看到一些打扮入时的美女，她们当中虽然有些还没有出嫁，然而别人不提则已，一提就总是跟斯万夫人一道提起，而且时常总是用她们的化名；她们如果换了什么新的姓名，那也仿佛是用来隐匿真实身分的假名，别人谈起她们来时是根本不用的，免得产生误会。心想在女人漂亮不漂亮的问题上，美是受一些神秘的法则所支配的，她们对此早已心领神会，也有办法来体现这美，所以我把她们的装束和车马的出现看作是一种启示，此外还有万千细节，我都寄予充分的信任，仿佛给这些转瞬即逝、游移不定的东西注入一个灵魂，使它们取得一件艺术杰作的完整一致。不过我要看的还是斯万夫人，我等着她走过来，心头激动得仿佛她就是希尔贝特似的。本来嘛，希尔贝特的父母，就跟她身边的一切一样，都浸透着她的魅力，跟她一样在我心头激起一份情感，甚至还有点令人痛苦的不安的情绪（因为他们跟她的接触是她生活中内在的部分，是我所无缘介入的），而且，读者不久就会看到，我很快就明白，原来他们并不欢喜我跟她在一起玩，这就又添上了一份我们对那些能毫无限制地伤害我们的人们的那种敬畏之情。
有时，我看到斯万夫人穿一件普通呢子的波兰式连衣裙，头上戴一顶插着一支野鸡毛的无边小帽，胸口别一小束紫罗兰，仿佛只是为了抄近路早些回家似的，匆匆忙忙地穿过槐树路，而对坐在马车上老远认出了她的身影，向她打招呼而且心想谁也没有她那么帅的那些先生们挤挤眼睛。这时，我就把简朴放在美学标准和社交条件的首位。然而有时我摆在首位的就不是简朴而是排场了，譬如说，当弗朗索瓦丝已经累得不行，直嘀咕说她迈不开腿了，而我还是逼她拖着脚步再陪我走上一个小时，终于在通往太子妃门那条小道看到——这形象在我看来就代表着王家的尊荣，是君王的驾临，是后来任何真正的王后都未能给我如此强烈印象的（因为我对她们的权力是有清楚的概念也有实际的体会的）——由两匹精壮矫健，象贡斯当丹·居伊①笔下那样的马拉着，御者座上坐着一位穿着哥萨克骑兵那样的皮衣的高大车夫，旁边是一个象已故博登诺尔②的侍从那样的青年侍者，我只见——说得更正确些，应该是我感到它的轮廓在我心头刻上了一个清晰而恼人的烙印——一辆无与伦比的维多利亚式四轮敞篷马车，车身比一般稍高，从最时新的豪华中又透出古雅的线条，车里潇洒地坐着斯万夫人，她的头发现在还是一片金黄，只有一绺灰的，束着一条狭窄的缎带，戴的经常是紫罗兰，从带上垂下长长的面纱，手上打着一把浅紫色的遮阳伞，嘴边挂着一个暧昧的微笑，我从中只看到王后那种仁慈，可也更加看到轻佻女子的撩拨，这是她轻盈优美地赐给跟她打招呼的人们的。这个微笑，对某些人是意味着：“我记得很清楚，真是太妙了！”对另一些人则是：“我何尝不想啊？咱们两个运气太坏！”对还有一些人则是：“好吧，我跟着这行列再走一段，一会儿就出来。”就是在陌生人身边过时，她嘴边也挂着一个懒洋洋的微笑，仿佛是在等待哪个朋友或者想起哪个朋友；这丝微笑不禁令人赞叹：“她多美啊！”只对某一些人，她的微笑才是酸不溜丢、勉勉强强、畏畏缩缩、冷冷冰冰的，那意思是说：“好吗，你这个坏包，我知道你的舌头比毒蛇还毒，你那张臭嘴就是闭不住！可你以为我在乎吗？”戈克兰③跟一群听他侃侃而谈的朋友走过，以舞台上那种姿势向坐在马车上的人们挥手致意。可我一心想着斯万夫人，我装作没有瞧见她，因为我知道一到射鸽场那边，她就会叫车夫把车驶出行列，停下来好徒步走下小径。在我感到有勇气打她身边走过的日子，我就拽着弗朗索瓦丝上那个方向走去。果然过一会儿就老远看见斯万夫人在行人小径上向我们走来，她那浅紫色裙子长长的拖裾在身后拖着，那副衣装打扮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只有王后才有而又是别的妇女所不穿戴的。她有时垂下眼帘看看她阳伞的伞柄，对路过的行人毫不在意，仿佛她唯一的大事和目的就是出来活动活动，全然不想到众人都在看她，所有的脑袋都向她转将过来。可有时当她回过头来叫她那条猎兔狗时，她也不经意地向四周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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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贡斯当丹·居伊（1805——1892），法国画家，作品中有多幅写其戎马生涯，代表作有《骑士》。
②博登诺尔为巴尔扎克《加迪尼安亲王夫人的秘密》中的人物。
③戈克兰（1841——1909）为法国著名演员，以扮演费加罗·莫里哀剧中的仆人、罗斯丹《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中的西哈诺而知名。
即使是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也都注意到她身上有点与众不同，有点未免过分的地方，或者也许是由于一种心灵感应，就如同当拉贝玛演得最精彩时就连最无知的观众席中也会掌声雷动一样，感到她该是一个名人。他们心里纳闷：“她是谁？”有时也会问问行人，也会努力记住她的服饰，好向消息灵通的朋友打听个究竟。还有一些散步的人停下脚步，说道：
“您知道她是谁？是斯万夫人！您记不起来了？奥黛特·德·克雷西？”
“奥黛特·德·克雷西？我刚才也在嘀咕呢，那双多愁善感的眼睛……她现在可不是那么太年轻了！我记得我是在麦克马洪辞职那天①跟她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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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麦克马洪（1808——1898）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他本是君主派。1879年1月，当参众两院都由共和派控制时，麦克马洪被迫于1月30日辞职。
“奉劝您别再向她提起。她现在是斯万夫人，她先生是赛马俱乐部的，是威尔士亲王的朋友。再说她还很漂亮呢。”
“不错，可您当年要认识她就好了，她那时那个美啊！她住在一所挺怪的小房子里，满是中国小摆设儿。我记得我们老是听到街上报童的叫喊声，后来她就催我起身了。”
我也就没有再听那些往事，只感到她周围全都是关于她的卓著名声的窃窃私语。我的心焦躁地直跳，心想还得再过一会儿，所有这些人（很遗憾，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被我认为会瞧不起我的黑白混血银行家）才能看到这个他们一直未加注意的年轻人向这位以貌美、放荡、风度而遐迩闻名的女人致敬——说真的，我并不认识她，不过我认为我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的父母认识她的丈夫而我又是她女儿的伙伴。我现在已经紧挨着斯万夫人了，我脱下帽子，伸长胳膊，久久地鞠一大躬，弄得她都忍不住微微一笑。有些人也笑了起来。至于她呢，她从来没有见我跟希尔贝特一起玩过，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在她心目中，我跟林园的看守、船夫、湖里的鸭子一样，是她在林园散步时的一个小角色，虽然见过但不知其姓名，所以也跟跑龙套的一样没有什么个性。有些日子我在槐树路上没有见着她，却在玛格丽特王后路上碰到，那里是那些希望单身独处或者希望显得是想单身独处的女人的去处；她总是单独呆不多一会儿，就有一个朋友来和她会合，他时常戴一顶灰色高顶礼帽，我不认识他，他跟她聊得很久，他们的两辆马车一直在他们身后慢慢跟着。
布洛尼这个林子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它成了一个出于人手的产物，成了一个动物园或者神话中的园子：这种复杂性，我那年①在穿过林园到特里亚农去的时候又体会到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早晨，在巴黎，蛰居室内，匆匆逝去中的秋色近在身畔而你未能一顾，这就难免勾起你对落叶的眷恋之情，甚至可说是一种狂热，折腾得你难以入眠。在我那紧闭着的卧室里，一个月以来我就一直想去观赏，这落叶就经常在我的思想和我思维的对象之间出现，就跟有时当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在我们眼前跳跃的黄色斑点一样在我眼前盘旋纷飞。那天早上，耳听得不象前几天那样有雨声了，眼看晴朗的天就跟幸福的秘密从紧闭的嘴巴中泄露出来一样从关着的窗帘角边向我微笑时，我感觉到，我就可以欣赏这些枯黄的叶子，在灿烂的阳光下的超凡的美了；当年在孩提时听到狂风在壁炉里呼啸，可以强压自己到海滨去观赏的愿望，而现在却再也不能不去看看那些树木，我这就走出家门，穿过布洛尼林园上特里亚农去。这正是林园呈现出最丰富多采的面貌的时刻和季节，这不仅因为这是它被分割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因为那是以另一种方式分割的。即使在那些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空间的开阔地，面对着远处那些有的还保留着夏日的树叶，有的则已经秃光了的黑压压的树群，也还可以看见两行橙红色的栗树，仿佛这是在一幅刚开始落笔的画上，画家唯一上了油彩的部分，其余部分都还没有着色；这两行树把它们当中夹的那条道路伸向阳光灿烂之处，供日后添上的人物偶尔散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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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那是在1913年，离“我”在这里见到希尔贝特那年（1895）已经十八个年头了。
再往远去，有个地方所有的树还都覆盖着绿叶，只有一棵小树，矮壮粗实，顶枝虽截却坚强不屈，迎风摇曳着它那一头难看的红发。还有的地方依然还是五月树叶开始苏醒时那副模样，有一棵白蔹的叶子简直是神了，象一株在冬季开花的红山楂一样满面笑容，打清早起就舒展怒放。这布洛尼林园一时看起来倒象是一个苗圃或者一个公园，为了什么植物学的原因或者是准备过什么节庆，在还没有拔除的同一种树木之间，刚栽上两三种名贵的品种，枝叶怪诞，仿佛是要在它们周围保留点间隙，疏通疏通空气，多留一些光照。就这样，这是布洛尼林园展现出种种特点，将最多的各不相同的部分组成一个复合的综合体的季节。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树木还保留着叶子的那些地方，当早晨的阳光几乎是水平地照射着的时候，这些树木仿佛又变了一种质地，而再过几个钟头，当薄暮来临，阳光象一盏灯从远处向树丛投上一个人造的温暖的反光，使树巅的叶子又发出强光，树木本身则象一支插着它那熊熊燃烧的巅顶的燃不着火的烛台时，这些树木仿佛又变了一种质地。在有的地方，阳光厚得象一层砖，跟饰有蓝色图案的波斯黄瓷砖一样，在空中胡乱涂抹在栗树叶上；在有的地方，树叶向天空伸出它们卷缩的金色的手指，阳光却插到它们与天空之间，把它们分隔开来。在一棵缠着野葡萄藤的树的半中间，阳光嫁接上并且催开了一大束红花，太耀眼，不可能辨别得太清楚，多半是康乃馨的一种变种。林园的各部分，夏季是一片苍翠，那么厚实，那么单调，现在各现本色了。从一些比较开阔的地方，几乎可以看到通向所有各部分的道路，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浓密的叶丛都象一面往日王室的方形红旗一样，标志着通向各部分的道路。我仿佛在一幅彩色地图上看出哪是阿姆农维尔，哪是加特朗草地、马德里、赛马场、布洛尼湖滨。不时出现一些无用的建筑物，什么一个假的山洞啦，挪开树木腾出位置修的或者是在草地软绵绵、绿油油的平台上修的什么磨坊啦等等。可以感觉出来，林园并不仅仅是个林园，它还要适应与树木的生长毫无关系的一些用途；我心里感到的激奋也并不仅仅是由观赏秋色而产生，还出之于别的什么意念。这种愉快之源是我们的心虽然感觉得到却不知其原由，也不领悟这是任何身外之物所不能促其产生的！就这样，我以无法得到满足的温情注视着这些树木，这种温情迈过它们，在我不知不觉之中奔向这些树木每天都要荫庇几个小时的那些漂亮的散步的女子。我向槐树路走去。我穿过一些高大的乔木林，早晨的阳光将它们进行了新的区划，修剪了它们的枝条，把各式各样的树干结合在一起，编组成一个又一个的花束。阳光巧妙地把两棵树拉到一起，借助于它有力的光与影的大剪子，把每棵树的树干和树枝都剪去一半，然后把剩下的两个一半编织在一起，或者构成一根暗影的柱子，两边都是阳光，或者构成一团鬼魂似的光，它那看着别扭、颤动不定的轮廓四周镶嵌着一团黑影。当一道阳光把那些最高的树枝涂抹成金黄色时，它们就象是抹着一层闪闪发光的湿气，刺破整个乔木林浸沉于其间湿漉漉、翠绿色的大气圈，兀然耸立在空中。树木继续凭它们的生命活力活着，就在当它们光秃得没有一张叶子的时候，这生命活力依然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或者是在裹着它们的树干的绿色绒鞘之上，或者是在一直长到杨树顶上、圆得跟米开朗琪罗那幅《创世纪》中的太阳和月亮一样的槲寄生①的白色绒球之中。可是，既然这些树木多年来可说是通过嫁接这种方式，跟那个女子有着共同的生活，它们就叫我想起了那个希腊神话中的山林仙女，想起那个行动矫健，面色红润的美丽的社交女子，当她走过的时候，它们以它们的树枝覆盖着她，使她也跟它们一样，领略这季节的法力；这些树木也叫我想起当我还年轻，还有所信仰的幸福岁月，那时我急切地来到这女性的美的杰作在这不知不觉地当了同谋者的叶丛之间一时展现出来的地方。然而，布洛尼林园的冷杉和槐树（它们比我就要到特里亚农去看的栗树和丁香还要撩乱我心），它们叫我向往的美却并不附着在我身外，并不附着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回忆，某些艺术作品之上，并不附着在门口堆放着金黄色的树叶的爱神之庙之上。我到了湖边，一直走到射鸽场。我心中的完美观，那时我觉得它体现在一辆维多利亚式敞篷马车的高度上，体现在那几匹轻盈得象胡蜂那样狂奔、双眼象狄俄墨得斯用人肉喂养的凶狠的战马那样充血的骏马的精瘦上，而现在呢，我一心只想重新看到我曾经爱过的东西，这个念头跟多年前驱使我到这同样几条路上来的念头同样强烈，我真想再一次亲眼看一看斯万夫人那魁梧的车夫，在那只有他巴掌那么大、跟圣乔治一样稚气的小随从的监视下，竭尽全力驾驭那几匹振其钢翅飞奔的骏马。唉！如今只有那由留着小胡子的司机驾驶的汽车了，站在他身旁的是高如铁塔的跟班。我真想拿到眼前看看，现在女帽是否跟我记忆中那低矮得就跟一个花环那样的帽子一样迷人。现在女人戴的帽子都其大无比，顶上还装饰着果子和花，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鸟。斯万夫人当年穿了俨然象王后一般的袍子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希腊撒克逊式的紧身衣服，带有希腊塔纳格拉陶俑那种皱褶，有时还是执政内阁时期的款式，浅底子的花绸上面跟糊墙纸那样缀着花朵。当年可能有幸跟斯万夫人在玛格丽特王后小道上散步的先生们头上，现在再也看不见有戴灰色高顶礼帽或其他式样的帽子的了。他们如今是光着脑袋上街。眼前这景象中的形形色色的新玩意儿，我简直难以相信它们一个个都能站得住脚，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是否都有生命；它们支离破碎地在我眼前过去，纯属偶然，也无真实可言，它们身上也没有我的眼睛能以象往日那样去探索组合的任何美。女子都是平平常常，要说她们有什么风度，我是极难置信的，她们的衣着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我们心中的一个信念消失时，有一个东西却还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烈，来掩盖我们丧失了的赋予新事物以现实性这种能力——这个东西就是对旧事物的偶像崇拜式的依恋，仿佛神奇之感不生自我们之身而存于这些旧事物之中，仿佛我们今天的怀疑有其偶然的原因，那就是众神都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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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槲寄生为常绿小灌木，茎和叶子中医入药。
我心想：真是可怕！人们怎能觉得这些汽车跟当年的马车一样有气派呢？我也许岁数已经太大了，我可看不惯这么个世道，女人居然裹在都不是用衣料缝成的衣服里。当年聚集在这优雅的红叶丛底下的人现在都已烟消云散，庸俗和愚蠢取代了它们一度荫庇的精巧优美，再到这些树底下来又有什么意义？真是可怕！今天已不复有什么风度可言，我只好以思念当年认识的那些女子聊以自慰了。现在这些人出神地看着那些帽子上顶着一个鸟笼子或者一个果园的怪物，他们又怎样体会到斯万夫人头戴一顶普普通通的浅紫色带褶帽或者仅仅笔直地插上一支蝴蝶花的小帽时是何等迷人呢？在冬日的早晨，我碰上斯万夫人徒步行走，身穿水獭皮短大衣，头戴一顶普普通通的贝雷帽，只插两支山鹑毛，然而单凭她胸口那小束紫罗兰就可以想见她家里是温暖如春——那花开得如此鲜艳如此碧绿，在这灰色的天空、凛冽的寒风、光秃的树木当中，它有着这样的魔力，就是仅仅把这季节和这天气当作一个背景，而实际却生活在人的环境之中。生活在这个女子的环境之中，跟那些在她客厅燃着的炉火旁边、丝绸沙发前面的花盆和花坛当中透过紧闭的窗户静静看着雪花纷纷落下的花儿具有同样的魔力：我那时的情感，又怎能叫那帮人理解？再说，对我来说，光让服饰恢复到当年那样子还是不够。一个回忆当中的各个部分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记忆又保持这些部分在一个整体中的平衡，不容许我们有一丝克扣，有一毫抛弃，所以我都真想能在这些妇女当中哪一位家里度完这一天，面前一杯香茶，在漆着深色的墙壁的套间（就象是这篇故事的第一部分结束的次年斯万夫人住的那一套一样），墙上映照着橙色的火光，炉子里是一片火红，在那十一月的薄暮中闪烁着菊花玫瑰色和白色的光芒，而那时刻就跟我没有能得到我所向往的那些乐趣的那会儿相象——这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的。然而现在，这样的时刻虽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结果，我还是觉得它们本身就含有充分的魅力。我真想重新得到这样的时刻，完全跟我在回忆中的一样。唉！如今已经只有路易十六款式的房间了，四面都是点缀蓝色绣球花釉面的白墙。再说，现在人们都要很晚才从外地回到巴黎来。如果我写信给斯万夫人，请她帮我来把我感到已经属于遥远的岁月、属于已不容我追溯的年代的某些内容（这个愿望本身已无法得到，就如我当年徒然追求的那个乐趣一样无法得到）追补出来的话，她会从乡间的别墅回信，说她要到二月才能回来，那时菊花早已凋谢了。此外，我也真希望依然还是当年那些女子，那些服饰使我感到兴趣的女子，这是因为，在我还有所信仰的岁月，我的想象力曾把她们一一赋予个性，给她们每一个人都编上一篇传奇。唉！在槐树路，也就是《埃涅阿斯纪》中的爱神木路，我倒见到了几位，老了，都只是她们当年风韵的可怕的影子了，她们在维吉尔的树丛中徘徊踯躅，绝望地不知在搜寻些什么。她们都早就离开了，我可还在向那空无一人的小道打听。太阳隐藏起来了。大自然又开始统摄这个林园，把它说成是妇女乐园这种想法早已烟消云散；人工堆砌的磨坊上是一片十足的灰濛濛的天空；风吹皱了大湖，吹起了层层涟漪，倒象是一个真正的湖泊；大鸟迅捷飞越林园，倒象是飞越一个真正的树林，一面发出尖叫，一面纷纷栖息在高大的橡树之巅；这橡树的树冠真象高卢时期德落伊教祭司的花冠，而又以古希腊多多内祭司的权威，仿佛在宣告这已经另作他用的森林已经荒无人烟，这倒有助于我明白在现实之中去寻找记忆中的图景是何等的矛盾，后者的魅力得之于回忆，得之于没有通过感官的感受。我当年认识的现实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只要斯万夫人不在同一时刻完全保持原有的模样到来，整条林荫大道就会是另一副模样。我们曾经认识的地方现在只处于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世界，我们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给它们标出一个位置。它们只是构成我们当年生活的相邻的诸印象中间的一个小薄片；对某个形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而房屋、道路、大街，唉！都跟岁月一样易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