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我首先想到同科尔皮科夫的纠纷；我又咆哮了几声，在房间里跑了几步，但是无计可施；况且，这是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天，照爸爸的嘱咐，我得去拜访他亲自给我写在纸上的那几家，爸爸关心我们的社交关系胜过关心我们的操行和教育。他用潦草的字迹在纸上写道：（一）务必拜访伊万·伊万诺维奇公爵；（二）务必拜访伊温家；（三）拜访米哈伊尔公爵；（四）如果有时间，去拜访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和瓦拉希娜夫人。当然也要去拜访监护人、校长和教授们。
后边这几个人德米特里劝我不必去拜访，他说这不但不需要，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其余的几家，当天都要去拜望。我特别害怕拜访写着务必拜访的头两家。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当过陆军上将，是一个年老、独身的富翁，而我这个十六岁的大学生必须同他发生直接的关系，我推测这种关系对我不可能是愉快的。伊温家的孩子们也很有钱，他们的父亲是个地位很高的文官，外祖母在世时总共只到我们家来过一次。外祖母死后，我发现伊温家最小的那个躲着我们，好像摆起架子来了。伊温家的老大，我听说，已经读完法学课程，在彼得堡供职；老二谢尔盖，就是我一度崇拜过的那个，也在彼得堡，如今又高又胖，成了贵胄军官学校的学生。
我在青年时代不但不喜欢和那些自视比我高的人们来往，由于我经常害怕受辱，而且一心一意想对他们证明我的独立性，这种关系对我说来是痛苦得无法忍受的。然而，如果我不执行爸爸最后一项命令，我就得遵守前面那几项来补偿。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查看放在椅子上的衣服、宝剑和礼帽，正准备出门，格拉普老头儿就带着伊连卡来向我道贺了。伊连卡的父亲格拉普是个俄罗斯化的德国人，说话甜言蜜语，令人难受，他善于阿谀奉承，而且时常喝得烂醉如泥。他到我们家来多半只是求告什么，爸爸有时把他请到书房坐坐，但是从来没有请他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他那卑躬屈膝、死乞白赖的态度同他那种貌似忠厚以及与我们家过从甚密的情况联系起来，使大家以为他对我们全家的眷恋是一种莫大的美德，但是不知怎的我不喜欢他，他一讲话我就替他害羞。
这两位客人的到来使我非常不快，我也不设法掩饰我的厌烦情绪。我一向看不起伊连卡，他也一向认为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可是现在他居然成了和我一样的大学生，这真使我有些不愉快。我觉得，为了这种平等关系，他在我面前好像也有些难为情。我冷冷地和他寒暄了几句，并没有请他们父子坐下，因为我不好意思这样做，以为他们不用我请也会坐下，接着就吩咐套马车。伊连卡是个善良的年轻人，非常诚实，很聪明，然而是一个所谓的“糊涂小子”；他常常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一种极端的情绪：为了一点小事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发怒；现在他好像处在后一种心境中。他一声不响，用怨恨的眼光望着我和他父亲，只有在对他讲话时，他才勉强露出恭顺的笑容。他已经习惯用这种笑容来掩饰自己的一切感情，特别是替他父亲害羞的感情，他在我们面前是不会感到害羞的。
“正是那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对我说，我穿衣服时，他跟着我满屋子转，恭恭敬敬、慢条斯理地在粗粗的手指间玩弄着我外祖母送给他的银鼻烟壶，“我一听见我儿子说您那么出色地考上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您很聪明——我立刻就跑来向您道贺，少爷。要知道，过去我曾经背过您，上帝作证，我像爱亲人一样爱你们，而我的伊连卡也一个劲儿要求来看您。他也和您处惯了。”
这时，伊连卡一声不响地坐在窗前，似乎在端详我的三角帽，并且几乎令人听不见地生气地嘟囔着什么。
“哦，我想问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老头儿接下去说，“我的伊连卡考得好不好？他说，他要同您在一起，因此请您不要把他撇在一边，多照顾他一点，给他出出主意。”
“怎么，他考得好极了。”我回答说。瞅了伊连卡一眼，他感到我的目光盯在他身上，脸就红了，嘴唇不再动了。
“他今儿个可以在您这儿待一天吗？”老头儿说，他带着那么胆怯的笑容，好像很怕我似的，不论我到哪儿，他都紧跟着我，使我时刻都能闻到他浑身那股烟酒气味。我很气恼，因为他使我处于对他儿子虚情假意的地位，因为他分散了我当时从事穿着打扮这项最重要的工作的注意力；尤其是那种紧缠着我不散的浓烈酒味，使我烦恼极了，因此我非常冷淡地对他说，我不能陪着伊连卡，因为我要出门一整天。
“父亲，您不是要到姐姐家去吗？”伊连卡笑着说，不望着我。“我也有事。”我越发恼怒和惭愧了，为了缓和我的拒绝，我连忙说，我今天出门，是为了必须去拜访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伊温家（他们家有那么显赫的地位），而且，涅赫柳多娃公爵夫人一定会留我吃午饭。我觉得，如果他们晓得我要去拜访什么样的大人物，他们就不会紧缠住我了。他们准备走的时候，我请伊连卡下次再到我家来；但是伊连卡只嘟囔了几句，勉强笑一下。显然他再也不会来看望我了。
送走他们以后，我就出去拜访。我早晨就请沃洛佳陪我去，免得我一个人那么不自在。而他拒绝了，借口说兄弟俩坐一辆小马车未免显得太亲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