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内，我打算就我认为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即热情，展开讨论。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干一部分人来说，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不管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但即使在这时，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少让人心烦。接下来的一部分人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健康，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怀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够格的。还有一种感谷之徒，他们俄鬼般地扑向食物，暴饮暴食，并且长得太胖，爱打呼略。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旺盛，对眼前的食物心满意足，直吃到饱嗝连天，他们才会停下来。在人生的宴席前，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好东西也有着相同的态度。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警谷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令人惊讶的是，也许除了暨谷之徒外，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看不起具有良好胃口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因为饥饿所以进食，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俗不可耐，他们从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简单的人，对他们予以鄙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对于我来说，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一种弊病，这种弊病，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但是不管如何，当它产生时，应该尽早地给以医治，而不应该把它作为智慧的更高形式。如果某人喜欢革莓，而另一个则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存在草毒是否好坏的纯粹抽象以及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毒的人比不爱吃草毒的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小例子中是真实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情里也同样是真实的。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欣赏的人，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因为，比起欣赏足球赛，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极好事，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千万别把内省青的忧郁看得过高。
从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专门用来将猪肉转制成最鲜美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一直保持着对猪肉的热情，从而生产了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与我何干？我自己的工作远比任何猪肉有趣和神奇得多。”它拒绝了猪肉，并把工作转向研究自己的内部构造，而一旦天然食物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它越是研究，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地空虚和愚蠢，所有那些进行过美妙运转的部件都纹丝不动了。它不明白，这些机器部件究竟能干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像是对生活保持着热情的人。心灵也是一部奇异的机器，它能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把它获得的材料结合起来，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会变得软弱无力。心灵与制肠机的区别是：由于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发生兴趣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因此心灵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如果事件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因而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会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关注，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审视自己的灵魂时，则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有趣的各类成份被解析和重组成了美妙的，富有教益的形式。
热情的形式是数不胜数的。人们也许会记得，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他把它捡了起来。经过一番打量，他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恋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的兴趣，因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乏味的。在乡间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多少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鸟儿感兴趣，另一个则关心草不，还有的人留心地质地貌，也有的人注意农事庄稼等等。如果你有兴致，那么上述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其它的也一样。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地，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他们才会产生别种感情。再以旅行为例：有一些人将游遍好几个国家，但他们总住在最好的旅馆，吃着与在家中吃的东西一样的食物，约见那些在家中见到的同样的富翁，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豪餐桌上谈的相同。这些人一旦回家，他们唯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大雅新的快乐欢愉。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验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也有益处。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庄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清是极为愉快的。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等所有这类不愉快的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会惊呼：“地震原来如此！”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如果认为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同时，也会失去热情，——但也并非一定如此。我曾经认识一些长年累月受尽折磨的人，但直到临死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对生命保持着热情。有些疾病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一定。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病，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那些能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药片。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得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以便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均感兴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全无兴趣。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它有时也许会变得极端专门化。鲍洛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位失去了可爱的妻子，曾因此一度感到生活无聊之极的《拉大格罗晔中的人物。但他开始迷上了菜罐和条箱上的中文说明，通过一个法籍中国人在语法方面的帮助，并因之学会了中文之后，他渐渐地能够阅读这些标志了。这样，他在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乐趣，虽然他从没有把习得的中国知识用于其它目的。我曾经认识一些人，他们专心致志地致力干搜寻一切有关诺斯替教②的旁门左道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主要乐趣便是整理。校正霍布斯③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想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教人都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引发出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单调、沉闷中解脱出来。但是，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是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因为它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时光，并且总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也许会在某一天全部理解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的特殊事物，因此感到兴味索然。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列举的不同进餐者当中，包括了我并不打算赞赏的蓬谷之徒。读者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前此赞不绝口的充满热情的人，与婆餐之徒并无界线分明的不同。现在，我们得开始对这两种类型加以明确的区分了。
众所周知，古代人把谦逊看作一种美德。在浪漫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这种观点被许多人遗弃了，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得到了赞美，哪怕这种激情是毁灭性的、反社会的，正象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一样。然而，古人显然是对的，在完美的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任何一种活动都不能被推至极端，以至于其它活动都开展不了。塑谷之徒放弃其它一切快乐，只追求食欲的满足，这样他们的生活中总的幸福便减少了许多，不仅吃喝的快乐会犯这种过度的毛病，其它的快乐有时也有这种情况。约瑟芬皇后在服装方面就是一个暨谷之徒。起初，拿破仑虽然对之颇有微词，但还是为她付帐，最后，拿破仑不得不告诉她必须学会节制，他以后只能为她付合理帐单。当约瑟芬收到一张帐单时，首先是感到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地想出了一条计策。她找军事大臣，要求从军事款中间为她付清这笔帐。军事大臣惧怕皇后革去自己的军职，所以只好照办不误，结果法国因此失去了热那亚。有些书便是这么说的，虽然在此我不想证明这故事的真实性。不管这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夸张的，但它足以向我们表明，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她会走得多远！嗜酒任和慕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子。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于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的要求相一致，与我们钟爱的人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能使人无止境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至于超过限度，有些则不然。试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限制这一强烈的爱好。但如果他有妻有几，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即使嗜酒狂和委琐之徒没有社会的约束，从注重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来，他们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人的健康的要求背道而驰，短暂的快乐只能留下无尽的痛苦。任何不同的嗜好，如果不让它成为痛苦的根源的话，就必须让它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的东西就是：健康；对自身才能的总看法；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抚养妻儿老小；等等。一个人，如果为了下棋便牺牲了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从根本上说，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但我们对这样的棋迷并没有严加责备，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而且只有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能会迷恋如此高深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被运用于这些事情上，这种准则认为，一个白天干活时也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下棋而搁下工作的棋迷便是无节制的表现。据书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但是到颁奖那一天，他却沉迷于一盘棋，竟然决定不会出席授奖仪式。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获得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如果一个小人物这么做，那或许就是一件傻不可言的事了。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哪怕遗下的妻子儿女们身无分文、无以度日，也是不受谴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或发明而埋头干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他没有从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把他说成是一个怪人。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事业中，没有谁能事先知道成功和失败。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干年内，一个追求圣徒式的生活而抛下家庭不管的人备受人们的称赞，虽然时至今日，人们觉得他还应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感餐之徒与胃口健全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差距。一个过分发展了单一欲望的人，往往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恐惧。这种情形在嗜酒狂那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人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幽灵般的恐惧，他们是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快乐的。正如传说中的一位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嗜好的过度和单一的典型。在这种嗜好中，被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酗酒的方式获得的忘却，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获得的忘却是截然不同的。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朋友，也是为了摆脱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他的忘却却得自于一种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种形式的躲避之外，其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值得提倡。那些通过酗酒、赌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无益的快乐来忘却的人，往往事与愿违。确实，还有种种中间的情形。如果一个疯狂的人感到生活无聊之极，他上飞机或山顶去冒险，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如果他的冒险是为了某个公共利益目标，我们应该敬佩他；但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把他看得略胜于赌徒和酒鬼了。
真正的热情，不是那种实际上寻求忘却的热情，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们对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他们不停地以热烈的情感追求着知识，当然，这种知识不是那种学者式的知识，而是那种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体健康，小动物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着这种热情。一只被关在陌生房子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也没有闻到一丝毫老鼠气味。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而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快乐，如果他的自由没有受到不适当的限制的话。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自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原始人一旦感到饥饿，便会去打猎充饥，这当然是受着直接的冲动的摆布。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的冲动的驱使，这一冲动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冲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当下就会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志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早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吃完早饭，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光临，只有工作才是解救这一未来饥饿的手段。冲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那儿，甚至集体的活动（如果确实有这种活动的话）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作战时，锣鼓声便振起军威、激起斗志，激励着全体成员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冲动则不能这么对待。当一列火车必须于某一时刻启动时，人们不能用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驾驶员和信号工。他们必须做着各自的工作，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冲。动，而仅仅着眼于活动的报酬。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同样的弊端。人们相互交谈，并不是出于任何交谈的愿望，而只是为了从合作中获得原先期待的最后的益处。在生活中，文明人的冲动时刻面临着束缚：一个人偶然感到欣喜，他不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而当他感到悲哀时，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哭泣流泪，以免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受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司内遭到约束。所有这些，由于不断的束缚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因而都使得热情无法维系。尽管如此，如果不对自发的冲动加以某种程度的约束，一个文明社会便不可能存在，因为自发的冲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为了排除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拥有一种他感兴趣的工作。从统计数据来看，所有的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其健康状况都得到了稳步改善，但个人的精力是否如此，则难以定论。不过，我怀疑现在的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以前的一样强壮。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我不准备在此对它作深入的探究，然而它也有个人的或心理的一面；对于后者，我们已在有关疲劳的章节中作了探讨。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拼命地维持着自己的热情，而有一些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挣脱出来后，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热情比起必要的工作来，需要更为充分的精力，并且这又反过来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对此，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更多的讨论。
在女子那儿，虽说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她们的热情被一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往往认为，女子对男子抱一种明显的兴趣是可恶的，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多的活力也不怎么受人欢迎。为了学会不对男人感兴趣，她们常常学会了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或者除了某种正当的行为外，不对任何其它行为感兴趣。教导一种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种自我专注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尤其如此。他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抱着一种一本正经的态度，对女人，则在暗中抱着敌视的态度。她们深信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加体面和规矩。她们自我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她们对同胞的冷漠无情，在她们看来，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与女人相关的长期承袭下来的道德说教。但是，作为压抑制度的令人同情的牺牲品，她们并没有能够认识到那种制度的罪恶性，对这种女人来说，所有的不慷慨是美德，所有的慷慨反而是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从事着那种扼杀快乐的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她们则偏爱压迫性的法规。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见，但比起那些生活在解放了的圈子里的人所主张的目标来，差距还很大。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儿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种意识从根本上包含着对生活的热情的无情摧残。他会发现，这一切的结果是心胸狭窄，气度偏狭。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合理的女子美德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对于女人正如对于男人一样，热情是幸福和健康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