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敖，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党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