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母亲又去监狱看了巴威尔。

当母亲在监狱办公室和巴威尔分别的时候,觉得手里有一个小纸团。

说也奇怪,她好像被纸团烧痛了手心似的颤抖了一下,她急忙用请求和询问的目光朝儿子脸上望了望,可是却没得到答案。

只见他淡蓝的眼睛里依旧带着那种她所熟悉的、和平时一样的、沉静而坚定的微笑。

“再见!”母亲叹着气说。

儿子又和她握手,在他脸上掠过了一种很关切的表情。

“再见了,妈妈!”

她握着他的手不放,似乎是在等待。

不要担忧,不要生气!”他安慰着可怜的母亲。

她终于从这句话里和他额上那固执的皱纹里得到了回答。

“唉,你怎么啦?”她低下头来,含含糊糊地说。“那有什么……”

母亲快步走出去,不敢再看他,因为眼睛里的泪水和颤动的嘴唇,已经不能再掩住她的感情了。

一路上她总觉得,她那只紧攥着儿子的回答的手,骨头都疼了,整个手臂非常沉重,就如同肩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似的。

回到家里,她迅速地把纸团塞在尼古拉的手里,站在他面前等待着,当他展开捏紧了的那个纸团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了希望的颤动、喜悦的奔涌……

可是尼古拉说:

“这是当然的!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决不逃走!同志们,我们不能逃走。我们里面的人谁都不愿意。这会失去对自己的尊重。请你们注意那个最近被捕的农民。他应该受到你们的照顾,同时也值得为他花费气力。他在这里是非常困难的,每天都跟吏冲突,已在地穴里关了一天了。他们在折磨他。我们大家都请求你们照顾他。安慰我的妈妈。请你们跟她说明,她一切都能理解的。’”

母亲抬起头来,轻声却发抖地说:

“嗯,何必要跟我说明,我懂!”

尼古拉很快地扭过脸去,拿出了手帕,大声擤了一下鼻子,含糊不清地说:

“我伤风了……”

接下来,他两手遮着眼睛,整了整眼镜,在室内走着说:

“看,我们反正是赶不及……”

“不碍事!让他们受审吧!”母亲说着皱起了眉头,只觉得心中充满了沉重的、模糊的忧伤。

“我刚才接到了彼得堡一个同志的信……”

“就是到了西伯利亚,他仍然能逃出来的,……能逃吗?”

“当然能啊!这个同志说,案子马上就可确定了,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看见了吧?这些渺小的骗子把他们的审判变成了最庸俗的悲剧。您要懂得——判决是在彼得堡拟定的,在审判之前……”

“别再说这事儿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插上了嘴。“不必安慰我,也不必和我说明。巴沙是不会错的。他不会让自己和别人白白地受罪。他爱我,那是绝对的!您看,他是在挂念着我。他是在挂念着我。他不是写着——请您安慰她,对她说明,不是吗?……”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大脑因为兴奋而眩晕起来。

“您的儿子真是个好人!”尼古拉用异乎寻常的高声夸赞着。“我十分尊敬他!”

“那么,我们想一想雷宾的事儿吧!”母亲提醒。

她想马上应做一些事情,或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疲乏为止。

“对,好的!”尼古拉边踱边答。“应该通知东馨卡……”

“她会来的,我去看巴沙的日子,她总要来的……”

尼古拉满脸沉思地垂下了头,咬着嘴唇,捻着胡子,坐在母亲身旁。

“可惜姐姐不在这里……”

“趁巴沙没有出来之前干吧,——一定会使他很高兴!”

母亲建议。

两个人都沉默了……

突然母亲慢慢地低声问: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愿意呢?……”

尼古拉猛地站了起来,可这时门铃正好响了。

他俩立时警觉地互相对望了一下。

“是莎夏,唔!”尼古拉低声说。

“该怎么对她说尼?”母亲悄悄地问。

“是啊,要知道……”

“她太可怜了……”

门铃又响了一次,这次比上次声音好像低了,仿佛门外的人也在犹豫。

尼古拉和母亲不由自主地同时往外走,可是当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却后退了一步,对母亲说:

“最好您去……”

“他不同意?”母亲替她开门的时候,姑娘断然而又直接地问。

“嗯。”

“我早知道了!”莎夏很随便地说,可说话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她很快地解开了外套的钮扣,然后又重新扣上两个,想把外套从肩上脱下来,可是脱不下来。于是,她说:

“又是风,又是雨,——真讨厌!他身体好吗?”

“好。”

“身体很好,很快活。”莎夏望着自己手,低声发话。“她写了个字条,要我们设法让雷宾脱狱呢!”母亲说着,但目光并不注意她,仿佛在躲着什么。

“是吗?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娘慢慢地说。

“我也这样想!”尼古拉出现在门口。“您好?莎夏!”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计划大家都赞成?……”

“可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在忙……”

“让我去吧!”莎夏站起身,很干脆地说。“我有时间。”

“您去干吧!可是要问问其他同志……”

“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用纤细的手指很有把握地重新扣上外套的钮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劝道。

莎夏轻轻地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对母亲说:

“不要紧,我不累……”

她接着便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手,又像平常那样冰冷而凛然地走了出去。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子前,目送了姑娘走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子旁坐下,动笔写起来。

“她干着这样的工作,心里或许可以舒服些!”母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当然!”尼古拉扭过脸来望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关心地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体验过吧,——想念爱人的烦恼,您恐怕是不知道的吧?

“嗨!”母亲把手一摆,高声回答。“那里有这样的烦恼呢?

从前我们只是害怕,——最好不要嫁人!”

“真没有过您喜欢的人?”

她回想了一下,说:

“记不起来了。哪会没有喜欢的人呢?……一定有过的,可是,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老喽!”

母亲瞥了他一眼,简单地,带着几分惆怅地总结说:

“被丈夫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嫁他以前的一切人和事,好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多少年的事了……”

他听着又转过脸去。

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尼古拉亲热地望着她,轻声说起来,仿佛用言语爱抚自己的回忆。

“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爱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爱她,老实说,现在还 是爱她!跟从前一样地爱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陽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爱的!”母亲内心充满爱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温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革命家的精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革命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 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府还 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 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搓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