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彼得堡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有三位太太: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另一位是大胡子商人,第三位是穿着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一脸怒气的官员,显然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两位助手伏在桌上写东西,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极佳,一向讲究文具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稍稍眯缝起眼睛,气冲冲地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道:

“您有什么事?”

隐约可见的微笑使律师那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往两边分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点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对方的脸,看到他那双灰色、聪明的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明白似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明白了。但是,他有一些宗教上的需求,妨碍他采用这种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既然决心已下,他就用自己那尖细的声音继续说,他没有胆怯,也没有口吃,并且在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同公开审判,但是俄国公开审判的一些具体做法,由于他熟悉上层社会的种种内情,他并不完全赞同,而且他以对最高当局核准的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加以反对。他的一生都是在行政活动中度过的,因此,当他不赞同某件事时,他会承认错误是难免的,而且可以得到纠正,这样一来,他的不赞同态度就会缓和。他不赞成新的审判制度中有关使用律师的条款。他至今没有与律师打过交道,所以只是在理论上不赞同使用律师,而现在,他在律师接待室得到的不愉快印象,加强了他的不满。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便继续说下去,只是偶尔看一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现出红斑的脸。

然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烦意乱,未能马上明白双方承认通奸是否合理,因此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不解的神色,这时律师立即就向他解释:

提到信件,律师紧闭双唇,发出一种尖细的、深表同情而又轻蔑的声音。

律师那对灰色的眼睛极力克制住笑意,但是由于止不住的兴奋而转动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这不只是一个接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快乐,这里还有胜利和狂热,一种他在妻子眼睛里看到的可怕的闪光。

律师矮墩墩的身材,秃顶,留着深褐色的大胡子,长有两道浅色的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穿着入时,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都很漂亮,像个新郎。他那张脸机灵而粗鲁,服装时髦,但是俗气。

律师低下眼睛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他觉得自己那克制不住兴奋的模样可能会得罪当事人。他望了望从自己鼻子前飞过的飞蛾,挥了一下手,出于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地位的尊重,他没有把它抓住。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又悄悄地抓了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会有上好的面料做窗帘了!”他皱起眉头,心里想。

助手接过名片,显然对名片的内容不感兴趣,径直朝门里走去。

“马上就出来,”助手说。果然,过了两分钟,门口出现了刚与律师商谈过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那就要归入下列情况:夫妇中有一方与别人通奸,而且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没有经双方承认,是被偶然发现的。应该说,后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很少碰到,”律师说,同时匆匆地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然后就不作声了,就像一个卖枪的人,描述了某种武器的好处之后,等待顾客作出选择。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不作声,因此,律师继续说:“我认为,最通常和最简单的合理做法是双方都承认通奸的事实。要是跟一个智力不发达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那么麻烦您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尊地说,知道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过一个星期。关于您是否愿意办理这件事以及有哪些条件,请劳神给我一个答复。”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接着,他闷闷不乐地把卡列宁让进屋里,随后关上了门。

“请注意,”他开始说。“正如您所知,这类事情是由宗教部门解决的;大司祭们对这类事情喜欢追根究底,”他带着一种对大司祭们的兴趣表示同感的笑容说。“毫无疑问,信可以作为部分的证明,但是罪证应该由直接途径获得,也就是要有证人。总之,要是我有幸得到您的信任,那就让我选择应该采用的方法。谁要想达到目的,那他就得采用各种手段。”

“请坐!”他指指放着文件的写字台旁的圈椅说,自己则在主位上坐下,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搓着短短手指上长着白汗毛的小手。他刚按这样的姿势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伸出双手,抓住蛾子,然后又恢复原先的姿势。

“要是我不能保守当事人告诉我的秘密,那我就不是律师。要是您需要证明……”

“要是您给我完全的行动自由,这完全可以办到,”律师答非所问。“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消息呢?”律师问,同时朝门走去,他的双眼和脚上的漆皮靴子闪闪发亮。

“虽然法律上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大体上我也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我希望了解在实际上办理这类事情采取的形式。”

“根据我国的法律,离婚,”他用一种不很赞成俄国法律的口吻说,“像您了解的那样,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能……等一等!”他对把头探进门来的助手说,然而他还是站起来,说了几句话,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在下列情况下:夫妻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不通音讯,”他弯起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词时显然带着满足的神情)。可以再分成这样(他继续弯起其余几个短粗的手指,虽说这些情况和再分显然是归不到一起的):丈夫或者妻子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者妻子一方与别人通奸。”五个手指都弯了起来,于是他把手指都伸直,继续说:“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您是来向我了解实际运用的情况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因此,根据先例,我应当向您报告,所有的离婚案件实际上都可以归入下述情况:据我估计,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是因分离而音讯不通吧?……”

“是的,正是如此,不过我必须事先告诉您,我恐怕会浪费您的精力。我来只是先同您商量一下。我想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形式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不采用法律手段。”

“我知道您和您从事的有益活动。”他又抓住一只飞蛾。“这是所有的俄国人都知道的,”律师躬着身子说。

“我真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成了受骗的丈夫,我希望根据法律中断我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离婚,条件是儿子不能留在母亲身边。”

“我有事找律师。”

“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继续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请求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您要我,”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不无得意地仿效自己当事人说话的腔调,“把那些可能实现您愿望的办法向您陈述吧?”

“您要我协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您知道我的姓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律师正忙着,”助手用笔指着等候的人们,严厉地说,然后又继续写东西。

“很好。”

“对我的情况而言,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采取:我手中掌握着一些信件,可以作为偶然被发现的罪证。”

“如果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脸色发白,话刚开了头,不料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朝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走去。

“夫妻两人不可能再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事实。要是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关紧要了。而且这是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方法。”

“在讲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诧异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我必须指出,我要跟您谈的事必须保密。”

“噢,这没问题,”律师说,“这总是由您决定。”

“告诉她,我们不是在卖廉价商品!”他说,然后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边。

“他能不能挤出点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闲时间,他一直很忙。请您等着。”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当事人送到门外,然后独自沉浸在愉快的心情之中。他是那么快乐,以致他破例对那个讨价还价的妇人作了让步,也不再抓飞蛾,最后决定下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必须用丝绒重新包钉家具,像西戈宁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