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抽象观念看修道院

本书是部惨剧,主角是无限。

人是配角。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一座修道院,我们就应进去。为什么?因为修道院东西方都有,古今都有,异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有,是人类观测无限的一件光学仪器。

这里决不是无限制地发挥某些观念的地方;但我们一面绝对有所保留、有所节制、甚至有所愤慨,一面不得不说,每当我们在人的身上遇到无限,不管理解不理解,我们都感到尊敬油然而生。在犹太教的圣殿、清真寺、佛塔、印第安人的茅屋中,都有我们憎恶的丑恶一面,也有我们崇拜的崇高一面。对精神而言,是何等的瞻仰,又是无尽的沉思!这是天主投在人墙上的反光!

二、从历史事实看修道院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看,修道生活应被禁止。

一个国家,如果修道院过于繁盛,就会成为交通的妨碍,占地过多的设施,在需要工作中心的地方却出现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之于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等于橡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肿瘤。它们的繁荣和臃肿造成国家的贫困。修道制在文明开始时是好的,通过精神去抑制暴力是有用的,而在民族到了成熟期就变得有害。再说,当它衰退,进入紊乱时期,由于它继续起表率作用,在纯洁时期有益于人的种种理由反倒使它变得有害了。

入院修道已经过时。修道院对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是有用的,却妨碍它的生长,有害于它的发展。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校和方式,在十世纪时是好的,在十五世纪时受到争议,在十九世纪就受到憎恶了。修道的麻风病将两个杰出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蚕食得只剩下骨骼了,而多少世纪以来,其中一个国家是欧洲的智慧,另一个是欧洲的光辉,在现时代,这两个卓越的民族由于一七八九年有力的保健治疗,开始痊愈。

修道院,特别是古代的女修道院,像本世纪初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继续出现的那样,是中世纪一种最可悲的产物。修道院,上述那种修道院,集各种恐怖之大成。地道的天主教修道院,充满了死亡的黑光。

西班牙修道院尤其阴森可怖。巨大的神坛像主教座堂一样,高耸在黑暗中,在烟雾弥漫的拱顶和暗影朦胧的穹顶下;巨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十字架,用铁链吊在黑暗中;巨大的象牙基督,赤裸地陈列在乌木上;不仅血迹斑斑,还鲜血淋漓;既丑陋又崇高,手肘露出骨头,髌骨露出皮肉,伤口血肉模糊,戴着银荆冠,钉着黄金钉子,额角上淌下红宝石的血滴,眼睛里噙着钻石眼泪。钻石和红宝石好像湿漉漉的,引来戴面纱的妇女在底下的阴暗处哭泣,她们身上被苦衣和铁刺鞭折磨得伤痕累累,乳房被柳条兜压瘪;膝盖被祈祷磨破;这些女人自以为嫁给了天主;幽灵似的人自以为是天使。这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有爱吗?没有。她们活着吗?没有。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的。她们在面纱下的呼吸,好像死亡难以形容的悲惨气息。修道院长像一个鬼魂,既使她们神圣化,又使她们恐惧。洁白无邪又咄咄逼人。西班牙的旧修道院就是这样。这是可怕虔诚的巢穴,处女的洞穴,凶残的所在。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更甚于罗马。西班牙修道院是最好的天主教修道院,有东方气息。大主教作为天国的总管,监视并锁上供天主享用的灵魂后宫。修女是姬妾,教士是阉奴。狂热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附在基督身上。晚上,俊美的赤身裸体的年轻男子走下十字架,成为销魂的对象。修女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由高墙隔断一切生活的欢乐。往外瞥一眼就是不忠。地牢代替了皮袋。在东方是投进海里,在西方是投入地下。两边的女人都在挣扎;有人被投入波涛,还有的被投入墓穴;这边是淹死,那边是埋葬。可怕的并行不悖。

今日,那些厚古的人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便一笑置之。流行一种简单而古怪的方法,就是取消历史的披露,贬低哲学的评论,省略一切令人困惑的事实和含混的问题。灵巧的人说:“可以夸大其辞的材料。”愚笨的人重复说:“夸大其辞。”让-雅克·卢梭夸大其辞;狄德罗夸大其辞;伏尔泰对卡拉斯、拉巴尔和西尔旺[1]是夸大其辞。不知道是谁最近发现塔西陀[2]夸大其辞,尼禄是受害者,肯定要同情“可怜的霍洛菲尔纳[3]”。

然而,事实不易颠倒,而且颠扑不破。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法里的地方,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这是中世纪的遗物,如今大家手边都有这种材料,那是在维莱尔修道院旧院子的草坪中央,还有在迪尔河边,有四个石头黑牢,半在地下,半在水中。这是“地牢”。每个地牢都有铁门的残片,一个粪坑,一扇装铁栅的通气窗,这扇窗在外边离河水有两尺高,里面离地面六尺高。四尺深的河水沿着墙流淌。地面总是潮湿的。关在地牢里的人以这片湿地为床。在其中一个地牢里,墙上还固定着一段枷锁;在另一个地牢里,可以见到一个方匣,由四片花岗岩做成,因过短而不能躺下,过低而不能坐起来。里面放人,再盖上石板。事实如此,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地牢,这些黑牢,这些铁挂钩,这些枷锁,这扇在河水上的高通气窗,这个像棺材一样盖着花岗岩的石匣,所不同的是,死者却是个活人,地面是烂泥,还有粪坑和渗水的墙壁。多么夸大其辞啊!

三、什么情况可以尊重往昔

修道生活像西班牙和西藏存在的那样,对文明是一种肺病。它将生命戛然而止。很简单,它使人口减少。进入修道院,等于阉割。它在欧洲成为祸害。此外还要加上对良心司空见惯的戕害,强迫许愿修行,依附于修道院的封建制,将家庭过剩的成员投入修道生活的长子制,上文所说的凶残行为,地牢,禁口缄言,头脑封死,多少不幸的智慧因终身许愿而被打入地牢,穿上道袍,心灵被活生生埋葬。个人的折磨还要加上民族的衰落,不管你是谁,面对道袍和面纱这两样人为的尸衣,你会感到发抖。

但在十九世纪中期,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修行的思想竟不顾哲学和进步继续盛行。还在招募苦修者的怪现象,此刻使文明世界惊讶。陈旧的机构顽固地延续下去,就像有哈喇味的香水还要往头发上抹,臭鱼还要让人吃,童装还要硬穿在成年人身上,尸体还要温柔地拥抱活人。

“忘恩负义!”衣服说,“天气恶劣时我保护过你。为什么你不想再要我?”“我来自大海,”鱼说。“我曾是玫瑰,”香水说。“我爱过你,”尸体说。“我教养过你,”修道院说。

对此只有一个回答:那是往事。

幻想已逝的事物万古长存,将人的尸体涂上香料保存下来,恢复摇摇欲坠的教条,给圣徒遗骸盒涂上金漆,将修道院粉刷一新,将圣骨盒重新圣化,重新粉饰迷信,给宗教狂热加油,给圣水刷和军刀换上新柄,重新确立修道生活和黩武主义,相信通过增加懒汉能拯救社会,把往昔强加给当今,这看来是怪事。但这种论调却存在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却是才子,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将所谓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祖宗、古代权威、神圣传统、合法性、宗教这层涂料抹在往昔之上;他们一面走一面叫:“瞧啊!拿去吧,正直的人。”这种逻辑古人已经熟知。古罗马肠卜僧运用过。他们给一头牛犊涂上石灰,说道:“它是白色的。Bos cretatus.[4]”

至于我们,我们处处尊重而且宽容过去,只要它承认寿终正寝。倘若它想活下去,我们就攻击它,竭力消灭它。

迷信、虔诚、伪善、偏见,这些幽灵,尽管成了幽灵,却坚持活着,虽化为青烟,却张牙舞爪;必须紧抱住它们,向它们开战,决不停息,因为注定要永远同幽灵搏斗,这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但很难扼住鬼魂的咽喉,把它打败。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一座修道院,就是对抗阳光的一大群猫头鹰。在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圣地,修道院抓住苦修不放,罗马在巴黎得到发展,这是时代错误。一般年代里为了消除时代错误,只要确定年份就行了。但我们不是在一般年代。

让我们战斗吧。

让我们战斗,但要区别对待。真理的本质,就是永远不要过度。真理有什么必要夸张呢?有的东西必须摧毁,有的东西只消辨明和正视。善意而严肃的审查,具有何等的力量啊!足够亮的地方,不必送去火焰。

因此,既然已是十九世纪,各国人民,在亚洲和欧洲,在印度和土耳其,一般说来,我们都反对出家苦修。说起修道院,就等于说沼泽。沼泽中易于腐烂是显而易见的,停滞不动有碍健康,物质发酵传染热病,使人孱弱;修行的人递增,给埃及造成创伤。这些国家的苦行僧、和尚、隐修士、隐修女、僧人、苦修士,大量繁殖,如蚁如蛆,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话虽如此,宗教问题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神秘的、近乎可怕的方面;请允许我们注视一下。

四、从本质看修道院

一些人聚集起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呢?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呢?凭一切人都有开门和关门的权利。

他们闭门不出。凭什么权利呢?凭自由来去的权利,连带呆在家里的权利。

他们呆在家里做什么呢?

他们低声说话;他们低垂眼睛;他们干活。他们弃绝人世、城市、肉欲、欢乐、虚荣、骄傲、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衣。他们都不拥有任何财产。入院的人由富变穷。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大家。所谓贵族、绅士和老爷的人,和农民一律平等。人人的修行室都是一样的。人人都要削发,穿同样的道袍,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同样的草垫,死在同样的灰堆上。背着同样的袋,腰扎同样的绳。如果规定赤脚走路,人人便都跣足走路。里面可能有个亲王,亲王也和别人有同样的影子。再没有称衔。连家族称号也消失了。他们只用名字。洗礼的名字一律平等,人人都得对之屈膝。他们消除了骨肉之亲,在修道院里建立起精神之亲。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救助穷人,护理病人。他们选出共同服从的人。他们以兄弟相称。

您止住我,大声说:“这正是理想的修道院!”

只要有那样的修道院,就应该引起我的重视。

因此,在上一卷中,我尊敬地谈论一座修道院。除开中世纪,除开亚洲,暂且不谈历史和政治问题,从纯粹哲理的观点看,撇开剑拔弩张的论战手段,只要修道院绝对坚持自愿,只关着同意入院的人,我就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有时还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修会。凡是有团体的地方,就有村镇;凡是有村镇的地方,就有权利。修道院是平等、博爱观念的产物。噢!自由多么伟大!转换多么壮丽!自由足以把修道院改变成共和国。

继续谈下去。

但是这些男人,或者这些女人,呆在这四堵墙里面,穿着棕色粗呢袍子,他们是平等的,互称兄弟;这很好;可是他们还做别的事吗?

是的。

做什么?

他们注视幽冥,双膝跪下,双手合掌。

这意味着什么?

五、祈祷

他们祈祷。

祈祷谁?

天主。

祈祷天主,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外有无限吗?这无限是一体、内在的、永恒的吗?既然是无限,就必然是物质的吗?如果物质缺乏了,无限就终止吗?既然是无限,就必然有智慧吗?如果智慧缺乏了,无限就结束吗?既然我们只能赋予自身以存在的观念,这无限能在我们身上唤起本质的观念吗?换句话说,无限是绝对,而我们是相对吗?

我们之外有无限,与此同时,我们身内就没有无限吗?这两个无限(多么可怕的复数啊!)不是重叠吗?是否可以说,第二个无限是在第一个无限的下面吗?它不是另一个无限的镜子、反映、回声、共有一个中心的深渊吗?这第二个无限也有智慧吗?它有思想吗?它会爱吗?它有愿望吗?如果两个无限都有智慧,它们每一个都有意愿的本原吗?在上面的无限中有一个自我,正如下面的无限有一个自我吗?下面的自我是灵魂;上面的自我是天主。

通过思想,将下面的无限和上面的无限接触,这就叫做祈祷。

决不要抽走人类精神的任何东西;取消是坏事。必须改革和改变。人的某些能力趋向未知;如思想、沉思、祈祷。未知是个海洋。良心是什么?这是未知的罗盘。思想、沉思、祈祷;这是巨大而神秘的光芒。让我们尊重它们。心灵发出的这些辉煌的照射投向哪里?投向黑暗;也就是投向光明。

民主的伟大,这是什么也不否认,对人类的一切都不否认。在人权旁边,至少在人权之外,还有心灵的权利。

摧毁狂热,尊重无限,这是法则。我们不要限于匍匐在造物之树下面,瞻仰挂满繁星的巨大树枝。我们有一个责任:为人类灵魂而努力,捍卫神秘,反对奇迹,崇拜不可知而抛弃荒诞,在不可解释的事实方面,只接受必然,净化信仰,排除宗教上面的迷信;清除天主周围的败类。

六、祈祷的绝对善

至于祈祷方式,只要真诚,都是好的。把你的书翻过来,那就处在无限中。

我们知道,有一种哲学否认无限。也有一种哲学否认太阳;按病理学分类,这种哲学叫失明。

创造出一种我们的真理之源中所没有的感觉,这是盲人的一种出色把握。

奇怪的是,这种摸索哲学,面对注视天主的哲学,采取的是高傲、超然和怜悯的神态。似乎听到了一只鼹鼠在叫:“他们用太阳来炫耀,真叫我可怜!”

我们知道,有一些著名的、能干的无神论者。说实话,他们被自身的能力拉回到真实中来,并不肯定是无神论者,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无论如何,即令他们不信天主,作为有才智的人,他们证实了天主存在。

我们把他们作为哲学家来致敬,同时无情对待他们的哲学。

继续议论下去。

也有值得赞叹的,就是空话连篇,易如反掌。北方有一个思辨学派,笼罩在雾蒙蒙中,以为用意志一词取代力量一词,在人的悟性上进行了一场革命。

说“植物愿意”,而不说“植物生长”;如果加上一句“宇宙愿意”,那就确实丰富了。为什么?因为从中可以得出:植物愿意,它就有一个自我;宇宙愿意,它就有一个天主。

至于我们,我们和这个学派相反,决不排除先天的知识,这个学派接受的植物中有意志,在我们看来,较之它所否认的宇宙中有意志,更难令人接受。

否认无限的意志,也就是天主,亦即等于否认无限。我们已经阐明过了。

否认无限直接导致虚无主义。一切变成了“一个精神概念”。

同虚无主义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因为虚无主义必然怀疑对话者存在,连自身存在也不能肯定。

从它的观点看,可能它自身也是一种“精神要领”。

不过,它没有看到,只要说出这个词:“精神”,他就一古脑儿接受它否认的一切。

总之,一种将一切归结为单音字“无”的哲学,在思想上是无路可走的。

对于“无”,只有一个回答:“有。”

虚无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什么虚无。零并不存在。一切就是某样东西。无,即什么也不是。

人生存有赖于肯定,超过有赖于面包。

观察和指出,这还不够。哲学应该是一种力量;它应以改善人为努力方向和结果。苏格拉底应当进入亚当体内,生育出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5];换句话说,就是把享乐的人变成明智的人。把伊甸园变成书院。科学应该是一种补药。享受是多么可悲的目的,多么微不足道的志向!粗鲁的人要享受。思想,这是心灵的真正胜利。让思想给人解渴,将天主的概念当作琼浆玉液提供给大家,让良心和科学结成兄弟,通过这种神秘的对照,使他们成为正义的人,这就是真正哲学的职能。道德是真理的充分发展。瞻仰导致行动。绝对应该是可行的。理想对人的精神必须是可以呼吸的,可饮可食的。理想有权利说:“拿去吧,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智慧是一种圣餐。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智慧才不再是对科学无结果的爱,变成人类惟一和至上的联结方式,并从哲学升华为宗教。

哲学不应是建筑在神秘之上的普通的突出部分,以便自由自在地观察神秘,除了满足好奇,没有别的结果。

以后有机会再来发挥我们的思想,我们只限于说,如果没有信仰和爱这两种动力,这两种力量,我们就不能理解人作为出发点,进步作为目的。

进步是目的;理想是典范。

理想、绝对、完美、无限;这是同义词。

七、责备要谨慎

历史和哲学有永恒的责任,同时这又是普通的责任;抨击大祭司该亚法[6]、法官德拉孔[7]、立法官特里马西翁[8]、皇帝提拜尔[9];这是清楚、直接、明晰的,没有任何晦涩之处。但是,离群索居的权利,即使有不利和弊端,也要得到确认和宽待。聚居苦修是人类的一个问题。

提起修道院,这既谬误又无邪,既迷误又有善意,既无知又忠诚,既受折磨,又殉难得道的地方,几乎总要又说是,又说不。

一个修道院,这是一个矛盾体。目的是得救;方法是牺牲。修道院,这是以最高的献身为结果的最高的自私。

弃位是为了统治,好像是修道制的格言。

在修道院,受苦是为了享乐。从死神那里换取一张期票。以尘世的黑夜贴现上天的光明。在修道院,因生前赠与进入天堂,才接受地狱生活。

戴上面纱,穿上道袍,是以永生来支付的自杀。

对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觉得嘲笑不合时宜。不管好坏,其中一切都是严肃的。

正义的人皱起了眉头,但决不会苦笑。我们懂得愤怒,可是不懂得邪恶。

八、信仰,法则

再说几句。

当教会充满阴谋诡计时,我们谴责它,我们蔑视觊觎俗权的教权;但是,我们处处敬仰思索的人。

我们向跪着的人致敬。

有一种信仰;这对人类是必要的。毫无信仰的人是不幸的!

这不是无所事事,因为是全神贯注。有可见的劳动,也有不可见的劳动。

瞻仰是劳动;思索是行动。抱起手臂是干活,合掌是做事。仰望天空是一种事业。

泰勒斯[10]静坐四年。他创建了哲学。

对我们来说,聚居苦修的人不是懒人,隐修者不是好逸恶劳。

沉思冥想是一件严肃的事。

我们认为永远回忆坟墓对活人是合适的,这丝毫没有贬低我们说过的话。在这一点上,教士和哲学家是一致的。“总有一死。”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这样反驳贺拉斯。

生活中插入一点坟墓的存在,这是智者的法则;这是苦行僧的法则。从这方面看来,苦行僧和智者是汇合的。

物质增长,我们需要。精神崇高,我们坚持。

性急的不假思索的人说:

“这些木然不动的偶像神秘得很,有什么必要呢?它们有什么用呢?它们在干什么?”

唉!面对我们周围和等待着我们的黑暗,不知道这无边的扩散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回答: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也许是更崇高的事业。我们还要说:也许没有更为有用的工作了。

确实需要有人为从不祈祷的人祈祷。

对我们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祈祷里思考多不多。

莱布尼兹[11]在祈祷,这是伟大的;伏尔泰在崇拜,这很美好。Deo erexit Voltaire.[12]

我们赞成宗教,但反对宗教不止一种。

我们认为祷文贫乏,而祈祷是崇高的。

再说,我们所经过的时刻,幸亏不会在十九世纪留下痕迹,这一时刻有多少人低眉颔首,意志消沉,周围那么多人追求享乐,耽于短暂而丑恶的物质生活,谁退隐修道,我们看来都是可敬的。修道院就是弃绝尘世。站不住脚的牺牲还是牺牲。将严重的谬误当作责任,自有崇高之处。

就事论事,而且理想的是,围绕真理旋转,直至不偏不倚地穷尽所有的方面,修道院,尤其是修女院,无可辩驳地有崇高之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妇女受苦最深,避居修道院,其中有着抗议。

修道生活如此清苦,如此阴郁,上文已经大致谈过,这不是生活,因为这不是自由;这不是坟墓,因为这不是寿终正寝;这是古怪的地方,就像从高山之脊,我们一边看到我们如今所在的深渊,另一边看到我们以后所在的深渊;这是一个狭窄的、雾蒙蒙的边界,划分了两个世界,两边既明亮又黑暗,生活微弱的光线与死亡昏暗的光线相混;这是坟墓的昏暗。

我们不相信这些妇女所相信的东西,但我们像她们一样生活在信仰中,不带一种宗教的柔和的恐惧,不带一种充满渴望的怜悯,我们决不会注视这些忠诚的、颤栗的、信赖人的女人,这些谦卑而端庄的心灵,她们敢于在神秘边缘生活,在封闭的尘世和尚未开放的天堂之间等待,转向别人看不到的光芒,其幸福在于一心向往她们所知的光芒所在之处,渴望着深渊和未知数,目光盯住不变的黑暗,跪在那里,茫然无措,惊得发呆,瑟瑟发抖,有时被冥冥处深沉的气息吹得半抬起身子。

 

[1]拉巴尔(1747—1766),法国贵族,被诬折断耶稣受难十字架而被处死,1793年被恢复名誉;西尔旺(1709—1777),法国新教徒,他的一个女儿自杀,他被控杀死了她,被判死刑,在伏尔泰的干预下恢复名誉(1771)。

[2]塔西陀(约55—约120),拉丁语历史家。

[3]霍洛菲尔纳,按《圣经》,是《犹滴传》的人物,将军,围困贝图利城,被犹滴诱杀。

[4]拉丁文,用石灰刷白的牛。肠卜僧以动物内脏来占卜。

[5]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研究修辞学和禁欲主义,著有《思想录》。

[6]该亚法,判处耶稣死刑的大祭司。

[7]德拉孔(约公元前七世纪末),雅典立法官,他取消了私人复仇。

[8]特里马西翁,公元一世纪拉丁语作家特罗尼乌斯的作品《萨特里孔》中的人物。

[9]提拜尔(约公元前42—37),罗马皇帝。

[10]泰勒斯(约公元前625—约前547),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11]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哲学家、学者。年轻时就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研究神学、逻辑学和经院哲学,后来有多方面的建树。

[12]拉丁文,这是伏尔泰为天主建造的。这句话刻在伏尔泰出资建造的菲尔奈教堂的门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