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戈尔博师傅
四十年前，大胆闯入老年妇救院的偏僻地区的孤独散步者，从大马路一直走到意大利城门，来到可以说巴黎消失的地方。这里不偏僻，因为有行人；这不是乡下，因为有楼房和街道；这不是城市，因为街道像大路一样有车辙，杂草丛生；这不是乡村，因为楼房太高。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居民区，却见不到人，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是有的；这是大城市的一条大街，巴黎的一条街，夜里比森林更荒野，白天比坟墓更阴森。
这是马市的旧街区。
这个散步者，如果他大胆越过马市四堵破败的围墙，如果他先把高墙保护的田舍花园撇在右边，甚至愿意越过小银行家街，然后越过一片草地，那里耸立着一堆堆像巨大的捉河狸猎人的茅屋一样的鞣料树皮，再越过一片围起来的地方，里面堆满了木料、树根、锯末和刨花，一只大狗在上面吠叫，再越过一堵完全倾圮的长长的矮墙，中间有一扇服丧似的黑门，长满了青苔，春天开满了花，再越过最偏僻的地方，一座可怕的旧建筑，上书大字：“禁止张贴”，这个大胆的散步者便来到圣米歇尔葡萄园街的拐角，这是鲜为人知的地方。在一座工厂旁边，两座花园的围墙之间，当时可以看到一幢破屋，乍一看，它像茅屋一样小，实际上像教堂一样大。它的山墙对着旁边的公路；因此看来狭小。几乎整幢房子都隐蔽起来。只能看到大门和一扇窗。
这幢破屋只有两层。
仔细观察，首先映入眼帘的细部是，这扇门只能安在破房子上，而这扇窗如果是安在方石上，而不是在碎石上，就会是一座大宅的窗户。
屋门是用几块虫蛀的木板，和劈柴一样未曾刨方正的横木，胡乱拼接起来的。它直接开向一道级梯很高的笔直楼梯，踏级满是泥浆、石灰、尘土，同门一样宽，从街上看，它像梯子一样直升上去，消失在两堵墙的暗影中。这扇门上开凿的丑陋门洞上方，用一块窄木板遮住，中间锯出一个三角形的小孔，当门关上时用作天窗和气窗。门背后用墨水笔两笔写成52这个数字，在木板条上方，同一支笔涂上50这个数字，以致令人左右为难。门的上方写着50号，背后则反驳：不，是52号。不知是什么灰不溜秋的破布挂在那里，像三角形气窗的帘子。
窗户很宽，高度足够，大块玻璃的窗框，装上百叶窗；不过大块的玻璃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却用纸巧妙地糊上，既遮住又显露出来，百叶窗支离破碎，拆掉了一些，与其说保护居住者，还不如说威胁着行人。遮光的横板条这里那里脱落了，却幼稚地垂直钉上木板条来代替；以致最初是百叶窗，最后成了护窗板。
这扇门外表不堪入目，这扇窗看来倒老老实实，尽管破烂不堪，处在同一幢楼里，给人产生的印象是两个不一样的乞丐，一起肩并肩行走，面目不一，都穿着破衣烂衫，一个始终像无赖，另一个曾经是贵族。
楼梯通向十分宽敞的建筑主体，它像一个库房，改成了一座楼房。这座建筑有一条长廊作为内部通道；通道左右两边开了大小不等的隔间，必要时可以住人，更像棚铺，而不是单人房间。这些房间朝附近的空地取光。一切都显得昏暗、难看、苍白、忧郁、有坟墓气息；从屋顶或大门的裂缝，透进冰冷的阳光或刺骨的寒风。这种住宅有趣和别致的特点，在于蜘蛛大得出奇。
在大门左边，对着大街，齐人高之处有一个气窗，开在墙上，形成一个方方的凹下去的地方，塞满了石头，是孩子们路过时扔进去的。
这座建筑的一部分最近拆毁了。今日剩下的，还能让人判断原来的模样。整体建筑存在不到一百年。一百年，这是一座教堂的青春期，是一座房子的晚年。看来人的住宅具有短暂的性质，而天主的住宅具有永恒的性质。
邮差把这座破屋叫做50—52号；但它在这个街区以戈尔博宅的名字闻名。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搜集逸闻的人把琐事做成标本，容易忘记的日期用别针别在他们的记忆上；他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约一七七〇年，巴黎沙特莱法院有两个检察官，一个叫柯尔博，另一个叫列那。[1]对这两个名字，拉封丹[2]有先见之明。机会太好了，司法界不会不大捞一把。讽刺之作马上传遍法院的长廊，诗句有点不合韵律：
乌鸦师傅栖在卷宗上，
嘴里叼着查封的东西；
狐狸师傅受到气味的吸引，
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喂，你好！……
两个正直的司法工作者被嘲笑弄得很难堪，又被背后的哈哈大笑弄得对姓氏不满，于是决意改名换姓，向国王开口。请求提交给路易十五，那一天，一面是教皇大使，另一面是拉罗什-埃蒙红衣主教，两人虔诚地跪着，面对陛下，每人拿一只拖鞋，给杜巴里夫人[3]从床上伸出来的两只光脚穿上。国王在笑，笑声不止，快活地从两个主教转到两个检察官身上，要赐名字给这两个法官，或者差不多是这样。国王允许柯尔博师傅在起首字母上加一横，叫做戈尔博；列那师傅运气差些，他只允许在R前面加一个P，叫做普列那，以致第二个名字有点像第一个名字。
但按照当地传说，戈尔博师傅是济贫院大街50—52号的房主。他甚至制作了这扇像样的窗户。
这座破屋叫戈尔博宅的名字由此而来。
面对50—52号，在大街的树木中有一棵大榆树，四分之三枯死了；几乎对面就是戈布兰街，这条街当时没有房子，没有铺石块，种了一些不合适的树，按季节要么是绿树覆盖，要么是满地泥浆，路一直通到巴黎城墙。硫酸盐的气味从邻近一家工厂的屋顶一股股逸出。
城门就在旁边。一八二三年，城墙还存在。这是比塞特尔路。在帝国和复辟时期，死囚在行刑那天，正是从这里返回巴黎。大约一八二九年，名为“枫丹白露城门”的神秘暗杀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司法机构未能发现作案者，这个暗杀事件没有得到澄清，这个可怕的谜没有解开。您再走几步，就会找到不祥的落胡子街，于尔巴克在那里趁雷声隆隆，捅死伊弗里的一个牧羊女，就像在一出情节剧中那样。再走几步路，您就会来到圣雅克城门树顶被劈掉的可憎的榆树旁，慈善家用这种办法遮住断头台，就是以店主和商人组成的社会所拥有的庸俗而可耻的格雷夫广场，这个社会在死刑前后退了，既不敢傲然地废除，又不敢威严地加以维持。
圣雅克广场仿佛命定一样，始终是恐怖的地方；撇开这个广场不谈，三十七年前，这整条阴郁的大街也许最阴郁的地方，也就是50—52号破屋的所在之处，尽管今日仍然令人索然寡味。
有产者的房子要在二十五年之后才开始建造起来。这地方阴森森的。悲凉的念头会袭上身来，你会感到在老年妇救院（能瞥见它的圆顶）和比塞特尔（接近它的城门）之间；就是说在女人的疯狂和男人的疯狂之间。极目远眺，只能看到屠宰场、城墙和很少的几家工厂的正面，这些工厂就像军营和修道院；到处是木板屋和灰泥块，像尸布一样的黑乎乎的旧墙，像尸布一样白色的新墙；到处是一排排平行的树，笔直的房屋，平淡的建筑，冰冷的长线条，直角呈现阴森森的忧郁。没有地势的起伏，没有奇特的建筑，没有一点曲折。这是一个冰冷的、规则的、丑陋的整体。什么也不像对称令人揪心。因为对称就是烦闷，烦闷就是哀伤的本质。绝望在打呵欠。可以想象比受苦受难的地狱更可怕的东西，这是感到百无聊赖的地狱。如果这地狱存在，济贫院大街的这一角就是它的林荫大道。
夜幕降临时，正当光明离去，尤其是冬天，正当黄昏的寒风刮走榆树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正当黑暗变得浓重，没有星光，或者正当月亮和风在云层里破开而出，这条大街就突然变得可怖了。直线像无限截成一段段，插入和消失在黑暗中。行人不禁想起当地无数凶险的传说。这个地方发生过许多罪案，它的偏僻有着可怕的东西。在这片黑暗中，能预感到陷阱，各种形状的黑影显得很可疑，树木之间隐约可见的长方形凹进去的地方好像是墓穴。白天，这是丑恶的；晚上，这是阴森的；黑夜，这是凄惨的。
夏天，黄昏时分，这里那里可以看到几个老太婆，坐在榆树脚下被雨水泡烂的长凳上。这些善良的老太婆往往乞讨。
另外，这个街区与其说外貌是陈旧的，还不如说是古老的，此后趋向于改变。从这时起，想看一看这里的人应该趁早。每天，整体都有一部分一去不复返。今日，而且是二十年来，奥尔良铁路线的站台就设在这里，在旧郊区的旁边，对这郊区起着影响。凡是在首都的边缘设立一个火车站，就是一个郊区的死亡和一个城市的诞生。在各国人民活动的大中心，在强大机器的运转中，吞下煤，吐出火的可怕的文明之马的呼吸中，充满胚芽的大地似乎在颤抖，张开，吞噬掉人们的旧住宅，让新住宅拔地而起。旧屋崩溃了，新屋矗立起来。
自从奥尔良火车站侵入了老年妇救院的地域后，毗邻圣维克托墓穴和植物园的古老狭窄街道受到震动，每天三四次被驿车、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的潮流轰轰然地穿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车流把房屋推向右或推向左；需要指出，有的怪事非常准确，同样，这样说也是千真万确的：在大城市里，中午的太阳使房屋的正面生长和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车马的频繁经过，也会扩展街道。新生的征兆是很明显的。在外省的旧街区，在最蛮荒的偏僻角落，路面在上升，人行道开始爬升和延长，即使那里还没有行人。一天早上，一八四五年七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早上，人们突然看到烧柏油的黑锅冒烟了；在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文明来到了卢尔辛街，巴黎进入了圣马尔索郊区。
二、猫头鹰和莺的巢
让·瓦尔让正是在这座戈尔博破屋前站住了。他像猛禽一样，选择最偏僻的地方筑巢。
他在背心里搜索，掏出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门，走了进去，然后仔细关上门，爬上楼梯，他始终背着柯赛特。
在楼梯顶，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把钥匙，打开另一扇门。这个他走进去和马上关上的房间，是一间陋室，相当宽敞，有一条褥子，铺在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只点燃的炉子可以看得见火炭，放在角落里。大街的路灯朦胧地照亮了这可怜的室内。尽里面有一小间，放了一张帆布床。让·瓦尔让把孩子放在这张床上，放下时不让她醒过来。
他擦打火石，点燃一支蜡烛；一切都事先在桌子上准备好了；就像昨夜那样，他开始以赞赏的目光端详柯赛特，仁慈和温情竟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小姑娘那种安然的信赖，只属于最强有力和最虚弱的人，她睡着时不知道跟谁在一起，继续睡着，不知自己在哪里。
让·瓦尔让俯下身来吻这个孩子的手。
九个月前，他吻过孩子母亲的手，她也刚刚入睡。
同样痛苦、虔诚、悲伤的感情充溢了他的心。
他跪在柯赛特的床边。
直到天大亮了，孩子还睡着。一道十二月的苍白阳光，透过陋室的玻璃窗，在天花板上拖出明与暗的长线。突然，一辆装载得沉甸甸的采石车，从大街上经过，像暴风雨掠过一样震动着破屋，破屋从上到下震动着。
“是的，太太！”柯赛特惊醒了，叫道，“来了！来了！”
她跳下床来，眼皮由于沉睡而半闭，朝墙角伸出手臂。
“啊！我的天！我的扫帚呢！”她说。
她完全睁开眼睛，看到了让·瓦尔让含笑的脸。
“啊！喔。是真的！”孩子说。“您好，先生。”
孩子们能马上亲切地接受快乐和幸福，因为他们天生是幸福和快乐。
柯赛特看到卡特琳在床脚，便一把抓住，一面玩，一面向让·瓦尔让提出上百个问题。“她在哪里？巴黎很大吗？泰纳迪埃太太离开很远吗？她会回来吗？”如此等等。突然她大声说：“这里多漂亮啊！”
这是一间难看的陋室；但她感到自由。
“我要扫地吗？”她终于问。
“玩吧，”让·瓦尔让说。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柯赛特一点也弄不明白，但并不担心，在这只布娃娃和这个老头中间，她说不出的幸福。
三、两种不幸相连构成幸福
翌日拂晓，让·瓦尔让还在柯赛特的床边。他等待着，纹丝不动，他看着她醒来。
有样新东西进入他的心灵。
让·瓦尔让从来没有爱过。二十五年来，他在世上孑然一身。他从来没有做过父亲、情人、丈夫、朋友。在苦役监，他邪恶、阴沉、纯净、无知和粗野。这个老苦役犯的心充满了纯真。他的姐姐和姐姐的孩子们只给他留下模糊的遥远的回忆，最后几乎完全烟消云散。他竭尽全力要找到他们，却无法找到，便把他们忘却了。人性就是这样的。青年时代的柔情蜜意，倘若有的话，会落入深渊中。
当他看到柯赛特，拉着她，带走她，帮她解脱，他感到牵动了五脏六腑。他心里所有的激情和柔情苏醒了，涌向这个孩子。他走到她睡着的床边，快乐得颤抖；他像一个母亲那样感到心痛，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一颗开始爱的心剧烈而古怪的颤动，这是不知其所以然的、非常柔和的东西。
可怜一颗年老的心又变得年轻！
不过，由于他五十五岁，而柯赛特只有八岁，他整个一生所能有的爱，都消融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光焰中。
这是他遇到的第二颗启明星。主教使道德的黎明升起在他的地平线上；柯赛特使爱的黎明升起在他的地平线上。
头几天在这种心驰神迷中过去了。
至于柯赛特那方面，她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不知不觉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母亲离开她时，她是那样小，她已经记不起来。所有的孩子如同葡萄园的嫩枝，攀爬在一切上面，她也试过去爱。她做不到。大家都推拒她，包括泰纳迪埃夫妇，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她爱过狗，这条狗死了。后来，谁也不想要她。说来可悲，上文也已经指出过，八岁时她的心灵已经冷了。这不是她的错，她缺乏的决不是爱的机能；唉！她缺乏的是机会。因此，从第一日起，她的所感所想开始去爱这个老头。她感到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东西，这是心花怒放的感觉。
老头甚至没有令她产生老和穷的感觉。她感到让·瓦尔让很美，同样，她感到陋室漂亮。
这正是黎明、童年、青春、快乐的印象。换了人间和生活，起了一点作用。没有什么比阁楼里幸福的五彩缤纷更迷人的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在往昔有一间蓝色的陋室。
造化，五十年的距离，将让·瓦尔让和柯赛特深深地隔开；这种分隔，命运把它填满了。命运突然结合，并以不可抵御的力量，撮合这两个无根无底、年龄悬殊、因穿丧服而相似的生命。其实他们互为补充。柯赛特的本能在寻找一个父亲，就像让·瓦尔让的本能在寻找一个孩子。相遇，就是相聚。就在他们的双手接触的神秘时刻，这两颗心灵相互融合了。当它们发觉时，便感到互相需要，紧紧拥抱在一起。
从最可理解和最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虽然坟墓的厚壁隔开了一切，让·瓦尔让是鳏夫，正如柯赛特是孤儿一样。这种情形使让·瓦尔让以绝美的方式变成柯赛特的父亲。
实际上，在舍尔树林的深处，让·瓦尔让的手在黑暗中抓住她的手，在柯赛特身上产生的神秘印象，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种事实。这个人进入这个孩子的命运中，是天主的干预。
况且，让·瓦尔让选择好他的栖身地。他很安全，看来万无一失。
他和柯赛特占据的小房间，窗户朝向大街。这座楼只有这扇窗，不用担心任何邻居的目光，从侧面和正面都看不到。
50—52号的底层，是一间破旧的屋子，用作种菜人放工具的地方，同二楼不连通。上下由地板隔开，这不是翻板活门，也不是楼梯，好像破屋的横隔膜。二楼就像我们所指出的，有好几个房间和几个阁楼，给让·瓦尔让料理家务的老女人只占其中一间阁楼。其余房间没有人住。
这个老女人冠以“二房东”的名称，实际上充当的职责是看门女人，她在圣诞节这天把这个住宅租给他。他对她说，自己是个吃年金的人，买了西班牙债券而破产，他要和他的孙女住在这里。他提前付了六个月的房租，吩咐老女人布置好房间，就像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个老女人生好了炉子，在他们到达的晚上准备好了一切。
一星期接一星期相继过去。这两个人在这所破屋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黎明起，柯赛特就笑呀、说呀、唱呀。孩子们像鸟儿一样有他们的晨歌。
有时候，让·瓦尔让拉住她红通通的，因生冻疮而裂开的小手亲吻。可怜的孩子习惯于挨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害羞地走开了。
她不时变得严肃起来，注视着她的小黑裙。柯赛特不再穿破衣烂衫了，她穿的是丧服。她离开了苦难，走进了生活。
让·瓦尔让开始教她读书。有时，他一面教孩子拼写字母，一面想，他在苦役监学会读书，原是想做坏事。这种想法变成教孩子读书。于是老苦役犯露出天使般的沉思微笑。
他感到这是上天的预想，是一个超人的意愿，便陷入了遐想。善良的想法和邪恶的想法一样，深不可测。
教柯赛特识字，让她玩耍，这几乎是让·瓦尔让的全部生活。后来他对她谈起她的母亲，让她祈祷。
她叫他“爸爸”，不知道他有别的名字。
他看着她给布娃娃穿衣和脱衣，听她叽叽咕咕地说话，有好几个小时。他觉得今后生活充满了趣味，感到人人都是善良和公道的，他的脑子里不责备任何人，既然这个孩子爱他，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变老。他看到自己的未来被柯赛特照亮了，就像被迷人的光照亮一样。最优秀的人也免不了有自私的想法。他有时快乐地想，她会长得丑。
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应该说出我们的全部想法，让·瓦尔让开始爱柯赛特的内心状态，并没有向我们证明，他继续为善就不需要这种精神给养了。他刚看到人的凶恶和社会的苦难的新形态，这些形态并不完全，而且势必只露出一点真面目，这就是体现在芳汀身上的妇女命运，体现在沙威身上的政府权力；他再一次回到苦役监，但这一次是为了做好事；新的苦难把他灌饱；他又萌生厌恶和厌倦之感；就连对主教的回忆也有时消失了，尽管后来这种回忆重现时还是光辉的、得胜的；但最后，这神圣的回忆渐渐减弱了。谁知道让·瓦尔让是不是处在泄气和重新堕落的前夕呢？他在爱，他又变得强有力。唉！他还像柯赛特一样摇摇晃晃。他保护她，她使他坚强。靠了他，她能走上人生之路；靠了她，他能继续走道德之路。他是这个孩子的支柱，这个孩子是他的支点。噢，命运的平稳作用是多么神秘莫测啊！
四、二房东的发现
让·瓦尔让十分谨慎，白天从不出门。每天傍晚时分，他散步一两小时，有时一个人，常常跟柯赛特在一起，寻找大街最偏僻的侧道，或者在夜幕降临时走进教堂。他常去圣米达尔，这是最近的教堂。他不带柯赛特散步时，她就同老女人呆在一起；但同老人一起出去是孩子的快乐。她宁愿和他呆一小时，也不愿跟卡特琳快活独处。他拉着她的手走路，同她说些愉快的事。
有时候，柯赛特非常快活。
老女人做家务和做饭，上街买东西。
他们生活简朴，总是生一点火，但像生活艰难的人家那样。让·瓦尔让丝毫不改变头一天就有的家具；只不过他用一扇木板门换下柯赛特小房间的玻璃门。
他始终穿着那件黄礼服、黑长裤，戴着那顶旧帽。在街上，别人会把他看成穷人。有时，好心的女人回过身来，给他一个苏。让·瓦尔让收下这枚钱币，深深地鞠躬。有时他也遇到乞讨的穷人，他转身瞧瞧是不是有人看到，悄悄走过去，将一枚钱币放到穷人手里，往往是一枚银币，便迅速离开。这样做并不妥。街区的人开始认识他，称他为“施舍的乞丐”。
年老的“二房东”是个不好相处的人，对别人投以嫉妒的目光，细细观察过让·瓦尔让，他并没有发觉。她有点耳聋，这使她爱唠叨。她只剩两颗牙齿，一颗在上面，另一颗在下面，两颗总是相碰。她向柯赛特提出一些问题，柯赛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说不上来，只讲她来自蒙费梅。一天早上，这个窥伺的女人看见让·瓦尔让走进破屋没人住的一个隔间，长舌妇觉得他的神态很特别。她迈着老猫的步子紧跟着他，对着门缝看，不让他看见，却能观察他。让·瓦尔让无疑是更加小心，背对着门。老女人看到他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个针线盒、剪刀和线，然后开始拆开他的礼服下摆的衬里，从开口取出一张发黄的纸，摊开来。老女人惊讶地认出这是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自从她来到世上，这是第二或第三次看到这种钞票。她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让·瓦尔让走近她，让她去兑换这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还说，这是他昨天领到的这个季度的利息。“到哪里取的钱呢？”老女人想道。“他傍晚六点才出门，那时政府的银行准定不会还开着门。”老女人去兑换钞票时作出自己的猜测。这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受到评论，成倍增加，在圣马赛尔葡萄园街的长舌妇中，产生了一连串大惊小怪的谈话。
随后几天，让·瓦尔让只穿衬衣，在走廊里锯木头。老女人呆在房里做家务。她独自一人，柯赛特专心地看锯木头，老女人看到那件礼服挂在钉子上，便察看一番；衬里重新缝上了。老女人仔细摸了摸，感到衣摆和袖笼里有厚厚的纸。毫无疑问是许多一千法郎的钞票！
她另外注意到，在几个口袋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仅有她看到过的针、剪刀和线，而且还有一只大皮夹，一把很大的刀，可疑的是，有几只不同颜色的假发套。礼服的每只口袋都有一些物品，看来是为了以防不测的。
破屋的居民就这样住到冬末的最后几天。
五、一枚五法郎的钱币落地有声
在圣梅达尔教堂附近，有一个穷人老是蹲在一口封死的水井石栏上，让·瓦尔让常常施舍给他。他经过这个人面前，总要施舍几个苏。有时还同他说话。羡慕这个乞丐的人说，他是“警察的眼线”。这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教堂执事，不断地念着祷告。
一天傍晚，让·瓦尔让经过那里，他没有带柯赛特同行，他看见乞丐在刚点燃的路灯下平时的位置上。这个人按习惯像在祈祷，佝偻着腰。让·瓦尔让走近他，按惯例把布施放到他手中。乞丐突然抬起头来，盯住让·瓦尔让，然后迅速低下头去。这个动作好像闪电一样，让·瓦尔让哆嗦一下。他觉得借着路灯，看到的不是老教堂执事平静的怡然自得的脸，而是一张可怕的、熟悉的脸。他有印象，猛然处在黑暗中，面对一头老虎。他惊惧和吓呆了，后退一步，既不敢呼吸，也不敢说话、停下和逃走，注视着乞丐，乞丐耷拉着蒙一块破布的脑袋，好像不知道他还站在那里。在这奇特的时刻，一种本能，也许是保存自己的神秘本能，使让·瓦尔让一言不发。乞丐像天天那样的身材、破衫和外表。“嘿！”让·瓦尔让说，“我疯了！我在做梦！不可能！”他回家时心烦意乱。
他几乎不敢承认，他看到的仿佛是沙威的脸。
晚上，他思索的时候，后悔没有问这个人，迫使他第二次抬起头来。
第二天夜幕降临时，他又来到那里。乞丐在原来位置上。“你好，老头，”让·瓦尔让给了他一个苏，毅然决然地说。乞丐抬起头来用悲伤的声音回答：“谢谢，善良的先生。”这确实是老教堂执事。
让·瓦尔让感到完全放心了。他笑了起来。“见鬼，我在哪儿看到沙威啦？”他想。“啊，我眼下老眼昏花啦？”他不再想这件事了。
几天以后，晚上八点不到，他在自己房间里，教柯赛特大声拼读，他听到大门开门声，然后是关门声。他觉得很奇怪。与他同住一屋的老女人，天黑总是睡下，不再点蜡烛。让·瓦尔让示意柯赛特别作声。他听到有人上楼梯。可能是老女人病了，不得已上药房去。让·瓦尔让倾听着。脚步声很沉重，像是男人的脚步；但老女人穿的是大木鞋，一个老女人的脚步根本不像一个男人的脚步。让·瓦尔让吹灭了蜡烛。
他打发柯赛特上床，低声对她说：“轻轻地躺下。”正当他吻她的额角时，脚步声停下了。让·瓦尔让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背对着门，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地方，在黑暗中屏息敛气。过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回过身来，不发出一点声音，眼睛始终盯着房门，他看到锁孔里射进一道光来。这道光在黑漆漆的门和墙上形成不祥的星光。显然那里有人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并且谛听着。
几分钟过去了，灯光离去。不过他再也听不到任何脚步声，这似乎表明，到门边来偷听的人，脱掉了鞋。
让·瓦尔让和衣扑在床上，整夜未能合眼。
天亮时，他因疲倦而眯着了，他被走廊尽头有个阁楼开门的吱嘎声吵醒，然后又听到昨夜那个上楼男人的同样脚步声。脚步走近了。他跳下床来，眼睛贴住锁孔，锁孔很大，他想看到夜里闯进破屋，在门边偷听那个人走过。确实有一个人走过，这回没有在让·瓦尔让的房门前停下来。走廊还太暗，不能看清他的面孔；但这个人来到楼梯口时，从外边射进来的一柱亮光显现了他的身影，让·瓦尔让完全是从背部看到了他。这个人高身材，穿着一件长礼服，手臂下夹着一根粗短木棍。这是沙威可怕的外貌。
让·瓦尔让本来可以从窗口再看到他来到大街上。但这要开窗，他不敢这样做。
显然，这个人有钥匙进来，就像回家一样。谁给他这把钥匙呢？这意味着什么？
早上七点钟，当老女人来打扫房间时，让·瓦尔让朝她投以锐利的一瞥，但没有盘问她。老女人像平时一样。
她一边打扫，一边对他说：
“先生或许听到昨夜有人进门来吧？”
在这个季节，在这条大街上，晚上八点，已经是漆黑的夜晚了。
“对了，不错，”他用最自然的声调回答。“这是谁呀？”
“这是个新房客，”老女人说，“住进楼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清楚。杜蒙先生或多蒙先生。差不多这样一个名字。”
“这个杜蒙先生是干什么的？”
老女人用石貂般的小眼睛注视他，回答：
“像您一样吃年息的。”
兴许她没有任何意图。让·瓦尔让以为探听到她的一个意图。
当老女人走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百多法郎，做成一卷，放进口袋里。不管他这样做时多么小心，不致让人听见取钱的声音，还是有一枚五法郎的钱币从手里掉下来，咣当一声滚到地砖上。
黄昏时分，他下了楼，仔细张望大街的四面八方。他没有看到人。大街看来绝对空寂无人。确实不可能躲在树后。
他重新上楼。
“过来，”他对柯赛特说。
他牵住她的手，他们俩一起出去了。
[1]柯尔博是乌鸦的译音，列那是狐狸的译音。
[2]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他的寓言诗多次讽刺乌鸦与狐狸。
[3]杜巴里夫人（1763—1793），路易十五的宠姬，国王死后，她离开宫廷；大革命期间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