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年的心理问题，我们首先要设法回答以下一些疑惑：老年是不是一件令人觉得窘迫的事？老年是不是人生一个痛苦的阶段，要用各种各样的词语来粉饰？或它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必然阶段，一如人的青少年、婴幼年、中年？老年问题和人生其他阶段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两样？换句话说，在这个特殊阶段，我们如何生活得好，如何保持最活跃的状态？
人们或能意味深长地谈及“生活的艺术”，或能说明衰老的艺术在整个生活艺术中亦是重要的章节，不比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逊色。
显然所有的老年问题都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才出现的。一个世纪前，甚至半个世纪前，人能活到老年的几率不大。当时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孙辈或重孙辈实乃一件额手称庆的事，而今则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很明显老年问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这首先是拜医学进步之赐——医学进步只是整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认为老年不仅可以用生物学或生理学的术语去定义，而且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定义：老年是一段毋须再外出工作的时光。这个“毋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拜工业化组织之赐。我们亲见日益加速的自动化进程不但缩短了人们的工作时长，而且缩短了总的工作年限。也许半个世纪后，四十岁以上就可以划归“老年”行列，因为人们年过四十——除了少数人——就不需工作或者根本没有了工作的机会。
于是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不但寿命延长，还极为幸运地拥有一定物质条件赋予这段延长了的寿命以尊严、舒适和快乐。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人口过多的问题，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医药延长了人的生命，但工业尚未或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来与医药惠及民众的部分相匹配。此时人口在增长，但长寿群体相应的物质需求却难以满足。我们生活在美国及所有工业化社会的人，总体而言，是有生活资料保障的，而且这些生活资料也在同步增加，从而可以避免上述困境。
现代工业社会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年龄段：老年。话说老年本该是一段有保障且能够安享幸福的时光，但现代社会同时产生的其他种种现象却不遂人意，对人的衰老问题产生了某些特殊的影响。我将提及其中一些社会问题，并设法将它们与老年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我之前称为“消费人”的人种，它指的是人除了朝九晚五地工作，其他兴趣主要集中在消费上。
这就像永远在吃奶的生活状态。男男女女都张开嗷嗷待哺的嘴，一味地吮吸——只要能消费的，什么都不放过，从烟酒到影视，乃至讲座、书籍、艺术展览、性；只要能纳入消费品范畴的，但用无妨。
对于出售这些消费品的人而言，他们固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尽量提升消费者的热情而已。但如果允许我应用本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认知的话，这种做法蕴含着极大的问题，因为在消费冲动背后，折射的是内心的空虚、一种生活的无聊感。其实这更是一种压抑感、一种孤独感。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了这种关联的证据，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往往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是精神的压抑或极度焦虑的状态。患者觉得内心空虚或无助，只有通过攫取有形之物才觉得一丝心安，仿佛自己依附这些东西后变强了。
当然这不能称为有意识的思考过程；对意识来说，它们过于肤浅轻率，它们只能是无意识体验的一种：用消费来补偿内心空虚，而且是挥霍无度的消费。
事实上，如果不是讨论政治概念上的自由的话，我们现在体验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购买的选择自由和消费自由了。在十九世纪，自由更多意味着自由地拥有私产，自由地将我的私产投资到我认为合适的行业。但在如今的社会中，私产概念相对于工资收入而言已大大淡化。我们感到自由的事情更体现在自由地购买和消费上。也就是说，在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我们能宣称：“我要这种牌子的烟。我要那种型号的车。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正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各种品牌实际上并无本质不同，消费者感到他们自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我想如果问人们什么是理想的天堂，要是他们足够诚实，很多人会想象天堂是一个巨型的百货店，在那里每天都能买到不同的新商品，或许还总能比邻居买到的多一点。
永无休止的消费驱力含有某种病态成分，其危险在于即使消费的欲壑得以填满，内心消极、空虚、焦虑、压抑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从某种角度看生命仍然是没有意义的。
《旧约全书》告诫说，希伯来人最大的罪恶是他们生活在富足之中却没有愉悦。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批评家亦可以这么说，我们生活在富足之中，而且玩乐和兴奋触手可及，但我们的愉悦依然少得可怜。
我在讨论这种现象时与老年问题联系起来只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人在年老色衰之后很可能变成一个“超级消费人”。这些人有的是时间，不但可以朝九晚五地消费，甚至可以朝九晚十二地消费，他们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消费。他们也许是年轻人眼中变得有些不堪的一群人；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惰怠了，只能去消磨时间。
我们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天性，愿意下很大力气来节省每一点时间，但当我们将时间节省下来后，又尴尬地发现不知拿这些时间干什么才好。于是我们开始打发时间。我们的娱乐业教会我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时间，其实是教会我们在消费娱乐项目的同时，有意识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如我前述，我们面临着一种在衰老嬗变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即所有这些多余的时间极有可能将老年人转化成完全被动的、只会消磨时间的超级消费人，而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在专家们的眼中还很体面。果真如此，我认为这是令人极为痛惜的。
事实上老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极好的机会。老年阶段可以成为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老年人卸下了谋生的重担，不必担心丢掉饭碗，更不用心事重重地想着如何讨好上司以获得升迁；他们现在是真正自由的人——想象我们睡梦中的时光，我们的梦境是多么创意无穷、多么远离拘束，这几乎就是老年的生活。
年老者，姑且定义为六十五岁年纪以上，的确还有机会好好生活，他们可以焕发活力，将过日子本身当作一门职业。他们还能够真诚地审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和宗教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的人文历史上，人们多半无法活到这把年纪而仍有精力和时间来严肃认真地细细琢磨这些问题。
如果你是一位体力工作者，你会感到过于疲惫；如果你不从事体力劳动，则对成功的渴慕和对成功的怀疑都可以使你同样心力交瘁，无法真正思考生活本身的各类问题。我们偶尔也会谈论这些话题，通常在星期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是谁？我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一生一世的所有活动究竟有何原因或目的？这些也许是你从星期日牧师的布道中能够听到的设问，但一到忙碌的工作日，我们既没时间又没精力去关心这些问题了。
未来的自动化时代，当人们最终也许每周只须工作十几二十小时，那时的人将第一次迫使自己面对这些关乎生存中真正精神层面的问题。
而步入老年的人们现在就有机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作为理论提出，而是他们确想一探究竟。我是谁？我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的生活在本质上与什么有关？他们更有机会面对死亡问题，这历来都是生命哲学的一部分，是任谁也无从逃避的终极现实；他们能够在生命终结于死亡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生命。
如果我说生命终结于死亡，寄希望于来世的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恐怕不能接受。但我认为他们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即便一个人相信来世，在来世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享受的也不是一趟预付了导游费的旅行。这不是一条愉快的旅途。我们若想通过这条旅途参与那些不同宗教体系有着不同描述的来世生活，则我们的现世生活必须要留下一些痕迹。我们信或不信一种宗教对来世的特定表述或教义其实倒不是至关紧要的，因为这始终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在现世严肃地面对死亡，在这个问题上不应伪装或逃避。
我仔细观察了严肃对待生命的基本问题这件事，并考虑这些问题应该如何作答。消费人的对立面是什么？一个人若生活空虚、消极，将时间用于——或毋宁说浪费在——无谓的消磨上，他的对立面是什么？
这亦非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但我可以从一个广义的概念上说，与之对立的主要是产生兴趣。不幸的是我们将兴趣这个词用滥了，它的本意已几近丧失：“兴趣”这个词从拉丁文inter-esse而来，意思是“进入”某事里面的状态，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能够超越自我，离开我的“自我”那个狭隘的包围圈——那里圈着我的抱负、我引以为荣的财产、我引以为荣的知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所有、我的一切。它要求人们忘掉所有这些与我有关的概念，伸出双手，拥抱一个与我相对的、在我面前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一个孩子，或是一朵花、一本书、一个想法、一个人，或任何东西。
兴趣意味着积极主动，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积极主动，或者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积极主动，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忙忙碌碌，似乎每人每时每刻都有做不完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若能不做事情安安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说不定比我们大部分忙得团团转的人都更积极主动，这显然是更难做到的事。所以对老年人来说，真正面对的问题就是要有能力分清什么是外在意义的忙忙碌碌，什么是内在意义的积极主动。
虚假活动这样的现象不应被忽视。它不仅在一个忙碌的层面存在问题，更是人们对感情活动的自我欺骗。我举个听起来有点牵强的例子——尽管牵强，但它强调的部分与上述论点是有关的：A先生正在接受催眠术，我们假设现在是上午九点。他的催眠师对他说，下午三点他要脱去外衣，而且他要忘记受过暗示这件事，除非接到其他暗示。现在我们再假设你在下午两点半见到A先生。你和他谈论天气、谈论政治、谈论你那时碰巧感兴趣的话题。到了三点前一分钟，A先生说，“今天怎么这么热，真是的，我得将外衣脱了。”
要是那天恰是天热，你不会起任何疑心，或就算天冷，但室内暖气烧得很热，你也觉得他的反应很正常。但如果那天天既不热，室内温度也不高，你对A先生感到热的行为会大惑不解。你会想到他可能发烧了，会建议他去看医生。但不管怎么说，你相信A先生的确感到热，他有脱去外衣的需求。但是如果上午A先生接受催眠术时你在场，你就会清楚A先生感到热的这整件事只是催眠师的暗示所诱发的结果。但这个现象仍很有意思，因为A先生需要让他的行为看起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解释。他不能在三点钟直截了当就把外衣脱了。他得找个理由。你如果不在上午的催眠现场，你一定会相信他真的感到热。
这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此类现象多有发生，甚至不必动用催眠术。只因我们跟着公众舆论，或诸如此类的暗示，我们就会生出一些不真实的感觉。而后我们就得找到某个理由来为似乎是由这种感觉触发的行动正名——我们得使行动合理化。比如说，如果你属于文化精英，你或许会感到毕加索的画很出色，当得起伟大艺术作品之名。但是如果你不断被灌输毕加索创作了极为出色的绘画，你去观看毕加索的作品，也会感到这些画很伟大，虽然实际上你什么也感受不到。所发生的无非是你认为感受到了什么。很多人不能全然区别这两者的差异：一种是真正的感觉，是基于实际的，是一个人的整个心理系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的真实反映；另一种只是关于感觉的想法，它看上去和真实的感觉很相似，但它不是真实的感觉。
假设一个人内心只有一个实验室，他试图在里面观察，也就是说，观察自己的生活，他会发现他常常坚信自己感觉了一些东西——兴趣、爱、快乐，或其他情绪——这时他拥有的其实是一些关于感觉的念想。
而在很多场合，他的感觉是一种虚假的感觉；他受到的文化灌输暗示他应该这么去感觉；不少情况下他感觉到了“应该感觉”的东西，却不知真正的感觉和虚假的感觉之间是有差别的，虚假的感觉不过是一个念想。
我们说这些虚假的感觉与真正的感觉——真实兴趣、积极参与、热切寻求——相去甚远。如果生活有趣，人就会饶有兴味；否则生活无聊，人就会不遗余力寻求驱逐这种无聊的计策。通常人们在提到令人压抑的无意识说辞时会想到诸如恋母情结或乱伦欲念等等，但我认为也许没有什么比无聊的情绪更令人压抑的了。
现代文化中，无意识的无聊状态占了很大比重，因为人们极为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广播电视节目和类似消费项目便大行其道。我们的社会对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即索然无趣是很不体面的，至少是失败的象征，而“成功人士”总有其热衷的某些事物。正因如此，当我们感到无聊时，就必须找兴奋点去替代这种情绪；但在实际中我们所找的兴奋点往往只是受到教义灌输而形成的念想，即某些场合或某些人应该是令人兴奋的。
不难看出上述的兴趣之于无聊问题与老年问题是有关系的，老年人正面临兴趣缺乏但又时间过多的状况。
老年的另一个心理特点是，一个人在暮年的性格常常比在年轻时更接近本真、更率性——年轻时有职业在身，必须笑脸逢迎；丢了工作得去找，找到了又不能再丢。有时人们觉得一个人步入老年，在各方面会自动退化。但这不见得必然是退化的因素。尚未步入老年时，他们有必要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活力四射的英姿；到了没有必要故作姿态时，他们流露的退化也许正是长期隐藏之物。
我们都知道在人生的工作阶段，我们中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相当部分的人，会投射一种心理学家有时称为面具性格的东西：我们意欲凸显自己个性中与某个正在从事的具体工作最相适宜的一幅画面。但如果他是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毋须刻意表现这种外在的东西，因为首先病人几乎很少接触外科医生，其次病人只关心医生的手术水平是否高，他们不关心医生是否笑容可掬。如果你是钢铁厂里一位熟练技工，你亦同样毋须满脸堆笑，因为你的技术过硬，工友能对你信赖，这才是最关键的。可是在当今大部分职场和专业中，在我们官僚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一个人能不能讨别人喜欢变得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其技术水平更重要。当然如果你既有才华又讨人喜欢，那简直是个宝；无论如何，言行举止令人产生好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当你不再需要强颜取悦时，为什么不将不豫之色表露出来呢？为什么不最终松口气：这下可以展示出真正的自我了！这样说并不意味世间竟有众多不快之人，只是说有一部分人因年老而卸下面具，因此不能将老年的不甚令人愉快的性格归咎于因衰老而退化。事实上很多老年人第一次感到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做回真正的自己。
这种解释不仅适用于那些脾性乖戾者，也适用于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如果你在做生意时尽想着给人好处，别人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你一定会对此有所觉察，因为别人和你打交道时目光有点异样。结果你开始对内心的善意感到害羞，即使你想将一些商品白送给那些买不起的人，也得压制这种冲动——这种压制也许你自己都不觉得——因为如果你白送东西给人，就算经济宽裕可以这么做，但长期受到社会驯化的结果是你这样做很傻。
而到了老年，你可以回归本真随心所欲地行善，你会摆脱在过去受到的某种社会常态的限制，变成一个更为热心肠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体现你好的一面还是差的一面，老年人都被赋予机会——而且他们的确也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允许自己按照本来的性格生活，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展现出某种引人注目的性格。
因此为了真正理解老年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他们性格结构的不同形式——和了解年轻人的性格结构同等重要。我建议对老年人的研究应涉及性格结构以及性格差异层面。有研究发现人群中一个显著的性格差异，是一部分人倾向于热爱生命，热爱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热衷死亡，吸引他们的是衰败、无活力的事物。
我在《人心》（The Heart of Man）一书中关于这些研究有详细评述，在此仅就上述观点作扼要说明。大部分人相信所有人都是热爱生命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有一小部分人的确更被衰退颓败的东西吸引，而不喜欢鲜活的事物。他们更喜欢所有机械的、无生命的东西。我用了两个词“恋死型”（necrophilia）和“恋生型”（biophilia）来区别这两组不同类型的人。
你有时可以从一位母亲身上观察到前一类人的影子，她喜欢谈论孩子的疾病。如果她的孩子活蹦乱跳地回家，这位母亲是注意不到的，但孩子略有恹恹的神色，她马上就注意到了。当然你会说作为一位母亲注意到孩子身体不适这很正常。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人眉飞色舞地谈论丧葬、死亡、疾病，他们最热衷的话题莫过于他们的病史；而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有这类倾向的人数又因披上合理外衣而极大地增加了。
当我们日渐衰老，都会关注医药；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患上一种或几种疾病，很快我们在某几个专科就成了大半个医生——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专科越少越好。现在如果我们周围有一个“恋死型”的人，他看到自己患病在身，也许最多只能活十年、十五年，死亡就会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发现他不再需要压制自己的恋死倾向，他现在可以公开地大肆谈论疾病和死亡。他对周围和他一起生活的人不但造成一种烦扰，更造成危险，因为他在以一种具有快意的感觉来散发阴森沉郁的气氛。对他而言，当然不会感到阴森沉郁，这本来就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疾病和死亡——但是对那些热爱生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可怕的。
倘若你无从得知面对的这种人广义而言是一种病态，你就很容易和他一起陷入阴郁消沉的氛围无法自拔——尤其是当你对这个言必称病痛者抱有同情心的话。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关爱老年人，就应该非常清楚这种热衷谈论疾病、死亡、丧葬等话题的现象完全不是老年过程必然出现的结果。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某一类人一生都具有的某种倾向的更无遮拦的表露或显现，也即是说，他们感到兴奋的其实是一件不应该感到兴奋的事情——衰变。
另一个与老年过程有关的心理态度上的差异来自独立和依靠之间的差异。我们所有人都是独立的。我们有各自的工作，我们不再花父母的钱。但我们又有依靠的一面，比如我们会依靠雇主，会依靠公众舆论，如果你的职业是医生，你很可能有赖于你的病人的满意程度。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靠本事挣钱养活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独立的。
可惜，独立或自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唾手可得。个人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人的个体化问题。一个个体怎样才能成功地从子宫中的胎儿成长为独立的人？
这无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显然一个人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不是独立的，即便生理意义的独立也谈不上。当呱呱坠地，其在生理意义上取得了独立，而在心理意义上仍不是独立的。事实上新生儿最初的几周更接近胎儿的状态而非人的状态。一个新生儿必须完全依靠母亲。婴儿不会将母亲视作另一个“人”，彼时母婴以一种共生的形式存在。婴儿是不能区别“我”和“非我”这些意识的，婴儿的整个世界就是“我”。如果母亲期盼她刚满月的孩子对她表示爱意，那委实有点异想天开。事实上，母亲即使期盼周岁的幼儿对自己表示爱意，无疑也属奢望。
这个成为“我”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单独的个人既学会与世界发生关系、对世界发生兴趣，又学会自我独立、对自我生存负责。
有些严重的患者一辈子都未能脱离那种母婴共生的状态。有一类精神病患者无论情感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希望待在母亲的子宫里，希望与母亲保持这种共生的联系，或者找一个替代母亲角色的人与其保持这种关系。
这些病患达到的成长阶段不同：有的仍停留于吮吸母乳的状态；有的长大些，停留于坐在母亲膝头的状态；有的又长大些，只希望牵着父母的手。我们说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成熟才称得上独立，也即是说因为其实际上与世界相属，才能站稳脚跟；因为这时的人不隶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与世界关联，这种关联是基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爱。一个人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谈得上真正独立；但很多人都未能到达这一阶段。
有些人社交能力很强，经济能力也不差，但他们不见得就是独立的。这种缺乏独立性表面上难以看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掩盖了这一缺陷。有许多商人或专业人士都得依赖他们秘书的意见、妻子的意见或公众的意见，然而他们的意识中却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
我要着重说明老年与这种性格特征的关系，这和第一个提到的热衷活力还是热衷衰亡的老年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人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显露许多依赖别人的迹象，往往就认定这是他的衰老使然。殊不知这并非衰老，而是这个人固有的依赖型性格使然，只是到了老年他可以更无忌惮地表示而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老人依赖他人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你可以观察到某种类型的老年人感到无能，感到需要别人来保护他们的全部心理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使他们在老年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将依赖他人变成了一件堂而皇之的合理事，而全然不觉这种依赖倾向其实在他们三四十岁时就存在，只是那时掩藏在意识深处隐蔽得比较好。
这再次说明我们不能屈从于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看看它的实质是什么。也即是说一个人的某种性格特征一直都存在，它应该得到矫正，甚至辅以治疗手段，而不是将它作为衰老迹象。
到了老年表露得愈发明显的性格特征差异远不止这两种。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可能表现的嫉妒。一个人在奋发有为的年轻岁月，嫉妒总是控制住或者压抑住的，因为显露嫉妒会使别人对自己印象不佳。假如一个人现在是个初级经理，他若想晋职就必须掩盖嫉妒这种性格，而且他还得拼命表现得不羡慕任何东西。
然而当这个人步入老年，嫉妒心就会不加掩饰地随处流露——他似乎有了更多令他嫉妒的事物。他可以嫉妒年轻人，甚至嫉妒没有疾病缠身的老年人。这个问题再次说明我们不应被一种假象蒙蔽，认为人到了老年都会加重嫉妒心；其实这种性格特征之所以现在显现，是因为老年给了这种性格特征有意识显现和发泄的机会。他还是过去的他，不曾改变什么。
你也许会问，倘若你的心理剖析有道理，人们对此能做什么？首先，我认为厘清行为表现的成因这一点，就有助于人们针对性格特征本身作出回应和改进——那些看似由于年老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它的成因不是年龄，而是出于其固有的、过去藏而未露的性格特征。其次，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即便年逾花甲，改变其性格特征仍然为时不晚。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性格或有多少改变性格的可能性，年龄本身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能否改变性格取决于其是否有生命力、下决心改变的愿望是否强烈、兴趣在什么地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
有人即便不是故意显得先知先觉，仍会认为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性格形成后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其性格中缺乏某些成分，所以不管二十岁还是三十岁，都是一样的——要是无能，就一辈子都无能。但我见到过七十岁的老人脱胎换骨地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只因他们到了古稀之年生命力依然旺盛；而且他们觉得到了古稀之年，才第一次有机会真正作出改变，重新思考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年老本身必然成为妨碍性格改良的拦路虎。
所以我再次强调的是，一个人不应该被某些看似老年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将一些原本就属于此人性格的部分归罪于衰老的结果。而且，老年人不能改变性格的疑虑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改变性格不是因为年迈，而是因为缺乏意志、缺乏能量、缺乏活力、缺乏勇气。
而且我们还要避免一种情况，如我前述，将老年人转化成一个完全的消费人；我们不应该在老年人本身等待迫近的死神时，教他如何体面地打发剩余的时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嫌弃老年人，至少我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对待青年人的态度应该一致。我认为对任何人的贬抑都是不合法理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挫败且到头来无法补救，你可能对其充满同情；但我们也可能对许多三四十岁的人就抱有同情，因为我们已经预知他们将来会遭遇挫败且同样无法补救。
这不是一个老年的问题，这是人类生存之道的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多思考如何帮助老年人，让他们焕发更多生机，对外部事物产生更大兴趣；社会常常将老年人定位为被动的消费人，我们应该帮他们摆脱这一窠臼。
概括地说，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研究需要展开，如同在教育领域一样。其实老年领域和教育领域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只将上课看作一件花钱购买的消费，你怎么样引导其转变这一思维，将学习变成一件主动感兴趣的事情？这种现象也存在于老年人。你怎么样帮助老年人变得比过去更具活力，而不是任由他感到活力衰退？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定是大有裨益的。怎样唤起一种积极参与的兴趣？是否可以通过座谈、阅读、开始新学一门艺术？或甚至唤起老年人对参与政治的新兴趣？我这里指的政治，不是那种让你读报听新闻，然后人云亦云地附和的政治；而是自我警醒、自我判断，对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评判，面对现实，充满责任感的政治；也即是说，对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是人类成员的应尽之责。
总之，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都应该对周围的世界反应更加敏锐，反应敏锐意味着负责。“反应”和“负责”源自同一拉丁文respondere（回应）。老年人应该学会将消遣（recreation）变身为再创造（re-creation），这是一种使生活具有创意的新能力——他们并不需要成为画家或诗人，也不需要拥有任何职业，唯一需要的是使自己充盈着活力，对整个世界享有真实和普遍的兴趣。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1961年2月于耶路撒冷受审，对其犯罪指控均回复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译者
[2]可惜尝试将修正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应用的作者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引用自己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文章，重点参见：《基督教义分析》（The Dogma of Christ）（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3）；《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Psychoanalytic Charac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选自《精神分析的危机》（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41）；《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纽约：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社，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纽约：袖珍丛书出版社，教义系列，R.N.安申编辑，1962）；这些文字开宗明义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持精神分析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作者还有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作者，虽然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鲜有相通之处。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他进行得不顺畅，这是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总体来看，尽管萨特运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仍失之表浅。
[3]参见弗洛姆的《人心：它的善恶天性》（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宗教观点系列，R.N.安申编辑，1964）中关于本观点的详细讨论。
[4]以资说明的例子是德国中下层阶级中潜伏的破坏力，只有在希特勒上台给了它机会时才全面爆发。
[5]这一方法首次应用于1931年我和E.夏切特尔博士，P.拉扎菲尔德博士，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University）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调查中，之后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员合作。调查的目的是探明在德国的工人和雇员中支持独裁主义者和反对独裁主义者的性格情况。调查显示的结果与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非常接近。同样的方法再次应用于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该研究由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s Fund for Research in Psychiatry）提供基金，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并得到西尔多博士、洛拉·施瓦兹博士和迈克尔·麦考比博士的协助。路易·麦奎蒂博士使用电子计算器的统计方法，对数十万个单项数据进行处理，使具有典型相关性特征组成的各种综合现象一目了然。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前夕的德国工人和职员：一项社会心理调查》（Deutsche Arbeiterund Angestellteam Vorabenddes Dritten Reiches：Eine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W.博恩斯编辑（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80）；以及E.弗洛姆和M.麦考比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精神分析研究》（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A Sociopsychoanalytic Study）（英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斯蒂·霍尔出版社，1970）。
[6]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亦使用了“压抑”（Verdrängung）这个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Leninism and Marxism”）一文中提到无意识（历史进程逻辑）的出现早于意识（人类主观逻辑），该文收录在最近以英语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
[7]参见《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第355页中本人关于一种“普遍物质保障”的论述。
[8]参见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工业化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第二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46）。
[9]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至少20%的美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欧洲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亦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而世界其他大部分生活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甚至未能达到免于饥饿的水平。任何支持减少消费的论点都会遭到反驳，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消费是呈增加需求态势的。这个反驳完全是事实，但危险在于现在的贫穷国家如果受到最大化消费观的引导，形成了这种风气，就会在将来达到最佳（不是最大）消费程度时还不知适可而止。
[10]我认为，这里的限制广告的要求，甚至进一步的将生产模式转向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的要求，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幅度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11]这里，苏联阵营的国家中极权主义官僚体制下的消费亦形成消费管理的恶例。
[12]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同前引述。
[13]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Suggestions for Winning the Real War with Communism”），载《冲突解决》（Confict Resolution），1959年12月第4期第III卷，第131页，以及“渐次单边裁军案例”（A Case for Gradual Unilateral Disarmament），载《原子物理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第XVI卷，第4期，第127页起。
[14]我认为此项条件只能是一种最理想的愿望，因为削弱任何一方潜在的进攻能力都意味着在战略上提升了对方潜在的进攻能力。
[15]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第316页。
[16]伯特兰·罗素，《常识与核战》（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伦敦：G.艾伦和安文出版社，1959）；史蒂芬·金—豪，《核年代的防御》（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杰罗姆·戴维斯，H.B.海斯特，（Jerome Davis and H.B.Hester）《在边缘上》（On the Brink）（纽约：赖尔·斯图亚特出版社，1959）；刘易斯·芒福德，“人类的出路”（The Human Way Out）（《彭代尔山活页文选》第97期，1958）；C.W.米尔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 of World War Three）（纽约：西可和沃伯格出版社，1959）；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外交政策和基督教良心”（Foreign Policy and Christian Conscience）（《大西洋月刊》，1959年第5期）；理查德·B.格雷格，（Richard B.Gregg）《非暴力的能量》（The Power of Nonviolenc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Speak Truth to Power, Quaker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to Balance）（1955）。
[17]乔治·F.凯南，同前，第44页起。
[18]美国国家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报告亦持这一观点，见《无军备控制的1970年：现代武器技术的含意》（1970 Without Arms Control：Implications of Modern Weapons Technology）（国家计划协会特别项目委员会“论以军备控制获得安全”；计划活页文选第104期，1958年5月，华盛顿特区）。该文指出：“不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会趋于增加，如果过多时间流逝而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难免会上演为真实。”另，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院长E.芬利·卡特（E.Finley Carter）指出，“在应用毁灭性武器技术来谋求安全问题上，苏联阵营和西方同盟制造出了一个共同的死敌，这就是意外引发的核战争的威胁。”（见《斯坦福研究院学报》，斯坦福研究院出版，1959年第4季度，第3卷，第198页）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也有这样的结论：“如果军备竞赛持续几十年而不得到控制，这个世界还能够相安无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同上，第139页）卡恩强调如果仅仅因为战争的毁灭酷烈性质就相信它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1959年12月27日的民主顾问委员会（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上，该组织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宣布：“只要我们仍固守目前的军事政策，不去争取签订意在减缓不稳定局势的更大范围的国际间协议，全面的核战争似乎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相当大。由错误、过失、计算问题等触发核战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危险。”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危险不但存在于技术的失误，也同样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决策性判断失误。如果人们还记得1914年至1939年间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在指导战争中铸成的大错，就不难看到在如今的武器装备条件下，同样类型的领导人会将世界炸得面目全非，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有多么正确。
[19]对于现代社会的详尽分析，参见本人的《健全的社会》（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
[20]斯坦福研究院学报，1959年第3卷，第140页。
[21]缘于同样的理由，对废止战争的前景而言，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环境，不但需要征用大量人力（奴隶），亦需要占领额外的土地来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或获取新的原材料资源。目前和未来的各种技术足以保证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力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便能使物资财富不断增长，而不必奴役或掠夺其他人。在当今时代和在将来，战争的“合理性”只能解释人类对权力和征服的非理性欲望。
[22]政治领袖人物是否心智正常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一旦政府将目标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却硬要达到平等公正——就会产生狂热和非理性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的例子，斯大林亦同。或者如纳粹政府之所为，试图将一个落后的社会阶层（中低阶层）和经济进步的阶层（工人和商人）双方的利益调和在一起，这也导致其领袖的狂热和非理性。当今的苏联则走上了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成功之路，所以将他们的领导人定位为有常识的现实主义者不足为怪。
[23]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1955），第52页和65页。
[24]彼得·B.扬（Peter B.Young），《放弃主义者》（The 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5]彼得·B.扬（Peter B.Young），《放弃主义者》（The 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6]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 on a Study of Non-Military 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7]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 on a Study of Non-Military 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8]引自戴高乐将军1960年4月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