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西部群岛旅行记（节选）
我一直渴望访问赫布里底群岛或苏格兰西部的岛屿。日子太久，我已不记得这个愿望最初是如何萌发出来的。那是在1773年秋季，我被劝说进行这次旅行。鲍斯威尔先生作为我的同伴，他的敏锐给我的观察提供了很大帮助。他的愉快谈话和文雅谦恭，也足以抵消旅途的不方便，特别是我们途经一些环境险峻的地区时。
在8月18日，我们离开爱丁堡，一个很出名而无须再费笔去描写的城市。我们沿着苏格兰的东海岸线，朝北部方向行进。第一天，有位绅士陪同，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短，却足以让我们感觉，与他分别我们将会有多么大的损失。
当我们穿过佛斯伏时，因寸·基思这个小岛吸引了我们的好奇。我的同伴们都从未来过这里。小岛视野开阔，以其自身的活力吸引人们注意。在这里，我们很艰难地爬过那些高低不平的峭壁后，第一次有了到一个人迹罕至海岛的经历。这个岛不过是一块大岩石，覆盖着一层薄土，可岛上并非全都是贫瘠的杂草，那里蓟草生长得很茂盛。一小群牛每年夏季都到这里吃草。看起来这里从未成为当地人或野兽的永久居住地。
我们只看到一个被损坏的小堡垒。看来岁月对它的损坏不算太糟糕，也许很容易就能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它不像打算用来加强武装防御的地方，也不像是为了抵抗围攻的建筑，只不过是为少数士兵提供便利住宿的场所。这些士兵也许在这里负责炮架，或住在这里在发生危险时发出警报信号。 尽管春季很快就到来，但周围墙根没有排水的设施，流水极易闭塞不通。有块石头上面刻写着：“玛丽皇家地，1564”。在那个所有岛都同属于一个国王的年代里，这个岛很可能一直都这么荒废着。
我们离开这个小岛时，心里同时想着：如果这个地方在伦敦，如果有同样的距离，同样交通便利，它会变得如何，又该出现什么不同面貌。比如，一块几英亩的岩石地，能拍卖出什么价格，要靠什么挣钱的工业把它们建设和装饰起来。
我们一上岸，就看到为我们准备好的一辆马车。我们乘车经过金霍恩、柯卡尔迪和考珀。这些地方多少有点像英格兰那些狭小或散乱的市镇。那里的商业和工业都还没有使人富裕起来。
尽管我们已置身在苏格兰一个人口最多的地方，离它的首都距离很近，却见不到太多行人。
道路既不粗糙也不肮脏，交通很通畅便利，没有收通行费的干扰，给从南部来旅行的陌生人某种新鲜愉快的感觉。路面是砾石，看来苏格兰的道路普遍如此。这样平坦的大道，确实需要很多劳力去建造。之后，便无须再维护。在部分道路中，靠外地运来材料是必需的。地面一旦坚固之后，就很少破裂。因为内地商业不发达，大量的物质除水运外，很少经陆地运输。通常使用的马车是小型的，由一匹小马拉着。一个人驾驶着拥有两匹马的车，似乎象征着一定程度的尊严和地位。
圣•安德鲁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圣·安德鲁斯，一个大主教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大学依然存在，布坎南以前在这里教过哲学。由于现代拉丁语界推崇，他的名字被公认为不朽。比较本国语言对他的不确定性评价，这个推崇对他更公正些。
我们觉得，主人为阻止一些陌生人干扰，特地把我们安置在教授的住所里。教授们随和知礼，使我们很快就忘了自己是陌生人。在我们居留的所有时间里，我们满意每一次友好的款待，为所有文雅而有修养的举止感到愉快。
早上，我们起来巡游这个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曾经繁盛一时的城市，观察古代奇观的废墟。除非有些措施来维护它们，否则这些残迹再也看不到了。不过，保存这样悲哀的记忆，又能引起什么愉悦呢？直到最近它们还是被如此忽视，导致人们突发奇想，考虑需要它们时，便从这里搬走石块。
一个大教堂，其地基还有迹可寻。一小部分墙依旧竖立着。看得出，它原是一个宽敞雄伟的建筑，与皇家的大主教区相匹配。它的建筑风格，它留下的这些残垣，即使对艺术家来说，也很难看出一个完整的模式。众所周知，它是在诺克斯主张的“宗教改革”的暴力骚乱中被摧毁的。
离大教堂不远，在水边有个残颓废弃的城堡。古代大主教曾住在那里。它不太大，其建造意图更注重安全而不是娱乐。据说，枢机主教比汤雇佣了许多工人，改进它的防御性能，而就在这一时期，他被改革运动的流氓杀害。诺克斯本人曾把这种改革的方式，称为“欢快的故事”。
苏格兰宗教改革一直是激进和激烈的，有类似流行病那样的热情，混合着沉郁的严谨和尚武的残暴。在这些变化中，那些懒惰的人已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仅有那些能沟通的人，没有因逐步地接受新思想而淡化自己热情的人，他们渴望进行一个从陈旧到全新的转变。可是，由于与英格兰的贸易交往的中断，他们过于迅速地屈服于那些懒散的实践和冷漠无情的固有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人们无法充分地接受指导，寻找合适的中间道路，只能为了寻求庇护而出走，避免受到严厉约束的伤害。
圣·安德鲁斯这座城市，在失去卓越大教堂之后逐步衰落。其中一条街道现在也消失了。遗留下来的只是沉默孤独、穷困怠惰和沮丧失望的人。
这里的大学几年前还是由三个学院组成，现在已减少到两个。圣·伦纳德学院最近被变卖房产后解散，把部分钱用来供养其他两个学院的教授。小礼拜堂还在，它把学院隔开。这是一个从外部结构看还算雅观的建筑。因为一些民事的理由，我总是被阻拦进入。有人告诉我，它曾一度被设想改造成花园，在周围种上丛树。但这个新园林的尝试没有成功，所种植物至今都不茂盛。对它的前景，我很灰心。幸好，它目前的状态至少没有被明显地暴露出来，说不定将来会再成为美德之地。
圣·伦纳德学院的解散无疑是无法避免的，但人们也有理由去质疑。一个民族的商业每日都在发展，可财富的增加却不能使文化教育社团受益于它的繁荣。当商人或贵族盖起宫殿时，它的大学却倒塌成土。对其予以谴责应该说是公正的。
现存的两座学院，有一座是专门为神学建立的机构，据说可容纳五十个学生，可每个房间都要给至少两个人去使用。后来建造的图书馆，尽管地方不是很宽敞，却不失雅致明亮。
有位博士对我说，在英格兰我们没有这样宏大的藏书馆，显然他希望能激发或征服我这英格兰人的虚荣心。
圣·安德鲁斯看来是个很特别的接受教育和学习的地方，是个人口多而消费低的城镇。它灌输给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既没有一个大都市的轻浮散漫，也没有一个商业城的豪华奢侈。在那些地方，自然对学习不利。人们要不很容易为追逐享乐而放弃渴求知识，要不就是处在屈从于追求金钱的伤害之中。
学生不论怎么走来走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百。也许学院没有主教礼拜堂，影响了学生人数的增加。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把学生人数少归咎于在职的教授。那些用于学术教育的经费，也不应有什么理由被拒绝支付。最高年级的学生，坚持上年度课程，如英国人称之为“学期”，一个课程持续七个月，要支付大约十五镑，低年级的学生只须支付不到十镑，这些钱已包括膳食、住宿和学费。
大学的主要管理者，相当于我们的副校长，或欧洲大陆的校长，通常被称为院长伯爵。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被称为“院长先生”，这已失去了其过去荣耀的仪式。伯爵，这由祖辈代代相传的称号，已自由地给予任何地区有名望的人。他们用“大领主”“侯爵大使”，我们还是用“我的伯爵”来称呼这个圈子的人，但保留着“伯爵理事会”的仪式。
绕着教堂废墟散步，我们碰到两个拱顶房，这里从前是修道院副院长的住所，其中一个拱顶房由一个老妇人居住。她声称自己有合法居住在这里的权利。她是一个寡妇，她丈夫的祖先曾拥有这座阴暗的楼房已超过四代。不管是怎么开始的，合法居住权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老妇人的生活不受干扰。 她认为，她要求得到的要比其在容忍下得到的多。由于她丈夫的姓是布鲁斯，她便与皇族有了联系。她告诉鲍斯威尔先生，从前这个地方有贵族居住，她受人关注并身份高贵。确实，她现在已被人遗忘了，可她还在做些纺织手工活，有一只猫做伴，不给任何人惹麻烦。
这座古代城市满足了我们许多好奇，并给我们十分愉快的满足感。离开它时，我们都对它怀着美好的祝愿。无论是谁观察世界，都会看到许多令人痛苦的事。尽管教授们热心善良，也无法让人忘却大学衰落、学院被隔离和教堂被亵渎毁坏的不愉快记忆。
圣·安德鲁斯，从前确实遭受到许多残暴的掠夺和强横的破坏，而最近的不幸事件对它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比较能接受大教堂被毁灭的情景。这些灾难离现代比较远，似乎排除了我们思想上的联系或同情。早已过去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也不被人关心。如同我们读到诺克斯和他同伙的暴力事件，几乎毫不动情，就像对待阿拉里克和哥特人入侵一样。如果大学早在两百年前就被毁坏，我们是不会为它感到遗憾的，可现在看着它被衰败围困并在苦苦挣扎求生，心里不免充满悲伤的画面和无用的希望。
艾伯布拉
我们知道，哀伤和希望都无用，当务之急是继续前行。对旅行者来说，苏格兰道路没有特别的风景，既遇不到奇特的冒险也碰不到意外，一路没什么好看的，不是一望无际的单调，就是被松散的石墙隔开。沿特威德到圣·安德鲁斯的路上，我没看见一棵树，很怀疑更遥远的时代此地是否生长过树木。不时看到个别绅士房子，坐落在一小片植物园内，苏格兰人称它为“家园”。路上很少见到这些家舍，见到的也是比较新的。阳光和阴影的变化，这里完全感觉不到。没有树可用来遮阴或搭棚架。橡树和荆棘同样长着怪模样。整个地区都在整齐的光秃秃中一路延伸下去，只有柯卡尔迪和考珀之间道路有所不同。我在两个篱笆之间走了几步。一棵树能在苏格兰做展览，如同一匹马在威尼斯做表演。在圣·安德鲁斯，鲍斯威尔先生只发现一棵树。他指给我看时引起过我的注意。我告诉他，这棵树又粗又矮，看起来就像我所想象的那样。他说，前面几英里后还可见一棵树，此外全是这样光秃秃的。听到另一棵树不可能在附近后，我心里一直郁闷不快。一位站在旁边的绅士说，除这里和那里之外，这个地区就这两棵树。
苏格兰低地在过去无疑与其他地区一样，被同等数量的森林覆盖。由于人口增长和技艺提高，农业和其他养殖业占据了土地，森林逐渐消失。可我认为，只有少数地区被农作物占用，几千年来土地一直荒废，根本没人想到它们能供给将来的人类使用。戴维斯在他关于爱尔兰的介绍中说，爱尔兰人没有种过一棵果树。这种忽视，可以从他们不固定的生活状态和不稳定的财产中得到原谅。可苏格兰人不同，他们的财产一直有保障且被有规律地继承，因此，人们也许有理由质疑，在“联合”（1707）之前，爱丁堡与英格兰之间的所有低地是否种植过树。
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没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可能从骚乱时代就开始了。由于早已形成，也就持续了下去。已经建立的习惯，不容易改变，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动摇整个体系，生活才会在新的原则上重新开始。在“联合”之前，苏格兰很少有贸易，但贫穷不是正当的借口。因为，种植是所有改善生活的方式中花费最少的投资。人们在地面撒下种子，不用什么开销，保护管理好这些嫩苗，直到它们脱离危险期，也不应有很大问题。尽管我们承认，在这些地方植树确实有困难，因为既没有木板作木栅，也没有刺藤作篱笆来扶持幼树。
我们来到了泰河湾口。尽管河不太长，我们还是为马车过河的轮渡费支付了四先令。在苏格兰，生活的必需品很容易得到，奢侈品至少与英格兰同等价格，因此，也可以认为很昂贵。
我们在杜迪休息了一会儿。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又上了马车。在这天结束前的傍晚，来到艾伯布拉斯镇。
艾伯布拉斯修道院在苏格兰历史上很有名气，其被毁灭后的遗迹，提供了它在古代曾经辉煌的充分佐证。我假设，修道院长度可以参考墙根长出来的花草，很容易一眼就看出来，而其高度则可凭部分残留建筑物一眼得知。所有拱门中只有一个保存完好，其他都显得颓废不成样。一个纵深的四方形住宅还保留着。我无法猜测其用途，因为它的高度与整个地方不合比例。在角落的两个塔楼，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鲍斯威尔先生积极行动，满足了他的好奇。他在一个高大窗台上，刮了刮其尘土，看到里面有断裂的楼梯，人不能爬上去。有人告诉我们，当地居民有时爬上另一个塔楼。因夜色临近，我们不能立即发现进入塔楼的门口，只好适当抑制好奇的情绪。有建筑设计能力的人，会做我们不敢尝试的事。他们也许能为这个古老废墟画出一个清晰的平面结构图，根据部分残留建筑物，也能猜测出其整体面貌，把它与同种类同时代的建筑物做比较，得到一个非常接近真实的概念。如果旅途提供的仅仅是艾伯布拉斯这些景观，我也绝不会后悔这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