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者 1753年6月27日 第67期
人类社会的福祉
他们用实用的艺术去完善生活。
——维吉尔
“熟悉会导致忽视”，这是人们长期以来观察到的一种现象。不论事物在外观上显得多么巨大或雄伟，都会失去它的新奇：朝臣在国王面前站立，脸上却毫无情绪；乡村人脚踩在春天的美丽土地上，却很少注意它的颜色或芬芳；沿海岸线居住的人们，看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无丝毫敬畏、新奇和恐惧。
那些终身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看着这个城市的富裕和繁荣、广博和多样，他处之泰然，并无特别好感；可一个从偏远地方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洒脱的奇妙，急于关注这些五花八门的事物，注视这些令人赞美和惊叹的狂热杂乱的景象。
新来者一般都会首先被大街上多样的叫喊声吸引，全神贯注地观看，售货员正把各种商品和工业制品送到人们手中。他受到一时惊喜的无意识影响，容易引发嬉戏和蔑视他们。因为他误用眼睛去得到理解的效果，混淆了偶然的知识和正当的理性的区别。
人们对有些事感到好奇确实是不应受到责备的。在伦敦的大街上有成千上万的职业，这些职业能满足每个人的想法，为任何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那些思考城市奇景的人不容易明白，市场靠什么方式能维持繁荣，居民如何正常地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观察商店和仓库时，他看到其中堆满了各种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经过所有艺术加工和自然生产的产品时，他随时随地都会全神贯注地看，掏出他的钱包去购买。他确信这么多产品很难被消耗殆尽，有一部分人很快就要无事可做，要等供应的产品用完或销毁后，才有可能得到工作机会。
当苏格拉底经过雅典的一个市场时，他看着商品和顾客说：“这里有那么多东西，都是我不需要的。”同样，一个人在伦敦的大街上行走，不论他在哲学方面比苏格拉底差多少，也会有同样的情绪：他看着琳琅满目的产品不知有何用。因此，他也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无价值。确实，许多家庭用的工艺品，许多堆积在一起的财物，无论它们多么微小和充裕，只有使用过后，才能知道如何在需要时，事先安排去获得它们。可世界上很容易就缺货的物质，几乎不必期待鼓励生产。
这类“要为顾客提供各种产品、要为工厂找到买家”的交易活动，是令人好奇和反复变化的。这个世界如此平衡，不仅有面包，还有贵重物品，人人无须用很伟大的能力或特别辛勤的劳动便能得到。那些最无技巧的手和有着最简单头脑的人，都能充分刺激工业生产。因为他有一份很忙的工作，也就绝不缺少必需品。确实，成千上万的人不论工作多么卑贱，也没有什么工作能保证自己发挥出特长，但他们都受到了感激和尊敬。在这些受尊敬的名誉中，有的人只是帮助邻居把浓烟从烟囱里吸走，而其他一些人帮助那些高贵文雅的人，把他们不喜欢的受浓烟熏染的杂味去掉。他们把同类材料磨成粉，用这些粉很快就能使人满意并消除那些气味。
不仅因为这类流行的小事，还有成千上万没听说过的和很快就消失的生意，使这个城市里的大众很少有人偷闲，其结果是避免物质匮乏。在无数的可感受的环境里，人类生活变得多样化。除了人们的欲望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过剩的。或者，除非有些物品人们必须买它，否则没有什么是劣等的。除非是落在一个不合适的人手里，否则没有东西是无用的。因此，有人扔掉的东西会被其他人捡起来。一部分人的垃圾，却为底层的人提供了支撑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当我看着周围那些施展各种能力的人，我唯有佩服这个神秘组合在一起的社会，它把伟大和渺小、光辉和朦胧奇妙地联系在一起。除非他的身体或大脑完全瘫痪，否则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无用，没有人感到痛苦或成为社会的负担，想到这些，我的仁慈心得到满足。无论什么职业，那些勤勉地工作的人，理应得到他应得到的基本物质，理应得到他应享有的生活保障。每个晚上他躺在床上，心里也许充满一种为幸福生活做出某些贡献的快乐意识。
蔑视与敬佩同样难免碰到狭隘的思想。可是，只要他的理解能力能注意到人类的整个分工，他的敏锐力能通过幸运或流行的薄纱看清真实的面目，他就会在最高的境界发现卑鄙，在最平庸中发现荣耀。他会认识到，没有人可以毫无美德而受人尊敬，也没有人会毫不邪恶而遭人鄙夷。
在这普遍忙碌的人生中，没有人可以不受榜样的影响；没有人应回避诚实的竞争，把自己当作懒惰的旁观者，看着别人在劳作不息；没有人被行动的热情包围之后，仍以一个幸福的懒惰者而自得其乐。很多人都会有某些品质，通过适当地运用这些品质，他可使世界受益。无论一个人有多少能力，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尽些微薄之力，排除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产生的苦恼。
根据这个普遍的努力合作原则，各种技艺都有长期的培训计划，以至于人的所有需要都能立即得到供给。懒惰者绝少有自己的愿望：他不会有别人辛勤劳作的满足感，也不会好奇地梦想拥有一个商店里还没有的玩具。
幸福只在一定比例上可以得到享受，这是为人所知的。处在懒惰或愚昧状态的人，人们只能从其相反的不幸人生经历中去认识幸福：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交通便利、人口繁多的小镇，几乎不知道有金钱无法满足欲望的方面。为了对这种人为造成的富裕有个全面公正的看法，需要在一个偏远的殖民地或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小岛住一段时间。只有了解到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多少事，需要多少劳动力，才能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类产品；只有熟悉日常用品，知道它们连续用多久会失效或损坏，或用什么笨拙的权宜之计维持它；只有了解在任何人卖给他想要的东西之前，一个人能把钱留在手里多久，才知如何去恰当地评估他财富的价值，判断生活在一个大城市的悠闲。
可是，在需求很容易就得到满足后，新的需求同样很容易被创造出来，人们的这类幸福，也许一直仍有不完美：每个到伦敦商场的人，会看到无数的仪器和方便实用的商品。当他不了解这些商品时，他不会有买它的需要，可一旦经常使用并得心应手后，他会惊讶，没有它们，生活怎么能维持下去。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我们的渴望总会随着我们的拥有而增加；我们对一些存在但尚未被人接受的事物的理解，会影响我们欣赏眼前的美物。
那些习惯于把自己限制在科学领域和发明创造上的人，会很快在各种无助的力量面前失去自信，忘记我们真正需要的那些极少量的东西，轻视那些也许很容易就得到的简便方法。每个有哲学思想的人都值得去思考，我们有多少天赋的能力被剥夺，又有多少天赋的能力被权宜之计增加。我们如此习惯于给予和接受帮助，因为每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因此，我们中的任何人，不论他的生活方式受到什么规定的约束，几乎没有人不欣赏有众多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的作品。
一个对世界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调查表明，人类的生活在极少帮助的情况下也能维持。通过必要的生产实践培养出来的技艺，借最简陋的方式也能够产生效果，如墨西哥和秘鲁，不用铁也能建造城市和庙宇。这些年，粗鲁的印第安人能自我供应所有生活必需品：只要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养育到身体强壮，就会同其他民族一样，把一无所有的孩子送到世界上，让他自己劳作，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些来到世上的人，最初关心如何从岩石里找到尖的石片，用它来砍倒森林里的树，然后，他制弓，做箭头，盖茅草房，造木舟，从这时起，他能生活得更富足，前景美好。他有棚躲避暴风雨，防御野兽的攻击。他能从海里抓到鱼，进山里捕到鹿。由于他不知道，在坚韧牢固和技巧方面的欠缺可用金子来弥补，他也就不嫉妒那些高雅的民族的幸福：那些人靠着勤劳的祖先留下的财富，可以躺在睡椅上伸懒腰，看着数不尽的财宝在面前倾倒。
上述这个原始人生活的画面，如果说明了个体能尽多少责任，也同样能表明人们多么需要社会。尽管印第安人的忍耐性和生活技艺曾引起我们的景仰，然而，这些不能让他们得到社会的便利，而这些便利在一个文明国家里，连乞丐游民都能享有。他像野兽那样打猎，以便填饱饥肠。在成功地捕猎后，他躺下休息，却不能宣布自己已得到安全，几天后不会有死亡的危险。他也许满意自己的条件，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就好比一个天生的盲人没有要求光明的渴望，因为他想不到光能带给他好处。饥饿、受伤和疲劳，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幸，尽管他认为，他的其他同伴也会有同样的不幸，可当暴风雨迫使他待在小屋忍受饥饿时，公平地说，他不能被认为和其他文明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幸福。因为那些身处文明社会的人和他不同，他们有技巧能免除偶然的自然灾害，他们能未雨绸缪，事先准备好未来需要的食物。
接受帮助和交流经验构成了人类生活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也许能在孤独中保持他的存在，可唯有在社会里他才能得到乐趣。一个个体最伟大的理解力，注定是要为自己生产粮食和衣物，他很少能靠权宜之计来免除每天的死亡威胁。可是，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只有履行他在共同工作中应分担的一部分，他才会有闲暇去得到精神的享受，欣赏智慧和反思的快乐。
冒险者 1753年8月25日 第84期
马车上的空虚无聊
把危险和羞愧赶走，
游牧民族的天性在其捕猎中活跃起来。
——贺拉斯
冒险者先生：
我想，威廉·坦普尔爵士① 和其后的几乎每个作家都曾指出，英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能产生各种伟大的人物。这要归因于“自由”在人们中的普及，它让每个不论精明还是愚蠢的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使他避免受到必需的伪善或者卑屈的模仿的伤害。
这个说法本身没错，可我还是不完全满意。要确切地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在生活中，每件事从远处看都好像显然表现出整齐一致，但只有走近观察，那些让自然个性多样化的微小区别才能被辨识出来，如我们在家能看到的大部分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更多注意它们的机会。我很难相信，如果这种特别的多样性确实存在，是出自某些特别“自由”的结果―因为只要政府存在，对个人的管理要求都是相当严厉的，不会毫无限制地任由他们私下活动而不管。人们能合理地想象，每个其他民族的人，不同样都是他们自己的时间或房子的主人，不同样都有节俭或浪费、欢乐或沉闷、节制或奢侈的自由吗？自由确实对全面表现个人重要的情绪很有必要，可这种自由同样能在许多政府管理中看到，无论它们是君主制还是联邦制。
最近我有机会去观察，个人“重要的情绪”会如何迅速地抢占“自由”的间歇，可当某种限制的力量被解除后，它又会如何快速地扩张自己。这是我坐马车到乡村旅行的发现。由于每次旅行都是一种冒险，因此，这个故事也许完全与你有关，尽管我不能像塞万提斯收集堂吉诃德在小酒馆里的故事那样，表现得绘声绘色。
在这辆马车上，大部分乘客都互不认识，也没有期待在旅行结束后再相见。人们能想象，其他人形成关于自己的所有猜测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关紧要。于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避免被人发现。所有人都假定他们有最令人喜爱的个性，没有任何场合能如此纵情地表现自己全面优秀的志向。
出发那天是黎明。我上了车，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为旅途中的旅伴。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每个人上车后都假装出神气的风度，互相恭贺时都表现出傲慢的礼貌。当最初这些介绍的仪式结束，我们坐下后彼此沉默了很长时间。每个人都尽力想要在彼此面前表现出自己最重要的特征，尽力想突然在同伴中引起尊敬和谦逊。
这时也不难发现，沉默越是持续下去，越是长时间没人说话。那么，找话题就越困难。没过多久，大家都盼望有人谈话，可没有人愿意屈尊率先提出话题来讨论。终于，一个肥胖的绅士，身穿鲜红的大衣，戴着宽边的大帽子，拿出手表，默默地看看它，然后用手摇晃着它。我想，所有乘客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让大家问他现在几点了，可没有人注意他的暗示。最后还是他想谈话的愿望克服了其不耐烦的情绪。他让我们知道，他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五点多，两个小时后就能吃早点了。
他谦虚、喜欢讨好人，很快就被忘记了。大家继续保持顽固的沉闷。女士们抬起她们的头，我好奇地观察他们的举止。在乘客中，有两个人，一个似乎在马车行走过程中数树木，一个用帽子遮住眼睛，假装睡觉。那位好心人不因我们忽视他而烦恼，哼着曲，靠吸他的鼻烟盒打发时光。
大家这样都不太自然，也没有很多快乐，终于到了一家约定吃饭的小旅馆。所有人立即开始补偿自己沉默的拘谨，提出无数问题，请服务员前来照顾。最后，在每个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或者知道自己的要求稍后才能满足之后，服务员劝我们聚在同一张圆桌上坐下。那位穿红大衣的人又看了看表，告诉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可以休息，可他看到我们个个面无愉快的表情很失望―当其他乘客都望着他的这一刻，也正是他想让自己成为大家的同伴之时。他说：“我记得，正是这样一个早上，我和我的爵爷马泊、公爵特得一起外出散步。我们到了一个小房间，就好像现在这间房一样，我向你保证。我的女房东和谁谈话都没有任何戒心，讲起话来诙谐滑稽，回答我们的提问很有趣，让我们忍俊不禁。后来，这个好妇人偶然听到我对公爵说话，叫他的尊称，她很吃惊，困惑得后来什么话也不说了。尽管那天之后，公爵再也没见过我，可他爱谈这个小房子，埋怨我吓到了这位妇人。”
他的这个叙述本应使他得到大家的附和，可他没时间庆贺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耀。因为此时，一位妇女一边伸手要拿一个在桌角的盘子，一边开始议论起来：旅行太不方便了。在家里不会这么困难，总会有很多人照顾，不会像这样在路上缺少仆人。可是，要知道，有身份的人旅行时都不会暴露自己，虽然他们的身份一般能从他们对待粗鲁行为和贫穷小店员的高傲神气中看出，还可从他们对任何招待不周的品评中显示。就她来说，当人们都很有礼貌，举止表现好时，她绝无挑别人错的习惯，因为在旅途中，人们不会期待自己像在家那样享受。
讨论后的氛围似乎开始热闹起来。其中一个迄今什么话也没说的人要了一份报纸，在仔细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后说：“太荒唐了，一个人怎能靠猜测股价来做决定。上周，大家的意见是跌势，我为此卖掉两万镑；现在这股价出乎意料地往上涨；回到伦敦后，我在这些交易中肯定还会损失个三万镑。”
有个年轻人一直不仅以外表活泼给人留下印象，还经常把目光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他听此一说，立即关上鼻烟盒，告诉大家，他有上百次机会和大法官还有律师谈起股价。他不伪装自己很熟悉股市赖以建立的原则，可总是听他们评论贸易的危险、产品的不稳定和他们生产基础的不稳固。他有三个律师作顾问，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劝他绝不要把钱投到股市，而是把它放到安全的地产上，这样他可在自己的家乡靠房地产维生。
现在可以预料，在这些能显示潜在名誉的谈话中，我们所有人开始用尊敬的目光互相观望着对方，举止如同浪漫的王子。当他们迷惑人的伪装被揭示出来后，每个人都了解了彼此的真正身份。显然，他们的暗示还不能让同伴有更深的印象，每个人都被怀疑是在故意给其他人制造假印象。所有人都继续表现他们的傲慢，希望强调自己所做的陈述；所有人逐渐感到时光变得沉闷不快，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怎么说也没有引起太多重视。
就这样，我们在四天的旅途中，彼此间的恶意情绪不断增加。大家没别的努力，只是彼此竞争、傲慢和轻视。当我们中的任何两个人离开大家独处一会儿时，其他人便借此机会对别人的鲁莽发泄不满。
旅途终于结束，时间和变化剥除了所有的伪装，人们发现：原来那个和爵爷还有公爵亲密的人是一个贵族的管家，他用省下来的钱装修了一间店；那个有大笔钱交易的人是个股票经纪公司的小职员；那位很小心地隐瞒自己身份的小姐，在职业介绍所后面开了间小餐馆；那位幸运有法官做朋友的人，在一家寺院做文书工作；其中一位妇女，我不能发现她有任何缺陷，因为她看似没有任何个性，只顾着看自己眼前的景物，没有努力表现任何的特征或优越感。
我忍不住要表现这类伪装自己的荒唐事，如它表明的那样，经常发生却很少成功。即使成功，也得不到什么益处。假冒的个性很快就会随日子结束而暴露无遗。这种自我宣称的伪装的荣耀，会伴随着安抚他们的叹息而消失。
可是，冒险者先生，让那些嘲笑我和我的旅伴的人不要认为，这类愚蠢只发生在一辆马车上。在生命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表现出同样的优越感，在伪造的价值中隐藏自己，听到人们的恭维道贺，而他意识里却责备自己接受这类称颂。每个人在欺骗其他人时，其实也在欺骗自己；忽视了时间即将来临，这时每个幻想都会消失。当扮演逼真的假象被识破后，所有人都必须表现出他们全部的真实面貌。
先生，我是你谦恭的仆人维安托
① 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英国政治家。
冒险者 1753年8月28日 第85期
知识的作用
年轻人，你希望得到奥林匹克奖，
要尝试所有的技艺，经受住每个辛苦的考验。
——贺拉斯
培根说，“阅读使人充实，谈话让人敏捷，写作令人准确”。
由于很少有人能获得培根那样渊博的知识，因此，培根所指明的学习方向确实值得我们去遵循，因为有谁在教导人学艺方面还能有如此大的权威，而又有谁像他在实践方面能有如此公认的成功呢？
在这位名家的盛名保护下，我会劝告那些有独创性的当代人，阅读非常有必要。阅读的目的是了解其他人而不是了解自己，学会尊重别人的情绪和观点。不管这些人目前如何被忽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一段漫长岁月后，最终会以知识丰富和感觉敏锐见长。这些荣誉在那些轻视他们的人中很少有人能获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有些看法在人群中很流行，即认为图书馆只是塞满了无用的废物，任何达到培根所说“三者① 之一”的人根本不需要它，把生命耗尽在书本上只能吸收偏见，使自然的力量受到阻碍和混淆，是用牺牲自己的判断力来培养记忆，是在不能消化的是非混乱知识中埋葬自己的理性。
许多持这类看法的人总认为自己聪明，有的人还被其他人看作是智者。在这些人中，有的人大概还相信自己的原则，有的人却受到应有的怀疑，因为他们竭力要在大众中掩饰自己的无知，希望损毁那些他们没希望分享到的名誉。我认为，“任何有知识的人从不会去贬低知识”，这是永恒的真实。可对于那些敢于谴责却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谴责什么的人，应该给予他们什么荣誉呢？
如果理性有它的提倡者所描述的那种能力的话，如果它是必须经过关注和思考才能获得的话，那么，很难相信有多少万人与我们同样介入了大自然的恩惠，这些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思考怎么会无用。如果当下时代的智慧被认为对子孙后代有益的话，那么，他们会去继承现在被认为有益于指导生活的理性，他们确实也会允许自己接受过去一代人的理性。因此，当一个作者宣称，他不能从前辈作品里学到任何东西，而他的这个宣言又是在最近做出的时，只能表明他某种程度的傲慢。这种对人类最伟大理解力的不可原谅的傲慢，妨碍他去意识到，他正在产生一种反对他自己努力的偏见。如果人的伟大能力迄今一直是失败的，他能试图获得什么成功的希望？或者，这些迄今不可征服的困难在他面前被排除之前，他能用什么特别的力量来激励自己？
上帝允许一些人有资格对人类知识做出增益。这类人数量极少，即使在这个特别优秀的阶层中，每个人在思想上所能增加的东西也是非常有限的。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必须感激他们的全部知识，而必须感激的绝大部分知识要传给其他人。了解知名作家的著作，理解他们的体系，得到他们的理性知识，这是比了解普遍智慧还重要的任务。如果一个人能把思想和求得的知识储存起来，他有时能对一些很少有业余时间或能力差的人表达清楚这些知识，那么，他就绝不应被指责为无用或懒散。
佩尔西乌斯曾恰当地说，了无知音，则尔之知不过粪土。对学者本身来说，一切都是要得到尊重，或是荣耀或是优势，否则什么意义也没有，因为世界不会对那些有真才实学却把它隐蔽起来的人颁奖。如果对他人的无知或错误不能给予帮助，尊重他人将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公正地说，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如贺拉斯，能把适当的情绪和表现自己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他一旦积累了知识后，接着便考虑如何广泛地运用它和最有效地传授它。
谈话可使人敏捷。蒲柏说，他埋头于自己“洒满尘土”的学习手稿，日夜埋头于永恒的研究和孤独的反思中，太容易使他在雄辩中失去自己知识所增进的智慧。当他进入现实的世界，显然表现出过多自己的概念，就像一个人手里拿着武器，却不会使用它。他没有积累自己思考的技巧，不能使自己适应在偶然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智慧，结果却使自己的谈话大多不明智，让所有人感到不愉快。
我曾听过一个渊博的哲学家的演讲。他说自己在科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对拉丁文“opacum”和“pellucidum”做出解释后，他犹豫了一会儿，告诉我们，前者指“不透明物”，后者指“透明物”。这位有学问的读者用如此灵活的方法，使他的听众很容易便了解到科学的复杂性。因此，一个人确实要知道他自己能教什么和不能教什么。
布尔哈夫抱怨说，那些在他之前研究化学的作者，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事先想到读者会有一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通常是无法找到的。那些在与世隔绝中学习任何学科的人，都会陷入同样的错误：在探讨问题时，他们认为其他人都在做同样的探索，他们期待一个简单的暗示和模糊的解说能在其他人中产生效果，因为他们自己受到同样的思想的激发。
学习者忍受孤寂生活的痛苦，还不是唯一使他感到不便之处。当他遇到一个让他满意的观念时，他会极为热情地关注它；只看那些符合他观点的论据；或为使自己免于探讨这类问题的麻烦，几乎毫不怀疑就去接受它；由于迷恋它很长时间而从不怀疑，逐步把它归纳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把它作为无可争辩的真理珍藏。然而，当他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争论不同的原则，得出不同的结论，被置于不同的情况下，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他才发现，他所推崇的立场受到攻击，他无法自我捍卫。由于以前总是想到一个方面，总是处于面对同样立场的一个位置，当敌人以新姿态攻击他时，他感到困惑和惊讶。他陷入从没想到过的困难，受到突然攻击的伤害，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的惊愕妨碍了他自然的推理能力。他的思想变得散乱和混淆。他满足于急切而轻易地得到胜利的自豪。
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凭本能就能看出来的真实会被其他人反对。也同样很难想象，需要练习多少技巧，才能从最有根据的事实中去了解人们会被他们的新奇惊吓，或者他们自己会遭到偶然出现的偏见的最严厉的反对。人们几乎无法设想，在这些临时的争论中，需要多少争论才能让迟钝变得敏锐，荒谬变得精致。通过自己消极的介入，愚昧如何能经常避免被人批判，错误的真诚如何能构成巧妙的谬论，对此，运用理性几乎无法找到摆脱它的办法。
遇到这种情况时，在孤独中学习的人通常会失败：因为别无他路，只有长期的习惯和经常实践才能使人拥有从单方面转化到多方面的能力，把知识用不同的观念表现出来，把知识与已知和被确认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用智力的思辨增强它，用巧妙的相似来解释它。因此，一个在孤独中获得知识的人，必须学习如何把知识运用到人类社会中。
然而，当各种谈话的机会让我们尝试每一种争论的模式，让我们展示每一种情绪的艺术时，我们却因为使用那些并不能严密辩护自己的手法，经常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在谈话中，有人情绪激烈，急于求胜，会利用对手的错误和被其忽视的优势，抓住妥协时机，而他知道这个妥协他无力解决。急于证明他可能战胜对手，尽管他知道这些证明没有说服力。于是，理性的紧张开始变得轻松。许多问题被累积，却没有做出适当的安排或区分。我们学会满足于自己这样的逻辑推理，如它能使其他人沉默一样，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很少再去认真检验这类满足我们虚荣的辩论。
因此，谨慎小心是必要的，以免由于不准确和混淆是非，使丰富的知识和技巧变得无价值。写作可以明确思想，让思想不断地受到检验和重新评价，这是使我们发现思想谬误的最好方法。坚持不懈便能防止在其他方面出现的谬误：谈话时自然会分散我们的思想，而写作时，我们使思想集中；条理使写作完美，无拘无束使谈话风趣。
读、写、说要有适当的比例，因此，它们是写作者的任务。由于对这些方面，许多人不一定常有同样的练习机会，因此，常常不能达到完美。多数人都在一个或其他提出的目标上失败，如他们充实但不敏捷，或者敏锐但不精确。有些错误是完全值得原谅的，因为它们都是人们易犯的错误。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很多错误因没有受到指责而流行，因为几乎无人有这种天生的纠错能力。只有少数人能选择适当的机会，以自然赋予他们的天赋进行改进。然而，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眼前，要求完美是合理的。尽管我们知道它绝不可能达到，我们却总是要朝着这方面去努力。
① 即前文所说的阅读者、谈话者、写作者。
冒险者 1753年10月16日 第99期
英雄：成功与失败
他在光荣的事业中死去。
——奥维德
用事实判断行为一直是人类的实践方式。同样的尝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却以不同的结果结束，形成不同的判断。那些实现愿望的人，从不缺少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和美德的赞美，而那些失败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要是没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去憎恨不幸，这个世界是不会长久的。即使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变得声名狼藉，他们真实的错误也很快就会被发现。这些增加的诽谤会增添他们的不幸：他们在竭力追求财富或权力却失败后，不再能保持诚实或勇气。
这类不公平的现象，一直是人世间流行的风气，似乎还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思索。因此，只有很少人能把“伟大”和“幸运”的概念区分开，即使威廉·坦普尔爵士也主张：“那些得到英雄名誉的人，不仅拥有美德而且很幸运。”
关于不合理地区分“赞扬”和“指责”，没有人比“设计者”更深受其害。他们想象的神速和设计的宏伟，会引起同行嫉妒。每双眼睛都想看到他们失败倒下，每颗心都为他们的不幸而高兴。然而，若一个“设计者”恰好因为成功而受到赞扬，那些准备嘲弄的舌头，在欢呼的闹声中会尽力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出色。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当科里奥兰纳斯投靠沃尔西将军奥菲迪乌斯时，虽然他受到家族神的保护，但沃尔西的仆人们还是开始侮辱他。可当这些仆人看到“设计”生效后，科里奥兰纳斯坐在桌子前面，其中一个仆人很明智地说，“他总觉得科里奥兰纳斯身上有很多他想不到的东西。”
喀提林和恺撒是所有伟大时代中的成功“设计者”，可后人对两人的评价却不同。马基雅维利曾公正地对他们做出过比较和评价。这两个人都形成同样的“设计”，要通过颠覆联邦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用同等的能力和同样的美德追求自己的设计，可是，喀提林死在战场，而恺撒从法撒利亚胜利返回，赢得绝对的权力。从那时起，地球上每个君主都愿以恺撒之名来炫耀荣光。喀提林的名字再也没人提起，除非把他的名字用于那些叛徒和煽动者。
在更遥远的时代，薛西斯计划占领希腊，削弱了亚洲的抵抗势力。可在这个充满期待和恐怖的世界中，他的军队被打败，舰队被摧毁。人们除了蔑视地提到他的名字外，再也不会提及薛西斯了。
几年后，希腊同样让自己又诞生了一个“设计者”。他带领一小支军队侵占亚洲，一直冒险向前。他从一个危险中脱离，又冒险进入另一个危险。他横扫一个个城市，蹂躏一个个王朝，只是为无收获的胜利而战斗。入侵国家的目的，只是通过获得土地再做新的侵略。然而，他很幸运地实现了他的计划，带着“亚历山大大帝”这个称号死去。
这些确实都是古代的事件。可是，人类的本性总是相同的。每个时代都会为我们提供公开谴责一些重大事件的例子。中世纪最大的任务是“圣战”，这场战争无疑是一个崇高的计划，可它却一直都受到人类精神方面的谴责，时间长到几乎这种精神设计出现后就存在了。只有欧洲英雄的热情能促成他们的毁灭。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不能得到他们为之战斗的领土，即使得到了，最后也不能守护它。因此，他们的远征被嘲笑为懒惰和无知，他们的理智和美德同样遭到贬低，他们的行为受到讥笑，他们的理由遭到诽谤。
当哥伦布执行斐迪南国王的命令，去发现其他大陆时，和他一起远航的船员们对他这个船长失去了信心。在海上长时间地寻找那些永远也找不到的口岸之后，他们发起兵变，要求返航。哥伦布找到办法去安慰他们，请求再继续沿同样的航线走三天，而在第三天的夜晚，他们看到了大陆。如果他的船员没耐心，拒绝他所提的再延长几个小时的要求，那么，他的命运只能是带着“无用的设计者”的丑名归来，失去国王对他的信任，认为他花掉了一笔无用的钱，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为此，那些反对他计划的人，该为自己的敏锐判断感到多么狂喜啊。除非金子变成可饮用的水，杯子变成可伸缩大小的容器的那天，否则什么时候会有人再提到哥伦布这个名字呢？
近代皇室的“设计者”是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们使全世界都遭殃。如果任何判断都能根据其考察和了解形成计划，查理首先想废黜沙皇，他率领军队穿过无路可走的大沙漠进入中国，然后用刀剑开路，杀向整个亚洲，征服土耳其，使整个瑞典归于自己的新统治之下。然而，这个雄伟大国梦想的“设计”在波尔塔瓦受到挫败，查理十二世从此被认为是个疯子。说他是疯子的，恰是那些从前有能力送他们的大使去向他寻求友谊的强国，是那些送他们的将军在他手下学习战争艺术的政权。
俄国彼得大帝在自己的统治领域内，充分施展才能，以挖运河、建城市为乐，用无法容忍的疲倦劳动杀害他手下的人，把他统治的民族从一个角落扩张到另一个地方，完全不惜有成千的人死在路上。最后，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使他的人民强大，如神一般受人崇拜，声名显赫。
我完全不打算要对那些英雄和征服者的残暴做出评价。比起他们失败的臭名昭著，我更希望贬低他们成功带来的荣誉，因为我无法想象，比起那些刚开始作恶便死的人，这些烧毁城市、破坏民族、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和痛苦的人，为什么还能被人类推崇敬仰？为什么这些已经成功制造悲剧的人应该受到祝贺，而那些只是想尽力去做的人却是罪犯？因此，我希望把恺撒、喀提林、薛西斯、亚历山大大帝、查理十二世和彼得大帝都捆绑起来，一起送到阴暗或令人讨厌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种“设计者”，我愿意劝人类尊重他们。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值得赞美的，他们的劳动是纯真的，他们寻找新的自然能力，创造新的艺术品。可是，人们不停地谩骂他们，大家普遍地蔑视他们，经常阻碍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有可能取得的成功。如果他们得到允许而不遭到反对，他们是能成功的。
一些人发现自己倾向于批评新事业，而理由只是因为对方是新人。他们应当考虑到，这类愚昧的“设计”很少是出于一个傻瓜的愚昧。它通常是一种宏大思想的沸腾，是各类知识的汇集，是心灵炙热的火花。它常从超凡能力的意识中来，从那些已经做过许多工作的人的自信中来。这些自信者很容易劝人相信，他们能做得更好。如罗利① 完成太阳系仪后，便企图让它永远运动；波义耳竭尽全力地揭示普通化学的秘密后，把思考转到“嬗变”的工作上。
“设计者”通常能汇集那些最让人尊重的品质，给人们带来广博的知识和伟大的规划。据说，喀提林“偏激，不可信，可他的灵魂追求无边无际的宏大目标”。所有类型的“设计者”，尽管在道德方面表现不同，他们在表现智慧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悉数失败，是因为他们企图做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是因为蔑视普遍的技巧而急于求成。也许在这些任务中，自然是不能把人的力量等分的。他们失败不是因为懒惰或胆小，而是因为激进的冒险和无结果的勤奋。
抱有这类企图的人，我们能合理地预料到他们经常失败。然而，从这类人，也只有从这类人身上，我们希望培养那些存在却被浪费的自然力量，发明那些快乐生活所需要的艺术。因此，如果这些人普遍地受到压抑，艺术和发明就不会出现。不论什么尝试，没有可以提前确定的成功，都可以认为是一个“设计”。因此，在有着狭隘思想的人中，他们会谴责和蔑视“设计者”。如果自由的嘲笑一旦被任意放纵，每个人都会嘲笑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每个计划都会被认为是疯狂，每个伟大或新颖的想法都会被责备为不过是一个计划而已。那些不习惯于理性和研究的人，会认为每个事业都不实际，因为它超出了一般的效果或者它包括了太多中间实验的操作。许多故意嘲笑“设计者”的人，会认为一个行进的马车在空中飞奔，一个靠蒸汽机转动的巨大运动，就等同于一个呆板的精神失常者的“梦”。这些人以同样的忽视，看着通过挖掘运河把泰晤士河与塞文河连接起来的奇迹。他们燃起仇恨的怒火，听印度总督阿尔伯克吉② 的计划，想到其要把尼罗河转向红海，把埃及变成荒芜的沙漠。
那些努力尝试的人，比一些不敢离开常见行动路线的人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如许多有价值的化学药品，都是在炼金药多次失败后才研制成的。因此，对那些极力扩张艺术能力的人，需要给予他们鼓励，因为他们常常超出期待获得成功。即使失败，世界有时也能从他们的错误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① 罗利（John Rowley，1673—1751），工匠。
② 阿尔伯克吉（Al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葡萄牙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