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翁公的幼年
乐翁公（松平定信）生平的事迹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用多说。我只是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还有松平家族流传的《拨云笔录》里记载的，来看一下他幼年时的生活，再从侧面分析一下造成他独特人格和精神的原因，据他说：
“在我六岁的那年得了一场大病，所有的名医和大师甚至连高岛朔庵法眼都表示无能为力。那时我特别想活下去，没想到，挨到了九月份的时候竟然不药而愈了。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孝经》，学习日文字母了。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称赞我聪明，有才，对此我一直深表怀疑。”
他认为别人之所以会说他有才，说他聪明，那都是人家在奉承他。接下来他还说了一段往事：
“再后来，我开始接触《大学》，老师怎么教我都记不住。反省之后我才知道，别人说我的记忆力好，说我聪明有才华那都是对我的阿谀奉承。其实我的天资很愚钝，记忆力也很一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只有九岁。现在想想，小的时候老是被别人的夸奖所蒙蔽，对今后的成长真的很不好。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有了一个很高大的志向。我雄心勃勃地想在整个日本，甚至在中国扬名立万，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大人物。志向太大了，有时候也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想名扬四海的人，必须很早就为自己定下远大的目标，并且付诸努力。虽然他立下了大志，但是他却谦逊地把这看成是愚蠢的表现。他还说：
“那个时候起，我经常会应别人的邀请，去为他们题字。自从我知道了那些找我要字的人大多是奉承巴结我的，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去写那种东西了。”
无独有偶，我的情形也和他差不多。时常会有人前来向我讨要字画，或是请我去为他们题字。或许这就跟乐翁公说的一样吧，那些人只不过是为了阿谀奉承我而已。
在后面他还说了：
“我十二岁那年喜欢上了写作，并且开始了通俗类书籍的收集工作。并且在读过的书里面尝试做注解，其中《大学》这本书我还特意写过批注，传授别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可是这种书一般没有人愿意去读，所以我也就半途而废费了。”
乐翁公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可是他等到涉及专业知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多都不太专业。想到参照失实的书籍有可能会误人子弟，于是他就停下了创作。他在后文又接着说：
“现在想想，还好当初没有去搜集真西山的《<大学>衍义》。在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写诗了，虽然文采不怎样，没有韵律。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可以指点我，于是我就自己去读，后来就丢到一边去了。在一次偶然的就会，去铃鹿山郊游时，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我就有感而发：
铃鹿之旅投宿远，
依旧眷恋花丛中。
这是我十一岁那年的作品。”
可想而知，一个十一岁就能作诗的孩子，在当时的文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十二岁那年，我发表了一篇名叫《自教鉴》的文章。并且请到了大塚先生帮我修改，他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他给我的文章的批注我至今还记得，我记得当时是明和五年写的。后来我把它给父亲看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送给了我一套《史记》，这份礼物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个时候的我是刚刚开始写诗的，根本不懂平仄押韵的手法，因此也很难拿出来见人。
《雨后》诗文如下：
虹晴清夕气，雨歇散秋阴。
流水琴事响，远山黛色深。
《七夕》诗文如下：
七夕云雾散，织女汲银河。
秋风鹊桥上，今梦莫畅波。
这些诗是经过众多很多老师们修改过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乐翁公从小就是一个多才多艺，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从他的藏书里可以找到那本《自教鉴》，过去我还读过这本书，这是教育别人同时告诫自己修身养性的书，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是很耐读。乐翁公是一个生性温和的人，他非常担心老中、田沼、玄蕃头的统治。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统治集团会毁掉德川幕府。所以他打算只身一人行刺田沼，这些事在《自教鉴》里都有记载。通过这件事，我认为乐翁公是一个非常善良，有长远见识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人，他还有一段因为发脾气被手下劝谏的故事：
“明和八年，那年我十四岁，就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脾气变得非常地暴躁。对一点点小事也会大发雷霆，或者是没完没了地动怒，身边的人都对我表示难以忍受。大塚孝绰尤经常会来劝告我，还有水野为长也是这样。他们总是会把我不好的言行都提出来，虽然我很感动，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后来，他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在我的房间里挂了一幅姜太公钓鱼的画，我每次发怒的时候只要看一眼这张画，就会慢慢地想到自己要克制，沉下心。虽然非常难控制，后来居然奇迹般地一天也不发火了。直到我十八岁之后，这种怪脾气就慢慢地改掉了，这都是周围人劝谏的结果。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乐翁公虽然是一个天才，但他的感情个性太过强烈。然而坚定自身的信念去修身养性，才是他形成独特人格的关键。
评价人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常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既然都同为灵长，那么人与人也就不会存在太大的差异了。可事实上呢？这世界上的人这么多，每一个人都大不一样，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光是在我的交际圈里面，有尊贵的王公贵人，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差距可以说是相当的大。就连一个小山村，一个小乡镇也有明显的区别，那更别说一州一县了。再谈到一国的区别，那悬殊就更大了。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智愚尊卑的区别的话，再想要把人按这种标准区分开也是很难的，更何况要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就算我们承认人类是动物中的灵长，其间自然也会有优劣之分。我们从“盖棺定论”的古话里就能看出来，这个明确的标准是存在的。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再来想想，“所有人都各不一样”这句，也没有说错。可是到了真正要我们评定一个人价值的时候，对上面的两个论述我们又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然而这又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想，只有我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标准的问题上，我想我们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据说，很久以前欧洲有一位国王做过一个实验，是关于人类天然语言的形成问题。他让人把两个婴儿放在封闭的室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听到一点人类的语言，也不进行任何的教育，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再带出来。结果他们一点人类地语言都说不出来，只会发出像兽类的哼哼声。这是不是事实我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类与禽兽的不同点非常小。纵然有些人四肢五体健全，有人的基本形态，可我们不能笼统地称他们为人。只有在修德、开智，并且对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的前提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具备了灵长能力的，并且有社会性人才具有真正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价值。所以说，这也就是鉴定人真正价值的标准，脱离了这几点，以上论点就不成立了。
自古以来的伟人中，有几个能作为真正有价值的人而存在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并起，推翻了残暴的殷纣王，统一了动荡的政局并且大力推行以德治天下。为了纪念两位丰功伟绩的伟人，后人把文武王称为圣人。
由此可见，文武两王，可以说是丰功伟绩，富贵显赫。可是和文王、武王、周公等人并称为圣人的孔子又是怎么样的呢？而作为他的弟子，也冠有圣人之名的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呢？他们毕生只是为了道而云游天下，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就连一个小国也没有。在德行，名气方面，他们丝毫不亚于文武王。可是在富贵方面，他们和文武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如果我们把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真正价值的标准，那么孔子就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人了。可是孔子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很差劲的人呢？我们知道，文王，武王、周公还有孔子等人都是常伴知足而度过一生的，如果把富有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的话，把孔子作为一个差劲的人来看这能说得通吗？
所以说，评价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只有从各方面去看他的成就，他的影响，还有对社会对人类所作的贡献，才能评价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再来看看日本的历史人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比如在藤原时平、菅原道真、楠木正成还有足利尊氏这些人中，我们可以试着来评价一下谁的价值更高一些。藤原时平和足利尊氏一样，他们在财富上也是佼佼者，可是在今天看来，只有在大家谈论忠诚的时候才会想起藤原时平的名字，而菅原道真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到底该怎样看待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呢？我们说到尊氏、正成两人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是一种社会潮流，许多人对此津津乐道。但是要真正地去了解这个人，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却又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轻易评价一个人。想要真正地去评价一个人，必须把他各方面的成败综合起来，以及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进行考察，最后才能进行评价。
什么才是真正的气魄
我们常说的气魄是什么？这个词很难用具体的形式加以说明，但要是从汉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一类。
我们常常会提到年轻人有气魄。但这并不能断章取义地说，只有年轻人才有气魄，而老年人却没有。其实气魄是所有人都有，虽然大隈侯爵比我只大两岁，但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气魄很宏伟。
关于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曾经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他这里所说的“至大至刚”、“以直养”的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常听人说某某人没有气魄，或是拿出点气魄出来之类的话。甚至还有人说，在烂醉如泥的时候大喊大叫，那是有气魄的表现；然而沉默不语常常被人家认为是窝囊废、没有气魄。
酒醉后在街上大喊大叫直到被警察抓走而表现出来的气魄是没有人赞赏的。如果和某某人发生争执，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强词夺理也能别称之为气魄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上都是误解了气魄这个词本意的表现。
福泽先生非常注重独立自尊，他所说的自尊，我们可以理解为有气魄，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等，如果人们在做到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的前提下，同时具备自尊，那就再好不过了。自治、自存，只有在付出一定的辛劳之后才能达到。而我们所说的自尊，稍有差池就容易被人误解为倨傲或是不像话，也就是缺德。
气魄这种东西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说，过一下马路，也要说我有自尊，看到迎面开来的汽车也不避开，最终酿成惨剧，这种自尊并不是有气魄的表现。气魄是一种非常刚强，非常强大的气势，这种气势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那种单纯，轻率的意气用事。
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发酒疯表现出来的“气魄”，昨日还很厉害，今天就疲惫不堪，这并不是有气魄的表现。只有用刚正之心日积月累培养出来的气魄才能“塞于天地之间”，形成真正的气魄。
现在的学生们普遍缺少这种气魄，常常被外界评论为软弱、淫靡、优柔之辈。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再这样下去的话，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民族都会丧失气魄。我觉得责任重大的这一代年轻人应该承担起这个重任，修身养性培养起气魄才行。我记得程伊川说过一句话：“哲人见机诚之思，志士厉行致之为”，或许文字有些出入，但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是我非常赞赏的。
明治时代的前辈们，也就是我所说的“哲人见机诚之思”的这种人，而大正时代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成为“志士厉行致之为”的人。现在正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时代，我给现在年轻人们的意见是，时刻保持旺盛的气魄，努力为社会，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二宫尊德和西乡隆盛
明治五年（1872年），陆奥宗光、芳川显正还有我，跟着担任总指挥，负责管理所有相关事项的井上侯爵一起远渡英国筹集公债。明治四年（1871年），那个时候吉田清成正在想办法对财团进行改革。有一天傍晚，西乡公（西乡隆盛）忽然到神田猿乐町来找我，那个时候西乡公是政府的参议员，担任一个非常高的官职，而他却来访问我这个官职低微的财政大丞，说真的，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感到非常惶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而来。
说起《兴国安民法》，这是一部由相马藩聘请二宫尊德先生拟定的涉及财政、产业和很多方面内容的法案。后来以井上侯爵为首的，在我们财团政改的时候，曾经打算过要废除二宫先生遗留下来的《兴国安民法》。后来相马藩等人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这个藩消长的大事，他们于是就派了富田久助和志贺直道两人到东京，面见了西乡参议。他们请求西相公在财政改革的时候出面，保留下《兴国安民法》。西乡公就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后来与大久保先生和大隈先生谈论时，却没有得到认同。接着他又想到如果井上侯爵也不同意的话，这个要求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接受了。西相公烦闷到了极点，突然就想到我了，他认为如果说服了我，就有可能达到不会废止兴国安民法的目的。因为他非常看重对富田、志贺作出的承诺，于是他特意来看望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西乡公把自己的处境跟我说明了一下，并且表示废除这样一个好的法律实在是很可惜，希望我能帮他出一把力，让这个法律继续维持下去。
于是我就问了西乡公：“您认为应当继续维持这个法律，那么您知道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的具体内容吗？”
他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就连基本的内容都不知道。
“既然您都不知道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就过来劝我不废止它，那样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不过，在谈这个之前我还是先为您说明一下吧。”
于是我就根据我对《兴国安民法》进行的充分调查，详细地向他加以说明。
二宫先生一去相马藩，第一件事就是对藩内过去180年间的年收入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并且把180年分成了天地人三个年份，每个年份有60年，并且算出了这60年的平均年收入，并且把这作为这个藩的一年平均收入的参数。然后再把这180年分成乾坤两个年份也就是90年一年份，把收入少的坤这90年的人均年收入作为藩内的年支出数额，并且以这个作为依据，预算出年支出。如果当年的年收入超过了坤的平均年收入参数，那就是增收：如果还有结余的劳动力，就作为次年开垦荒地的依据，而开垦出来的新田地就给予当时的开垦贡献力最多的人。这个也就是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
西乡公听了我对二宫先生《兴国安民法》的详细说明，他就说：“照你这么说，《兴国安民法》倒也符合量入为出的原则，那不是挺好吗？不废除不是更好吗？”想到我坚持自己的财政意见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向他讲述道：“您这点讲得很对，如果继续沿用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相马藩一定会越来越昌盛。但是您要知道一点，我们这是为国家制定法规，若是单为一个相马藩保留这个法律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了，权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西乡公听了我的话之后，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默默地告辞了。
我要说的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认为像西乡公那样，没有一点架子的人才是最令人敬佩的豪杰。
不能空谈理论上的修养
修养，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修养？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只是空有理论，而不付诸实践，因为修养是必须由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
我在这里必须对实际和理论的配合，特别作一个说明。归结成一点就是，理论与实际、学问和事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不能同时得到发展，那么一个国家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不管一个方面做得有多好，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紧密地与之相结合，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不能一味满足于事实，也不能只看纯粹的理论，一定要两者相结合，只有两者相结合，国家和民族才能文明富强，作为个人才能臻于完美。
像这种例子很多，就拿汉学来说，孔孟之道在中国历来都有非常高的地位，称之为国学或是经学，相比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对儒学探究最深，并且让其得以发展的是中国宋末的朱子。朱子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热爱讲学。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那个朝代政治衰颓，兵力微弱，实学丝毫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尽管学问的发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那个时候丝毫是没有用的，也就是完全被实际隔离了。总之，尽管宋代的经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振兴，却没有真正地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
然而日本人却能很好地利用这本经学，并将它应用到实际中来。使这一套中国宋代流行的空谈死学，得以发挥它真正的效力。德川家康是少数几个能运用这套经学的人，元龟、天正时代，当时的日本四方割据，有号称二十八天下的局势。兵荒马乱，各大诸侯只热心军备。这个时候德川家康表现得相当明智，他意识到光凭武力是不可能治国平天下的。于是他大力推行文化事业，采用中国视为死学的朱子儒学。聘请到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人，为他推行儒学，并把它付诸于实践。
至今为止，我们还能看到德川家康遗训中的一句话：
“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不可操之过急。常想到不自由。就没有不是之感。起非分之望时，宜想到困穷之时。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知畦不知负，害至于身。责己宽人，不及胜于过。”
这些话大都出自于名学典故中。他之所以能够平息战乱，一统天下维持三百年的和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死板硬套，对理论能够活学活用并且付诸实践。
到了元禄、亨保年间，各种学派也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并逐步演变成为玩弄空理不切实际的空论。虽然有很多有学识的儒学家，可是注重联系实际的却很少，只有少数的像熊泽菩山、野中兼山，新井白石和贝原益轩等数人。德川末期的国势一蹶不振，这和没有结合实际的空论有莫大关联。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今天看来，不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是不切实际的。再回过头看日本，至今也很难说它已经达到了两者的充分平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两者的相离倾向已经愈来愈明显了。想到这点，不能不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一个以修养为主的人，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切勿走旁门左道，要恪守中庸，努力向前，同时向智慧之路稳步迈进。在精神发展的同时，智慧必须也与之同步发展。修养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一个村，一个乡，进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
磨炼自己的意志力
总的来说，世间太多的不如意，这不仅是对于有形事物而言，更多还是对人的内在精神来说的。就比如，我们在心里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发生变化。有时，可能是被身边的人劝诱而改变，虽然这并不是恶意的，但也充分说明了自己意志力太过于薄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却还是如此，就是意志力不够坚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独特人格的形成重在平时对意志力的磨炼。我们应该形成一种意识，对做任何事都要形成“要先这样”或者是“然后那样”的意识。一旦开始做某一件事，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是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决不能被干扰，疏忽大意，进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平时意志力的锻炼，在处事的过程中依次进行。
人心是很容易产生变化的，常常会在决定了做某件事，或是必须做某件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动摇意志，改变初衷，做出背离本意的事，这是意志力匮乏，精神修养有所欠缺的表现。事实上，那些精神修养好，意志力经过千锤百炼的人也难免会迷失方向。更何况社会经历浅薄欠缺锻炼的年轻人呢。所以年轻人更要提高警觉，对问题深思熟虑，不要仓促行事。一旦决定，就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一直走下去。同时也要注意，行事的时候不能反过头来再三思考，这样会打乱计划，最后失去自我。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锻炼意志力的理论，或许有些说教之嫌，但我仅仅是为了能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验。自从明治六年（1873年）我辞官之后，我就开始在工商界闯荡。在那之后，无论政界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再干预。本来，政界和商业界是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巧妙地盘桓其中，这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自认为自己的能力比较平庸，所以一直不敢挑战其险恶。
然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很可能会一步走错，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我就和政界彻底断绝了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商业界里来。说起当初作这个决定，绝大部分是我的意思，在这之前还有些朋友曾经对我有过劝阻，最后被我一一回绝了。纵然我当初的信念是那么的坚定，但是在后来我慢慢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是很大的。在这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常常会体会到，改变最初的决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想到这里，我就会立刻打消动摇决定的念头，直到发展到今天。这些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所有曲折比起当初所预想的要多得多。
如果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在遇到了这些变化和诱惑的情况下，稍微有一点差池，就会走错路。也许就会造成和今天大不一样的局面，形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就比如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一件事情上的决策上有失误，让本该朝正确方向发展的事变成一件重大失误。先不说事件的大小，这件事定会成为我人生的一大败笔。
就算是一次很小的挫折，也会让人乱了阵脚，让自己的意志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今后行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让自己产生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以后就会认为出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千里之堤，溃为蚁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这40年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道路。一路走来，也许会碰到很多一念之间的决策，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初衷，中途转向，最终只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们不难看出，意志力的锻炼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觉得，大家能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一些教训，收获也是不菲的。这些经验我总结如下：即便是一些小事，只要是违背了自己一开始的意志，一定要坚决摒弃。如果一开始就被小事而左右，那么最终只会产生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在对待小事上也要三思而后行。
由果探寻因
社会上对于乃木大将的殉死，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也有很多人评论他：“殉死的行为是理应受到世人批判的，然而乃木大将的死没有人有资格去批判他。”也有人评论：“大将的死，何其壮哉？他的死是伟大生命的升华，大家会永远地记住他。”等等。各种各样的评论接踵而来，媒体报刊纷纷响应。由这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死，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
虽然我的看法和后者大致相同，但我个人认为，与其说大家是对乃木大将死的行为而崇敬，倒不如说是对他生前的行为感到敬佩。或者可以说是，大正元年（1912年）9月3日之前，乃木大将的行为品性是深受大家所爱戴的，因为他的猝然离去，让大家一时无法接受，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所有人。
我们先不论大将殉死的动机是什么，现在仅仅对是不是因为一死才给社会带来这么大反响而讨论，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看法叙述一下。因为我和乃木大将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我只能从社会各方面对他的评价来认识他。从各个层面的人对他的评价看来，他确实是一个真诚待人，正直廉洁的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生前的一些事迹看到他对事是一丝不苟、全神贯注的精神态度。
尤其是在军务方面，他更是不惜一切为君为国尽力，是名副其实的忠君爱国之人。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日俄战争中捐躯，晚年丧子的大将，在人前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
乃木将军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军人了，作为军人，他时刻谨记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与此同时，他还能保持着一颗明辨是非，不惧强权的正义之心。他甚至曾因为忤逆上司，而受到被开除的处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感情偏激，容易冲动的人，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的人，他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让他手下的士兵深深折服。
古代中国有吴起吮脓的典故，他为了给士兵治伤，亲口帮士兵疗伤，让受伤的士兵非常感动。士兵发誓说：“我的伤一旦治愈，我一定要为了将军拿起武器，在上沙场拼命。”
后来，伤兵的母亲感叹说，报恩虽然是人之常情，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这位母亲对吴起的做法是出于爱心，还是作秀有些心存疑虑。
如果乃木将军这样做的话，绝对是出于爱心，他向来是以无邪的心来对待士兵的。在学习院担任院长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对学生们关爱的真情流露。就乃木将军的为人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不是那种只会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人。他文雅风趣，就像萨摩司令一样，在他战死的时候，身上还怀揣着和歌的草稿；又比如八幡太郎义，在勿来关写的和歌，到现在还是经典传唱。这些辞世之歌不仅是勇武和文雅的激情碰撞，更是毫无做作的真情流露。
因为大将是一个有强烈奉献精神的人，先帝不幸驾崩，让他忽然就觉得在这个世上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纵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需要他去料理，就比如未来的军事发展方向，学习院的各种事物，对英国皇族的外交政策等。这些事再怎么重要也难以遏制他内心的苦痛，他还是决定殉死以求解脱。大将殉身的消息一经传开，他生前的各种事迹和思想也随之公之于世，轰动全国。只是抛弃生命的做法并不伟大，伟大的是他六十多年来所做的一切，他的事迹是伟大的，他的人格是值得世人永远赞颂的。
现在社会上的年轻人都有一个通病，他们只看一个人最后是多么的光辉荣耀，却常常会忽略他们成功背后的辛劳和汗水。
只能看得到表面，却往往无视内在的东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们对于乃木大将同样也是这样，很多人只是感叹他那壮烈的一死，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殉死的目的，以及他生前光辉的事迹和崇高的精神品质。
德川家康的贡献
东照公（德川家康）之所以得到世人的敬仰，是由于他在神道、佛教和儒教以及各个领域所做的贡献。他做过很多的调查，希望能借助这些摸索出成功之道以谋求国家的兴盛和繁荣。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这点，历史学家们有不少好评。他在文学和政治领域所做的贡献，一直以来都是我深为敬佩的。在佛教上，他一开始让一个叫楚舜的人负责，由于那个人造诣不高，所以东照公不太器重他。后来是由一个叫南光坊天海的主持的。在儒学方面，他首先聘任了藤原惺窝，随后又聘用了他的弟子林道春。而且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后人尊称他为官方儒学者，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流派。东照公对儒教非常重视，并且大力推崇。
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历史书上常常介绍他熟读《论语》和《中庸》的事迹。并且还有一篇杂有平假名写的《神君遗训》的文章，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切不可操之过急。”这是出自东照公的遗训里的，这也是他熟读论语的证据。《论语·泰伯》里面曾子说了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用东照公的话来讲就是：“人的一生犹负重担而行远道”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差不多。在他的遗训结尾还说“不及胜于过”，这句也是出自孔子的话“过犹不及”，他在这里强调而为“胜”。以上的这些，都是东照公引用《论语》的例证。
在道德方面他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元龟，天正年间，日本内乱不断，民不聊生。当时人们对文学兴趣已经荡然无存，更别提什么仁义道德了。然而东照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于文学的振兴，他决定采用朱子的儒学。
经学一派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而林家却能彻头彻尾地把儒学发扬光大，东照公的用心良苦实在是令我敬佩不已。
他不仅仅是只注重仁义道德主义和文学的发展。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佛教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最初皈依了广三河的大树寺，并且和这里的僧侣们结下了深厚的交情，但是大树寺是属于净土宗的。再后来，他招用了一位芝增上寺的主持。到后来，他有转移到骏河之后，又任用了金地院的崇传、承兑等人。再到后来，他才接受开辟东睿山的南光坊天海的指导。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天海实在是僧侣里面的英雄人物。说是英雄或许有些过分夸张，怎么说他也是僧侣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他是一个精力非常好的人，足足活了126岁。比大隈侯预想的还要多出一岁。东照公非常信奉天海禅师，经常向他讨教佛法。
最近我读了南光坊天海的传记，书里面也有提到，东照公在骏河的时候曾多次和天海禅师交流佛法，那些数不尽的年头里到底有多少次已经说不清楚了。但是据天海禅师的记载，在某一年的三个多月里，竟然有六七十次之多。即便在他卸任以后，身在江户也时常和天海禅师有书信往来，迁到东京以后也是这样。
他不像平常人一样，在茶余饭后打发无聊才做这些事，而是一有空余时间就回去聆听佛法。在《德川实记》中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是很多地方都讲到了他向南光坊天海咨询的事。
反驳修养无用论
在谈论修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受过一个人的攻击。他的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点：其一是，修养会磨灭人的天性，所以不值得提倡；其二是，他认为修养会束缚人，让人变得卑屈。对于他说的这两点，我也要阐述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第一，说修养会磨灭人的天性，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这是混淆了修养与修饰的区别，所谓的修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养性，这里面有锻炼、研究、克己和忍耐的因素。主要强调的是人要通过努力逐渐让自己达到圣人和君子的境界。为此，我要特别声明一下，修养并不是改变人的天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充分的修养，那么，假以时日，他的品行和人格就会日趋完美，逐渐接近圣人的标准。如果认为修养会把人的天性磨灭，那么，也就是否认了圣人的存在。
如果说因为修养使人变得卑曲的话，那样的君子也不就不能称之为君子，应该说是伪君子。这是一种错误的修养。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而我们的七情六欲往往会左右我们的心，就算是圣人也要对自己有所控制，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修养来克制自己。所以，我认为，说修养会束缚自己，让人变得卑曲这种言论纯属谬论。
修养使人卑屈，是不注重礼节和忽视了虔诚的人的狭隘说法。我们常说的孝悌忠信、仁义道德都属于修养范畴，绝不是一般的愚昧卑屈所能达到的。《大学》中所说的“致知格物”，还有王阳明的“致良知”，也都是说的修养。修养并不是塑造泥偶一样，相反，他是结合自己的性情，加以灵性在为人处事中积累而成的。真正达到有修养的时候，就能分辨善恶是非，做到正确地取舍。
这样断章取义地说话，是对修养最大的误解。修养在生活中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可以说是在精神、智慧、知识、身体，以及言行上最大限度地磨炼自身。无论你是青年还是老年，只要坚持不懈地修身养性，终有一天会达到圣人的境界。
以上就是我针对修养无用论的反驳。我由衷地希望广大青年朋友们能吸收这个理念，努力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人格养成法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最切实，最需要的是高尚人格的培养。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道德观念非常好。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国民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至于今天道德局面的混乱不堪。现在的年轻人把儒学视为陈旧的东西，一味地追求时尚和潮流，排斥甚至抵制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基督教义还没有成为一般的道德法律，在明治时代也没有真正确定道德规范，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人民的思想处于动荡之中。国民精神无所寄托，民不聊生。
现在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注重人格的修养了，这样的局面非常令人担忧。各大世界强国都信奉宗教，并且有相关的道德律；唯独我们大日本国却还是处在思想混沌的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感到羞愧吗？大家再来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人们都纷纷偏向于极端主义，为了金钱，什么都愿意做。人人都这样，还谈什么国家富强，追求个人富强倒是真的，这个想法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当然，致富并不是坏事，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我认为，以“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为生活准则最好。
孔子曾经说过：“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句话说的是追求功名富贵并不是坏事，并且是重要之举，理应受到支持。如果说人人都只顾着自己富裕，把国家的兴盛与繁荣抛诸脑后，一味只顾自己的话，那就值得大家好好想想了。现在的人看待金钱，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气。换句话说，这是现在人，人格修养欠佳的表现。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明确的道德底线，所有的国民都对它保持着信仰，那么，也就能扶正社会风气，在潜移默化中让国民形成一种人格。
这也是我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规劝年轻人们，要注重人格修养的原因。年轻人有活力，冲劲大，并且非常有上进心。所以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要在谋求自身富足的同时，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年轻人极容易受到蛊惑，所以更要把持住，坚持自我。
人有各式各样的，有人信奉佛教，也有人是基督教徒，信仰不同的人比比皆是。针对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人格修养。
从我年轻时候起，我就立志要把儒教发扬光大。尊孔子为我一生的参照。所以我认为，具备忠义孝悌的人才是最具有权威人格的，只有这才是人格的最高修养。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讲，最基本的也是这几个方面，忠义孝悌是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人不可或缺的，同时是为人处世中最基本的道义。
同时，智能的开发也要建立在这四点上，如果不是，也就不能称之为健全的人格。如果智能开发不够充分，也就不能很好地做到明辨是非，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上也就难以发挥效力，因此也不算圆满地达到“忠孝悌义”。
在为人处事方面，做到讲求原则，尽量避免犯错，这样的人生才能圆满。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也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有人理解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有人认为是不停地积累财富，取得足以令人仰望的地位。我向来是对这两种观点不赞同的，我认为如果不以有高尚人格为前提，取得不义之财或是通过不折手段取得的地位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商业无国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旧金山的学童事件导致日美关系的逐渐恶化，日美间的外交出现了疏远的倾向。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态度，他们开始厌恶日本人，逐渐疏远日本。出现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积怨所致。
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旧金山的金门公园还发生过“日本人不准游泳”的事件，在这之后事件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外交关系的濒临破裂。对于美国，我向来是有种特殊感情的。作为实业界的一员，我对日本的整个实业的命运感到非常担忧，尤其是外交方面更加令我感到十分忧虑。这个事件之后，一些居住在旧金山的日本人就建立了一个叫在美日本人会的组织，由手岛谨尔氏担任会长。他特意派渡道金藏这个人回到日本，请求我能帮助他们在国内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同时我们也大力配合他们，希望他们在美的各位能取得成绩。
我就这个事，向渡道金藏讲述了明治三十五年在金门公园目睹的事件。并且嘱咐他一定要向会长和会员们反映这个事，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不是小事，万不可掉以轻心。那一年是明治四十一年。
同年秋天，由在美日本人会举办了一个活动。邀请了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大商会的议员来日本旅游，这个活动是我们提议发起的。这次的盛会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消除了长久以来的误会。这次来旅游的有旧金山的F·W·杜鲁门，西雅图的J·D·罗曼，波特兰的O·M·克莱克以及其他的议员。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我们就日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且真诚地表达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与良好希望。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对移居到美国的日本人在美国存在的种种陋习进行了批评，并指出这是两国需要努力沟通，及早解决的问题。
如果在美国，依然存在着种族偏见与歧视的话，这就是美国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是对美国主张的人人平等原则的践踏，是美国的错。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我的观点表示极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