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注：《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7、400。）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编者注）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第217页◎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 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 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页），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第218页◎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和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像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像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 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β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第219页◎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第220页◎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像“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第221页◎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 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第222页◎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像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像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第223页◎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像“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注：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第224页◎的方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注：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1798年）中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1、2、4、8、16……)，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列宁在批判这种人口理论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225。）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第225页◎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第226页◎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第227页◎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注：在列宁引用的卡·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这封信是1843年10月20日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写于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446页）。--228。），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228、415。）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注：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第228页◎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注：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395页。--编者注）比较一下。）。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注：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29。），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第229页◎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注：转向黑格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趋向。在英国，这种趋向是从1865年詹·哈·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问世开始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期，经验论哲学（耶·边沁、约·斯·穆勒、赫·斯宾塞）及其伦理个人主义的原则已经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从理论上论证宗教的广泛可能，因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注意。于是一个称为“英国黑格尔派”的派别便应运而起，其代表人物是托·格林、爱·凯尔德和约·凯尔德兄弟、弗·布拉德莱等。他们极力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达尔文主义。“英国黑格尔派”利用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方面，抛弃它的唯理论和发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用来为不可知论作辩护。例如布拉德莱从人的思维的矛盾性质得出结论说，思维只在现象领域运动，因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不矛盾的、和谐的、绝对的。在社会学领域，“英国黑格尔派”论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认为公民的利益要完全服从于这一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也增强了。瑞典哲学家约·雅·波列留斯试图复活黑格尔主义，把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克·雅·博斯特隆、西·里宾格等）对立起来。挪威的黑格尔右派马·雅·蒙拉德、格·威·林格等用神秘主义精神解释黑格尔哲学，而背离它的唯理论，并企图使科学服从于宗教。--230。）（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编者注）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第230页◎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注：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第231页◎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ser（注：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注：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注：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财富’、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上帝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第232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集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Holzwegder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像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第233页◎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注：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美国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19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取代了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查·皮尔斯在1878年提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威·詹姆斯和斐·席勒的著作，实用主义形成了独立的哲学流派；约·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获得符合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却完全歪曲了真理的概念。皮尔斯把认识看作是获得信念的纯粹心理过程。詹姆斯则拿“有用”、成功、有利等概念来取代作为现实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任何概念，包括宗教概念在内，是不是真理，就看它们是否有用。杜威走得更远，他宣布所有科学理论、道德原则、社会设施都只是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即有用性）的标准是经验。他们所谓的经验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体验。他们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唯一的实在，而宣布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已经“陈旧”。实用主义者象马赫主义者一样，企图创立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用“多元论”的观点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是像一种可以由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拼装的镶嵌画。根据当前需要，实用主义认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它宣称不需要任何彻底性，只要对一个人有利，他既可以是决定论者，也可以是非决定论者，既可以承认神的存在，也可以否认神的存在。）
（注：实用主义曾经在美国广泛传播，几乎成了美国的官方哲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用主义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哲学派别在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它的基本精神仍起作用。实用主义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也在不同时期有过支持者。--234。]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第234页◎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第235页◎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像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神论”（注：《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国外周报》(《GazetteEtrangère》)是俄国侨民报纸，1908年3月16日-4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号。报纸主要报道侨民的生活，也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和国外事件的材料。该报第2号曾刊登1908年3月18日列宁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作的报告《公社的教训》。该报也刊登过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传“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的文章。
列宁的引语摘自卢那察尔斯基的《简论现代俄国文学》（载于《国外周报》第2、3号。--236。]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236。]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第236页◎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第237页◎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