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6年—1587年2月
终于达到目的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已落入圈套：她表示了“同意”；她已罪责难逃。现在伊丽莎白可以高枕无忧了，司法部门会替她裁决与处置。四分之一世纪的争斗已经结束，伊丽莎白赢了。伦敦街头平民欢呼雀跃，庆祝自己的君主获救和新教事业取得胜利。伊丽莎白本可洋洋得意，然而在万事如意的同时，不可思议地桩桩件件夹杂着苦涩。现在正是伊丽莎白可以出手的时候，她的手却发抖了。将那个轻率行事的女人诱入圈套，比此时让这个陷入罗网挣扎不得的女人命归黄泉要容易一千倍。要是伊丽莎白想用暴力除掉这个碍手碍脚的女囚，她早就有上百种不留痕迹的办法。十五年前国会就曾要求用斧头最后警告玛利亚·斯图亚特。约翰·诺克斯临终时还请求伊丽莎白：“如果不把树根铲掉，枝条又会发芽，而且比人们想象得到的还要快。”可是每回她都回答说，她“不能弄死躲避苍鹰逃到她这里求助的小鸟”。可是现在要么赦免，要么处决，别无其他选择。现在迫使她面临一再搁置，然而终于无法拖延的决定。伊丽莎白害怕这个决定。她知道，她的裁夺后果非同小可，简直无法想象。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几乎难以体会得到这一决定的重要性、革命性，因为这在当时还会撼动世界上正在运作的整个等级制度：将一个膏立的女王强按到利斧之下就意味着向欧洲各国一向顺从的民众揭示：一国君主也是一个可以判刑、可以处决的人，并非不可侵犯——因此，伊丽莎白的决定涉及的并非一死了之的一个人，而是一种观念。如果伊丽莎白开了决定处死的先河，必将产生几百年之久的影响，警示世上所有的国王：已有一颗戴着王冠的脑袋在断头台上掉下来。如果不是援引这一判例，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查理一世 就不至于人头落地；如果不是查理一世成了刀下鬼，就不会有那样下场的路易十六 和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高瞻远瞩，具有强烈的人性责任感，意识到她做出的决定将带来无可挽回的影响。她犹豫，她畏缩，她摇摆，她能拖则拖。再一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在她内心开始了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伊丽莎白与伊丽莎白的斗争。目睹一个人与自己的良知在搏斗，自是一番惊心动魄的景象。
伊丽莎白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想最后一次绕过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她总是将决定搁在一边，但是决定每次又都回到她的手上。她想再一次在最后关头解脱干系，将责任推给玛利亚·斯图亚特，便给她写了一封（未能保存下来的）信，在信里劝她写一封私人函件以女王对女王的关系坦率承认参与密谋，表示愿意由伊丽莎白发落，不想接受公开审理的判决。
伊丽莎白的建议确实是这个时候还能找到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免遭公开审讯的屈辱，免遭判决与处死。对伊丽莎白来说，这意味着无可估量的安全保证。手握那个令人头痛的王位觊觎者亲笔书写的出乖露丑的自白书，伊丽莎白就能万无一失地等于将她拘押在道义的牢笼里。然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可以安静地隐居在某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由于写了自供状，也就毫无还手之力；而伊丽莎白则安然沐在光辉之中，高踞于君临一切的宝座上。角色亦就永远分派停当，在历史上她们不再平起平坐，不再你争我夺，而是犯罪者跪在宽恕者面前，获赦者伏在救命者脚边。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根本就不屑于别人饶她一命了。高傲始终是她最强大的潜力，她宁肯对着断头台俯首，也不愿面向庇护者屈膝；她宁愿徒然否认，也不愿如实招认；她宁愿一死百了，也不愿低头乞求。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对这一既使她保全性命，又使她蒙受屈辱的建议傲然不予理睬。她知道，作为君主她已一败涂地，在世上她力所能及的只是使她的对手伊丽莎白陷于不义。她活着再也无法损她的敌人一根毫毛，因而毅然拿起这最后的武器：以死得光荣来羞辱伊丽莎白，在世人面前让她蒙受冷酷无情的恶名。
玛利亚·斯图亚特将向她伸过来的那只手推了回去。在塞西尔和瓦尔辛亚姆的催促下，伊丽莎白现在只好走上本来使她反感的道路。为了给已经策划好了的诉讼程序提供一个法律基础，首先召集了王室法学家商议，这些人可以说总是顺水推舟做出当时掌权者所要求的论断。他们卖力地在历史上搜寻以前国王正式受审的先例，以免指控出现过于明显地背弃传统的缺陷，以免标新立异。可是他们勉强凑集的例子又可怜得很：有卡耶泰努斯，一个恺撒时代的小君主；有同样并不出名的里奇涅乌斯，君士坦丁 的一个小舅子；还有霍亨斯陶芬 的康拉定和那不勒斯 的约翰娜——这些是仅有的有史为证判决处死的君王。这些奴性十足的法学家巴结得很，竟然认为伊丽莎白建议成立的贵族法庭是多此一举。按照他们的意见，由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斯塔福德郡“犯罪”，将她交给这一地区的普通平民陪审团处置即可。但是这种百姓参与行使政权的司法程序根本不合伊丽莎白的心意。她很在乎表面形式。处决一个都铎王室的外曾孙女和斯图亚特王室的女儿，她要显示出真正的王家气派，显示出庄严与尊贵，要有奢华而壮观的排场，要有与一个君主相称的显赫气势，令人敬畏，而不能让几个农夫小贩一锤定音。伊丽莎白恼怒地训斥这些卖力过了头的人：“像你们这样审判一个女王真是妙不可言。为了避免这类荒唐怪事（譬如由十二名平民来判决），我看如此重大的案件应该交给多位显贵的要人和法官来审理才是。我们俩都是君主，站在世界舞台上，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她要为玛利亚·斯图亚特安排符合国王地位的审判，符合国王地位的处决，符合国王地位的葬礼，因此在全国最优秀最高贵的精英中挑选，组成贵族法庭。
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却不想听任她的女王姐姐手下血统最纯的臣仆来审讯或判决。她在自己屋子里接见那些来使，却并未朝他们迈出一步。她斥责他们：“你们的主子难道不知道我生来就是女王吗？莫非她以为我会接受这样的传讯吗？——这将贬低我的地位，我的国家，我的出身之本的家族，我的继承王位的儿子，所有的国王和国外的君主，他们的权利都会因我受辱而遭到损害。不！决不！即使我看起来好像已被压弯，但我这颗心却傲然不屈，不会由于贬损而低三下四。”
然而，有一条永恒的规律：无论幸运还是厄运都不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优点始终是原来的优点，失误也始终是原来的失误。在危急关头她总能显示出非凡的气势，但随后又总是过于漫不经心，在压力持续较久的情况下，未能始终保持最初的坚定态度。像约克郡案件中一样，她最后又一次在别人的影响下背离了不可侵犯的一国之主的立场，放下了伊丽莎白害怕的唯一武器。经过长时间苦斗之后，她表示愿意向那些来使讲清原委。
8月14日福瑟琳海城堡大厅里气氛庄严。厅堂正面靠壁处张着华盖，下设靡丽的宝座，在演出悲剧的整段时间里始终空着，这把圈椅只是一种象征，无声地表示御驾亲临，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用无形的方式在主持审理，以她的旨意与名誉做出终审判决。不同身份的法庭成员在丹墀左右两侧按照官阶依次落座。大厅正中放着一张桌子，靠桌坐着原告、预审法官、法庭工作人员和笔录文牍。
玛利亚·斯图亚特像这些年来那样一身庄重的黑衣，由事务总管搀扶着进了大厅。在步入厅堂时，她朝全场扫了一眼，鄙夷地说道：“这里法律行家多着哩，可没有一个替我说话。”然后她向一把指定的椅子走去，她这个座位在华盖的前面，但比那个空着的宝座低几级台阶。通过伊丽莎白的座椅高于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一把椅子这一细小而微妙的安排，形象地显示出反复争夺的英国对苏格兰的宗主权。但是即使死到临头，玛利亚·斯图亚特也不承认这种居高临下的架势。为了让人听得见听得懂，她大声说道：“我是女王，我曾经同一位法国国王结婚，所以上边那个座位应该属于我。”
审判开始。就像在约克郡与威斯敏斯特那样，审理这个案件也践踏了最起码的法律概念。人们又一次在诉讼开场之前就将那些主要证人——当时是波思威尔的仆人，这次是巴宾顿和他的同伴——处死，如此匆促，实属可疑，审判席上只有他们在死亡威胁下硬逼出来的供词。还有一个情况也违背了法律：用来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判罪的文字依据，即她写给巴宾顿的和巴宾顿写给她的信函在宣读时也不是原件，而是抄件，这又如何解释？！玛利亚·斯图亚特叱责瓦尔辛亚姆，问得在理：“我怎么能肯定，人们为了让人判我死刑而并未簒改我的密写符号？”依法论事，在这一点上本可进行有力的辩护。如果允许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一名律师，他要是指出这类公然违背法律的做法，易如反掌。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法官面前孤掌难鸣，不懂英国法律，闹不清楚定罪证据，而且要命的是，她又犯了当时在约克郡和威斯敏斯特时同样的错误。她并不是限于驳斥个别确有疑点的情况，而是一股脑儿否认一切，连无可争辩的事实也不认账。她先是说从来就不认得巴宾顿其人，可是第二天又在种种证据的压力之下承认先前推得一干二净的事实。这样她在道义上越来越难站得住脚，因此在最后关头，她又逃避到原来的立场上时，已经太晚；她坚持认为：“君无戏言，有权要求人们相信我。”她大声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信得过英国女王讲情义，重承诺。请看，各位勋爵——”说到这里，她从手上脱下一枚戒指，拿给法官们看，“这是我从您诸位的女王那里收到的表示友好、提供保护的信物。”这些法官根本就不想维护永恒而不容置疑的正义，他们只求国家太平无事，判决早已准备就绪。10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的星厅举行法官会议，当时只有苏彻一个人鼓足勇气表示他并不完全确信玛利亚·斯图亚特蓄意谋害英国女王。这样一来，便不能用无比漂亮的“一致通过”来装点判词了。其他法官都很听话，认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罪。于是一名文牍坐下来，用美观的字体将判词写在羊皮纸上：“该玛利亚·斯图亚特自称有权取得本王国即英国的王位，曾赞同与制订各种计划，旨在伤害，毁灭或刺杀我们的君主，即本国女王陛下。”这样的罪行应该怎样惩处，国会事先已有决议，那便是：死刑。
组建起来的贵族法庭负有依法审理、做出判决的职责。法庭认定被告有罪，应处死刑。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身居万人之上，拥有一种特权，即崇高、神圣、仁慈、宽容的赦免权，可对已定的罪行不予惩处。只有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取消已经宣判的死刑，饶人一条活命。这个让她头痛的决定又落到她的，落到她一个人的肩头。如何对付呢？伊丽莎白再次首鼠两端。如同在古希腊悲剧中，一个人在良知施加压力时左右两边的歌咏队针尖对麦芒似的轮着唱那样，从外界和从内心都发出声音，一种声音要从严处置，另外一种声音要宽大为怀。可是我们尘世行为的法官凌驾所有声音之上，这就是历史，它对在世的人们始终讳莫如深，只是在他们已经走完人生道路时，它才向后世衡量永逝者的所作所为。
右边的声音无情而清晰地一再说：执行死刑，执行死刑，执行死刑。首相、御前会议成员、密友、勋爵、市民、百姓，他们都认为，要想求得国家太平，女王安宁，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玛利亚·斯图亚特人头落地。国会郑重地提交了请愿书：“为了维护我们信奉的宗教，为了女王的安全和王国的福祉，我们怀着耿耿忠心恳请陛下降旨公布关于苏格兰女王的判决，尽快处死该女王，以伸张正义，舍此别无确保圣体平安的良策。”
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一请求正中下怀。她求之不得的正是向世人表明：并非她要迫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而是英国民众坚持要求执行法庭的判决。这种喧嚣声音越响，传得越远，越是有目共睹，对她的好处也就越多。这样她便有了机会在“世界舞台”上高歌善良与仁慈的独唱曲。她是经验丰富的优秀演员，这就借题发挥，表演得淋漓尽致。伊丽莎白听着国会言之成理的规劝，深受感动，谦恭地感激上帝，他的意志使她在有生命危险时获救。可是随后，她提高声音，仿佛越出大厅，对整个世界，对历史说话，洗刷干净自己在玛利亚·斯图亚特遭遇上的种种罪过。“虽然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在这里我必须坦言：使我感到痛苦的莫过于有人与我同属一个性别，地位，与我出身相同，与我亲缘如此接近而竟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但我毫无怨尤，而是在谋害我的犯罪行为揭露以后立即私下写信对她说：如果她在信里以诚待人，坦白相告，那么一切都不公开，就此了结。我写信对她说这一番话，绝非想引诱她落入陷阱，因为我当时完全掌握她能对我坦言的一切。就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她愿意公开表示悔罪，没有人再以她的名义对我提出自称有理的要求，我还是愿意宽恕她，如果仅仅是我的生命，而不是我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幸福也取决于此事，因为我希望活下去，只是为了你们，为了我的子民。”她坦率地承认，由于畏惧历史的评说，因而犹豫再三。“我们身为君主有如站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整个世界的注意力与好奇心的焦点。我们服装上很不显眼的污渍也会被人看出，我们行为上任何一点欠缺很快就会被人发现。所以我们必须万分小心，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理而高尚。”因此，她请求国会谅解，她不能马上决断。“我一向如此，就是处理远远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要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方才定夺。”
此话当真，还是说得好听？两者兼而有之。在伊丽莎白心里存在着双重的意愿：她要除掉自己的敌手，又要在世人面前扮演一个仁厚宽容的角色。十二天以后她又询问首相，是否再无其他办法，既能饶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命，又能确保她自己的安全。但是首相再一次、国会再一次请求说：别无出路。于是伊丽莎白又开口了。这一回从中可以听出说真心话的口气，显得切实，可以说显得真诚——她还从来没有说得这般入耳。她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感受：“今天我陷入比这辈子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的两难境地：我该当说话还是沉默？要是我说话，即我指摘，这将表达不出我的真实想法；要是我沉默，那么你们的一番苦心又将化为乌有。你们可能觉得奇怪：我一面指摘，一面又承认在我心底的愿望是：为了确保你们和我太平无事，在已经提出的建议以外能够找到任何其他解决途径……可是既已肯定，除非将她处决，我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我感到非常难受，因为我，正是我赦免了这么多叛乱分子，一声不吭放过了这么多叛卖行为，现在却要毫不容情地对待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体会得到，她已有这样的意向，只要继续坚持要求，她就会让人说服。但她素来头脑清楚，态度模糊，现在也不明言“可”“否”，免得作茧自缚，而是用这样一段话作结：“我请你们暂时满足于未作回答的回答。我并不否定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们言之成理，但是我请你们接受我的谢意，原谅我内心的疑虑。我以未作回答来回答你们，望能蔼然置之。”
右边的声音说过了，响亮而清晰地说要执行死刑。但是左边的声音，心这一边的声音越来越有力量。法国国王隔海派来专使，告诫她应以所有国王的共同利益为重。他提醒伊丽莎白，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可侵犯的人身亦即自保不受侵犯。他劝诫说治国有方的最高准则是不流一滴鲜血。他提起所有民族都视为神圣的做客权利，请伊丽莎白不要冒犯天主让一位膏立的女王引颈受戮。伊丽莎白一向行事狡诈，只是作了可进可退的承诺，满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陈词滥调，于是那些使者的口气越来越凶：起初只是请求，逐渐变成咄咄逼人的警告，变成露骨的威胁。可是伊丽莎白老于世故，积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熟谙种种政治把戏，善于分辨是否话里有话。别人慷慨陈词，她只细听一件事：听听那些使者的弦外之音中是否透出受有断交宣战的使命。很快她便听出：在这些嗓门高口气重的话语后面并无兵器碰撞的声响；听出：就是刽子手的利斧砍进玛利亚·斯图亚特后颈，无论亨利三世或者是菲力普二世也都不会当真打定主意动刀动枪。
因此，最后她对法国和西班牙在外交舞台上虚张声势的雷声至多漠然耸耸肩膀。当然，敷衍另外一方，即来自苏格兰的指责须得巧妙一些。如果世上谁有神圣的义务阻止在异邦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那就是詹姆士六世，因为将要洒在刑场上的鲜血与他自己的完全一样，将被夺去生命的女人便是给他生命的同一个女人，即他的母亲，只是在詹姆士六世身上，亲子爱母之情淡于水。自从他成了伊丽莎白的年金受惠者和同盟者，这个拒不给予国王尊号，同他恩断义绝，曾经打算将他的继位权利让给外国君主的母亲只是他的绊脚石。他一听到巴宾顿阴谋被揭露，便迫不及待地向伊丽莎白道贺，而且在他兴致勃勃打猎的时候，法国使节请他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自己的母亲，他气呼呼地回答道：“她这是自作孽不可逭！”他还毫无顾忌地说：关她的牢房多么窄小，她那些卑鄙的奴仆是不是全被绞死，这些对他都无所谓。但最好是：“她除了向天主祈祷以外什么也别干”。他又说：这整个事情同他无关，而且这个寡情的儿子起初连派一个使团去伦敦也不干。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已被判决，一个外国女王加害于膏立的苏格兰女王在整个苏格兰激起了民族的仇恨，这时他终于觉察到，要是他再不说话，再不做做样子，他将扮演的角色就可悲了。苏格兰国会的要求是：如果执行死刑，就马上结束同盟关系，甚至宣战。当然詹姆士六世没有走得这么远，但他总算在书桌旁边坐下来，用坚决、激愤、威胁的口气给瓦尔辛亚姆写信，并派出一个使团到伦敦去。
伊丽莎白自然注意到这一指摘举动。在这方面她也只是听话听音。詹姆士六世的使者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式的，大声而清楚地提出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执行死刑。这一组以解散同盟为要挟，剑拔弩张。这些言词激烈的苏格兰贵族情绪高昂，因为这是他们真诚的想法。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接见大厅里又是叫喊又是恫吓的时候，另外一个特使，詹姆士六世的个人代表从后面悄然进入伊丽莎白的私人居室，在那里轻声地谈判另一要求，这对苏格兰远比他母亲的生命重要得多，即要求确认他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詹姆士六世这个密使奉命——据消息灵通的法国使节记述——转告伊丽莎白：詹姆士的人这样扯着嗓门咄咄逼人地恫吓她，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做做表面文章。这样气势汹汹，请她别计较举动不得体，别以为态度不友好。这样，伊丽莎白有力地证实她可能早就知道的情况，即：只要向詹姆士六世伸出诱饵，含含糊糊地或者明明白白地答应让他继位，那么关于处决他母亲一事他便会心中有数，不吭一声。于是很快就关起门来开始一宗卑鄙已极的买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敌人和儿子彼此靠得更近，同样见不得人的意图驱使他们第一次站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暗地里盼着同一件事，两个人都想在世人面前遮掩此事。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了两个人的障碍，但是两个人都得装出一副样子，仿佛庇护她，拯救她是他们最神圣的、最重要的、最关心的事情。其实伊丽莎白并没有为命悬一线的妹妹，詹姆士六世并没有为生母保住一条性命而做过努力，两个人都只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漂亮的造型而下工夫。事实上，詹姆士六世早已流露出：即使伊丽莎白采取极端的做法，他也不会找她麻烦，这就等于向她签发了处决他母亲的许可证。还在这个外国女人，这个敌人对她下毒手之前，她自己的儿子已经将她献祭了。
现在伊丽莎白明白了：如果她要了结此事，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谁都不会真正从中作梗。现在或许只有一个人还能拯救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她只请求赦免就行，如果这样，伊丽莎白可能打心眼里得意洋洋，因而感到满足。甚至在内心深处她正暗地里盼着向她求饶，这将使她解脱良心的折磨。在这几个星期里做了种种努力，以期摧毁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自傲习性。法庭一宣布死刑，伊丽莎白便给她送去判决书。而阿米亚斯·鲍勒特，这个冷面、寡情，显出教人看着难受的正人君子模样因而更加令人恶心的狱吏则马上趁机想羞辱她，在他眼里一个判了死刑的女人毫无尊严可言。在她面前他第一次将帽子留在头上——这是芝麻绿豆官厚颜无耻的举动，卑微而愚蠢——别人的不幸并未使他纡尊，反而使他倨傲。他要她的仆人马上把饰有苏格兰国徽的华盖撤去，这些侍役并未听从这个牢头的吩咐。鲍勒特叫自己手下人拆掉华盖，玛利亚·斯图亚特便在一直缀有苏格兰国徽的位置挂起耶稣受难像，表示比苏格兰更加强大的力量支持着她。从此，她那些对头稍有侮弄的小动作，她必有力地报之以颜色。她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说：“如果我不祈求赦免，他们就逼迫我。不过我说：既然她将我置于必死的境地，那就让她自行不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她说：就让伊丽莎白谋害她吧，这样对伊丽莎白更糟糕。她说，宁可一死教敌人面对历史无法抬头，也不让对手以虚情假意的宽容骗取慈悲为怀的光环。玛利亚·斯图亚特既未对送达的死刑判决书提出责难，亦未乞求赦免，她以信徒恭顺的诚心感谢天主做出决定。而对伊丽莎白她则以女王的身份傲然回答道：“夫人，我衷心感谢天主愿意借您的举措结束我漫长的人生历程。我无意请求延长这一苦旅，我已有过太多的时间身受人世的艰辛。由于我并不指望居于英国首要地位的大臣们施恩，我只请求您（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给予下列各项优待：
“第一，我请求：在我那些敌人喝足了我无辜的鲜血之后，由我的仆人将我的躯体运往任何一片净土埋葬，最好是法国，我尊敬的母后的遗骸在那里安息，以期我这个与灵魂合在一起时永难平静的可悲的躯壳，在脱离灵魂以后获得这种安宁。第二，您听凭人们对我施展残暴的手段，我对这些人的专横做法心存疑虑，因此请您安排不要在偏僻的地方，而是在我的仆人和其他人面前处决我，他们事后能够证明我忠于真正的宗教，驳斥我那些敌人可能散播的谣言，为我生命的终结与最后的叹息申辩。第三，我请求让这些仆人顺利地去他们爱去的地方，我在遗嘱中将非常有限的财物分送给他们，各人所得微乎其微，他们在这么多的艰难竭蹶中这么忠心耿耿地服侍过我。
“在怀念我们共同的祖先亨利七世和我至死依然拥有女王尊号的情况下，我恳请您，夫人，别让我这些正当的愿望成为泡影，亲笔写一句话为我保证此事。然后我将死去，与生无异。您的怀有善意的妹妹和女囚，女王玛利亚。”
瞧！争斗几十年，到了最后几天里，不可思议地，出乎意外地对调了角色：自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收到死刑判决书以来，她感到踏实而自信。她的心在她接过死亡文书时不像伊丽莎白的手在她签署这一文件时抖动得那么厉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赴死不像伊丽莎白杀她那样害怕。
或许她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伊丽莎白有胆量让刽子手朝着这位膏立的女王举起刀来。或许她只是表面上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来掩饰，但是无论如何像阿米亚斯·鲍勒特这样一个多疑的监视者也没有觉察到她有丝毫慌乱的迹象。她没有打听，她没有抱怨，她没有向任何看守请求照顾。她不再试图同国外的朋友暗中通气。所有挣扎、抵制、自卫都已结束。她清醒地将自己的意志交还给命运，交还给天主：请他决定一切。
在认真的准备中，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时刻。她写遗嘱，她将身外之物预先分给自己的仆人，她给全世界的君主与国王写信，不过现在不再是为了催促他们发兵和备战，而是让他们确信，她已做好准备，真诚地怀着天主教信仰和为了天主教信仰而死去。这颗扰攘不已的心终于获得卓然超绝的安宁。歌德说过：畏惧与希望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它们对她这个已经变得坚定不移的灵魂已奈何不得了。正如日后与她遭遇相同的玛利·安托内特那样，面对死亡时，她方才领悟真正的使命何在。历史责任的内涵使她一贯漫不经心的习性得到非凡的升华。她在进行准备，不是为了获致赦免而准备，而是为了能够产生效果，表明心迹的死亡而准备，为借助最后一刻取得胜利而准备。她知道，只有英勇地死去，引起轰动，才能在世人面前为可悲的失误赎罪，此生她只能再有一次胜利，这就是：慷慨赴死。
与福瑟琳海城堡的死囚这种镇定而崇高的平静心态形成了强烈对比的是：伦敦的伊丽莎白那种摇摆不定，极度的紧张不安，因无计可施而暴躁愠怒的情绪。玛利亚·斯图亚特已经打定主意，伊丽莎白还在为下决心而苦苦思索。对手已经完全由她摆布，可是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这几个星期里伊丽莎白夜不成眠。一连几天她一声不吭，愀然不乐。人们感觉得到，她不停地盘算那唯一的难以忍受的念头：她是不是应该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她是不是应该传旨执行死刑。她像西西弗斯翻滚那块岩石一样，颠来倒去地考虑这个想法，但是它一再滚回来重重地落在她的心头，压住她的灵魂。大臣们对她劝说只是白费唇舌，良知的声音依然比他们的更加有力。她拒绝了每一个建议，又不断要求别人提出新的想法。塞西尔觉得她“像天气一样多变”，她一会儿要处决，一会儿要赦免，她反复催问她那些朋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途径”，其实她心里明白，再无第二条路可走。但愿还是能够办妥此事就好，能够不让她知道，不用她下旨说得一清二楚就好，能够替她而不是由她去进行此事就好！对承担责任的恐惧使她感到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她不断权衡这样一种惹人注意的做法有何得失。而那些大臣则非常失望，她总是说些两可的、恼火的、惶惑的、含混的话，将最后决定推开，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拖向猴年马月。塞西尔抱怨说：“已经舌敝唇焦，女王陛下将此事拖下去，未知要到何年何月。”他手段冷酷，头脑灵活，擅长于打算盘，无法理解这个不得安宁的灵魂为何非要吃这个苦不可，因为伊丽莎白虽然派了一个无情的牢头监管玛利亚·斯图亚特，可是现在她自己却有一个更加无情得多的、世上最为残酷的狱吏夜以继日地囚禁她，这就是：她的良知。她应该听从理智的还是人性的声音，这一伊丽莎白对伊丽莎白的内心斗争已持续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几乎半年。在神经处于这样难以忍受的过度紧张的状态下，突然某一天像发生爆炸一样下定了决心，那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1587年2月1日，星期三，国务秘书戴维逊——瓦尔辛亚姆运气好或者脑瓜灵，这几天病了——在格林威治御苑忽然被海军上将霍华德叫住，说是请他马上去见女王，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书送给她签署。戴维逊拿着这个塞西尔亲自拟定的文件，连同其他一批公文一起交给女王。可奇怪的是：伊丽莎白这个高明的演员又突然好像并不急于签字。她装作若无其事，同戴维逊闲聊毫不相干的话题。她朝窗外眺望，欣赏冬日清晨鲜亮的景色。随后她才随便地——她真是忘了叫他拿死刑判决书来吗？——问他：他拿了什么来。戴维逊回答说：待签署的公文，其中也有霍华德勋爵特别吩咐他呈交给她的那一件。伊丽莎白拿起文件，却未通读，便飞快地签署了一份又一份，当然也包括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书。看来她本来打算假装好像漫不经心地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签了这份夺命的文件。但是这个多变的女人往往出人意外地转换风向。接着她便显示出她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清楚，因为她明白地告诉戴维逊，她之所以犹豫这么久，是向大家表明，她很不愿意同意这件事。她说：现在请他把这份已经签署的死刑判决书拿给首相盖国玺，但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将文件交给指定的执行人员。任务明确，戴维逊认为，伊丽莎白无疑已经下定决心。随后伊丽莎白非常冷静而清楚地同戴维逊谈了所有的细节，这一情况更加无可置辩地说明她早有此意到了何种程度。她说：处决应在城堡的大厅里进行，她觉得天井或后院都不怎么合适。此外，她还谆谆嘱咐他，签署死刑判决书这件事要对所有人保密。长期苦恼之后做出了决定，总能使人感到轻松。她终于有了自信，看来心情也因此好转。伊丽莎白简直高兴了起来，她对戴维逊开玩笑说：这个消息一定会教瓦尔辛亚姆痛苦得要命。
戴维逊这时以为——可以理解——事情已经办妥。他鞠躬行礼，朝房门走去。可是实际上伊丽莎白遇事从未明确地下过决心，任何一件事情到她手里从未真正地有过了结。戴维逊到了门边，她又把他叫回。这个女人反复无常，此刻那种愉快的心情，那种真的或假的决心又已完全消失。伊丽莎白不停地踱步。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可走？不管怎样，“同盟”的成员们曾经发誓，凡参与行刺女王者均须处死。而阿米亚斯·鲍勒特和他在福瑟琳海城堡的同伴两个都是“同盟”的成员哪。完成此事，免得她这个女王为公开执行落下恶名，这难道不是他们怎么都要尽的义务吗？因此，她嘱咐戴维逊转告瓦尔辛亚姆，要他无论如何按照这个意思给那两个人写信。
善良的戴维逊逐渐不安起来。他清楚地意识到：女王做了这件事，却又想推得一干二净。可能他已感到无可奈何：在进行这次重要的对话时，没有人在场可以作证。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的任务是明确的。因此，他先去国务议事厅，由那里的人在死刑判决书上盖上大印，然后去找瓦尔辛亚姆。瓦尔辛亚姆马上按照伊丽莎白的意思给阿米亚斯·鲍勒特写了要求他写的那一封信。他这样写：女王遗憾地发现鲍勒特在忠君之事方面稍欠勤谨，因为他目睹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女王构成的危险并未“主动而无须另候旨意”寻获除灭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段。他可以此方式自行除灭而问心无愧，因为他曾在“同盟”的大会发过誓。这样他就能消除女王的心理负担，谁都知道，她不愿造成流血的局面。
这封信可能还未送到阿米亚斯·鲍勒特的手上。福瑟琳海那边更不会有回音，而格林威治的风向又已改变。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一个使者拿着女王一张便笺来戴维逊处叩门，说：如果死刑判决书还未交给首相加盖大印，在女王同他再谈一次之前暂时搁置此事。戴维逊连忙去见女王，向她奏明：他当时即刻就遵照旨意办了此事，死刑判决书已经盖印。伊丽莎白露出不满的神色。她不吱声，但她并未责备戴维逊，特别是这个不可琢磨的女人一字不提要他取回这份已经盖印的文件。她只是又在抱怨，说：那副担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她的肩头。她心神不定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戴维逊在等待，等待一个决定，等待一道命令，等待一种明确而清楚的表示。可是突然伊丽莎白离开了屋子，并未吩咐他做什么。
这是伊丽莎白在这位唯一的看客面前上演的莎士比亚气派的一个场面。人们又想起理查三世在白金汉面前嘟嘟囔囔，说他的对头还活着，可是又不明确下令谋害他。白金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又假装没有听懂，理查三世露出愠怒的目光。同当时一样的目光现在射向不幸的戴维逊。这个可怜的国务秘书意识到：上当不得翻身了，便拼命挣扎，想拿别人当救命稻草，心想：千万不能一个人承担这事关世界史的天大的责任，他先去找女王的朋友哈顿，向他谈了自己可怕的处境，说：伊丽莎白命他将死刑判决书送去执行，但是从她整个做法他现在就已看出：事后她不会承认这个说得模棱两可的命令。哈顿太了解伊丽莎白了，但他同样不想明明白白地对戴维逊说：“会”或者“不会”。现在像踢球一样，大家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伊丽莎白把它推给戴维逊。戴维逊又想把它推给别人。哈顿则连忙转告塞西尔首相。首相也不想自己兜揽，便通知次日开会，算是商讨国家机密，只约请了伊丽莎白的密友与心腹，有：勒斯特、哈顿和另外七位贵族，这些人对伊丽莎白说话不算数都有亲身的体会，深有了解。在会上大家第一次把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他们一致认定：伊丽莎白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信誉，力求避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处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要营造一个与己无关的局面，要在众人面前显得“事出意外”，木已成舟她才获悉。因此，她这些忠臣理所当然地应该合演这出滑稽戏：表面上违背女王的意志去做实际上她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言而喻，这种看似越俎代庖，实则梦寐以求的做法责任重大，所以如果女王当真或假装发火不能由某一个人来负责，塞西尔建议：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共同承担责任。肯特勋爵和施鲁斯伯里伯爵被选定监察执行，文牍比尔事先被派往福瑟琳海城堡，带去有关的各项指示。现在所谓罪责共同由十名国务会议的出庭者分担，他们通过——伊丽莎白暗暗要求的——逾越权限的办法终于将“担子”从女王肩上卸下来。
伊丽莎白最根本的习性之一本来是好奇。王宫和王国里无论发生什么她总是都想知道，而且就想马上知道。可是奇怪得很：这回她既未向戴维逊，也未向塞西尔或其他什么人询问她所签署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死刑判决书的情况。在这三天里她似乎完全忘掉了几个月来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这件独一无二的事情。仿佛她喝了忘河 水，这件大事似乎已从她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第二天的，即星期日的早上，阿米亚斯·鲍勒特对那个建议的回信送到伊丽莎白手里时，她对已经签署的死刑判决书的下文如何，依然不吭一声。
阿米亚斯·鲍勒特的回复使女王大为不快。他一眼就看出：硬派给他的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角色。他马上悟出：要是他真的除掉玛利亚·斯图亚特，便躲不过悲惨的下场。到那时女王就会公开责骂他是凶手，将他交给法庭处置。不，阿米亚斯·鲍勒特并不指望都铎家族感恩，他不想让人挑出来当替罪羊。可是为了躲避留下对女王不恭顺的印象，这个滑头的清教徒躲到她的上司背后，躲到上帝背后。他连忙用道义的外衣，遮掩抗旨行为。他激动地回复道：“我心里充满了痛苦，因为我很不幸，经历了这样的一天，有人遵照我慈爱的君主的旨意，要我去做上帝与天理不容的事情。我的财产、我的职位和我的生命都由陛下支配。只要陛下愿意，明天我就全部奉献，因为我只是由于您的恩赐才得到这一切。但是如果不是法律允许，如果不是公开受命而制造流血事件，那么我的良知必将遭到可悲的贬损，我的后代必将蒙受极大的耻辱，我决不这样去做。我希望：陛下会以一贯的仁慈欣然接受我忠实的回复。”
然而伊丽莎白根本就不会慈爱为怀，接受鲍勒特这封回信，虽然她不久前由于“毫无差错的做法，明智的安排与扎实的举措”而兴奋地赞扬了他。她怒火中烧，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责骂那些“神经过敏的和过于拘泥的家伙”，他们承诺一切，却不兑现。她暴跳如雷，说鲍勒特违背誓言，说他曾在那份“盟约”上签过字，曾表示就是有生命危险也要替女王出力。她说：甘愿为她效劳者还大有人在，譬如其中有一个叫温菲尔德。不知道是真发火还是假发火，她又叱呵倒霉的戴维逊——头脑灵活的瓦尔辛亚姆运气好，装了病——这个人天真得可怜，他还向她建议不如采取公开合法的途径。她训斥他，说别人比他聪明，谁都不会这么想，现在已到最终了结这件事的时候了，可还没有把事情办好，这是大家的耻辱。
戴维逊不吱声。他本来可以卖弄一下对她说：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但他觉得：老老实实奏报她大概早就获悉，只是不肯如实说出的事情可能最使她恼火——这就是：专使带着盖了国玺的死刑判决书已在前往福瑟琳海的路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矮胖、健壮的汉子，他将把文字化为鲜血，将命令付诸实施：这是伦敦派出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