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年—1584年
空白最难描述，单调最难展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囚禁生活便是这样沉寂的虚无，这样不见星光、无限凄清的暗夜。裁决之后，她生活中狂放而炽热的节奏终于戛然而止。岁月不居，像海水那样一浪接着一浪向前涌去，有时起伏较大，有时又较缓慢平静，然而深藏不露处永远也不会狂澜翻滚了。美满的幸福并非这个孤单的女人所能安享，也谈不上受到折磨。太平无事过日子反而加倍难挨，她昔日那种热情奔放的生活如今已凄然逝去。这个渴求迸发活力的年轻女子心如槁灰，无精打采地度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个年头。接着又一个十年开始了，同样空虚而无聊：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个年头——书写一个挨着一个的数字就已使人感到腻烦。但是还得一个个列出来，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为的是让人体会到灵魂濒死延续多久，这是一段使人化为齑粉，敲骨吸髓的时间。这些年头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几百天，每一天又有太多的时刻，但是没有一个时刻充满生机和乐趣。接着到了第四十个年头。她已不是经历这个转折的年轻女子，而是萎靡不振，疾病缠身了。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个年头缓慢地悄然来到。终于死神而不是活人给予同情，引导这个疲惫不堪的灵魂离开了囚笼。在这些年里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总是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体健康，有时候害病。一度有了希望，接着便有百倍的失望。一会儿人们对她严厉一点，一会儿又客气一点。有时候她给伊丽莎白写信发火，有时候又表示亲热。但从根本来说，依然总是千篇一律，刻板得令人恼火。毫无生趣的时刻像一串用旧了的念珠白白地从指缝间流失。表面上，牢房不断变化：有时候人们把女王关在博尔顿城堡，有时候又关在查茨沃思城堡、谢菲尔德城堡、塔特布莱城堡、温菲尔德城堡或者福瑟琳海城堡，只是名称、石块、墙壁不同；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城堡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它们都阻断了自由。星星、太阳、月亮，在这个窄小的圈子外面，沿着伸向远处、越过山山水水的路线，恶意而顽固地周而复始绕行不已。黑夜来了，白天来了，岁月悠悠无尽期。一些王国消亡了，更新了；一些国王登位了，废黜了。多少女子长成了，生育了，凋谢了。在海岸和山峦的后面，世界不停地变化着，只有这棵生命之树永远陷于幽闭的阴影之中，树根和树干都已被砍断，再也不能开花结果。慢慢地在徒唤奈何，渴念不已的毒素侵蚀下，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青春枯萎了，她的活力消失了。
在这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中最残酷之处竟在于表面上从来一点也不残酷。一个人如果生性高傲，会在面对粗鲁的暴力时起来自卫，会在遭到屈辱时燃起怒火。一个心灵总会在拼命反抗中不断成长。可是当它陷于空虚之中时，便会束手无策，变得软弱无力。在橡皮囚室里，挥拳猛击墙壁将无济于事。这比四面铜墙铁壁的地牢更加难以忍受。貌似卑躬屈节，阿谀奉承，实为蹂躏自由，比什么样的鞭笞，什么样的辱骂都更加深切地烧灼着一颗自尊的心。装模作样的虚礼比任何嘲讽都更加可怕地刺痛人。而正是这种伪善的照顾并非给予受到磨难的人本身，而是针对身外的地位，使玛利亚·斯图亚特遭到难以摆脱的伤害。总是只有这种毕恭毕敬的关注，这种不露痕迹的监视，这种礼仪警卫帽子拿在手里，卑顺地垂下目光，寸步不离的“体面的守护”——在这些年里，从来都一分钟也没有忘记：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女王，人们可以给她一切无关宏旨的待遇，所有微不足道的方便，只是不给她人的一生当中这一特有的、极为神圣的、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伊丽莎白生怕有损自己的君王仁慈的美誉，城府极深，对待这个敌手并不采取睚眦必报的方式。啊！她可关心自己的好妹妹呀！每当玛利亚·斯图亚特有病，伦敦方面马上忧心忡忡地探询；伊丽莎白向她提供御医，明确希望由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的仆人来料理饮食——不能让人居心叵测地嘀咕，说她企图毒死这个不好对付的敌手；免得别人抱怨，说她将一位膏立的女王关在监牢里：她只是迫切地（迫切得令人难以推却）请求苏格兰妹妹长期住在美丽的英国庄园里！当然，将这个倔强的女人关进伦敦塔，而不是花这么多钱让她住城堡，对伊丽莎白来说本来是方便一些，保险一些。那些大臣就一再催促伊丽莎白采取这种粗暴的安全措施。但是伊丽莎白比他们世故，她要避开敌视行动带来的恶名。她坚持要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像国王一样养起来，但是必须用令人肃然起敬的拖裙缚住她，用黄金锁链拴住她。这个一毛不拔的女人在这一件事情上竟然硬着头皮一反锱铢必较的吝啬习惯，一边诅咒，一边叹息为这自作多情的好客之举每个星期花费五十二镑，达三十年之久。此外，玛利亚·斯图亚特每年还可从法国领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一千镑。所以她确实不必节衣缩食。她像一位君主驻跸在这些城堡里。她还可以在接见大厅中张起王冠华盖，让每一个来访者都清楚地看到：这里住着一位女王，虽然被囚。她进餐都用银质食具，插在银烛台里的昂贵的蜡烛照亮每一个房间，地板上铺着当时特别贵重的土耳其地毯。家用器具极多，每次从一个城堡迁往另一城堡时都需动用几十辆四驾马车。玛利亚·斯图亚特身边有一大群贵妇、侍女、婢子。全盛时期，陪伴她的不少于五十人，俨然是一个各司其事的小朝廷，有管事、神父、医生、文牍、主计、内侍、尚衣吏、裁缝、裱糊匠、厨师。悭吝的英国女当家要想裁减也无可奈何，都让玛利亚·斯图亚特硬顶软磨给保住。
确定长期看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人选一事，从一开始便说明本来就不准备将这个废黜的女君主关在暗无天日、难以想象的牢房里。施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波特是真正的贵族君子，而且直到1569年6月伊丽莎白看中他时为止，人们还可以说他有福气。在北部和中部各省他拥有大片领地、九座城堡。他像一个小国之君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平安无事，与世无争，也与实权、尊号无缘。这个人安于富裕，从未受到政治野心的逼迫，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正派而满足。胡子已略显灰白，自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谁知伊丽莎白却把这个令人厌恶的差使压在他的肩头，要他看守这个雄心未泯，由于蒙受冤屈而满腔怨愤的敌手。他的前任诺利斯一得知施鲁斯伯里接替他，自己卸去了这个要命的任务，便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身轻松。他说：“说真的，我宁愿受到任何惩罚也不想再干下去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这“体面的守护”应该管的和不该管的都是些什么极不明确。这种职责模棱两可，凡事都讲究得体。一方面玛利亚·斯图亚特既是女王又不是女王；她说起来是客人，实际上是囚犯。因此，施鲁斯伯里作为正人君子，身为东道主，对她应该殷勤款待；而作为伊丽莎白的代理人又得恰到好处地事事限制她的自由。他是她的顶头上司，但是只能膝行到女王的面前。他必须严加看管，但要戴上卑躬屈节的面具。他应该招待客人，但要时时加以防范。他的妻子使这本已令人头昏脑涨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这个女人已经埋葬了三个丈夫，老是搬弄是非，现在将这第四个弄得焦头烂额。她诡计多端，一会儿站在伊丽莎白一边，一会儿站在伊丽莎白对面，一会儿帮玛利亚·斯图亚特，一会儿害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老实人夹在三个动不动就发火的女人中间过日子真不容易。他是其中一个的臣子，是另外一个的配偶，又身不由己地被无形的绳索拴在第三个身上。实际上，在所有这十五年里，这个可怜的施鲁斯伯里并不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看守，而是同她待在一起的囚犯。在多灾多难的人生的道路上，她碰到谁，谁就遭殃，这一天机不可泄的厄运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玛利亚·斯图亚特是怎样度过所有这些一片空白、毫无意义的年月的呢？看起来十分平静而闲适。表面上，她每天的活动与年复一年生活在封建领地上的高贵命妇并无区别。如果她觉得身体可以，常爱骑马出去打猎，当然身边围着那些不是东西的“礼仪近卫”，或者她借打球或其他活动为已经有点疲累的身体保持活力。社交活动也不是没有，从邻近的城堡常有客人来访，向这位用得上便是宝的女囚表示敬意，因为——人们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这个女子眼下尽管无权无势，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直接继位者，要是伊丽莎白有三长两短，明天她可能就取代女王成了君主。因此，那些有头脑、有眼光的人，首先是这位长期看守施鲁斯伯里非常重视同她保持极好的关系。甚至于伊丽莎白的宠臣、挚友，如哈顿、勒斯特都背着他们的女靠山向她最死硬的对手与敌手写信、致意，只是为了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说不定明天就会向她下跪乞求恩赐。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困居乡村，却对宫内和偌大的世界各种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施鲁斯伯里夫人还对她谈了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说出来的伊丽莎白这样那样的隐私。这个女囚通过多种隐蔽的渠道不断得到鼓励。所以人们不能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幽闭想象为阴暗的牢房，不能想象为与世隔绝。冬天的夜晚鼓瑟吹笙。当然，再也没有年轻的诗人像在夏斯特拉尔时期那样作卿卿我我的情歌，高雅的霍利罗德假面舞会也一去不复返，这颗浮躁不安的心亦与迷恋和激情无缘了。风流韵事层见叠出的岁月已随韶华永逝。对她痴迷的朋友只剩下帮她逃离罗奇勒文的救星，少年侍从威廉·道格拉斯。男性随从人员当中——唉，再也没有波思威尔和里齐奥那样的人了——她接触最多的是医生。玛利亚·斯图亚特时常害病，她得了风湿，还莫名其妙地腰疼，有时两腿浮肿，使她动弹不得。她不得不泡在温泉里，希望得到缓解。由于不大活动，活力衰减，以前纤细、苗条的身躯逐渐松弛、发胖。只是偶尔来了兴致，她还想像过去那样劲头十足地活动一下。整天不离马鞍在苏格兰大地上扬鞭疾驰，已成为过去。从这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一路尽兴漫游，也已成为过去。幽闭时间越久，这个女囚也就越来越多地在家务中寻求乐趣。她一身黑衣，宛如修女，在绣花架前一坐便是几个钟头，纤细的、依然灵秀白皙的双手制成精美绝伦的金线刺绣，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她的杰作。有时她恬静地坐拥书城。在这近二十年里，再无任何关于艳事的记述。她天生的如潮春情也无法倾注到一个像波思威尔那样的男人，一个自己为之痴迷的男人身上，这样她便较温和，较有节制地转向万物之中从不使人失望的群体——动物。玛利亚·斯图亚特让人从法国运来犬类之中最驯顺、最聪明的狗：西班牙犬和猎犬；常年喂养鸣禽；还修了一个鸽棚；自己在院子里种花；关心仆役当中的侍女。如果人们只是看她表面，只是做客，而未往深处观察，就会以为曾因情令智昏，恣意妄为，使世人感到震惊的冲动，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就会以为她已看破红尘。这个垂垂老矣的女人不时——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去望弥撒。她常常跪在小教堂里的祈祷座前面，只是有时还会在祈祷书里或者空白纸上写些诗句，这是非常少见，而且也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十四行诗，字里行间透出虔诚地顺应天命，凄楚地了却凡心的思绪。譬如：
还有什么？我将何以为生？
此身除了心在跳动，
只是不幸投下的影子，
等着一了百了，此外无他。
越来越多的表面现象使人觉得仿佛这个历经重重磨难的女人已经完全抛却对尘世权势的欲念，只是虔诚而平静地等候着安息的使者——死神的来临。
可是人们切莫信以为真：这一切全是表象，面具游戏而已。实际上，这个自视甚高的女人，这个内心炽热的君主只靠和只为一个念头而活着：重获自由，重掌王权。玛利亚·斯图亚特没有一个瞬间当真准备怯懦地听凭命运来摆布。绣花呀，读书呀，闲聊呀，神游天国呀，所有这些全是为了遮掩她每日的真正活动：密谋策划。从她被囚禁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停地进行八方串联和外交联系。无论住在哪里，她的居室都变成政治机密办公厅。在那里，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玛利亚·斯图亚特关起门来同两个文书一起亲手草拟机密指示，发给法国的、西班牙的、教廷的使节，发给她在苏格兰的追随者，发往荷兰。当然，为了谨慎起见，她也同时写信给伊丽莎白，或提出请求，或让她放心，或卑顺，或发火，虽然这些信伊丽莎白早就不回复了。化装成各种各样面目的使者被派往巴黎和马德里来来去去。约定接头暗语，编制成套密码，每月更换。天天都有正规的国际邮递，以便与伊丽莎白所有的敌人保持联系。全部随从人员——塞西尔了解这一情况，因此总想裁减她的随从人数——就像一个参谋总部策划解救行动。这五十名服务人员不断接待或访问邻近各个乡村的居民，探听或传播消息。那些村民都借领取赏赐为名经常得到好处。借助这种周密的组织，开通了直达马德里和罗马的外交驿站业务。那些函件一会儿放在内衣里，一会儿夹在书本里，塞在掏空了的棍子里或者藏在首饰箱的盖子里，有时甚至放在镜子的水银涂层后面。不断变着法子糊弄施鲁斯伯里，有时割开鞋底，嵌进用显隐墨水书写的信函，有时又制作特殊的假发，将纸卷捻在发卷里。玛利亚·斯图亚特让人从巴黎或伦敦送来的书籍里，按照某种代号在有关的字母下面画线，连在一起便可表示某种意义。但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则由她的忏悔师缝在圣衣里携带。玛利亚·斯图亚特年轻时学会书写与解读密码，亲自指导所有这些事关国务的主要行动。这一具有诱惑力的游戏扰乱了伊丽莎白的部署，也大大地激活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精神力量，可以代替体育锻炼和任何其他活动。她以冒失行事的十足冲劲投身于外交活动和八方串联。有时候，从巴黎，从罗马，从马德里通过不断更新的途径把消息和承诺传到她房门紧闭的居室里，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又感受到真正的权势，甚至觉得成了欧洲众所瞩目的中心。伊丽莎白对她潜在的威胁深有了解，但又无法使她屈服。虽然有这些看守与警卫，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是能从自己的居室指挥一场又一场战斗，参与塑造世界的命运。这些也许正是她唯一的乐趣，使得她的心灵在那些漫长而空虚的岁月里依然透出如此充盈的生机。
这种坚持不懈的干劲，这种身陷囹圄发挥出来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却因徒劳无功而令人扼腕。无论玛利亚·斯图亚特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结果都成泡影。她不断策划的密谋与串联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双方力量太不相称。面对一个整体，孤身一人必然处于弱势。玛利亚·斯图亚特孑然一身，但在伊丽莎白背后却是整个国家，有大臣、谋士、警官、士兵和密探。而且在国务议事厅里指挥作战要比在牢房里方便。提供给塞西尔的经费与防范手段并无限制。他可以完全自己做主采取行动。他可以用上千双密探眼睛监视这个形单影只、并不世故的女人。警方掌握当时三百万英国居民当中几乎每一个人的任何情况。在英国海岸入境的每一个外国人都被调查和观察。侦探被派到旅馆、监狱、海船里。任何一个可疑分子都遭到暗探的跟踪。如果这种抵挡手段不能奏效，立即动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严刑拷打。集合的暴力很快便显示出它的优势。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朋友这些年里一个又一个被关进伦敦塔幽暗的牢房里。施刑的绳索迫使囚犯招供，说出其他参与者的姓名。一个又一个密谋在刑具的铁钳中被夹得粉碎。即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偶尔通过使节成功地将函件与建议偷带出境，要过多少个星期，这样的一封信才能到达罗马或马德里，要过多少个星期，才会在那里的国务议事厅里做出复信的决定，又要过多少个星期，才能接到复信。就算这样，对于这颗热切、焦躁的心，对于期待着派来陆军和无敌舰队解救自己的这颗心来说，这种援助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多么不像个样子，令她感到难以忍受。被囚者、孤独者日日夜夜只想到自己的遭遇，总觉得别人在自由的有所作为的世界也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再把解救自己视为反宗教改革力量的当务之急，视为天主教教会的头一件和最重要的营救行动，无怪乎不能成事。事实上，别人自有小算盘，舍不得掏钱，彼此意见也并不一致。无敌舰队并未做好战斗准备。她的援助主力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善于祷告，却未能敢作敢为。他无意为这个女囚发动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他或者教皇有时送些钱去，收买一些冒险分子进行叛乱或谋刺。可是这些密谋总是不成气候，漏洞百出，很快就被泄露给嗅觉灵敏的瓦尔辛亚姆手下的暗探。于是在伦敦塔山刑场上留下几具四肢不全、曾遭严刑拷打的尸体，一再提醒民众：在某个城堡还活着一个被囚的女人，她硬要说自己本来是英国合法的女王，总有一些傻瓜兼英雄为她争取这一权利而卖命。
这种串通和密谋最终必定会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拽进毁灭的深渊。这个一辈子都改不了冒失脾性的女人单枪匹马从一座监牢里向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王挑战，等于开始了一场已经输定的赌博。这些情况每一个她的同时代人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1572年利道尔费阴谋败露之后，她的小叔查理九世气恼地说：“这个可怜的傻瓜不到人头落地总要使人不得安宁。他们一定会动真格要她的脑袋。明摆着她这是咎由自取，谁教她这么蠢。我知道，她已无可救药。”这话说得粗鲁，出于这样一个男人之口，他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只敢毫无危险地从窗子后面朝手无寸铁的正在奔逃的人们开枪，而对真正的英雄气概可以说一无所知。但从冷静权衡利害的角度来看，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选择容易一些，但也怯懦一些的投降道路，而是宁可明知无望，依然坚决硬干，无疑是愚蠢的做法。或许及时放弃王位继承权真的会使她从囚禁中解脱出来。很可能这些年里牢房的门闩一直留在她的手中。她只消低下头来，只消郑重而自愿地放弃所有涉及苏格兰和英国的王位权利，英国就会松一口气把她放走。伊丽莎白多次——绝非出于宽厚，而是出于畏惧（因为只要这个危险的女囚在她面前便等于对她控诉，这像梦魇一样压在她的心头）——试图让她有台阶可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判，向她提出公平的条件。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宁愿做一个戴着王冠的女囚，也不肯做一个没有王冠的女王。诺利斯看透了她的内心，在她被禁的最初几天里，他就说起过她：只要有一线希望，她便有足够的勇气坚持下去。她心高气傲，已经看清：作为逊位的君主，在某个令人齿冷的角落等待她的是一种多么卑微、可怜的自由；只有屈辱才能使她在历史上再度成为伟大的人物。她曾说过，她永远也不会退位，而且她最后的话语也必定是一个苏格兰女王的临终之言。她觉得自己的誓言比囚禁的监狱要牢固一千倍。
在这里，一味蛮干与一往无前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定，因为英勇与憨直总是两者同在。事关常识，桑乔·潘萨 总比堂吉诃德聪明；谈到理智，特西特斯 就比阿喀琉斯 冷静。哈姆莱特所言，在名誉攸关时刻，就是为了一根稻草也要战斗，这是千古不朽的英雄本色的试金石。当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反抗面对如此强大的优势几乎毫无希望，但还不能由于它并未奏效便说它毫无意义。这个貌似无能为力，形影相吊的女人正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在这么多年里，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烈地象征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且正因为她抖动身上的锁链，有时也震撼了整个英国，使得伊丽莎白心惊胆战。后人如以自己习惯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便会从错误的角度出发指指点点，同时也把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看法包括进去，然后就很容易说失败者愚蠢，因为他冒冒失失地进行了一场危险的斗争。可是实际上，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两个女人始终斗得难解难分。策划起来旨在使玛利亚·斯图亚特东山再起的密谋当中有一些如果稍微幸运、巧妙一点取得成功，对伊丽莎白来说确实是危及生命，有两三回她已遭到突然袭击，间不容发，真是死里逃生。先是诺塞姆伯兰纠合天主教贵族开始动手，整个北方陷于混乱之中，伊丽莎白好不容易控制了局势。接着诺福克施展阴谋，那更要危险得多。英国贵族的头面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伊丽莎白最亲近的朋友们如勒斯特都支持他同苏格兰女王结婚的计划，她为了鼓动他，已经给他写肉麻得要命的情书——只要能取胜，她什么干不出来？通过佛罗伦萨人利道尔费居间联系，西班牙与法国的军队已经做好登陆的准备，如果这个诺福克不是孬种——在此以前他曾怯懦地否认此事，已证明这一点，如果不是偶然因素：风向、天气、大海和泄密，这些也都从中作梗，破坏了这个计划，局面就会彻底改变，角色就会互相调换，玛利亚·斯图亚特就会驻跸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就会关在伦敦塔或者躺在棺材里。另一方面，诺福克的鲜血，诺塞姆伯兰和这些年里为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所有其他人的下场都未能吓退最后一个求婚者。又有一个人来向她求婚了：这就是奥地利唐璜，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菲力普二世的同父异母弟，勒潘托之役 的胜利者，自由骑士的榜样，基督教界武士之首：由于私生，与西班牙王冠无缘，他先想在突尼斯建立自己的王国，这时女囚伸出手来，另外一顶王冠从苏格兰向他示意。他已在荷兰组建一支军队，所有解救她的计划都已准备就绪，谁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同所有她的援助者总是倒霉——他身染恶疾倒了下来，过早去世。幸运之星从来不给任何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婚或者为她效劳的人照亮前进的道路。
细细想来，我们只能说：归根结底，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之争实际上取决于运气：所有这些年来，伊丽莎白总是走运，玛利亚·斯图亚特总是倒运。从潜力、从外表来看，这两个人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她们的运气完全不同。玛利亚·斯图亚特遭到了废黜，遭到了幸运的弃绝，她在牢房里策划的行动都成了泡影。派来攻打英国的舰队在风暴中撞得粉碎，使者迷了路，求婚者死去，朋友们在紧要关头丧失了精神力量，谁有意帮助她，谁其实是自掘坟墓。
所以诺福克在断头台上说的那一句话千真万确：“由她或为她着手去做的事情从来不见一件有好结果。”自从她遇上波思威尔那一天起，灾星便紧盯着她，寸步不离。谁爱她，谁就完蛋。谁爱她，谁就遭殃。谁对她怀有好意，谁就使她受到损害。谁为她效劳，谁就自己找死。像童话中黑色的磁石山吸住过往船只那样。她也将别人的命运纳入自己的命运，毁了别人。渐渐地围绕着她的名字形成了可怖的传说，说她有一种死亡的魔力。但是她的事业愈无望，她的斗志却愈强烈。长期悲惨的囚禁未能使她屈服，反而增强了对抗心理。她明知必败，却主动挑起最后的决战，以了结这段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