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8年5月16日至6月28日
毫无疑问，伊丽莎白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抵达英国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使她非常狼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臣子作乱，最近一年里，她的确出于君主相护的义气，尽量帮玛利亚·斯图亚特说话。她曾热情地——白纸不值钱，在外交文件上动笔写几句客气话易如反掌——向玛利亚·斯图亚特保证给予关切、友谊、亲情。她热情洋溢地，唉，热情过头地向她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她看作可靠的姐姐。可是伊丽莎白从来没有邀请玛利亚·斯图亚特到英国去。相反，多年以来她一再使两人见面一事成为泡影。可现在这个给人添麻烦的女人却突然来到了英国，来到了不久以前她还神气活现地自诩为其正牌女王的英国。事先既未询问，亦未得到邀请，也未提出要求，她就这样来了，劈头便提过去仅仅意在借机喻事的友好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第二封信里就不征询伊丽莎白是否愿意见她，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我请求您尽快派人来接我，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境地，不仅对一位女王，就是一个普通贵族妇女也太艰窘。我现在除了第一天越过原野奔驰了七十英里才保住的这条性命，其他一无所有。如果您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同情我一言难尽的遭遇，您就会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同情，这确实是伊丽莎白最初的心理活动。她要将这个女人从王位上撵下来，现在这个女人自己倒台了，用不着她去动手，这必定大大地满足了她那颗高傲的心。她这回可以将这个过去不可一世，如今屈膝下跪的女人扶起来，俨然以一个保护神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将她拥在怀里，在世人面前这将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因此，大度地邀请这个已被推翻的女人是她真正的初衷。法国使节写道：“我已获悉，女王在枢密会议上竭力维护苏格兰女王，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她准备按照玛利亚·斯图亚特原有的身份和荣耀，而不是按照目前的处境会见她尊重她。”伊丽莎白怀着强烈的世界历史使命感打算信守诺言。要是她按油然而生的情感行事，也就会保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命和她自己的名声。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是独处一隅。在她旁边站着塞西尔，他那钢青色的眼睛里闪射着阴冷的光芒，他用一副铁石心肠在政治棋盘上走了一着又一着。此人冷静，坚韧，工于心计。那个喜怒无常，风吹草动也会受到影响的女人早有预见，所以将他放在身边。塞西尔绝无音律的清雅，绝无浮想的奇幻，生就清教徒式的天性，发自内心地憎恨玛利亚·斯图亚特那种激情迸发、放浪形骸的气质。塞西尔坚定不移地崇奉新教，厌恶这个天主教的女信徒，而且完全相信——他的私人笔记说明这一点——她是杀害达恩莱的同谋与帮凶。伊丽莎白表示愿意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助以一臂之力，他马上就加以阻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如果同这个很难伺候的恣意妄为的女人有了瓜葛，就得承担许许多多责任。多年来，她到哪里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在伦敦以接待国王的礼仪欢迎玛利亚·斯图亚特，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她对苏格兰拥有统治权，英国就有义务用兵和花钱对付莫雷与那些勋爵。塞西尔根本就不想这么做，因为唆使这些勋爵起来作乱的就是他自己。在他眼里，玛利亚·斯图亚特从来就是，现在还是新教的死敌和英国的主要危险。他成功地使伊丽莎白确信这种危险性。英国女王听到她自己的贵族在她自己的土地上以什么样的仪式欢迎苏格兰女王感到不高兴。信天主教的勋爵中最有权势的诺塞姆伯兰把她请到自己的城堡里。信新教的贵胄中最有影响的诺福克去拜望了她。所有人看来都让这个女囚给迷住。伊丽莎白生性多疑，作为女人又虚荣到了愚蠢的地步，于是很快便打消了宽宏大量地邀请玛利亚·斯图亚特进宫的念头，这个女君主会使她黯然失色，使本国那些不满分子将其视为备受欢迎的王位接替者。
仅仅过了几天，伊丽莎白便抛却了善心，打定主意既不让她进宫，也不让她离开英国。如果伊丽莎白在某一件事情上说法做法都一清二楚，那么她便不成其为伊丽莎白了。像在政治活动上那样，在人道问题上模棱两可也总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它使人无所适从，不得安宁。伊丽莎白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应负的深重而不容置辩的罪责就从这里开始。命运向她奉送梦想多年的胜利：她这个敌手公认为具有一切高尚品质的光辉榜样，如今却用不着伊丽莎白亲自动手，便已可耻地被人打倒。这个女王伸手要摘她的王冠，如今却失去了自己的王冠。这个女人自以为有合法继位的权利，对她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如今却站在她面前乞求给予帮助。现在伊丽莎白可以有两种做法。英国一向宽以待人，向每一个逃亡者提供避难的机会，此时也可以给予这个请求者以同样的权利，这样一来，便从道义上使对方跪倒在地。或者伊丽莎白也可以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她在本国逗留。这一种做法或者另一种做法都可以戴上公正合理这一顶神圣的王冠。人们可以接纳一个求助者，也可以拒绝一个求助者。但是有一种做法却背离天地之间任何公正合理的准则：将一个求助者引诱过来，然后又违反其本人意愿加以扣留。尽管玛利亚·斯图亚特明确要求离开英国，但伊丽莎白就是不让她走，而是借助花招与谎言、奸刁的承诺和隐蔽的暴力将她扣住，通过这种阴险的囚禁驱使一个已经低下头来、遭到失败的女子身不由己地越走越远，终至陷于在绝望中挣扎，在罪责中打滚的死路。
这样明目张胆地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成了伊丽莎白一生品格中永远也洗刷不了的污点，比以后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判处和执行死刑还要无法辩解，因为强行扣留她缺乏做得有理的任何借口。拿破仑逃到贝勒罗封号战船上 ，并在那里要求英国给予避难权——人们有时以此作对比的例子来反证，英国认为这是装模作样的闹剧，当然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法国与英国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拿破仑身为敌军统帅，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死死地盯住大不列颠的大动脉。相反地，苏格兰与英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两国十分和睦，伊丽莎白与玛利亚·斯图亚特多年来互以朋友与姐妹相称。玛利亚·斯图亚特逃到伊丽莎白处，可以递给她那枚戒指，那是一件“纪念品”，友好情谊的信物。玛利亚·斯图亚特可以援引伊丽莎白说的那些话：“世界上没有人会这样热情地倾听她的诉说。”她还可以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伊丽莎白收留过所有逃到英国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臣子，收留过莫雷和莫顿，收留过杀害里齐奥的那些凶手，收留过杀害达恩莱的那些凶手，尽管他们都犯了罪。而且说到底，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英国不是要求得到王位，而是只有一个无足轻重的请求：希望能在英国平安度日，或者如果这对伊丽莎白有不便之处，就让她转去法国。伊丽莎白当然知道，她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甚至塞西尔也了解这一点。他亲笔写下的一页记述（见《关于苏格兰女王》）可以作证。他写道：“人们不能不帮助她，因为她来这里是出于自愿对女王的信任。”可见这两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很明白：难觅一根正义的细绳，把它编成一条不义的粗索。可是如果不在局面难以应付时编造种种借口与遁词，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那么什么才算是政治家的任务呢？既然扣留这个逃亡的女子并无言之成理的缘由，那就得编造一个说法。既然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无任何加害于伊丽莎白的罪责，那就得使她变成有罪之人。但是只能谨慎行事，外界众目睽睽呀。一定得悄悄地，隐蔽地张网，把这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女子罩住，趁她还未觉察到意图所在，收紧它，再收紧。等到她——为时过晚——想挣脱时，随着每一个手忙脚乱的动作，会将自己缠得更紧。
这一罩住与缠住的手法始于种种礼遇与客套。伊丽莎白身边地位极高的贵族当中有两位，即斯克罗普勋爵和诺利斯勋爵急忙——多么体贴——作为迎宾骑士被派往卡立斯尔去见玛利亚·斯图亚特。但是他们的真正的任务却既机密又复杂。他们以伊丽莎白的名义欢迎这位贵宾，向这位已被废黜的女王对她的遭遇表示惋惜。同时，他们还要稳住这个情绪波动的女人，使她安下心来，免得她过早警觉，向外国宫廷要求援助。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则在暗中交给他们，叮嘱他们对这个其实已经被囚的女人严加看管，阻挡所有来访者，没收所有信件。而且在同一天派了五十名执戟兵到卡列斯尔也绝非偶然。除此以外，斯克罗普和诺利斯要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所说的每一句话立即向伦敦报告，因为在那里人们迫切而焦急地盼望得到的莫过于玛利亚·斯图亚特终于有把柄落入他们的手里。他们可以为已成事实的拘禁补找一个借口。
威廉·塞西尔
诺利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刺探的任务。他运笔灵巧，极其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人们一再看到，这个女人偶尔在聚精会神的时刻使得最有头脑的男人也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敬佩的心理。弗朗西斯·诺利斯写信给塞西尔说：“无疑地，她是女中人杰，恭维不能使她动心。同样的，看来只要她认为对方为人正派。她也并不在意对方说话直来直去。”他发现，她能言善辩，头脑灵活。他赞扬她心性正直，胸怀坦荡，和蔼可亲。但是他也觉察到狂放的傲气啃噬着她这颗心。“她急切渴望得到的是胜利，与此相比，财富与世上其他一切她都看不上眼，认为无足轻重。”——可以想象，生性多疑的伊丽莎白读到她的敌手具有这些特点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她马上便铁了心下毒手。
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听觉也很敏锐。她很快就注意到：两位使者亲切地慰问与致敬只是虚与委蛇的手法。两人之所以这样巴结，这样随顺地同她对话，是为了避开不谈某些事情。像吃苦药一样，拿一大堆奉承话掺在里面使它变甜，人们慢慢地，一点一滴地透露给她：她没有把所有对她的指控洗刷干净，伊丽莎白不想接待她。亏得在这当中伦敦那些人想出这个干巴巴的遁词，这就掩盖了将玛利亚·斯图亚特晾在一边，留住不放的赤裸裸、冷冰冰的意图。玛利亚·斯图亚特或许没有看穿这个圈套，或许假装并未领会这样推托的伪善本质。她贸然激动地表示愿意申辩。“但是当然只向我认为身份相当的，仅有的一个人，向英国女王一个人申辩。”她说，越快越好，不，她想马上就去，“扑进她这个知心人的怀里。”她迫切地请求，赶快让她去伦敦，先不要考虑其他情况，先听她申诉，驳斥人们狂妄地损害她名誉的诽谤。她说，她乐于请伊丽莎白评断是非，当然只是她一个人。
伊丽莎白最要听的就是这句话。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原则上同意申辩，伊丽莎白就有了第一个突破口，将这个作为客人来到英国的女人慢慢地拖进一场讼争里去。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慎之又慎，免得这个已经感到不安的女人过早地惊动外界。采取关键步骤，致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最终名誉扫地之前，先得让她陶醉在种种承诺之中，这样她才会不声不响地、毫不挣扎地引颈受戮。于是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人们要是不知道枢密会议此时早就决定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便会觉得这封信的口气令人感动：信里委婉地拒绝了亲自接待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狡猾的女人写道：“夫人，我听了哈里斯勋爵的奏报，他说您想在我面前解释您所受到的种种指责。夫人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想听您申辩。谁都不会更加乐意地听取旨在恢复您名誉的每一句解释。但是我不能为了您的事情拿我自己的威信去冒险。跟您实说，人们已经认为我只想为您辩护，却不睁开眼睛看看您的臣子指控的那些事情。”可是这样巧妙地拒绝以后，却更狡诈地继之以引诱。伊丽莎白郑重许诺——人们必须在这几句话下面画线加以强调——“君主一言九鼎：无论是您那些臣子或者是我可能从自己那些谋士得到的忠告，都不会促使我要求您去做任何有损或涉及您名声的事情。”这封信越写越急切，越写越顺耳，“我不能让您来见我，您觉得奇怪吗？我请您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如果您洗刷了这种嫌疑，我一定以最高的礼遇接待您。在此之前，我不能见您。但是我向上帝起誓，在此之后，永远也不会有人抱着更好的愿望见您，对我来说，这将是世间万千乐事的第一件。”
这些话给人以安慰、温暖，说得入耳而熨帖，却掩盖了冷酷无情的真相。送信的使者同时受命最终要向玛利亚·斯图亚特说清楚，向伊丽莎白当面解释绝无可能，只能按章办事侦查在苏格兰发生的案情。当然，此事暂时还得一本正经地用比较体面的叫法“会议”来遮掩。
一听到讼争、侦查、判词这类字眼，高傲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像碰到烧红的铁块一样跳了起来。她抽泣着流下愤怒的眼泪：“我别无法官，除了天主，谁都不能审判我。我知道我是什么人，也知道我的身份所拥有的权利。我出于自愿，出于我对女王，即对我姐姐的充分信赖，曾经建议请她评断我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她不同意我去她那里，这件事怎么能进行呢？”她语带威胁地宣称（这句话已经不折不扣地说中了！）：要是伊丽莎白把她扣留在英国将一无所得。于是她提起笔来，激动地回答道：“哎呀，夫人，您在哪里听见过可以指摘一位君主，因为他倾听人们诉说遭到无理的指控？……夫人，您别以为，我来这里是为了苟全性命——全世界和整个苏格兰都并没有否认我，我来英国是为了恢复名誉，寻求支持，谴责诬陷者，并不是认为他们的身份与我相同，向他们进行申辩。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我挑选了您，我最近的亲戚和最好的朋友。这样，我可以在您面前指责那些人，因为我当时以为，吁请您恢复一个女王的名誉，您会以此为荣。”她说，她逃离一座监狱，到这里又被扣留在“与此相差无几的另外一个牢房中”。最后她强烈要求伊丽莎白明确自己的做法——这正是任何人向伊丽莎白提出，但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求：要么给予帮助，要么给予自由。玛利亚·斯图亚特说，“出于善意”她愿向伊丽莎白申辩，但不愿意以诉讼的方式向她的臣子解释，除非将他们的两手捆住押解到她的面前。她满脑子君权神授的意识，拒绝将她与臣子等量齐观。她说，如果这样，还不如去死。
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观点在法律上无可辩驳。英国女王完全没有处置苏格兰女王的权利。一件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谋杀案，用不着她来侦查；也用不着她来干预一个外国君主同这个君主的臣子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伊丽莎白在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因此她设法尽量用甜言蜜语诱骗玛利亚·斯图亚特使她离开不败之地，将她引入讼争的泥泞。伊丽莎白说：不是，不是作为法官，而是作为朋友和姐姐。她希望能够澄清此事，唉，要想了却终于能够亲眼见到心仪的表亲，使她得以恢复王位这个心愿又非这样不可。为了促使玛利亚·斯图亚特离开稳固的阵地，伊丽莎白做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保证，装得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被诽谤者的清白，好像这场讼争同玛利亚·斯图亚特无关，只是针对莫雷和其他叛逆的官司。她谎话连篇，表示由她负责，一定做到在这次侦查中不许讨论任何有损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事情——这一承诺如何兑现，人们以后自会看到。伊丽莎白信口雌黄，哄骗居间谈判的那些人，说：不管侦查结果如何，一定保证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女王地位。可是在伊丽莎白信誓旦旦、大包大揽的同时，塞西尔首相却在另一条路轨上飞驰。在侦查这件事情上为了使莫雷听话，他又背地里加以抚慰，说：绝对不会重新将他的妹妹扶上王位——可见两面手法并非当代的政治发明。
玛利亚·斯图亚特很快便觉察到人们在暗中布下天罗地网，引她入彀。就像伊丽莎白不会被她蒙骗，她对这个满嘴情义的表亲安着什么心也不是不清楚。她自卫，她抵制。她不止一次写信去，一会儿让人听着舒服，一会儿尖酸刻薄。而伦敦方面再也不松开收网的绳索，慢慢地越来越紧，在皮肉里越陷越深。为了加大心理压力，逐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让她明白，他们已经铁了心，如有必要，如果吵闹，如果抗拒，他们就会使用强制手段。提供给她的各种方便缩减了；她不能再接待来自苏格兰的朝见者；每次骑马外出，随她一起的骑兵不少于一百名。而且有一天来了一个通知，使她感到意外：将她从卡列斯尔——这里濒临大海，至少可以远眺，说不定哪天来一条小船帮她逃离此地——转移到约克郡那座万无一失的博尔顿城堡中“一所非常坚固，非常漂亮，非常高大的房子”里。当然这道无情的命令也像裹着蜜糖一样极为动听，利爪还藏在柔软的绒毛里面：人们在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前断言，说：伊丽莎白安排这次搬迁是出于关切之情，这样她就觉得离玛利亚·斯图亚特近了一些，书信往来也更方便；住在博尔顿，玛利亚·斯图亚特“会有更多的乐趣和自由，她那些敌人也就完全无法加害于她。”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并非那么天真，自然不会相信伊丽莎白对她这般厚爱。她继续自卫，抵制，虽然明知大势已去。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苏格兰回不去，法兰西不能去。有目共睹的处境越来越难堪。她吃别人的面包活命，她向伊丽莎白借来衣服蔽体，孤单一人，与所有真正的朋友完全隔绝，周围全是她那个死对头的臣子。逐渐地，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不知如何抵制才是。
果如塞西尔所料，她终于铸成伊丽莎白翘首以待的大错。在一个警惕松懈的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表示愿意进行侦查。这是她所犯的最大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她原来坚持的不容侵犯的立场是：伊丽莎白不能审判她，不能剥夺她的自由，她作为女王与宾客不能接受异国的判决。现在她却由着别人驱使自己背弃了这个观点。玛利亚·斯图亚特总是只能短暂而剧烈地爆发出勇气，却始终缺乏一个君主必须具有的坚韧的毅力。她感到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便想事后再提条件，在被诱骗表示同意之后，至少可以抓住那条将她推向深渊的手臂，却是枉费心机。1月28日她写信说：“不会有任何事情我不按您所说的去做，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格和作为君主的真诚。”
然而一旦束手就擒，事后说理、求情全都无济于事。胜者自己认为浑身是理，对败者来说，这就成了无理可讲。败者遭殃！